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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
持续性无法达到生理基本营养需求的状态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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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hunger）是因機體對食物需求而引發的生理不適感，一般伴隨胃部的各種不舒服感覺，以及虛弱甚至昏厥[1]。在政治、人道主義援助和社會科學領域，「飢餓」的定義為個體因缺乏足夠的體力或經濟能力，在一段持續時間內無法攝入滿足基本營養需求的食物。在解決飢餓問題的領域中，「飢餓」一詞的使用含義，經常超出了人類普遍存在的對食物的渴望（食慾）。當營養不良現象普遍存在，且有人因無法獲得足夠營養的食物而開始死於飢餓時，即可宣布發生饑荒[2]。
關於與「飢餓」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請見「飢餓 (消歧義)」。關於相似易混淆的術語，請見「挨餓」。歷史上，世界部分地區的居民常遭遇長期飢餓。許多情況下，飢餓由戰爭、瘟疫或惡劣天氣引發的糧食供應中斷所致。二戰後數十年間，技術進步與政治合作的加強曾讓人們認為有望大幅減少受飢餓影響的人數。儘管各地進展不一，但到2015年，極端飢餓的威脅已在世界大部分人口中得到遏制。根據糧農組織（FAO）2023年《世界糧食安全與營養狀況》報告，這一積極態勢自2017年左右開始逆轉，慢性飢餓人口數量出現逐步上升。受新冠肺炎疫情影響，2020年和2021年營養不良人口再次增加。2022年隨着全球經濟回暖有所回升，但烏克蘭危機對國際糧食市場的衝擊使得全球飢餓狀況的改善幅度受到限制[3]。
儘管世界大多數人口依然居住在亞洲，自2017年以來飢餓人口增加主要集中在非洲和南美洲。糧農組織2017年報告指出近期飢餓人口增加的主要原因是氣候、衝突和經濟放緩。2018年報告將極端天氣視為主要驅動力，並發現對極端天氣最敏感的農業國中飢餓率上升尤為嚴重。2019年世界糧食安全與營養狀況報告發現飢餓人口增加與經歷經濟放緩的國家高度相關。2020年報告關注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零飢餓」的前景，警告若不扭轉過去六年的不利趨勢，到2030年慢性飢餓人口可能增加逾一億五千萬。2023年報告指出新冠疫情導致飢餓人口急劇增加，並於次年趨於平穩。聯合國2025年報告顯示全球飢餓人口已連續六年上升[4]。
全球有數千個組織參與飢餓救濟工作，活動層級涵蓋地方、國家、區域和國際。部分機構專門從事飢餓救濟，另有團體在多個領域並行運作。它們既包括多邊組織以及各國政府和非政府組織，也有如獨立救濟食堂等小型地方項目。許多機構加入了跨機構網絡，將數千家救濟組織連接起來，以便協調行動。在全球層面，聯合國負責總體協調，並以實現2030年可持續發展目標第2項「零飢餓」為宗旨，推動各方協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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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義與相關術語
在研究或致力於緩解飢餓這一社會問題的領域，全球公認的一種定義與衡量方法是由聯合國糧農組織提出的指標，通常稱為慢性營養不足（在早期出版物中亦稱「食物匱乏」「慢性飢餓」或簡稱「飢餓」）。對於糧農組織而言：
當「熱量攝入低於最低膳食能量需求（MDER）」時，即被視為飢餓或慢性營養不足。MDER指維持輕度活動並保持身高對應的最低可接受體重所需的能量。由於氣候和文化差異，聯合國糧農組織針對不同國家設定了各自的MDER閾值。通常採用年度「收支平衡」方法，將最低膳食能量需求與估算的年總熱量攝入進行對比[5]。
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定義中區分了飢餓、營養不良和糧食不安全[6][7][8]：
營養不良是指「宏量和/或微量營養素攝入不足、過量或失衡」。在聯合國糧農組織定義下，所有處於飢餓狀態的人均屬於營養不良者，但營養不良者不一定處於飢餓狀態。他們可能攝入足夠的能量以避免飢餓，卻缺乏必要的微量營養素；或因熱量攝入過多而導致肥胖[9][10][6]。
食品不安全是指人們面臨無法持續獲取滿足其熱量和營養需求的食物的風險或擔憂。聯合國糧農組織定義下，所有飢餓者均為食品不安全者，但並非所有食品不安全者都處於飢餓狀態，儘管二者在嚴重情況下高度重疊。聯合國糧農組織報告指出，食品不安全常導致兒童發育遲緩與成人肥胖同時出現。對於在全球或區域層面開展救濟的機構而言，國際食品政策分類（IPC）正成為衡量食品不安全的重要指標[9][10][6]。
急性飢餓通常用於描述類似饑荒的嚴重飢餓狀態，但該術語尚無廣泛接受的正式定義。在救濟領域，面臨「急性飢餓」的人群也可能同時遭受「慢性飢餓」，該詞主要用於強調嚴重程度，而非持續時間[9][6][11]。
並非所有從事飢餓救濟的組織都採用聯合國糧農組織對飢餓的定義。一些機構使用更廣義的闡釋，與營養不良的概念高度重疊。然而，這些替代性定義往往超出了「飢餓」作為一種痛苦或不適的動機狀態的常見理解。對食物的渴求是所有人類——即使是最富有者——經常體驗到的需求，本身並不構成社會問題[12][9][10][6]。
當食品供應極度匱乏時，可稱為「糧食不安全並伴有飢餓」。2006年，美國國家科學研究委員會下屬國家統計委員會建議對該描述進行修改，以區分生理性飢餓狀態與糧食可獲得性指標[13]。 糧食不安全是指由於家庭缺乏經濟和其他資源，在一年中的某些時期，一名或多名家庭成員的食物攝入量減少，進食模式被打亂[13]。 糧食安全統計通過調查數據衡量，基於家庭對能否獲得足夠食物以滿足需求的自我報告[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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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統計數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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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國每年發布全球糧食安全與營養狀況報告。該報告由糧農組織（FAO）牽頭編寫，聯合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共同參與。2024年報告的主題聚焦於如何為實現可持續發展目標2.1和2.2籌集資金。FAO的年度報告提供了全球範圍內飢餓現狀的統計概覽，被廣泛視為跟蹤飢餓問題的主要全球參考。然而，任何單一統計數據都無法完全反映飢餓的多維特性，原因包括：首先，FAO衡量飢餓的核心指標「營養不足」僅基於膳食能量供應，忽略諸如維生素或礦物質等微量營養素。其次，FAO以維持最低活動水平所需的能量為基準；許多人在FAO標準下可能不被認為處於飢餓狀態，但其攝入量仍不足以完成較重的體力勞動，而這或許是他們唯一可從事的工作。第三，FAO統計並不總能反映短期營養不足的情況[10]。
根據聯合國2025年報告，急性糧食不安全狀態已連續六年在全球範圍內上升。由於救援資金日益緊張，一種可能的解決方案是對可持續農業的投資；這種投資的成本效益是直接食品援助的四倍，但僅占人道主義資金的3%[4]。
全球飢餓指數（Global Hunger Index，GHI）是衡量全球飢餓狀況的替代指標。與聯合國糧農組織（FAO）僅以熱量攝入為標準不同，GHI在定義飢餓時還考慮了微量營養素攝入等因素，是一個多維度的統計工具，用於描述各國飢餓狀況的發展及成效。GHI每年更新一次。2015年報告數據顯示，自2000年以來全球飢餓水平下降了27%，但仍有52個國家處於嚴重或警戒狀態。2019年報告則對自2015年起飢餓人數的回升表示擔憂。除提供最新的飢餓與糧食安全統計數據外，GHI每年還聚焦不同的專題研究，2019年報告包含了一篇關於飢餓與氣候變化的專題文章，證據表明氣候變化脆弱地區的飢餓狀況在近年尤為嚴重[14][15][16][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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消除飢餓
縱觀歷史，人類幫助飢餓者的需求雖非在所有社會中都得到普遍承認，但大多數情況下卻被視為義不容辭的責任[17]。 哲學家西蒙娜·韋伊指出，當個人具備資源卻讓他人飢餓，這與當時社會公認的最基本人類義務相違背。她認為，早在古埃及時期，許多人就相信必須援助飢餓者，以此在來世為自己辯護。韋伊寫道，社會進步首先被認為是「……向這樣一種人類社會狀態過渡，在這種狀態下，人們不再因飢餓而受苦[18]。」 社會史學家卡爾·波蘭尼則指出，在19世紀市場成為全球主導的經濟組織形式之前，大多數社會要麼全體飢餓，要麼全體溫飽，因為社區成員總會共享食物[19]。
雖然《聖經》創世記中已有一些避免饑荒的原則被提出，但人們並不總能予以理解[20]。 歷史上的救濟行動往往主要由宗教組織和個人施捨承擔。即便到了近代早期，統治者對饑荒的應對仍常常顯得茫然無措。自19世紀第一輪全球化浪潮開始，精英階層開始更多地從全球視角關注諸如飢餓等問題；然而，由於這一時期與古典自由主義盛行階段基本重疊，政治家對全球饑荒的干預呼聲相對較低[21]。
19世紀末至20世紀初，記者發起的宣傳運動逐漸挑戰了「政治家不應干預飢餓」這一觀點。同時，學者與政界人士（如美國總統伍德羅·威爾遜）也開始更多呼籲對全球饑荒進行大規模干預。在政府和私人捐贈的資助下，美國通過美國救濟署等機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及戰後數年向歐洲國家運送了數百萬噸的食品援助。隨着大眾媒體在大蕭條時期對國內飢餓問題的廣泛報道，飢餓作為學術與社會議題在美國進一步凸顯[22][23][24][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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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戰結束前，儘管自19世紀末起對飢餓救濟的關注有所增加，David Grigg博士總結指出，世界飢餓問題在學術界和政治層面仍鮮少受到重視；而1945年後，相關議題的關注度迅速激增[23]。
二戰結束後，一個新的國際政治經濟秩序逐漸形成，學界稱之為「嵌入式自由主義」（Embedded liberalism）。在戰爭結束後的至少十年裡，美國作為當時最具影響力的大國，大力支持應對世界飢餓並推動國際發展的努力。美國大幅資助聯合國的發展項目，隨後也支持了國際貨幣基金組織（IMF）和世界銀行（WB）等多邊機構的相關工作[23][25][27]。
新成立的聯合國成為協調全球抗擊飢餓的主導機構。聯合國有三大機構致力於促進糧食安全與農業發展：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和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糧農組織是全球農業知識機構，為發展中國家提供政策和技術援助，以促進糧食安全、營養和可持續農業生產，尤其關注農村地區。世界糧食計劃署的核心任務是將食品送到飢餓的貧困人口手中，該機構在緊急情況下提供干預，並利用糧食援助支持緊急事後的恢復，其長期抗飢措施有助於實現從恢復到發展的過渡。國際農業發展基金憑藉對農村貧困的深刻理解和對貧困農村人群的專注，設計並實施項目，幫助他們獲得克服貧困所需的資產、服務和機會。[23][25][27]
二戰後德國和日本成功重建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與世界銀行開始將關注重點轉向發展中國家。許多民間組織亦積極投身抗擊飢餓事業，尤其在20世紀70年代後期，全球媒體開始廣泛報道埃塞俄比亞等地的饑荒困境，從而引發更多關注。最為重要的是，在20世紀60至70年代，綠色革命促進了先進農業技術在全球範圍內的傳播與應用[23][25][27]。
從20世紀50年代中期開始，美國對全球飢餓問題的應對方式逐漸轉變。一些政府高層人士對可能導致國家過度依賴政府的救援方法持審慎態度，擔心此舉會助長共產主義勢力的擴展。到20世紀80年代，西方國家普遍放棄了對適度政府干預的共識，尤其是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開始推崇以市場為導向的解決方案。在一些國家對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產生依賴的情況下，國際貨幣基金組織有時會要求這些國家優先償還外債，並大幅削減公共服務支出，這在一定程度上對抗飢餓的努力產生了負面影響[28][29][30]。
一些組織（如Food First）提出「糧食主權」議題，主張地球上幾乎所有國家（除部分城邦外）都有足夠的農業能力養活本國人口，但自1970年代後期至約2008年間，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和世界銀行等機構相關的「自由貿易」經濟秩序阻礙了這種可能性實現。世界銀行則聲稱其是解決飢餓問題的一部分，強調各國應建設以出口為導向的經濟體，通過出口獲取購買國際市場糧食的財力。然而進入21世紀初，世界銀行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對推行自由市場改革的立場變得不再教條化，逐步回歸認為政府干預具有作用，並認為即使對於那些在農業領域沒有比較優勢的國家，政府通過有利於本國農業的政策支持糧食安全也仍是可取之舉。截至2012年，世界銀行依然積極幫助各國政府採取措施應對飢餓問題[31][23][25][27][32]。
直到至少20世紀80年代——在某種程度上還包括90年代——學術界關於世界饑荒的主導觀點一直認為，這是一個需求大於供給的問題。針對這一問題所提出的解決方案通常集中於提高糧食產量，有時也涉及節育。然而，這一觀點並非毫無異議：早在20世紀40年代，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首任總幹事約翰·博伊德·奧爾（Lord Boyd-Orr）就將饑荒主要視為分配不公所致，並制定了全面的糾正方案。可當時很少有人贊同他的觀點，他在未能獲得美國和英國對其方案支持後被迫辭職。1998年，阿馬蒂亞·森（Amartya Sen）因部分論證了現代饑荒並非通常由糧食短缺產生，而是源自食物分配問題或發達國家與發展中國家的政府政策，因而獲得諾貝爾經濟學獎。從此，人們普遍接受：世界饑荒既源於糧食生產問題，也源於流通過程中的分配問題[28][29][30]。森於1981年發表的論文《貧困與饑荒論：論權利與匱乏》在形成這一新共識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5][33]。
在2007年和2008年，迅速上漲的食品價格引發了一場全球糧食危機。數十個國家爆發了糧食騷亂；其中至少有兩個國家——海地和馬達加斯加——因此導致政府垮台。第二次全球糧食危機發生於2010年末至2011年初，起因同樣是食品價格飆升。由於救援糧食儲備更加充足，這一時期的糧食騷亂較少。然而，多位分析人士認為，此次糧食危機是阿拉伯之春爆發的原因之一[27][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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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世紀初，八國集團（G8）等發達國家領導人對飢餓問題的關注度有所減弱[34]。 2009年之前，抗擊飢餓的大規模行動主要由重災國政府、公民社會力量以及多邊與區域性組織承擔。2009年，教宗本篤十六世發布第三份通諭《在真理中的實踐》（Caritas in Veritate），強調抗擊飢餓的重要性。該通諭特選在當年7月G8峰會前夕發布，以最大化其對峰會的影響。在意大利中部城市拉奎拉舉行的峰會上，《拉奎拉糧食安全倡議》正式啟動，承諾投入總額達220億美元的資金對抗飢餓問題。[36][37]
已簽署並生效的國家
已簽署並批准（歐盟成員，歐盟已批准該條約）
已簽署國家
已簽署（歐盟成員，歐盟已批准該條約）
潛在簽署國（歐盟成員，歐盟已批准該條約）
潛在簽署國
2009年至2010年初，糧食價格大幅回落，但分析普遍認為這主要源於農民響應2008年價格飆升而擴大生產，而非政府強化行動的成果。然而自2009年G8峰會後，抗擊飢餓已成為世界主要國家領導人的高度優先議題，並成為2012年二十國集團（G20）峰會的核心議程。[34][38][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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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2年4月，《糧食援助公約》簽署，這是全球首個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國際糧食援助協議。2012年5月，哥本哈根共識建議，政治家和私營部門慈善家在尋求最大化援助支出效益時，應優先將抗擊飢餓和營養不良作為首要任務，而將其置於對抗瘧疾和艾滋病等其他優先事項之上[40]。同月，美國總統巴拉克·奧巴馬發起了「糧食安全與營養新聯盟」——這是一個由私營部門、政府和民間社會各方共同參與的廣泛夥伴關係，旨在「……在未來十年內實現持續且包容的農業增長，並使5000萬人擺脫貧困」[28][38][41]。英國首相大衛·卡梅倫於2012年夏季奧運會的最後一天（8月12日）召開了一次飢餓峰會[38].
與飢餓作鬥爭的行列中，也出現了越來越多的普通民眾。長期以來，世界各地的人們就一直在為緩解發展中國家的飢餓做出貢獻；然而，近年來，即便在全球北方經濟發達國家，致力於解決本國飢餓問題的人數也迅速增加。北美地區這一現象出現得遠早於歐洲。在美國，里根政府於20世紀80年代初大幅削減福利，引發慈善部門在幫助無法購買足夠食物的美國人方面的努力急劇增加。根據1992年針對1000名隨機抽選的美國選民進行的一項調查，77%的美國人曾以志願者身份參與食品銀行或慈善廚房等飢餓救濟機構的工作，或通過捐贈現金或食物為飢餓者提供幫助[42]。歐洲由於擁有更為完善的福利體系，對國內飢餓問題並不敏感，直到2006年末開始的食品價格通脹，以及2010年緊縮財政政策導致的福利削減開始顯現後才引起關注。各項調查報告顯示，超過10%的歐洲人口開始陷入食物匱乏狀態。尤其自2011年以來，無論是在英國還是歐洲大陸，通過食品銀行等方式開展的民間草根救助飢餓行動顯著增加[43][44][45][46][47]。
到2012年7月，美國的2012年乾旱已導致穀物和大豆價格迅速上漲，並對肉類價格產生連帶影響。除了影響美國國內的飢餓人群外，這一情況也推動了全球市場價格上漲；美國是世界最大的糧食出口國。這引發了人們對本世紀第三次全球糧食危機可能爆發的廣泛討論。《金融時報》報道稱，與2008年和2011年早期危機相比，金磚國家受到的影響可能不會那麼嚴重。然而，那些必須進口大量糧食的發展中國家可能會受到嚴重衝擊。聯合國和二十國集團已開始進行應急規劃，以便在第三次全球危機爆發時能夠及時干預[31][35][48][34]。
然而，到2013年8月，人們的擔憂已得到緩解，主要出口國（包括日本、巴西、烏克蘭和美國）預計將獲得高於平均水平的穀物收成[48]。2014年全球收成同樣良好，因此有人猜測糧價可能很快開始回落[48]。
2013年4月，在都柏林舉行的「飢餓、營養、氣候正義及2015年後千年發展目標全球正義框架」峰會上，愛爾蘭總統邁克爾·D·希金斯指出，僅有約10%的飢餓死亡源於武裝衝突和自然災害；持續存在的飢餓既是「現行全球體系最大的道德失敗」，也是「國際社會面臨的最嚴峻道德挑戰」。[49] 同年6月，由英國和巴西政府與兒童投資基金會聯合主辦的倫敦「飢餓峰會」宣布新增41.5億美元承諾資金，以應對全球飢餓問題。[50][51]
儘管2008年金融危機及同期全球糧價上漲導致生活困難加劇，聯合國的全球統計數據顯示，此後世界飢餓人口數量幾乎年年下降。然而，到2019年，多項證據表明這一進展在近四年似乎出現逆轉：飢餓人數不僅在絕對值上增加，占世界總人口的比例亦出現輕微回升。[52][53][3]
2019年，聯合國糧農組織在年度報告《世界糧食與農業狀況》中指出，糧食損失與浪費可通過影響糧食安全的四個維度——可獲得性、可及性、利用性與穩定性——進而對糧食安全和營養產生潛在影響。然而，減少糧食損失和浪費與糧食安全之間的關係十分複雜，並不總能帶來正面結果。要達到可接受的糧食安全與營養水平，不可避免地需要承受一定程度的糧食損失與浪費：為保障供應穩定而保持的緩衝庫存會導致部分糧食被損耗或廢棄；確保食品安全則需剔除不安全食品，而這些被視為損失或浪費；更高質量的飲食往往包含更易腐食品。減少損失或浪費在糧食供應鏈中的不同環節，以及營養脆弱且糧食不安全人群的地理分布，都會影響上述四個維度的作用機制，進而對不同群體的糧食安全狀況產生不同影響。[54]
2020年4月至5月，全球多方擔憂，若各國領導人不立即採取行動，新冠疫情可能導致全球飢餓人口翻倍。世界糧食計劃署等機構警告，面臨急性飢餓的人數或將從1.35億攀升至約2.65億（截至2020年底）。部分城市出現因領取緊急糧援傳聞而引發的致命踩踏事件，凸顯極端飢餓的嚴重程度。非政府組織、聯合國工作人員、企業界、學術界以及多國前領導人等各方致函二十國集團和七國集團，呼籲協調應對疫情對糧食安全的衝擊。[55][56][57][11]
聯合國糧農組織統計顯示，2022年全球飢餓人口較2019年增加1.22億人。[58] 2022年俄烏戰爭爆發後，糧價上漲再次引發饑荒擔憂。分析指出，即便許多中等收入國家也可能因糧價推高而出現社會動盪，這些國家的政府在新冠疫情期間已耗盡保護民眾的財政能力，且尚未恢復。[59]
2023年，全球可能有7.13億至7.57億人陷入飢餓，占世界人口約九分之一；在非洲則達到五分之一。2020年至2023年期間，全球中度或重度糧食不安全的總體比例未見改善：非洲飢餓形勢繼續惡化，亞洲大體持平，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區有所進展。按比例計，非洲飢餓率最高，為20.4%；亞洲為8.1%；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為6.2%；大洋洲為7.3%。然而從絕對人數看，亞洲仍以3.845億人占全球飢餓人口的一半以上；非洲為2.984億人，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為4,100萬人，大洋洲為330萬人。[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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飢餓救助組織
全球範圍內活躍着成千上萬家飢餓救助組織。其中部分機構專門致力於消除飢餓，也有一些同時開展其他人道援助工作。這些組織規模不一——既有隻服務單一社區的獨立慈善廚房，也有跨國運營的全球性機構。全球及區域層面的組織通常將大量精力用於幫助飢餓社區提升自給自足能力，例如分享農業技術；而僅在地方層面運作的組織則更偏重於直接向飢餓人群提供食物。許多救助實體藉由國家、區域與全球聯盟編織成網絡，以共享資源和知識，並協同行動。[61]
聯合國在全球減緩飢餓的行動中居於核心地位，尤其通過其下的糧食及農業組織（FAO）發揮作用，並藉助世界糧食計劃署（WFP）、國際農業發展基金（IFAD）、世界衛生組織（WHO）和聯合國兒童基金會（UNICEF）等機構共同推進。隨着千年發展目標於 2015 年到期，可持續發展目標（SDGs）成為應對飢餓等發展挑戰的主要框架，其中 「目標 2：零飢餓」 就終結飢餓、實現糧食安全與改善營養並促進可持續農業設定了全球一致的目標。[62][9][11]
除聯合國系統外，全球還有數百個行為體通過大型傘狀組織參與飢餓問題的應對。這些行為體包括國家政府、宗教團體、國際慈善機構，甚至若干跨國企業。不過，除專門致力於飢餓救助的慈善組織外，它們對飢餓議題的優先級可能隨年度而變。在許多情況下，這些組織會與聯合國機構合作，但也常設定獨立目標。例如，當國際社會逐步就 「零飢餓」 目標在 2030 年終結飢餓達成共識時，一些機構發起了更為積極、旨在提前於 2025 年實現該目標的倡議：
- 2013 年，國際明愛（Caritas Internationalis）啟動覆蓋全球明愛網絡的 「一家人，人人有飯吃」（One Human Family, Food for All）行動，致力在 2025 年前根除系統性飢餓，重點提升公眾認知、加強項目成效，並倡導食物權的落實。[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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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持續發展目標2（SDG 2）旨在到 2030 年「終結飢餓，實現糧食安全和改善營養，並促進可持續農業」。[68] 該目標強調，消除飢餓不僅依賴提高糧食產量，還取決於健全的市場體系、土地與技術的可及性，以及農民收入的增加與效率提升。 國際糧食政策研究所（IFPRI）在 2013 年的一份報告中提出，應將可持續發展目標的重點放在消除飢餓與營養不良，而非單純貧困，並爭取在 2025 年而非 2030 年實現這一目標[66]。
報告基於對俄羅斯、中國、越南、巴西和泰國經驗的分析指出，嚴重飢餓人群在教育或就業等方面面臨額外阻礙。為達成目標，報告提出三條路徑：
- 農業主導路徑（agriculture-led）：通過提高農業生產力和可持續性來減少飢餓；
- 社會保障與營養干預主導路徑（social protection- and nutrition-intervention-led）：通過社會保障措施和營養改善項目直接干預；
- 綜合路徑：結合前兩種做法，通過農業發展與社會保障協同推進消除飢餓。
全球範圍內的地區性聯盟多集中於非洲，例如非洲糧食主權聯盟（Alliance for Food Sovereignty in Africa，AFSA）和非洲綠色革命聯盟（Alliance for a Green Revolution in Africa，AGRA）。[69][61]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FAO）已與非盟的「非洲農業綜合發展計劃」（CAADP）框架建立合作夥伴關係，目標在 2025 年前消除非洲的飢餓。該夥伴計劃涵蓋多項干預舉措，包括支持提升糧食生產、強化社會保障，並將「食物權」納入各國立法。[70]
在國家層面開展飢餓救助工作的組織示例包括：英國的特拉塞爾信託（The Trussell Trust）、印度的納拉博圖基金會（Nalabothu Foundation）以及美國的 Feeding America 組織。[71]
食物銀行（英語：food bank，或寫作 foodbank）是一種非營利慈善機構，旨在為難以負擔足夠食物以免於飢餓的人群分配食物。其運營模式因地區而異：在美國、澳大利亞，以及在一定程度上的加拿大，食物銀行通常扮演倉儲樞紐角色——負責儲存並向一線救助組織配送食物，但並不直接向飢餓者發放；而在歐洲大部分地區及其他地區，食物銀行多採取一線模式，直接向有需要者分發生食包裹，通常可供其在家烹飪數餐。在美國和澳大利亞，負責直接發放生食的機構通常被稱為「食物分發處」（food pantry）、「食物架」（food shelf）或「食物儲藏室」（food closet）。[72]
在欠發達國家，也存在由慈善機構運營、採用半商業化模式的食物銀行，區別於前述「倉儲」與「一線」兩類模式。例如在馬拉維等農村地區，收穫後的頭幾個月里糧食相對便宜且充裕，之後價格逐漸上漲。當地的食物銀行會在收穫後大量採購糧食，並在價格上升期間以遠低於市價的價格向居民出售，貫穿全年；這些機構有時也兼作支持中心，為小農戶和自給農民提供多種支援服務。[73]
慈善廚房（英語：soup kitchen，又稱 meal center 或 food kitchen）是一種向飢餓者免費或低於市場價格提供食物的場所。此類機構多設於低收入社區，通常由教會或社區團體等志願組織運營。施粥所常因屬慈善性質，得以從食物銀行免費或低價取得食材，從而更容易滿足大量受助者的膳食需求。
其他類型
在地方層面，自稱為「食物銀行」或「施粥所」的機構通常由基督教教會運營，亦有少數由世俗民間團體主導。其他宗教也開展類似的飢餓救助，但方式略有不同。例如錫克教的 Langar（朗戈）傳統，直接在錫克廟（Gurdwara）內向飢餓者提供食物。在英國等地亦有例外：部分錫克教徒既運營食物銀行，也繼續在其錫克廟前線分發餐食。[74][75]
飢餓與性別
世界銀行的研究持續顯示，全球飢餓人口中約有 60% 是女性。[31] 女性普遍面臨比男性更高的經濟壁壘，可獲取的資源也更少，從而在糧食安全上處於劣勢。[76]
在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父母有時會為了讓子女吃飽而自己挨餓，但女性更可能做出這種犧牲。早期文獻曾認為該現象僅見於性別不平等更嚴重的發展中地區；然而，最新研究表明，在發達經濟體中母親亦常因節省食物而缺餐。例如，英國 Netmums 2012 年的調查發現，五分之一的母親曾為免子女挨餓而省去自己的餐食。[77]
單親家庭尤其容易遭遇糧食不安全，並呈現明顯的性別差異。在美國，由單親母親撫養子女的家庭比單親父親家庭更可能食物不足。[78] 女性通常在有償與無償勞動之間投入更多時間於後者，這種時間分配差異也被視為加劇女性戶主家庭糧食不安全的重要因素。[79]
在不同歷史時期和地區，性別亦決定了飢餓受害者能否成為激發公眾賑濟熱情的「合適例子」。詹姆斯·弗農在《飢餓：一部現代史》中指出，20 世紀之前的英國，社會同情多隻對飢餓的婦女與兒童傾注；無法養活自身及家人的男性常被視作可鄙。[22]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這種觀念出現轉變——大量曾在戰場上證明男子氣概卻在和平時期失業的男性，引發了新的公眾同情。同樣，女性身份有時也利於倡導飢餓救濟：弗農寫道，在第二次布爾戰爭期間，艾米莉·霍布豪斯正因身為女性，得以將飢餓者困境帶入更廣泛的公共視野。[22]
飢餓與年齡
老年人不僅更易陷入飢餓，其健康亦更易因飢餓受損。在美國，2001—2011 年間，遭遇飢餓的老年人口增長了 88%。[80]
這一年齡段慢性病負擔最重，常見疾病包括心臟病、糖尿病與呼吸系統疾病。80% 的老年人至少患有一種慢性病，近 70% 的人患有兩種或以上。[81] 飢餓會加劇這些疾病的發生與惡化。2017 年的報告指出，面臨飢餓的老年人罹患抑鬱的可能性比不飢餓者高 60%，發生充血性心力衰竭的風險高 40%。不規律、不足的進食帶來的額外壓力，使這些疾病更加危險。[82]
美國的補充營養援助計劃（SNAP）向低收入老年人提供糧食安全支持，使受益者得以將部分預算用於醫療或住房賬單。然而，該計劃的參與度極低：不足一半符合資格的老年人領取福利，每五位符合條件者中就有三位未登記。[83]
參見
參考資料
拓展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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