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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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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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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記》,最早稱為《太史公書》或《太史公記》,是西漢漢武帝時期的任職太史令司馬遷(太史公)編寫的紀傳體史書,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漢武帝太初年間共二千五百年的中國歷史,與後來的《漢書》、《後漢書》、《三國志》合稱「前四史」。[參1]全書包括本紀12卷、世家30卷、列傳70卷、表10卷、書8卷,共130卷,52萬6500餘字。該書原稿約在西漢末年佚失,目前存世最古的史記殘卷是日本京都高山寺藏中國六朝抄本;存世最古的完整史記為現藏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宋景祐本」《史記集解》(其中有十五卷為別版補配)、及日本藏南宋黃善夫刻《史記三家註》。

事实速览 史記, 原名 ...

作者司馬遷以其「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少卿書》)的史識,對後世史學文學的發展皆產生了深遠影響。《史記》首創的紀傳體撰史方法為後來歷代「正史」所傳承。《史記》同時是一部優秀的文學著作,魯迅稱其為「史家之絕唱,無離騷[參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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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名由來

《太史公書》[參3]最初無固定書名,或稱《太史公記》[參4]、《太史公傳》[參5]、《太史記》[參6]、《太史公》[參7]。《史記》本來是古代史書的通稱,從三國時代開始,逐漸成為「太史公書」的專稱[參8]

作者與成書

司馬遷著《史記》,其史學觀念在於「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報任少卿書》)。司馬遷探求的天人之際,並非承認天的神秘力量,而是重視天人之間關係的演變,從而了解「古今之變」的關鍵,探求出歷史動態發展變化的層面,最終完成「一家之言」。而他的撰述動機,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 司馬遷為了繼承其父司馬談編訂史書的遺志,完成撰述《史記》的宏願。司馬氏周朝時世為史官。雖然自春秋時期就失去官職,司馬談卻把修撰史書視為自己的神聖職責,一心繼承先人久絕的世業—太史令,重現孔子撰述《春秋》的精神,整理和論述上代歷史。《隋書·經籍志》說:「談乃據《左氏春秋》、《國語》、《世本》、《戰國策》、《楚漢春秋》,接其後事,成一家之言。」可見司馬談有意繼續編訂《春秋》以後的史事。漢武帝元封元年,武帝進行封禪大典,司馬談身為太史令,卻無緣參與當世盛事,引為終生之憾,憂憤而死。他死前將遺志囑咐兒子司馬遷說:「今天子接千歲之統,封泰山,而余不得從行,是命也夫!余死,汝必為太史,無忘吾所欲論著矣……」司馬遷則回答道:「小子不敏,請悉論先人所次舊聞。」可知司馬遷乃秉承父親的遺志完成史著。而《史記》以「封禪書」為其八書之一,即見其秉先父之意。
  2. 司馬遷想繼承《春秋》精神。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說:「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歲而有孔子,孔子卒後,至於今五百歲,有能紹明世,正《易傳》、繼《春秋》、本《》、《》、《》、《》之際,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讓焉?」此正暗示其有明道義,顯揚志業人物的使命。《春秋》的下限,到魯哀公獲麟之年(指春秋魯哀公十四年),此後的史事就沒有完整的史籍記載。司馬遷是紹繼《春秋》,並以漢武帝元狩元年「獲麟」及太初元年改曆下限,撰寫史記。然而,司馬遷繼承《春秋》,不僅是要形式上承繼周公以來的道統,反而是重視《春秋》的性質,他在《太史公自序》說:「夫《春秋》,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紀,別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存亡國,繼絕世,補敝起廢,王道之大者也……《春秋》以道義,撥亂世,反之正,莫近於《春秋》。」可見司馬遷對「春秋之義」和「春秋筆法」心儀已久,這是他要承孔子的真意、秉承《春秋》褒貶精神,撰述《史記》。
  3. 司馬遷要肩負史家職責。據《後漢書·百官志》載,「太史令」只是俸祿六百的小官,職責僅在於管理圖籍,掌管星象天文,最多也只是記錄上代及當代事情,並無著述的責任。然而,司馬談和司馬遷明顯不滿足於「拾遺補蓺」。司馬談早有整理上代歷史的計劃,可惜卻「發憤而卒」,臨終前叮囑司馬遷,認為「自獲麟以來,史記放絕。今漢興,海內一統,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甚多,身為太史令,有完成論載上代歷史的任務。司馬遷在《太史公自序》也指出身為太史的職責說:「且余嘗掌其官,廢明聖盛德不載,滅功臣、世家、賢大夫之不述,隳先人之言,罪莫大焉。」因此,司馬遷一心秉承先人世傳及「述往事以思來者」的責任感,決意撰述《史記》。在《報任安書》中亦透露著述《史記》的目的,他說「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可見他不但要完成太史令的責任,更要盡史學家的職責。

呂思勉認為《史記》當中有一大部分甚至是極大部分並非司馬遷所作,而是司馬遷抄篡古書所得,《序》和《論贊》部分基本可以肯定是他自己所作,但仍然有可能為其父親司馬談所作,無法加以考證[參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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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料來源

  1. 簡牘。《諜記》、《五帝系諜》、《世本》、《尚書》、《秦記》、《山高》、《乘馬》、《輕重》、《九府》及《晏子春秋》、《司馬兵法》、《春秋歷譜諜》、《春秋左傳》、《春秋》、《國語》、《戰國策》、《離騷》、《天問》、《韓非子》等;
  2. 檔案。司馬氏世為史官,司馬遷當任太史,因此能見到漢初檔案如詔令、記功冊等,並且用作寫史的資料;
  3. 見聞。比如文中有諸如「吾聞之周生曰,『目蓋重瞳子』,又聞項羽亦重瞳子」、「吾聞馮王孫曰:『趙王遷,其母倡也……』」、「公孫季功,董生與夏無且游,具知其事,為余道之如是」等;
  4. 遊歷。比如文中有諸如:「余嘗西至崆峒,北至涿鹿,東漸於海,南浮」(《五帝本紀》);「余登廬山」(《河渠書》);「吾過大梁之墟」(《魏公子列傳》)等。

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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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曆二十六年北國子監刊《史記·本紀》(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劉應秋、承直郎國子監司業楊道賓等奉重校勘)

《史記》內容記載自傳說中的黃帝以來至漢武帝時期以來的歷史,全書分成〈本紀〉、〈〉、〈〉、〈世家〉和〈列傳〉五個主題,加上最後的〈太史公自序〉,又細分成一百三十卷(篇)。其中,〈本紀〉記載「天下」統治者的事蹟,「網羅天下放失舊聞,王跡所興,原始察終,見盛觀衰……著十二本紀,既科條之矣。」;〈〉以表格的方式排列整理事件次序或歷史動態,「並時異世,年差不明,作十表。」;〈〉的內容有關歷代典章制度,「禮樂損益,律歷改易,兵權山川鬼神,天人之際,承敝通變,作八書」;〈世家〉描述影響深遠的家系、周代的諸侯國和漢代的王侯貴族事蹟,「二十八宿環北辰,三十輻共一轂,運行無窮。輔拂股肱之臣配焉,忠信行道,以奉主上,作三十世家。」;〈列傳〉呈現的是歷史上各類人物的歷史表現與社會的種種樣貌,「扶義倜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不同於以往的史書,《史記》的寫作方式首開紀傳體之先河:以描寫人物的生平為主,年代先後為副。至此以後,尚有《漢書》、《三國志》和《後漢書》等史著仿效該體,讓紀傳體成為唐代以後官方史著所採用的主流寫作方式。趙翼廿二史劄記》云:「司馬遷參酌古今,發凡起例,創為全史,本紀以序帝王,世家以記侯國,十表以繫時事,八書以詳制度,列傳以誌人物,然後一代君臣政事賢否得失,總彙於一編之中。自此例一定,歷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範圍,信史家之極則也。」

《史記》各篇結構大致由引言、正文和評論組成。〈〉有引言、正文和評論,〈〉只有引言和正文表格,〈本紀〉、〈世家〉和〈列傳〉只有正文和評論:正文前是引言,記述寫作動機;正文記述歷史事件、人物的生平描述,這部分皆以代表性事件或逸事銜接交雜而成;正文後面是評論,通常以「太史公曰」為開頭,內容或有作者的個人經歷,或有對人物的評價,或有收集資料的過程,但仍以評論題材人物的性格與行事為主,這也呼應司馬遷在自序中「究天人之際」的寫作目標[參10]

《史記》全文一百三十篇,自司馬遷歿就有十篇散失。[參11]當時補缺而知其名者有十八家之多,[參12]但唯存西漢博士褚少孫之作。[參13]其中有些也有可能更有後人補之,[參14]如《孝武本紀》摘抄於《封禪書》[參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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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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東京國立博物館史記集解·河渠書》寫本殘卷(重要文化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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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建安黃善夫本《史記三家注》

《史記》有豐富的思想內容,「不虛美、不隱惡」,[參16]善寫奇節及壯采偉行,也善於諷刺和暴露現實,有所寄託,善寫悲壯,筆鋒帶感情,抒發憤思,愛憎分明,被魯迅譽為「史家之絕唱,無離騷」。

《史記》長於敘事,善於鋪敘及渲染氣氛,把歷史事件和人物事跡故事化,故事情節曲折跌宕,製造戲劇場面,[參17]氣勢雄奇,富於變化,有濃烈的藝術感染力。[參18]

《史記》善於描寫人物,刻畫人物心理活動,用對比、襯托手法強化人物性格,選擇歷史人物一生中最有典型意義的事件,來突出人物的性格特徵,並善於細節描寫,以瑣事烘托出人物的性格,用符合人物身份的口語,表現人物的神情態度和性格特點。

《史記》文詞精鍊,詞彙豐富,語言精切淺白,有精粹的語言藝術特色,善用虛字,語氣傳神,並善用民歌諺語。句式則靈活多變,長短錯落,並用,具參差之美。

司馬遷為了讓每篇傳記避免重複、具備統一審美價值和更加完整,遂創造了嶄新敘事手法「互見法」來撰寫《史記》;「互見法」即是將一個重要人物的事跡透過不同地方分述,而以其本傳為主;或將同一事件分述於不同地方,但以一個地方的敘述為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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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本

現存最古老的《史記》殘卷為日本南北朝時期的抄本殘卷。而最古老的完整版史記為現藏於臺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宋景祐本」(其中有十五卷為別版補配)、及日本藏南宋黃善夫刻《史記三家註》。

白話文版則有韓兆琦譯注的《新白話史記》(簡體字本由中華書局出版,繁體字本由台灣三民書局出版),張烈等人譯注的《史記》(簡體字本由貴州古籍出版社出版,繁體字本由台灣古籍出版社出版)。

其他工具書則有哈佛燕京社編《史記及注釋綜合引得》、黃福鑾編《史記索引》、李曉光李波編《史記索引》、鍾華編《史記人名索引》、段書安編《史記三家注引書索引》、倉修良主編《史記辭典》等。

現羅列歷代重要善本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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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錄

本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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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傳狀況

據《漢書》記載,司馬遷的外孫楊惲公開發表了《史記》,後因怨望被漢宣帝腰斬。[參21]司馬遷的《史記》在漢朝三國期間屬於禁書,官民不得自由閱讀,即使是王公諸侯亦沒有此權利,[參22]東漢明帝魏明帝曹叡等君主都曾痛批司馬遷誹謗漢武帝,而且《史記》的《孝景本紀》、《孝武本紀》等10篇被刪去,其他篇章亦多有篡改。今日《史記》的版本與司馬遷的原稿差別很大。

例如班固在他的著作《典引》稱,永平十七年某日,漢明帝曾在雲龍門召見他、傅毅賈逵、杜矩、展隆及郗萌等人,派個宦官拿了篇司馬遷的《秦始皇本紀》,詢問他們是否覺得司馬遷的史論有不對的地方,班固指司馬遷引述賈誼過秦論:「假設子嬰有中人之才,秦的社稷還可以保住」,這番話相當有問題[參23]。漢明帝劉莊對他的回答很滿意,其後派人召見班固,再次問他對司馬遷的看法是否故意投其所好,班固否認。這時漢明帝指,司馬遷這人思想很有問題,不是忠臣,漢武帝治過他的罪,他就在史書裡把漢武帝寫得很不堪;雖然別人都說司馬相如浮薄無行,但總比司馬遷強[參24]

魏明帝曹叡亦曾批評過司馬遷,認為司馬遷因為受過宮刑而著《史記》貶損漢武帝,令人痛恨,但大臣王肅卻肯定司馬遷善於敍事,乃良史之才,不虛美,不隱惡。王肅稱漢武帝聽說司馬遷寫了《史記》後,讀到《孝景本紀第十一》和《今上本紀第十二》後,不禁勃然大怒,命人削去了書簡上的字,並把這些書簡扔掉了。由於漢武帝的毀損,流傳到曹魏時代的《史記》,其中的這兩篇《本紀》,只有目錄,而沒有具體文字。王肅稱司馬遷對漢武帝「不隱惡」,令漢武帝惱羞成怒,故迫害司馬遷[參25]

此外,自董卓死後文學家蔡邕因同情董卓被下獄,太尉馬日磾為此向王允求情,但王允指當年漢武帝不殺司馬遷,結果司馬遷卻寫下誹謗漢武帝的《史記》,流傳後世,影響極壞。如今朝政不振,事態多變,像蔡邕這種士人絕不可讓他們在皇帝身邊記錄重大事務,否則將來受到非議的,只會是那些反董的士人[參26],由此可見時人對《史記》的看法[參27]

註疏

歷代對《史記》的評註主要有三家,劉宋裴駰的《史記集解》,唐司馬貞的《史記索隱》和張守節的《史記正義》,合稱「史記三家注」,常與《史記》共同刊行。

梁玉繩的《史記志疑》是有清一代史記研究的集大成之作。近代有日本學者瀧川資言的《史記會注考證》較為著名。當代有韓兆琦的《史記箋證》,以三家注和《史記會注考證》為基礎,是史記注釋詳盡之作。以下羅列歷代部分重要註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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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響

文學方面,唐代韓愈柳宗元宋代歐陽修三蘇明代歸有光清代桐城派散文,均受《史記》影響。後世傳記的體制,以及在傳記之後用論贊表達作者見解的形式,都源於《史記》。而《史記》人物及相關歷史事件,成為後世小說戲曲的寫作素材。

評論

  • 班固批評《史記》,說它「是非頗謬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奸雄,述貨殖則崇勢利而羞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群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
  • 干寶對《史記》不滿,《史通·二體篇》:「晉世干寶著書,乃盛譽丘明而深抑子長。其義云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事,靡有遺也。」又「及干令升史議,歷詆諸家而獨歸美《左傳》。云丘明能以三十卷之約,括囊二百四十年之事,靡有孑遺。斯蓋立言之高標,著作之良模也。」
  • 劉知幾曾說:「自戰國以下,辭人屬文,皆偽立客主,假相酬答。」[參28]劉知幾甚至說《史記》將寓言、神話、傳說當作史料,「至於屈原《離騷》辭,稱遇漁夫於江渚;宋玉《高唐賦》,云夢神女於陽臺。夫言並文章,句結音韻。以茲敍事,足驗憑虛。而司馬遷、習鑿齒之徒,皆采為逸事,編諸史籍,疑誤後學,不其甚邪!」
  • 周亮工在《尺牘新抄》中表示:「垓下是何等時?虞姬死而弟子散,匹馬逃生,身迷大澤,亦何暇更作歌詩?既有作,亦誰聞之,而誰記之歟?吾謂此數語者,無論事之有無,應是太史公筆補造化代為傳神。」
  • 黃震在《黃氏日抄》中說:「凡看衛霍傳,須合李廣看,衛霍深入二千里,聲振華夷,今看其傳,不值一錢。李廣每戰輒北,困躓終身,今看其傳,英風如在。史氏抑揚予奪之妙,豈常手可望哉。」

參見

參考資料

总结
视角

    參:

  1. 《史記·太史公自序》明言:「於是卒述陶唐以來,至於麟止,自黃帝始。」又云:「余述歷黃帝以來至太初而訖,百三十篇。」這兩句話明顯有矛盾之處。關於「麟止」之意,歷代解說亦不盡相同。一說指漢武帝元狩元年(前122年)「冬十月,行幸雍,祠五畤,獲白麟」。一說指漢武帝太始二年(前95年)「改名黃金為麟趾褭蹄。」(均見《漢書·武帝紀》)兩事相距28年。
  2. 《史記·太史公自序》;「幾百三十篇,五十二萬六千五百字為《太史公書》。」王充論衡》卷二十九《述作篇》云:「《太史公書》,劉子改序班叔皮傳,可謂述矣。」
  3. 班固《漢書·楊惲傳》:「惲母,司馬遷女也,惲始讀外祖《太史公記》」
  4. 《史記·龜策列傳》褚先生補
  5. 風俗通義·正失篇》云「謹案《太史記》,燕太子丹留秦,始皇遇之益不善,燕亦遂滅」。
  6. 揚子法言·問神篇》
  7. 王靜安在《太史公行年考》中,根據《三國志·魏志·王肅傳》,謂《史記》之名始於王肅楊明照《太史公書稱史記考》指出《史記》名稱,始於東漢靈獻之世。(《燕京學報》第二十六卷)
  8. 《呂思勉集》,p256,花城出版社,2011.8
  9. 司馬遷創「太史公曰」以來,後代史家多響應。劉知幾史通·論贊》載「班固曰贊,荀悅曰論,東觀曰序,謝承曰詮,陳壽曰評,王隱曰議,何法盛曰述,揚雄曰撰,劉昞曰奏,袁宏裴子野自顯姓名,皇甫謐葛洪列其所號」范曄還把《後漢書贊論》編為四卷,希望「有賞音者」。
  10. 漢書· 司馬遷傳》說:「十篇缺,有錄無書」,張晏提出十篇亡書篇目,即〈景帝紀〉、〈武帝紀〉、〈禮書〉、〈樂書〉、〈兵書〉、〈漢興以來將相表〉、〈日者列傳〉、〈三王世家〉、〈龜策列傳〉、〈列傳〉。《史通·古今正史篇》云:「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佈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其自注云:「張晏《漢書注》雲十篇遷歿後亡失,此說非也。」
  11. 後漢書·班彪傳》曰:「司馬遷著《史記》,自大初已後,闕而不錄。後好事者頗或綴集時事,然多鄙俗,不足以踵繼其書。彪乃繼采前世遺事,旁貫異聞,作後傳數十篇。」《注》曰:「好事者,謂揚雄劉歆、陽城衡、褚少孫、史孝山之徒也。」《史通·古今正史篇》則云:「劉向,向子歆,及諸好事者,若馮商、衛衡、揚雄、史岑、梁審、肆仁、晉馮、段肅、金丹、馮衍、韋融、蕭奮、劉徇等,相次撰續,迄於間,猶名《史記》。至建武中,司徒班彪以為其言鄙俗,不足以踵前史;又雄、歆褒美偽,誤後惑眾,不當垂之後代。此可見新室美政,為彪父子刊落殆盡,而今《漢書》述新室事,絕不足信也,可謂穢史矣。於是采其舊事,旁貫異聞,作後傳六十五篇。」
  12. 裴駰在〈太史公自序〉末注引三國張晏之言,說《史記》亡十篇,「之間,褚先生補續,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列傳〉,言辭鄙陋,非遷本意也。」《史通·正史篇》亦載:「元、成之間,褚先生更補其闕,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等傳,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張守節〈龜策列傳.正義〉則認為褚少孫補十篇,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認為褚少孫補缺不止十篇。
  13. 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一「褚少孫補史記不止十篇」則認為「今《史記》內各有『褚先生曰』以別之。其無『褚先生曰』者,則於正文之下另空一字為識別。此少孫所補,顯然可見者也。其有不知為何人所竄入者,如:《楚元王世家》敘其子孫至宣帝地節者。」
  14. 陳壽三國志·書·王肅傳》:「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是以今本《孝武本紀》,可能已非司馬遷的原著,而是後人抄錄《封禪書》補綴而成,亦無「褚先生曰」,更非褚少孫所補缺。
  15. 班固漢書·司馬遷傳》:又其是非頗繆於聖人,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遊俠則退處士而進姦雄,述貨殖則崇埶利而羞賤貧,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楊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材,服其善序事理,辨而不華,質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虛美,不隱惡,故謂之實錄。烏呼!以之博物洽聞,而不能以知自全,旣陷極刑,幽而發憤,書亦信矣。跡其所以自傷悼,小雅巷伯之倫。夫唯大雅「旣明且哲,能保其身」,難矣哉!
  16. 《史記》在過度強調戲劇性的張力上也常出現漏洞。例如劉邦突圍滎陽的時間上出現矛盾,〈之際月表〉記載:「三年七月,王出滎陽」,而〈淮陰侯列傳〉卻記載:「六月,漢王出成皋,東渡」,竟直接到張耳、韓信的營區奪軍。〈淮陰侯列傳〉載:「晨自稱漢使,馳入壁。張耳、韓信未起,即其臥內上奪其印符,以麾召諸將,易置之。」清人梁玉繩《史記志疑》對此表示懷疑,他認為「疑史筆增飾,非真實也。」事實上,宋人費袞《粱溪漫志》已云:「凡用兵之法,敵人動息,尚當知之,豈有其主夜宿傳舍而軍中不知,其斥候不明可想見矣。周亞夫細柳,天子先驅至不得入,今乃使人晨入其臥內,稱漢使者至麾,召諸將易置其軍而猶不知,信方起乃知獨漢王來,大驚。則其軍門壁壘蕩然無禁,所謂紀律果安在邪?設或敵人仿此而為之,其敗亡可立而待也。項羽死,高祖又襲奪其軍,夫為將而其軍每為襲奪,則真成兒戲爾。信號能申軍法,恐不應至是也。」
  17. 茅坤《茅鹿門集》卷三:「今人讀《遊俠傳》,即欲輕生;讀《屈原賈誼傳》,即欲流涕;讀《莊周》、《魯仲連傳》,即欲遺世;讀《李廣傳》,即欲立鬥;讀《石建傳》,即欲俯躬;讀《信陵》、《平原君傳》,即欲養士。若此者何哉?蓋各得其物之情而肆於心故也,而固非區區字句之激射者也。」
  18. 見韓兆錡《新譯史記讀本》卷五。
  19. 如漢衛宏、魏王肅、晉葛洪,皆從亡缺之說。但古今以來的學者,梁玉繩、范文瀾、余嘉錫等皆予以駁斥。
  20. 漢書·司馬遷傳》:「遷既死後,其書稍出。宣帝時,遷外孫平通侯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漢書·宣帝紀》:「(五鳳二年)十二月,平通侯楊惲……不悔過,怨望,大逆不道,要斬。」
  21. 《漢書·宣元六王傳》:「成帝時,東平王宇來朝,上書求 《太史公書》。」
  22. 班固《典引》:永平十七年,臣與賈逵傅毅杜矩展隆郗萌等,召詣雲龍門,小黃門趙宣持秦始皇帝本紀問臣等曰:「太史遷下贊語中,寧有非耶?」臣對:「此贊賈誼過秦篇云,向使子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秦之社稷未宜絕也。此言非是。」
  23. 班固《典引》——即召臣入,問:「本聞此論非耶?將見問意開寤耶?」臣具對素聞知狀。詔因曰:「司馬遷著書成一家之言,揚名後世,至以身陷刑之故,反微文刺譏,貶損當世,非誼士也。司馬相如洿行無節,但有浮華之辭,不周於用,至於疾病而遺忠,主上求取其書,竟得頌述功德,言封禪事,忠臣效也。至是賢遷遠矣。」
  24. 陳壽《三國志.魏書.王肅傳》,帝又問:「司馬遷以受刑之故,內懷隱切,著史記非貶孝武,令人切齒。」對曰:「司馬遷記事,不虛美,不隱惡。劉向、揚雄服其善敘事,有良史之才,謂之實錄。漢武帝聞其述史記,取孝景及己本紀覽之,於是大怒,削而投之。於今此兩紀有錄無書。此為隱切在孝武,而不在於史遷也。」
  25. 范曄《後漢書.蔡邕列傳》,王允曰:「昔武帝不殺司馬遷,使作謗書,流於後世。方今國祚中衰,戎馬在郊,不可令佞臣執筆在幼主左右,後令吾徒並受謗議。」邕遂死獄中。
  26. 夢斷三國:袁紹篡位陰謀破產記.羅三洋著.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第128頁.ISBN:978-7-5078-2895-5
  27. 《史通》外篇《雜說》

研究書目

  • 李長之:《司馬遷的人格與風格》(上海:開明書店,1948)。
  • 藤田勝久著,曹峰、廣瀨薰雄譯:《《史記》戰國史料研究》(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
  • 呂世浩著,《從《史記》到《漢書》-轉折過程與歷史意義》,台北市:國立臺灣大學出版中心,2009。ISBN 98602196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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