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啓超（1873年2月23日—1929年1月19日），署名作梁𠷠超，字卓如、宏猷、任甫，別號任公、飲冰室主人，廣東省廣州府新會縣潮居都茶坑鄉人，人稱梁新會。他是清朝末年戊戌年維新變法領袖之一，新文化運動驅動者，為民初重要的知識份子及開創多個黨派的政治人物。康有為弟子，在青年時期與康有為合作進行戊戌變法，失敗後流亡日本，在海外推動清朝君主立憲。清末時期，他首次提出中華民族的概念。中華民國建立後一度入袁世凱政府先後擔任司法總長、幣制局長等職務，之後對袁世凱稱帝不滿，與蔡鍔等密謀發動護國運動倒袁。還反對張勳復辟帝制，舉事後並一度加入段祺瑞政府擔任財政總長兼任鹽務總署督辦等職務。退出政壇後倡導新文化致力文教事業，支持五四青年愛國運動。為清華國學研究院四大導師之一，並擔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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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梁啓超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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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年中國之少年梁啓超 | |||||||||||||||||||||||
| 國家 |  清朝 中華民國 中華民國 | ||||||||||||||||||||||
| 姓 | 梁 | ||||||||||||||||||||||
| 名 | 啟超 | ||||||||||||||||||||||
| 字 | 卓如 | ||||||||||||||||||||||
| 職官 | 中華民國議會參議員攝司法總長事 兼進步黨總裁、民國幣制局首任局長、任第二次段祺瑞內閣財政總長兼「研究系」黨魁等 | ||||||||||||||||||||||
| 族裔 | 漢族 | ||||||||||||||||||||||
| 籍貫 | 廣東廣州府新會（今屬江門市） | ||||||||||||||||||||||
| 乳名 | 宏猷 | ||||||||||||||||||||||
| 其他名號 | 自由齋人 中國之新民 飲冰子 哀時客 愛國者 滄江（詳見§曾用筆名一節） | ||||||||||||||||||||||
| 出生 | 1873年2月23日 大清廣東省廣州府新會縣潮居都茶坑鄉 | ||||||||||||||||||||||
| 逝世 | 1929年1月19日（55歲） 中國北平市協和醫院 | ||||||||||||||||||||||
| 墓葬 | 梁啓超墓
簽名：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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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著作 | |||||||||||||||||||||||
| 《變法通議》、《少年中國說》、《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敬業與樂業》、《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國歷史研究法》、《新中國未來記》等 | |||||||||||||||||||||||
| 匯編於《飲冰室合集》 | |||||||||||||||||||||||
生平
1873年2月23日（正月廿六），梁啓超出生於廣東省新會縣茶坑鄉一個半耕半讀的家庭，祖父和父親雖都曾參與鄉政，但家庭貧困，甚至曾遺失梁氏族譜。幼年時在家中接受傳統教育，熟讀《四書》《五經》，祖父梁維清經常給他講述「崖山海戰亡宋、永曆八年清軍吃城亡明等國難之事」，朗誦激動人心的詩歌篇章。還讓他熟讀《史記》、《綱鑑易知錄》等。其父梁寶瑛考秀才屢試不第，將自己未能實現的願望寄托在兒子身上，常訓之曰：「汝自視乃如常兒乎？」父慈而嚴，督課之外，使之勞作。宏猷則好讀書，聰穎過人，被譽為「神童」，「八歲學為文，九歲能綴千言」。梁啓超九歲入讀新會城周醒吾塾館，師從秀才李兆鏡，很快達到童試的水平。
1882年（光緒八年初），梁啓超9歲時到新會縣衙參加縣試，在考場中第一個交卷，主考官彭君榖知縣取試卷一看，拍案叫好，經過複試、面試之後，傳他到縣衙單獨接見，更為其打開進入縣衙。梁啓超對知縣提出的問題均對答如流，顯得才華出眾，因此取為第一名。縣試之後四個月，梁啓超到省城參加府試，輕而易舉得到第一名，成為案首。光緒十年（1884年10月），到省城參加院試，又中第一名，補博士弟子員，成為秀才[1]。
1885年（光緒十一年），12歲的梁啓超補博士弟子後，先在廣州呂拔湖大館求學，翌年到佛山陳梅坪那裏學習訓詁學。從此，對訓詁學極為酷愛，逐漸厭棄八股文。
1887年（光緒十三年），14歲的梁啓超到廣州入讀當時廣東最高的學府學海堂，家境清貧、刻苦攻讀的梁啓超「季課大考，四季皆第一」，因而獲得獎學金。獎學金除用作日常花費外，剩餘的錢用於購買各種書籍。在學海堂學習期間曾從學石星巢，他還結識了麥孟華、曾剛甫等人，互相切磋學問。同時又到菊坡精舍、粵秀書院、粵華書院旁聽學習，廣納眾家之所學。
1889年8月（光緒十五年七月），16歲的梁啓超與姑表兄譚鑣在廣州參加鄉試，正考官為內閣學士李端棻，副主考為翰林院修撰王仁堪，試後，梁啓超、譚鑣分別中第八、第九名舉人。李端棻非常欣賞梁的才華、見識及膽略。王仁堪亦深感人才難得，想將梁招贅入婿，未及開口，李端棻請王仁堪作媒，想將其堂妹李蕙仙許配予梁，並派人到新會將梁寶瑛接來廣州，梁寶瑛爽快答應這門親事。
中舉後，梁啓超回到新會東甲鄉祖祠拜謝祖先，慶祝一番。爾後，即到廣州學海堂刻苦攻讀，準備入京會試。
1890年（光緒十六年春），由李端棻資助旅費，父親陪同下入京，住宣武門外永光寺西街新會會館，參加考試。因朝中守舊勢力排斥新思潮，不中落第。
梁啓超回粵路經上海，購得《瀛寰志略》，始知世界有五大洲各國。八月，繼續在學海堂研讀，希望得到名師指點，好友麥孟華得知此事後，介紹梁找陳千秋。梁從陳口中得知康有為向皇帝上書請求變法，要求陳儘快引薦。見面後，康向梁痛陳朝廷腐敗及向西方救國救民之理。梁聽後深感自己知識淺薄，即拜康先生為師。
光緒十七年（1891年），在梁啓超、陳千秋的邀請下，康有為創設萬木草堂，梁、陳二人充任學長，成為學生首領。與此同時，又與韓雲台在廣州衞邊街設立學館，闡發自己的學術見解。更與學海堂、菊坡精舍、紅棉草堂及鎮海樓的學生廣為聯繫，結交朋友數百人。萬木草堂培養的學生，日後成為維新變法的骨幹。
光緒十七年九月，梁啓超收到李端棻的來信，催其速入京完婚。但因家境清貧，無錢娶親，父親要求他惟有按照入贅的方法，由女家張羅費用，免除男方的負擔。梁乘船北上入京，婚禮由李端棻主辦，他特意邀請當朝有維新思想的達官貴人，包括有戶部尚書翁同龢、散館授編修徐致靖、翰林院編修文廷式、刑部主事楊深秀等人。婚後，梁日夜準備課業，力爭金榜題名。翌年春，梁第二次參加會試，因在策論中痛陳時弊，大談變法，令守舊派官員無法接受。因此，未予錄取。當年夏天，梁啓超夫婦回到了新會。光緒十九年二月廿八，李氏生下長女令嫻，取學名思順，紀念母親生於順天府[2]。
梁啓超將妻女安頓於家鄉後，隨即帶着胞弟梁啟勳到廣州入讀萬木草堂，並協助康有為著書立說，作改革之理論準備。此時，梁更專心研讀江南製造局所譯之西書，並學習英國人傅蘭雅編輯的《格致彙編》期刊，努力思索救國良策，醞釀改革方法。光緒十八年（1892年）除夕，梁致函張之洞之幕僚汪康年，信中指出中國應以大興鐵路為主，建議張之洞修築南北幹線，允許私人修築支線接入，形成強大鐵路網，大清可轉弱為強。這是梁啓超提出的首個改革方案。
光緒二十年（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壽辰，特設會試恩科。新年過後，梁啓超攜妻女北上，與康有為會合。二月十二日乘火車抵京，將妻女送往李府，自己則住粉房琉璃街新會邑館。梁在北京廣交朋友，與夏曾佑、曾廣鈞、盛伯熙、張謇等京官互相聯絡，大力向翁同龢、李鴻章等高官宣傳康有為著作的《新學偽經考》《孔子改制考》，令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颶風，對知識分子產生巨大的影響，引起頑固守舊派官員彈劾康有為。梁得知此事，四處奔走，為其說情。由於梁啓超與朋友多方活動，懲辦康有為的氣氛稍趨緩和。甲午戰爭爆發後，十月初六，梁啓超護送妻女離開北京，走難到妻子家鄉貴州。一切安排妥當後，去桂林與康有為見面，師生兩人相約再度入京參加乙未科會試。
光緒二十一年二月十二（1895年3月8日），梁啓超與康有為乘船離開廣州北上。三月廿一抵京，得知北洋水師全軍覆沒，李鴻章赴日簽訂《馬關條約》。在北京應試的公車孝廉舉人[3]群情激憤。梁奉康之命，相繼聯合各省孝廉數百人分批發起上書，企圖阻止簽訂和約。上書後朝廷不答覆，舉人們更加義憤填膺，兵部尚書孫毓汶更派人到各省會館造謠恐嚇舉人，阻止上書。於是康有為連夜起草、由梁啓超修改的《上今上皇帝書》萬言書，於四月初八在松筠庵聚集近一千三百名舉人，包括徐世昌、袁世凱等官員，紛紛在萬言書簽名。四月初十，以康、梁率領數百名舉人，依漢代孝廉慣例，乘着公家車輛，首尾相連五里，開往都察院上書。朝廷恐防人心洶湧澎湃，局勢有變，提前於四月初八批准和約，都察院以皇帝蓋璽批准和約為由，拒絕接受上書。上書過後，康、梁即參加會試，結果，康因「帶頭鬧事」從第八名降為二甲四十八名。梁啓超寫的文章文筆優美，議論酣暢，副主考李文田過目後大加讚賞，決定錄取。但主考徐桐以廣東舉人考卷中「有才氣者必為康祖詒」為由，故意棄而不取。雖然朝廷拒絕上書，但此事已在社會上產生了巨大影響，康梁二人亦開始成為全國性知名的政治領袖人物。公車上書亦被認為是中國群眾性政治運動的開端。
光緒二十一年六月廿七，梁啓超根據康有為辦報館，開學會的構想在北京宣武門外後孫公園創辦《萬國公報》，製造輿論宣傳維新，報名與上海廣學會所編的《萬國公報》相同，以便推廣。當時廣學會總幹事英國人李提摩太亦參與其中，主張用西方模式改革中國政治、經濟及教育。梁更兼任其中文秘書，受李之影響頗大。開報兩個月後，發行量增三倍，影響巨大。後根據李建議，為與《萬國公報》區別，改名為《中外紀聞》，十一月初一日正式出版，以梁啓超、汪大燮為主筆。該刊以編譯外電西報和刊載上諭奏章為主要內容。同時梁啓超和康有為參與起草《強學會序》，初步打開士大夫閉塞的思想。維新派的活動後來引起保守派的恐懼，保守派官員徐桐、褚成博、楊崇伊等以「私人堂會，將開處士橫議之風」上奏慈禧太后。慈禧太后以光緒皇帝名義於十二月初六嚴禁強學會議論時政，將之改為直隸官書局，專欲「譯刻各國書籍」。強學會等於被解散，《中外紀聞》被逼停刊。
強學會解散後，梁啓超得知汪康年在上海籌辦報館。不久，應汪與黃遵憲之邀攜胞弟到上海，籌辦《時務報》。光緒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報紙創刊，梁啓超任總主編述，以宣傳「變法圖存」。同時在上海結識了馬相伯、馬建忠兄弟，與胞弟一起學習拉丁文。在馬相伯那裏，又結識大批如徐建寅、盛宣懷、嚴復等社會名流。同時與譚嗣同、吳嘉瑞等人聯繫密切。是年秋，梁啓超在上海定居後，接回妻女，十月回新會探親，又到澳門與康廣仁籌辦《知新報》。當時，出使外國的大臣伍廷芳曾奏請皇帝派梁啓超為參贊，梁答應後又堅辭不就，專任報事。十二月十六，梁被張之洞邀請到武昌，張更破例為其大開中門迎接，欲招其入幕，給銀一千二百兩，梁婉辭不就，決心通過報紙喚醒民眾。撰寫《變法通議》《西政叢書》等五十多篇文章在報上連續發表，均為當時聞所未聞的論斷，對當時社會影響極大。
光緒二十三年九月十一（1897年10月6日），梁啓超發表《論君政民政相嬗之理》一文，以孔子的「三世說」、嚴復的進化論及歐美諸國歷史進程說明，歷史發展的共同規律，必經「君主專制」「君主立憲」，最終變為「君民共立」之世，為中國的君主立憲制，奠定了科學的理論基礎。爾後，又發表了《知恥學會敘》，深刻揭露官商士兵民等種種無恥的行為。張之洞讀後感到不滿，大罵梁啓超狂妄荒謬。即通過汪康年向梁施壓，抑制其言論，刪減其發表之文章。此後，黃遵憲與汪康年發生分歧，受到汪的排擠，被調職到湖南。黃認為梁是曠世奇才，邀請梁到長沙擔任時務學堂中文總教習。
光緒二十三年十月（1897年11月），梁啓超告別家人，與韓文舉、葉覺邁、歐榘甲來到長沙，制訂《時務學堂學約》，當時學生中有蔡鍔、李炳寰等人。梁每日講課四小時，夜則批改學生札記。當時，梁與譚嗣同又竊印《明夷待訪錄》《揚州十日記》等禁書數萬冊，加以案語，秘密散佈，傳播革命思想，令學生思想更趨激進，全湘譁然。因此，梁遭到以嶽麓書院山長王先謙、葉德輝、賓鳳陽等守舊派打擊，令梁大病幾死，回滬治病。
光緒二十四年正月（1898年），梁啓超乘招商局立邨輪返回上海。到滬後病情尚未痊癒，因康有為在北京辦保國會急需助手。二月，梁在康廣仁陪同下進京，協助康有為推動變法。三月廿二，保國會在北京成立，擬定《保國會章程》三十條，以「保國 」「保種 」「保教」為宗旨。保國，即「保國家之政權、土地」；保種，即「保人民種類之自立」，保教，即「保聖教之不失」。保國會的活動主要集中在變法、外交、經濟等方面，希望能夠協助朝廷治理國家，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第一個政黨雛形。接着，保滇會、保浙會、保川會等組織相繼在北京出現，入會者頗踴躍，變法的聲浪日益走向高潮。守舊派官員洪嘉與、潘慶瀾等相繼出面攻擊，指責其「攬權生事」、造成國家分裂、「形同叛逆」。此後，保國會不得不停止活動，名存實亡。
閏三月，梁啓超聯合舉人百餘人，連署上書《請變通科舉折》，請廢八股取士之制。都察院、總理衙門均不代奏。當時，在京舉人萬餘人，皆於八股性命相依，對梁此舉「嫉如不共戴天之仇」。四月初，梁啓超得知皇帝不顧守舊大臣的阻撓，欲大力推行新政，覺得中國有了希望，深感皇上聖明。隨即代徐致靖、楊深秀各起草一奏，「言當定國是，辨論守舊開新的宗旨，不可騎牆模稜」，請求皇帝正式實施新政。四月廿三（6月11日），光緒頒佈《明定國是詔》，表明改革決心，變法自此開始。
變法開始五天後，光緒召見康有為，即請梁啓超起草《請廢八股折》，廢八股改試策論，遭到守舊派官員剛毅及八股士子們反對，欲刺殺梁，梁「笑而不避」。五月十五（1898年7月3日），在翁同龢等人推薦下，光緒召見梁啓超。按當時成例，四品以上的京官才能召見，梁以一介布衣覲見皇帝，為清朝開國以來前所未有之事。召見時，因梁之北京官話不甚流利，皇帝亦聽不懂他的新會口音。滿腹經綸，如鯁在喉，情急之下將《變法通議》呈上，僅授賞六品（銜）頂戴，未得皇帝重用，敕其辦理京師大學堂屬派譯書局事務。在變法步驟策略上，康有為根據日本明治維新經驗以主張循序漸進方式進行。可是譚嗣同與梁啓超等人極力反對溫和主義，認為中國「積弊疲玩」，主張以雷霆萬鈞之手段打破局面。變法急於求成，缺乏必要的計劃與策略，造成一片混亂。
七月十三日，康有為奏請開制度局於宮中，準備取代總理衙門及軍機大臣的權力，朝野上下極為恐慌，誓死反對，紛紛要求慈禧重新訓政。十六日，禮部主事王照疏請光緒遊歷日本諸國，以考察各國情況。禮部尚書懷塔布、許應騤不肯代送。光緒大怒，於十九日將懷塔布、許應騤、堃岫、徐會灃、溥頲、曾廣漢等阻礙變法的六堂官革職，是清朝開國以來前所未有之事，使慈禧認為處分過重，反對光緒的做法。翌日，光緒擢升楊銳、劉光第、林旭、譚嗣同為四品卿銜，在軍機章京行走。七月廿八，光緒擬開懋勤殿代替軍機處，準備召梁啓超、李端棻等人共議新政。當天，光緒赴頤和園請求慈禧批准，遭到扣押。翌日，密詔康有為速籌營救之策。八月初一，光緒召見統率新建陸軍的直隸按察使袁世凱，賞以郎候補，意圖拉攏。翌日，光緒又下密詔命康有為速離京赴上海督辦官報局。翌日清晨，康有為接到密詔後，召集梁啓超、譚嗣同等人商討對策。譚嗣同提出以武裝奪權方法，請袁世凱舉兵勤王，誅殺榮祿，軟禁慈禧。梁啓超、康廣仁都認為袁世凱為人狡獪信不過。但康有為、譚嗣同覺得別無他法，惟有兵行險著。八月初三晚上，譚嗣同去法華寺夜訪袁世凱，希望袁世凱起兵勤王或禁錮慈禧等計劃，但袁不合作，後來還到天津向榮祿告密。八月初四（1898年9月19日）晨，康、梁等人得知消息後，梁啓超欲請在京的李提摩太、伊藤博文出面拯救皇帝，但李到了北戴河避暑，找伊藤亦未成功。當晚，黃紹箕勸康有為盡快出走。八月初五（9月20日）凌晨，康有為急忙坐火車到天津。次日下午，梁啓超避入日本使館，百日維新變法宣告失敗。
梁啓超進入日本使館後，向日本駐華代理公使林權助請求保護，林權助將消息報告伊藤博文，當時日本正在華尋找親日勢力，伊藤考慮維新派親日的傾向，覺得梁啓超是「中國罕見的高潔志士，使人佩服，是中國最珍貴的靈魂」，決定讓梁逃亡日本。八月初十，林權助將梁化裝成獵人交給領事鄭永昌，到正陽門火車站登上往天津的火車，抵津後，梁啓超發現王脩植在跟蹤，急忙跳入帆船，經白河逃到塘沽，駛往日本炮艦「大島號」。王脩植乘坐汽艇追趕，王脩植同情梁啓超，有意駛向日本商船，故意放走梁。翌日，王照亦被使館送來「大島號」，「大島號」在塘沽停泊十餘日後，直到奉命換防時才啟航。
光緒二十四年九月初二，梁啓超抵達日本，初居東京牛込區[6]高橋琢也的房子。因景仰吉田松陰及高杉晉作，化名吉田晉。梁為安全起見，只與大隈重信內閣官員犬養毅、平山周等人會面，並要求日本政府設法營救光緒，歸政皇上。大隈見當時大局已定，不答應其要求。九月十一，康有為在宮崎寅藏的幫助下來到神戶。師生兩人重逢後，梁從康口中獲悉在上海的妻女受到英國人保護，新會的家人亦受到知縣陳伯謙暗中保護。爾後梁寶瑛攜家眷避居澳門，妻女亦由麥孟華接至澳門。隨後孫中山、陳少白想與康、梁見面，但康有為稱不與革命黨往還，藉故不見。不久，梁在宮崎介紹下，到早稻田大學與孫、陳會談。這是孫、梁初次相識，雙方各抒己見，討論合作事宜。十一月十一，梁啓超在興中會橫濱分會會長馮鏡如及其弟馮紫珊資助下創辦《清議報》。創刊後，陸續刊載《少年中國說》《戊戌政變記》《論變法必自平滿漢之界始》《戊戌六君子傳》等文章，攻擊專制朝廷，宣傳反滿，號召愛國救亡，鼓吹民權自由等。《清議報》行銷海內外，梁啓超聲名大噪，聲望與日俱增。
康有為離開日本前往加拿大後，梁啓超與孫中山等過從甚密，商談合作排滿事宜，為適應聯合行動需要，梁啓超在鎌倉江之島金龜樓與梁啟田、羅孝高共十三人組成「梁黨」。又介紹章炳麟、唐才常等人與孫中山結識。又與麥孟華妹夫羅孝高前往神奈川縣箱根環翠樓，學習日文，在此閱讀大量日本書籍，認為中國青年樹立獨立、自由、自強的精神，必須從教育入手。因此疾呼「我國之人有志新學者，應努力學習日文」。光緒二十五年七月，梁啓超在橫濱華僑商人鄭應儒等人支持下，在東京創立東京大同高等學校[7]，並自任校長。學生大多來自橫濱大同學校及上海南洋公學，講授社會契約論關於自由平等、天賦人權及英、法革命與日文等課，又創立橫濱同文學校，徐勤任校長，為中國培養人才；在神戶華僑富商麥少彭等協助下，梁啓超又創立神戶中華同文學校[8]。梁啓超與孫中山為了合作兩人多互通書信，如有對孫中山曰「捧讀來示，欣悉一切。弟自問前者狹隘之見，不免有之，若盈滿則未有也。 至於辦事宗旨，弟數年來，至今未嘗稍變，惟務求國之獨立而已。若其方略，則隨時變通。但可以救我國民者，則傾心助之，初無成心也。與君雖相見數次，究未能各傾肺腑。今約會晤，甚善甚善。惟弟現寓狹隘，室中前後左右皆學生，不便暢談。若枉駕，祈於下禮拜三日下午三點鐘到上野精養軒小酌敘譚為盼。」
是年秋，李蕙仙、梁令嫻在梁寶瑛護送下來到日本，化名蕙仙子、吉田靜子住在東京小石川久堅町安頓。並書信孫中山曰「前日承惠書，弟已入東京，昨日八點始復來濱。知足下又枉駕報館，失迎為罪。又承今日暢饌，本當趨陪，惟今日六點鐘有他友之約，三日前已應允之，不能不往。尊席只能恭辭，望見諒為盼。下午三點鐘欲造尊寓，談近日之事，望足下在寓少待，能並約楊衢雲同談尤妙」。[9]梁啓超在橫濱與孫中山達成協議後，又與13位師兄弟給老師寫信說：「國事敗壞至此，非庶政公開，改造共和政體，不能挽救危局。今上（光緒）賢明，舉國共悉，將來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愛戴，亦可舉為總統。吾師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娛晚景，啟超等自當繼往開來，以報師恩。」勸康有為退休書。意為成立共和政體，推舉光緒皇帝為總統。康有為收到勸退書後怒不可遏，即派葉覺邁攜錢到日本，勒令梁趕往夏威夷辦理保皇會分會及籌集起兵勤王事宜，梁啓超仍無勇氣與老師決裂，只好聽其安排，借用朋友柏原文太郎的身份在伊藤博文的資助下，十一月十七離開日本。
光緒二十五年十一月廿九（1899年12月31日），梁啓超化名柏原文太郎（Kashiwabara Buntaro）乘「香港丸」抵達檀香山[10]，隨即忙於創設保皇會分會與勤王事宜。又致孫中山長信，其中說：「足下近日所佈置，弟得聞其六七，……弟之意常覺得通國辦事之人，只有咁多，必當合而不當分。既欲合，則必多舍其私見，同折衷於公義，商度於時勢，然後可以望合。夫倒滿洲以興民政，公義也；而借勤王以興民政，則今日之時勢，最相宜者也。古人曰：『雖有智慧，不如乘勢』，弟以為宜稍變通矣。草創既定，舉皇上（光緒帝）為總統，兩者兼全，成事正易，豈不甚善。何必故畫鴻溝，使彼此永遠不相合哉。弟甚敬兄之志，愛兄之才，故不惜更進一言，幸垂采之。弟現時別有所圖，若能成，則可大助內地諸豪一舉而成。今日謀事必當養吾力量，使立於可勝之地，然後發手，斯能有功。不然，屢次鹵莽，旋起旋蹶，徒罄財力，徒傷人才，弟所甚不取也。望兄採納鄙言，更遲半年之期，我輩握手共入中原。是所厚望，未知尊意以為何如？」。[11]主張革命共和，認為「中國只有經過法國式革命，建立共和政體，才能起其衰而達到自由民權之目的」。[12]隨後到茂宜島拜訪孫眉，並居住一段時間，成為孫冒與孫科的啟蒙老師。為尋求三合會致公堂的支持，梁啓超申請加入該會，破格推薦為「白扇」——「軍師」（「孫中山為『紅棍』」）在三合會建立威信，於是建立檀香山維新會，令不少興中會會員和三合會會員加入維新會，成為該地最大的政治社團。在檀香山，梁與英文翻譯何蕙珍（Fira Fiu Chin Ho）女士產生了一段「夏威夷之戀」。光緒二十六年六月（1900年7月），梁啓超準備前往美國考察共和政治，接到上海來電，於7月17日乘日本丸離檀先取道日本，再折返上海。[13]
康有為提出舉兵勤王計劃得到梁啓超、孫中山合作與支持，康試圖通過此舉令光緒執政，但孫想建立共和。孫中山堅持推翻滿清，試圖說服李鴻章據兩廣宣佈獨立，進行和平改革。梁啓超為了調和康、孫二人矛盾，提出推舉光緒為共和國首任總統，以求兩全。光緒二十五年冬，梁啓超的學生唐才常、林錫圭等人由東京歸國舉事時，梁啓超在芝區紅葉館設宴餞行，孫中山、陳少白等革命黨人也出席，「各舉杯慶祝前途勝利，大有風蕭蕭兮易水寒之慨」。林圭於行前，親詣中山請益，中山為之介紹於漢口俄國某商行買辦興中會員容星橋。其後林圭在漢口「大得容助」。[14]這種相互支持的情況，連清廷亦有所聞。楊崇伊在密上慈禧太后的奏摺中稱：「康梁避跡，必依孫文，此人不除，中華無安枕之日」。[15]翌年春，唐才常在上海成立自立會，接受康有為、梁啓超、孫中山的指導，聯絡哥老會與農民入會。梁啓超將會黨口號「扶清滅洋」改為「救國自立」。光緒二十六年七月初一（1900年7月26日），唐才常籌劃中國議會在上海愚園成立，推選容閎出任議長。為執行合作勤王計劃，梁啓超自任總指揮，唐才常策劃自立軍定於七月十五（8月9日）起兵。七月廿六（8月20日），梁啓超由日本急往上海，得知仍未收到康有為的軍餉，推遲於七月廿九起兵，對康有為極為不滿。但秦力山、沈藎不知起兵日期推遲，仍於七月十五在安徽大通、湖北新堤起事，因此暴露秘密，張之洞於七月廿七（8月21日）破獲自立軍在漢口英租界的總部，逮捕唐才常等二十名重要首領，8月23日於武昌滋陽湖畔處決。起義完全失敗，梁啓超留上海十天，南下香港前往新加坡。梁認為康有為故意不發軍餉造成，因此去檳榔嶼找康對質，遭到康的駁斥，指責梁與孫中山合作是叛逆行為；在檀香山談情說愛，無心募款；擅作主張分散兵力，導致勤王事敗。康有為認為梁雖有叛逆行為，但是仍遵從師命，往後還有合作機會。於是，師生之間實行妥協。（《三十自述》抵滬之翌日，而漢口難作，唐、林、李、蔡、黎、傅諸烈先後就義。）
康有為設法讓澳洲悉尼保皇會邀請梁啓超前往澳洲，又派女婿羅昌作為梁的書記兼英文翻譯。光緒二十六年閏八月十四（1900年10月7日），梁啓超與羅昌經新加坡繞道錫蘭前往澳洲。九月初三，梁啓超在費利曼圖登陸，然後自西向東橫跨澳洲大陸，先後訪問珀斯、阿德萊德、墨爾本、悉尼等二十餘個城市。在羅昌監視下，所到之處均為保皇會發表演說、募捐參觀，受到當地官員及華僑熱情款待，如同國賓，又拜訪澳洲總督等官員。為在華僑中進行愛國宣傳，編寫了二十萬字《中國近十年史論》，介紹國內情況。梁啓超在澳期間，保皇會組織有所擴大，但華僑因自立軍失敗對捐款不熱心，捐款甚少。為此，康有為懷疑梁中飽私囊，梁深感失望、委屈。翌年二月三十，梁啓超與羅昌乘船離開悉尼，前往日本。
光緒二十七年四月十二，梁啓超回日本，隨即要求湯覺頓到橫濱協助辦《清議報》，隨即發表《立憲法議》一文，主張君主立憲。於夏天開辦廣智書局，約請中國留學生翻譯大量西方文獻出版。九月在清議報恢復刊載《飲冰室自由書》。又發表《中國積弱溯源論》，反對奴性，號召人們不做世俗的奴隸。又發表《十種德性相反相成義》，鼓吹革命破壞，意圖推翻滿清，建立共和。又針對康有為保教、尊孔、復辟的主張，雙方勢成水火，進行筆戰。慈禧痛恨《清議報》對其批評，於十一月十一買兇放火燒毀報館，《清議報》停刊。
光緒二十八年正月初一（1902年2月8日），梁啓超創辦《新民叢報》半月刊，將家庭從東京搬來橫濱。以「飲冰子」為筆名繼續發表《飲冰室自由書》。《新民叢報》最具代表性的系列文章是《新民說》，期望喚起中國人民的自覺，要從帝國時代皇帝的臣民，轉化為現代國家的國民，並講述現代國民所應有的條件和準則，在二十世紀的中國起了啟蒙作用。《新民叢報》的讀者，無不關注梁啓超的宏文巨論，不僅促使當時中國人的覺醒，影響一代又一代中國人，而且對後來胡適、毛澤東、郭沫若等一大批知識份子與政治家頗有啟迪。是年冬，李蕙仙允許梁將丫鬟王來喜收房，並給王來喜改名王桂荃，因為梁啓超主張主張一夫一妻制，王桂荃終身只是沒有名分的通房丫鬟。光緒二十九年八月，梁啓超在東京創辦《新小說》月刊，發表《新中國未來記》，設想新中國國號是「大中華民主國」，開國年份為1912年，與後來的中華民國不謀而合。又發表《世界末日記》等小說，宣傳革命與反君主專制制度，大部分用白話文寫成，成為中國近代新體小說的開創者。隨後，梁啓超收到康有為、黃遵憲來信，大談革命共和在中國的不可行性，百思不得其解，認為要到美國考察共和政體，尋求更為確切的答案。
1902年10月，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第18號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文中說：「麥喀士[註 1]，日爾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又說：「今之德國，有最占勢力之二大思想，一曰麥喀士之社會主義，二曰尼志埃[註 2]之個人主義。麥喀士謂：今日社會之弊，在多數之弱者為少數之強者所壓優。」
光緒二十九年正月廿三（1903年2月20日），梁啓超應美洲保皇會之邀，與鮑熾、黃慧之乘坐「皇后號」離開橫濱趕赴美洲。二月初六，抵達維多利亞，在此停留一月餘。三月廿六，在溫哥華乘火車向東，經渥太華、滿地可等地，四月十六抵達美國紐約，當地華人多停工停市相迎，以一睹梁啓超之風采。當時，美國社會黨向梁啓超建議，「中國若行改革，必須從社會主義着手」。梁認為社會進步有等級，「極端之社會主義，在今日之中國不可行。」隨後，又到了波士頓發表演說，號召華僑爭取自由與統治者平等的權力。五月十六，梁來到華盛頓，與國務卿海約翰會面二小時。翌日，梁又到白宮拜訪羅斯福總統，雙方會談半小時，羅斯福向梁提出希望維新會成為「轉移中國之勢力」。梁深感此人侵略野心太大，無甚深談。隨後梁又前往伊利諾州東北角小城錫安拜訪蘇格蘭傳教士約翰·亞歷山大·杜威，杜威以軍樂隊迎接梁，又邀梁到教堂演講，經過會晤，梁深感杜威「野心勃勃，大有併吞宇內之概」。梁在拜訪美國銀行家約翰·皮爾龐特·摩根時，摩根向梁送贈一句名言：「凡事業之成就，全在未着手為開辦之前，一開辦而成敗之局已決定，不可復變矣。」使梁頗為敬佩。在美期間，梁啓超又遊歷費城、匹茲堡、聖路易、芝加哥、西雅圖、洛杉磯等城市，沿途重點考察美國共和制度的起源和優劣等多方面。八月初五，梁抵達三藩市，在此考察約一個月。九月初十返溫哥華，兩日後起程返日本，九月廿三返回橫濱。
梁啓超回到日本後，隨即撰寫《新大陸遊記》，對比中美兩國歷史和國情，深感中國不適合美式共和制度，毅然放棄共和方案，期望中國像英國那樣通過君主立憲，逐步過渡民主憲政，相信將來中國必將實現民主共和制度。梁啓超十分鮮明主張君主立憲，遭到革命共和派的嚴厲指責、質問及唾罵，兩派的論爭由此開始。
光緒二十九年九、十月間，梁啓超連續發表《論俄羅斯虛無黨》《答飛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說明自己放棄革命共和的原因。不僅又回到君主立憲的立場，而且成為君主立憲派的旗手，積極參加保皇會的活動。光緒三十年初，梁啓超再赴澳洲，隨即趕往香港參加康有為召開的保皇會，與各地的代表共商大事。三月，又奉康之命，秘密潛返上海，匿居虹口與羅孝高、狄楚卿籌辦以保皇為宗旨的《時報》。《時報》在內容和體例有所創新，以賞心悅目的文字，大膽報道國內外驚心動魄的事件，每天登載頗有趣味的新小說、新詩歌等等，引起胡適等知識分子的極大關注。
光緒三十一年七月二十（1905年8月20日）中國同盟會在東京成立，其機關報《民報》於十月三十創刊，由第一期起，連續發表文章，批駁梁啓超的君主立憲論，梁啓超亦在《新民叢報》上發表辯駁。這是中國由君主專制政體跨入近代民主政體的起步速度與道路之爭，關係着中國命運與前途。此後雙方的論戰日益激烈。在論戰中，梁啓超比較充分地說明了美式共和在中國行不通以及為何要以開明專制為過渡的道理，頗有說服力，使一部分革命共和派如徐佛蘇、蔣觀雲等人轉而擁護梁啓超的主張，並成為其得力助手。留日學生總代表楊度也從「迷信革命」轉而支持梁啓超。當時，受梁啓超影響的還有進士，舉人出身的留學生九十餘人，如直隸閻鳳閣、籍忠寅，江蘇雷奮，浙江陳時夏，福建劉崇佑，湖北湯化龍、張國溶，湖南羅傑，廣西唐尚光、甘德番等，他們以後都成為各省立憲派的首領，咨議局議長、副議長及骨幹分子。論戰中雙方都攻擊朝廷，使朝廷被迫向立憲派讓步，加快了預備立憲的步伐。
光緒三十一年六月（公元1905年），清廷特派載澤、戴鴻慈、徐世昌、端方、尚其亨五位大臣分赴西洋各國考察，經考察後，仍然找不出中國實行君主立憲的具體方案，於是端方特派熊希齡，自歐洲考察途中折返日本，秘密找到梁啓超、楊度二人，請他們代擬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報告，梁代其撰寫《東西各國憲政之比較》等奏摺，協助楊度寫了《中國憲政大綱應吸收東西各國之所長》和《實施憲政程序》兩文。並根據中國國情提出一個方案，實行兩院制；實行司法獨立；實行責任內閣制；實行地方自治；制定憲法。不久，慈禧連續召開會議，觀其奏摺，加以討論。討論結果認為專制政體無法繼續，同意走日本的道路，於七月十三宣佈預備立憲。
清廷宣佈預備立憲後，雖與梁啓超所設計的方案有較大差距，但畢竟已表明立憲，梁感到高興表示支持。九月二十，清廷宣佈新官制，滿、漢官員在各部中的比例失去平衡，滿人大大增加，而且滿人掌握軍機處，外務部，度支部、陸軍部等重要部門、這種官制改革和人員的配備，使希望改革的漢族官僚和立憲派大為不滿，梁啓超及其在國內活動的得力助手徐佛蘇等人，深感失望。自此以後，梁啓超將重點放在通過徐佛蘇等人在國內聯絡同志，籌組政聞社，以推進立憲運動的開展。光緒三十三年九月十一（1907年10月17日），梁在東京建立政聞社，其機關刊物《政論》在上海創刊，期望推動清廷實行君主立憲，速開國會，建設責任政府。梁啓超派社員歸國分赴各省，發動各界簽名，準備向朝廷請願，速頒憲法，召開國會。
光緒三十四年初，政聞社聯合江浙預備立憲公會、湖南預備立憲公會等立憲團體，共同成立了國會期成會。國會期成會成立後，各立憲團體分別派人到各省，發動請願簽名運動，很快形成全國性請願高潮。從二月起，先後有十多個省的請願代表到北京呈遞請願書，要求立即召開國會。到七月，請願速開國會之聲進一步高漲。為扼制請願運動，慈禧於七月十七發佈上諭，查封政聞社，各省請願代表不得不回去，請願運動暫時告一段落。請願雖被遏制，但群眾運動亦推動預備立憲的進行，迫使清廷於八月初一頒佈了梁啓超參與設計的《欽定憲法大綱》及九年的預備立憲方案。十月，光緒與慈禧相繼逝世。宣統繼位，醇親王載灃攝政。十二月十一，攝政王罷黜梁啓超的政敵袁世凱，梁即歌頌攝政王「舉止謙遜」，「深沉而有遠略」。又寫了萬言書《上攝政王書》，提出建議及有關施政方略，希望攝政王對其委以重任，回國報效，對中國前途必有好處。因此，潘若海、麥孟華等促請朝廷官員多方開放黨禁。但是，慶親王奕劻等人堅決反對赦用，載灃遂以梁啓超系得罪先朝之人、礙難赦用為由，拒不解除黨禁。從此，梁啓超對攝政王深為失望，進而痛恨奕劻，成為他日後反對皇族內閣的根源之—。此後，梁啓超決定韜光養晦，專心從事寫作，認為中國的治國秘方在財政，梁專攻法律與會計，因此寫了一系列如《財政原理》《論各國干涉中國財政之動機》《論國民宜亟求財政常識》《論中國國民生計之危機》《發行公債整理官鈔推行國幣說帖》《論幣制頒行之遲速系國家之存亡》等關於財政經濟的論文。
宣統元年秋，各省諮議局相繼成立，立憲派力量迅速擴大並取得合法地位，江蘇諮議局開會期間，江浙立憲派首領張謇發起成立諮議局聯合會，並邀請各省諮議局選派代表齊集上海，共商促請朝廷速開國會之事。十一月初四，十六省代表齊集上海開會，會議決定組成請願代表團去北京上書，要求速開國會，建立責任內閣。代表團組成的前後，在梁啓超指導下，徐佛蘇在上海積極活動，實際上成為梁啓超在國內的代言人，他與代表團成員聯繫密叨，及時將梁啓超的意見，轉達給諸代表，受到代表們熱烈歡迎。宣統二年正月（1910年2月），梁啓超在經濟十分困難之下，創辦《國風報》於上海，以「滄江」為筆名，先後發表《立憲政體與政治道德》《國家命運論》《諮議局權限職務十論》《憲政淺說》《中國國會制度私議》《國會期限問題》等百餘篇文章，其中《中國國會制度私議》達十萬字，對國會的性質、組織及職權論述得十分清楚，為立憲運動提供了詳盡的藍本，有力地指導和推動了國會請願運動的發展，成為立憲派最主要的輿論陣地。三月十一，梁啓超發表《論請願國會當與請願政府並行》，指出中國進入無政府狀態，除了要求召開國會外，還要—個有責任的政府，是梁第一次公開指出宣統皇帝、攝政王及軍機大臣不能代表政府，提出要有一個有責任內閣政府以推行憲政，又提出儘快籌組政黨，為速開國會作準備。五月，各省議員、社會團體接連上書，言辭開始激烈，面對此形勢，攝政王於五月廿一發佈上諭，指目前財政困難，地方遭災，匪徒滋擾，無條件提早召開國會，仍以九年為期，屆時一定召開國會，不准再請願。六月廿一，梁啓超發表《論政府阻撓國會之非》，駁斥攝政王的上諭，斷言「全國之兵變與全國之民變必起於此—二年之間，中國而欲有國會者，惟開設於宣統四、五年以前，方可救國；今日政府專制制度不迅速改變，不及三年，國必人亂，以至於亡，而宣統八年召開國會，為將來歷史必無之事」。請願代表得知第二次請願再遭拒絕後，立即決定擴大請願規模．北京請願同志會要求各省、廳、州、縣成立分會，準備號召官農工商各界人士兩千五百萬人簽名上書。為配合行動，梁啓超發表《為國會期限問題敬告國人》，促成第二次請願成功。九月初一，資政院召開第一次會議，議員二百名，欽選、民選各半，但議員對議會職能和運作卻非常生疏，面對這種情況，梁啓超為宣傳憲政知識，撰寫《資政院章程質疑》《論資政院之天職》《評資政院》等文章，用以指導資政院的活動。
資政院會議開幕後，第三次請願運動掀起，請願代表分別在各省召開數千人群眾大會，規模之大，來勢洶猛。面對此等形勢，朝廷於十月初三發佈上諭，答應在宣統五年召開國會。梁啓超得知後，立即發表《讀宣統二年十月初三上諭感言》，堅持以即開國會為目的，又去信徐佛蘇等人，鼓吹激進請願，不達即開國會之目的不止。在梁啓超等人的鼓勵下，十一月，以奉天、直隸青年學生為主體，發動第四次請願，學生罷課遊行，群情激憤，發動剪掉辮子，派遣代表進京請願，要求速開國會，救亡圖存。十一月廿三，請願運動被清廷鎮壓，將東三省代表押回原籍，懲辦請願同志會會長溫世霖，流放新疆。鎮壓對激進分子激起了更大的憤怒與反叛，使他們都自覺或不自覺地走向反對清廷或同情、支持革命的道路。
宣統三年二月廿四（1911年3月24日），梁啓超應台灣士紳林獻堂之邀請，在湯覺頓陪同下，帶着女兒梁令嫻乘船離開橫濱赴臺考察，希望向台灣遺老募集辦報資金，以擴大君主立憲宣傳。四日後在基隆登岸，林獻堂率父老數十人相迎，隨即坐汽車到台北，梁在林獻堂、林幼春叔侄陪同下，由北到南，到過台中、台南等地，考察地方政治、經濟等各項措施。游台期間，梁啓超共寫詩89首、詞12首。最具代表性的是他改編台灣民歌而成的十首《台灣竹枝詞》。三月底，梁啓超離開台灣，並向林獻堂建議以溫和主義的策略領導台灣社會運動。四月初回到日本本土，在予友人書信《梁啓超知交手札》中提及[16]，當時同時想撰寫《財政原論》與《臺灣遊記》二書，且《財政原論》業已完成五十萬字。後因繁忙故，二書終未撰成。如今原稿亦不知所蹤。
在立憲派精神領袖梁啓超的積極推動下，宣統三年五月初八（1911年6月4日），各省立憲團體組成憲友會，經選舉雷奮、徐佛蘇、孫洪伊為常務幹事，並在各省設立分會，成為立憲派統一的全國性政黨。黃花崗起義失敗後，梁即發表《粵事感言》，指出過去不贊成革命，是因為動亂引起外國干涉，而現在朝廷已無望，倒不如推翻，或許可以救中國。四月二十，清廷廢軍機處及舊內閣，按君主立憲制組織內閣，本是好事，但總理奕劻拒絕開放黨禁，拒絕梁啓超。因此，梁認為以奕劻為首的政府沒有希望，而革命之勢已不可擋，如此下去清朝必亡。梁雖同情革命，但仍不主張用暴力推翻清朝，提出改造政府，就是推翻不利於他的奕劻政府，推舉載濤為總理，繼續推行君主立憲制，以保持社會平穩過渡，避免巨大動亂。因此，梁製定了—個宮廷政變計劃。派湯覺頓、潘若海先後到北京接觸徐佛蘇、熊希齡等人，活動於肅親王善耆與禁衛軍統領良弼及立憲派之間，又聯絡新軍第六鎮統制吳祿貞、新軍第二十鎮統制張紹曾等人，從保定、灤州兩路夾擊，完成宮廷政變計劃。
八月十九（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義爆發。廿三日（10月14日），清廷命袁世凱為湖廣總督，令其率兵鎮壓，袁世凱卻要求速開國會，組織責任政府，解除黨禁，總攬兵權，寬容武昌事變人員，不必堅決鎮壓革命勢力，此時反滿及革命共和派勢力迅速向全國蔓延。梁啓超認為任何一方取勝，都不利君主立憲政治的建立，因此，他迅速制訂了應急計劃，決定親自回國指揮政變。九月初七（10月29日），張紹曾就開始聯系第三十九協協統伍祥禎、四十協協統潘榘楹、第二混成協協統藍天蔚、第三鎮第五協協統盧永祥等在灤州發動兵諫，向清廷通電，提出「請願綱領十二條」。翌日，清廷宣佈解除黨禁，赦免政治犯。梁得知消息後決定利用灤州兵諫達到政變目的，於九月十六（11月6日）離開神戶，三日後到大連，奉天鹽運使熊希齡派李彬士前來迎接，次日即奔往旅順，當晚乘火車赴奉天。九月廿一（11月11日）晨到奉天，在日本人保護下進入日本駐奉天領事館，計劃利用張紹曾等軍事力量攻打北京。但事與願違，張紹曾因清廷頒佈憲法十九條滿足兵諫要求，早在九月十六（11月6日）解除兵權，吳祿貞在九月十七（11月7日）被刺殺，令梁啓超失去依靠。九月廿三（11月13日），袁世凱率兵入京，就任總理。形勢對梁極其不利，熊希齡在大連多次致電，催梁火速離開，在這種險惡形勢下，梁啓超匆匆回到日本。
梁啓超籌劃宮廷政變失敗後，君主立憲制方案已經破產，民主共和政體的建立已成事實。隨後，他發表了《新中國建設問題》，肯定了武昌起義的必然性，同時又提出今後中國新政體的建設方案，清朝被推翻後，中國究竟應該建立何種民主政體為宜。當時，革命共和派和社會一般輿論大多認為應該建立美式共和政體，梁啓超認為要想在中國建立美式共和政體是根本行不通的。中國雖無法建立美式聯邦總統制，但又需要加強中央集權的領導。主張中國採用英國「虛君制」為宜。梁啓超提出方案後，即派羅惇曧到北京與袁世凱接洽，袁另有企圖，不作正面答覆。徐佛蘇南下上海後遭到監視，不能開展活動。麥孟華向南北議和代表進言，黃興堅決反對。又派盛先覺赴上海，先後訪問章太炎、宋教仁、李燮和、張謇、趙竹君等人，他們都不同意「虛君制」。1912年1月1日，中華民國成立。2月12日，在清朝內閣總理大臣袁世凱等大臣的勸說和逼迫下，宣統帝發佈《退位詔書》，宣佈退位，並授權袁世凱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宣統退位後，孫文提出辭呈，向臨時參議院推薦袁世凱接任。2月15日，袁世凱選為臨時大總統，袁加緊拉攏梁啓超，請梁參照美、法等國制度，撰寫共和方案，以裝點門面。梁啓超雖然認為美式民主共和政體不適合中國國情，但是米已成炊，只好順應歷史潮流，力爭建立真正的立憲政體、政黨政治和責任內閣。當孫、袁進行權力交接之時，梁啓超發表了《中國立國大方針》一文，對辛亥革命的意義作出充分肯定並提出一個共和政治的方案。方案有利於文人執政，限制總統的獨裁，防止各省獨立與分裂。梁啓超對革命動亂的預言及理論分析，也是革命共和派所共同關心的問題。因此，他提出的政治方案得到革命派及原立憲派絕大多數人的贊成，成為共和政治的指導原則，從而贏得革命共和派上層的普遍好感。他主張建立一個強有力的中央政府的主張，使袁世凱暗自叫好，孫文亦對方案由衷地歡迎，是年秋，袁世凱派使請梁歸國。
1912年8月27日，由共和建設討論會、中華共和促進會、國民協會、共和統一黨、共和俱進會、國民新政社等政團在北京合併成立中國民主黨。湯化龍任幹事長，馬良、陳昭常、謝遠涵等為幹事，後推梁啓超為領袖。11月8日，梁啓超告別父女離開神戶，與梁啟勳、湯覺頓一起回國。11月16日抵達天津，馮國璋派人遠迎，新、老共和派及袁世凱等勢力都在積極拉攏梁啓超。11月28日，梁啓超入京，袁世凱給以最高禮遇，命梁入住賢良寺，北京各界紛紛邀請梁演說。梁啓超在總統府與袁世凱相見，袁要求梁組黨對付國民黨，而梁啓超也想組黨與國民黨競爭，試圖控制內閣，引導袁世凱走向憲政的軌道。梁啓超將計就計，向袁世凱索要五十萬元經費。12月9日，梁返回天津，着手創辦《庸言報》於12月1日發行，不久將家屬從日本接回天津。同時，在天津意租界西馬路（Via Marco Polo）購地，開始建造一座中式樓房。1915年初建成，全家陸續遷入居住。此後，又在原樓西側另建一座意式兩層洋樓。藏書十萬餘冊，稱為「飲冰室」。
1913年2月4日，梁啓超又加入共和黨，成為民主、共和兩黨的幕後指揮，希望在國會選舉中，可以戰勝國民黨，進而組織內閣。選舉結果國民黨議席佔壓大多數。梁得此消息後，「心力俱瘁」，後悔不該回國從政。宋教仁將出任內閣總理，但袁世凱不甘心讓國民黨主持內閣干涉他的獨裁統治。於是派人於3月20日在上海火車站刺殺宋教仁。（另有一說宋並非袁世凱所殺）[來源請求]宋被行刺，輿論界認為是政敵袁世凱或梁啓超所為。袁在輿論壓力下，即電令江蘇都督查究主犯。梁亦即在《庸言報》上發表《暗殺之罪惡》一文，要求查個水落石出。不久，兇手應桂馨、武士英先後落網，供出主謀袁世凱、趙秉鈞、洪述祖。梁一洗不白之冤，同時從麥孟華得知自己為刺殺後補者，不寒而慄。深感到國內種種紛亂腐敗，無可奈何。對袁世凱之臨時政府不滿，只好等正式政府成立，「徐圖改造。」5月29日，民主黨、共和黨與統一黨合併為進步黨，梁被選為理事。袁世凱為了利用進步黨人，於7月31日任命進步黨名譽理事熊希齡為國務總理。袁隨即提出自己的一份內閣名單，由他的親信掌握內政、外交、軍事、財政大權，只給進步黨以司法、教育、農工商三個閒職。而進步黨則要求組成由他們掌握要職的內閣，梁啓超甚至想要蔡鍔入閣掌軍事，企圖打破袁的限制，遭到袁的堅決反對。梁本人原想就任內閣總理或財政部長，而袁卻認為梁「僅能提筆作文，不能勝任國家重任」，只肯把梁放在無關大局的教育總長閒職上。梁堅辭不就，幾乎使內閣籌組破產。但是此時袁還必須利用進步黨為他效勞，只好作出局部的讓步。經過四十日的討價還價，熊希齡兼任財政總長，梁啓超任司法總長。梁啓超、湯化龍等進步黨人認為，雖未組成純粹的「政黨內閣」，但可在法制上多下功夫，發揮作用。由於進步黨人擔任總理，並佔有財政，司法、教育、農工商四席，所以時人還是稱內閣為「進步黨內閣」。進步黨內閣組成後，在梁啓超具體主持下，制定了內閣大政方針，對外求得和平、友好和尊重主權；在內治上以理財為主，整理幣制及金融，簡政減兵，實行軍民分治、考試授官等辦法，發展實業交通，實行「保護主義」及「開放主義」並舉，獎勵私人農工商發展，在政治上實行司法獨立、保護民權等。
1914年2月，袁公佈熱河盜寶案，其目的在使熊希齡名聲掃地，促熊下台。2月12日，袁准熊希齡辭職。梁啓超亦多次要求辭職，承認自己「一介書生」不懂政務，於2月20日獲准，接任幣制局總裁。上任後，立即上書袁世凱，提出幣制改革方案。又發表《幣制條例理由書》《整理濫發貨幣與利用公債》《擬發行國幣匯兌券說帖》《余之幣制金融政策》《銀行制度之建設》等文章，整頓租稅、銀行、貨幣及公債。無奈袁世凱對梁啓超精心制訂的幣制改革方案不感興趣。改革計劃成為泡影。於是他從7月開始請辭幣制局總裁，於12月27日獲准離職。辭去幣制局總裁後，他避入清華學校，撰寫《歐洲戰役史論》。
前排左起:蔡鍔、王家襄、湯化龍、梁啓超、林長民、陳敬第;後排左起:蹇念益、湯覺頓、籍忠寅、周大烈、陳國祥、黃遠庸、黃群合影
第一次世界大戰爆發後，日本對德國宣戰。1914年8月3日，袁世凱政府宣佈對歐戰中立。8日，日本拒絕中國限制戰區的建議，並想進攻山東半島。9月2日，日軍在山東半島北部登陸，奪取德國在山東的利益。袁世凱政府卻宣佈「局外中立」，劃定灘縣以東的地區為交戰區。9月23日，英軍在嶗山登陸，幫助日軍進攻青島，不久佔領青島及膠濟鐵路全線。此前，梁啓超幾次去見袁世凱，要求中國對德軍作戰，收回膠州灣租借地，袁世凱卻拒不採納。10月2日，由黎元洪主持參政院十五次會議，梁啓超經蔡鍔、王揖唐等附議，在會上就日本侵佔山東問題向總統提出政治質問案，得到了與會愛國人士的一致贊同。10月5日，參政院通過了梁啓超向袁世凱提出的政治質問案，並請向日、英政府提出抗議。1915年1月18日，日本駐中國公使日置益從日本返回中國，繞過外交部長陸徵祥，以「回任所拜見大總統」為由，請求與袁世凱直接密談。在密談中，日置益向袁世凱直接提出了二十一條要求，並要求中國對此絕對保密。梁啓超在天津探悉「二十一條」內容後，奮然通過《京報》《國民報》《亞細亞報》等，接連發表《中日最近交涉評議》《解決懸案耶？新要求耶？》《外交軌道外之外交》《交涉乎命令乎？》《再警告外交當局》《示威耶挑戰耶？》等文章，猛烈駁斥日本帝國主義侵華。梁啓超對日本痛斥，使其大為恐慌。起初，日本人絡繹不絕地去天津對梁進行收買。梁則嚴詞拒絕。後來，日本報紙大肆造謠，說德國人以金錢運動梁啓超，故梁攻擊日本以袒護德國。梁啓超為此專門寫了《中日時局與鄙人之言論》，對日本報紙的無恥造謠誣衊，進行了有力駁斥。其後，袁克定在北京郊外湯山宴請梁啓超，並請楊度作陪。席間，袁、楊二人「歷詆共和之缺點，隱露變更國體」之意，希望得到梁啓超的贊同，梁啓超則明確表示反對。不過，梁啓超對袁世凱還是仁至義盡，並寫了一封長信，忠言相告說：「誠願我大總統以一身開中國將來新英雄之紀元，不願我大總統以一身作中國過去舊奸雄之結局；願我大總統之榮譽與中國以俱長，不願中國之歷數隨我大總統而斬。」1月20日，梁啓超創刊《大中華》雜誌並擔任主編。2月12日，梁啓超被袁世凱任命為政治顧問，梁婉言拒絕。袁見拉攏不成，又於3月31日任命梁啓超考察長江各省司法教育事業，逼梁南下，以免阻礙復辟帝制。梁本不想從命，但得妻子李蕙仙獻計，來個金蟬脫殼。梁決定以回鄉為父親祝壽為名，南下上海、廣州等地，準備將反帝制力量聯合起來。
梁啓超從天津乘船南下，4月22日到上海轉船，25日抵香港。廣東宣撫使龍濟光特派兵艦來港迎接，當晚即回到廣州。28日，梁啓超在廣州設宴慶祝父親生日。5月1日，在廣州八和會館開宴並演戲慶壽，全城各界頭面人物，無不前來祝賀，鼓樂徹夜不停，其隆重熱鬧開廣州城之先例。5月3日，梁啓超及其家族親友乘龍濟光派來之兵輪在七隻船及軍隊兩百人護送下。浩浩蕩蕩駛向新會縣。到新會時，官紳率軍隊百人及鄉親父老前來相迎。梁啓超衣錦還鄉，轟動新會。茶坑鄉中連續演戲三日，慶壽之餘，還去掃墓祭祖。5月9日離開新會，次日返回廣州，梁得知北洋政府接受二十一條中一至四號的要求，對袁世凱的希望已最後破滅，準備聯絡各地軍隊打倒袁世凱。梁離開廣州後，經香港，於6月4日到上海。為避袁的注意和懷疑，先到蘇州、杭州、鎮江等地遊玩。6月中旬，馮國璋派人告訴梁，帝制正加緊籌備中，梁即奔向南京，與馮共商對策。6月27日，馮、梁二人上京，準備見袁世凱，試探袁的真實意圖，勸阻復辟帝制。袁一口否定想稱帝，繼續隱瞞復辟帝制陰謀。7月6日，袁世凱又任命梁啓超、楊度、嚴復等十人為憲法起草委員[17]，擺出決心推行憲政的假像。梁啓超明知袁在玩弄，但不揭露不推辭，參加了起草委員會。不久因病請假回天津養病。8月10日，袁世凱的法律顧問美國專家古德諾教授發表《共和與君主論》，表示中國適合君主立憲。8月14日，楊度等人發起籌安會，鼓動恢復帝制。翌日，蔡鍔奔赴天津見梁啓超，當即決定，梁啓超負責撰文，公開反對帝制，蔡鍔則偽裝擁袁稱帝，以圖大舉。22日，梁啓超寫成《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在《大中華》雜誌上發表，對袁的行為進行抨擊，並號召四億國民行動起來，共同討伐袁世凱，保衛共和。京、津各報爭相轉載。8月25日，蔡鍔在雲南會館將校聯歡會發起軍界請願改行帝制時，提筆簽了頭名。此後，他經常與妓女小鳳仙終日尋歡作樂，以迷惑特務監視。此後以治病為名，不理政事。11月11日，蔡鍔在梁啓超幫助下秘密離開北京到天津，蔡鍔將梁啓超起草的雲南獨立的各種文告交張孝准先行帶到日本。同時，梁啓超、蔡鍔派戴戡由天津直奔香港，派王伯群先去雲南，作為蔡鍔的開路先鋒。12月2日夜，在梁啓超精心安排下，蔡鍔改穿日本和服，變換姓名，次日早登上日本運煤船東渡日本橫濱。隨後迅速乘船南下上海、香港，經河內去雲南，於12月19日抵達昆明，受到老部下雲南將軍唐繼堯的歡迎。
梁啓超於1915年12月9日，以準備赴美就醫為名，離開天津，取道大連南下至上海，具體籌劃和指揮雲南起義。12月12日，袁世凱稱帝，梁身在大連，當日寫成《上大總統書》，寄予湯覺頓請其轉交袁世凱，力勸袁懸崖勒馬，但未獲回應，梁袁二人終告決裂，梁決心起義，於12月15日離開大連，12月18日抵達上海後，將《上大總統書》作為公開宣言發表於各大報章。[18]12月22日，梁啓超從南京發電報給蔡鍔，促其立即發動起義。12月25日，蔡鍔、李烈鈞、唐繼堯在昆明通電全國宣佈雲南獨立，並即組織約二萬人之「護國軍」，分由蔡鍔、李烈鈞、唐繼堯任一、二、三軍總司令；唐繼堯兼任雲南都督府都督。1916年1月25日，梁啓超去信廣西都督陸榮廷，勸其獨立。陸對梁啓超極為敬仰，並回信說「只要梁啓超早上抵達廣西，我陸榮廷當晚即宣佈獨立。」梁啓超決定立即奔赴廣西，3月1日，日本駐上海武官青木宣純中將會見梁啓超，梁將出走之困難告青木，請求幫助。青木當即答應。在其幫助下，3月4日，梁啓超與湯覺頓、黃溯初、黃孟曦、藍志先、吳貫因、唐伯珊七人避開袁世凱密探的追蹤，乘日本郵船離開上海。3月7日到香港後兵分幾路，梁偷渡越南海防，3月27日抵廣西。3月15日，陸榮廷宣佈廣西獨立，3月22日袁取消帝制，仍居大總統位。3月28日，梁啓超在龍州發電報給陸榮廷，堅持袁世凱下臺和進取廣東的主張。接着又寫了《袁政府偽造民意密電書後》，將袁世凱偽造民意的所有密電公開在報紙發表，又以中、英兩種文字，刊印成冊，散佈中外。4月6日廣東龍濟光詐獨立，並邀梁啓超、陸榮廷派代表去廣州談判。陸榮廷認為繼續進攻必給廣東人民帶來災難，建議對龍採取妥協辦法，促龍真正反袁，使兩廣聯合起來，共同北伐。梁啓超接受建議，並即派湯覺頓代表廣西去廣州談判。4月12日，龍在海珠島水上警署邀請各界代表，召開廣東獨立善後問題會議，會議中，當談及軍隊改編問題時，發生嚴重爭執，龍的警衛軍統領顏啟漢和袁世凱在粵代表蔡乃煌突然開槍，將護國軍代表湯覺頓、譚學夔、王廣齡等當場擊斃，史稱海珠慘案。湯、譚、王被殺，梁啓超萬分傷心。為此寫了《祭海珠三烈文》，以寄託哀思。海珠慘案後，各地民軍繼續進軍，要求殺掉龍濟光或者趕出廣東。梁啓超、陸榮廷率桂軍一萬人東進，與龍軍決戰。4月19日，龍濟光親赴肇慶，與梁、陸會談，答應其提出的條件，被迫處決了蔡乃煌。5月5日，梁啓超在李根源、張鳴岐、黃孟曦陪同下去廣州觀音山，說服龍起兵反袁，毫無結果，但也爭得龍濟光同意組織軍務院的事。5月8日，在梁啓超的一手籌劃下，經與各方面聯絡協商，在廣東肇慶成立對抗北洋政府的護國軍政府軍務院，遙尊黎元洪為大總統。梁啓超任撫軍兼政務委員長。
5月15日梁離開肇慶，經廣州、香港，於22日到上海，並作為軍務院及南方獨立各省代表，奔赴南京，與馮國璋商討逼袁下臺問題，成為南京會議的幕後參與者。期間，梁啓超隨時將會議情況通報給雲南、貴州前線及軍務院，要求桂、粵大軍繼續猛進，決不因談判而稍事放鬆。當梁得知父親去世消息後，辭去軍務院的職務，抵香港探親辦理父親喪事，閉門居喪，聲稱不聞國事。6月6日袁世凱因病去世，黎元洪繼任總統。6月10日，梁啓超急電總統，請命段祺瑞出任內閣總理、又致電獨立各省支持段祺瑞出來收拾北方政局，主張恢復臨時約法，召開國會，懲辦帝制禍首及停止內戰，實現南北和解。不久，孫中山、黃興、蔡鍔等都提出同樣要求。梁啓超雖稱處於守孝退隱之中不問政治，但不能袖手旁觀。6月30日，段祺瑞內閣組成，梁啓超致電獨立各省都督、各總司令，說段祺瑞「宅心公正，持躬清直，維護危局，非彼莫屬」，望大力支持。認為在段祺瑞領導下，「我國之共和政治必日趨鞏固」在梁的催促下，唐繼堯、岑春煊等於7月15日宣佈撤銷護國軍軍務院。至此，護國戰爭宣佈正式結束。
此後，梁啓超、湯化龍、林長民、王家襄等人組織的憲法研究會於1916年9月13日成立，從理論上去研究民主憲政，這一派人後來被稱作「研究系」。11月8日，蔡鍔病逝，梁到上海辦理其喪事。為調解府院之爭，1917年1月6日，梁從上海入京，向段建議對德宣戰和中國出兵歐洲的問題，12日回到天津寓所。4月25日，為了實行對德「宣戰」，段祺瑞聯絡各省督軍，在京召開「督軍團」會議，對國會施加壓力。為了說明參戰的必要和解除群眾對參戰的各種顧慮，梁啓超於5月8日發表《外交方針質言》，促使各方面同意參戰，振奮中國之人心。5月23日，黎元洪下令解除段祺瑞的職務。段憤然離京去天津，發表通電不承認黎的免職令，並策動各省獨立，武裝推倒黎元洪。此時，黎電請梁啓超出面幫助，梁以「與世暫絕」為由，拒絕調停。於是，黎電請督軍團團長張勳出面調停，段欲利用張勳對付黎元洪而支持入京。但張勳心懷鬼胎，於6月14日聯合康有為入京趕走黎元洪，並於7月1日擁宣統皇帝重新復位，史稱「張勳復辟」。當晚，梁啓超得知張勳復辟，立即請段起兵討賊，段見黎元洪被趕下台，立即與梁啓超籌劃組織討逆軍，並任命梁啓超、湯化龍等人為討逆軍參贊。梁啓超立即致電各省將軍及各報館，反對張勳復辟的電文3日刊載於天津《大公報》，指出此次復辟一定成不了大氣候。4日，梁啓超跟隨段於天津馬廠誓師討張，段宣讀梁啓超起草的《代段祺瑞討張勳復辟通電》，號召將軍都督努力同心，保衛民國。11日，討逆軍攻入北京，康有為逃入美國使館，康梁師生關係破裂。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內閣成立，梁啓超任財政總長。段廢止了1913年選出的國會，7月18日，梁啓超、湯化龍等人根據段祺瑞的意圖組織臨時參議院，進步黨人試圖通過改造國會進而控制國會，但梁啓超拒絕召開舊國會的主張。8月24日，梁啓超代為起草的段祺瑞國務院徵求召集臨時參議院的意見發表後，孫中山及部分南方軍閥不承認解散國會。8月25日，部分國會議員在廣州召開「國會非常會議」，選舉孫中山為中華民國軍政府大元帥，發動護法運動。8、9月間，梁與日本橫濱正金銀行簽訂續善後借款1000萬日元合同，計劃用於實業建設，結果大都被段祺瑞挪用作內戰經費，使梁啓超有苦難言。11月15日，段用兵在川、湘都遭遇失敗，呈請辭職。梁啓超認為目前政局日趨危險，財政前途日趨窘困，便也乘機提出辭呈。11月30日，梁啓超和其他「研究系」總長一齊離開內閣。梁啓超沉痛而深刻地指出：「革命成功將近十年，所希望的件件都落空。政治黑暗混亂，中華民國僅存招牌而已。」
1916年8月15日，進步黨首領梁啓超、林長民等人創辦「研究系」的機關報《晨鐘報》。李大釗任總編，不久辭去。1918年9月，因刊載政府向日本借款消息被封閉。同年12月，報章改名為《晨報》後重新出版。該報及其副刊《晨報副刊》以新文化為主要宗旨，在當時的社會影響極大，李大釗、蔡元培、魯迅、陳獨秀、瞿秋白、胡適、耿濟之、冰心等名流都曾為其主筆。李大釗在該報相繼發表《戰後之世界潮流》《勞動教育問題》《青年與農村》《現代青年活動的方向》《現在與將來》《「五一節」雜感》等，從而使《晨報》成為新文化運動的重要陣地。它和《新青年》一起，極大地促進了知識分子新的覺醒，促進了五四運動的爆發。
1918年11月，一戰結束，中國為戰勝國之一。1919年1月，協約國集團為締結和約，召開巴黎和會，中國政府派陸徵祥等出席。為了將國內人民組織起來聲援巴黎和會的中國代表，梁啓超、林長民向徐世昌總統建議，在總統府成立巴黎和會外交委員會，總統顧問林長民勸徐世昌請梁啓超赴歐洲，以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會外顧問及記者的身份，與各國著名人士聯絡，進行會外活動。12月29日，梁啓超與蔣方震、張君勱、劉崇傑、丁文江、徐新六、楊維新等人乘船離開上海。1919年2月18日抵達巴黎，梁無一刻安眠，疾書《世界和平與中國》一文，翻譯為英文、法文，廣為散發，表示中國人對和會的希望。又在新聞發佈會上演說，針鋒相對地指出：「若有另一國要承襲德人在山東侵略主義的遺產，就為世界第二次大戰之媒，這個便是和平公敵。」給日本侵略者當頭一擊。梁在巴黎頻繁進行外交活動，先後會見了美國總統威爾遜及與會各國政府的代表、黨派領袖、社會名流，爭取支持力量。
3月中旬，梁致電外交委員會汪大燮、林長民講述段棋瑞政府與日本訂立密約，承認日本為合法繼承山東主權。汪、林等人得知消息後，十分氣憤，愈感監督政府之必要，立即組織國民外交協會，邀請張謇、王寵惠，熊希齡等名流參加，推張謇為會長，為巴黎和會中國代表團做後盾。4月8日，協會委託梁啓超為該會代表，向巴黎和會請願，力爭山東主權。4月24日，梁急電國民外交協會，嚴責政府，萬勿簽字。4月29日，英、美、法三國作出決定，同意將德國在青島及山東的所有權利讓與日本。5月1日，上海《大陸報》刊載中國外交失敗消息。5月2日，林長民在《晨報》撰文：「山東亡矣，國將不國矣，願合四萬萬眾誓死圖之。」汪大燮與蔡元培商議，決定發動北京大學學生遊行示威，阻止政府簽約。5月3日晚，北大學生在北河沿北大法科禮堂召開學生大會，並約請北京13所中等以上學校代表參加，決定5月4日遊行示威。翌日，五四運動在北京迅速爆發。
在五四運動的熱潮中，北洋政府親日派秘密向巴黎發出簽字訓令，陸徵祥亦準備在和約上簽字，消息傳出，舉國同憤，林長民急忙密電梁啓超，請梁將政府準備簽字的消息告知巴黎中國留學生，並阻止簽字。6月28日，留學生及中國工人包圍了中國代表團住宅，警告中國代表，「如敢出門，當撲殺之。」陸徵祥等不敢離開寓所半步，只好被迫發表聲明拒簽和約。日本在巴黎和會上沒有達到目的，1920年1月19日，又向中國外交部提出山東善後問題，要求與中國直接交涉，立即遭到中國人民的強烈反對。梁啓超於3月5日從歐洲回到上海，當即發表演說，堅決反對中日直接交涉。19日到北京，立即要求政府釋放因五四運動被捕的學生。23日，《申報》發表梁啓超關於山東問題的講話，指中國代表沒有在巴黎和會上簽字，實際上是中國的勝利，必須抱定拒絕與日本直接交涉的決心。在梁啓超的疾呼下，堅定了中國不與日本直接交涉的立場。1922年2月4日，中日在華盛頓會議簽訂了《解決山東問題懸案條約》，收回了青島及山東的權利。
梁啓超的歐洲諸國之行，了解到一戰後西方社會的變化，思想又發生重大轉變。回國後，決定棄政從教，撰寫《歐遊心影錄》。1920年4月4日，梁在北京組織共學社，其宗旨為「培養新人才，宣傳新文化，開拓新政治」。9月，成立講學社，相繼聘請英國哲學家羅素、德國哲學家杜里舒、印度文學家泰戈爾來華講學。杜威的實用主義、羅素的國家社會主義、杜里舒的反機械論唯心主義、泰戈爾的痛斥西方文化思想沉淪等，對梁啓超、張君勱、張文英等人影響很深，對中國文化學術界的影響也很大。同時共學社又大量翻譯出版西方名著，印行叢書，計分時代、教育、經濟、文化、科學、哲學、史學、俄羅斯文學等百餘種。既介紹了馬克思社會主義及經濟學說，也介紹了基爾特社會主義，還介紹了大批反映俄國現實主義的文學及戲劇，對中國新文化的繁榮起了巨大推動作用。梁啓超又為蔣方震《歐洲文藝復興時代》所作的序，寫成之後，序的篇幅和蔣方震書相當，於是以《清代學術概論》為題，單獨成書。
1921年雙十節期間，梁啓超在天津南開大學主講中國文化史，天津各校師生旁聽者眾多[19]，在南開大學的授課內容被整理為《中國歷史研究法》出版。同年，其在京、津各所學校先後七次講演。1922年，梁啓超擬在南開大學設立東方文化研究院，主要研究孔孟思想和宋明理學，這一想法得到嚴修、張伯苓的支持，但響應者寥寥，最終作罷[20]。同年，梁在國立東南大學，講授《先秦政治思想史》。12月底，梁確診患有心臟病。此後數年，梁啓超先後赴濟南、上海、蘇州、南京、長沙、武昌、開封等地巡迴講學，身體狀況每況越下。1923年3月，著成《陶淵明》一書。6月，曹錕派軍警恐嚇逼走黎元洪，準備用重金賄賂國會議員當選為總統。梁去信勸其放棄，但不成功。1924年，梁啓超又將其講課之講義16章，包括清代學術變遷與政治影響，陽明學、經學、史學、程朱學派，王寅旭、梅定九之歷學、算學，清代學者整理舊學之總成績等，合編出版，名曰《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計25萬餘字。對《清代學術概論》作了重要的補充，涉及範圍更為廣泛，更全面地論述了清代學術史。9月13日中秋節，夫人李蕙仙因乳腺癌病逝。
1925年五卅慘案後，梁啓超一改不問政治的聲明，即與朱啟鈐、李士偉、顧維鈞、范源濂、張國淦、董顯光、丁文江等聯合發表《天津宣言》，要求停止屠殺，懲辦兇手。並連續發表文章《為滬案敬告歐美朋友》《對歐美友邦之宣言》《致羅素電》《談判與宣戰》《致段執政書》《我們應該怎樣應付上海慘案事件》《滬案交涉方略敬告政府》《趕緊組織『會審兇手』的機關啊》《答北京大學教職員》等。號召舉行大罷工，全力對準「上海英捕房」，要求懲凶、賠償、道歉，進而收回租界，撤退領事裁判權等等。是年秋，梁應聘任清華國學研究院導師，並擔任京師圖書館館長。
1926年2月，梁啓超忽患便血病，中醫無效。後入協和醫院治療，3月，內科醫生會診多次，建議割除帶有黑點的右腎，轉交外科的劉瑞恆醫生進行手術，術後協和發現便血減少但無法根治。社會輿論認為梁白挨一刀，指責醫生誤診，引發中西醫的大戰，對協和醫院壓力很大。梁啓超考慮中國西醫尚未發達，在1926年6月2日的《晨報副刊》發表「我的病與協和醫院」，試圖平息各界對西醫的不信任：「協和這回對於我的病，實在很用心。各位醫生經過多次討論，異常鄭重」。[21][22] 1926年3月割除右腎後，協和解剖此腎發現如櫻桃般的黑點，是血管硬化，但不是癌症。在《梁思成與林徽因》以及梁思成的續弦所著《梁思成》等書中，稱當時主刀的協和醫院院長劉瑞恆錯割另一側健康腎臟。[23][24][25]2006年協和醫院舉辦病案展覽，公開梁啓超病，指傳言不實。[26][27]
兩年後11月28日，他再入協和醫院治療，專注痔瘡治療，每天喝兩杯瀉油，灌足十日，致胃口轉差。而梁啓超又自作主張，因為胃口不開，就亂吃了幾頓，弄得腸胃一塌糊塗，以致連日高燒不降。經檢查，發現肺部及左肋之間有毒菌，但病因仍不明確，命在垂危，後又拔牙七顆，病情依舊。後發現是念珠真菌病為患肺與氣管，與腎病無關，梁病例有上醫學學刊，是中國發現的第一個念珠真菌病例。[28]梁思成等寫的訃告「梁啓超得病逝世經過」： 耿痰化驗，則無癆菌，而有一「末乃厲」菌 Monelli 極多，復由左脅腫處取出膿血化驗，結果亦同，以膿血注入小動物體中，亦內部潰爛出血。[29]
1929年1月19日，梁啓超於北京協和醫院去世，終年55歲。北京、上海等地分別為梁舉行追悼會，場面隆重。
個人作品
他有多種作品集行世，以1936年9月11日出版的《飲冰室合集》較完備。《飲冰室合集》計148卷，1000餘萬字。
1901至1902年，先後撰寫了《中國史敘論》和《新史學》，批判傳統史學，發動「史學革命」。歐遊歸來之後，以主要精力從事文化教育和學術研究活動，研究重點為先秦諸子、清代學術、史學和佛學。指導範圍「中國文學」「中國哲學史」「中國史」「史學研究法」「儒家哲學」「東西交流史」等。這期間著有《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情聖杜甫》、《屈原研究》、《先秦政治思想史》、《中國文化史》、《變法通議》等。梁啓超在文學理論上引進了西方文化及文學新觀念，首倡近代各種文體的革新。文學創作上亦有多方面成就：散文、詩歌、小說、戲曲及翻譯文學方面均有作品行世，尤以散文影響最大。梁啓超的文章風格，世稱「新文體」。這種帶有「策士文學」風格的「新文體」，成為五四以前最受歡迎、模仿者最多的文體，而且至今仍然值得學習和研究。
曾用筆名
梁任公、飲冰子、飲冰室主人、梁任甫、梁卓如、梁宏猷、雙濤閣主、愛國者、哀時客、新民叢報記者、社員、吉田晉、柏原文太郎、檀山旅客、蓮菂園主、適時務者、兼士、軼賜、滄江、賃廬、遠公、孟遠、憲民、逸史氏、外史氏、新史氏、庸言子、新民子、知新子、中國少年、中國之新民、少年中國之少年、自由齋主人、如晦庵主人、梁新會
思想及影響
梁啓超堅決反對極端主義和促進自由主義的改良。同時，梁啓超也是中國近現代史上學貫中西的大師級人物，在諸多領域都有非凡的思想及學術貢獻。在科學與玄學論戰中，梁啓超屬於文化保守主義的「玄學」派，被認為開啟了近代中國文化保守主義的譜系。[30][31]
梁啓超不僅是中國近代歷史上的改革家，同時也是新聞史上重要人物，對中國早期報刊政論文有巨大貢獻。從事報刊活動27年，一生創辦領導報刊17種，被譽為「輿論之驕子，天縱之文豪」，開創時務文體，中國早期新聞學者戈公振在《新聞學撮要》中評價：「我國報館之崛起，一切思想的發達，皆由（梁啓超）先生啟其端」。
梁認為報刊的功能是：「去塞求通」，其兩大天職是「監督政府」「嚮導國民」。其辦報四大原則：「宗旨定而高」「思想新而正」「材料富而正」「報道確而速」。健全輿論五本：常識、真誠、直道、公心、節制；宣傳藝術：浸潤法、煽情法。
梁啓超在《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中指出，魏源《海國圖志》[34]對日本明治維新起了巨大影響，認為它是「不龜手之藥[35]」[註 3]，助推日本社會革新。到了1851年，《海國圖志》（壹百卷續版）又在日本出現，更為日本維新變革人士擦亮了眼睛。當時著名的維新思想家佐久間象山在讀到《海國圖志》「以夷制夷」的主張時，不禁拍案感慨：「嗚呼！予與魏，各生異域，不相識姓名，感時著言，同在是歲，而其所見亦有暗合者，一何奇也。真可謂海外同志矣！」在魏源思想的引導下，佐久間象山在思想上實現了從排斥西方人到發展與西方關係的重大變化，他主張從全球發展形勢出發而思考日本要強的方略。一時之間，日本各個階層的人開始爭相借閱，很快就出現達二十幾種的《海國圖志》手抄本版式，風靡全日本。人們意識到日本面臨着重蹈「中國因鴉片戰爭覆轍」的危險，各界深感不安。相比之下，大清各個階層並沒有這種意識。
另一位維新志士橫井小楠，也是在讀了《海國圖志》後得到了啟發，與佐久間象山共同提出了日本「開國論」的思想。他們在吸收歸納《海國圖志》的精髓後指出，日本發展之路必是「東洋道德與西洋技術的結合」。唯有做到「師夷之長技以制夷」，就不僅要發展本國的工業，開展對等的對外貿易，更重要的是推行民主制度，推翻德川幕府的封建統治。
梁啓超說：「華人不善效顰，徒慕公司之名，不考公司之實。」；「托拉斯者，原語為trust，譯言『信』也……，多數之有限公司互相聯合，而以其全權委託少數之人，為眾用信用者，故得是名。」是信，多數之有限公司互相聯合，而以其全權委託少數之人為眾所信用者。」也就是說，由少數有信用的人來經營企業。什麼是信用？就是信託責任。他認為當時的股市缺乏信託責任。
宣統二年，梁啓超寫了一篇文章談股份有限公司。股份有限公司必須在強而有力的法治國家才能生存。而中國，不知法治為何物。股份有限公司，必須有責任心強的國民才能夠成功。其實在清光緒二十九年，中國就有公司法，當時叫做《公司律》。律文魯莽、滅裂、沒有什麼價值。就算律文完善，也不會實行。梁啓超認為，英國人之所以以商業雄踞天下，就是因為信託責任。其靈魂與美國1929年股市崩盤之後，在1934年所擬定的《證券交易法》的精神是相同的。
1922年，瘋狂的股票交易熱潮終於落下了帷幕。難以維繫的交易所紛紛破產，最終存活下來的股市交易所只剩下六家，信託公司也只剩下兩家。梁啓超稱之為「股市氣泡」，謂其張至極大時，即將散之時也。 他當時給出了一個很有趣的例子，他說康熙五十六年，當時英國股票市場搞得很興盛，股票價格漲了好多倍，他說你知道當時有誰在炒股嗎？艾薩克·牛頓。牛頓炒股是怎麼炒的呢？1720年初，牛頓寫信給他的朋友，請朋友代他買入英國南海股票[37]。結果到1720年10月，買入的這家公司股價暴跌，牛頓損失2萬英鎊（相當於他時任制幣廠長的十年薪水）。悲痛不已的牛頓說出一句傳世名言：「我能計算出天體運行的軌跡，卻難以預料到人們的瘋狂。」因此梁啓超說，把這封牛頓寫給朋友委託代買股票的信，「藏之於國家大書樓，視為鴻寶，以為商務中人戒」。
出版著作
- 《飲冰室文集類編》（上下冊），下河邊半五郎編，東京帝國印刷株式會社出版，1902年。（最早的文類編）
- 《清代學術概論》梁啓超著，上海商務印書館，1922年。
- 梁啓超《飲冰室合集》（全四十冊）上海中華書局1932年出版；北京中華書局1989年影印本合訂為12冊ISBN 7-101-00475-X/K
- 朱維錚編校《梁啓超論清學史二種》（清代學術概論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復旦大學出版社，1985年。
- 夏曉虹編校《〈飲冰室合集〉集外文》（上中下三冊），北京大學出版社，2004年。
- 《李鴻章傳》
「飲冰」一詞源於《莊子‧人間世》：「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原意就是比喻自己內心之憂慮。當年，梁啓超受光緒皇帝之命，變法維新，臨危受命，如何解其「內熱」？唯有「飲冰」方能得解。
查「飲冰」一詞，語出《莊子‧人間世》。曰：「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而況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懽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其意是爲人臣子，受命於君，恐怕德行未足，難以成事，或事後無法全身而退，因此心焦如焚，欲飲冰以解內熱。當年梁啓超受命於光緒及康有爲，圖變法維新。後來滿清立憲失敗，梁自號「飲冰室主人」，以示「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之慨。
家族
- 祖父梁維清（1815年－1892年），號鏡泉，清末秀才。
- 祖母黎氏（1817年－1873年），系廣西提督、武探花黎大剛之女。
- 父梁寶瑛（1849年－1916年），號蓮澗，清末秀才，因屢試不第，在鄉教書。
- 母趙氏（1852年－1887年），三江人。
- 妻子：李氏蕙仙，李朝儀之季女，因為哥哥李端棻賞識梁啓超之才，許配梁為妻。生梁思順、梁思成、梁思莊。
- 通房丫鬟：王氏桂荃（王來喜），因為梁啓超堅持一夫一妻制，終身未獲得任何名分，也沒有任何婚姻關係，梁稱其「王姑娘」。生梁思永、梁思忠、梁思達、梁思懿、梁思寧、梁思禮。
梁啓超共有15個子女，9個成年。他們中的許多人後來都成為傑出的人才。
- 長女：梁思順（令嫻，1893年4月14日－1966年），詩詞研究專家，中央文史研究館館員。
- 長子：未有名（1897年秋），出世一個月夭折。
- 次子：梁思成（1901年4月20日－1972年1月9日），生於日本東京，著名建築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中國科學院院士；其妻為林徽因。
- 三子：梁思永（1904年11月13日－1954年4月2日），著名考古學家，1948年3月當選為中央研究院首屆院士（人文組）。
- 四子：梁思忠（1907年8月6日－1932年），留學先後在弗吉尼亞軍事學院和西點軍校學習。在1932年的一·二八淞滬抗戰中，駐防上海任國民革命軍十九路軍炮兵上校，因腹膜炎誤醫身亡。
- 次女未有名，夭折。
- 梁思莊（1908年－1986年），三女，著名圖書館學家。曾任北京大學圖書館副館長。
- 四女未有名，夭折。
- 梁思達（1912年12月16日－2001年），五子，長期從事經濟學研究。
- 梁思懿（1914年12月13日－1988年），五女，從事社會活動，第六屆全國政協委員。
- 梁思寧（1916年10月30日－2006年），六女，投奔新四軍參加中國革命。
- 梁思均（1916年12月6日－？），六子，早喪。
- 梁思廣（1919年12月2日－？），七子，早喪。
- 梁思禮（1924年8月24日－2016年4月14日），八子，著名火箭控制系統專家，1993年當選為中國科學院院士。
- 梁思同（1926年9月－1927年3月），九子，出世6月夭折。
故居、紀念館與墓地
廣東省江門市新會區的梁啓超故居位於廣東江門新會會城鎮茶坑鄉，這裏是梁啓超的誕生地。該故居建於清朝光緒年間，為一座青磚平房，佔地面積155平方米。故居於1989年被定為廣東省省級重點文物保護單位。2001年故居擴建為「梁啓超紀念館」。紀念館由莫伯治設計，主體為一座兩層中西合璧風格建築，前部分為具有歐陸風格的白色拱型設計，後部分是嶺南風格的仿古建築，建築面積1600平方米。故居大院中央還豎有梁啓超銅像，由林敦厚父子設計。紀念館內有梁啓超生平事跡展。
天津的梁啓超故居位於原天津意租界內（今天津市河北區民族路44號），毗鄰的還有位於河北路46號的梁啓超書齋——「飲冰室」。這兩所住宅是民國初年梁啓超購買空地所建。故居建於1914年，為意式兩層磚木結構樓房，建築面積1121平方米；飲冰室建於1924年，為淺灰色兩層洋樓，由意大利建築師白羅尼歐設計，建築面積949.50平方米。天津市政府於2003年將故居和飲冰室擴建為梁啓超紀念館。紀念館以故居作為展室，展示梁啓超生平事跡。書齋「飲冰室」做為復原陳列，再現了梁啓超生前的工作、生活環境。
梁啓超墓今位於北京植物園東環路東北的銀杏松柏區內。墓地總面積1.8公頃，東西分為墓園和附屬林地兩部分。先是在1924年由梁啓超選址，時正室李蕙仙病重（是年9月去世）。墓園1925年8月破土。梁啓超在1929年1月19日病逝，在此與妻子合葬。墓園由梁啓超之長子建築學家梁思成設計，在1931年竣工。解放前，兒子梁思忠在此下葬。文革時，此帶是軍事管制區，墓園倖免被破壞。女兒梁思莊與其他家族成員也葬於此。在梁思順和梁思成都去世後，梁啓超的通房丫鬟王桂荃也被其親生子女葬在此處。1978年2月24日梁啓超還在世的子女梁思莊、梁思達、梁思懿、梁思寧、梁思禮將墓地全部無償轉交給北京植物園。
評價
- 毛澤東早年讀書時期非常崇拜梁啓超，並且模仿他的白話文寫作。1936年，毛澤東在延安接見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時說：「我崇拜康有為和梁啓超」。1958年4月8日，毛澤東在武昌與吳冷西、田家英的談話中評價梁啓超說：「梁啓超一生有點像虎頭蛇尾。他最輝煌的時期是辦《時務報》和《清議報》的幾年。那時他同康有為力主維新變法。他寫的《變法通議 （頁面存檔備份，存於互聯網檔案館）》在《時務報》上連載，立論鋒利，條理分明，感情奔放，痛快淋漓，加上他的文章一反駢體、桐城、八股之弊，清新平易，傳誦一時。他是當時最有號召力的政論家。」梁啓超是在兩次赴京考試落第之後，才同康有為、譚嗣同等一起搞「公車上書」的。「戊戌變法」後，流亡日本辦《清議報》。其後即逐漸失去革新鋒芒，成為頑固的保皇派，擁護君主立憲。那個時代的年青一代知識分子，幾乎無一不受梁啓超思想和文字的洗禮。毛澤東每當在《新民叢報》上看到梁啓超的文章，都要反覆地閱讀細品。
梁啓超是一位「百科全書式的人物」，對今天的中國依然有着巨大的影響。他以高尚的個人情操，淵博的學術，博愛的社會革命活動受到了國內外人士的高度評價。梁啓超則自我評定：「若夫理論，則吾生平最慣與輿論挑戰，且不憚以今日之我與昔日之我挑戰者也。」
- 美國記者埃德加·斯諾則評價他是「中國精神之父」。
- 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稱他是「中國珍貴的靈魂」。
- 美國學者約瑟夫說：「從1898年的改良運動到1919年的五四運動，康有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啓超則成為鴉片戰爭以來理論界的真正領導者。1902年一 一整理國故，而不講訓話、考據、名物。他是一個史學家，特別是學術文化史專家。」
- 黃遵憲言：驚心動魄，一字千金，人人筆下所無，卻為人人意中所有，雖鐵石人亦應感動。從古至今，文字之力之大，無過於此者矣。
- 嚴復稱「任公妙才，下筆不能自休，其自甲午以後，於報章文字，成績為多，一紙風行海內，觀聽為之一聳。」
- 蔡鍔評價他老師:「鍔追隨先生有年，覺其德行之堅潔，學術之淵博，持義之穩健，愛國之真摯，環顧海內，實惟先生一人。」
梁啓超開創了中國學術的新時代。值得一提的是，中國第一個宣傳馬克思主義學說的人並不是李大釗，而是梁啓超先生。早在1902年10月，梁啓超在《新民叢報》第18號發表《進化論革命者頡德之學說》。文中說：「麥喀士，日爾曼人，社會主義之泰斗也。」。1916年8月，李大釗是在梁啓超創辦的《晨報》供職期間受他的影響才宣傳馬克思主義的，提倡共產主義。 後來，他擁護袁世凱當總統和段祺瑞執政，但反對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歐戰結束後出國遊歐，回國後即退出政壇，專心著作和講學。
有人說梁啓超寫評論往往態度不嚴肅；說他講究文章的氣勢，但過於鋪陳排比；他好縱論中外古今，但往往似是而非，給人以輕率、粗淺之感。但他則評說自己的文章「平易暢達，時雜以俚語、韻語及外國語法，縱筆所至不檢束，學者競效之，號新文體；老輩則痛恨，詆為野狐。然其文條理明晰，筆鋒常帶情感，對於讀者，別有一種魔力焉。」因而有時寫文章，尤其是政論最忌以勢嚇人，強詞奪理焉。那時候寫文章的人好賣弄「西學」，梁也喜歡把數學、化學、物理和政治相提並論，用自然科學的術語寫政論，常常鬧出許多笑話。但做新聞工作既要知識廣博，又要避免膚淺，這不容易做到，因而梁一邊要努力學習一邊系統總結才做到。梁啓超創辦《時務報》開始確實很辛苦，他自己寫評論，又要修改別人來稿，全部編排工作和復枝工作都由他一個人承擔。後來才增加到七八個人，其中三位主要助手也是廣東人。」[40]
- 1929年1月梁啓超病逝，章太炎撰送輓聯致哀。
上聯: 進退上下，式躍在淵，以師長責言，匡復深心姑屈己；
下聯: 恢詭譎怪，道通為一，逮梟雄僭制，共和再造賴斯人 。
上聯對於逝者一生事業作出具體的評價。進退上下，指梁啓超在仕途中的沉浮曲折，前半生躋身政治和後半生講學著述。式躍在淵，式，語助詞。《詩·大雅·旱麓》：「鳶飛唳天，魚躍於淵。」謂梁啓超在政治舞台上猶如魚在深淵躍動一樣，進退自如，成就不凡。以師長責言，1916年張勳復辟時，梁啓超與其師康有為產生政見分歧。康與張勳輔佐溥儀復辟，梁則協助段祺瑞誓師討逆，康因此而將其逐出師門，並致書大加抨擊。匡復深心，匡復將傾之國家，使之恢復原樣。亦即為了達到恢復共和制度之目的，有時寧可委屈自己。他與康有為儘管政見分歧，可對老師的態度，卻始終尊敬如一。 下聯言逝者雖然政治態度多變，但在反對帝制復辟鬥爭中做出了重大貢獻。恢詭譎怪，道通為一，語出《莊子·齊物論》：「故為是舉莛與楹，厲與西施，恢詭譎怪，道通為一。」原謂許多極端相反的東西，如一根小草莖與一根柱子，一個醜女和一個美女，這大小美醜本來是非常矛盾的，但從道的觀點看來，又是統一的。此指梁啓超在近代一些歷史事件中，觀點與立場多變，但變的結果是變到「共和」這一方面來了。逮，及至。梟雄僭制，兇狠專橫之人以不正當手段謀取政權，此指袁世凱稱帝和張勳復辟而言。這些亂世之梟雄，都曾上台表演一番。結句謂再造共和制度依賴此人。此語雖不無一定的道理，卻又明顯屬於溢美之詞。 此聯對於梁啓超一生的評價，總體把握分寸較好。重點在於反對袁世凱稱帝的鬥爭中，為再造共和建立奇功；又肯定他後來在反對張勳復辟的鬥爭中所達具匡復漢室的決心深義。
胡適對梁啓超崇敬之至，曾講：「使無梁氏之筆，雖有百十孫、黃，豈能成功如此之速耶！」。
正是因為梁啓超在當時擁有着巨大的影響力，在他逝世後，天津、上海都舉行了公祭，各界名流紛紛著文悼念。
- 陳少白也是承認的——「救國才是他的宗旨」。陳少白也輓聯梁啓超曰:「五族豈徒然，公論定當憐此志；萬言可立待,天才端不為常師。」
- 蔡元培言：「保障共和，應與松坡同不朽，宣傳歐化，不因南海[註 4]讓當仁[41]！」
- 高夢旦言：不朽在立言，獨有千秋追介甫；自任以天下，何辭五就比阿衡。
- 夏敬觀言：賦命歷艱危，才性不為平世士；闔棺論成敗，功名惟在舊書堆。
- 楊度評曰：事業本尋常，勝固欣然，敗亦可喜；文章久零落，人皆欲殺，我獨憐才。
- 吳宓評價說：「梁先生為中國近代政治文化史上影響最大之人物。」
- 丁文江的輓聯：生我者父母，知我者任公；在地為河嶽，在天為日星！
- 陳明遠評價曰：梁啓超的特長，就是以驚人的記憶力、敏銳的理解力，能夠詳盡佔有資料並且從中迅速地整理出一個個頭緒來，井井有條、條條有理。但梁啓超是現代新儒學思想的開創者。他以人文自覺反對唯科學主義的誤導，主張以中國精神文明醫治世人精神苦痛。
- 陳寅恪說：任公先生高文博學，近世所罕見。然論者每惜其與中國五十年腐惡之政治不能絕緣，以為先生之不幸。是說也，余竊疑之。嘗讀元明舊史，見劉藏春姚逃虛皆以世外閒身而與人家國事。況先生少為儒家之學，本董生國身通一之旨，慕伊尹天民先覺之任，其不能與當時腐惡之政治絕緣，勢不得不然……迨先生《異哉所謂國體問題者》一文出，摧陷廓清，如撥雲霧而覩青天。然先生不能與近世政治絕緣者，實有不獲已之故。此則中國之不幸，非獨先生之不幸也。
- 王士珍言：讀萬卷書，行萬里路，公直天下健者；先生自來，死有所歸，我為斯世惜之。
- 馮玉祥言：矢志移山亦艱苦；大才如海更縱橫。
- 閻錫山言：著作等身，試問當代英年，有幾多私淑弟子；澄清攬轡，深慨同時群彥，更誰是繼起人才。
- 郭沫若言：平心而論，梁任公地位在當時確實不失為一個革命家的代表。他是生在中國的封建制度被資本主義衝破了的時候，他負戴着時代的使命，標榜自由思想而與封建的殘壘作戰。「在他那新興氣銳的言論之前，差不多所有的舊思想、舊風氣都好像狂風中的敗葉，完全失掉了它的精彩。」二十年前的青少年——換句話說，就是當時有產階級的子弟——無論是贊成或反對，可以說沒有一個沒有受過他的思想或文字的洗禮的。他是資產階級革命時代的有力的代言者，他的功績實不在章太炎輩之下。
- 梁漱溟曾這麼表達自己對梁啓超學問的佩服，「任公的特異處，在感應敏速，而能發皇於外，傳達給人。他對於各種不同的思想學術極能吸收，最善發揮……有些時天真爛漫，不失其赤子之心。其可愛在此，其偉大在此。」
- 郭湛波在《近三十年中國思想史》裏設立專章分析梁啓超的思想，認為其新民說的主旨是要建設新道德—公德，「公德之標準，在利群，要有國家思想、權利思想；人民要自由、自治；要有進取冒險的精神，中國數千年不進步之原因，在一切障礙未剷除，所以要破壞。並且人民要有自尊心、合群的思想及毅力。」他並指出，梁啓超的這種思想，「實代表西洋資本社會的思想，與數千年宗法封建思想一大的洗刷。」
- 蕭公權言：「綜其一生，悉於國恥世變中度過，蒿目憂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壯以迄於病死，始終以救國新民之責自任。享年雖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則雲變波折，與清末民初之時局相響應。梁啓超以「善變」聞名於世。從戊戌年的變法開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創辦《新民叢報》，宣傳「新民」思想，為開啟民智鼓與呼。辛亥革命後，他回國參與政治，兩次討伐復辟，再造共和。他繼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經世致用的傳統，並將這一傳統轉變成新的人格和社會理想，在不斷的「變」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終不變，「其方法雖變，然其所以愛國者未嘗變也」。
- 鄭振鐸說：「他如頑執不變，便早已落伍了，退化了，與一切的遺老遺少同科了；他如不變，則他對於中國的供獻與勞績也許要等於零了。他的最偉大處，最足以表示他的光明磊落的人格處便是他的『善變』，他的『屢變』。」
- 常燕生發論：「在整理國學方面，梁先生的功力、成績未必勝於王國維、陳垣諸人，然而在社會所得的效益和影響方面講，梁先生的成績卻遠非諸學者所可及。在一切未上軌道的國家裏，社會需要思想家更甚於學者。一千個王國維的出現，抵不住一個梁啓超的死亡的損失。」
- 吳其昌言：文體的改革，是梁啓超最偉大的功績，雜以俚語的新文體（報章體），才使得國民閱讀的程度一日千里。
- 梁容若回憶道：任公先生崇拜王荊公，他的立身處世、學問文章也接近臨川。越離他遠，越感到他的聲光魔力，振聾發聵，推倒一世豪傑，開拓萬古心胸。等到一步步走近他，會發現他不免有幾分逞強作勢，執拗粗疏，權奇自喜的地方，不全是天理人情，光風霽月的中和樂育。倒離開他越久越遠，會仍然認識到他的莽莽蒼蒼，參天拔地，「雖欲從之，末由也矣」的卓絕而偉大。
- 弟子梁實秋、潘光旦、張壽鑄、吳景超四人輓聯: 承魏侔而教，擷孔穿而辯，斷以己意；有江陵之才，得荊公之學，作新斯人。
- 弟子超觀《記梁任公先生軼事》記載，「坦率天真，純粹一學者，交際非其所長，尤不知人，為生平最短。」「大事不糊塗，置恩怨於度外，則鮮有人及之者。」
- 在周恩來鄧穎超紀念館，我們還能看到周恩來抄寫的梁啓超的詩——「世界無窮願無盡，海天寥廓立多時」，可見梁啓超在當時的影響力。梁啓超學問淵博，貫通新舊中西。他的文章極其動人。
- 魯迅在1925年發表《語絲》的《雜論管閒事·做學問·灰色等》上寫道：「京師圖書館」將要擴張，第一，館長就必須學貫中西，世界聞名的學者。據說，這自然只有梁啓超先生了，但可惜西學不大貫，所以配上一個北大教授李四光先生做副館長，湊成一個中外兼通的完人。」
魯迅又在1927年9月25日致臺靜農信中：「九月十七日來信收到了……諾貝爾賞金，梁啓超自然不配，我也不配，要拿這錢，還欠努力。世界上比我好的作家何限，他們得不到。你看我譯的那本《小約翰》，我那裏做得出來，然而這作者就沒有得到……倘因為黃色臉皮人，格外優待從寬，反足以長中國人的虛榮心，以為真可與別國大作家比肩了，結果將很壞。」 （《小約翰》爲荷蘭作家 Frederik van Eeden 所著的《De Kleine Johannes》。）
- 譚嗣同有曰：不有行者，無以圖將來。不有死者，無以召後起。康、梁就去圖將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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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註釋
研究書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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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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