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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 《自立晚报》创刊于1947年10月10日，为台湾第一份繁体中文晚报，一向以“无党无派、独立经营”为理念。最初由报人顾培根、首任发行人周庄伯（周庄伯：整编70师政治部主任周汉仪少将，周顾为基隆《自强报》负责人，整编70师机关报）等人创办，时日出四开纸，发行宗旨是：“完全以国家民族利益为前提，以民众的信心与希望，替民众说话，忠实报导，善意批评，积极建议，抨击坏人，歌颂好人，作为政府与民间进一步合作的桥梁。”[1]1949年，《自立晚报》第一次改组，发行人郑邦琨、社长娄子匡以旧台币一亿八千万元买下该报发行权，同年9月18日是本次改组后第一次出报[1]。1950年，该报扩张为对开一大张。1950年4月，该报在台北市万华区雅江街17号设立印刷厂，工厂及编辑部皆设于此。《浙江民报》的副刊〈未晚随笔〉改以〈万家灯火〉作为刊头继续刊行。
- 《自立晚报》曾经十次改变经营者、五次搬迁，甚至因政治因素被停刊三次。1950年11月17日，《自立晚报》副刊〈万家灯火〉刊载香港报纸剪稿〈草山一衰翁〉，遭中华民国政府指涉对当时住在阳明山[2]的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有不敬之意而遭停刊，并被处以“永不复刊”的处分；1951年，《自立晚报》总主笔锺鼎文向行政院政务委员蒋经国提议复刊，《自立晚报》于同年9月21日复刊[3]，李玉阶任发行人，叶楚瑛为总编辑，胡一贯为总主笔（锺鼎文代行），这是该报第二次改组。1953年2月，又被迫停刊一星期。1953年10月18日，又被处以停刊三个月。1958年5月3日，李玉阶宣布退出中国国民党，该报报头下方加标“无党无派、独立经营”八字。1959年6月18日，李玉阶复邀吴三连与许金德加入经营该报，协议书第一条定义“本报言论以维护国家民族利益、倡导自由民主法治精神，并以公正客观、超然于党派立场为最高原则”[1]，而有了往后的长期规模。1959年8月23日，该报增资，李玉阶任董事长，吴三连任发行人，这是第三次改组。1959年9月，该报聘叶明勋为社长，张熙本为副社长，锺鼎文为总主笔，李子弋为总编辑，王锦昌为总经理。1965年12月，该报增资，许金德任董事长，罗祖光任总编辑。1966年7月，李雅樵接任该报社长。1971年10月17日，该报总部迁入台北市济南路新厦，同时启用高速彩色轮转印报机。1977年4月8日，该报举办第一届大专三强棒球邀请赛。1981年11月16日，吴丰山接任该报社长，颜文闩任总编辑。1987年6月5日，该报军事记者张友骅首先在台报导三七事件。1987年8月16日，陈国祥接任该报总编辑。1988年1月21日，该报创立《自立早报》而形成自立报系。1988年9月10日，该报在台北县五股工业区购地兴建五股印刷厂。1989年3月15日，自立报系设于台南县新营镇的新营印刷厂落成启用。1989年6月9日，自立报系创立《自立周报》。
- 如上所述，《自立晚报》因政治因素被停刊三次；该报却一本立场，在反对《出版法》修正、彭明敏〈台湾自救运动宣言〉事件、中坜事件、美丽岛事件、桃园机场事件等事件上都进有详实报导，并且于1987年突破现状派遣记者李永得、徐璐至中国大陆采访，赢得读者的口碑。1993年6月5日，行政院国家科学委员会专题研究报告指出，《自立晚报》是国内最受读者信赖的晚报。《自立晚报》的“文化出版部”于1980年代末也出版了不少台湾史相关书籍，在台湾文化、历史、文学的推广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 台湾解严以后，媒体市场竞争激烈，《自立晚报》亏损连连，吴三连过世后便面临财团的介入。1993年1月5日，《自立晚报》发行人吴树民辞职获准，吴丰山接任发行人。1993年5月14日，《自立晚报》常务董事会通过吴和田任董事长、陈荣杰任社长。1994年5月20日，自立报系在澳洲创立《自立快报》。1994年6月，台南帮将《自立晚报》股权卖给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市议员陈政忠与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陈宏昌[1]。1994年8月15日，统一企业董事长高清愿将自立报系股权转售给宏福集团。1994年9月12日，《自立晚报》临时股东会改选董、监事，郭正昭出任董事长及发行人，陈荣杰续任社长。1995年，陈政忠挟宏福集团财力入主《自立晚报》。1995年2月21日，陈政忠与“台湾吉呈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签约，启用自立报系电脑化系统。1995年2月28日，《自立晚报》与《自立早报》同步改版。1997年3月22日，自立报系进行电脑化后的深度整合“编采合一”及“编采合分稿系统”，编辑部及主笔室成立“言论专案小组”培训评论人材。1997年3月31日，郭正昭退休，自立报系副董事长陈政辉兼任发行人。1997年10月10日，自立报系台中印刷厂与高雄印刷厂同时建厂完工并启用印刷机，五股印刷厂完成安装并启用每小时可印15万份报纸的日本西研印报机。
- 1994年7月15日，《自立晚报》与《中时晚报》分别刊登三批和全版广告，内容是由中央研究院院士李镇源、国立政治大学新闻学系副教授冯建三、台湾笔会会长李敏勇、《自立晚报》资深记者陈铭城等人具名，正式将自立报系经营权转移问题公诸社会大众，呼吁“抢救自立”，希望“新的经营者能尊重自立报系的编采风格，不破坏媒体自主性，让自立报系员工对台湾的民主化发展作出更积极的贡献”[4]。同年8月13日，《自立晚报》头版头条〈自立报系即将被卖掉！〉指出，在自立报系卖给陈政忠之后，自立报系多位主笔将不再为自立报系撰写社论；紧跟着的另一条新闻则指出，自立报系记者正在发起一项要求与资方签订“编辑室公约”的联署签名，从此展开一连串媒体内外的抗争活动；这是台湾新闻史上第一个媒体经营权转移遭媒体员工抗拒的案例，随后并催生了台湾新闻记者协会[4]。
- 1996年3月14日，《自立晚报》报导，民主进步党中央党部与该党1996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参选人彭明敏竞选总部，许多人都认为大势已去，不愿得罪竞选连任的中国国民党籍总统李登辉，“以免影响个人的日后仕途”[5]；同日晚间，彭明敏竞选总部在台北县三重市重新桥下举行募款餐会，许多人批评该文撰稿记者林莹秋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国共特务”、“负有特殊使命的记者”；不久，彭明敏竞选总部总干事叶菊兰带领数十位穿彭明敏竞选总部背心的民进党支持者前往台北市济南路二段自立报系总部（台北市中正区济南路二段15号，出售后拆除改建为成德长月大楼）抗议，砸毁门窗玻璃，并在大门静坐抗议。讽刺的是，林莹秋长期主跑民进党新闻，也是民进党支持者之一，且与包括叶菊兰在内的多位民进党高层人士熟识；多位民进党高层人士私底下都曾打电话向林莹秋表示同情与谅解，但无人公开声援她[6]。同月15日，彭明敏及其副手谢长廷于竞选总部召开记者会，批评该文“捏造事实”，并指控这是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联手的打压，记者会后即率领竞选总部工作人员前往自立报系总部外静坐抗议，现场聚集群众数百人；叶菊兰声泪俱下地发表“八日反攻宣言”，并劝告国内其他媒体不要“为虎作伥”；自立报系记者回批，彭明敏竞选总部将一篇单纯的新闻扭曲为“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同路人”，对报社记者不公平；同日19时左右，自立报系代表与叶菊兰及民进党主席施明德等人沟通，并发表声明“对于彭谢总部和民进党中央造成的伤害，表示遗憾和歉意，未来将会更谨慎处理新闻”，群众才逐渐散去。[7]林莹秋说，该文内容全都是她观察到的事实，写出来的本意是希望激发选民同情民进党，没想到反而沦为选举造势的工具[6]。
- 1997年7月1日，新西兰《自立快报》在奥克兰创刊并与澳洲《自立快报》技术合作，首任发行人为谢水发，社长为赖宜廷[8]。
- 1999年1月21日，《自立早报》宣布停刊。[1]
- 1999年2月27日凌晨5点，象山集团总裁江道生与中国国民党籍立法委员张庆忠共同买下《自立晚报》，江道生与陈政忠签约，江道生接手经营《自立晚报》；同年3月初，江道生从超级电视台（超视）挖角周天瑞担任《自立晚报》社长，周天瑞从TVBS挖角吴戈卿接任总编辑。[9]
- 1999年3月25日，《自立晚报》召开董事会，江道生与张庆忠以“各自持股一半”方式共同入主《自立晚报》的生态生变，张庆忠退股，江道生无力吃下张庆忠股权；于是江道生退出《自立晚报》，张庆忠全数购入江道生股权，张庆忠接手经营《自立晚报》，周天瑞留下一封声称自己被打压的告别信后无预警离职，吴戈卿尚未跨进《自立晚报》就跳槽象山集团。[9][10]1999年4月初，张庆忠引进和信企业团旗下公司捷和建设总经理王振方以个人身份帮忙《自立晚报》瘦身裁员，但和信企业团与王振方否认张庆忠买下江道生股权的新台币2亿多元资金来自和信企业团。[9]
- 2000年，因921大地震导致房地产价格大跌，许多建设公司陷入财务危机，缺乏现金的宏福集团宣布退出《自立晚报》经营，《自立晚报》改由中国国民党籍台北县议员陈锦锭担任董事长、胡元辉担任社长。
- 2000年5月20日，《自立晚报》创办《台北捷运报》，自诩为第一份捷运报，定位为都会小型报，读者锁定搭台北捷运的上班族、学生，内容以生活资讯、影剧新闻为主[11]。同年，台北市政府曾以《台北捷运报》名称易让人产生“属于台北市政府发行刊物”的联想为由，要求《自立晚报》将《台北捷运报》改名，但不为《自立晚报》接受[12]。
- 2000年10月，民进党籍台北市议员王世坚以新台币六千万元向陈锦锭购买《自立晚报》100%股权，王世坚出任《自立晚报》董事长，吴树民任发行人，胡元辉请辞。王世坚接手《自立晚报》时，各界就对王世坚浓厚的政商背景感到不满；媒体也争相指责，王世坚接手《自立晚报》不但是政府势力箝制、扼杀媒体喉舌的恶劣作为，亦是商业化摧残媒体独立精神的典型示范[13]。2001年7月，《自立晚报》员工256人群起抗争，轰动全台湾，本次抗争的导火线是：“王世坚欠薪三个月却不说明，且一再以断料断电为要胁。员工发现：王世坚购买《自立》的（新台币，以下皆同）六千万元，仅兑现二千万元，余皆跳票；不过，王世坚却将《自立》股权20%分别转让予杨基诠、陈秀丽各10%，总计得款二千四百万元。显然王世坚财力不足。王世坚总共积欠员工六个月薪资以及劳健保费。”[14]
- 王世坚接手没人看好的《自立晚报》，并非偶然。一方面，王世坚从小就对《自立晚报》有所憧憬，特别是该报对美丽岛事件的“敢言”让他印象深刻；而后来《自立晚报》“报格下降、报份流失、支持者失望”，都让他“难过”。另一方面，王世坚认为，长期以来，民进党与台独势力的价值观缺乏宣传管道，民进党执政也只是表面上的执政，在舆论上还是处于弱势，而《自立晚报》更是一处弥足珍贵的“花园”。因此，尽管《自立晚报》早已债务缠身、亏损连连，王世坚的政商学界朋友也没人看好这项投资，王世坚的政治老板谢长廷也劝王世坚不要涉足其中；但王世坚仍抱着“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决心，“希望让《自立晚报》的党外精神、独立报格传承下去”，于2000年10月7日签约接手《自立晚报》，成为该报的董事长兼社长；《自立晚报》成为继民间全民电视公司后，第二家由民进党公职人员担任负责人的媒体。矢志让《自立晚报》成为台独宣传阵地的王世坚，一上任便将该报的白底红字招牌换成绿底白字，同时将重点放在言论版，频频干预编辑部的人事及专栏文章，指示总编辑要加强专栏、民意论坛等篇幅，甚至在后来的财务纾困上也寻求民进党高层的奥援，要求“政府出面协调银行优惠贷款、民间企业投资、公营事业编列广告预算、提供独家新闻、促成《自晚》与《台湾日报》合并”等，引发社会质疑。2001年2月，王世坚将《自立晚报》员工工资减半，引发激烈的劳资纠纷。2001年3月6日，王世坚以“经营方向有误”为由辞去《自立晚报》社长职务，退居幕后操作[15]。
- 2001年7月4日，王世坚成立“自立国际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筹备处”，王世坚开客票给中医师兼绿色和平电台董事长张福泰约新台币六百多万元，但这些资金必须经过自立国际文化公司筹备处、并且要王世坚本人盖章才能提领。[16]
- 2001年7月26日上午，王世坚证实至少有新台币一亿五千万元资金将投入《自立晚报》经营，他决定以新台币一千元出让《自立晚报》78%股权，但他将在该日下午召开的记者会中详加说明具体事项；当时王世坚表示，目前已确定由前民进党籍国民大会代表刘一德接任《自立晚报》社长，而“员工是否将减薪裁员”则将由新团队决定。[17]该日下午，王世坚召开记者会，宣布以新台币一千元出让《自立晚报》给张福泰，张福泰接任《自立晚报》董事长，刘一德接任《自立晚报》社长；环球电视董事长张俊宏说，他不想看到始终陪着台湾民主化过程的《自立晚报》在民进党执政的时候倒下，所以他找人接手经营《自立晚报》。[18][19]但《自立晚报》财务状况仍不见起色，甚至发生王世坚与张福泰互相指控欺骗、都不认账的争议。[20]
- 2001年8月22日，王世坚召开《自立晚报》董事会，担任记录者为《自立晚报》财务兼副社长林鸿骏，董事会共同推举张福泰担任董事长、陈秀丽担任副社长，但张福泰、陈秀丽与杨基铨均未出席，文件中却有张福泰、陈秀丽与杨基铨的签名。[16]
- 2001年9月，《自立晚报》员工八十余人决定继续出报以维持《自立晚报》命脉，并推选谢志鹏为社长，并组成“自立多媒体股份有限公司”主导发行《自立晚报》至今。
- 2001年9月10日上午，《自立晚报》工会代表到台北地检署，按铃控告王世坚与张福泰涉嫌侵占《自立晚报》员工劳工保险费和全民健康保险费超过新台币八百万元；员工们说，资方分别从2001年1月及3月开始没有帮员工缴交劳工保险费和全民健康保险费，造成员工无法换发全民健康保险卡，而且资方完全缺乏解决的诚意，员工权益受到严重伤害；王世坚回应，当初《自立晚报》经营入不敷出，他还自掏腰包赔了新台币一亿多元，如今员工却恩将仇报，他感到相当无奈；张福泰则是一整天都没有进办公室。[21]
- 2001年9月14日，张福泰撇清与《自立晚报》关系，王世坚要求张福泰承担《自立晚报》财务问题。
- 2001年10月2日，《自立晚报》最后一次出报后停刊，《自立晚报》工会成立“自立晚报社治丧委员会”并宣布将于2001年10月10日（《自立晚报》创刊54周年）举行“隆重的告别式”、也将持续为员工向资方追讨工资。[20]该日下午，《自立晚报》工会与《自立晚报》总编辑刘从哲联合召开记者会表示，《自立晚报》员工大会决定停刊，原因是：资方仍积欠员工2001年7月份的四分之一个月薪水与2001年8至9月份薪水，没有现金购买印报纸张，台湾电力公司（台电）宣布将五股印刷厂断电，资方又避不出面。最后一次出报的《自立晚报》，刊登了行政院新闻局局长苏正平、台湾电视公司（台视）总经理胡元辉、公共电视文化事业基金会（公视）总经理李永得、《中时晚报》社长陈国祥等曾任《自立晚报》总编辑者撰写的《自立晚报》纪念文[22]。
- 2001年10月3日上午，《自立晚报》数十名员工在张福泰的“福大中医诊所”前砸鸡蛋抗议，要求张福泰支付遣散费。[20]同日，《台湾日报》社论批评，陈水扁政府与民众都忽略台湾的“媒体生态危机”[23]。
- 2001年10月4日，《台湾立报》社论批评，王世坚以红顶商人之姿掏空自立报系、扼杀言论自由，“这是台湾的当代传奇”[24]。
- 2002年2月4日，台北市政府核准设立自立多媒体。
- 2002年5月20日，澳洲《自立快报》宣布自该月21日起停刊。
- 2004年1月16日15点整，《自立晚报电子报》（www.idn.com.tw）在台北喜来登大饭店地下二楼举办“开台暨第一届全民公投对奖游戏活动酒会”。[25]
- 2015年8月19日下午，亲民党总统参选人宋楚瑜由前台南县议会议长周五六陪同赴台南市永康区拜访李雅樵，宋楚瑜说，当年《自立晚报》针砭时事，政府觉得有道理就会改，“不像现在，你骂你的，我做我的”[26]。
自立副刊
- 祝丰、杜文靖、向阳、刘克襄、林文义曾经主编自立副刊。
- “自立副刊”有几件值得台湾文学史家注意的事件。首先是副刊本身在文学推广上所发挥的功能。1950年11月5日葛贤宁、锺鼎文、覃子豪、纪弦、李莎等人策划“新诗周刊” ，作为诗人发表作品的园地，每周一出刊。从1950年11月5日开始，持续到1953年9月14日，共推出94期。纪弦(1~26期)、覃子豪(27~94)先后主编诗刊。1950年代一些著名的诗人、作家，像是锺雷、锺鼎文、墨人、李莎、上官予、潘垒等，常在这份诗刊发表作品。
- 自立副刊曾经连载柏杨著名的长篇小说〈异域〉（原名：〈血战异域十一年〉）、姚嘉文〈台湾七色记〉，还有一些曾被国民政府视为异议人士的作品。一些著名的作家如杨逵、陈映真、杨青矗，坐牢出狱以后，声誉受到很大的影响，主流媒体往往不愿刊载他们的作品，“自立副刊”是他们发表作品的一个管道。
- 杜文靖主编时期，自立副刊曾经作为老、中、青“盐分地带”作家群发表作品的重要管道。1979年，杜文靖为了筹措盐分地带文艺营的经费，与黄劲连、羊子乔、黄崇雄等人合作，向当地一些作家、文艺爱好人士邀稿，并且策划“盐分地带文学展”。该展从5月4日开始，一连展了45天，创下单一主题在台湾的副刊连载的最长记录。虽然，这样的作为在当时引发一些争议与反弹，但是这个策展行动，不仅将久被埋没的日治时期作家吴新荣、郭水潭、林芳年等人的生平事迹和作品发掘出来，也让“盐分地带”的中生代和新世代作家崭露头角，林佛儿、杨青矗、黄劲连、羊子乔、张德本、林仙龙、陈艳秋等人皆是。
- 1979年起，自立晚报和盐分地带文友合办“盐分地带文艺营” ，从第1届到第16届(公元1994年)，没有间断。办完第16届营队以后，将营队的主办权交给吴三连台湾史料基金会。1979年到1994年这段期间，自立副刊是营队招生讯息、简章、课程大纲，以及学员得奖作品的发表空间。
- 自立副刊曾在1982、1984、1987年举办“百万元长篇小说征文活动”，这个活动曾经引发争议，因为每次进入决审的作品没有一个雀屏中选，百万元得主始终从缺。
- 文学活动的举办方面，1983年自立副刊与笠诗社合办“蓝星、创世纪、笠三角讨论会”，讨论“现代派以后诗坛的演讲”与“主要社团运动的影响”两大主题。隔年的2月11日，自立副刊与《台湾文艺》共同举办“台湾文学讨论会” ，在耕莘文教院举行，邀请作家陈若曦、许达然、杨青矗来专题演讲。1998年，自立晚报与国立历史博物馆、富邦艺术基金会共同举办“文化发展与民间力量”座谈会，以“台湾社会与文化艺术之互动”及“民间力量在现代社会的文化角色”为议题举行四场讨论，主讲人包括汉宝德、林保尧、黄光男、南方朔、锺明德、林谷芳、徐佳士、萧新煌、简瑞荣等，主持人为徐佳士与李亦园，其中南方朔针对文学议题谈“台湾文学市场及非市场机制”。
- 先后推出“文学月报”、“出版月报”、 雾社事件 、“发现东区”等等专辑，引领话题。此外，一些在台湾文学史上具有里程碑性质的文章，也曾刊登在自立副刊上，像是发现张我军《乱都之恋》的黄天横，所撰写的〈台湾新文学的鼓吹者─张我军及其诗集《乱都之恋》〉；郑明娳的论文〈中国新诗一甲子〉；杨青矗与第三世界作家的对话录……等等。
文化出版部
- 《自立晚报》的“文化出版部”于1980年代末也出版了不少台湾史相关书籍，在台湾文化、历史、文学的推广上，扮演很重要的角色。像是周婉窈《日据时代的台湾议会设置请愿》、庄永明编纂《台湾名人小札》(1)(2)、郑文聪《二二八官方机密史料》、蔡培火《台湾民族运动史》、杨碧川《台湾历史年表》等书籍，对于台语字、词典与相关论述，以及台湾文学的作品，也有所出版，比较著名的是，郑良伟、许极炖、许成章、洪惟仁等学者的论述文集，以及姚嘉文《台湾七色记》与叶石涛《走向台湾文学》等书。此外，1992年4月第2期的《蕃薯诗刊》(主题为“若够故乡的春天”，是蕃薯诗社的刊物)，由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发行。
- 除了书籍的出版，文学活动的策划与执行也是文化出版部负责的工作。1988年5月7日，自立报系文化出版部与前卫出版社合办“台湾文化寻根”系列活动。隔年的1月1日到3月25日，自立报系举办“台湾文学写作坊”，邀请多位台湾作家、学者授课。
参见
注释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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