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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戰戰後對德意志人的驅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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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的後期及戰爭結束時候，數百萬德意志公民（不論民族或是否與納粹德國有聯繫）以及德意志裔人（不論國籍）被迫從其他歐洲國家遷徙回德國。受到影響的範圍包括前德意志帝國的東部領土（戰後歸波蘭和蘇聯）以及納粹德國占領區（包括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羅馬尼亞、南斯拉夫北部及其他中歐和東歐國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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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1950年，超過1200萬德意志人被迫遷徙或被從中東歐驅逐出去，他們多數遷移到了戰後的德國及盟軍占領的奧地利。也有一些來源表明，倘若加上1950年後的遷徙人口和遷徙人口的子女，總數將會達到1400萬人。此外，在冷戰時期西德政府將納粹在東歐和西歐占領區的地方官員和殖民者也視在其列，這部分人群數量達到100萬。在總數中大部分都來自於德國的前東部領土：來自波蘭和蘇聯的達到700萬人，來自捷克斯洛伐克的達到300萬人。德意志人口的遷移也是整個戰後人口遷移（本身達到2000萬人）中數量最大的一部分。
納粹德國的長期目標是德意志化或滅絕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蘇聯的當地人口。「東方總計劃」旨在消滅超過4500萬至7000萬來自中東歐的「無法被德意志化的人口」，但這一計劃隨着戰爭的失敗而最終未能實現。因此，戰後的人口遷徙事實上是戰後歐洲對於地緣政治和民族分布的重新調整，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戰爭本身導致的，一定程度上也是由歐洲政局的變化導致的，同時還是對於戰時暴行的補償。
由驅逐和遷徙行動導致的死亡人數存在一定的爭議，從500,000人到220萬人不等。現德國政府、德國公民教育部和德國紅十字會都堅持將死亡人數置於200萬至250萬區間內。近年德國史學家將這一數字估計為473,000人，並認為190萬人的估計是不可靠的。德國歷史博物館估計為60萬人，不支持先前政府所估計的200萬人的研究結果。
德意志人的遷徙發生在三個存在一定重疊的階段中：第一階段是1944年中期至1945年初德意志人在蘇聯紅軍推進下的主動撤離[1]；第二階段是在德國國防軍失利之後的無組織遣散[1]；第三階段是在波茨坦協定重新劃定中歐各國國界（範圍主要是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之後較為有組織和人道的遷移[1][2]。此外許多德意志人被送往了關押營和勞改營[3]。1950年，最主要的遣散行動已經完成[1]，此時仍然生活在東歐的具有德意志血統的人估計在700,000人至270萬人之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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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東中歐地區普遍缺乏明確劃分的族群聚居區。該地區存在一些以族群為主的聚居區，但也存在廣闊的混合聚居區，以及大量由不同族群聚居的小型聚居區。在這些多民族地區（包括中歐和東歐的主要城市），幾個世紀以來，不同族群的人們在各個公民和經濟層面上每天都進行著互動，儘管互動並不總是和諧的[4]。
隨著19世紀民族主義的興起，公民的種族認同成為領土主張、國家自我認知/認同、民族優越主張中的一個問題[4]。德意志帝國提出了基於種族的定居理念，試圖確保其領土完整。它也是第一個提出人口遷移作為解決「民族衝突」手段的現代歐洲國家，意圖於一戰後將波蘭人和猶太人從其規劃的「波蘭邊境地帶」遷出，並讓信奉基督教的德意志人重新定居[5]。
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後，奧匈帝國、俄羅斯帝國和德意志帝國相繼崩潰，《凡爾賽條約》宣佈在中歐和東歐建立幾個獨立國家，這些國家此前均由這些帝國主義列強控制。這些新國家都不是單一民族的[6]。根據1919年簽署的凡爾賽條約，德國除了需要割讓領土予波蘭、法國、丹麥等鄰國，亦需放棄所有殖民地[7]。許多曾在該些異國他鄉作為少數民族生活的德意志人，在 1919 年、他們失去特權地位後，從前帝國領土移居回魏瑪共和國和奧地利第一共和國。 1919 年，德意志人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南斯拉夫和羅馬尼亞成為少數民族。在隨後的幾年裡，納粹意識形態鼓勵他們要求地方自治。 1930 年代的德國，納粹聲稱其他地區的德意志人也遭受迫害。整個東歐的納粹支持者（捷克斯洛伐克的康拉德·亨萊因、波蘭的德意志人民聯盟和青年德意志黨、匈牙利的德意志駐匈牙利人民聯盟）組成了由德國外交部資助的地方納粹政黨，例如由黨衛隊國外德意志民族事務部資助的納粹政黨。然而，到 1939 年，由於經濟機會的改善，超過一半的波蘭裔德意志人居住在波蘭的前德國領土之外[8]。
在納粹德國佔領期間，許多在波蘭的德裔公民在德意志人名錄登記。其中一些在納粹政府中擔任要職，有些人參與了納粹的暴行，引起了人們對德語人士的普遍不滿。這些事實後來被盟軍政治人物用作驅逐德國人的理由之一[9]。當時德國政府的立場是，雖然納粹時代的戰爭罪行導致了德國人的驅逐，但驅逐造成的死亡卻是不公正的[10]。
在德國佔領捷克斯洛伐克期間，尤其是在萊因哈德·海德里希遇刺後，大多數捷克抵抗組織要求透過轉移/驅逐德意志人來解決「德國問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採納了這些要求，並從1943年開始尋求盟軍對此提議的支持[11]。直到波茨坦會議才終於達成關於德國人轉移的協議。
驅逐政策是戰後歐洲地緣政治和種族重構的一部分。從某種程度上來說，這是對納粹德國發動戰爭以及隨後在德佔歐洲實施的暴行和種族清洗的報復[12][13]。盟軍領導人美國的富蘭克林·羅斯福、英國的溫斯頓·邱吉爾和蘇聯的約瑟夫·斯大林在戰爭結束前原則上同意將波蘭領土邊界西移（但沒有具體說明移多遠），並將剩餘的德裔人口驅逐出境。他們向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領導人保證，他們將支持這個議題[14][15][16][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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驅逐的原因和理據
鑑於受影響地區的歷史錯綜複雜，以及戰勝國同盟國利益的分歧，很難明確界定驅逐行動的動機。 《波茨坦協定》的相關條款僅含糊其辭：「三國政府在全面考慮了該問題後，承認必須將仍居住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國人口或其部分遷往德國。三國政府一致認為，任何遷徙都應以有序且人道的方式進行。」披露的主要動機如下：
- 建立種族同質的民族國家的願望：一些作者認為這是導致驅逐的關鍵因素[19][20][21][22][23][24]。
- 認為德國少數民族可能帶來麻煩：從蘇聯的角度來看，蘇聯佔領的歐洲的共產黨政府也認同這一點，他們認為戰後德國以外剩餘的大量德國人口是潛在麻煩的「第五縱隊」，由於其社會結構，他們會干擾各自國家設想中的蘇維埃化進程[25] 。西方盟國也看到了德國潛在「第五縱隊」的威脅，尤其是在波蘭同意用前德國領土進行賠償之後[19]。總的來說，西方盟國希望透過消滅德國少數民族來確保更持久的和平，他們認為這可以以人道的方式實現[19][26]。波蘭和捷克流亡政府提出在戰後驅逐德意志人的提議得到了溫斯頓·邱吉爾[27]和安東尼·艾登的支持[28]。
- 另一個動機是為了懲罰德意志人[19][21][24][29]：盟軍宣告他們集體犯下德國戰爭罪行[26][30][31][32]。
- 蘇聯的政治考量：斯大林將驅逐行動視為在德國與其東部鄰國之間製造對抗的一種手段，因此這些鄰國將需要蘇聯的保護[33]。驅逐行動還有幾個實際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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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歐和東歐建立種族同質的民族國家[20]被認為是波茨坦會議和歷屆盟軍會議作出正式決定以及隨之而來的驅逐行動的主要原因[21]。每個民族都居住在自己的民族國家的原則導致了一系列驅逐和重新安置德國人、波蘭人、烏克蘭人和其他在戰後發現自己並不身處其所謂的祖國的人[34][22]。 1923 年希臘土耳其人口互換為此概念提供了合法性。邱吉爾在討論德國驅逐行動的演講中稱這次行動為成功[35][36]。
若只考慮對建立單民族國家的渴望，那麼把已經沒有任何少數民族、只有德國人居住的地區從德國劃分至其他國家是不合邏輯的。早在 1944 年 9 月 9 日，蘇聯領導人約瑟夫·斯大林和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的波蘭共產黨人愛德華·奧索布卡-莫拉夫斯基就在盧布林簽署了一項條約，關於居住在寇松線「錯誤」一側的烏克蘭人和波蘭人的人口交換[34][22]。從蘇聯吞併的波蘭前東部領土所驅逐出的 210 萬波蘭人，即所謂的「遣返者」，許多被重新安置到前德國領土，當時被稱為「收復的領土」[32]。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在 1945 年 5 月 19 日的法令中，將匈牙利族人和德國族人稱為「國家不可靠的人」，為沒收和驅逐他們鋪平了道路[37]。
德國少數民族被視為潛在的第五縱隊
將德國人口從前東部地區轉移出去的理由之一是，這些地區曾經是納粹運動的堡壘[38]。無論是斯大林或其他支持這一論點的重要人士，都沒有要求對被驅逐者的政治態度或活動進行審查。即使在少數情況下，有證據顯示被驅逐者是納粹政權的旁觀者、反對者甚至是受害者，他們也很少能逃脫驅逐[39]。波蘭共產黨的宣傳利用和操縱人們對納粹的仇恨情緒，以加劇驅逐行動[23]。
由於二戰前的波蘭境內居住著德國人，根據他們於二戰時跟隨納粹的活動，人們擔心東上西里西亞和波美瑞利亞的德國人會背叛波蘭[40] 。二戰前夕，納粹黨衛隊全國領袖海因里希·希姆萊下令成立了一個名為「自衛隊」的德裔納粹組織，該組織在知識分子行動期間與德國軍警行動小組一起執行處決任務，此外還負責甄別需要處決的波蘭人並將其非法拘禁[41]。
對波蘭人來說，驅逐德國人被視為避免未來再次發生類似事件的努力。因此，波蘭流亡當局早在1941年就提議將德國人遷出波蘭[41]。捷克斯洛伐克流亡政府在戰爭期間曾與波蘭流亡政府合作，以實現此目標[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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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會議的與會者堅稱，驅逐是防止種族暴力的唯一途徑。正如溫斯頓·邱吉爾1944年在英國下議院所闡述的那樣：「就我們目前所知，驅逐是最令人滿意、最持久的方法。不會出現人口混合造成無休止的麻煩……我們將進行徹底的清除。我並不擔心人口分離的前景，甚至也不擔心這種大規模的遷移，因為在現時條件下，這種遷移比以往任何時候都更有可能發生。」[14]。
1943 年，波蘭抵抗運動戰士、政治家和信使揚·卡爾斯基（Jan Karski）曾警告富蘭克林·羅斯福總統波蘭可能進行報復，稱其「不可避免」，並且「鼓勵所有在波蘭的德國人向西遷移，回到他們所屬的德國本土」[43]。
鑑於德國佔領者在戰爭期間殘酷地對待德佔區內的非德裔平民，驅逐行動也是出於報復心理。因此，驅逐行動至少部分是出於對德國交戰國及其代理人和支持者所犯下的戰爭罪行和暴行的報復[21][29]。1945 年 10 月 28 日，捷克斯洛伐克總統愛德華·貝奈斯在過渡國會上為驅逐行動辯護，稱大多數德國人全力支持希特勒；在紀念利迪策大屠殺的儀式上，他指責所有德國人都要為德國國家的行為負責[30]。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各種政治光譜[44][45]（儘管在戰後共產黨掌權後有所縮小[45] ）的報紙[44]、傳單和政客都要求對德國戰時活動進行報復[44][45] 。戰後波蘭軍隊的指揮官也聲稱，德國人民應對以他們的名義犯下的罪行負責[44]。
波蘭第二集團軍司令卡羅爾·希維爾切夫斯基向他的士兵們下達指示：「要把德國人對我們所做的事也報復給他們，這樣他們就會自行逃跑，並感謝上帝保住了他們的性命。」[44]
在波蘭，由於「生存空間」計劃和猶太大屠殺，該國失去了 600 萬公民，其中包括其精英階層和幾乎所有的猶太人口。戰後，大多數德國人被視為納粹實施者，他們終於可以為其過去的行為受到集體懲罰[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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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先前曾在蘇聯指揮過數次人口遷移，他強烈支持驅逐行動，這在多個方面對蘇聯有利。這些衛星國現在會感到需要蘇聯的保護，以免德國因驅逐行動而勃然大怒[33]。被驅逐者在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留下的資產被成功地用作與新政府合作的獎勵，而在那些經歷了大規模驅逐的地區，共產黨的支持尤為強烈。這些地區的定居者欣然接受肥沃的土地以及騰出的家園和企業所帶來的機遇，這提升了他們的忠誠度[46]。
戰爭後期的動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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戰爭後期，隨著蘇聯紅軍向西推進，許多德國人對即將到來的蘇聯佔領感到憂心忡忡[47]。大多數人都知道蘇聯會對德國平民進行報復[48]。蘇聯士兵犯下了多起強姦和其他罪行[47][48][49] 。有關內默斯多夫屠殺[47][48]等暴行的消息被納粹宣傳機器誇大和傳播[50]。
戰爭即將結束時，多個納粹機構曾制定計劃，將德意志族裔人口從波蘭和德國東部地區向西撤離到德國境內。在大多數情況下，撤離計畫的實施被推遲，直到蘇聯和盟軍擊敗德軍並推進到撤離區域。數百萬德意志族裔被遺棄在這些脆弱地區，直至戰爭條件使他們不堪重負，這可以直接歸因於納粹對任何被懷疑有「失敗主義」態度的人（因為撤離被認為是）採取的措施，以及許多納粹官員在執行希特勒「不撤退」命令時的狂熱。[47][49][51]
第一批德國平民從東部地區撤離，既有自發性逃亡，也有組織的撤離，始於1944年中期，一直持續到1945年初。情況於冬季變得混亂，難民們排起長達數公里的長隊，推著車子在雪地裡前進，試圖擋在紅軍的前面。[52][53]
難民隊伍進入了蘇軍進攻範圍之內，遭到低空飛行的飛機襲擊，傷亡慘重，還有一些人被坦克車碾壓[48]。德國聯邦檔案館估計，在逃亡和疏散過程中，有 10 萬至 12 萬平民（總人口的 1%）喪生[54]。波蘭歷史學家維托爾德·顯克維奇和格熱戈日·格里丘克認為，在逃亡和疏散過程中死亡的平民「在 60 萬至 120 萬之間。主要死因是寒冷、壓力和轟炸。」[55] 1945 年 1 月，蘇聯海軍 S-13潛艇擊沉了力量來自歡樂的威廉·古斯特洛夫號郵輪，造成了約九千名逃離東普魯士的平民和軍事人員罹難，這是史上單艘沉船造成的最大傷亡。二戰結束時，許多難民試圖返回家園。 1945年6月1日之前，40萬人渡過奧得河和尼斯河向東返回波蘭，直到蘇聯和波蘭共產黨當局關閉了過境點；另有80萬人經捷克斯洛伐克進入西里西亞[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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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漢尼拔行動中，許多士兵和平民從波羅的海沿岸乘船撤離[48][53]。
1945年1月23日至5月5日，根據希特勒1945年2月4日[57]發布的命令，多達25萬德國人（主要來自東普魯士、波美拉尼亞和波羅的海國家）被疏散到納粹佔領的丹麥[58][59]。戰爭結束時，丹麥的德國難民人口占丹麥總人口的5%。疏散對象主要是婦女、老人和兒童──其中三分之一未滿15歲[59]。
戰後，德國人被關押在丹麥各地的數百個難民營中，其中最大的是位於日德蘭半島西南部的奧克斯伯爾（Oksbøl）難民營，關押了 37,000 名囚犯。這些難民營由丹麥國防軍守衛[59]。在 60 名丹麥神職人員發表公開信為難民辯護後，情況有所緩和[60]。1945年 9 月 6 日，丹麥社會民主黨人約翰內斯·克雅爾博爾 (Johannes Kjærbøl) 接管了難民管理工作[61]。1945 年 5 月 9 日，蘇聯紅軍佔領了博恩霍爾姆島；1945 年 5 月 9 日至 6 月 1 日，蘇聯將 3,000 名難民和 17,000 名德國國防軍士兵從那裡運送到科爾貝格[62]。1945 年，有 13,492 名德國難民死亡[63]，其中包括 7,000 名五歲以下的兒童[59]。
據丹麥醫生兼歷史學家Kirsten Lylloff稱，這些難民的死亡部分是由於丹麥醫務人員拒絕提供醫療救治。從 1945 年 3 月開始，丹麥醫生協會和丹麥紅十字會就開始拒絕為德國難民提供醫療救治[59]。最後一批難民於 1949 年 2 月 15 日離開丹麥[64]。根據 1953 年 2 月 26 日簽署的《倫敦條約》，西德同意向丹麥支付 1.6 億丹麥克朗作為對難民長期照顧的補償，西德在 1953 年至 1958 年間支付了這筆補償[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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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國戰敗後
1945年5月，隨著德國無條件投降，第二次世界大戰在歐洲結束。此時，整個東歐和中歐大部分地區均被蘇聯佔領。這包括大部分歷史上的德國定居點，以及德國東部的德國蘇占區。
1945年 7 月 17 日至8 月 2 日在波茨坦會議期間起草的《波茨坦協定》[66][67] ，就佔領、德國領土分割以及將戰後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意志人驅逐到盟軍佔領區等條款達成了一致。該協定第十二條涉及戰後德國的驅逐問題，內容如下：
三國政府在全面考慮了這個問題後，承認必須將仍居住在波蘭、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的德國人口或其部分遷往德國。三國政府一致認為，任何遷徙都應以有序且人道的方式進行。[68]
該協議進一步要求將轉移的德國人平等分配給二戰後德國的美國、英國、法國和蘇聯佔領區[69]。
同盟國達成波茨坦協定之前就發生的驅逐被稱為「非正常」驅逐（Wilde Vertreibungen）。這些驅逐由蘇聯佔領的戰後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軍事和民事當局於1945年上半年實施[67][70]。
在南斯拉夫，剩餘的德國人沒有被驅逐；德意志族村莊被改造成拘留營，超過 50,000 人在那裡死於南斯拉夫警衛的故意餓死和直接謀殺[69][71]。
1945年末，由於驅逐德國人造成的難民問題，盟軍曾請求暫時停止驅逐[67]。雖然捷克斯洛伐克的驅逐行動暫時放緩，但波蘭和德國前東部領土的驅逐行動並未放緩[69]。波茨坦協定的起草人之一傑弗里·哈里森爵士表示：「本條款的目的並非鼓勵或使驅逐合法化，而是為與驅逐國接洽並要求它們與德國佔領國協調移交難民提供依據。」[69]
在波茨坦協定之後，蘇聯控制的東歐國家爆發了一系列驅逐德意志人的行動[72][73]。受影響地區內原屬於德國或德國人的財產和物資被沒收；這些財產和物資要麼被轉移到蘇聯，要麼被國有化，要麼在公民中重新分配。在眾多戰後強制移民中，規模最大的是驅逐中歐和東歐的德意志人，主要來自 1937 年捷克斯洛伐克領土（包括德、捷、波邊境蘇台德山區歷史上講德語的地區（蘇台德地區））和戰後成為波蘭的領土。波蘭戰後邊界向西移至奧得河—尼斯河線，深入前德國領土，邊界距離柏林 80 公里內[67]。
被蘇聯驅逐的波蘭難民被安置在戰後劃歸波蘭的前德國領土。戰爭期間及戰後，共有220.8萬波蘭人逃離或被驅逐出波蘭前東部領土。這些地區在1939年蘇聯入侵波蘭後併入蘇聯；其中165.2萬名難民被安置在前德國領土[74]。
關於移交德國人的最終協議是在波茨坦會議上達成的。
根據西德席德爾委員會的統計，1945 年 5 月，波希米亞-摩拉維亞地區有 450 萬德國平民，其中 10 萬來自斯洛伐克、160 萬來自波蘭的難民[76]。
1945 年 5 月至 8 月間，約有 70 萬至 80 萬德國人受到非正常驅逐的影響。[77]這些驅逐行為受到捷克斯洛伐克政治人物的鼓勵，通常由地方當局下令執行，執行者大多是武裝志工團體和軍隊[78]。
根據《波茨坦協定》，人口遷移從1946年1月持續到10月。 190萬德意志人被驅逐到美佔區，即後來的西德的一部分。超過100萬人被驅逐到蘇聯佔區，也就是後來的東德[79]。
大約有 25 萬德意志人被允許留在捷克斯洛伐克[80]。根據西德席德爾委員會的統計，在 1939 年納粹人口普查中申報德國國籍的 25 萬人仍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然而，捷克人在 1955 年 12 月統計出，留在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有 165,790 人[81]。
娶了捷克妻子的德國男性被驅逐出境，通常是連同他們的配偶一起，而嫁了捷克丈夫的德意志族女性則被允許留下[82]。根據席德爾委員會的調查，那些被認為對經濟至關重要的蘇台德德意志人被關押及強迫勞動[83]。
西德政府估計驅逐行動造成的死亡人數為27.3萬平民[84]，這一數字在歷史文獻中也有引用[85]。然而，1995年，德國和捷克聯合歷史學家委員會的研究發現，先前估計的22萬至27萬死亡人數被誇大，且基於錯誤資訊。他們得出結論，假設並非所有死亡人數都有報告，實際死亡人數應在1.5萬至3萬人之間[86][87][88][89]。
德國紅十字會搜尋服務處 ( Suchdienst ) 確認，在捷克斯洛伐克驅逐行動中，共有 18,889 人死亡（暴力致死 5,556 人；自殺 3,411 人；驅逐出境 705 人；在集中營中死亡 6,615人；戰時逃亡期間死亡 629 人；戰時逃亡後死亡 1,481 人；原因不明 379 人；其他原因 73 人）[90]。
與其他民族或國家的驅逐不同，匈牙利驅逐德國人是匈牙利境外的命令[91]。驅逐令始於 1944 年 12 月 22 日，當時蘇聯紅軍總司令下令驅逐德國人。 1945 年 2 月，蘇聯控制的盟軍委員會命令匈牙利內政部編制居住在該國的所有德意志人的名單。起初，人口普查局拒絕透露已登記為德意志人的匈牙利人的信息，但在匈牙利國家保安局的壓力下，最終同意了[92]。在此之前，匈牙利戰前德國人口的 3%（約 2 萬人）已被匈牙利德意志人聯盟疏散。他們去了奧地利，但當中不少人又回來了。總共有 6 萬名德意志人逃離匈牙利[72]。
根據西德席德爾委員會1956年的報告，1945年初，約有3萬至3.5萬名德裔平民和3萬名戰俘被逮捕，並從匈牙利被運送到蘇聯，成為強迫勞工。在一些村莊，所有成年人口都被送往頓巴斯的勞動營，6000人因艱苦生活和虐待而在那裡喪生[93]。
俄羅斯檔案館的數據顯示，根據實際統計，蘇聯在匈牙利登記的德意志族平民數量為 50,292 人，其中 31,923 人因執行第 7161 號命令而被驅逐到蘇聯進行賠償勞動。 9%（2,819 人）的記錄顯示他們已經死亡[94]。
1945 年，匈牙利官方數據顯示，匈牙利有 477,000 名德語使用者，其中包括講德語的猶太人，其中 303,000 人已申報德國國籍。在德國國民中，33% 是 12 歲以下的兒童和 60 歲以上的老人；51% 是女性[95] 。1945 年 12 月 29 日，戰後匈牙利政府遵照波茨坦協定的指示，下令驅逐所有在 1941 年人口普查中被認定為德國人的人，或曾是德國人民聯盟、黨衛隊或任何其他德國武裝組織成員的人。大規模驅逐行動由此開始[72]。農村人口受到的影響大於城市人口或被認定擁有所需技能的德裔人，如礦工[96][97]。與匈牙利人結婚的德國人不會被驅逐，無論性別為何[82]。首批 5,788 名被驅逐者於1946年1月19日從布達佩斯市郊出發[96]。
大約 18 萬名講德語的匈牙利公民被剝奪了公民身份和財產，並被驅逐到德國西部地區[98]。到 1948 年 7 月，另有 35,000 人被驅逐到德國蘇占區[98]。大多數被驅逐者在德國西南部的巴登-符騰堡州找到了新家[99]，但也有許多人定居在巴伐利亞州和黑森州。其他研究表明，1945 至 1950 年間，有 15 萬人被驅逐到德國西部，103,000 人被驅逐到奧地利[80]。在驅逐期間，匈牙利民眾舉行了多次有組織的抗議示威活動[100]。
把原屬德國人的土地分配給匈牙利難民和國民，是政府將德意志人驅逐出匈牙利的主要原因之一[97]。土地重新分配的失敗組織導致了社會緊張[97]。
1949 年匈牙利人口普查中，有 22,445 人被認定為德國人。 1948 年 6 月 15 日匈牙利政府停止了驅逐行動。 1950 年 3 月 25 日的一項政府法令宣布所有驅逐令無效，允許被驅逐者自願返回[97]。 1990 年代初共產主義垮台後，被驅逐和在蘇聯被強迫勞動的德國人得到了平反[99]。後共產主義法律允許被驅逐者獲得賠償、返回家園及購買財產[101]。據報導，德國和匈牙利之間沒有因為被驅逐者而產生緊張關係[101]。
1958年，西德政府根據人口統計分析估計，到1950年，匈牙利仍留有27萬德國人；其中6萬人已被匈牙利人口同化，還有5.7萬個「懸而未決的案件」有待澄清[102]。1958年報告中有關匈牙利部分的編輯是維爾弗里德·克拉勒特（Wilfried Krallert），他自 1930年代起就一直研究巴爾幹事務，當時他是納粹黨員。二戰期間，他是黨衛軍軍官，直接參與了對東歐文化遺產的掠奪。戰後，他被選為撰寫人口報告中關於匈牙利、羅馬尼亞和南斯拉夫德國人被驅逐出境的部分。匈牙利有 5.7 萬起「未解決的案件」，這一數字被包含在 200 萬名死亡的驅逐者的數字中，這個數字經常被德國官方和歷史文獻引用[85]。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荷蘭政府決定驅逐居住在荷蘭的德國僑民（25,000 人）[103]。德國人，包括其荷蘭配偶和子女，都被貼上「敵對國民」（「vijandelijke onderdanen」）的標籤[103]。
此次行動亦被稱為「黑鬱金香行動」，於 1946 年 9 月 10 日在阿姆斯特丹開始。當時，德國僑民及其家人半夜在家中被逮捕，並被要求在一小時內打包 50 公斤（110 磅）的行李。他們只被允許攜帶 100 荷蘭盾。其餘財產被國家沒收。他們被帶到德國邊境附近的拘留營，其中最大的是奈梅亨附近的馬林博斯集中營。大約 3,691 名德國人（不到荷蘭德國僑民總數的 15%）被驅逐。[104]佔領德國西部地區的盟軍反對這次行動，擔心其他國家可能會跟進。
总结
视角
1944年至1945年5月，隨著蘇聯紅軍在東歐和德國東部各省推進，一些德國平民在戰鬥中喪生。儘管許多人已被關於蘇聯暴行的謠言嚇跑，在蘇軍推進之前逃離，而這些謠言在某些情況下被納粹德國的宣傳誇大和利用[105]，但仍有數百萬人留了下來[106]。波蘭科學院2005年的一項研究估計，在戰爭的最後幾個月裡，有400萬至500萬德國平民隨德軍撤退而逃亡。到1945年中期，仍有450萬至460萬德國人留在波蘭控制區。到1950年，已有315.5萬德國人被送往德國，104.355萬德國人加入波蘭國籍，仍有17萬德國人留在波蘭[107]。
根據西德席德爾委員會1953 年的統計，1945 年中期，仍有 565 萬德國人留在後來成為波蘭新邊界的地區，其中 350 萬人被驅逐，到 1950 年，仍有 91 萬人留在波蘭[108]。根據席德爾委員會的統計，平民死亡人數為 200 萬人[109]；1974 年，德國聯邦檔案館估計死亡人數約 40 萬人[110]。（有關死亡數字的爭議將在下文傷亡部分討論。）
1945年軍事行動期間，留在奧得河-尼斯河線以東的德國男性人口大多被視為潛在戰鬥人員，被蘇聯軍隊關押在拘留營中，並接受內務人民委員部的核查。前納粹黨組織成員和政府官員被隔離，並被送往蘇聯進行強迫勞動，作為賠償[94][111]。
1945年中期，德國前東部領土（東普魯士北部除外）被移交給蘇聯控制的波蘭軍隊。在波茨坦會議舉行之前，波蘭人民軍就已開始驅逐這些德國人[112]，這是為了確保以後這些領土能夠融入一個民族單一的波蘭[113]。波蘭共產主義者寫道：「我們必須驅逐所有德國人，因為國家是建立在民族界限之上，而不是多民族界限之上。」[114][115] 波蘭政府將德國人定義為「德意志帝國人」（Reichsdeutsche），即第一或第二德意志人名錄中的人；或擁有德國國籍的人。約1,165,000 [116][117][118] 具斯拉夫血統的德國公民被「核實」為「本土」波蘭人[119]，其中大多數人沒有被驅逐；但許多[120][121]在 1951 年至 1982 年間選擇移民到德國[122]，包括大多數東普魯士的馬祖里人[123][124]。
在波茨坦會議（1945 年 7 月 17 日至 8 月 2 日）上，奧得河-尼斯河線以東的領土被劃歸波蘭和蘇聯管理，直至最終和平條約簽署。所有德國人的財產均被沒收，並受到嚴格管轄[119][125]。西里西亞省省長亞歷山大·扎瓦茨基（Aleksander Zawadzki）已於 1945 年 1 月 26 日部分沒收了德國西里西亞人的財產；3 月 2 日的另一項法令則沒收了奧得河和尼斯河以東所有德國人的財產；5 月 6 日的後續法令則宣佈所有「被遺棄」的財產皆屬國有[126]。德國人除了其工作所得外，不得持有波蘭貨幣（這是自 1945 年 7 月起唯一的合法貨幣）[127]。剩下的人口則面臨著偷竊、搶劫，有時甚至遭到犯罪者的強姦和謀殺。波蘭民兵部隊和當時新成立的波蘭民族解放委員會很少能阻止或起訴這些犯罪行為[128]。
1945年中期，約有450萬至460萬德國人居住在奧得河-尼斯河線以東地區。到1946年初，已有55萬德國人被驅逐出該地，其中93.2萬人經核實擁有波蘭國籍。在1946年2月的人口普查中，有228.8萬人被歸類為德國人並被驅逐出境，另有41.74萬人接受核實行動以確定其國籍[107]:312, 452–66。 核實結果若未能證明其「波蘭國籍」，就會被指示重新安置[74]。
那些曾經或被認為與納粹合作的波蘭公民被視為「國家叛徒」，在被驅逐出境前被判處強迫勞動[54]。到 1950 年，3,155,000 名德國平民被驅逐，1,043,550 人加入波蘭國籍。 17 萬名[74]被認為對波蘭經濟「不可或缺」的德國人被留守到 1956 年[125]，儘管到 1960 年幾乎所有人都離開了[123]。20 萬名德國人在被驅逐出波蘭之前，曾在波蘭共產政府管理的集中營中被強迫勞動[107]:312，其中包括亞沃日諾 中央勞改營、波圖利采（Potulice）中央勞改營、萬比諾維采（Łambinowice）中轉營和茲戈達（Zgoda）勞改營。除了這些大型營地外，還建立了許多其他強迫勞動營、懲罰營、拘留營、城市貧民窟和拘留中心（有些只有一個小地下室）[125]。
德國聯邦檔案館在1974 年估計，有超過 20 萬德國平民被關押在波蘭集中營；他們把死亡率定為 20% 到 50%，並估計可能有超過 6 萬人死亡[129]。波蘭歷史學家維托爾德·顯克維奇和格熱戈日·格里丘克認為拘留：
導致大量死亡，由於缺乏統計數據或存在偽造，無法準確統計。在某些時期，死亡人數可能達到囚犯總數的百分之幾十。據估計，被拘留的德國國民和原住民約有20萬至25萬，死亡人數可能在1.5萬至6萬人之間。[130]
註：原住民是指於二戰後宣布自己是波蘭人的前德國公民[131]。歷史學家 R.M. 道格拉斯描述了戰後初期前德國領土上混亂、無法無天的政權。當地的犯罪者任意奪取德國人的財產以謀取私利，使居民受害。戰爭期間列入德意志人名錄的雙語人士被波蘭官員宣佈為德國人，隨後他們的財產被沒收以謀取私利[132]。
德國平民被蘇聯扣押為「賠償勞工」。根據2001年新發布的俄羅斯檔案館的數據，基於實際統計，1945年初從波蘭被驅逐到蘇聯進行賠償勞動的德國平民人數為155,262人；其中37%（57,586人）在蘇聯死亡[94]。西德紅十字會在1964年估計，有23.3萬名德國平民被從波蘭驅逐到蘇聯作為強迫勞工，其中45%（10.5萬人）死亡或失蹤[133]。西德紅十字會當時估計，有11萬名德國平民被關在加里寧格勒州進行強迫勞動，其中5萬人死亡或失蹤[133]。蘇聯從波蘭驅逐了 7,448 名波蘭家鄉軍士兵。蘇聯的記錄顯示，有 506 名波蘭人在囚禁期間死亡[94]。托馬斯·卡穆塞拉 （Tomasz Kamusella）聲稱，1945 年初，有 16.5 萬名德國人被運送到蘇聯[134]。據德國財政部官員 Gerhardt Reichling 稱，蘇聯和波蘭徵召了 52 萬名來自奧得河-尼斯河地區的德國平民進行強迫勞動；他聲稱其中 20.6 萬人喪生[135]。
倖存的波蘭人態度各異。許多人曾遭受德國人殘暴對待，其程度僅次於納粹佔領期間德國針對猶太人的政策。德國人曾於戰爭期間將一百多萬波蘭人從納粹吞併的領土上驅逐出去[48]。一些波蘭人對德國人實施了搶劫和各種犯罪，包括謀殺、毆打和強姦。另一方面，在許多情況下，波蘭人（包括一些在戰爭期間被德國人當作奴隸勞工的波蘭人）保護德國人，例如將他們偽裝成波蘭人[48]。此外，在上西里西亞的奧波萊地區，自稱波蘭族裔的公民被允許留下，儘管其中一些人（並非全部）國籍不明，或被認定為德意志族裔。 1955 年，德國人的少數民族地位得到承認，並獲得國家在經濟援助和教育方面的補貼[136]。
許多蘇聯士兵犯下暴行，最著名的是強姦和謀殺[49]，並且不區分波蘭人和德國人，對他們一視同仁[137]。其他蘇聯人對德國平民所遭受的殘酷對待感到震驚，並試圖保護他們[138]。
理查德·奧弗里（Richard Overy）指出，1944 年至 1950 年間，約有 750 萬德國人從波蘭撤離、遷移或驅逐[139]托馬斯·卡穆塞拉（Tomasz Kamusella）估計，1945 年至 1948 年間，在收復的領土上，總共有 700 萬德國人被驅逐，此外還有 70 萬人從二戰前屬波蘭的地區被驅逐[125]。
1939 年，羅馬尼亞的德裔人口估計為 786,000 人[140][141]。1940 年，比薩拉比亞和布科維納被蘇聯佔領，130,000 名德裔人口在納粹—蘇聯人口遷移過程中被驅逐到德佔區，還有 80,000 人從羅馬尼亞被驅逐。其中 14 萬名德裔人被重新安置在德佔波蘭；1945 年，他們再於波蘭經歷逃亡和驅逐行動[142]。羅馬尼亞的德裔大多數人居住在外西凡尼亞，該地北部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被匈牙利吞併。皆是親德的匈牙利政府和羅馬尼亞揚·安東內斯庫政府允許德國將德裔人口招募到納粹資助的組織。戰爭期間，54,000 名男性人口被納粹德國徵召入伍，其中許多人加入了武裝黨衛隊[143] 。1944 年中期，約有 10 萬名德國人隨德軍撤退逃離羅馬尼亞[144]。根據西德席德爾委員會1957 年的報告，75,000 名德國平民被驅逐到蘇聯從事強迫勞動，15%（約 10,000 人）沒有返回[145]。俄羅斯檔案館基於實際統計的數據顯示，蘇聯在羅馬尼亞登記的德意志族平民人數為 421,846 人，其中 67,332 人被驅逐到蘇聯從事賠償勞動，9%（6,260 人）在那裡死亡[94]。
1948 年，羅馬尼亞開始逐步恢復德意志人的地位：他們沒有被驅逐，共產政權還給予他們少數民族地位，這是東歐集團中唯一這樣做的國家[146]。
1958年，西德政府根據人口統計分析估計，到1950年，在德國或西方被驅逐的德國人共有25.3萬人，仍有40萬德國人滯留在羅馬尼亞，3.2萬人已被同化到羅馬尼亞人口中，還有10.1萬個「懸而未決的案件」有待澄清[147] 。羅馬尼亞10.1萬個「懸而未決的案件」被計入了200萬德國驅逐死亡人數的總和，這一數字曾經常在歷史文獻中被引用[85]。1977年，羅馬尼亞仍有35.5萬德國人。 1980年代，當地許多德國人開始離開，光是1989年就有超過16萬人離開。到2002年，羅馬尼亞的德裔人口只達6萬人[72][80]。
1939年《蘇德互不侵犯條約》簽訂後，波羅的海德意志人、比薩拉比亞德意志人以及居住在蘇聯控制區的德意志人在蘇德人口交換期間被遷移到納粹德國，其中包括瓦爾特高等被吞併的地區。當德國入侵蘇聯並暫時控制這些地區時，只有少數人返回了原來的家園。這些返回的人被納粹佔領軍用作在德國政府和當地居民之間建立聯繫。那些被遷移的人在二戰後被驅逐[148]。
蘇聯政府視蘇聯境內的德意志少數民族為安全隱患，戰爭期間將他們驅逐出境，以防止他們與納粹侵略者合作。 1941 年 8 月，蘇聯政府下令將德意志少數民族驅逐出蘇聯歐洲部分。截至 1942 年初，已有 1,031,300 名德國人被關押在中亞和西伯利亞的「特別定居點」[149]。特別定居點的生活艱苦卓絕，食物匱乏，被驅逐者受到嚴格的管控。糧食短缺席捲整個蘇聯，尤其是特別定居點。根據蘇聯檔案館的數據，截至 1945 年 10 月，特別定居點中仍有 687,300 名德國人活著[150]；另有 316,600 名蘇聯德意志人在二戰期間被徵召入伍。蘇聯德裔人未被正規軍徵召，而是被徵召為勞工。勞工軍成員被安排到工人營，遵守類似集中營的規章制度，並領取古拉格的口糧[151]。1945年，蘇聯將203,796名先前被德國安置在波蘭的蘇聯德裔人驅逐到特別定居點[152]。這些戰後被驅逐者使得特別定居點的德裔人口到1949年增加到1,035,701人[153]。
據J·奧托·波爾（J. Otto Pohl）統計，共有65,599名德國人在特殊定居點喪生。他認為，另有176,352名下落不明的人員「可能死於勞工大軍」[154]。在斯大林統治下，蘇聯德裔人繼續被關押在特殊定居點並受到嚴格監督。 1955年，他們獲得了平反，但不允許返回蘇聯歐洲部分[155]。儘管在戰爭期間遭受驅逐和強迫勞動，蘇聯德裔人口仍在增長；1939年的蘇聯人口普查顯示，德裔人口為142.7萬人。到1959年，這一數字已增至161.9萬[156]。
西德研究員格哈德·賴希林（Gerhard Reichling）的計算與蘇聯檔案中的數字不一致。賴希林稱，戰爭期間共有 98 萬蘇聯德裔被驅逐出境；他估計有 31 萬人死於強迫勞動[157]。1941 年入侵蘇聯的最初幾個月，德軍佔領了蘇聯西部有德國人定居點的地區。戰爭期間，共有 37 萬德裔人被德軍從蘇聯驅逐到波蘭。 1945 年，蘇聯在蘇佔區發現了 28 萬名德裔移民，並將他們遣返回蘇聯；二戰後，有 9 萬人成為德國難民[157]。
1941 年納粹德國佔領蘇聯西部後，仍留在蘇聯德佔區的德意志人一直留在那裡，直到 1943 年蘇聯紅軍解放蘇聯領土、德意志國防軍向西撤退為止[158]。從 1943 年 1 月起，大多數德意志人長途跋涉前往瓦爾特高或西里西亞，並打算在當地定居[159]。到 1944 年底，已有 25 萬至 32 萬人抵達納粹德國[160]。他們一到，就被關進集中營，接受納粹當局的「種族評估」。納粹當局將那些被認為「具種族價值」的人疏散到被吞併的省份，作為農場工人，而那些被認為「種族價值可疑」的人則被送往德國工作[160]。紅軍於 1945 年初佔領這些地區，並俘獲納粹當局尚未疏散、仍在進行「種族評估」[160]的 20 萬蘇聯德意志人[159]。他們被蘇聯視為蘇聯公民，並被遣返回蘇聯的營地和特殊定居點。戰後，根據與西方盟國達成的協議，大約有 7 萬到 8 萬人身處蘇聯佔領區，也被遣返回蘇聯。據估計，在他們被俘虜和運送過程中，死亡人數為 15% 到 30%，許多家庭被拆散[159] 。戰後蘇聯設立的特殊「德國定居點」由內務專員控制，居民不得不被迫勞動，直到 1955 年底。 1955 年 9 月 13 日，蘇聯頒布大赦令，將他們從特殊定居點釋放[159] ， 1964 年 8 月 23 日的蘇聯法令撤銷了對當地德國人通敵納粹的指控[161]。他們不被允許返回原來的家園，而是留在蘇聯東部地區，任何人的原有財產都沒有歸還[159][161]。自1980年代以來，蘇聯和俄羅斯政府開始允許德意志人移民到德國。
德國聯邦統計局估計，1945年中期，仍有25萬德國人滯留在前東普魯士北部，也就是後來的加里寧格勒州。他們也估計，自1947年以來，有超過10萬在蘇聯佔領下倖存的德國人被疏散到德國[162]。
二戰後，東普魯士北部的柯尼斯堡地區（今加里寧格勒州）被蘇聯吞併，成為俄羅斯蘇維埃共和國的飛地。梅梅爾（今克萊佩達）被併入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許多德國人在漢尼拔行動期間伴隨納粹軍隊從東普魯士和梅梅爾地區撤離，或在蘇聯紅軍逼近時驚慌失措地逃亡。剩下的德國人被徵召入伍強制勞動。俄羅斯族人和軍人家屬則遷至加里寧格勒州定居。 1946 年 6 月，114,070 名德國人和 41,029 名蘇聯公民登記為加里寧格勒州居民，還有數量不詳的未登記的德國人被忽略。 1945 年 6 月至 1947 年間，約有 50 萬德國人被驅逐出境[163]。1948年8月24日至10月26日，共有21批德國難民從加里寧格勒州出發，前往蘇聯佔領區，共42,094名德國人。最後一批剩餘的德國人在1949年11月[72]（1401人）至1950年1月（7人）期間被驅逐出境[164]。成千上萬的德國兒童，被稱為「狼孩」，在嚴酷的冬天裡，他們成為孤兒，無人照料，或與父母一起死去，沒有食物。 1945年至1947年間，約有60萬蘇聯公民在加里寧格勒州定居[163]。
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南斯拉夫王國境內生活著大約50萬德語人口（其中大部分是多瑙施瓦本人）[72][165] 。大多數人在戰爭期間逃離，或在1950年後移居外國根據；其中一些人因為美國於 1948 年通過《流離失所者法案》而移民到當地。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最後幾個月，大多數德意志人隨納粹軍隊撤退逃離了南斯拉夫[165]。
解放後，南斯拉夫遊擊隊對德意志人實施報復，以報復納粹德國在戰爭期間的暴行。許多德意志人參與了納粹德國的戰爭暴行，尤其是在塞爾維亞軍事指揮官區的巴納特地區。留在南斯拉夫的約 20 萬德意志人遭受迫害，遭受了人身和經濟損失。當地居民和遊擊隊為報復德國在戰爭期間的暴行，約 7,000 人喪生[72][166]。1945 年至 1948 年，德意志人被關押在勞動營中，約有 5 萬人喪生[166]。倖存者在 1948 年後被允許移民到德國[166]。
根據西德 1944 年底的數據，蘇聯將 27,000 到 30,000 名德意志人運送到烏克蘭（包括頓巴斯）進行強迫勞動，其中大多數是 18 至 35 歲的女性；據報道，約有 20%（5,683 人）死亡或失蹤[72][166][167]。2001 年出版的俄羅斯檔案館基於實際統計的數據，1945 年初從南斯拉夫被驅逐到蘇聯從事賠償勞動的德國平民人數為 12,579 人，其中 16%（1,994 人）死亡[168]。1945 年 3 月之後，第二階段開始，德意志人被集中到伏伊伏丁那西巴奇卡的兩座村莊，這些村莊被改建成了勞動營。所有家具都被搬走，地板上鋪上稻草，被驅逐者像牲畜一樣被關押在軍事看守之下，食物匱乏，疾病肆虐且不予治療。家庭被分成不適合做苦力的婦女、老人和兒童，以及適合做苦力的家庭。共有166,970名德裔被拘禁，其中48,447人（29%）死亡[71]。勞動營於1948年3月關閉[169]。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時，斯洛維尼亞的德裔人口集中在下施蒂利亞馬里博爾、采列和其他一些較小的城鎮（如普圖伊和德拉沃格勒），以及鄰近奧地利邊境、阿帕切周圍的農村地區。斯洛維尼亞第二大德裔社區是位於盧布爾雅那以南、下卡尼奧拉科切維附近的戈特謝（Gottschee）縣，該縣以農村為主。少數德裔也居住在盧布爾雅那和普雷克穆列地區的一些西部村莊。 1931 年，斯洛維尼亞的德裔總人數約為 28,000 人：其中約一半居住在施蒂利亞州和普雷克穆列，另一半居住在戈特奇縣和盧布爾雅那。 1941 年 4 月，斯洛維尼亞南部被義大利軍隊佔領。到 1942 年初，來自戈特謝/科切維的德裔人被德國當局強制轉移到德佔施蒂利亞州。大多數人重新定居到下薩瓦河谷（布雷日采和利蒂亞兩鎮之間），在當地居住的大約五萬名斯洛維尼亞人則被驅逐。戈特謝德裔人對於被迫離開他們的歷史故鄉普遍感到不滿。其中一個原因是，他們認為新定居點的農業價值比戈特謝地區低得多。隨著德軍在南斯拉夫遊擊隊進逼下撤退，大多數德裔人因害怕報復而隨軍逃亡。到 1945 年 5 月，只剩下少數德裔人，主要在馬里博爾和采列。 1945年5月，斯洛維尼亞人民解放陣線完全控制了該地區，並驅逐了大部分殘餘的德國人[169]。
南斯拉夫人在斯特恩塔爾和采列郊區設立了拘留營。 1944年11月21日，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員會主席團頒布了「關於將敵方財產轉為國有、國家管理失蹤人員財產以及沒收佔領當局強行徵用的財產的決定」，政府將南斯拉夫的財產收歸國有[169][170]。
1945年3月後，德裔人士被安置在所謂的「鄉村營地」[171]。不同的營地分別安置有勞動能力的人和沒有勞動能力的人，後者主要是兒童和老人，死亡率約50%。大多數14歲以下的兒童雖然被禁止使用德語，但他們隨後被安置在條件比營地好的國營兒童院，之後再被送給南斯拉夫家庭。在 1950 年代，僅部分德裔父母能夠領回自己的孩子[169]。
西德政府 1958 年的數據顯示，南斯拉夫德裔人士的死亡人數為 135,800 人[172]。最近根據實際人口普查數據發表的一項研究將南斯拉夫德裔人士的死亡人數下調至約 58,000 人。共有 48,447 人死於集中營；7,199 人被遊擊隊槍殺，另有 1,994 人死於蘇聯勞改營[173]。那些仍被視為南斯拉夫公民的德國人受僱於工業或軍隊，但可以花相當於三個月工資的費用買斷自己的南斯拉夫國籍。到 1950 年，150,000 名來自南斯拉夫的德國人在德國被列為「驅逐者」，另有 150,000 人在奧地利，10,000 人在美國，3,000 人在法國[169]。根據西德的數據，1950 年仍有 82,000 名德意志人留在南斯拉夫[80]。1950 年後，大多數人移民到德國或被當地人口同化[157]。
1944 年 11 月 23 日，法國解放期間，德國凱爾鎮（位於萊茵河東岸、斯特拉斯堡對岸，當時人口為 12,000 人）的居民逃難並疏散[174]。法國軍隊於 1945 年 3 月占領了該鎮，並直到 1953 年才允許當地居民返回家園[174][175]。
在 1941 至 1945 年間，由於擔心納粹第五縱隊的存在，美國政府曾協助將來自15個拉丁美洲國家的4,058名德國公民驅逐到德克薩斯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的拘留營。後續調查顯示，許多被拘留者是無辜的，其中四分之三在二戰期間被遣返回德國，以換取美洲公民，其餘人則返回了他們在拉丁美洲的家園[176]。
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時，擁有德國國籍的殖民者被英國當局圍捕，並被送往加利利伯利恆的拘留營。1941年7月31日， 661名德國聖殿騎士經埃及被驅逐到澳大利亞，剩下345人留在巴勒斯坦。被逐的聖殿騎士一直被拘留在澳洲維多利亞州的塔圖拉（Tatura），直到1946-47年。 1962年，以色列向資產被國有化的業主支付了5,400萬德國馬克的賠償金[177]。
死亡人數的估算
據估計，在逃亡和驅逐過程中，德國平民的死亡人數（包括在蘇聯強迫德國人勞動）從 50 萬到最高的 300 萬人不等[178]。儘管自 1960 年代以來，德國政府官方估計的死亡人數一直為 200 萬人，但 1987-89 年出版的先前保密的西德研究報告使一些歷史學家得出結論，實際數字要低得多，在 50 萬至 60 萬之間。根據西德政府 1960 年代的數據，英文資料將死亡人數定為 200 萬至 300 萬人[179][180][181][182][183][184][185][186][187][188]。
在東歐共產主義垮台和冷戰結束之前，西方歷史學家普遍接受西德在逃亡和驅逐行動中造成 200 萬人死亡的數字[179][180][181][182][183][188][189][185][190][191]。最近揭露的德國聯邦檔案館的研究報告和搜尋服務數據，導致德國和波蘭的一些學者對200萬人死亡數字的有效性提出質疑；他們估計實際死亡人數為50-60萬[192][193][194]。
德國政府繼續堅稱 200 萬人死亡的數字是正確的[195]。「被驅逐者」問題一直是德國政壇的爭議話題，被驅逐者聯合會堅決維護更高的數字[196]。
- 1950 年，西德政府初步估計有 300 萬人失蹤（戰前德國 150 萬人，東歐 150 萬人），他們的命運需要搓釐清[197]。這些數字後來被德國聯邦統計局 1958 年發表的研究報告所取代。
- 1953年，西德政府下令德國教會調查局（Suchdienst）進行一項調查，以追蹤驅逐區內1,620萬人的命運；調查於1964年完成，但一直保密到1987年。調查局確認有473,013名平民死亡；另有1,905,991人的命運無法確定[198]。
- 從1954年到1961年，席德爾委員會就逃亡和驅逐事件發布了五份報告。該委員會主席西奧多·席德爾是一位已恢復名譽的前納粹黨員，曾參與制定納粹殖民東歐的「東方總體規劃」。委員會估計，總計約有230萬平民死亡，其中包括奧得河-尼斯河線以東的200萬人[199]。
- 1958年，西德政府統計局發布的《德國驅逐傷亡人數》（Die deutschen Vertreibungsverluste）研究報告取代了席德爾委員會的數據。報告的作者包括前納粹黨員威爾弗里德·克拉勒特（de:Wilfried Krallert）、瓦爾特·庫恩（Walter Kuhn）和阿爾弗雷德·博曼（Alfred Bohmann）。聯邦統計局估計的損失為222.5萬人（戰前德國133.9萬人，東歐88.6萬人）[200]。1961年，西德政府公佈了略微修改後的數據，稱損失為211.1萬人（戰前德國122.5萬人，東歐88.6萬人）[201]
- 1969年，西德聯邦政府下令德國聯邦檔案館進行進一步研究，該研究於1974年完成，並一直保密到1989年。這項研究旨在調查諸如蓄意殺人之類的危害人類罪，報告稱這些罪行包括1944-45年戰役中軍事活動造成的死亡、蘇聯境內的強迫勞動以及戰後被關押在拘留營中的平民。作者堅稱，這些數字僅包括因暴力行為和非人道行為造成的死亡，並不包括戰後因營養不良和疾病造成的死亡。同樣不包括那些被強姦或遭受虐待而沒有立即死亡的人。他們估計死亡人數為 60 萬人（其中 15 萬人死於逃亡和疏散，20 萬人在蘇聯被迫從事勞動，25 萬人死於戰後拘留營。奧得河-尼斯河線以東地區死亡人數為 40 萬，捷克斯洛伐克為 13 萬，南斯拉夫為 8 萬）。研究沒有得出羅馬尼亞和匈牙利的具體死亡人數。[202]
- 格哈德·賴希林（Gerhard Reichling）在1986年發表的一項名為《德國被驅逐者數字》（Die deutschen Vertriebenen in Zahlen）的研究得出結論，戰後共有202萬德裔人喪生，其中144萬人死於驅逐，58萬人因被遣送到蘇聯當強迫勞工而死亡。賴希林是聯邦統計局的僱員，自1953年以來一直參與德國驅逐統計數據的研究[203]。德國政府引用賴希林的研究來支持他們估計的200萬人因驅逐而死亡[204]。
2000年，德國歷史學家呂迪格·奧弗曼斯（Rüdiger Overmans）發表了一項關於德國軍事傷亡的研究；他的研究計畫並未調查平民驅逐死亡人數[205]。1994年，奧弗曼斯對德國政府先前的研究進行了批判性分析，他認為這些研究不可靠。奧弗曼斯認為，德國政府關於驅逐死亡人數的研究缺乏足夠的證據；他認為，支持較低數字的論點比支持較高數字的論點更多。[178]
在 2006 年的一次採訪中，奧弗曼斯堅持認為需要進行新的研究來澄清那些被報告失蹤人員的命運[206]。他認為 1965 年搜尋服務的數據不可靠，因為其中包括非德國人；奧弗曼斯提供的數據包括軍人死亡人數；東歐戰後倖存人數、自然死亡人數和出生人數也不可靠，因為東歐共產政府沒有全力配合西德尋找東歐人員；接受調查的目擊者報告並非在所有情況下都可靠。特別是，奧弗曼斯堅持認為 190 萬失蹤人口的數字是基於不完整的信息得出的，是不可靠的[207]。奧弗曼斯認為 1958 年的人口統計研究不可靠，因為它誇大了德裔死亡人數，其中包括在東歐戰爭中倖存的、德裔身份可疑的失蹤人員；軍人死亡人數被低估；東歐戰後倖存人數、自然死亡人數和出生人數並不可靠，因為東歐共產政府沒有全力配合西德尋找東歐人員[178]。
奧弗曼斯認為，德國聯邦檔案館1974年發現的60萬人死亡數字只是粗略的估計，而不是確切數字。他指出，有些死亡人數沒有被記錄下來，是因為當時沒有倖存的目擊者；此外，也沒有對匈牙利、羅馬尼亞和蘇聯的損失進行估算[208]。
奧弗曼斯進行了一項研究項目，研究了戰爭期間德軍的傷亡情況，發現先前估計的 430 萬人死亡和失蹤，尤其是在戰爭的最後階段，比實際死亡人數少了大約 100 萬人。奧弗曼斯在研究中只研究了軍人的死亡人數，並沒有調查平民被驅逐時的死亡人數。他只是指出了 1958 年人口統計研究中估計的 220 萬人之間的差異，其中迄今為止已有 50 萬人得到核實[209]。他發現，來自東歐地區的德軍死亡人數約為 144.4 萬人，比 1958 年人口統計研究中的 110 萬人高出 33.4 萬人，由於今天缺乏包含平民死亡人數的文獻。奧弗曼斯認為，這將減少驅逐行動中平民的死亡人數。奧弗曼斯進一步指出，1958 年的研究估計的 222.5 萬這個數字意味著被驅逐者的傷亡率等於或高於軍隊的傷亡率，他認為這難以置信[210]。
2006 年，英戈·哈爾（Ingo Haar）在德國報紙《南德意志報》的一篇文章中對政府官方公佈的 200 萬人因驅逐而死亡的數字的有效性提出質疑[211]。此後，哈爾在學術期刊上發表了三篇文章，介紹西德政府對驅逐事件進行研究的背景[212][213][214][215]。
哈爾認為，根據紅十字搜索服務和德國聯邦檔案館的信息，對驅逐死亡人數的所有合理估計都在 50 萬到 60 萬之間。哈爾指出，參與研究驅逐事件的席德爾委員會部分成員和德國聯邦統計局官員參與了納粹殖民東歐的計畫。哈爾認為，由於冷戰和德國國內政治，德國公佈的數字被誇大了，他認為 222.5 萬這個數字是基於不恰當的統計方法和不完整的數據，特別是關於抵達東德的被驅逐者。哈爾對人口平衡的有效性提出質疑。他認為，西德數字中包括了 2.7 萬名納粹德國猶太人。他駁斥了德國政府關於50萬至60萬死亡人數忽略疾病和飢餓死亡人數的說法，並表示這是對數據的「錯誤解讀」。他堅持認為，較低的數字已經包含了因疾病、飢餓和其他情況導致的死亡。哈爾認為，幾十年來，由於戰後政治原因，這些數字一直被定得過高[215][216][214][217]。
2001年，波蘭研究員貝爾娜黛塔·尼奇克（Bernadetta Nitschke）估計波蘭的總損失人數為40萬（與德國聯邦檔案館的研究數字相同）。她指出，波蘭歷史學家一直認為，大多數死亡發生在戰爭期間的逃亡和疏散、被驅逐回蘇聯進行強迫勞動，以及戰後重新安置後，由於蘇聯佔領區條件惡劣而造成的死亡[218]。
波蘭人口統計學家皮奧特·埃伯哈特（Piotr Eberhardt）認為：「總體而言，德國的估計…不僅高度武斷，而且在描述德國損失時也明顯帶有傾向性。」他認為，德國政府1958年的數據誇大了戰前居住在波蘭的德裔總人數以及因驅逐而死亡的平民總數。例如，埃伯哈特指出：「波蘭境內的德國人總數為 137.1 萬。但根據 1931 年波蘭的人口普查，整個波蘭境內只有 74.1 萬德國人。」[219]
德國歷史學家漢斯·亨寧·哈恩（Hans Henning Hahn）和伊娃·哈恩（Eva Hahn）發表了關於逃亡和驅逐的詳細研究報告，尖銳批評了德國冷戰時期描述的死亡人數。哈恩夫婦認為德國官方公佈的 200 萬人死亡數字是歷史神話，缺乏根據。他們將大規模逃脫和驅逐的最終責任歸咎於納粹在東歐的戰時政策。哈恩夫婦堅持認為，報告的 473,013 人死亡大多發生在戰爭期間納粹組織的逃亡和疏散、以及德國人在蘇聯的強迫勞動期間；他們指出，戰後拘留營中確認的死亡人數為 80,522 人。他們認為東歐戰後損失只是總損失的一小部分：波蘭 - 1945 年至 1949 年拘留營中有 15,000 人死亡；捷克斯洛伐克——死亡人數為 15,000-30,000，其中 4,000-5,000 人死於拘留營，約 15,000 人死於拘留營中有 75,000 人死於拘留營，約17,000人死於中7, 南斯拉夫－ 48,027 人死亡；丹麥——拘留營中有 17,209 人死亡；匈牙利和羅馬尼亞——沒有戰後損失報告。哈恩斯指出，1958 年捷克斯洛伐克官方統計的 273,000 人死亡是由曾在戰時黨衛軍服役的納粹黨員阿爾弗雷德·博曼 (Alfred Bohmann) 提供的。博曼是戰後西德一家極端民族主義報紙《蘇台德德語》的記者。哈恩斯認為，東歐德裔人口數字包括在大屠殺中被殺害的講德語的猶太人[220]。他們認為，東歐講德語的猶太人的命運值得德國歷史學家關注[220]。
1995年，由德國和捷克歷史學家組成的聯合委員會進行的研究發現，先前關於捷克斯洛伐克死亡人數22萬至27萬的人口統計數據被誇大，且基於錯誤資訊。他們得出結論，死亡人數至少為1.5萬人，假設並非所有死亡人數都有記錄，則最高可能達到3萬人[86]。
德國政府堅稱，200萬至250萬人因驅逐而死亡的數字是正確的。 2005年，德國紅十字會搜救服務中心估計死亡人數為225.15萬人，但並未提供此估計的具體細節[221]。
2006 年 11 月 29 日，德國聯邦內政部國務秘書克里斯托夫·伯格納( Christoph Bergner) 在德國公共廣播電台Deutschlandfunk上概述了相關政府機構的立場，稱德國政府和其他方面提供的數字與哈爾引用的數字並不矛盾，以下 60 萬的估計包括驅逐期間。超過200萬的估計數字包括在前往二戰後德國途中死於流行病、飢餓、寒冷、空襲等的人[222]。
被驅逐者抵達德國後的狀況
抵達的德國人狀況極差，尤其是在 1945-46 年的嚴冬，到達的火車「每節車廂裡都載著死者和垂死的人（其他死者是沿途被扔出火車的）」[223]。在經歷了蘇聯紅軍的暴行後，驅逐區的德國人遭到南斯拉夫遊擊隊、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當局的嚴厲懲罰。[224]。驅逐過程中部分德國人被送到中轉營，例如位於波蘭上西里西亞的萬比諾維採集中營，在那裡，被拘留的德國人遭受了虐待，至少有 1,000 人死亡[224]。許多被驅逐者經歷了飢餓和疾病、與家人分離、失去公民權利和熟悉的環境，有時甚至遭到拘留和強迫勞動[224]。
他們抵達德國後，發現自己身處一個飽受戰爭摧殘的國家。住房短缺一直持續到 1960年代，這與其他短缺問題一起導致了他們與當地居民的衝突[225][226]。直到 1950 年代西德經濟繁榮，失業率接近零，情況才有所緩解[227]。
法國沒有參加波茨坦會議，因此可以隨意批准部分《波茨坦協定》，而駁回其他部分。法國堅持認為，它沒有批准驅逐行動，因此不負責在其佔領區安置和養活這些赤貧的被驅逐者。雖然法軍政府為1945年7月前抵達後來成為法國佔領區的少數難民提供了安置，但它成功阻止了後來從東德驅逐的德裔移民進入[228]。
直到1945年中期，盟軍仍未就如何處理被驅逐者達成協議。法國建議將他們移民到南美和澳大利亞，並將「具生產力」的人安置在法國；而駐德蘇聯軍事管理委員會則建議將數百萬被驅逐者重新安置在梅克倫堡-前波莫瑞[229]。
蘇聯鼓勵並部分執行了驅逐行動，但在人道主義援助方面卻很少合作，因此要求美國和英國在其佔領區內接收被驅逐者。蘇聯違反《波茨坦協定》，忽略了提供被驅逐者物資的義務。在波茨坦協定中[230]，雙方同意，將從西部地區拆除的所有設備（尤其是冶金、化學和機械製造業的設備）的 15% 轉讓給蘇聯，以換取食品、煤炭、鉀肥（一種基本的肥料原料）、木材、黏土產品、石油產品等。西方國家的物資供應始於 1946 年，但最終卻是一條單行道。蘇聯的物資供應——這些物資迫切需要為被驅逐者提供食物、溫暖和基本必需品，並提高剩餘耕地的農業產量——並沒有實現。因此，美國於 1946 年 5 月 3 日停止了所有運送[231]，而來自蘇聯統治地區的德國人則被驅逐到美、英佔區，直到 1947 年底。
在英美佔區，物資供應狀況急劇惡化，尤其是在英佔區。由於位於波羅的海沿岸，英佔區原本就收容了大量經海路抵達的難民，本已不多的口糧在1946年3月不得不進一步減少三分之一。例如，在漢堡，由於空襲帶來的破壞，人均居住面積從1939年的13.6平方米（146平方英尺）減少到1945年的8.3平方米（8.3平方英尺），而由於為難民和被驅逐者提供食宿，1949年的人均居住面積進一步減少到5.4平方米（58平方英尺）[232] 。 1947年5月，漢堡工會組織罷工，抗議口糧過少，抗議者抱怨口糧被難民迅速吸收[233]。
美國和英國不得不向其佔領區進口糧食，儘管英國在整個戰爭期間都與納粹德國作戰，財政上已捉襟見肘，且依賴糧食進口，其中包括1940年6月至1941年6月作為唯一對手與納粹德國作戰（在此期間，波蘭和法國戰敗，蘇聯支持納粹德國，而美國尚未參戰）。結果，英國不得不向美國額外借款，美國也不得不為佔領區的生存投入更多資金。而蘇聯則贏得了東歐人的讚譽——其中許多人因戰爭和德國佔領而陷入貧困——他們掠奪被驅逐者的財物，而且往往是在他們真正被驅逐之前。由於蘇聯是盟軍中唯一允許和/或鼓勵在其軍事影響區內進行搶劫的國家，肇事者和姦商陷入了這樣一種境地：他們依賴蘇聯在其國家的永久統治，才能不被剝奪戰利品並免受懲罰。隨著越來越多的被驅逐者湧入戰後德國，盟軍開始推行同化政策，認為這是穩定德國、透過防止邊緣化人口的產生來確保歐洲和平的最佳途徑[229]。
西德成立後，於 1952 年 8 月 24 日起草了一項法律，主要目的是緩解被驅逐者的經濟狀況。這項名為《最後補償法》（Lastenausgleichsgesetz）的法律給予被驅逐者部分補償和寬鬆信貸；他們的平民財產損失估計為 2996 億德國馬克（而由於邊界變更和驅逐，德國財產總損失為 3553 億德國馬克）[234]。西德政府成立了行政組織，以協助被驅逐者融入戰後德國社會。雖然斯大林政權不允許蘇聯佔領區內的被驅逐者組織起來，但在西部佔領區，被驅逐者逐漸建立了各種組織，包括全德被驅逐者和被剝奪權利者聯盟[235]。其中最著名的──至今仍在活躍的──是被驅逐者聯合會（Bund der Vertriebenen，或 BdV）。
西歐和北歐的德裔「戰爭兒童」
在二戰期間被納粹德國佔領的國家，德軍士兵與當地婦女之間的性關係（包括強姦和自願關係）導致了大量兒童的誕生。在那些未被納粹稱為「劣等民族」（次等人類）的國家，德軍士兵與當地婦女之間的關係尤其常見。德軍撤離後，這些德裔婦女及其子女經常受到虐待[236][237][238]。
驅逐的後果
至少有[239] 1200 萬[66][240][241]德國人遭到驅逐，實際數字可能有 1400 萬[225][242]甚至更多[243]，這是歐洲歷史上單一民族最大規模的人口遷移[241][244][245][246]，也是二戰後中、東歐驅逐行動中規模最大的一次（總共導致 2,000 萬至 3,100 萬人流離失所）[240]。
戰後被驅逐的德國人的確切人數不得而知，因為最近的研究提供的是一個綜合估計，其中包括被德國當局疏散、逃亡或在戰爭期間被殺害的人數。據估計，有1200萬至1400萬德國公民、外國德意志人及其後裔流離失所。確切的傷亡人數至今仍不得而知，而且由於二戰最後幾個月的混亂局面，很難確定。人口普查數據顯示，在大規模驅逐行動結束後，1950年仍居住在東歐的德意志人總數約260萬，約佔戰前總數的12%[80]。
這些事件通常被歸類為人口遷移[247][248]或種族清洗[249][250][251][252][253][254][255][256][257][258]。
驅逐行動為接收地區帶來了嚴重的社會動盪，這些地區的任務是為數百萬難民提供住房和就業機會。西德成立了一個專門負責這個問題的部門，並通過了幾項法律建立了法律框架。被驅逐者成立了幾個組織，其中一些組織要求賠償。他們的不滿雖然仍有爭議，但已被納入公共討論[226]。1945年，英國媒體對德裔難民的處境表示擔憂[259]；隨後，冷戰期間，西德以外地區對此問題的討論有限[260]。東德則試圖避免疏遠蘇聯及其鄰國；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將驅逐行動定性為「對納粹罪行的公正懲罰」[226]。西方分析人士傾向將蘇聯及其衛星國視為一個整體，而無視冷戰前存在的國家爭端[261]。蘇聯解體與兩德統一，為學術界和政界重新檢視驅逐事件打開了大門[262]。這場爭議持續存在的一個因素可能是，被驅逐者及其後代中，德國公民的比例相對較大，2000 年估計為 20%[263]。
20世紀，關於人口遷移的國際法經歷了顯著的演變。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前，幾次大規模的人口遷移都是雙邊條約的結果，並得到了國際聯盟等國際機構的支持。但隨著1945年紐倫堡審判的憲章宣布強制驅逐平民既是戰爭罪也是危害人類罪，情況開始逆轉。這一觀點逐漸被採納及推廣。這種變化的根本原因是將權利賦予個人，從而限制民族國家頒布可能對這些個人產生不利影響的法令的權利。聯合國於1945年成立，其憲章規定，安理會不得就針對二戰「敵國」（即《聯合國憲章》簽署國在二戰中的敵人）採取的措施採取任何強制行動[264]。憲章並未排除「負責此類行動的政府因戰爭而採取或授權採取的行動」[265]。因此，《憲章》並未使戰後針對二戰敵人的行動無效或被排除[265]。美國國際法教授阿爾弗雷德·德·薩亞斯（Alfred de Zayas）對此論點提出了質疑[266]。紅十字國際委員會的法律顧問 Jean-Marie Henckaerts 認為，二戰同盟國本身進行的驅逐是驅逐問題既未被列入1948年《世界人權宣言》也未被列入1950年《歐洲人權公約》的原因。他表示，「雖然驅逐出境在紐倫堡被禁止，但同一批政權卻將其用作『和平時期措施』，這或許可以稱之為『一個悲劇性的反常現象』」[267]。直到1955年，《波恩專約》才對驅逐進行了規範，但僅限於對簽約國的個人的驅逐[267] 。第一份譴責大規模驅逐的國際條約是歐洲委員會於 1963 年 9 月 16 日發布的一份文件，即《歐洲保護人權與基本自由公約關於確保某些除本公約和第一議定書以外權利和自由的第四議定書》[267]，第四條規定：「禁止集體驅逐外國人。」[268]該議定書於1968年5月2日生效，截至1995年，已有19個國家批准[268]。
目前，關於非自願人口遷移的法律地位已達成普遍共識：「人口遷移過去被認為是解決種族衝突的一種手段，而如今，強制人口遷移被視為違反國際法。」[269]法律上沒有區分單向和雙向人口遷移，因為每個人的權利都被視為獨立於他人的經驗。儘管《波茨坦協定》的簽署國和驅逐國當時可能認為驅逐行為在國際法下合法，但一些國際法和人權歷史學家、學者認為，將德國人驅逐出中東歐現在應被視為種族清洗，因此侵犯了人權。例如，蒂莫西·V·沃特斯在《論種族清洗的法律建構》中指出，如果未來出現類似情況，驅逐德國人但沒有補償的先例會使得未來根據國際法對其他人群進行種族清洗變得可能[270]。
1970 和 80 年代，哈佛大學畢業的律師兼歷史學家阿爾弗雷德·德·薩亞斯出版了《波茨坦的復仇》和《可怕的復仇》，這兩本書都成為德國的暢銷書[271]。他認為，即使根據當時的國際法，這些驅逐行為也構成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並指出：「唯一適用的原則是《海牙公約》，特別是《海牙法規》第 42 至 56 條，這些條款限制了佔領國的權利——而佔領國顯然無權驅逐當地居民——因此，這明顯違反了該法[271][272][273]。他認為，這些驅逐違反了紐倫堡原則[271]。
前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厄瓜多爾人何塞·阿亞拉·拉索（José Ayala Lasso）贊同在柏林建立「反驅逐中心」[274]。他承認「被驅逐者」是嚴重侵犯人權行為的受害者[275]。反驅逐中心顧問委員會成員德·薩亞斯支持被驅逐者聯合會全面參與柏林反驅逐中心的工作[276]。
然而，在柏林成立反驅逐中心的計劃在波蘭受到了批評[277]。波蘭政府和總統萊赫·卡欽斯基對此表示強烈反對。波蘭前總理唐納德·圖斯克僅建議德國政府在該問題上採取中立態度[277][278]。該中心最終並未建成。在德國，唯一一個類似的計畫是由「流動、轉讓和銷售基金會」（SFVV）贊助的「視覺標誌」（Sichtbares Zeichen）[279]。兩屆連續的國際顧問（學者）委員會的幾位成員批評了該基金會的一些活動，新任主任溫弗里德·哈爾德辭職。現任主任為貢杜拉·巴文達姆博士[280]。
英國歷史學家理查德·J·埃文斯寫道，儘管東歐驅逐德意志人的手段極其殘暴，令人無法辯解，但驅逐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德意志人的基本目的是合理的，因為德意志少數民族在二戰前發揮了顛覆性作用[281]。埃文斯寫道，魏瑪共和國時期，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的絕大多數德意志人明確表示，他們並不忠於自己所居住的國家；而在納粹統治下，東歐的德意志少數民族則甘願成為德國外交政策的工具[281]。埃文斯也寫道，東歐許多地區除了德意志之外，還雜居著其他各種族群，德意志人作為納粹德國工具所發揮的破壞性作用，導致他們在戰後遭到驅逐[281]。埃文斯最後認為，驅逐行動是合理的，因為它們結束了二戰前困擾歐洲的一個主要問題；驅逐的另一個好處是有利於和平事業；如果戰後允許德國人留在東歐，西德就會利用他們的存在向波蘭和捷克斯洛伐克提出領土要求，而考慮到冷戰，這可能會導致第三次世界大戰[281]。
1990 年 1 月，捷克斯洛伐克總統瓦茨拉夫·哈維爾代表捷克斯洛伐克請求寬恕，他使用的措辭是驅逐，而不是遷移[283][284]。然而，公眾對哈維爾立場的認可有限；在 1996 年的一項民意調查中，86% 的捷克人表示，他們不會支持認可該種道歉的政黨[285]。 2002 年，在捷克共和國申請加入歐盟期間，驅逐問題浮出水面，因為愛德華·貝奈斯頒發的驅逐法令尚未被正式廢除[286]。
2009 年 10 月，捷克總統瓦茨拉夫·克勞斯表示，捷克共和國將要求獲得《歐洲聯盟基本權利憲章》的豁免，以確保被驅逐德國人的後裔不能對捷克共和國提起法律訴訟[287]。五年後，即 2014 年，捷克總理博胡斯拉夫·索博特卡領導的政府決定，該豁免「不再適用」，撤銷退出的決定「將有助於改善布拉格在其他歐盟國際協議中的地位」[288]。
2018 年 6 月 20 日，即世界難民日，德國總理安格拉·默克爾表示，戰後驅逐德意志族裔「沒有任何道德或政治理由」[289]。
另見
參考資料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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