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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特供體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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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華人民共和國特供體制，是一套由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組織，向政府官員和特殊人士提供特定物品供給和生活服務的制度[註 1]，其中高級幹部終身可以享受此類特殊待遇[1][2][3][4][5]。這一制度建立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獲得了蘇聯方面的一定協助，最初服務於以毛澤東為首的「五大書記」等副總理級別以上的官員以及部分中央委員，此後在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面向高級幹部的特供體制，由中央政府正式施行[1][2][3][5][6]。改革開放後，1989年7月，中共中央曾一度下發文件「取消特供」[7][8]，但該制度事實上還在持續[4][9][10][11]。特供體制被認為是造成中國社會食品安全問題、醫療不公等現象的重要因素之一[5][12][13][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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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沿革
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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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共產黨內的特供制度起源於1941年延安時期，時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任弼時依照蘇聯體制，建立了黨內各項用品及伙食待遇的等級供給制[16][17][18][19]。1949年10月中共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政權後，中共中央辦公廳、公安部決定，在北京玉泉山規劃改造過程中，在附近建立香山農場（今稱巨山農場），開啟了中華人民共和國為高級幹部服務的農產品特供制度[1][2][3][20][21]。此外，建國初期，部隊和機關單位仍延續着延安時期的「供給制」，幹部伙食分為大、中、小三灶，小部分高級首長享受着「小灶」特權，許多部長級高官家中都有很有名的廚師[17][22][23]。
1950年2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和蘇聯簽訂了為期30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隨後蘇聯派出了兩位醫療保健與食品營養研究方面的專家前往北京，對香山農場的產品、規模、保鮮、消毒、化驗、防疫各方面都提出不少建議[1][2][3][20][21]。香山農場最初規劃占地約600畝，由中共中央辦公廳警衛局管理，產品由警衛局供應科收購，還建立了一套食品安全檢驗流程[註 2]，專門服務於副總理級別以上的官員和部分老中央委員，優先供應「五大書記」（毛澤東、劉少奇、周恩來、朱德、陳雲），其他領導人只能按照「先來後到」、多則多給、少則少供來解決[1][2][3][20][21]。
至1956年前後，為中央領導人、外賓以及秦城監獄特供食品的北京市食品供應處34號供應部成立[25][26][27]；同時香山農場也開始擴展，在原有香山農場的基礎上，以部隊人員為主，組建了一個常年的生產班子，被習慣稱為「玉泉山農場」[1][2][3][20]。玉泉山管理處的工作人員還在開荒期間栽種了果樹，並將果品分為一、二、三級，以蘋果為例：一級最好，專供首長，市場價每斤兩角五分；二級次之，供機關幼兒園，每斤一角五分；三級最差，供機關工作人員（包括首長孩子），每斤一角左右[1][2][21]。此外，據原中央警衛局工作人員、總特灶伙食組組長張寶昌回憶[2]：
有一年初夏剛至，天氣較熱，毛主席提出要吃桔子，然而時間不對，老的沒有，新的要等到9月才能上市。報告上去，不知什麼原因，毛主席火了，駁斥道：「現在正是摘桔子的時候，怎麼會沒有，我要吃，叫他們去辦。」結果還是沒有鮮桔子，只好用罐頭產品替代，毛主席自然很不高興。
在這之後，農場開始專門為毛澤東種植反季節蔬菜和瓜果，如苦瓜、青椒、木耳菜、南油菜、無籽小西瓜等等[2][3][20][21]；有人稱之為「專供中的特供」或「我們種的是黨中央一塊小小的自留地」[2][21]。除農產品以外，建國初期的茅台酒是省級部門才能獲得的特供酒[28][註 3]，自1951年起中央貿易部還模仿蘇聯的小白樺商店，在北京、天津、上海、廣州、瀋陽五個城市建立了高級消費品商店，即「友誼商店」的前身，特供外賓和高階官員[31][32][33]。
1956年中共八大前夕，中央組織了12名服裝技師為毛澤東特製中山裝，後稱「毛裝」，1958年這批技師加盟了位於北京東交民巷的「紅都服裝店」，此後為中央領導人訂製特供服飾[34][35][36]。與此同時，1956年6月國務院通過《關於工資改革的決定》，實行職務等級工資制，把幹部分為30個行政級，最高級工資比最低級工資高出28倍[23][37][38]；高級幹部多數因工作關係還享受着秘書、警衛、司機、勤務、保姆、廚師以及醫療和專車、住房等特殊待遇，且這方面也照搬了蘇聯經驗，嚴格按照等級來劃分特殊待遇標準，比如幾級可配廚師，幾級可配勤務，幾級可配警衛，幾級可配秘書，幾級可配專車，且不同級別的幹部享受何種檔次和牌子的專車等都有具體規定[23][39][40][註 4]。原全國政協常委周鯨文在《風暴十年》一書中提到，「就如毛澤東、周恩來、劉少奇、朱德一級的人物乘坐從蘇聯買來的吉士[註 5]，部長級的坐蘇聯的吉摩[註 6]，部長以下乘坐美國的汽車，或是蘇聯產品勝利牌，再次就是機關公用車，那是一些雜牌舊車。」[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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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中國大陸1958年「大躍進」以及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全國範圍的大饑荒造成數千萬人非正常死亡[49][50][51][52][53]。1958年10月，國務院批准在北京中南海附近成立養蜂夾道俱樂部，作為特供副部級以上幹部開會、會客、休閒、娛樂、健身的活動場所[40][45]。1960年5月，北京市百貨大樓成立了「出國人員服務部」，在四樓七號房以「特需」為名為高級幹部和家屬提供當時稀有的食品和商品[27][54][55][56]。
1960年7月30日，為應對糧食緊缺和饑荒，時任國務院副秘書長齊燕銘擬訂了《關於對在京高級幹部和高級知識分子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問題的報告》，8月1日中共中央辦公廳同意報告內容並發至中央各部、全國人大、國務院、全國政協、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檢察院、中國科學院等機關單位[6][57]。11月9日，中共中央將該報告下發至全國各地區時，將「在副食品供應方面給予照顧」改為「特需供應」，並認為此報告原則上也適用於全國各地區，自此建立了全國統一的面向高級幹部的特供體制[5][6][57][58][59]。以下是部分人士對大饑荒時期特供的回憶。
- 高幹韋君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特供：「後來，中央終於決定實行幹部食物補貼。大概因為有些年老的民主人士吃不消這樣的苦，有的已經病倒了。補貼辦法是十七級以上的每人每月糖一斤、豆一斤，十三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二斤、蛋二斤，九級以上的每人每月肉四斤、蛋二斤。」[60]
- 當時中共甘肅省委書記汪鋒向毛澤東寫了一份調查報告：1961年4月27日至29日，汪鋒同志帶了五個人在甘肅臨夏州新集公社新1號生產大隊調查農村食堂時對婦女病和婦女生育情況作了深入調研，發現甘肅大饑荒三年裡農村出現了比較少見的婦女病，如子宮脫垂和閉經。子宮脫垂為飢餓造成的營養不良和過重的體力勞動等因素所致，過度飢餓引起閉經，只有幹部妻子經期正常[61]。
- 全國人大常委會副委員長程潛的女兒程丹在接受《國家人文歷史》雜誌專訪時回憶：「北戴河即便是困難時期，供應一直不錯。」[62]
- 歷史學家王曾瑜回憶三年困難時期時稱，看到高幹身份的北京大學校長脂肪豐富的腹部，心裡就生氣[63]，而「在寒冬臘月，北風成天呼嘯的時候，村里三天兩頭死人嚎喪。死的都是老人，其實是在饑寒交迫之下，得了感冒，便成不治之症。」[64]
此外，自1958年大躍進及三年困難時期（1959-1961年）起，中國大陸許多省市大興土木，專門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修建住宅甚至行宮，即「一號賓館」、「一號樓」或「一號別墅」等[65][66][67][68][69]。譬如，1959年6月毛澤東返回故鄉湖南韶山，曾向陪同的時任湖南省委第一書記周小舟提出在「吊須洞（今滴水洞）那裡建一個草棚子」，並希望有一天「解甲歸田在此頤養天年」[70][71][72]；但在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上，周小舟被打倒，而後毛澤東於1960年5月中旬再度回到湖南時，與新任湖南省委書記張平化又一次說起韶山有個滴水洞，在那裡修房子很好[72][73][74]。於是，1960年下半年，韶山滴水洞的山中別墅開始動工興建，1962年完工[70][71][73][74][75]。而林彪、葉群夫婦則選在江蘇蘇州南園修建行宮，先後三次入住，其子林立果等人於1971年還曾在此醞釀推翻毛澤東統治的《五七一工程紀要》[76][77][78][79]。
另一方面，在中國社會長期物資缺乏，普通民眾食品和日用品短缺的大背景下，特供範圍擴大，譬如「中南海」香煙的前身就是毛澤東選定的2號特供煙[28]，此外中央領導人的特供煙還包括長城雪茄[80][81]、熊貓香煙[82][83]、中華香煙[84]等等，至1971年文化大革命時期，中共中央辦公廳在北京中南海附近成立「132小組」，專門為毛澤東等中央領導人生產特供香煙[80][85][86][87]。而為毛澤東個人特供的物品中，還包括譬如湖南醴陵的「毛瓷」和江西景德鎮的「7501毛瓷」等[67][88][89][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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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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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
撥亂反正、改革開放後，1979年11月13日，《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出台，其中提到高級幹部的水電費應自理，公私混用不能分別裝電錶、水錶的，根據水電的實際消耗，按比例合理分攤[4][120]。1980年8月18日，鄧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上作了《黨和國家領導制度改革》的講話（俗稱「8.18講話」），認為黨和國家現行的一些具體制度中存在不少的弊端，主要包括「官僚主義現象，權力過分集中的現象，家長制現象，幹部領導職務終身制現象和形形色色的特權現象」，進而提出要改革黨和國家的領導制度以及其它制度[65][121][122]。鄧小平在此次講話中還提到[65][121]：
還要說到，一九五八年以後，到處給毛澤東同志和其他中央同志蓋房子，「四人幫」垮台後，還搞中南海地面工程，都造成很壞的影響，很大的浪費。此外，至今還有一些高級幹部，所到之處，或則迎送吃喝，或則封鎖交通，或則大肆宣揚，很不妥當。以上種種嚴重脫離群眾的事情，從中央到各級不許再做了。
此外，1980年，為慶祝五一勞動節，胡耀邦等中央領導人以中央辦公廳的名義發出請柬，邀請在京各部門主要負責人參觀北京中南海內的毛澤東故居[123][124][125]；此後，中南海開放範圍擴大，且部分地點對普通民眾開放、直至1989年，開放部分包括豐澤園（毛澤東故居）、靜谷、瀛台等地，每到周末和節假日有組織地接待群眾參觀，最多一天接待超過上萬人[123][124][125][126]。北京人民大會堂、國務院小禮堂、中辦警衛局禮堂等地也曾一度對民眾開放[123]。
1981-1986年，時任福建省委書記、中共改革派官員項南曾一度在福建省內推行過取消特供的改革[131][132][133]。依據評論人士高新等人的說法，項南取消特供的改革觸怒了陳雲等中共保守派人士，遭到保守派打擊，於1986年下台、被調離福建[134][135][136]；另一案例則是，時任中央辦公廳主任王兆國曾試圖在中央進行取消特供的改革，以配合中共中央總書記胡耀邦的制度改革，但因觸怒中共元老而遭去職、被調離北京權力中心[134][137]。此外，據《趙紫陽軟禁中的談話》等文獻記載，在1989年六四事件期間，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趙紫陽也曾主張取消中央常委等高幹的特供[138][139]；作家戴晴、鄭義、劉曉波等人也提到，趙紫陽提出消除腐敗的具體措施中就包括取消高幹特供[127][140][141]，以致於「當時就得罪了太多的高層政要。八九民運被鎮壓之後，各類特供更是肆無忌憚。」[140]
1989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發布文件《中共中央、國務院關於近期做幾件群眾關心的事的決定》，要求取消對領導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等七件事，新任中共中央總書記江澤民強調「這七件事要抓到底，不能刮一陣風了事」[7][8][10]。但特供制度事實上還在持續[4][9][10][11]。另一方面，改革開放後，建國初期成立並延續至文革後的友誼商店、1980年起發行的「外匯券」也具有類似「特供」的性質[31][33][142]；而隨着改革開放的進程，至20世紀90年代此類特供完全取消，友誼商店已經全部轉型為一般的百貨商店[33][1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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維基文庫中的相關原始文獻：關於嚴禁在商業廣告中使用國家機關名義的緊急通知
200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發出《關於嚴禁在商業廣告中使用國家機關名義的緊急通知》，對經營者炒作特供、專供概念，特別是對使用含有「國家機關特供」等字樣的包裝及標籤現象進行整頓[28][144]。此後一段時間內，基本上每隔一兩年就要整頓一次，但效果並不十分理想[28]。2007年，時任全國政協委員、國務院參事任玉嶺提出要改革高級幹部待遇終身制，但未獲響應[4][120]。
2008年，國家工商行政管理總局發出《關於嚴禁以國家機關名義發布廣告有關問題的通知》：廣告中出現「×××（國家機關）專供」、「專供×××（國家機關）」內容的，均屬於違反《廣告法》第七條第二款第（二）項規定，各級工商行政管理機關應依照《廣告法》第三十九條規定從重處罰[145][146][147]。
2011年11月，美國《紐約時報》、德國新聞社等媒體報道，北京人民大會堂、中南海等地特別安裝了200多個由遠大集團生產的空氣淨化器，以淨化中共高級幹部辦公場所和生活場所內的空氣，在北京的霧霾天時依然可以享用「特供空氣」[149][150]。2013年1月，中國大陸環保人士胡佳在接受德國之聲採訪時說，「中南海有特供的空氣。它有專門的像遠大空氣淨化這樣的廠商供應的特供空氣。所以他們不需要和我們普通的公民去呼吸同一片藍天下，被污濁空氣浸染的這種環境。」[151]
2013年3月，國家機關事務管理局等5部門聯合下發《關於嚴禁中央和國家機關使用「特供」「專供」等標識的通知》，嚴禁中央和國家機關各部門及所屬行政事業單位使用、自行或授權製售冠以「特供」、「專供」等標識的物品。[152]。11月28日，中共中央、國務院再次出台《關於高級幹部生活待遇的若干規定》，但未能解決特權問題[4][120]。11月29日，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要求各地不准生產標註「特供」、「專供」、「專用」、「特製」、「特需」等字樣的白酒[153]。
2022年7月，中央軍委後勤保障部等5個部門聯合印發《關於禁止銷售「軍」字號煙酒等商品的通告》，界定了「軍」字號煙酒等商品範圍，嚴禁任何單位和個人利用中國人民解放軍和武裝警察部隊名義，以任何形式進行商業營銷宣傳，嚴禁線上線下銷售「軍」字號煙酒等商品[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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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影響
2013年，北京協和醫院婦產科醫生章蓉婭向國家衛生計生委實名建議，取消衛干門診和高幹保健，迅速引起熱議[13][14]。《法制日報》發文認為，「在大多數人看病難、看病貴的背景下，大量稀缺的醫療資源卻被拿來向特權傾斜；領導幹部在醫療上受到的優待，加劇了醫療資源分配的失衡，是特權對社會公平赤裸裸的傷害。」[13] 另據新華社記者調查，一位退休省級幹部住一次院花費高達300萬元人民幣，而一些醫院熱衷於為領導幹部就醫開「後門」，甚至專門建設豪華的幹部病房，是對有限的醫療資源的恣意侵占和極大浪費，也是對普通民眾極大的不公平[14]。
2014年，《華商晨報》報道，干診病房或幹部病房作為中國醫療體系中的特殊存在，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就已出現，當時主要是加強對老紅軍、老幹部、高級知識分子保健和醫療上的照顧，但現今輿論對其詬病甚多，認為其存在是「醫療資源的浪費」以及「醫療的不公平」[158]。該報導指，雖然2012年底《中央八項規定》頒布之後，干診病房制度開始了主動的自我革新，但這種制度存在了60多年，又因為其涉及諸多離休、退休幹部，很難在短時間內全部取消[158]。
2015年，北京理工大學人文學院胡星斗教授認為，中國現行的是封建等級的特權醫療制度，中國的（醫療）財政撥款超過80%用在高幹病房、幹部療養方面，只有10%左右用在十多億民眾身上[15]。早在2006年，據原衛生部副部長殷大奎披露的數據，政府醫療投入的80%用於為850萬黨政幹部群體服務[13]。
2019年，北京301醫院的一則廣告宣稱其首長醫療保健體系「全球第一」，中國領導人的平均壽命普遍高於西方發達國家領導人，至2008年中國領導人平均壽命為88歲，並在廣告結尾透露2005年已啟動「981首長健康工程」、延壽目標為150歲，引發部分網民憤怒[159][160][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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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觀點認為，食品特供制度是中國食品安全問題頻發的原因之一[5][12][164][166][167]。享受特供的官員恰恰是那些具有監管職責的官員，或者具有督促監管官員依法行使權力職責的官員，但由於他們享受着特供食品，從而不會有積極性查處不法商販[5]。2008年，中國歷史學家章立凡認為，物資特供系統的根源可追溯至封建帝王時期，傳統上這是所謂的「貢品制度」，而目前的特供系統則是由中共「革命年代」沿襲下來的，雖然這種制度在當前執政黨執政之前就已經存在，但它是和現代社會的「平等」和「民主」的理念格格不入的，就是一種特權[162]。2011年，香港《東方日報》發表評論文章稱，「中國很多問題，都是特權制度引起。中央官員食品特供，他們吃喝所用都是由專門農場出品的百分百綠色食品，因此他們不會像普通百姓般對黑心食品痛心疾首。正因為缺少感同身受，高官們對黑心食品泛濫毫不在意，但若他們的子女因吃了黑心食品而猝死，他們還會如此安之若素嗎？」[167] 2011年，中國作家趙麗華表示，取消特供食品才能根治中國食品安全問題，她認為「特權階層自己吃好了，卻不管老百姓有沒有吃好。如果全國取消特供，那些特權階層的人也必須要跟大家一樣，到菜市場去買菜，這樣的話，那些人就會考慮到他自己本身、他的孩子、他的子孫後代的健康和安全的問題。」[164]
另一方面，市場上也存在「假特供」問題，隨着市場經濟的不斷發展，但凡有點名氣的產品，紛紛打起特供、專供的旗號，涉及的產品也由以前的煙酒擴大到茶、飲料、食品乃至其他日用品[28][168]。在所謂「特供酒」造假領域已形成集包裝生產、灌裝、銷售等完整犯罪鏈，並通過電話直銷、網絡直播帶貨、混於軍用品中等形式銷售[169]。涉及的被造假的酒包括五糧液、茅台等品牌，聲稱的特供形式包括所謂紀念活動中專用酒、軍隊專供酒，而這些假酒的原材料根據需要和售出的價格可分為使用低端酒以次充好、使用酒精和香精勾兌等[169]。而部分茶商也打着「政治特供」、「專供」等標籤以提高茶葉的售賣價格[170]。
參見
注釋
- 可包括秘書、警衛、司機、勤務、廚師、保姆、專車、住房、特殊醫療待遇服務（如高幹病房）等。
- 譬如，1956年，上海市就按照行政級別將各級幹部住房劃分成了十幾種待遇標準：特甲級可享受200公尺以上的「大花園精緻住宅」；特乙級可享受190—195公尺的「大花園精美住宅」；1級可享受180—185 公尺的「大花園精美住宅」；2級可享受170—175公尺的「獨立新式住宅精美公寓」；3級可享受160—165公尺的「上等住宅公寓」；4級則只能分得「半獨立式普通住宅中等公寓」；5級只能分得「120—135公尺的新式里弄住宅」；6級只能分得100—115公尺的「有衛生設備的普通里弄住宅」；7級只能分得80—95公尺的「無衛生設備的石庫門房屋」；8級只能分得「老式立柱房屋」；9級以下只能分得「板房簡屋」[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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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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