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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哈蒂尔·穆罕默德的相关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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馬哈迪·莫哈末的相關爭議列出馬哈迪·莫哈末自從政以來的爭議事件。馬哈迪曾擔任馬來西亞第四任（1981—2003）及第七任（2018—2020）首相，是馬來西亞任期最長的首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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逼退國父
1969年五一三種族衝突事件發生後，馬哈迪向時任首相、國父東姑阿都拉曼致上一封信函，要求他辭職，馬哈迪批評東姑阿都拉曼放任華裔主導經濟的態度，導致馬來人無法享受國家發展的成果[1]。馬哈迪也將信函的上千份副本發給所有人，結果促使馬來官員、軍警人員和學生爆發反對後者繼續擔任首相的示威活動[2][3]。東姑阿都拉曼於1970年9月21日宣布辭職下台，結束17年首相生涯。
東姑阿都拉曼的子孫東姑慕爾努丁（Tunku Muinuddin Putra）於2019年8月向媒體訪談其事跡。他透露，東姑阿都拉曼因為馬哈迪在1969年致函批評他當時的領導能力，尤其是當年5月13日的種族騷亂問題，最終使東姑阿都拉曼在1990年感到悲痛的情況下逝世。東姑慕爾努丁形容，馬哈迪當年發出的信件傷透了東姑阿都拉曼的心，並摧毀了其超過17年的服務[4]。
馬哈迪於2021年5月9日點評東姑阿都拉曼時表示，他們兩人之間的關係不是很好，並批評東姑阿都拉曼沒有為國家發展和獨立作出貢獻，結果在1969年發生了暴亂。直到敦拉薩上台後推出的新經濟政策，這才是馬哈迪需要的[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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茅草行動
1987年間，華人社會為反對教育部長安華·依布拉欣派遣不諳華文的教師擔任華小行政四個高職的人事措施，10月11日，由馬華公會、民政黨、民主行動黨和民間團體聯辦的抗議大會在吉隆坡樂聖嶺天后宮舉行。由於未獲當局回應，抗議大會成立的行動委員會號召有關的華小從10月15日起一連三天舉行罷課抗議；之後政府當局於14日同意進行協商，罷課抗議行動取消[6]。
罷課抗議行動取消後，馬來人表達強烈反彈。時任巫統青年團（巫青團）代團長納吉·阿都拉薩在吉隆坡甘榜巴魯的TPCA體育館召開了一場擁護政府的萬人大集會，現場出現了許多具有「排華意識」的橫幅，包括了「那些反對馬來統治者的人將被撤銷公民身份」、「5月13日已開始」（指五一三事件）和「讓它（馬來短劍）浸泡在在華人的血泊中」等標語。與此同時，在吉隆坡秋傑地區（Chow Kit），有個馬來士兵亂槍射斃一名馬來人和兩名華人，這起事件引起兩族之間騷動[6]。
1987年10月27日開始，馬來西亞政府以種族關係緊張為理由，展開大逮捕和查封報章的「茅草行動」（Operasi Lalang）[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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處理土著銀行與國家銀行
1980年至1990年代，馬哈迪在擔任首相時期大力推動馬來西亞工業發展，試圖將馬來西亞打造成為工業大國，提出「向東學習」和「2020年宏願」等政策。為推動國家提出的工業藍圖，馬來西亞兩大國營銀行裕民銀行和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涉嫌違法操作，導致國家儲備金損失超過340億令吉，影響馬哈迪的工業發展計劃。
在1980年代，裕民銀行於香港的附屬公司貸出達25億令吉貸款給陳松青成立的佳寧集團。1983年，佳寧集團以周轉不靈為由，宣布旗下3家上市子公司暫停交易，裕民銀行的貸款也血本無歸。由於裕民銀行涉嫌違法貸款給沒有足夠的抵押和完善的文件紀錄的佳寧集團，且裕民銀行高層涉及貪污舞弊，事件在馬來西亞被稱為「土著銀行醜聞」，成為馬來西亞首個最大的財經欺詐案。之後，裕民銀行助理總經理查利爾（Jalil Ibrahim）被派往香港調查貸款事件時遭人暗殺，牽起馬來西亞政府成員涉入命案之觀點；最終一名砂拉越商人麥福生被控謀殺查利爾，並遭判決罪名成立[7]。有觀點認為，由於裕民銀行是馬來人開設的銀行，與馬來西亞政府高層人員有密切關係，對政治具影響力，政府對於此事的解決方式僅為注資10億美元以拯救裕民銀行，爾後成立皇家委員會調查這項舞弊事件，有6名裕民銀行官員被控，但沒有任何一名政府高級官員因而被控。
另一方面，馬來西亞國家銀行是1980年至1990年代外匯市場的主要炒家，主要為國家賺取外匯儲備金，以防政府需償還的債務增加。1992年，國家銀行在黑色星期三的外匯交易中虧損超過40億美元，隔年的交易也虧損57億令吉，使國家外匯儲備金虧損一半。政府採取與先前對於土著銀行相近的方式處理此虧損案，且未對外公開此事，直到國家銀行在1993年公布財政報告時揭露。馬來西亞國家銀行炒匯虧損案最終以國家銀行總裁嘉化·胡先和第二財政部長諾莫哈末於1994年4月宣布辭職告終，政府也對國家銀行進行補貼，沒有任何一名政府高級官員因而被控。
2017年2月15日，時任首相納吉·阿都拉薩領導的國陣政府為反擊馬哈迪聯合反對黨勢力挑起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醜聞（1MDB）及26億門事件而成立皇家委員會調查馬哈迪擔任首相期間的國行炒匯案。反對黨曾形容，設立皇委會是含有政治動機的報復行為[8][9][10]。皇家委員會經過召開8天的公開聽證會後，認為國行炒匯案已觸犯刑事法典第406及第409條文（失信罪）；同時也違反刑事法典第417與418條文，即欺騙內閣，調查報告於同年11月30日提呈國會[11]。馬哈迪等相關人士入稟法庭，試圖以政治因素的理由要求將皇家委員會的調查報告列為無效，並申請撤消兩名皇家委員會的調查資格，但被上訴庭三司一致駁回申請[12]。
2019年7月1日，掌管法律事務的首相署部長劉偉強指出，基於缺乏文件證據以及國行炒匯案的報案者也已經撤案，案件被列為「沒進一步行動」為由結案[13][14]。
削減王室特權
1993年，馬哈迪在國會下議院提呈修憲法案，削弱聯邦憲法規定最高元首及各州統治者的特別權利，這包括最高元首在執行部分職權前需經過民選政府內閣的同意和授權、取消蘇丹及王室成員的司法豁免權、限制最高元首對國會法案的否決權，該法案最終經過辯論後於國會上議院與下議院以三分之二的票數通過並於多日後自動生效。
2015年12月，因一個馬來西亞發展有限公司醜聞（1MDB）而爭議連連的時任首相納吉·阿都拉薩以打擊恐怖主義為由推行備受爭議的《2016年國家安全理事會法令》，最終在獲得國會上下議院通過和無須經過最高元首批准的情況下刊登憲報頒布生效。2016年5月9日，柔佛蘇丹依布拉欣·依斯邁批評《1994年馬來西亞聯邦憲法修正案》是為政治或個人利益而奪取統治者的權力。同年8月25日，馬哈迪在其部落格為修改聯邦憲法削減王室特權一事道歉，並表示國陣政府所通過法令剝奪元首頒布緊急狀態的權力不符合憲法，同時他也解釋自己當年所修改的憲法並非使所有法令皆無需通過元首的簽名與核准[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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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水艇軍購案的責任歸咎
鮋魚型潛水艇交易案是馬哈迪擔任反對黨希望聯盟領導者時期多次批評納吉·阿都拉薩的課題之一。由於潛水艇交易協議是在2002年馬哈迪擔任首相期間簽訂，但是是由時任副首相兼國防部長納吉主持交易，引起馬哈迪與納吉雙方互相指責對方的責任歸咎問題。馬哈迪回應他身為首相有一定的責任，但也強調，他在擔任首相期間未曾與內閣討論這宗潛艇交易，並表示：「我從沒要買潛水艇，因為我們無法使用它們。我們無法在馬六甲海峽使用潛水艇。」「還有，我們沒有那筆錢。花費太高。」「但突然間，在我辭去相位後，我發現那個國防部長（納吉）已下單採購兩艘潛水艇。」「可能是在我擔任首相時所做的決定，但我沒受到通知。」[16]
2019年6月8日，納吉不滿被時任執政黨希望聯盟不斷利用潛水艇無法潛水的課題攻擊他而揭露潛水艇交易案的內幕，表示促成鮋魚型潛水艇的交易是馬哈迪要求法國讓馬來西亞國際航空獲得更多的降陸航線的洽商結果，並引述馬哈迪的個人自傳，內容提到馬哈迪在1998年與法國領袖交換了4封信函[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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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武吉斯人言論
2017年10月14日，馬哈迪在「愛國鋤盜」集會上諷刺時任首相納吉·阿都拉薩是「誤打誤撞來到馬來西亞的武吉斯海盜」，並要求他「回到印尼蘇拉威西」。此言論引起擁有武吉斯血統的柔佛蘇丹抗議及雪蘭莪蘇丹下令要求警方援引煽動法令調查[18]。馬哈迪表示自己的言論是針對納吉個人，因此不對此道歉[19]。
競選宣言並非聖經論
2018年7月，面對並沒按照競選宣言提名國會議員出任國會議長，引起反對黨的不滿並離席抗議，馬哈迪對此宣稱競選宣言只是「指南」不是聖經，不需要虔誠地遵循[20]。馬哈迪的言論引起輿論詬病[21]，也影響民間社會對希盟政府的領導信心[22][23]。
2019年10月，馬哈迪在一場記者會上為未能執行《希盟競選宣言》辯護時坦言，當初希望聯盟在大選前沒有想過會贏，所以定下「高難度」的競選宣言，目的是要讓國陣難堪；不料希盟在大選中獲勝，但許多競選宣言不容易落實，並成為該宣言下的受害者[24][25]。
違反交棒給安華的承諾
2018年馬來西亞大選前，馬哈迪曾與希望聯盟高層達成協議，若勝選將由馬哈迪擔任首相，並會在兩年內將首相一職交棒給安華·依布拉欣，不過希盟在大選前並沒訂下明確的馬哈迪交棒日期。大選勝選並組成希盟政府後，出任第七任首相的馬哈迪多次強調，他不會背棄兩年後交棒給安華的承諾，並多次重申有關協議仍然有效[26]，最後一次是決定在2020年11月的亞太經濟合作組織峰會之後交棒。2020年馬來西亞政治危機前夕，安華前往布城會見馬哈迪商討交棒事宜時透露，馬哈迪向他大派定心丸，強調他將遵守希盟競選前協議的承諾辭去首相職務[27]。
2020年3月1日，由土著團結黨總裁慕尤丁擔任首相職位已成定局之後，馬哈迪出席一場土團黨記者會上埋怨慕尤丁與安華在政治危機期間的行動，更責備安華執意要與他競爭國會議員的支持，導致他沒能獲得90名希盟國會議員的支持，無法組成新政府，結果造成兩敗俱傷[28]。
2022年6月3日，馬哈迪接受《馬來前鋒報》專訪時再度批評安華與他爭奪國會議員支持，是導致他沒能再度當選首相的主要原因[29]。希盟領導層則反批馬哈迪沒有審視本身的失誤，以及拒絕兌現執政兩年後將移交政權的承諾，卻痴迷於將所有事情都歸咎於安華[30][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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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論印度內部事務
2019年9月，馬哈迪在第74屆聯合國大會上發表「印度入侵與占領查謨和克什米爾」言論，惹來印度貿易團體不滿，號召罷買大馬棕油及禁止大馬商品[32]。
印度外交部隔日表示對馬哈迪在聯合國的言論表示遺憾，並暗示他的言論或會影響雙方貿易關係[33]。
同年12月，馬哈迪因再次在「吉隆坡峰會」演講中批評印度近期通過具爭議性的《公民身分法修正案》是在歧視穆斯林。印度外交部隨着呼籲馬來西亞停止評論印度的內部事務，尤其是不清楚事實的情況下評論[34]。
對馬哈迪評論內部事務和兩國分歧，印度首次對馬來西亞發起了貿易戰[35]。儘管馬哈迪認為，他的言論不應該升級成為馬來西亞和印度之間貿易戰的原因[36]。
從2020年1月起，印度政府指示限制馬來西亞棕櫚油的進口[37]。在經歷了長達4個月的抵制後，印度在同年5月與馬來西亞簽署協議恢復購買棕櫚油[38]。
評論法國恐怖襲擊事件引熱議
2020年10月29日，法國尼斯發生有關伊斯蘭恐怖主義的襲擊案，導致3人死亡。馬哈迪在事發幾小時後在自身部落格撰文評論13天前同樣在法國發生的薩繆爾·帕蒂謀殺案，抨擊法國總統埃馬紐埃爾·馬克龍事後發表對付法國伊斯蘭分離主義的言論。馬哈迪的撰文也貼上推特寫道：
| “ | The French in the course of their history has killed millions of people. Many were Muslims. Muslims have a right to be angry and to kill millions of French people for the massacres of the past. But by and large the Muslims have not applied the ‘eye for an eye’ law. Muslims don't. The French shouldn't. Instead the French should teach their people to respect other people's feeling. | ” |
| “ | 漢譯：法國人在他們的歷史進程中殺死了數百萬人。許多人是穆斯林。穆斯林有權憤怒，並為過去的屠殺而殺害數百萬法國人。不過整體而言，穆斯林並未採用『以眼還眼』的法律。穆斯林沒有。法國人更不應該這樣。法國人應該教他們的人民尊重他人的感受。 | ” |
| ——馬哈迪 | ||
馬哈迪的言論引起了強大的討伐聲浪，他亦被社交媒體用戶貼上「離譜」與「可恥」的標籤[41]。法國數碼事務部長塞德里克·奧在一條法語和英語的推文中強烈要求推特立即暫停馬哈迪的推特賬號，否則推特是謀殺呼籲的幫凶[42]。其女兒瑪麗娜·馬哈迪隔日發推文引述印度聖雄甘地的名言：「以眼還眼，只會讓天下盲目」[43]。馬來西亞另一位前首相納吉·阿都拉薩發文呼籲推特用戶應冷靜閱讀馬哈迪的發文，並澄清馬哈迪的言論不代表馬來西亞的立場，同時建議應禁止馬哈迪使用社交媒體[44]。美國與德國駐馬來西亞大使館同聲就法國尼斯和巴黎遭受恐怖攻擊事件，向遇難者家屬表示哀悼，並對馬哈迪相關的文章表達不滿[45][46]。一名自稱是法國前特種部隊軍人在Facebook留言威脅，揚言將剷除馬哈迪，引起馬來西亞皇家警察的注意[47]。
2020年10月30日，馬哈迪撰文表示，自己的文章遭外界扭曲。他說：「眾人應閱讀整篇文章中的「總的來說，穆斯林沒採用以眼還眼的法律。穆斯林沒有，法國人不應該。反之，法國應教導人民尊重他人的感受」。」馬哈迪表示自己對企圖扭曲其文章以及斷章取義的人士感到厭惡，並提及自己嘗試解釋貼文脈絡，對臉書和推特刪除有關貼文感到無能為力。他另補充說，這些對自己文章作出的反應，是為煽動法國人對穆斯林的仇恨[48]。
2021年1月6日，美國非政府組織反極端主義項目將馬哈迪列入該組織「全球最危險20大極端主義者名單」第14名[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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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潘儉偉的指控
2021年12月6日，馬哈迪為即將出版的新書《把握希望：為新馬來西亞繼續奮鬥》（Capturing Hope: The Struggle Continues for a New Malaysia）接受《MalaysiaNow》網媒訪問時，不點名批評前財政部長林冠英的民主行動黨顧問「未經授權參與了政府事務」，並為政敵巫統攻擊希盟政府提供了彈藥。馬哈迪也特別描述一名林冠英信賴的行動黨高級顧問，指該名顧問在參與政府的商業談判時，以為自己可以代表政府對公務員行使權力，並在談判中採取了威脅手段[50]。該訪談涉及106交易塔的談判計劃。
隨後，行動黨全國宣傳秘書兼白沙羅國會議員潘儉偉在吉隆坡發表媒體聲明時承認，他就是馬哈迪在即將出版的新書中所公開的「顧問」，並對其中所提到的部分內容是針對他本人表示是錯誤的指控。潘儉偉表示，他雖然沒有閱讀書籍內容的全部細節，然而，文章中發表的指控對他進行了嚴重的負面誹謗，迫使他立即對所發表的謊言作出回應，反駁馬哈迪指控他未經授權參與政府事務和在談判中訴諸威脅，並批評馬哈迪對他存有偏見[51]。潘儉偉的聲明獲得行動黨同僚的支持，行動黨秘書長林冠英表示，財政部有各種各樣顧問，而馬哈迪將所有責任歸咎一名顧問是不公平的[52]。
馬哈迪之後為其新書進行推介召開新聞發布會時不點名告訴媒體，他聽到很多人向他投訴在擔任財政部的「顧問」表現得很傲慢。馬哈迪表示，作為政治秘書，應該向部長報告國家政治，而不是四處執行政府政策，而正是因為這種態度，馬來西亞失去了潛在的外國投資者，才會使許多商人對希盟政府反感[53]。潘儉偉於12月12日再度反駁馬哈迪點名他傲慢一事，認為馬哈迪並不喜歡他，更沒給他機會辯護和回應，促請馬哈迪公開指責他「傲慢」的華裔商人身份，同時也重申，在出任財政部長政治秘書期間，他不曾「威脅」任何商人或發展商[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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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表非馬來人同化論
2024年1月，馬哈迪發表言論稱馬來西亞印度人並不完全忠於馬來西亞，因為他們仍然認同印度。他為馬來西亞印度人必須將自己視為馬來人，並說馬來語而不是泰米爾語，才能有權稱馬來西亞為自己的國家。他進一步補充說，非馬來人必須同化並「成為馬來人」。此番言論引起了多位政界人士和組織的尖銳批評，其中包括民族團結部長艾倫達干、數碼部長哥賓星、民主行動黨主席林冠英、統民黨署理主席阿米拉艾莎[55][56]。
批評商店中文招牌凌駕於馬來語
2024年11月18日，馬哈迪在X（以前的Twitter）平台上發文分享他在參觀吉隆坡一家較新的購物中心的印象，對於商店招牌大量使用中文感到不安，指出中文似乎凌駕於馬來語之上。他指出，在訪問吉隆坡最新的購物中心時覺得自己身在中國，感嘆這些新商場的招牌只有中文和英文翻譯，卻沒有用馬來語。馬哈迪表示，他理解英文的應用，並舉例在日本的招牌上都有英文翻譯，但吉隆坡的這些招牌卻有大大的中文，批評過分強調中文。馬哈迪進一步指出，有一些中國媒體將馬來西亞稱為「小中國」，因為馬來西亞與其它東南亞國家不同，允許商店在醒目位置展示中文，這可能是由於中國遊客數量眾多。馬哈迪最後強調，在招牌上使用中文字符是可以的，但表示這應該僅限於使用小字符的翻譯，馬來西亞的官方語言是馬來語，認為翻譯不應削弱官方語言的重要性[57][58][59]。隨後，馬哈迪社交平台管理員公開武吉加里爾柏威年廣場內3家掛着中文招牌的商店，並表示這些照片是馬哈迪親自在逛商場時拍攝的[60]。
馬哈迪的帖子吸引大量關注，也引起網民褒貶不一的討論。親中華主義的華裔社會多以負面批評[61]，但也有華裔支持並了解以前就存在的規則[62]。巫裔社會多給予正面評價[60]。
馬青全國中委兼馬青木威區團團長林錦賢批評馬哈迪的首都商場沒馬來文招牌的言論，指責是分裂人民和煽動種族情緒，是以破壞國家的過時思維，並讓人民感到失望[63]。公正黨砂拉越州青年團主席兼美里國會議員趙俊文駁斥馬哈迪的中文招牌威脅國家言語，反稱中文招牌反映的是團結，並認為中文標牌的存在反映了馬來西亞的多元文化身份以及華人社區對經濟的重大貢獻[64]。馬華副總會長兼丹絨比艾國會議員黃日昇抨擊馬哈迪關於購物中心招牌「清一色是中文字」的言論，直指其言論含有惡意，並試圖以此種莫須有的指控作為攻擊政府的手段[65]。馬華總會長魏家祥表示，他走遍吉隆坡各地，不曾看過只有中文招牌的商場，並指馬哈迪的真正目的旨在獲得本身族群支持[66]。旅遊、藝術及文化部長張慶信表示，前首相馬哈迪作為資深的政治家，其聲明無助於促進團結，也無助於經濟發展，對大馬的多元文化社會結構產生了負面影響，也批評吉隆坡市政廳的取締行動影響大馬的旅遊形象[67]。民主行動黨武吉免登國會議員方貴倫發表聲明稱，他不同意吉隆坡市政廳的取締行動，認為該行動在吉隆坡的多元文化和國際地區過於倉促，影響商家的正常經營，也對吉隆坡旅遊業帶來負面影響，呼籲吉隆坡市政局停止過度的取締行動[68]。
巫統青年領袖阿克馬沙烈批評張慶信的聲明，指責認為吉隆坡市政局的取締行動過度的人，才是馬來西亞種族主義者，並指出其它國家都會把自己的語言優先放在標牌上，然後再加上另一種語言作為註解，如此簡單的事都不能理解，質問這些人是否真的不懂馬來語[69]。土著團結黨馬日丹那國會議員瑪絲艾米雅蒂要求安華政府立即開除張慶信，並批評張慶信作為旅遊、藝術和文化部長竟發表可恥的聲明，為了招攬中國遊客來馬消費，放棄捍衛本土文化。瑪絲艾米雅蒂指出，泰國、印度尼西亞甚至不會為了迎合遊客，而把外來語言放在自己國家商店的招牌上，為什麼馬來西亞反而要使用非馬來語[70]。土團黨馬樟國會議員袁懷紹質問張慶信到底是馬來西亞的旅遊部長還是中國的旅遊部長，批評後者竟然在出席中國上海的會議時，宣稱馬來西亞沒有照顧和提供便利設施給中國遊客，還愚蠢地向中國遊客道歉。袁懷紹指責張慶信的論點是與民主行動黨一樣的沙文主義思維，並藉着近期備受熱議的拆卸中英文招牌課題玩弄種族問題，實際上是在分裂馬來西亞存在的團結，不尊重馬來語作為國語的地位[71]。伊斯蘭黨亞羅士打國會議員阿夫南哈米米批評方貴倫對地方當局執法行動的適當性的聲明，並認為吉隆坡市政廳是根據現有司法管轄權採取行動，也是當局長期以來的做法。他表示，有關招牌問題並非種族問題，而是涉及執法問題，不理解方貴倫身為執政黨成員不僅不支持吉隆坡市政廳的治理職責，還公開反對執法的原因。阿夫南哈米米強調，國民應該理解馬來語作為國家語言的地位，就像人們去外國旅遊，也不會對該旅遊國的言語有異議[72][73]。伊黨總秘書達基尤丁哈山表示，作為馬來西亞人的愛國責任，馬來語必須具有主權，並在任何情況下受到各方優先考慮。達基尤丁也表示，對於忽視使用馬來語作為人民溝通的第一官方語言的粗心態度是完全不能接受的[74]。通訊部部長兼安華政府發言人法米法茲表示，馬來西亞地方政府應該對雙語招牌法規的取締持續監控，而不是定期採取行動，因為此事會引起民眾，尤其是當地商人的負面看法。法米也指出，如果業者從一開始就明白招牌標誌必須遵循某些規則，那麼從一開始就應該照理執行，不需要對此存在爭論，因為這是地方當局已經概述的營業執照申請的條件之一，任何人都必須理解並遵守這些規定[75]。
行動黨社青團團長吳家良抨擊國盟炒作中英文招牌課題，反質問對方何以在掌權期間不曾挑起這個課題[76]。公正黨八打靈再也國會議員李健聰不具名發文表示，一名老人使用非馬來語，以舊思維的方式提出中文書寫問題，引發專注於經濟和國家建設項目的領導人之間的爭論，對此感到難過，並對事件占用國會和媒體時間感到遺憾。該文被視為是對馬哈迪的暗諷[77]。另一方面，李健聰表示吉隆坡市政局對違規招牌的執法和政策沒有打壓任何語言，也沒禁止使用其他語言，而當局只是執行1982年廣告（聯邦直轄區）附則，附例要求招牌上的馬來文字優先，且字號應比其他語言的字號更大[78]。馬華公會副總會長兼丹戎比艾國會議員黃日昇表示，他力挺張慶信在雙語招牌執法爭議中的言論，並批評前首相馬哈迪是挑起此課題的始作俑者[79]。
砂拉越旅遊、創意產業及表演藝術部長阿都卡林·姆拉曼韓沙（Abdul Karim Rahman Hamzah）表示，馬來西亞吸引遊客的關鍵不是招牌上的語言，是因為警方和其他機構提供高標準的安全服務，以及可以享受的旅遊產品和遊覽環境。他表示，語言問題並不是遊客來任何國家的主要擔憂，就像國民去外國旅遊，也不會堅持要求這些國家在路標上使用馬來語。阿都卡林表示，他認同需要遵守法律規則，如果條例規範了招牌使用範疇，那麼住在該地區的每個人都必須遵守，沒有必要堅持使用其它語言來吸引遊客[80]。前任首相依斯邁沙比里稱讚吉隆坡市政局對非馬來語招牌採取的堅決執法行動，認為這是維護國家語言地位的值得表揚之舉。依斯邁沙比里表示，支持應該對拒絕在招牌上使用馬來文或輕視馬來文重要性的人作出更嚴厲的處罰，也駁斥有關在招牌使用馬來文會阻止遊客訪馬的說法[81]。馬來西亞首相署部長扎麗哈·慕斯達法表示，任何人都必須遵守法律和法規，呼籲所有人停止爭辯吉隆坡市政廳對商店招牌採取執法行動，並強調商店招牌必須以馬來語優先[82]。
《The Rakyat Post》專欄作者Fernando Fang對網民反應作出回應，表示在急於將馬哈迪的言論貼上反華的標籤之前，應作出更深的考慮。他質問日本和新加坡可以在招牌中融入英文的同時保留了其文化精髓，但馬來西亞卻不能達到類似的平衡。Fernando Fang強調，他完全支持雙語或三種語文的作法，但不能接受完全沒有馬來語[83]。專欄作者Belmont Lay表示，馬哈迪的觀察可能是正確的，因馬來西亞人越來越接受外國文化的注入，並指出網絡上存在兩種聲音，一些人支持馬哈迪將馬來語放在首位的呼籲，以遵守馬來西亞的習俗並迎合當地居民，而另一些人則寫道，馬哈迪干涉商業實體權限的事務，正在加劇種族緊張局勢[84]。
《南洋商報》專欄批評馬哈迪再拿中華圈挑事，更以粗俗言論（比如'學狗拿耗子'）指責馬哈迪多管閒事，還強調中國與大馬建交50年的關係[85]。《星洲日報》專欄作者楊布易指出，中文是世界最廣泛使用的語言，其影響力已超越地域限制，指責馬哈迪刻意將中文招牌的突出，解讀為對馬來語地位的威脅，不但違背現代商業邏輯，更明顯含有政治議程[86]。專欄作者鄭欽亮撰文表示，馬哈迪宣稱在吉隆坡市中心看到的廣告招牌上沒有馬來文，全都由中文取代是假的，因為現實里連外勞都知道滿街都是馬來文。因此首都商業區招牌完全沒有馬來文，100%是馬哈迪在說謊[87]。
《自由今日大馬》專欄作家莫辛·阿布都拉杜拉（Mohsin Abdullah）舉出馬哈迪過去的言行經常被指責為反華，並指責大馬華裔拒絕融入和採用馬來西亞的生活方式，但馬哈迪否認自己反華。他個人認為，馬哈迪質疑中文字符的言論可以被視為對政府的攻擊，但不確定該想法是否有關係。莫辛·阿布都拉杜拉承認，馬哈迪的說法確實是有道理的，對於認為被邊緣化的馬來人來說，安華政府經常被指責太軟弱而無能為力，因為它是由行動黨華裔控制的，並非馬來人，這對於政府也不是一個新的指控，這取決於如何克服這個問題[88]。
馬來西亞國立大學族群關係研究院教授張國祥表示，有關拆除中文標誌可能會影響遊客抵達大馬的說法只是一個不可接受的藉口，並指出吉隆坡市政廳的取締行動是根據法律章程行事的，認為執法行動會影響形象的人只需向遊客告知真實情況，那些被取締的場所是因為違反規定[89]。非政府組織全國共識理事凱魯丁阿布哈山對使用馬來語可能會對旅遊業產生負面影響的聲明作出回應，表示這些聲明是不了解憲法，警惕各方不要試圖改變馬來西亞作為東南亞地區國家的身份，強調國民必須接受馬來西亞的存在來自馬來亞的事實，使用馬來語不會影響旅遊業。並且呼籲執法部門不要在違反國家憲法的問題上妥協，因為馬來西亞不是中國[90]。馬來西亞國家作家協會支持吉隆坡市政局在使用國家語言相關的商業標誌許可證違規數據的舉措，地方當局有明確的法案來執行使用國家語言和其他語言的法規。國家作家協會表示，吉隆坡市政局在執法中不存在歧視因素，事實上所有營業場所都應該了解所規定的任何法規，而代表政府的所有政黨應該捍衛現有的行動和法規，而不是質疑已經明確的法律[91]。馬來西亞全國詩歌協會（PEMUISI）對吉隆坡市政局執行商業牌照的合規性提出異議的各方表示不滿。協會主席拉祖安·依布拉欣（Radzuan Ibrahim）表示，大馬不應該僅僅為了外國遊客而拋開現有的法律法規，特別是涉及國家語言的問題 ，對於指使用馬來語標誌而被視為種族主義國家的說法更是無稽之談，不應該從馬來西亞人的口中說出[92]。
馬來西亞中國餐飲業協會（Malaysia Chinese Restaurant Association）總會長高浩雲指出，吉隆坡市政局開展的取締中英文招牌行動，對當地中國餐飲業者造成重大影響，更進一步加重企業的運營成本，呼籲安華政府審慎對待招牌取締行動，減輕餐飲業者負擔[93]。馬來西亞中華總商會會兼馬中商務理事會執行委員會主席長吳添泉表示，他力挺支持「多語招牌」立場的張慶信與倪可敏，並呼籲政治人物停止政治化和種族化有關課題[94]。
八打靈再也市議會的一名前議員批評，那些抱怨遵守法律成本高昂的商業協會承認，他們沒有為會員提供適當的建議質疑，指責只有中餐館業主表現出不遵守規定，表明經營餐廳的中國人無法閱讀申請表，或者傲慢地認為他們可以無視法律。他抨擊政府的某些政客阻礙政府做事，卻不處理此事。前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局總幹事阿旺·薩里揚（Awang Sariyan）表示，現任政府內有部長級別的人和人民代表表達反對國家政策，包括國家語言政策的意見是不合適的[95]。國家協議組織副主席蘇巴斯·錢蒂拉博斯·阿魯穆甘（Subas Chantirabos Arumugam）表示，每個國家在標誌上使用母語或民族語言作為國家標識是很常見的，而馬來西亞對此早已載入國家憲法和法律，也從沒看過有遊客會投訴旅遊國不使用他們的語文，促請一些團體不要試圖製造不必要的問題[96]。
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局（DBP）通過其Facebook發布聲明強調，其嚴肅對待公共招牌上忽視馬來語的問題，尤其是那些在網上瘋傳的招牌，敦促國民不要忽視或輕視馬來語。DBP表示，該局歡迎並讚賞馬哈迪關於吉隆坡購物中心廣泛使用外語的聲明，以確保國語始終符合馬來西亞聯邦憲法第152條的尊嚴。DBP也宣布將與當地政府合作，監督在公共場所展示非國家語言的使用情況。DBP補充說，作為馬來西亞人，任何形式的貶低官方語言的行為都是不應該容忍的，指出「各方必須準備好承擔共同責任，以確保馬來語作為國家的國家和官方語言。」DBP還列出可以使用驗證服務的廣告展示類型作為參考[97][98]。
吉隆坡市政局和執法團隊、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局（DBP）以及馬來西亞皇家警方聯同展開大規模在吉隆坡地區違規商業標誌的取締行動。吉隆坡市政局（DBKL）強調，有關11月21日取締違反規定的商業標誌是當局的定期行動，與被認為是落實馬哈迪的言論無關，並指吉隆坡市政局每周都會在官方社交媒體平台公布執法活動，解釋各類行動，包括拆除不符合規定的攤位和標誌，此舉與例行執法無異[99]。
吉隆坡市政局（DBKL）發表一份聲明，堅稱在吉隆坡周圍執行標誌法規符合馬來語作為馬來西亞國家或官方語言的作用。DBKL在聲明中表示，此次行動符合旨在確保國內營業場所遵守《1982年廣告法令（聯邦直轄區）》和《1976年地方政府法令》[100]。馬來西亞國家語文局（DBP） 表示，現有法律已規定在標誌上使用馬來語，業主每年更新營業執照時都必須了解法律，並批評馬來西亞中國餐飲業協會（Malaysia Chinese Restaurant Association）給出各種不使用本國語言的理由[95]。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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