文津俱樂部

文津俱樂部，原稱「養蜂夾道俱樂部」，1958年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成立，位於北京中南海附近，作為中央高級幹部開會、會客、休閒、娛樂、健身的活動場所，文化大革命期間關閉後原址被改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文革後重新開放，現隸屬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幹部局^{[1][2][3][4][5]}。

歷史沿革

俱樂部成立

1958年10月，經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批准，該俱樂部正式成立^[1][3][6]。俱樂部的領導關係掛在北京飯店，對外公章為「北京市人委交際處招待所」^[7]。據王大明回憶，該俱樂部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鄧小平、彭真等人根據中共中央高級幹部們的意見提議建立的^[4][7]，地點由萬里選中^[8]。作為中共黨內副部長以上、軍隊少將以上領導幹部開會、會客、休閒、娛樂、健身的活動場所，人們習慣稱其為「養蜂夾道」^[1][4][7]。北京市公安局工作人員朱慧擔任養蜂夾道的副書記兼主任^{[5][9][註 1]}。

養蜂夾道原本是一條胡同的名字，位於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13號（原址現為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在中南海後門馬路對面、北京圖書館（今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館）西側，起初該俱樂部的門牌號是養蜂夾道1號，所以人們將該俱樂部俗稱為「養蜂夾道」^[1][5][7][6]。該俱樂部與中南海北門隔文津街相望，平常俱樂部院門緊閉，只有領導專車出入時大門才會打開^[1][5][6][9]。門內一條長廊直通南北，長廊兩側排列着8個四合院，長廊盡頭是假山和網球場，後湖與北海相連^[3][5]。

初期活動

參見：三年困難時期和中華人民共和國特供體制

1959年10月，國務院總理周恩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十周年宴會上講話。

養蜂夾道俱樂部最初的功能包括：網球、檯球、打牌、釣魚、下棋等健身活動；洗澡、理髮、修腳、搓背等服務項目；零點餐廳提供菜餚^[5]。每個月底會計拿着賬單讓高級幹部們結賬^[1][5][6]。而據前新華社高級記者楊繼繩所著的《天地翻覆: 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一書等資料記載^[3][11]：

從各文工團選來的漂亮女演員為重要領導人作舞伴。從北京的十大飯店抽調了招待員和高級廚師、理髮師、高級修腳師。公安部則派來了警衛部隊和保衛人員。在這裡想吃什麼就有什麼，即使在大饑荒年代，也是一應俱全，而且都是按首長的要求定做。不到一年，養蜂夾道就容納不下了。中央和北京市領導人決定在西面占用七公頃地，再擴建三座大樓，供高級幹部們吃喝玩樂等。他們要求這個所謂的「08」工程，要「20年不落後」....

另據官方文獻記載，1958年秋末冬初，北京飯店派川菜名家羅國榮帶着黃子云、於存幾個徒弟前往養蜂夾道高幹俱樂部出外會，中央領導人周恩來、鄧小平、陳毅、賀龍、葉劍英等都悉數參加了當天的宴會^[12][13]。此外，官方文獻披露，1950年代末至1960年代前期，每逢「十一」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慶、「五一」國際勞動節，北京市總會舉行盛大的群眾遊行，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鄧小平等黨和國家領導人在天安門城樓檢閱遊行隊伍後，中午到養蜂夾道用餐，由中共北京市委招待，北京飯店、四川飯店、全聚德烤鴨店都會送來菜餚^[1][5][6]。

1963年5月，鄧小平等人在北京景山公園慶祝五一勞動節。

毛澤東平時則極少來養蜂夾道俱樂部，只在這裡宴請過朝鮮首相金日成、越南主席胡志明^[1][5][6]。周恩來總理來的次數較多，有時來理髮，多數是來開會，有時會議結束後在這裡吃頓便飯^[1][5][6]。來這裡最多的是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他經常在這裡開會、會客或找人談話，或是來打檯球、打橋牌^[1][4][6]。

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開工作會議，討論「八字方針」，並在1961年1月14日-18日舉行的中國共產黨八屆九中全會正式通過這一方針，標誌着「大躍進」的停止^{[14][15][16][17]}。在這次中央全會上，鄧小平代表中央書記處宣布成立「10人小組」，包括薄一波、谷牧等人，負責組織經濟部門和工交戰線落實中央確定的「八字方針」^[17][18]；周恩來則專門在養蜂夾道為「10人小組」安排了辦公室，白天部長們各自在本機關工作，晚上到這裡集中辦公^[17][18]。

文化大革命前後

據《天地翻覆: 中國文化大革命歷史》一書等資料記載，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爆發前，養蜂夾道俱樂部的「08」大樓擴建工程已蓋了六年但尚未完工，花費超1000萬元人民幣，單電梯門就反覆修改重裝了約20次，且由於北京市委在人力物力上無法承擔，薄一波、呂正操、孫志遠等人即以中央的名義到各地搜集建築材料和設備^[3][11]。樓內房間按等級劃分，有中央領導人級別的，也有部長級別的，樓內地下室還修建有射程50米的打靶場，並裝有隔音設備^[3][11]。招待費由國家財政報銷^[3][11]。

此外，文革前，中共中央高級幹部打橋牌一般都來該俱樂部，鄧小平酷愛橋牌，一起打得較多的是張致祥、萬里、吳晗，其中固定對家是張致祥；此後鄧小平打橋牌較穩定的搭檔便是丁關根、王漢斌、王大明，其中固定對家是丁關根^{[註 2][1][4][8][6][19]}。經常來俱樂部打橋牌的還有時任中共北京市委副秘書長項子明、工業部副部長陸禹、《北京日報》總編輯週遊、中國共青團中央書記胡耀邦、胡克實等人^[1][4][8]。當時在俱樂部觀看打橋牌的高級幹部不少，時任鐵道部部長呂正操、一機部部長趙爾陸等人看的時間特別長，國務院總理周恩來也曾觀戰^[4]。

養蜂夾道俱樂部原址在文革期間被改建為解放軍三0五醫院，由毛澤東保健醫生李志綏擔任院長，當時專門給黨和國家領導人看病^{[1][6][20][21][22]}。

1966年文革爆發後，鄧小平被作為「第二號修正主義分子」打倒，養蜂夾道的這批牌友也大多被打成「走資派」^[4][8][11]。養蜂夾道則被指為是「招降納叛、網羅牛鬼蛇神的『裴多菲俱樂部』」，曾被稱作是「三家村」、「四家店」反黨活動的「黑據點」，文革發動後很快在1966年8月1日關閉^{[1][4][5][8][11]}。毛澤東的保健醫生李志綏在其《回憶錄》中提到，1970年汪東興對他說：「現在北京醫院還沒有恢復秩序，主席有了病，沒有地方可以住院。我們已經將養蜂夾道的高級俱樂部（位於中南海外北海附近）接收了，正在這裡組建一個醫院，名字叫解放軍三0五醫院，這是專治主席和其他領導人準備的。已經同意任命你（指我）為院長。」^[20]

1973年，鄧小平第二次復出政壇後，有人建議恢復高幹俱樂部，未獲鄧小平同意^[19]。據王大明回憶，鄧小平小平第二次復出後，鄧小平和他們這些之前的牌友互相都沒聯繫，「估計那個時候他也沒找過其他人打牌，因為『文化大革命』期間批判他的罪狀里，也有借打牌搞『裴多菲俱樂部』這一條。」^[4] 文革發動標誌《五一六通知》的起草人之一、中央文革小組成員戚本禹在其《回憶錄》中提到：「1959年國家進入困難時期，毛主席、總理都很節儉，可是鄧小平在養蜂夾道還是大魚大肉不斷，山珍海味不斷，而且還有各種娛樂設備，搓、摸、洗、泡什麼都有，改革後出來的會館就是養蜂夾道那個模式的。他實際上從那時就墮落為腐敗大官僚了，但毛主席還不知道。」^[23]

改革開放後

改革開放後，該俱樂部恢復開放，1980年代中國作家協會通常在養蜂夾道俱樂部舉辦活動，可游泳、看電影或開展其他娛樂，也可喝茶聊天^[24]。

後來這裡定名為「文津俱樂部」，隸屬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幹部局，服務對象改為中央副部級以上離退休幹部^[2]。

參見

• 中國共產黨主題
• 北京主題
• 中國建築主題

• 中華人民共和國特供體制
• 中共中央辦公廳老幹部局
• 萬壽路俱樂部
• 中國人民解放軍第三〇五醫院
• 文津街

注釋

1. 朱慧的丈夫金映光，1950年2月被任命為北京市公安局第五處第一副處長，此後分別擔任北京市公安局福利保健委員會副主任、北京市服務局副局長、北京市第二服務局黨委副書記、局長，全國華僑事務委員會委員，北京市第五、六屆政協委員^[10]。
2. 為了響應1961年春毛澤東在廣州主持召開中央工作會議（即「廣州會議」）討論《農村工作六十條》時，發出的全黨大興調查之風的號召，1961年鄧小平前往北京市順義縣農村調查，休息時想玩橋牌，便讓中共北京市委第二書記劉仁找人，劉仁找了王漢斌，王漢斌約王大明一起去。後來中華人民共和國鐵道部部長呂正操又推薦了在鐵道部工作的丁關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