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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納·斯蒂格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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貝爾納·斯蒂格勒（法語：Bernard Stiegler，法語發音：[bɛʁnaʁ stiɡlɛʁ]，1952年4月1日—2020年8月6日），法國哲學家，解構主義大師德希達的得意門生。早年曾因持械行劫而入獄，後來在獄中自學哲學[1]，並得到德希達的賞識。1992年在德希達指導下於社會科學高級研究院獲博士學位，其博士論文《技術與時間》亦同時出版。斯蒂格勒於2006年開始擔任蓬皮杜中心文化發展部主任，同年斯蒂格勒創立了創新和研究所（Institut de Recherche et d'Innov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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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父親是電子工程師，母親是銀行職員。[2] 斯蒂格勒長於薩塞勒[3]。 1969年，斯蒂格勒開始在巴黎法國自由電影學院 (CLCF) 學習，試圖成為助理導演，但未完成學業。1973年，在 IRIA（現稱為 INRIA）完成了程序員分析師的實習。然而，斯蒂格勒後來仍偶爾從事不同的職業，如農業工人、服務員[1]。
1968年5月至1976年間，斯蒂格勒一直是法國共產黨的黨員[4]，但由於拒絕喬治·馬歇的史太林主義，離開了法國共產黨。[5]
在薩塞勒擔任維護工作2年後，因財務困難，在22歲時，斯蒂格勒與家人、第一任妻子及女兒芭芭拉，前往妻子家族的農場定居，飼養山羊。[6] 然而，1976年遭逢大旱，迫使斯蒂格勒賣掉農場[7]。 隨後，斯蒂格勒在圖盧茲開設小餐館，買下了一間妓女酒吧，改造成音樂酒吧，取名為「泡沫人生」（法語：L'Écume des jours）[8]。在此，斯蒂格勒結識哲學家熱拉爾·格拉內爾，成為密友[7]。 但因為財務困難，當銀行取消了他的透支授權時，斯蒂格勒決定搶劫自己的銀行分行[8]。1978年6月，斯蒂格勒以現行犯遭到逮捕[8]。斯蒂格勒獲判8年徒刑，5年後獲釋。
2020年8月6日，斯蒂格勒於埃皮訥伊勒弗勒里耶勒的住家中自殺，享年68歲[1]。
著述
根據斯蒂格勒的觀點，古希臘羅馬哲學通過遺忘技術問題得以構建。哲學將所謂的「技術」貶斥為單純的「外部」（dehors），從而創造出這個「內部」（dedans）——一個自洽的知識堡壘。古希臘哲學通過與被其稱為「技巧」technè（受智者學派推崇，與「知識」épistémè相對立）的事物劃清界限來確立自身。這個「技術的外部」被認為對內部完整知識毫無貢獻，因而僅具次要地位。哲學家固然可以使用技術（如書寫），但技術不被認為參與哲學真理的構成。技術毫無原生性或本源性，它始終是派生的，因而成為本源（生命與完整知識）的前提假設。
任何關於技術的「思考」都必然超出哲學界限。對技術的「思辨性」探討只能觸及思想的邊緣，威脅哲學範式。然而從首部論著《La Faute d』Épiméthée》（Galilée，1994年，即《技術與時間》第一卷）開始，斯蒂格勒通過借鑑安德烈·勒魯瓦-古朗、吉爾伯特·西蒙東及貝爾納·吉爾的研究，同時批判海德格爾的論述，力圖證明技術並非外在於人類，而是人類的構成要素，參與人的形塑過程。在他看來，從最早的石器到計算機，經由書寫、印刷術等技術，所有知識與技能都和技術密不可分。"L'esprit [...] suppose toujours des techniques ou des technologies de l'esprit, des 'instruments spirituels'"[11]。斯蒂格勒援引神話人物艾比米修斯（普羅米修斯的孿生兄弟）作為象徵——這個"défaut d'origine"使得人類永遠可完善，其生成與技術緊密相連。技術、人工物與藝術對人類生活不可或缺，但按照蘇格拉底與柏拉圖的定義，它們都是「藥」（pharmaka），兼具治療與毒性的雙重屬性。所有技術對象因而都是「藥理學」的：既是解藥也是毒藥[12]；任何技術都同時蘊含最好與最壞的可能。基於此視角，斯蒂格勒通過個人研究及其協會"Ars Industrialis"的集體工作，考察技術對社會、行為與感知的影響，指出工業化的技術應用及其對市場、消費主義、極端自由主義、工業民粹主義[13]"和文化/ 認知資本主義的屈從，導致「精神價值貶值」（保羅·瓦萊里語），甚至引發「精神降智」。
面對這些偏差與災難，懷着「復魅世界"的關切，斯蒂格勒通過聚焦技術（尤其是新興信息技術[14]）的哲學實踐，試圖通過佔有技術來對抗其毒性，正如他在最後一場廣播訪談中重申的：「il ne s'agit pas de 'rejeter les techniques, mais de les critiquer et de les transformer'」[15]。在他看來，不關照周遭世界的思想只是空想，因此必須重新評估精神在我們技術實踐、配置與運用中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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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格勒認為，技術應被理解為人類學的構成要素。技術原初地參與人的塑造（hominisation）。正如哲學家所寫：「人是這場因本質故障引發的自主運動意外"[16]。人類是這樣一種生命體：其特質僅存在於原始的人工性附加中。其本質由人工物構成。其本性原始地具有次生性與未完成性；因此斯蒂格勒將其與艾比米修斯神話（「celui qui réfléchit après coup"）所喻示的本源缺陷相聯繫。如果人的本質（其目的、終結）是「artéfactuelle」，它就永遠處於爭論、爭議、論戰乃至戰爭中：人類只能就其特質不斷爭執。人類的技術性始終包含友好或敵對鬥爭的風險。此風險永無止境。
人類技術性（或人為性）的構成造就了其政治性：技術性既是人的本質問題（目的、終結、起源：即哲學問題），也是政治問題（comment vivre ensemble？）。
貝爾納·斯蒂格勒是為數不多（與布魯諾·拉圖爾、多米尼克·布爾格並列）直面生態危機與環境與社會崩潰風險的法國哲學家。其計劃中的三部曲《何謂療愈？》（《Qu'appelle-t-on panser？》）第二卷副標題為《格蕾塔·通貝里的啟示》（《"La leçon de Greta Thunberg」》）[17]，其中他認為面對氣候失調，格蕾塔一代比前輩更清醒負責，必須建立代際聯繫與知識通道以對抗導致系統崩潰的熵增[18][19]——斯蒂格勒將這種崩潰風險主要關聯於極端自由主義及其對世界的剝削破壞——如同某種「休克療法」。面對這些進行中的災難，懷着對未來的關切，斯蒂格勒邀請我們自主思考，須知思考也是療愈，即對社會與環境的「照護"[20]，且不存在脫離「我們」的「我」。這種對人類關係的看法，以及根植於世界與生命的實驗性思想，使他主張在政治與倫理關切下，通過合作、跨學科性與知識技能的交互（mutualisation）來作用於世界[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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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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