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王朝，也是最后一个完全施行封建制度的世袭王朝，可分为西周（约前11世纪—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从周武王灭殷商建国并定都镐京（宗周）起，至周幽王亡国止，是中华文明的全盛时期之一。该时期的物质文明及精神文明皆深刻地影响着后世[1]。东周都城为雒邑（今河南洛阳），其时代又可分为春秋时期（前770年—前476年）与战国时期（前476年[2]—前221年）。前256年秦昭襄王废黜周赧王，东周亡。东周时期商鞅变法，公元前221年秦王嬴政统一中国，建秦朝[3][4]。
本文介绍中国历史在商朝后的朝代，分成西周与东周。
本文重心在
西周与
东周王畿的部分。
关于
东周诸侯国的历史、制度、经济与文化等，详述于
春秋时期与
战国时期。
周人崛起于周原，在巩固国力后于武王伐纣灭商朝建立西周[1]。三监之乱的危机，于周公东征后平定，并且借由大量分封诸侯来稳定东土[1]。西周国力于成康之治时达到颠峰，在昭穆时期持平[1]。共懿孝夷时期国势渐衰，最后发生国人暴动与共和行政[1]。宣王中兴只是西周的回光返照，宣王后期周室混乱，最后于周幽王发生犬戎之祸，西周亡[1]。东周时，平王东迁使周室核心以成周为主，周室与诸侯作战失败使“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经一去不返。春秋时期齐桓公的尊王攘夷运动产生出春秋五霸等霸主[3]。到战国时期以下克上事件不断，战国七雄彼此合纵连横。周室被秦国废除，七雄最后也由秦所统一[4]。
周朝的中央权力为王权，周王是周室的最高权力者，也是诸周人的宗主。由上至下纵切为君臣关系的封建制度，由尖至锥的横切为血源关系的宗法制度，再以礼乐制度与井田制巩固整个尖锥，维系周王与诸侯、国人的关系[5]。春秋中叶后礼乐崩坏，典章制度逐渐瓦解。思想逐渐走向诸子百家[5]。
周朝是以周族为代表和主体的华夏族与周边诸族[a]交往、融合的重要时期。自西周实行分封制后，中原华夏族文化同四周的方国文化相互交流与融合，形成若干各具特色的地区性文化[6]。周朝从文字产生到春秋中叶，书面文学逐渐形成，古代散文由句而篇，由简而繁的过程。诗经中的作品显示四言诗日渐成熟[7]。西周青铜器铭文具有朴素、写实的风格，闻名的有《毛公鼎》、《宗周钟》、《散氏盘》、《大盂鼎》、《大克鼎》与《虢季子白盘》等等[8]。
“周”的称呼，可能就是商王武乙给予的[9][b]。周族擅长农耕，于是“周”字卜辞写成“田”，金文写成“上田下口”（金文：
）[10]。很像是在一大块方形田界的农田中，农作物很茂盛的样子。金文的“口”表示国家政令所出。“周”原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的美称[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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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族的始祖后稷画像，被尊为农神。
周族是商朝时期活动在陕北黄土高原的部落[c]。据周族传说，其部族起源于姜嫄，始祖为后稷，封于有邰（今陕西武功）[15][11]，自后稷至周文王共有十五王[e]。周族时常被戎狄侵扰而搬迁[14]。商朝中期，公刘率周族迁居豳（今陕西旬邑西南），建立城邑与发展农业[24]。到公亶父[d]时，因为犬戎的逼迫[25]，约在商王武乙时期迁至渭河周原（今陕西岐山）[26]。周原农耕条件优越，周国稳定发展[27][28]。周国与商朝的关系，可能早在武乙之前的武丁时期就有接触[b]，当时双方有战事发生[f]，最后周国成为商朝的属国[31][14][32]。公亶父去世后由幼子季历继位，长子太伯与次子仲雍则外奔离周[g][18][11]。
周国的拓展是从季历开始。他与太伯、仲雍所建的虞国友好，得以开拓晋南[g]。和任姓挚国通婚，取得商朝属国挚国（今河南平舆）、畴国（今河南鲁山东南）的支持[36][37]。趁商朝国力衰退，“诸夷皆叛”的时机，竹书纪年记载季历持续讨伐与商朝为敌的夷狄，向陕南、晋南发展[h]。根据竹书纪年记载，小邦周屡次帮大邑商击败戎狄，使商王文丁封季历为“牧师”（类似方伯）。同时文丁深感威胁，最后杀了季历[48][46][47]。季历长子姬昌继位后，商王帝乙为了安抚姬昌就把其妹嫁给他[49][50][51][18]。
到了商朝帝辛（即商纣王）初期，九侯（亦称鬼侯）、邘侯（亦称鄂侯）与周侯（即姬昌，后封为西伯）并为商朝三公[52]。九侯、鄂侯因九侯之女事件相继被商纣王杀害，周侯昌也因此事被囚于羑里[i]。周侯昌之后被赎回来，且被商王帝辛授予征伐西方的权力，即西伯昌[j]。西伯昌返国后团结贵族与国人，礼贤下士，共有八虞、二虢等等贤人相助[k]。制定“罪人不孥”与“有亡荒阅”等管制奴隶的法律。避免再与商朝直接冲突，西伯昌采取团结友邦、消灭西方戎国与商朝友邦，完成孤立商朝的方针。西伯昌先排解晋南虞、芮两国的纠纷，维持东向中原的通道。西向击败犬戎[60]。反击密须（今甘肃灵台）的入侵，并并吞之[61]，巩固西方。东向消灭黎（即耆，今山西黎城）[62]、邗（即于，今河南沁阳）等国，巩固晋南。最后攻克商朝的大邦崇国（在渭水黄河一带[l]），迁都建丰邑（今陕西长安沣水西）[m]。此时周国誉称“三分天下有其二[66]”，准备大会诸侯进取商都，甚至可能还“受命之年称王”，为周文王[67][68]。但周文王于迁都隔年骤逝，其子姬发继位，号周武王[18][55]。
于牧野之战击败商王帝辛，完成周代商的周武王。
周武王继续文王未尽事业，拜吕尚（即太公望）为师，以周公旦、召公奭、毕公高、荣伯为左右相辅[69]。当时商室混乱，商王帝辛杀比干、囚箕子，微子向太师请教后也准备逃走[70]。商室对外虽然屡战屡胜，但是对淮水东夷人方之战消耗过多国力，构成周国灭商的条件。武王十一年[71]，周武王开启武王伐纣，以吕尚为太师，率周六师出兵潼关，与西夷诸侯[n]（今甘肃、四川与湖北等地）会师盟津（今河南孟县西南）并誓师，史称盟津之誓[o]。周武王趁商师主力尚与东夷作战之际，率联军东征商朝首都朝歌（今河南淇县）。隔年甲子日[77]，周师袭击驻守牧野（今河南新乡）的商军殷八师，此即牧野之战[73]。商朝面对周师的突袭，只能以奴隶组成临时军队迎战。虽然商将蜚廉、恶来奋力作战，周师还是击溃并且攻入朝歌，商王帝辛于鹿台自焚而死。商朝灭亡，周朝建立。而后周武王命吕尚与其他四路周师扫荡商朝在东方与南方的方国，成功降伏商朝与其方国[p][18][73][74]。
周武王灭商后，在牧野举行告捷礼，在商都举行社祭以安抚、降服殷商贵族。周武王自谦“小国”，征服商朝称是源自天命，并且安抚庞大的商朝遗民与属国，告诫须听从周室的命令[78]。周武王于沣水东岸建立镐京（为宗周，今陕西长安沣水东）都城，迁都镐京并举行献俘礼。开始兴建洛邑（为成周，今河南洛阳），期望成为关东的政治、军事都城[79]。为了控制关东，建立封建制度，大封宗室功臣于东方，作为周王室的屏藩。封太公望吕尚于吕（今河南南阳）、周公旦于鲁（今河南鲁山）、召公奭于匽（今河南郾城），吕、鲁、匽三国拱卫洛邑。封管叔鲜于管（今河南管城）[80]、蔡叔度于蔡（今河南上蔡）、霍叔处于霍（可能是今河南临汝），是为三监。分割殷商地区为三个地区，朝歌以北为邶，由霍叔监管；朝歌以南为鄘，由蔡叔监管；朝歌以东为卫，由管叔监管。为了安抚商人，封商王帝辛之子武庚于朝歌，仍为殷；复位微子启于微（今山东微山），后迁封至宋（今河南商丘）[81]。分封功臣如檀伯达于河内，司寇苏忿生于苏忿生之田（共十二邑，今黄河中游北岸[82]）。据说可能有分封历代亡国遗民为二王三恪[q]，以团结有势力的外族贵族，史称“兴灭国，继绝世”[83][18][81]。周武王力图安定关东，但是殷商地依旧动荡不安，使他十分焦虑，难以下咽，通宵失眠，周公旦也时常忙碌而忘记进食[89]。周武王在克商后不久去世，由幼子姬诵继位，号周成王[18][74]。
建立礼乐制度、完善封建制度的周公旦。
此时天下初定，周成王尚未成年。掌握大权的大宰周公旦，以安定周室为由以王叔摄政。召公奭、管叔鲜与蔡叔度等人对周公旦深感不满与忌讳。武庚为了复国，就与管叔鲜、蔡叔度联手，并且号召东方方国奄国（今山东曲阜）、薄姑（今山东博兴）、徐国（今山东滕县东南）、熊盈（嬴姓淮夷）等东夷、淮夷诸国发动反周战争，史称三监之乱[81]。周公旦面对叛乱，先取得召公奭的谅解，发布〈大诰〉，与召公奭安定周朝宗室贵族[90]。而后发动周公东征，花费三年时间平乱[91]：周公旦在第一年、第二年平定三监与武庚之乱，第三年东征东方方国。周成王还率军与周公旦一同攻灭奄国（今山东曲阜）[92]，最后周公旦攻灭东夷大国薄姑（今山东博兴、临淄）与丰伯（疑似逄国[93]），战争结束[94]。此战周公旦共杀武庚、管叔鲜，放逐蔡叔度，废霍叔处为庶民，消灭奄、蒲姑等东方大国，连徐国也南迁至今江苏泗洪一带。周朝的势力总算稳定下来，疆域从中原扩展到东方与东北方，奠定周朝创业的基础[95][81][96]。
周公旦为了稳定周室与加强对东土的掌控力，分封宗室功臣至东方、修建洛邑、建立礼乐制度、完善封建制度[r][18][97]，最后还政给周成王[91]。三监之乱后，周公旦依旧封微子启于宋国以安抚商人。将参与叛乱的商人与殷商贵族强迁至洛邑，与周民融合。完成周武王的遗愿，洛邑（为成周，今河南洛阳）成为东方政治与军事中心。周成王到洛邑大会诸侯和四夷，史称歧阳之蒐。军事部属方面，在洛邑设成周八师以征讨东夷、淮夷与南蛮，在镐京则有西六师来守卫宗周。分封宗室功臣于东方以掌控战略、经济与交通要道：封周公旦长子伯禽于奄徐旧地建鲁国，都曲阜（今山东曲阜）；封太公望吕尚于蒲姑旧地建齐国，都营丘（今山东昌乐）；封召公奭长子克于遥远的东北建燕国，都蓟（今北京市）；封周成王之弟叔虞于夏墟建唐国（后改称晋国），都唐（今山西临汾）；封周武王之弟康叔于殷墟建卫国[s]，都朝歌。这五大国的封君与周成王均有密切的亲戚关系，分别负责镇压各地殷商、东夷之民。其中齐、鲁、燕构成周朝对东方的第一防线，卫国掌控商旧都朝歌。还封其他周室诸侯国如蔡叔度之子蔡仲于蔡国（今河南上蔡）、霍叔处之子于霍国（今山西霍州）等等，这个武装封建运动一直持续到西周末年[95][97]。
周成王亲政后，还是有对外征伐，如令大保伐录国[99]。周康王继承其父周成王的事业，得召公奭与毕公高辅佐，采取息民安定的策略[100]。对外以伯懋父（即卫康伯）率殷八师军平定东夷叛乱[101][102]。以盂率兵西伐鬼方夷狄[103]。并且开拓东南如巡狩到九江[104]，分封虞侯夨到宜（今江苏丹徒）等[35]。周康王在酆宫（即酆京）大会诸侯，史称“酆宫之朝”。成康时期成为中国历史的黄金时代之一，史称成康之治[18][105]。
南征荆楚的周昭王。
到了周康王之子周昭王时持续对南方或东南扩张，例如征伐郐国[106]、虎方[107][t]。并且两次大规模南征，拓展到汉水流域，与荆楚[u]发生冲突[105]。第一次南征是十六年，周昭王渡过汉水南征荆楚，最后战胜[112][v]。从《𤞷驭簋》[113]与《过伯簋》[114]也得知，有南国入侵周土，周昭王率军讨伐荆楚，最后降伏南夷、东夷诸国，约二十六邦[115]，获得大量的铜[114][113]。第二次南征是十九年，但周昭王渡汉水时遇难，并且丧失周六师[116]。周昭王应有带祭公辛伯南征[117]，传说周王带诸臣渡汉水时，因梁败（可能遇袭使浮桥败坏[108]）而溺死[118]。另一说则是乘当地人提供的胶船，渡河时胶船解体而溺死[119]。这两种说法最后都由辛游靡取周昭王遗体北返。总之，这次战争激烈，周六师均败。昭王之死不是偶然事件，后来周人都不愿再说此事[105]，到春秋时期还被齐国作为宣战楚国的借口[120]。至于南征对象是否是楚国，现今学者也有许多见解[w]。周师北返后，其子姬满继位，即周穆王。周朝中后期，采取安抚荆楚与册封“汉阳诸姬”等诸侯国来巩固南方[125]。
周穆王的在位时间是西周最长的。他好大喜功，向四方征战不休。例如命令毛公班兼管淮水繁（繁阳，今河南新蔡北）、蜀（疑是今安徽合肥西蜀山）、巢（今安徽桐城南）等地，率吴伯、吕伯伐东国狷戎，三年平定[126]。当淮夷入侵周土时，命伯雍父率成周师氏，抵御淮夷入侵[x]。另有南征扬越至九江的事迹[127]。从《今本竹书纪年》得知周穆王可能有征伐犬戎与徐国的事迹。一开始周穆王封徐子为伯。在十二年率毛公班、共公利、逄公固率军西征犬戎[128]。但徐国于隔年袭击洛水一带，周穆王与造父紧急返师[129]。最后率楚国攻克徐国[130]。十七年周穆王二度西征犬戎，迁戎于太原[131]。这些事演变成《穆天子传》[132]、徐偃王[133]及赵国始祖造父[134]的传说[135][y]。昭穆时期，周朝屡次对四方动武。周穆王不听祭公谋父的怀柔之策而伐犬戎，只获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西方各族荒服不至[137]，戎狄不减反兴[125][105]。
周室从周共王开始国势渐衰。懿孝夷王三代，周朝对外与四周方国陷入长期战争。周懿王时，南夷（即淮夷）的卢、虎会合杞国、舟夷等方国入侵周朝东土，周懿王命师俗与史密分别率齐国、莱国军队合攻长必之地，平定乱事[138]。史书也称周懿王时，王室衰退戎狄交侵[139]。周夷王时因为荒服不朝，派虢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140]。王室内部及王室与诸侯间也加剧对立。周懿王时王室威信不再[141]。懿王去世后，太子姬燮被王叔姬辟方夺取王位，号周孝王。周孝王以非子饲养马匹大盛，最后封非子于秦邑（今甘肃清水）[142]。周孝王不久去世，周懿王之子姬燮虽有身疾[143]，仍受诸侯拥立，号周夷王。周夷王继位之初，不敢认为周王的地位比诸侯还大，而后听从纪侯密报，烹杀疑似荒淫的齐哀公[144][145]。齐哀公之弟静被立为齐胡公后，避纪侯迁都于薄姑（齐国旧都营丘西北五十里）[146]。经济方面，由于过度分封，贵族势力膨胀，时常争夺交换土地，“田里不鬻”，井田制开始崩溃，社会动荡不安[z][148][147]。
宗周钟纪录周厉王征服南方濮国、东南诸国臣服的事迹[149]，另一说是周昭王时期作品[150]，国立故宫博物院馆藏。
周厉王时，东方淮夷侵入伊水、洛水一带，逼近成周，而西北𤞤狁直逼镐京周围[151][152]。周厉王连年抵御外族，虽然在征服南方濮国获得大胜，获得东南诸国臣服[153]，但周朝国力逐渐匮乏[aa]。内政方面，从《国语．周语》得知，周厉王不听周定公、召穆公的劝阻，任用荣夷公，推行“专利”政策，收归山泽之利，不开放给国人使用[155]。为了压制国人不满，推行“弭谤”政策，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以至于行人来往，只能以目光、眼神来示意[156]。这些可能是因西周中期经历多次国防需求和赏赐贵族，王室资源已趋于匮乏，只能推行这些政策，进而与贵族发生利益冲突[157]。最后镐京爆发国人暴动（或称彘之乱），周厉王出奔到彘（今山西霍州）。周室由掌政大臣管理，太子姬静由召穆公保护[158]，史称共和行政[ab]。共和元年即前841年，中国历史从这一年开始有了明确而且连续不断的帝王纪年。前828年，周厉王去世，太子姬静即位，号周宣王[148]。
周宣王前期励精图治。政治上任用大臣辅佐朝政，修建宫殿[169]。命仲山甫在齐国筑城来加强防备[170][171]。九年在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大会诸侯[172][173]。军事上任用将领与诸侯，讨伐四周方国异族。命召穆公率齐国、纪国与莱国等军伐淮夷胜利[ac]。并派尹吉甫管理成周到淮夷一带的财政。如果淮夷不听话，还可用军队压制[ad]。还有派南仲皇父率六师伐徐国[178]，派方叔伐荆楚[179]。对外战事又以反攻𤞤狁最为重要。五年，周宣王率尹吉甫亲征𤞤狁会战于彭衙（今陕西白水东北[180]）[177]，命南仲皇父至朔方筑城御敌[181]。十二年派虢宣公伐𤞤狁于洛水[182]。虢宣公可能还派秦庄公于洛水一带追击[ae]。又分封诸侯，周室灭谢国后，封申伯于谢（今河南南阳），建南申国[185]，与吕国成为周室南方的重镇。前806年周宣王封其弟友于郑（今陕西省华县），建立郑国[186]。西周的国力得到短暂恢复，史称宣王中兴[148]。
周宣王后期对外屡战屡败，且改动周公制度，干涉诸侯继承[176]。战事方面，周室征伐太原之戎、条戎与奔戎（今山西夏县西南）惨败，只有对申戎（即西申国）获胜[187][188]。但又被姜戎击败于千亩[189][190]。在制度方面，从《国语·周语上》得知有“不藉千亩”、“料民于太原”与“立戏伐鲁”。共和年间，大量公田被贵族私占（藉田礼废）。所以周宣王宣布废除藉礼，承认公田私有化，改行按亩征收实物的“彻”制。由于废除周公的制度，虢文公表达抗议[191]。由于南国之师全军覆没，战事频频导致人口流动，周宣王不听仲山甫劝谏，于太原清算人口来补充军队损失[192]。“立戏伐鲁”的作法，动摇嫡长子继承制。周宣王以个人喜好，废除鲁武公的长子括改立少子戏为继承人，使鲁国内乱，最后派兵平定乱事[af]。关于周宣王的死因，也带有神话的成分。总之，前782年周宣王去世，其子姬宫湦继位，号周幽王[148][176]。
周幽王时期，周室走向瓦解崩溃。虢石父（皇父）受周幽王重用执政，但是他好利贪污，还将搜刮的财富运往向邑（今河南济源），国人皆怨[193][194]。二年关中发生地震、山崩和旱灾，国人认为这是掌权者乱政导致的，连伯阳父都说“周将亡矣”[195]。郑桓公听从伯阳父的建议，将族人东迁至东虢国（今河南荥阳）与郐国（今河南新郑西北）之间，准备重建郑国[ag]。虢石父攻灭焦国（今河南陕县），准备东迁西虢国[197]。当时西戎屡侵周土，伯士于伐六济之戎战败而死，秦襄公之兄伯父于犬丘（今甘肃礼县）抵御西戎战败被掳[198][199]。
周幽王废立太子之事，将西周推入深渊。周幽王讨伐褒国而获得褒姒[200]，周幽王十分宠爱她[ah]。周幽王废正后西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立褒姒为后及其子伯服为太子，宜臼只能投奔西申国（推测为今陕西郿县[202]）[203][204]。申侯联合鄫国与西戎拥护宜臼，周幽王也在隔年出兵伐西申国[205]。最后申鄫引西戎、犬戎击败周幽王[206][207][208]。前771年镐京陷，犬戎於戏地骊山（今陕西临潼东[209]）杀周幽王、太子伯服与郑桓公，俘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归[210][211]，史称犬戎之祸，西周亡[199][212]。战乱期间，王室贵族纷纷埋象征权力的鼎、簋、盘等铜器后东逃东土[196]。
秦公镈纪载秦襄公到秦宪公等四代世系，以及秦襄公受周王赏宅受国之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馆藏。
周幽王被杀后，进入东周时期。前770年申侯、鄫侯[208]、许文公与郑武公等诸侯立宜臼为王，即周平王；虢公翰可能以周平王称王不正为由，于携（今陕西西安北）立王子余臣为王，史称周携王[ai]。二王分立的局面，直到前750年晋文侯攻杀周携王而止[217][218]。周平王基于某种原因[aj]，在晋文侯、郑武公与秦襄公护送下东迁到成周洛邑[228]，史称平王东迁。时任西垂大夫的秦襄公早在犬戎之祸就从秦邑（今甘肃礼县西北）举兵抗敌，并与晋文侯有护送之功。周平王就把岐周之地封给秦襄公（秦襄公成为诸侯，建秦国），将汾水之地给予晋文侯[229]。秦襄公、秦文公先后力战犬戎，最后收复岐周之地，并将岐东地区归还给周室[230]。
东周可分为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中国进入诸侯争霸的时代，周王威严扫地，仅有天下共主的虚名[231]。此时周室丧失西半部王畿，土地、人口都大为缩减。平王东迁后，还需要郑国、卫国和晋国等诸侯供给粮食。而郑伯掌控王政大权，屡次挑战周室威严。周平王时，先后由郑武公、郑庄公父子担任卿士，掌握王政大权。然而到郑庄公时，郑伯只关心郑国事务，对周室漠不关心。周平王感到不满，有意起用虢公忌父来分化郑庄公大权，引起郑庄公强烈不满。周平王为了平息，于前720年以王子狐入郑为人质，郑国也派公子忽入周为人质，史称周郑交质。《左传》认为周郑互质，贬低了周室威严，是“礼崩乐坏”的缩影[232][233]。
到了周桓王时，周王有意摆脱郑庄公的控制，打算起用虢公忌父执政。而郑庄公就收割温地的麦和成周的禾以威胁周室，激怒了周桓王[232]。前717年郑庄公入朝，周桓王就不以礼接待郑庄公。郑庄公对周桓王更加不满，与鲁国交换领土时就不禀告周王。前706年周桓王罢免郑庄公卿士的职位。郑庄公大怒，不朝见周桓王。周桓王就命虢公林父与周公黑肩率蔡国、卫国与陈国等诸侯联军攻郑国。但联军被郑军击败，周桓王更被郑将祝聃射中受伤，史称𦈡葛之战。此战使郑国成为春秋初期的强国，史称“庄公小霸”。而周天子对诸侯已经失去控制，“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已经一去不返[234][233]。
春秋时期诸侯分布图。
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战争。谁战胜就召开盟会，强迫诸侯国认他为霸主。前720年，齐国齐僖公与郑庄公结盟于石门，为诸侯间互相结盟的开始。前717年，齐僖公又与鲁隐公结盟于艾。其后十数年间齐僖公先后主持多国会盟，平定诸国，成就僖公小霸。然而东周诸侯互相攻打，外又有楚国、狄戎等四方夷狄入侵华夏。诸侯需要团结一致，才不会被各个击破[235]。齐国管仲辅佐齐桓公，以尊王攘夷为号召，外平夷狄，内制诸侯，让诸侯尊王。联合九国诸侯抵御楚成王北伐，至此东周粗安。齐桓公之后，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与楚庄王先后崛起，《史记》称春秋五霸[234][236]。
周王室方面，周庄王时发生周公黑肩之乱。周公黑肩打算杀周庄王，改立庄王弟王子克。周公黑肩最后被周庄王与辛伯所杀，王子克奔南燕（河南延津）。周惠王时，发生五大夫作乱（共有𫇭国、边伯、石速、詹父与子禽祝跪等人），五大夫立王子颓为周天子，周惠王奔温（今河南温县南）。最后仰赖郑厉公与虢公丑协助平乱，郑国获得虎牢（今河南荥阳）以东的土地。周惠王对齐桓公十分忌讳，不愿赐与霸主称号，反而命楚成王得以征讨南方不服之国（成为霸主）。晚年宠爱幼子王子带，欲立为嗣，约郑国联楚国、晋国以成此事，但此时齐桓公称霸天下，与诸侯会盟力挺太子。周惠王驾崩后，太子即位为周襄王，并封齐桓公为霸主[234][236]。
周襄王欲伐郑国，听从王子带建议，娶狄人女隗氏为隗后，取得狄兵伐郑。事成后因王子带与隗后私通而黜后[237]。意图篡位的王子带就于前636年引伊雒之戎等等狄人击败周襄王，占领成周。晋文公为了成就霸业，在前635年出兵灭王子带，迎接周襄王返回成周复位[238]。前632年，晋文公居然召周襄王到践土（今河南原阳西南）会盟，周室权威尽失[239]。周襄王为了连秦制晋，以秦穆公称霸西戎为由，命他为西方诸侯之伯（成为霸主），最后使晋秦相争。周襄王去世时，王畿已缩小，周室无钱安葬襄王。而诸侯国以晋国为首，联合秦国、齐国对抗楚国[234][240]。
周定王时，晋国衰退，楚庄王击败中原诸侯国，称霸天下。前606年周定王元年，楚庄王征伐陆浑之戎，进军到成周洛邑的南郊，问鼎中原。周定王派王孙满出使楚军，楚庄王询问周朝国宝九鼎大小轻重，欲逼周室投降。王孙满以有德者方能取天下辞退楚庄王，楚庄王不敢取代周朝导致天下诸侯围攻，便受封霸主称号撤兵回国[241]。春秋后期，晋国与楚国南北对峙，晋国拉拢东南吴国牵制楚国[242]。吴国屡次威胁楚国后，楚国拉拢越国以牵制吴国。这使得东南吴越相继兴起。前482年，吴王夫差在黄池（今河南封丘西南）会盟诸侯，与晋国争霸获胜，受周敬王使者封为霸主。前473年，越王勾践灭吴国后，马上北上与齐国、晋国等诸侯会盟徐州（今山东滕县南），经周元王派使封为霸主[243][244]。春秋末年，周王室控制的地区只等同于一个弱小的诸侯国，仅在名义上保留周朝最高权力者的地位[245]。
春秋末年，周王室由姬姓刘氏和姬姓单氏为卿士，刘氏为周顷王之子刘康公的后裔，属于王室近亲；单氏为西周初年由周族首领一支单公[246]的后代，属于王室远亲[247]。周景王的太子寿早死，改立王子猛为太子，却宠爱庶长子王子朝。前520年四月，周景王临死前嘱咐宾孟要扶立王子朝，然而卿士刘献公与单穆公依旧立王子猛为周悼王。不久，王子朝得到毛伯得、尹文公与召庄公的支持，击败周悼王，占领周王畿，史称王子朝之乱[248]。周悼王去世后，晋国扶持周敬王对抗王子朝，形成东王周敬王与西王王子朝分据王畿。前516年，晋国卿士赵鞅大合诸侯，出兵支持周敬王，周王畿再度统一，刘单二氏的权势更重。而刘氏因为与晋国范氏亲密，赵鞅在击败范氏后迫使周王杀刘氏谋臣苌弘，至此刘氏衰退[249]。周贞定王时刘氏灭亡[250]，单氏独秉周政，成为王畿内唯一的大族[234]。
东周到了战国时期，以下克上事件不断。诸侯本身的权力与地位，也被内部卿大夫、士等贵族与高级官员给威胁[245]。例如周威烈王时晋国领土被韩虔、赵籍与魏斯等三卿瓜分，建韩国、赵国与魏国等国，史称三家分晋[251]。前386年周安王封齐国大夫田和为齐侯，即田齐，史称田氏代齐[252]。连周室也陷入世卿单氏掌控，史称单氏取周[253]。
前344年魏惠王称王。这是战国时期诸侯国国君第一个称王，表示形式上周王室最高权力的地位已不再存在[254]。楚（春秋已称王）、魏、齐、燕、韩、赵、秦等七国陆续称王，史称战国七雄，周天子反而还要恭祝诸君称王。前370年，齐威王朝见周烈王，使齐威王贤名更盛。前364年，秦献公于石门山之役大败魏军，诸侯震动，周显王亦祝贺“献公称伯”[255]。齐秦先后击败魏国，局势演变成秦齐争霸，秦昭王与齐湣王还一度自封东西二帝[234][256]。而周王畿分裂成东西两周，周天子成为无地之王，只能依附东西周公。前440年周考王时，为了续其弟姬揭周公官职，就封于王畿（今河南），是为西周桓公，建西周国，王畿更为缩小。前367年周显王时期，西周威公去世后，其少子姬根叛乱，赵成侯与韩国就扶持他于东部建立东周国，都巩地（今河南巩义）。周王畿分裂成西周国与东周国两个小国，周王住在东周国[257]。周赧王时，东周公不愿供养周天子，周赧王只能依靠西周公，迁居王城[234]。
战国中晚期，秦国屡攻六国，群雄多次或合纵以众小抗大、或连横连大灭小。其中楚考烈王组织各国合纵，怂恿周赧王担任联军召集。周赧王求助西周君，倾西周国国力组建军队，与诸侯约在伊阙（今河南龙门）会师。最后只有楚国和燕国军队到达，合纵失败。前307年秦国报复诸侯，出兵借道两周攻韩国，周人不敢得罪秦军，只能闪避[258]。前256年，秦将军摎攻伐韩国与赵国，取阳城（今山西阳城）、负黍（今河南登封西南）等数十城。西周君惊恐，联系诸侯，出兵伊阙抵御秦军。秦将摎攻入西周国，西周君投降，秦夺九鼎，西周国亡。同年周赧王去世，无继承人，东周灭亡[259][260]。前249年，东周文君意图联合诸侯抗秦，被秦国相邦吕不韦攻入国内，东周国亡[261][262]。前246年，秦王政即位，他任用尉缭、李斯等人，用金钱分化六国，发动秦灭六国之战。前221年秦王政统一中国，建立秦朝[234][263]。
绿色部分为西周王畿与诸侯国的疆域。
周朝兴起于今陕西渭水流域的周原（今陕西岐山），在季历与西伯昌（即周文王）的经营下扩展至陕南、晋南一带。到周武王时大会蜀、羌、彭等等西土诸侯（陇南、四川与湖北等），史称孟津之誓[18]。武王伐纣的胜利，使得“小邦周取代大邑商”，定都于镐京（今陕西长安），领土拓展到东土晋中、河南、山东等地。但是殷商势力与东夷势力尚盛，其民众与周人在文化、思想方面几乎不同，周武王采用分封宗室功臣的方式巩卫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与监督东方广大的殷民与东夷。周公旦发动周公东征平定殷商与东夷、淮夷后，借由封建制度武装殖民宗室功臣到东方交通与政治据点。其中以五个诸侯国为主，成为周朝的藩屏：掌控东夷蒲姑、奄的齐国与鲁国，守卫北方、东北方的晋国与燕国，监控殷都与掌控东方交通中心的卫国等[81]。成康时期，周朝疆域东至大海，西至渭河上游，北达肃慎（今辽宁朝阳），南到江淮、汉水以北一带，领土扩张到最大[264][265][266][81]。
在昭穆之后，周朝遭到荆楚与东南徐国的挑战。在懿孝夷厉时期，宗周又受到犬戎、鬼方与西戎等侵扰。周王或是好利、或是黩武，与诸侯国的关系日渐冷淡，甚至任意废立诸侯。这些都使周朝疆域衰减。直到宣王中兴时，周宣王派兵击败周边蛮夷如猃狁、西戎、淮夷、徐国和荆楚等方国，周朝疆域再度恢复，在诸侯国的地位也再度提高[125]。周朝中后期，为了抵御荆楚地区庸、卢、彭、濮等方国，在汉水两岸、汉阳与南阳地区分封诸侯以建立防线。在汉水东岸有邓（曼姓，今湖北襄樊）、鄀（允姓，今湖北钟祥），在汉水西岸有谷（今湖北谷城西北）、卢（妫姓，今湖北襄樊西南），作为限制楚国的第一防线。在汉阳有随（今湖北随县）、唐（今湖北随县西北）等姬姓国。南阳有申（今河南南阳）、吕（今河南南阳）等姜姓国，作为限制楚国的第二防线。这些“汉阳诸姬”诸侯国为南疆屏障[267]。
然而到周宣王晚年，因为一连串战争失利，国力大伤，再加上周幽王昏庸残暴，与申国交恶，最后引来犬戎之祸，西周灭亡。周平王后的周朝，周王畿已经丧失一半，只能在诸侯的护送下迁都到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周天子权势一落千丈，号令不出王畿，被诸侯国欺负。诸侯国互向兼并，又受四夷侵略，岌岌可危。春秋时期有赖霸主尊周攘夷，尚能稳定周天子与诸侯国的关系。到战国时期，七雄称王争霸，周天子只是一个摆饰。后来周王畿分成东周国与西周国，周天子只能交替迁居两地，有国无土[234]。
何尊证实建立洛邑与营建成周的事迹[268][269]，宝鸡青铜器博物院馆藏。
封建制度即“分封制”，王室借由土地、权力分封，以君臣宗法关系，让周室可以掌控地方诸侯[270]。史前时期为雏型、商朝形成，到西周逐渐完备、典型，在春秋战国时期走向衰退并逐渐被郡县制取代[271]。周王为天子，直辖周土王畿，也是中原地区众诸侯国及外族方国的共主[272]。周王畿为宗周镐京（今陕西长安）及成周洛邑（今河南洛阳）所展开连成的千里土地，这两个城市分别是西土与东土的政治与交通中心。王畿以外的地区则分封给宗室、功臣与历朝后裔的诸侯国，或是归附的方国。诸侯受周天子册封，管辖诸侯国，并向周天子纳贡。在分封仪式中，天子一面“受土”，包含山川、田地与城市；一面“受民”，包含天子分配的移民与封地的原住民；同时依其爵位赏赐一定车服器物，规范承担缴纳贡物[273]、军事保卫与服从命令等义务[274]。
诸侯国为世袭，但理论上可由周王室收回分配。诸侯在其国内可设置官员与军队，有些诸侯还能兼任王室官吏，周初卫康叔为司寇，西周末期郑桓公为司徒。周天子有权干涉诸侯内政，在部分大国还派国监或国守去行政、监视诸侯，与诸侯并称为“诸侯、诸监”[275][276]。例如齐国就有国氏和高氏监国，周初为了监度武庚设三监。但随着国守与诸侯互相通婚，再加上东周王权的衰落，使得监督机制瓦解。卿大夫受诸侯册封，领有采邑。卿大夫拥有采邑的自治权但不能对外自主，为周天子与诸侯的属官[5][277][278]。
再下为士，受卿大夫分封食田。士分成统治贵族与平民，统称国人。国人为居住在国邑（城敦）内的平民，由周人贵族、臣属商人贵族、夷狄世族与周人、商人平民组成。平民平时需要耕种农田，战时需要组织军队作战。而国邑之外的平民为野人，即国邑外的当地原住民，又被称为鄙人，为尖锥的圆盘。当时传统氏族制的影响力还很大，国人参与政治，野人没有这个权力。圆盘外为方国外族[5][277]。
这样把统治土地、臣民的权益一级一级地分下去，建立起“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的从属关系[279]。西周时的分封大多为周天子对诸侯，诸侯对国内卿大夫的分封要到春秋时才逐渐发展起来。这是因为诸侯新建，人口稀少，国事粗简有关。周初时的采邑主要集中在王畿内。畿外诸侯国很少在自己封地在为卿大夫分封采邑[278]。
周朝的地方区划为国野制度。国野制度到春秋时期开始瓦解，到战国则普遍为郡县。国与野的界线，据《国语》、《孟子》说法郊内为国，据《小司徒》、《载师》与《质人》说法城内为国。清朝学者认为国与野的界线为郊。而现今部分学者认为封疆内为国、封疆外为野，约是城乡的关系[280][281]。另一部分学者认为，西周有国、都、邑、野、鄙等地方制度。周王和诸侯的都城为国，诸侯国中的大城为都，小城为邑，国都邑之外广大区域称为野或鄙。周人与外族贵族、周人平民居住于国，其他平民与原住民、奴隶居住于野[282]。
王朝的畿内和诸侯国都有这种国野之分，但是“国”的地位为武装移民据点或政治中心居多，并非经济生产据点，没有调节生产的能力，一般仰赖“野”供给粮食，所以周人的殖民营国也兼阂野。西周末期开始，国野区别开始渐渐消失。春秋时期国野区别消失加剧。春秋时晋国“作州兵”与鲁国“作丘甲”，让野人与国人一样当兵，从而扩大兵源。春秋中后期，国野的趋同，原乡存于国人中的“乡校”亦常见于野人之中[282]。
周朝的聚落组织，为乡遂制度。王畿以距城百里为郊，郊内为乡，郊外为遂。王朝六乡六遂，大国三乡三遂。《周礼》记录的乡制[283]与遂制[284]十分整齐划一，不确定西周是否真的采用此系统[285]。到春秋时期，聚落组织也发展成“书社”阶段，出现邻里与乡党的聚落单位。党[286]是为有血缘关系之人组成之公社，关系密切，多相连称。一旦其中一人出事，往往同党之人多受牵连[287][288]。乡是郊内“国人”居住的聚落，原来本指一个公社组织[282][289]。
夨令方尊证实西周诸侯爵位至少有“侯、甸、男”[ak][290]，国立故宫博物院馆藏。
据说周朝还实施“五服”或“九服”制度，即畿服制[al]。也就是从王畿向外由近而远划分五个或九个不同区域，这些区务对王室有不同的责任和纳贡义务[295]。近今学者，多认为“五服”或“九服”制度是东周时人之理想规划，并非上古时期的历史真迹。然而从诸多证据显示[296]，畿服制也不是后人捏照，确实存在于周朝。而且又有内服、外服之说。内服，为王室内部诸百官；外服为王畿外的诸侯方国[297]，内外服还有许多说法。总之畿服制的事实真相还须持续研究与厘清[278]。
周朝的爵位，据古代《周礼》和《礼记》等儒家书籍说明，爵位为公、侯、伯、子、男，称五等爵[292][298][299]。近现代学者对周朝是否具备完整的五等爵抱持怀疑与否定的态度，并且依据金文和古代文献考证与研究。部分学者认为无五等爵之分，只有大国、次国、小国与附庸，或是认为爵位无固定称呼[278]。另一部分学者参考金文，认为五等爵是可信的[278]。但是其中一些学者认为称谓可能是畿服制的侯、甸、男、采、卫[al][278]。
现今学者已确认西周时期的爵制并非五等爵制，要到东周之后才形成五等爵制的雏形，汉代后才逐渐完备五等爵制[300]。公、侯、伯、子、男本来都有各自的意义，是意义延伸才逐渐与爵位有关。其爵位体系一开始也不是同一个体系[ak]。公与伯属于西周中央朝廷官职的级别，尊称公的官员大多是师保等级，尊称伯的官员则是次等的司马、司工等卿士。而伯本义为兄弟之长，意义延伸为宗氏之长和国君。而子原本是强调嫡子地位，并借此成为宗族首领甚至是一国君长。侯男属于“侯甸男”的地方诸侯体系，侯负责驻卫、视察、管理边境领土，而男次一等，可能是侯、伯等所委派，协助侯管理边境领土。而不是周廷同一体系方国蛮夷君长，比较强盛需要友好的方国君长称伯，而歧视外族蛮夷君长则贬称子[ak]。所以可以发现，西周王朝中的大臣都称公，如周公、召公。畿内诸侯多称“伯”，如芮伯、郑伯等。畿外诸侯多称“侯”，如鲁、卫之君称鲁侯、卫侯。当诸侯去世时，一律尊称公[301]。总之，周朝应该有爵位、等级之分，但绝不是五等爵制，其详细内容还需要继续研究[278]。
周朝的中央权力为王权，周王是最高权力者[302]。其下透过封建制度、宗法制度、礼乐制度等典章制度[5]，维系与诸侯国、官员、国野人民的关系。周朝官制复杂不清，是一个未厘清的问题[am]。整个社会阶级可类比成尖锥。从纵切来看由上至下为君臣关系的封建制度，从横切面来看由尖至锥为血源关系的宗法制度[5]。
史颂簋完整记录周王册命官员的制度及全过程[304]，国立故宫博物院馆藏。
周朝中央职官以两寮为基本框架，即管理行政事务的卿士寮机构与管理礼仪、祭祀工作的太史寮机构[305][306]。卿士僚（或称卿事寮[307]）的主官为卿士，其正式官职在西周初期为太保或太师，西周中期之后为太师[277]。卿士主管周室的“三事四方”[308]。“三事”为王畿内三事大夫[309]，管理王畿政事，为内服；“四方”则是王畿以外的邦君诸侯，管理四方诸侯事务，为外服。内服、外服源自商朝的畿服制度[310]。从《令彝》得知[308]，三事大夫为诸尹、里君与百工。诸尹又称“任人”，管理政务；里君又称“牧”、“常伯”，管理民事；百工泛指各种官吏[311]。从《尚书·周书·立政》得知还有准夫、又称“准人”，管理法律[312]。从《盠方尊》得知卿士僚的属官为“三有司”[313][314]（可能就是三事太夫[277][315]），为司土（徒）、司马与司工（空）。司徒掌管农业、畜牧与山林，有时候还要管理天子的藉田；掌管军事的司马；掌管建筑、建器具等百官的司空。另有司士管理军法，司寇管理刑狱审判[277]，合称五官[316]。太史寮的主官为太史，主管册命、制禄、祭祀、时令、图籍等，既是文职官员的领袖，又是神职官员的首领。祭祀、礼仪属官为六卿（或称六大），又称“天官”，除掌历法记事的太史外，还有管理天子家事与国家政事的太宰、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太士、掌占卜的太卜等[317][315]。六典为偏向原始宗教制度的官职，在西周中期后逐渐废除，改成偏重五官的政务官职[5]。师是职位较司马低的军官，是军队的统帅，而“亚旅”、“虎巨”等也是军官[5]。至于内廷事务官：掌管马匹的趣马，掌王食和出纳王命的膳夫[5][277][315]。
周朝官制有公、卿二级。公级在早期有太保、太师、太史，后期为太师与太史。卿级在早期有司徒、司马、司工、司寇、太宰、公族，到中期之后司寇地位下降，只有五官[315]。周天子任命三公总理百官，为执政大臣。例如《毛公鼎》记载毛公主管卿士寮与太史寮事务[5]。三公为后世概称，源自太师、太傅、太保与太史尊称“公”，如召公奭官为太保，周公旦官为太傅、太公望（即吕尚）官为太师，毕公高官为太史。三公在西周初期为年少国君的监护者，又以周公旦、召公奭为尊。召公奭留守宗周辅佐周成王，周公旦留守成周以掌控东土，史称“分陕而治”[277]。西周中期，太保地位下降，以太师与太史为主。到西周晚期，太师等执政大臣统称为卿士。例如东周周桓王伐郑时，虢公林父为右卿士，周公黑肩为左卿士[277]。周朝官制的特点之一是重视史官，周人尊重祖先，任命、受官、战争、祭祀等国家大事都要在宗庙向祖先报告，即“告朔”或“朝庙”。这些礼仪都由太史主持，使得太史掌握朝廷行政和用人大权，成为仅次于太师的执政大臣[277]。太宗又称宗伯，掌祭祠礼仪，其地位尊贵，例如册命礼是由太保、太史与太宗共同举行[277]。有些官职虽然低微，但是时常亲近天子的缘故，能够掌控大权。例如《大克鼎》提到天子的膳夫可以担任出纳王命的重职。当时已经区分政府事务与天子家事的概念，例如《毛公鼎》提到“我邦、我家”，“朕亵事”等[5][277]。
周朝诸侯的职官方面，诸侯初步设有卿、太夫、士等职级的政事官[318]，以及周天子派往各诸侯国的“监”[319][320]。西周时，诸侯国立国不久，地盘不大，政事粗简，所以职官不会如《礼记》、《周礼》说的那么齐全[315]。西周时期诸侯国官制的实际状况还需要考古资料来厘清[315]。西周中后期，王室和诸侯国的卿、大夫们已经初步设有家臣以管理家族和采邑内部事务，但是家臣制还是到春秋时期之后才兴盛、完备[315]。
所谓三公九卿应该就是三公三孤六卿。尚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燮理阴阳，官不必备，惟其人。少师、少傅、少保，曰三孤，贰公弘化，寅亮天地，弼予一人。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宗伯掌邦礼，治神人，和上下。司马掌邦政，统六师，平邦国。司寇掌邦禁，诘奸慝，刑暴乱。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六卿分职，各率其属，以倡九牧，阜成兆民。
西周的公、卿与大夫等高官，采用世官世禄制（官爵世袭），又称“世卿”，按礼必须由天子重加册封[325]。世官世禄制就是官职与俸禄都是贵族世袭，子承父，孙承子。当封主或被封者发生变化时，都要由封主再重新敕命被封者的官职[326][327]。而被封者的子孙继承官职时，也要由封主重新册封官职[328]。例如周公、召公之职，到东周时期还由周公旦与召公奭的后裔担任。而虢季氏世代为“师”（将军）[329]，周原微氏世代为太史[330]。这种制度可以保持牢固的血缘关系、人群基本以征服族与被征服族来区分，并且受到宗法制度的保护[326]。掌政的世族都要把持其权力。所以，鲁国有三桓，郑国有七穆，宋国为华氏当权。所谓“政由宁氏”，则是举族而言的。世族之身份和地位，并不是天子和国君所能决定，而由世袭而成。世族有和周王同姓异姓之分，他们的形成各有特点。周王室的世卿巨室大多是周初东征的贵胄，不是周王亲戚就是氏族后代[303]。世官世禄制一直到了春秋末年及战国时期，封建制度被破坏而止[326][331]。
宗法制度源自父系家长制，商朝已具雏形，至周朝逐渐完备。周代以嫡长子（宗子）为继承人，这一路继承下来的一脉为“大宗”，嫡长子的诸弟各自流传的一脉为“小宗”。大宗与小宗是相对关系。各宗的嫡长子为该宗继承人，旁系封为卿大夫，卿大夫旁系封为士，依此类推。整体来说，一姓始祖的宗子一脉为“百世不迁”的大宗，小宗限于五世，超过则迁，改认四传嫡长子为宗兄。大宗不能绝户，小宗可以灭绝。宗主可以掌控宗人的生杀大权，战时可以统率全宗人，宗人需要遵从、服从宗主。野人不能有宗法制度，只能由父母子女组成的家庭关系。
宗法制度使得周天子不但是诸侯的君主，也是大家庭的宗主。周天子看重宗法关系，称同姓诸侯为“叔父”非“某侯”以拉近关系[5]。另有宗统君统的问题。所谓宗统，即是宗族系统，意指以宗主为代表的宗族谱系的传承。所谓君统，即是指天子与国君之位的世系传承。君是宗法关系中的宗主，承宗庙之重而为宗庙主，并没有超脱于宗族之外。国君身为宗族主，当有“收宗睦族”之义务。不少周朝青铜器皆刻有“子子孙孙永宝用”铭文，反映对宗族血缘观念的重视[331][277][332]。
周朝的宗族政权主要透过“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333]的分级立宗的分封制建立起来的，所以“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334]。国的统治者称国君、家的统治者称家（君）长，为各级宗族政权的宗主。使得西周政权具有宗族的特性[335]。
礼乐制度为父系氏族制阶段的风俗习惯加以发展和改造，用作统治人民和巩固贵族内部关系的一种手段。据说周公认为音乐可以陶冶性情，因此制造乐器、编订乐曲，配合礼法。西周的“礼”由原始的祀神之事延伸为治国驭民的大纲、基本的原则、判断是非的依据、纲纪人心的道德规范[336][337]。所以古代的“礼”，涵盖典章制度、礼节仪式、道德规范等。例如规范了分封制、嫡长子继承制、宗法制、井田制、畿服制、爵谥制与法制等[338]。这也是商周时国家、社会还是处于人少事简，社会单纯的状态所制定的规范[339]。
还有昭穆制度，即字辈谱，用以表明同宗亲家族世系血缘秩序的命名字辈序列。周朝在宗庙次序排列、墓地墓位排列及祭祀、宴飨等活动，都会序昭穆顺序。古代宗法制度，宗庙次序，始祖庙居中，以长辈群为昭、晚辈群为穆，代代递为昭穆（例如父辈为昭，则子辈为穆。上下延伸祖辈为穆，孙辈为昭）[340]。以左为昭，右为穆，坟地葬位的左右次序[341]与子孙在祭祀时排列行礼[342]也都是依昭穆。可见，昭穆是伴随祭祖活动而诞生的，它一出现就具有敬祖敦宗的内涵。昭穆制度还规定天子七庙、诸侯五庙、公卿三庙、士一庙、庶人无庙[343]。
西周的法受礼教影响，有三个特征：凸显“亲亲”、“尊尊”，也就是亲近应该亲近的人，尊重应该尊重的人，实际是维护等级制（“亲亲”“尊尊”的精神先后展现在昭穆制度与宗法制度）；强调明德慎罚，以刑辅德，德主刑铺，也就是提倡尚德、敬德，不乱罚无罪，不乱杀无辜；受制、包容于德、礼。周王还以以礼来约束贵族，以刑罚来控制大多数的平民，也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344]。以维持“贵贱有等”、“上下有别”的宗法秩序[345]。
周礼还有五礼，分为吉礼、凶礼、军礼、宾礼、嘉礼。吉礼是对祖先和神祇祈求祥福的礼节。凶礼是指哀邦国之忧或天灾人祸的丧葬礼节。军礼是战争、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礼节，例如有大师之礼、大田之礼。宾礼是诸侯对王的朝见、诸侯之间的聘问和会盟的礼节，例如有下级会见上级的贽见礼[346]，周王任命、训诫和赏赐下级的册命礼（策命礼）等等[347]。嘉礼是为了亲善万民的礼节，包括男女结婚的婚礼、古代成人礼的冠礼、笄礼[348]、宴饮宾客的飨礼[349]等等。
西周时期诸侯国与方国分布图。
周朝的对外关系，周室认为周王的地位高于万邦[350][351]，视万邦的总和为“天下”[352][353]，周室不认为有任何方国与其是对等关系。周朝所能控制与维系的地域范围，被视为周朝的地方势力。但不受控制的范围（如外族方国）则视为“戎狄蛮夷”，这些族群的体制也确实异于周朝。总之，这展示周王对较大地域内各类政治实体和人群拥有控制权的反映[354]。
周灭商后，周室多次大规模分封王室子弟、功臣或异姓贵族到各地建立诸侯国，控管各地原来的氏族部落，代表周天子行驶对地方的统治权，巩固周王宣称的广大领土。而周天子以君臣宗法关系，掌控地方诸侯，手握巡视列国、监督诸侯、废立诸侯与任命诸侯之卿等权利，诸侯国只能从属于周天子[355]。诸侯国的封爵制度，在西周时期只能粗略代表其社会秩序，到东周之后才逐渐形成公、侯、伯、子、男等五等爵制度，但要到汉代之后才趋于定论[300][ak]。西周发生两次大规模册封，第一次是武王伐纣后，第二次是周公东征后。而周朝册封诸侯的依据分为三类[356]：
- 第一类是与周室有血缘关系的王室子弟[357]，所建立的诸侯国为姬姓封国，数量最多[358]，掌控战略、经济与交通要道，是西周诸侯国的主体部分。姬姓封国多为文、武、周公之胤，且多为周公东征后册封。例如鲁国、晋国等[356]。
- 第二类是异姓贵族，在武王伐纣与周公东征的过程立功，或是与周人有世代同盟的关系，所以也分封为诸侯以守卫周室。例如齐国、楚国等[356]。
- 第三类是古代帝王后代（二王三恪[q]），这类封国部分只是象征性的，影响力不大。例如宋国、杞国等[356]。
东方重要的诸侯国为鲁国与齐国。鲁国为周公旦之子伯禽的封国，迁封于奄（今山东曲阜）。伯禽从周王领有殷民六族和宝物夏后氏之璜与封父之繁弱[359]，奉命管理当地反周势力不小的商奄遗民（东夷族）。伯禽率领许多精通礼制的人就国，依当地人风俗而施以周礼。到鲁炀公时完全征服商奄之民，并迁都至曲阜。鲁国成为周礼最完备的国家，在春秋时期成为周礼文化的中心[356][360]。齐国为周文王与武王之师吕尚（太公望）的封国，迁封于营丘（今山东淄博）。吕尚出自姜姓，其姜姓部落与周室的姬姓部落互为姻亲，且为联盟关系。吕尚负责管理亲商的薄姑遗民（东夷族），并且受周室给予征伐四方之权[361]，征服周围东夷小国，依循其俗而简其礼，成为东方大国[356][362]。
《克罍》纪载周天子封燕召公于燕，其子克至燕地就国，和《克盉》铭文相同[363]，首都博物馆馆藏。
北方重要的诸侯国为晋国，东北方则有燕国与邢国。晋国为周成王之弟叔虞的封国，都唐（今山西翼城西）。此地据说为夏朝中心，有夏墟之称，周初有陶唐氏后裔所建的唐国。周成王灭唐国后，封其弟叔虞于此，袭用唐之国号，后改为晋。此地河流交错，且有数个盆地。叔虞领有怀姓九宗人民[364]就国，当地还有唐国遗民与狄人。晋君因其俗，就其礼，用“夏政”和“戎索”分别治理，各得其宜，周礼的影响力也较淡薄[356][365]。燕国为召公奭的封国，由其子燕侯克负责迁封至蓟 (今北京房山)。召公奭为周室宗室，且与太公望、周公旦并为开国功臣。燕侯克领有殷商大族𠭯、雩和驭族，以及微氏族、羌族和马羌等一同北上[366]。燕君负责开拓疆土，镇守西周北土。但是到东周初年为止，燕国都没有留下显著的事迹[356][367]。邢国为周公旦庶子之一朋叔，于周康王时迁封至邢 (今河北邢台)，受赐州人、重人与庸人为臣属。邢国负责阻击泜水（今槐河）的戎人，防止其南下入侵周室[368][356]。
原商室的核心领地分别由卫国和宋国领有[369]。卫国为周武王之弟康叔的封国[s]，迁封至朝歌（今河南汲县北）。康叔从周王领有殷民七族[370]，镇守商朝核心的殷墟之地，启以商政以怀柔商人[371]。康叔还兼任周室司寇，位尊权重[356]，其子康伯也受重用[372]。宋国为殷商贵族微子启的封国，都商丘（今河南商丘）。微子启为商纣王（帝辛）的庶兄，商亡后投降周室。周公平定商纣王之子武庚的叛乱，使微子启管理殷商遗民，建宋国[356][373]。宋国周围有曹国（今山东定陶西南）、杞国（今河南杞县）、陈国（今河南淮阳）等诸侯。陈国以南还有蔡国（今河南上蔡西南）。汉水流域有随国（即曾国）、申国、吕国等“汉阳诸姬”诸侯国，在南方还有周室册封的异姓诸侯国楚国，楚人与当地荆蛮融合[356]。
虢国和郑国封于周王畿附近，其国君于西周晚期到东周早期陆续担任周王的卿士，对周室政事有很大的影响力。虢国分别有西虢和东虢，为周王畿的东西屏障。周文王次弟虢叔封于雍地（今陕西陈仓），即西虢国；周文王大弟虢仲封于制地（今河南荣阳），即东虢国[374][an]。郑国为周宣王弟王子友的封国，封地于郑（今陕西华县东北）。犬戎之祸后，西虢国东迁到上阳（今河南陕县东南），国土地跨黄河南北岸，又称“南、北虢国”。郑国东迁到新郑（今河南新郑），兼并东虢、郐国等小国[373]。
周室东迁到洛邑后，岐周旧地逐渐由新册封的秦国所领有。东周时期的权力核心逐渐由周天子转移到霸主诸侯，诸侯成为主角。春秋时期，位于成周附近的郑国小霸，而后意图争霸的还有齐国、宋国、晋国、秦国与楚国。春秋中后期楚晋两国长期南北对峙，征战不断。春秋晚期，东南沿海的吴国与越国兴起，争霸中原。战国时期，卿大夫等强势世族篡夺或瓜分诸侯国。如三家分晋成韩国、赵国、魏国三国，田氏代齐成田齐，与秦国、楚国、燕国合称战国七雄。周王畿最后也形成西周国与东周国，周王有国无土[274]。
古代中国认定的四夷示意图。
周室以中国自称，其外邦按照方位概称东夷、西戎、北狄与南蛮[376]，实际上包含的民族或方国是复杂繁多的[6]。周人兴于泾、渭，曾长期与戎狄杂处[377]。武王伐纣时，联合西夷诸侯[n]东征，诸侯范围约陕、甘、晋，南不过四川、鄂西北地带。灭商后，周室将目光放在东土，西土相对安定的多。周康王之后，冲突才陆续增加，例如伐鬼方。西戎在西周时代分布甚广，约涵盖周朝西北和北方，有犬戎、姜戎和申戎（西申国）等分支，另有𤞤狁、鬼方。西戎与周室的关系，时而臣服时而冲突。犬戎是西周在北方最大的外患，在周初屡次侵略丰镐以西与以北地区。周穆王征伐犬戎并获得不少俘虏，迁部分犬戎至太原（太原之戎）。在周懿王时，犬戎再度兴起，曾侵略镐京，一度逼周室迁都。周厉王末年更是屡次掠夺，深入王畿。周宣王前期，周军成功抵御𤞤狁攻击，命秦人屡伐西戎。但周宣王晚期，征伐太原之戎、条戎与奔戎（今山西夏县西南）惨败，虽然击败申戎（西申国），隔年又被姜戎击败于千亩。周幽王时，周室与申戎（西申国）爆发冲突，西申国就邀西戎、犬戎攻入镐京，灭亡西周。犬戎受到秦国屡次攻击，退出岐周地区，但秦国周边还是有大荔、义渠等等戎族。其他戎族如骊戎与伊洛、扬拒、泉皋之戎于春秋时期迁入中原，参与各国会盟或战争，有些还与周王联姻[378]。另据《逸周书·王会》和《穆天子传》，在河西走廊、青海、新疆一带可能还有渠叟（渠搜）、禺氏（月氏）、大夏、西王母等国[6]。
北方尚有北狄，活耀于东周时期，主要分成赤狄、长狄、白狄等族。赤狄与长狄分布在今河北西南部至今山西东南部的太行山山脉一带；白狄分成两部，一部在今河北西部，一部在今陕西北部。赤狄屡次与晋国作战或相合，最后被晋国并吞。北狄在东周时期屡次侵略卫国、邢国与晋国，最后被晋国同化，到战国时期建立中山国。东北方主要有肃慎、山戎、东胡、濊貊等族，还有商末宗室箕子建立的箕子朝鲜[379]。肃慎[380]居燕山之北，据说与周室亲密[381]。山戎[382]又称北戎，即春秋时期的无终国，分布今天津蓟县一带，在东周时屡次侵略燕国与齐国。东胡[383]则分布在燕山山脉偏北，到东北地区的西部，在战国时期强大并威胁燕国[384][385]。
东夷十分强大，山东一带有奄、薄姑等东夷大国，以及莱夷。商武庚发起反周的三监之乱，东夷就是主力之一。周公东征平定奄、薄姑等国后，原地建立鲁、齐等国管理当地殷民六族、奄、薄姑等东夷遗民，逐渐形成齐鲁文化。淮水一带有淮夷、徐国（徐戎）、舒国（群舒）。淮夷在商朝晚期就与商王帝辛（纣）作战。鲁国开国后，国君伯禽也时常与淮夷、徐国抗衡。据青铜器铭文显示，从周初到周厉王、周宣王时期，淮夷和徐国屡次与周室作战。徐国在徐偃王时国力强盛，受周穆王封为东方伯国。而后徐偃王攻入成周洛邑附近，最后被周楚联军攻入徐国而亡。周厉王时淮夷入侵周室，周王先后派虢仲、召公作战才平定[386][387]。春秋战国时期，徐国被华夏化，于前512年亡于吴国。淮夷自前515年后没有记载，可能亡于吴国或越国。而东夷、淮夷的九夷、莱国、根牟、舒国先后被齐、鲁与楚国灭亡而合融[388][389]。
南方诸蛮分成数个区域，江东地区有受周室册封的吴国[g]，于西周后期灭了由南下奄人建立的淹城（今江苏常州），还灭太湖地区的邗国。浙江以东有越国，又称于越，曾经派使朝见周成王[390]。以南还有百越族如扬越、瓯越、闽越与南越等等族，延伸到鄱阳湖以东以南的浙闽丘陵、岭南丘陵一带。东周中期以后，对这些地区的纪录才逐渐变多。江汉地区的蛮族被称为“荆蛮”、“楚蛮”，即荆楚，原是三苗的后裔。周昭王曾两次大举南征荆楚，第二次南征时周昭王于汉水被荆楚与南国诸侯攻灭而死。而楚国先祖鬻熊投奔周文王，其曾孙熊绎被周成王封于丹阳（今河南淅川[391]），为子爵楚国，并安抚当地蛮族[392]。楚人与周室和蛮族都有往来[393]，融合形成楚文化。楚国在西周夷厉二王时扩张领土，其君熊渠伐庸国、杨粤（疑为扬越）等国，最后攻下鄂（今湖北武昌），并将征服之地分封给长子熊康为句亶王、中子熊红为鄂王、少子熊执疵为越章王[394][395]。周宣王时，周室派召伯虎南征楚国成功，并且在江汉间分封申国，与随国共为周室南方屏障。此时楚君熊霜去世，楚国内乱。东周时期，楚国再度兴起。前740年熊通自称王，为楚武王，迁都至郢（鄢郢，今湖北宜城[396]），并且陆续并吞百濮、庸国、卢国、苗蛮等族。江汉地区东边还有鄂国。鄂国（今河南南阳）自商朝即存在，是商朝末期的三公之一，也是西周的友好同盟国。西周初期，鄂国受到晋国威胁，被迫南迁到东鄂（今湖北随州）。周夷王时期，鄂侯还将女儿嫁予周王，借由与周室联姻以对抗逐渐壮大的楚国。周厉王征伐角夷、橘夷北返时，还与鄂侯驭方设宴以维持关系。然而前875年，鄂侯驭方率南淮夷、东夷攻打周朝在东、南方的诸侯国。最后被周厉王率军灭鄂。鄂人迁移至河南南阳东北，仍称鄂国，是为西鄂。巴蜀地区方面，武王伐纣时，巴国、蜀国与周室亲近，皆派师支援。巴人可能与百濮杂居江汉一带[397]，受楚人压迫陆续迁入鄂西清江流域，最后到今重庆一带建巴国[398]。蜀人早在西周就生活在四川一带，并归附周文王，而后支援武王伐纣，于周成王时进贡[399]。此后，巴蜀要到春秋战国时期才比较常与中原往来[400][401]。
西周丰京车马坑二号坑遗址，西安市马王镇。
周朝兵制大多承袭商朝，但有较大发展，趋向完备。周朝兵制只有少量的近卫军，其余大多是兵农合一军队[402][403]。卿同时也是军将[404]，而太师和太保平时辅佐周王，战时成为军队统帅[405][406]。“师”是军队的统帅，职位次于司马。西周时代的“六师”、“八师”，即是国家军事组织，也是国人的地域组织，其直属的官员就有乡邑的长官“邑人”。而“亚旅”、“虎臣”等也是军官，仅次于师。其下则有千人和百人单位，分别由千夫长与百夫长领导[407]，最小单位为十人。至于古代文献提到的军、旅、卒、两、伍等军等编制[403][408]，其真实性有待厘清。从金文可以发现，发生战事时，可能是以地域或族为单位[409][410][411]。当然，这也可能是指地方兵，而不是周朝中央军[412]。
周室统领的军队有两种，在宗周的六师称为“西六师”，武王伐纣后在商朝旧都朝歌设“殷八师”[413]，周公东征后改设在成周洛邑，即“成周八师”。这十四个师就巩固周朝统治的中坚力量。而师氏虎臣（一种虎贲），就是周室常设的近卫军，由国中贵族子弟中精选的勇士所组成。师氏虎臣侍卫国王，守护王宫，其组织还有奴隶[414][412]。
此外，周室还拥有地方军队，即诸侯国的军队。平时镇守一方守卫王畿，战时奉调出征，参与周王指挥的战争。诸侯国军队大国三师、次国两师、小国一师。西周各诸侯国的军队不能随诸侯之意征伐，必须听从周王指挥，此即“礼乐征伐自天子出”。部分大国军队的指挥权还掌握在周天子的守臣手中。如《左传》：“齐有天子之二守国、高在。”国氏和高氏掌握齐国兵权的守臣。到东周时期，诸侯国军队为国君所掌握，并且扩充师的数量，变成“礼乐征伐自诸侯出”，导致周室的衰微[5][412]。
周朝军队的兵源主要以“士”和“在国之庶”，这些都是国人。例如周设六师，即由六乡的丁壮组成。而别被征服族的“在国之野”，就没有资格当兵[415]，负责运输辎重、饲养牛马、炊衅等[416]。例如鲁国作战为“三郊三遂”，乡（包含郊）为正卒（国人担任），遂为徒役（野人担任），合为三军[412]。六师人员在发生战争时征调组合，但平常时也要定期训练，其方法是在农闲时节举行田猎，每年四次，春季称蒐，夏季称为苗，秋季称为狝，冬季称为狩。田猎完全按照军事组织集合丁壮，具有检阅操练的作用[403][412]。
西周春秋的战争主要是车战，还有徒兵配合。兵器种类比商朝增加许多，出现如戈、戟类兵器。从《诗经·大雅·皇矣》可得知还有钩援、临冲等攻城武器[417]。当时外族也有较强军力，从《多友鼎》得知，与𤞤狁战争后，获得超过127辆兵车[418]。此外，还鼓励驭车及射击，认为射御足力则贤[414][412]。
西周盠驹尊，容酒礼器，器作驹形，是西周少数写实的动物之一[419]，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周朝人口按照居住点，分成居住城邑的国人与郊区的野人，还有被迫服役的奴隶共三等级。国人为周人或友好邦国人民，野人为当地原住民。当时传统氏族制的影响力还很大，国人可以参与政治与教育，野人没有这个权力。国人具有宗族关系的宗法制度，野人只能个人关系的家庭制度[420]。
国人是居于国、都、邑的周人贵族与平民、以及辅政的殷商与东夷贵族。周人按照宗法制度，依据嫡长子与庶子的分封方式，由天子递减成诸侯、卿大夫与士，庶子最后变成平民。国人可以参与政治，也需要服从兵役。缟京的国人甚至可以决定国君的废立，如国人暴动。此外还可以过问外交和战、或参议国都迁徙。中原的中小国家如郑国、卫国、宋国、曹国、陈国、许国或山东半岛的莒国、纪国等表现得最为明显，这可能是这些国家中保留原始公社的遗习较多的缘故。例如卫侯有意让位于弟，但是让国之事不受国人同意而罢[421]。郑国贵族立公子𦈡，过一个月就被国人所杀[422]。外交方面的例证很多。春秋时期，晋、楚争霸，中原小国深受其苦，朝楚则晋攻之，朝晋则楚攻之。卫国夹在晋、楚之间，有一次，卫君有意投靠楚国，被卫国国人驱除流亡至襄牛[423][424][420]。
野人，即居于野鄙之人，亦称庶人。大多是被征服的商人与东夷人。武王灭商和东征胜利以后，他们对被迫迁于成周的殷民称之为“殷庶”或“庶殷”。对一般被征服的部族和小国，则称之为“庶邦”。“庶人”与“国人”之不同，在于前者是外族，后者是本族。他们的地位差别，表现非常明显。当时的“野人”虽也保有公社组织，但在古籍中绝无“野人”与政之例。野人虽不能参政，但是他们亦不是奴隶。野人与国人一样，都必须服役，而且亦与国人一样可以享受一定免役。但野人所服之役比国人要差许多。如兵役，野人仅负责军械的搬运等粗笨之活，以及照顾侍侯国人，他们多无参战之权力。但野人地位虽低，毕竟尚属平民阶层，他们平时生产和生活有自己的公社组织。周人在征服东方广大区域后，并没有破坏该地区原有之公社机构。甚至其公社中之贵族亦不更换，只是让他们转而效忠服侍他们而矣。与国人一样，贵族无权对野人随意进行处置和杀戮[424][420]。
奴隶的来源，主要是战争俘虏与罪犯。战争俘虏的来源，诸如周朝克商与东征战争，还有征讨鬼方，以及诸侯国之间的战争，每次都会产生大批的奴隶，大多为异族人。罪犯的来源，有一些是贵族被废为奴隶，例如栾、却、胥、原等晋国卿大夫，因政治斗争失败，全族被贬为奴隶。庶人犯罪，也有可能被贬为奴隶。奴隶除了少部分作为祭祀的牺牲之外，大多被贵族强迫服役，大国的有钱大夫就有一万以上的奴隶。奴隶在贵族服役的有小臣（侍役）、婢妾、仆竖、阍人、寺人等。用于生产活动的有隶农、工妾、蚕妾等。奴隶还可以被抵押买卖，或随主人殉葬。与一般概念不同，奴隶在周代社会生产和生活中实际并不居于主要地位，因此说周朝社会性质为奴隶社会并不准确[424][420]。
散氏盘记载夨（音“册”）散两诸侯国订立交田契约，说明西周晚期公田（井田制度）开始动摇的社会现象[425]，国立故宫博物院馆藏。
农业是周朝的主要产业。周朝时黄河流域的气候几乎比现今温暖，当时华北就有水牛、象、犀牛、獐、竹鼠等现今亚热带、热带才有的动物[8]。西周的农业生产工具，主要是耒耜[426]。一说耒是耒耜的柄，耜是耒耜下端的起土部分[427]。另一说耒是曲柄枝刃耕具；耜则单刃耕具，类似锹、铲[428]。在西周时期，农具的材质仍以木、骨、石、蚌器为主，部分使用青铜器[429]。耕作技术方面，已经修筑沟洫（排水用）、选种、锄草等等专业技术，抛荒制也被休耕轮作取代。王朝中担任司稼的官员必须熟悉作物的不同品种及其适应地区，从而更好地指导农业生产。农作物有谷类有黍、稷、粟、禾、谷、梁、麦、稻等，豆类有菽，任菽、藿等，麻类有麻、苴、苎等。王朝特设场人，专管园圃，从事蔬菜、瓜果的生产。当时还有伐木、种植漆树、桑树与果树[430]，并且设立山虞、林衡等官职保护森林[8]。另外狩猎、畜牧、渔猎等行为也有，王族与贵族会借由狩猎来娱乐或军事演练，平民则获取生活物资[8]。
关于井田制与西周田制的部分，最早描述井田制的古代文献出自战国与秦汉时期[431][432][433]，而且时代越晚描述越具体详细。这样使得近现代学者多持怀疑、否定的态度，而部分学者则希望从中还原本来的西周田制[434][435]。目前可以确认的是西周田制应有公田、私田的划分，农民在公田、私田的工作时间则是分开的。而土地是公有的，分配给各家使用，但会定期重新分配，有如《汉书·食货志》：“三岁更耕之”，《公羊传·宣公十五年》：“三年一换主易居”[436]。西周后期，田制出现变化。从《卫盉》、《五礼卫鼎》、《格伯簋》与《散氏盘》等等青铜器发现土地交换，转让的铭文，表示“田里不鬻”的局面开始动摇。周厉王开始，因为专利的政策，使得人民荒废藉田。到周宣王时，就直接“不藉千亩”，也就是废除公田（藉田），直接按亩征收实物。最后，周宣王晚期战乱不断，人民流徒逃散，田地逐渐荒废，以至于要“料民于太原”，重新统计户籍[437]。
周朝手工业的种类甚多，技术相当进步。比较重要的手工业都由王室和诸侯控制，众多百工负责管理各类手工业[8]。青铜铸造业是最重要的手工业，目前西周早期青铜器，主要出土于丰镐和成周地区，诸侯国的青铜器相对较少，制作技术与风格承袭商朝。到中期之后，青铜器出土数量远远超过前期，分布广泛，诸侯国也出现不少青铜器。技术上，出现一模翻制数范和焊接的技术。闻名的《毛公鼎》、《宗周钟》、《散氏盘》、《大盂鼎》、《大克鼎》与《虢季子白盘》等等大型器的制作，是西周青铜器铸造技术的表现[8]。另外，西周青铜器与商朝的差异还有：食器增多和酒器明显减少，以及造型、纹饰由厚重、神秘转为朴素、写实的风格。漆器种类繁多，还出现镶嵌蚌片和蚌泡，以及包铜或镶嵌青铜[8]。器表夹苎，施以红、黑两种彩绘，颜色鲜艳，花纹精美。陶器已逐渐采用快轮法，产品走向规格化。原始瓷片的烧成温度已达一千二百度以上，胎质更为细腻，施以青、黄绿二色釉，矿物组成已接近瓷器。能够生产石灰石──硅石琉璃[438]。家蚕的饲养十分普遍，纺织成为农家的一项重要副业。丝织物有斜纹提花织品和刺绣品等[439]。骨器是周人生活不可或缺，如发笄、箭镞以及农具骨铲等，都可用动物骨、角或蚌壳制成。此外，还有集木工、青铜工、革工、玉工等于一身的车辆制造[8]。
毛公鼎记载周宣王期盼中兴周室，对近臣毛公勉励并册命其统领百官，这个册命辞是西周散文的代表，展现
金文在周宣王时期发展成极致的状态，是研究中国冶金史、文字史和西周史的重要史料
[440]，
国立故宫博物院馆藏。
大克鼎记载贵族克对其祖父师华父的赞誉，并受周孝王任命为膳夫，其铭文笔画圆润，布局完整，为西周大篆的典范之作，是研究西周社会制度的重要史料
[443]，
上海博物馆馆藏。
西周贝币，2012年出土于石鼓山
周朝虽然重农，但不轻商。据史，周文王曾于荒灾时请四周商旅来往周地流通有无物资[448]。西周时在王都、诸侯国都以及交通要道均设有市[449]。当时商品有车、马、奴婢、木材、器用、布帛丝麻、五谷、果蔬、禽兽鱼鳖、珍异等。当时的货币为贝币，以朋为单位[450]，一朋有五贝、二贝、十贝等说法。而珠玉、铜（古称金）等物，也类同货币，但西周商品交易还是以物易物为主。据《周礼·地官·司徒》说明，市场最高官职为司市，旗下设有质人、廛人、胥师、贾师、司虣、司稽、肆长、泉府等等属官[451]。他们的职责主要有稽查商品、管理交易、管理物价、保护财货与征税。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商业的发展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出现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8]。春秋时期，商业活动繁荣，著名商人有子贡、管仲、鲍叔牙等。孔子曾经夸赞子贡有预测商机的能力。战国时代，王侯权利越来越少，普通出生的地主和商人越来越多地参与到商业活动中。著名商人有白圭、吕不韦。其中吕不韦还可以控制国家[8]。
周人重礼，以维系人与天、人与人的关系。在“以德配天，以礼治国”的概念下，建立政治秩序、宗法伦理、祭礼仪式、法理规范及道德价值等[452]。因此务必为政以德，明德慎罚。若天子不敬德谨行，就会丧失“祈天永命”的机会[453]，此即周朝的天命思想。并且以“信”、“义”为西周道德体系的重要内容，此为敬德保民思想。从《燹公盨》得知给人以孝信，则得知以福禄，所以“孝信”为西周道德体系核心内涵的孝悌与诚信[454]。而义的本质是“忠义”，就是忠君之义[455][456]。
《周易》演练出六十四卦的易卦图。
《周易》起源并非源自周文王，而是西周时期占筮用的文字编纂而成，按八卦所演变成六十四卦编排。主要是从西周的政事中推演万物运行的道理，所说的是适应周的统治者的行事决策。例如师出必须有纪律，失去纪律就是凶兆[457]。周王分封诸侯而开国，并且不用小人，避免发生乱事[458]。也叙述很多战事[42]，或是祭祀等大事[459][460]。《周易》将“道”字提升为事务发展变化的规律，这对此后中国哲学思想的发展，做出重大贡献。《周易》的思想，主要采取“中行”的手段和行动，来争取事业的成功和推广[461][462]。采取“中行”的手段就能独自回复到正道上来[463][464]。
西周也逐渐萌芽阴阳学。周幽王时，关中发生地震与山崩。从《国语·周语上》得知，太史伯阳父认为是阴气压迫下面的阳气，使阳气升不上来，而发生地震[465]。这是以阴阳学说解释自然变化的创见，是阴阳家的一个重要起源[466]。从《国语·郑语》得知，伯阳父与郑桓公讨论东迁与周末弊端时，提到五行如融合金、木、水、火、土，以成百物，以土为主要元素[467]。而《尚书·洪范》的“洪范九畴”，也提到五行的性质作用、“五行”与“五味”的关系[468][466]。
西周的学校分为国学与乡学，国学又分小学、大学两个阶段[469][470]。西周王畿的大学又称“辟雍”[471]，诸侯国的的大学则称“泮宫”[472]。大学有突出的实践性、开放性。学习内容从《周礼》得知，可能是六艺，即礼、乐、射、御、书、数。其目的将学生训练成合格的统治者，不仅是贵族子弟学习之处，还是贵族公共活动与社会交际的场所。关于西周的乡学，从《礼记·学记》得知“家有塾，党有庠，术有序，国有学。”，从《孟子·滕文公上》得知“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文献说法不一，未有定论[473]。到了东周中后期，因各国纷扰，导致各国自成国学。其中因为诸子流通结果，学派各自出炉，形成日后史典所称的“九流十家”。
西周时期的交龙纹璜，上海博物馆馆藏。据《周礼·春官宗伯》，周天子以玉作六器进行对天地四极进行祭祀，祈祷国家安定，社稷平安[474]。
周人的宗教与商人相似，主要有：崇拜上帝[475][476][477]（或称天帝）、崇拜祖先、崇拜鬼神与占卜问事等。周人对上帝与祖先都崇拜，他们认为祖先的灵魂在上帝左右，有时会来人间监护其子孙[478]。而鬼神主要有日月星辰之神、山川之神、土神与谷神等[479]。周人居住西北的周原，看到是完整的天空，使得觉得天地无所不在；相较居住平原，附近可能有若干森林、沼泽的商人就不同[478]。在周人信仰中，这些神多半是由上帝所册封的人鬼。例如周人的谷神，就是源自周人的租先后稷。周人的宗教信仰程度不同于商人，他们认为人的命运源自天意[478]。王者受命于天，接受的使命乃是爱护人民，王者不能执行如此任务，“天命”就可以转移。这为中国文化系统的价值观，确定了基调[480]。对祖先虽然祭祀恭敬，但到疾痛时，也会出恶言，甚至言“先祖匪人”等咒骂祖先之话[481][482]。
周人比较重视对天地、山川和社稷的祭祀。祭祀上帝的典礼称郊祀，由周王举行，上帝似乎不与普通人交流。其他神祇如土神、谷神等就直接主持人间事务如土壤肥沃、五谷丰收等。土神又称社，谷神又称稷，供奉社稷之神的地方也叫社与稷，每年春天都会举办社祭的赛会[478]。而商遗民的社则称毫社。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众多的神灵，附身在巫觋，与人民沟通，人民也认为巫觋通晓过去未来，十分尊重，连王侯都有供奉。而《周易》是西周时期周人筮占用的书本[483][482]。
王室诸侯中管理和鬼神交涉的官职，有掌祭祠礼仪的太宗、掌祈祷的太祝、掌神事的太士、掌占卜的太卜等。低等官员则有宗、祝、士、卜等。周人除了用人牲祭祀自然神灵以外，也用人牲祭祀祖先神灵，用人的数量和规模，和商代末期差不多，不像商王武丁时期那样盛大[484][482]。
西周末年有出现宗教思想动摇的现象，怨天、骂天的诗句屡次出现[485]。这里的“天”的形象与周初不同，变成昏庸、邪辟与残暴的上帝。所以人们诅咒上帝“昊天不佣”、“昊天不惠”、“疾威上帝，其命多辟”。这是因为西周末年，关中发生地震、天灾与干旱，使周人否定上帝神圣的地位。再加上周宣王后期到周幽王政事混乱，军事征伐消耗国力过大，引发周人对宗教思想的动摇[486]。
西周德方鼎的青铜铭文，上海博物馆馆藏。
周朝从文字产生到春秋中叶，书面文学逐渐形成，主要有《尚书》、《周易》以及《诗经》。《尚书》中的《周书》，叙述周朝君臣讲话记录以及周朝历史。《逸周书》则是记录周文王到周景王的周朝历史。这些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严谨的文风。《周易》是周人对易学的总结，分《古经》和《易传》两部分，是最早哲学书，其博大精深的原理广泛影响后世哲学思想[7]。《诗经》是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收集有西周的诗歌三百余篇。其中《周颂》、《大雅》、《小雅》和《国风》中《周南》、《召南》以及其他部分篇章，是西周时期的作品。这些篇章，有的是王室用于庙堂的颂歌，有的是贵族们的欢乐和怨尤，而国风大部分篇章是下层庶民的真情流露和对贵族的控诉。有“陈古刺今”的效用。诗经中的作品显示四言诗日渐成熟。在交际的场合，可以“赋诗言志”，借诗句来表示想讲的意思。朝廷音乐机构中的乐官，可以讽咏诗句，暗示民心对施政的反应[487]。
西周流传下来的文字有甲骨文与金文（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西周甲骨文大多出自周原，其技术源自商人，但有不同变化[488]。西周出土的青铜器较多，其金文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西周研究以金文为主。金文初始于商朝中期，盛于西周，记录的内容与当时社会，尤其是王公贵族的活动息息相关，多为祀典、赐命、征伐、围猎及契约之事。其中以毛公鼎为金文代表，其字数与重要性最高[489]。
晋侯稣编钟，16件编钟上均有铭文，记载晋侯苏受命讨伐夙夷的过程[490]，山西省博物馆与上海市博物馆分别馆藏。
西周音乐的发展，表现在乐器种类的增多和音乐理论的发展。西周结合礼仪制度与音乐和舞蹈，后世通称雅乐。雅乐的黄金时代从西周到春秋早期，在春秋晚期走向衰退。礼乐的规模按照贵族等级，有严格的大小规模：周王的乐队可以四面排列，为宫悬。诸侯则三面排列，为轩悬。卿和大夫则两面排列，为判悬。士只有一面，为特悬。悬为原指乐悬，又可代称整个乐队[491]。据说舞蹈团的规模也有规范：周王用八佾，即八八六十四名舞者。诸侯为六佾，即八六四十八名舞者，大夫为四佾，即八四三十二名舞者、士为两佾，即八二十六名舞者[492]。曲目也有限制，周王祭祖可用的《诗经·周颂·雍》，士大夫不可使用。周室使用雅乐的时机有用于祭祀（郊礼、社礼）、飨宴、射礼、战胜庆典之礼（王师大献）、行军田役等等。音乐包含六代乐舞、小舞、散乐、四夷之乐、房中乐、诗乐及其他宗教性乐舞（如求雨的舞雩和驱除疫鬼的傩）。当时的乐官为大司乐，负责音乐礼仪管理和教育[493]。周朝贵族与国人普遍重视音乐修养，与礼仪深深绑在一起。东周之后，礼乐败坏，下位者僭越上位者的礼仪。例如执政鲁国的仲孙、叔孙、季孙等三家大夫用周王在用的《诗经·周颂·雍》来结束祭祀[494]。另一方面，雅乐瓦解，乐师各奔前程。例如太师挚投奔齐国、亚饭干投奔楚国、三饭缭投奔蔡国、四饭缺投奔秦国[495]。周朝乐器种类繁多，当时的乐器除编钟、编磐和大小不同的鼓等打击乐器之外，像琴、瑟等弦乐器，笙、竽等管乐器，也都出现。所谓金、石、丝、竹、瓠、革之音，大都齐备。乐器增多，必须注意演奏的和谐，音律的理论也随之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有宫、商、角、征、羽五声，即五个音阶。后来发展为十二律，分为六律六吕。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律吕学[496]。
西周时期持续重视异常天象，尤其是日蚀与月蚀的天文事件[497][498]。周人以天象对应人事，进而形成“天”崇拜，产生天命观。此后，天文学家就从事观天象卜天意给帝王分析。《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提到的朔日的记载，说明西周历法的进步。十三月记事的存在和干支的运用，表示西周有部分沿用殷历的可能性。《诗经·豳风·七月》提到的“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为大火这颗星将沉没于西南地平[499]，与《夏小正》五月“初昏大火中”和八月“辰则伏”的记载天象相符，这是妇女准备冬衣所参考的天象。西周可能将朔望月分成三段：“既生霸”为上半月，“既望”为下半月，“既霸死”则看不到月亮[500]。当时对天象的观察和计时制度，是使用十二辰计时方式[501][502]。
西周时代的数学有加法和乘法的概念[503]。关于河图洛书，在《周易·系辞上》提到“河出图，洛出书”。而《尚书·周书·顾命》也提到“天球、河图在东序”的记载，这些都只有文字说明。到西汉后，文献才记载河图洛书实为幻方与九宫图[504]。医学方面，初步将医与巫分开，《周礼》将巫祝列于春官宗伯管辖，将医师列为天官冢宰管辖。医学以经验为主，提出气候季节会生那些疾病[505]。并且根据病人生病的特征判断疾病，给予药物或治疗[506]。周代建筑实物已无留存，虽发现一些遗存基址，但上部构造和外观仍不甚明了。只能透过当代青铜器、漆器中的仿建筑部分来推论。从夨令簋可得知，器座四角有四柱，柱头有栌头,栌斗间有横楣,楣上有矮柱。蹲兽方鬲，约铸于西周中期。器下作屋形，前有双扇门，门扇框架呈日字形，上下镶版。门上下用连楹和门枕固定在门楣、门槛上。屋的左、右、后三面有田字格窗。瓦的最早考古实物是出现在西周早期的遗址，瓦的总类多达十几种，花样纹饰各不相同[507]。
利簋明确指出武王伐纣是甲子日，而且概述其过程[508][509]，中国国家博物馆馆藏。
由于共和纪年（前841年）前的年代没有确切纪录，西周年代学的问题一直困扰着学者们。许多研究者先推定武王伐纣的年代，再类推各代诸王统治年数去还原统治时间。例如西汉刘歆从《国语·周语下》提到武王伐纣的天文景象来推算年代。唐朝僧侣一行利用《竹书纪年》纪载“《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新唐书·历志》〉”来推算年代。部分研究者则是从西周末年犬戎之祸的年代及西周诸王积年来反推，但是诸王积年的准确性令人质疑[510]。这些求证法都以古代文献为依据，文献的精确性会影响年代的正确性。论证方法的不同，使得每个推估的结果都不同，年代差距很大[ao][510]。1996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学者启动夏商周断代工程计划，尝试以《古本竹书纪年》纪录的“天再旦[511]”天文事件以及用碳14定年法界定西周考古物等方式来推算年代。然而其论证方法不适合精确到数年[512]。2000年《简本》报告发表后，引起中外学者广泛争议，目前仅供参考[513][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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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朝（约前11世纪—前771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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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庙号或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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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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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字[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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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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统治年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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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周 约前21世纪─约前11世纪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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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后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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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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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为帝舜、夏朝初期[515]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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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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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说为夏朝衰退时期（可能是孔甲时期）[516]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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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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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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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刘[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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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测为商朝“九世之乱”尾声，盘庚迁殷前夕[517]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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庆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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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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皇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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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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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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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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毁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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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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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非[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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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详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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邠侯
（商王祖乙册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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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圉
|
传说为商朝祖乙时期[518]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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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圉
|
传说为商朝盘庚时期[519]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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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叔祖类[d]
|
不详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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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王
（周武王追尊） |
|
公亶父[d]
|
推测为商朝武乙时期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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牧师
（商王文丁册封）
王
（周武王追尊） |
|
季历
|
推测为商朝文丁时期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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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伯
（商王帝乙册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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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文王
（一说自称受命称王
，一说周武王追谥） |
昌
|
推测为商朝帝乙、帝辛（纣）时期 |
不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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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周 约前11世纪—前771年
（绿框的数据均为推估或源自古代文献[5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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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武王 |
发
|
前1050年—前1045年（竹书）
前1049/45年—前1043年（剑桥）
前1046年—前1043年（年表）
|
6
7/3
4
|
|
周成王[aq] |
诵
|
前1044年—前1006年（竹书）
前1042年—前1006年（剑桥）
前1042年—前1021年（年表）
|
37（含周公摄政7年[aq]）
37
22
|
|
|
周康王
|
钊
|
前1007年—前982年（竹书）
前1005/3年—前978年（剑桥）
前1020年—前996年（年表）
|
26
28/26
25
|
|
|
周昭王
|
瑕
|
前981年—前963年（竹书）
前977/75年—前957年（剑桥）
前995年—前977年（年表）
|
19
21/19
19
|
|
|
周穆王
|
满
|
前962年—前908年（竹书）
前956年—前918年（剑桥）
前976年—前922年（年表）
|
55
39
55（共王当年改元）
|
|
|
周共王
|
繄扈
|
前907年—前883年（竹书）
前917/15年—前900年（剑桥）
前922年—前900年（年表）
|
12
18/16
23
|
|
|
周懿王
|
囏
|
前882年—前858年（竹书）
前899/97年—前873年（剑桥）
前899年—前892年（年表）
|
25
27/25
8
|
|
|
周孝王
|
辟方
|
前857年—前849年（竹书）
前872年—前866年（剑桥）
前891年—前886年（年表）
|
9
7
6
|
|
|
周夷王
|
燮
|
前861年—前854年（竹书）
前865年—前858年（剑桥）
前885年—前878年（年表）
|
8
8
8
|
|
|
周厉王
|
胡
|
前853年—前842年（竹书）
前857/853年—前842年（剑桥）
前877年—前841年（年表）
|
12
16/12
37（共和当年改元）
|
|
|
前841年—前828年 |
14
|
|
周宣王 |
静
|
前827年—前782年 |
46
|
|
周幽王 |
宫涅
|
前781年—前771年 |
11
|
| 东周 前770年—前256年
|
|
|
周携王[ai]
|
余臣
|
前771年—前750年
|
|
|
|
周平王[ai]
|
宜臼
|
前770年—前720年 |
51
|
|
|
周桓王
|
林
|
前719年—前697年 |
23
|
|
|
周庄王
|
佗
|
前696年—前682年 |
15
|
|
|
周僖王
|
胡齐
|
前681年—前677年 |
5
|
|
|
周惠王
|
阆
|
前676年—前675年
前673年—前652年 |
25
|
|
|
|
颓
|
前675年—前673年
|
|
|
|
周襄王
|
郑
|
前651年—前619年 |
33
|
|
|
|
带
|
前636年—前635年
|
|
|
|
周顷王
|
壬臣
|
前618年—前613年 |
6
|
|
|
周匡王
|
班
|
前612年—前607年 |
6
|
|
|
周定王
|
瑜
|
前606年—前586年 |
21
|
|
|
周简王
|
夷
|
前585年—前572年 |
14
|
|
|
周灵王
|
泄心
|
前571年—前545年 |
27
|
|
|
周景王
|
贵
|
前544年—前520年 |
25
|
|
|
周悼王
|
猛
|
前520年 |
1
|
|
|
|
朝
|
前520年—前516年
|
|
|
|
周敬王
|
匄
|
前519年—前476年 |
44
|
|
|
周元王
|
仁
|
前475年—前469年 |
7
|
|
|
周贞定王
|
介
|
前468年—前441年 |
28
|
|
|
周哀王
|
去疾
|
前441年 |
1
|
|
|
周思王
|
叔袭
|
前441年 |
1
|
|
|
周考王
|
嵬
|
前440年—前426年 |
15
|
|
|
周威烈王
|
午
|
前425年—前402年 |
24
|
|
|
周安王
|
骄
|
前401年—前376年 |
26
|
|
|
周烈王
|
喜
|
前375年—前369年 |
7
|
|
|
周显王
|
扁
|
前368年—前321年 |
48
|
|
|
周慎靓王
|
定
|
前320年—前315年 |
6
|
|
|
周赧王
|
延
|
前314年—前256年 |
59
|
Close
据《中国传统“族群观”与先秦文献“族”字使用浅析》一文分析，在《尚书》代表的周代以前的文献中，“夏”并不是代表中原文明人群的泛指，而“夷”字也尚未成为“蛮夷”的泛指，当时“夷夏之辨”并没有成为普遍的观念。而周代的的“夷夏之辨”乃是根据文化传统把“天下”的人群分做两大类的区分，而不是一个“多种类”（甲族、乙族、丙族等）平行并存的分类框架，若以中原地区为文化中心来看，“夷夏之辨”表现的仅仅是“教化之内”和“教化之外”的区别，并不是什么依据血缘、体质、语言的差别而固定不变的“民族”差别。所以条目中虽称为“族”，但不必然作“民族”解。
一说在姬姓周族领袖公亶父迁都周原之前，商朝甲骨文卜辞记载的周国并非姬姓周国，可能是指妘姓周国[29]。 关于先周文化的源头[11][12]:
- 有西来说，认为源自宝鸡陇东一带的刘家文化[11]。
- 关中土著说，认为源自武功郑家坡遗址文化、斗鸡台（瓦鬲墓）遗址文化或是与客省庄文化二期有关[11]。
- 大多数学者则支持东来说，其学说经过多位学者修正，目前大体上是源自山西临汾，可能就是源自光社文化[11]。
- 还有北来说，源自陇东泾水上游[11]。
- 另有多元说，主张有三个文化融合成先周文化。1.来自殷墟的商文化。2.从光社文化分离出来的姬周文化。3.来自辛店、寺洼文化的羌姜文化[11]。
- 周人自认为起源于山西，是夏人的后代，认夏为正宗[13][14]。
- 周族与西方的羌族也有密切关系，姬姓周族与渭水流域的羌族时常通婚，形成姬姜联盟[14]。
公亶父如同公刘、公非、公叔祖类一样以“公”为尊。《史记》称“古公亶父”是原自《诗经·大雅·绵》：“古公亶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古公亶父，来朝走马。”。根据戴震的《九经古义》和崔述的《丰镐考信录卷卷一》，诗经四字一句，前面加“古”字是“昔”的意思。称他为“太王”是出自西伯昌被追称文王后，公亶父也被尊称太王[21][22]。 商王武丁派“多子族”的军队协同犬方国君犬侯军队攻周，还动员了强宗大族蒙侯、上丝等诸侯的兵力[30]。 公亶父[d]共有长子太伯、次子仲雍与幼子季历。可能因为季历迎娶商朝挚仲氏之女，公亶父有意立季历为继承人。太伯与仲雍为顺父意，东逃“荆蛮”。《史记·吴世家》称他们迁至东南沿海建立吴国，周武王克商后，立后代周章于吴，周章之弟于虞。杨宽根据《左传·僖公五年》虞国大夫宫之奇对虞军进谏时提到虞国之祖是太伯与仲雍[33]，所以仲雍又称虞仲。杨宽认为太伯与仲雍可能先于山西南部建立虞国。再根据《宜侯夨簋》，周康王时分封虞侯夨于宜（今江苏丹徒）。不过仍然需要厘清《宜侯夨簋》的纪载的宜国与《史记》提的周章后裔吴国的关连性[34][35]。 据《史记·殷本纪》，此事源自九侯之女许配给商纣王后不好淫，商纣王不满而杀之，并且醢刑九侯。鄂侯力争，也被处脯刑。周侯昌得知后叹息，崇侯虎向商纣王进言，使得周侯昌被囚于羑里[53]。据《帝王世纪》传说，被囚期间，还发生商纣王杀周侯昌的长子伯邑考为肉汤、迫周侯昌喝下，其真实性有待商榷[54][55]。 从《史记·殷本纪》得知，为了救西伯昌，周臣闳夭与姜尚定计，把有莘氏之女，骊戎的文马进献给商纣王，并且贿赂纣王的宠臣费仲，西伯昌得以被赎回，并被商王帝辛授予征伐西方的权力，即西伯昌[56][55]。 崇国所在地不明，《史记》认为崇国是在今陕西鄠县，西伯昌灭崇国后于旧地建都丰邑[63]。这是源自《诗经·大雅·文王》：“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丰。”。《西周史》作者杨宽引用《陈奂毛氏传疏》，认为伐崇与建丰是两件不同的事，丰邑不是建立在崇地。另外，杨宽认为崇国可能在今河南嵩县[55]。 此段描述源自《史记·周本纪》[64]。而《尚书大传》认为姬昌应是先四处扩张，途中被商王帝辛囚，释放后再继续征伐，最后称王[65]。从地理形势来说，《史记·周本纪》叙述比较有条理，先伐西边解除后患，再进军中原，准备克商[55]。 参与的诸侯共有庸（今湖北竹山）、蜀（今四川成都）、羌（今甘肃南部）、卢（今湖北襄樊西南）、濮（今四川、湖北之间）、彭（王国维认为是今湖北房县）、微（王国维认为微眉相通，是今陕西眉县东）、髳（顾颉刚认为髳为茅戎，在今山西南边）等国家或部落[72][73]。 关于周武王是否有先于盟津会师诸侯观兵，再因“天命未可也”而退师，两年后再会师伐纣的问题。这段出自《史记》的《殷本纪》、《周本纪》与《齐世家》。但是祝中熹认为此说不合情理，“伐商大事只能暗中准备且要求一次成功，绝不能事前即大肆张扬”，且无任何先秦文献可资证明有两次会师。他认为司马迁为了解释《尚书大传》和《尚书·周书·泰誓》在纪载上的差异，只能用“两次会师再出兵伐纣”来解释[74][75][74]。而当时的〈泰誓〉，是西汉初“河内女子献泰誓”得来的，其真伪殊不可靠。许倬云从《孟子》、《左传》、《国语》等等先秦文献提到的〈泰誓〉内容，都不像是因“天命未可也”而退师[76]。 根据《逸周书》，周武王攻克商都后，命吕尚追击商将方来（陈汉章认为即是恶来）。同时兵分四路南下进军[73]：
- 第一路，派吕他伐商属国越戏方（今河南巩县）。
- 第二路，派侯来伐商将靡集于陈（今河南淮阳）。
- 第三路，派百弇率虎贲东征卫（即豕韦，今河南滑县）。
- 第四路，派陈本伐磿（即历，今河南禹县），百韦伐宣方（可能是宛，今河南长葛东北），新荒伐蜀（即浊泽，在河南新郑西南、禹县东北）。当时不少商朝方国集兵于磿、宣方与蜀，准备北上反击周师，所以周武王同时派三位大将南征。
据说，周武王册封的二王三恪共有四个说法[83]：
- 《左传正义·襄公二十五年》西晋杜预注称，周武王封帝舜后裔于陈、夏王后裔于杞、商王后裔于宋，为二王三格[84]。
- 《礼记·乐记》与《左传》西晋杜预附注的差异，还加上封黄帝后裔于蓟、帝尧后裔于祝[85]。
- 《吕氏春秋》则是调换黄帝后裔与帝尧后裔的封地，黄帝后裔于铸（即祝）、帝尧后裔于黎（即蓟）[86]。
- 《史记·周本纪》则与《吕氏春秋》相同，还加上封神农后裔于焦[87]。
- 另外，《左传正义·隐公二年》唐朝孔颖达注称，周武王封少昊的后裔兹与于莒[88]。
- 最后可整理成[83]：
- 商朝后裔微子启于宋国（今河南商丘）
- 夏朝后裔东楼公于杞国（今河南杞县）
- 帝舜后裔胡公满封陈国（今河南淮阳）
- 帝尧后裔于蓟国 (今北京西南)（与黄帝或需对调封地）
- 少昊后裔兹舆期封莒国（今山东莒县）
- 黄帝后裔于祝国（今山东肥城南）（与帝尧或需对调封地）
- 神农后裔于焦国（今河南三门峡）
封建制度方面，周天子代表周族的大家长，分封诸子诸叔为诸侯，而诸侯再分封其庶子为卿大夫，卿大夫的庶子再封地士。为了巩固参政权，将周部落与周朝友邦称国人，其他异姓族称野人，国人可以掌控地方政治，野人只能服从。这样确立以宗法制度为中心的政治体制，完善了封建制度[18] 周法高据康侯𣪘铭文考订，以为康叔始封于康，是周室的畿内国。三监之乱后，康叔始移封于妹土，是为卫国（周法高，1951：24—27）[98]。 虎方即春秋时代的夷虎，在蔡国故地以南，可能在汉水附近[108] 这次战争事迹详见《过伯簋》、《鼒簋》、《作册夨令簋》、《史墙盘》、《𤞷驭簋》、《启尊》、《小子生方鼎》等等器皿[105]。 关于周昭王南征的对象，从金文与史书皆称荆楚，但其范围应只有汉水流域。周昭王南征需动用周六师，当时芈姓楚国尚未壮大，其对象可能不是后来的楚国[105]：
- 南国说：卢连成认为昭王南征对象只有汉水流域的方国部落，统称南国。汉水流域要到西周晚期及春秋时期才陆续被楚国并吞[121]。
- 殷商遗民说：龚维英认为殷、周世代相仇，殷亡，武庚联络三监叛乱失败；周公东征，成王践奄，殷人及其同盟部落，纷纷避往南鄙江汉、淮海一带。周昭王南征，当是主要对付这些夙敌，不料竟为其所害[122]。
- 荆国说：王光镐则据黄陂鲁台山西周高等级墓提出荆、楚二国论，主张西周时汉东存在一个强大的荆国，昭王曾经征伐幷惨败而终的汉东方国幷非其它，而只能是“荆”[123]。
- 楚蛮说：尹弘兵认为昭王南征对象应为楚蛮，而非芈姓楚国[124]。
关于《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可能源自战国时期河宗氏（于龙门以北，约于今河套平原一带）的传说。河宗伯夭带周穆王、造父西行，途中安抚或征服西戎，最后于昆仑与西王母相会。河宗伯夭最后受封“河伯正”。这个传说流传到战国时期，最后可能被魏国史官编写成《穆天子传》，并可能添加到《竹书纪年》内[136]。 这次经济被破坏的事迹详见《卫盉》、《五祀卫鼎》、《九年卫鼎》、《倗生簋》（又名《格伯簋》）、《曶鼎》等等器皿[147]。 另详见《虢仲盨》、《天㠱簋》、《敔簋》、《翏生盨》、《禹鼎》、《多友鼎》等[154]。 关于共和行政时期的执政者有三个说法[154]：
- 召公、周公行政说：《史记》称由召穆公、周定公行政，号为共和[159]。共和十四年周厉王去世，姬静继位为周宣王。
- 公卿相与而修政事：《国语·周语上》韦昭注曰：“彘之乱，公卿相与和而修政事，号曰‘共和’”
- 共伯和干政说：《古本竹书纪年》称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160]。至于共伯和的身份有多种说法[154]：
- 共国国君说：司马贞与司马彪认为是共国（今河南辉县）国君，名和[161][162]。
- 卫武公说：《鲁连子》纪载卫武公为共伯和，并且在周厉王死后，共伯使诸侯奉太子姬靖为周宣王，自己归返卫国[163]。
- 归于宋说：《系年》：“厉王大虐于周，卿李、诸正、万民弗刃于厥心，乃归厉王于彘，共伯和立。十又四年，厉王生宣王，宣王即位，共伯和归于宋。”
- 金文研究的部分众说纷纭，未有定论[154]：
- 郭沫若认为《师□（詈犬）簋》记载的“白（伯）龢（和）父”即《师兑簋》记载的“师龢（和）父”，应该就是共伯和[164]。
- 杨树达与晁福林认为《师□（詈犬）簋》提到的“惟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以共和纪年元年壬午朔正月丁亥六日，则正恰初吉。所以“惟王元年”应该是指共和元年[165][166]。
- 杨宽认为“白（伯）龢（和）父”为“师龢（和）父”，但参考《师兑簋》可得知应为师氏。共和伯为诸侯，不可能是同一人[167]。
- 张平辙认为《禹鼎》（《穆公鼎》）和《多友鼎》为共和时期青铜器（多数学者认为是厉王时期），推测纪载的“武公”就是卫武公共伯和，“王”仍是周厉王[168]。
郭沫若认为《不□（期）簋》所指的“白氏”应为虢宣公（虢季子白）[180]。李学勤认为《不□（期）簋》纪载的“□（其）”应该是秦庄公（赢其[183]），《不□（期）簋》可能是指《史记·秦本纪》：“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184]。 周宣王扶持少子戏同年鲁武公去世，少子戏继位为鲁懿公。前807年长子括的儿子伯御率国人攻杀鲁懿公，为鲁侯。前796年周宣王率军讨伐鲁国，杀死伯御，并采纳仲山甫的建议，立鲁懿公的弟弟公子称为鲁孝公[148]。 郑国原本在陕西华县一带，属于西周王畿的范围。西周亡国后，郑人于东虢国（今河南荥阳）与郐国（今河南新郑西北）之间重建郑国，国都为新郑（今河南新郑）。东虢国和郐国最后亡于郑国[196]。 关于故事“烽火戏诸侯”，源自《史记·周本纪》提到的“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是指周幽王为褒姒烽火戏诸侯，导致犬戎入侵时无诸侯响应勤王。现今学者认为是虚构的：钱穆在《国史大纲》提到：“此委巷小人之谈。诸侯并不能见烽同至，至而闻无寇，亦必休兵信宿而去，此有何可笑？举烽传警，乃汉人备匈奴事耳。骊山一役，由幽王举兵讨申，更无需举烽。”。从清华简也可知，周幽王进攻申国，而申侯联络戎族打败周王，西周因而灭亡。竹简上并没有“烽火戏诸侯”的故事。学者刘国忠认为这个故事是虚构的[201]。 平王东迁的原因据《史记》推测，是为了避犬戎[219][220]。现今学者则提出许多说法，未有定论[199]：
- 钱穆认为犬戎助周平王杀周幽王，是友非敌。当时因为镐京残破，成周离申国较近，可依申国自保[221]。
- 王玉哲认为平王东迁是为了避秦。秦襄公是站在周幽王一边，与周平王是敌对关系[222]。
- 王雷生认为平王是被秦、晋、郑诸侯逼迫而东迁，因为秦、晋、郑等诸侯想趁周乱夺取利益，例如土地与爵位，所以挟周平王东迁，还强迫周平王给予“肱股之臣”、“贤”、“卓”的美誉[223]。
- 于逢春认为平王东迁的成周，四周有犬戎、申戎、鄫戎、伊洛之戎等等戎族，平王东迁反而投戎去了。这是因为他需要申戎等同盟者的保护，也可摆脱百年来的天灾造成的困境[224]。
- 晁福林认为平王东迁洛邑的因素是多方面的，但寻求晋、郑、鲁、卫等诸侯国的保护则是其中最主要的一项[225]。
- 王红亮参考《系年》、《古本竹书纪年》，认为旧太子宜臼（即周平王）早在投奔西申国时就被拥护为天王[215]，周幽王才发兵攻西申国。而申鄫引西戎犬戎袭击镐京，解申之围，周平王趁机逃离西申国到少鄂。“周亡王九年”，因为邦君诸侯不朝周室，晋文侯带周平王到京师。三年后，周平王东迁到成周。而郑武公也向东方诸侯宣示周平王为周王[226][227]。
关于五等爵制的公、侯、伯、子、男称呼的本意与由来，以及如何延伸成语爵位有关联，详见《西周金文所见“公”“侯”“伯”“子”“男”用法考》。
从《国语》得知，周穆王时祭公谋父曾阐发过“五服”说，即“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狄荒服”[291]周襄王与晋文公对话时，也提到“千里以为甸服”[292]，据说源自商朝[293]。从《逸周书·职方解》得知有“九服”说，即王圻之外有“侯服、甸服、男服、采服、卫服、蛮服、夷服、镇服、藩服”[294]。 《礼书》提到的官爵制度掺杂儒家理想化与系统化的成分，只能透过西周金文、《礼书》与其他文献来探究其系统架构。另一个作法是研究西周金文册命礼中“右”者官职与受命者官职关系[303]。 江晓原、钮卫星：《回天——武王伐纣与天文历史年代学》列出44种不同的说法，年代最早为前1130年，最晚为前1018年，前后相差112年，这包含了日本学者7种，美国学者7种，英国、瑞典、韩国学者各1种。如：《竹书纪年》记载是公元前1027年。郭伯南的《西周王朝大事年表》认为西周建国是公元前1046年。[510] 周族与周朝君主的姓为“姬”，史书上一般只单独称名，较少姓名共用。 周公旦以安定周室为由以王叔摄政七年行王事，是否称王或以王的身份行王事尚有争议[81]。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引言〉，第1页。
《史记·卷十五·六国年表第三》：“秦既得意，烧天下《诗》、《书》，诸侯史记尤甚，为其有所刺讥也……独有《秦记》，又不载日月，其文略不具。然战国之权变亦有可颇采者。……余于是因《秦记》，踵《春秋》之后，起周元王，表六国时事，讫二世，凡二百七十年，著诸所闻兴坏之端。”
（2007年）:《春秋史与春秋文明》〈引言〉，第1页。
（2007年）:《战国史与战国文明》〈引言〉，第1页。
萧璠（1990年）:《中国通史·先秦史》第三章〈封建体制的鼎盛时代〉，第二节〈封建体制下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第87页—第93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九章〈周与周边诸族〉，第一节〈西部与北部诸族〉，第237页-第241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一章〈西周史料的整理、研究与新的发现〉，第一节〈西周史料的整理、研究与新的发现〉，第4页-第12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六章〈生产与生活〉，第一节〈社会生产〉，第81页-第90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二章〈周的起源和兴起〉，第三节〈建都周原而逐渐强大的公亶父时代〉，第37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二章〈周族起源与先周社会性质〉，第一节〈先周文化与周族起源〉，第29页-第35页。
许倬云（1984年）:《西周史》第二章〈周的起源〉第一节〈周人祖先〉，第35页。
《诗经·周颂·时迈》：“我求懿德，肆于时夏”《诗经·周颂·思文》：“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尚书·周书·康诰》：“用肇造我区夏”
许倬云（1984年）:《西周史》第二章〈周的起源〉第三节〈周人的迁移〉，第42页—第50页。
《诗经·大雅·生民》：“厥初生民、时维姜嫄。......诞后稷之穑、有相之道。”
从《诗经·大雅·生民》没有看到后稷名弃，这可能是误传。“弃”的称呼最早源自《国语》与《左传》。详见顾恺刚《尚书研究讲义》戊种之四或胡承珙《毛诗后笺》。
《史记·周本纪》：“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萧璠（1990年）:《中国通史·先秦史》第三章〈封建体制的鼎盛时代〉，第一节〈周人灭商与周初封建〉，第83页—第86页。
《左传·文公二年》：“子虽齐圣，不先父食久矣，故禹不先鲧，汤不先契，文武不先不窋”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二章〈周的起源和兴起〉，第二节〈创建国家、振兴周族的公刘时代〉，第26页-第34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二章〈周的起源和兴起〉，第三节〈建都周原而逐渐强大的公亶父时代〉，第38页。
刘宝才（2002年）:《先秦史》第三章〈夏商周更替与华夏族的形成〉，第三节〈周族与西周兴亡〉，第66页。
《史记·周本纪》：“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务，不窋以失其官而饹戎狄之间。不窋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公刘卒，子庆节立，国于豳。......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隃立。毁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亶父立。”
《诗经·大雅·公刘》：“笃公刘，既溥既长。......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
《后汉书·西羌传》：“及武乙暴虐，犬戎寇边，周古公逾梁山而避于岐下。”
《史记·周本纪》：“乃与私属遂去豳，度漆、沮，逾梁山，止于岐下。”“于是古公乃贬戎狄之俗，而营筑城郭室屋，而邑别居之。作五官有司。民皆歌乐之，颂其德。”
《诗经·鲁颂·閟宫》：“后稷之孙，实维大王。居岐之阳，实始翦商。”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二章〈周族起源与先周社会性质〉，第二节〈先周社会性质〉，第36页-第37页。
《殷虚书契续编》．5．2．2：“令多子族从犬侯寇周，叶王事”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二章〈周的起源和兴起〉，第三节〈建都周原而逐渐强大的公亶父时代〉，第35页—第45页。
谢维扬（2001年）:《中国早期国家》第七章〈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期：商朝和周朝〉，第一节〈商、周国家的建立〉，第470页。
《左传·僖公五年》：“大伯，虞仲，大王之昭也，大伯不从，是以不嗣”
王永波. 宜侯夨簋及其相关的历史问题. 《中原文物》. 1999年, (04期) [2014-10-1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2）.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二章〈周的起源和兴起〉，第三节〈建都周原而逐渐强大的公亶父时代〉，第37页。
《诗经·大雅·大明》：“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
《今本竹书纪年·武乙》：“二十四年，周师伐程，战于毕，克之”“三十年，周师伐义渠，乃获其君以归。”
《古本竹书纪年·殷纪》：《纪年》曰：武乙即位，居殷。三十四年，周王季历来朝，武乙赐地三十里，玉十獴，马八疋。〈《太平御览》卷八三皇王部〉
《古本竹书纪年·殷纪》：《竹书纪年》曰：“三十五年，周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后汉书·西羌传》注〉
《古本竹书纪年·殷纪》：“《竹书纪年》曰：太丁二年，周人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后汉书·西羌传》注”
《古本竹书纪年·殷纪》：“《竹书纪年》曰：太丁四年，周人伐余无之戎，克之。周王季命为牧师。〈《后汉书·西羌传》注〉”
《今本竹书纪年·文丁》：“七年，周公季历伐始呼之戎，克之。”“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三章〈周的开拓和克商〉，第一节〈季历对山西地区的开拓〉，第59页-第35页。
许倬云（1984年）:《西周史》第二章〈周的起源〉第七节〈商周间的关系〉，第61页—第68页。
《今本竹书纪年·文丁》：“十一年，周公季历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来献捷。王杀季历。”
《易经》泰卦六五爻辞曰：“帝乙归妹，以祉，元吉。”
《诗经·大雅·大明》：“大邦有子，伣天之妹。文定厥祥，亲迎于渭。造舟为梁，不显其光。”
顾颉刚，《周易卦爻辞中的故事》，燕京学报，1929年。
《今本竹书纪年·帝辛》：“元年己亥，王即位，居殷。命九侯、周侯、邘侯。”
《史记·殷本纪》：“九侯有好女，入之纣。九侯女不喜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彊，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羑里。”
《帝王世纪》：“囚文王，文王之长子曰伯邑考质于殷，为纣御，纣烹为羹，赐文王，曰：‘圣人当不食其子羹’。文王食之。纣曰:‘谁谓西伯圣者？食其子羹尚不知也。’”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三章〈周的开拓和克商〉，第二节〈文王进军中原和准备克商〉，第64页-第77页。
《史记·殷本纪》：“西伯之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格之刑。纣乃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
《国语·晋语四》：“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韦昭注：“贾唐曰：“八虞” 周八士，皆在虞官，伯达、伯括、仲突 、仲忽 、叔夜、叔夏、季随、季䯄。”
《尚书·周书·君奭》：“（周公说）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适。”
《国语·晋语四》：“（胥臣回答晋文公）事王不怒，孝友二虢，而惠慈二蔡，刑于大姒，比于诸弟。......。及其即位也，询于‘八虞’，而咨于‘二虢’，度于闳夭而谋于南宫，诹于蔡、原而访于辛、尹，重之以周、邵、毕、荣，忆宁百神，而柔和万民。”
《诗经·大雅·皇矣》：“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于周祜，以对于天下。”
《尚书·商书·西伯戡黎》：“殷始咎周，周人乘黎。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
《史记·周本纪》张守节《正义》引皇甫谧云：“虞、夏、商、周皆有崇国，崇国盖在丰、镐之间。”
《史记·周本纪》：“西伯阴行善，诸侯皆来决平。于是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遂还，俱让而去。诸侯闻之，曰“西伯盖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闻之，惧，以告帝纣。纣曰：“不有天命乎？是何能为！”明年，伐邘。明年，伐崇侯虎。而作丰邑，自岐下而徙都丰。”
《尚书大传》：“文王受命，一年断虞芮之质，二年伐邘，三年伐密须，四年伐犬夷，五年伐耆，六年伐崇，七年而崩”。
周文王受命称王考. 《陕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2年, (04期) [2017-06-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1-17）. 《史记·周本纪》：“武王即位，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师修文王绪业。”
《史记·周本纪》：“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彊抱其乐器而奔周。”
《古本竹书纪年·周纪》：“《竹书》：十一年庚寅，周始伐商。”
《尚书·周书·牧誓》：“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及庸，蜀、羌、髳、微、卢、彭、濮人。”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三章〈周的开拓和克商〉，第三节〈武王克商〉，第77页-第35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四章〈西周王朝的建立、兴盛〉，第一节〈武王克商〉，第54页-第57页。
祝中熹，〈武王观兵还师说疑虑〉，《青海师范大学学报》，1987年第3期
许倬云（1984年）:《西周史》第三章〈克商与天命〉第三节〈武王克商〉，第88页-第89页。
《利簋》：“珷（武）征商，隹（唯）甲□（子）朝，”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四章〈周朝的创建和东征的胜利〉，第一节〈武王的建国措施和建都丰镐的政治设施〉，第101页—第108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四章〈周朝的创建和东征的胜利〉，第一节〈武王的建国措施和建都丰镐的政治设施〉，第109页。
《利簋》：“辛未，王才（在）管师易（赐）又（右）事（吏）利金”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四章〈西周王朝的建立、兴盛〉，第二节〈周公东征〉，第57页-第60页。
《左传·隐公十一年》：“而与郑人苏忿生之田温、原、丝希、樊、隰郕、欑茅、向、盟、州、陉、𬯎、怀。”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四章〈周朝的创建和东征的胜利〉，第二节〈武王推行分封制和设置“三监”〉，第113页。
《左传正义·襄公二十五年》：杜预注：“周得天下，封夏、殷二王后，又封舜后，谓之恪。并二王后为三国。其礼转降，示敬而已，故曰三恪。”
《礼记·乐记》：“武王克殷，反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后于蓟，封帝尧之后于祝，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后于杞，投殷之后于宋。”
《吕氏春秋·慎大览》：“武王胜殷，入殷，未下轝，命封黄帝之后于铸，封帝尧之后于黎，封帝舜之后于陈；下轝，命封夏后之后于杞，立成汤之后于宋以奉桑林。”
《史记·周本纪》：“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后于焦，黄帝之后于祝，帝尧之后于蓟，帝舜之后于陈，大禹之后于杞。”
《左传正义·隐公二年》：“莒，嬴姓，少昊之后。周武王封兹与于莒。初都计，后徙莒。今城阳莒县是也”
《史记·周本纪》：“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周公旦即王所，曰：‘曷为不寐？’王曰：‘告女：维天不飨殷，自发未生于今六十年，麋鹿在牧，蜚鸿满野。天不享殷，乃今有成。维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显亦不宾灭，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
《逸周书·作雒解》：“周公、召公，内弭父兄，外抚诸侯。元年夏六月，葬武王于毕。”
《尚书大传》：“周公摄政，一年救乱，二年克殷，三年践奄，四年建侯卫，五年营成周，六年作礼乐，七年致政成王”
《禽簋》：“王伐□（盖，即奄）侯，周公某（谋），禽（伯禽）祝。”
《璺鼎》：“隹（唯）周公于征伐东尸（夷）、丰白（伯）、尃古（薄姑）咸□（戡）。”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一编：第四章〈周朝的创建和东征的胜利〉，第四节〈周公东征的胜利〉，第137页-150页。
许倬云（1984年）:《西周史》第四章〈华夏国家的形成〉第二节〈周人与殷人的交融〉，第116页—第119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四章〈西周王朝的建立、兴盛〉，第三节〈营建洛邑〉，第60页-第63页。
许倬云（2020年）:《西周史》第五章〈封建制度〉，第二节〈诸侯徒封的例证〉，第255页。
《大保簋》：“王伐录子，圣摣厥，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敬亡遣。王迎大保，赐休余土，用兹彜对令。”
《小臣𧫻簋》：“东夷大反，伯懋父以殷八师征东夷。”
《逸周书·作雒解》：“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东”
《小盂鼎》：“王令盂，□（以）□□伐忒（鬼）方，□□□□（聝）□。执□（酋）三人。只（获）馘四千八百又二馘。孚（俘）人万三千八十一人。”
《今本竹书纪年·康王》：“十六年，王南巡狩，至九江庐山。”。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四章〈西周王朝的建立、兴盛〉，第四节〈成康昭穆时代的文治武功及华夏国家的初步奠立〉，第63页-第66页。
《员卣》：“员从史□伐会，员先内（入）邑，员孚（俘）金，用作旅彝”
《中方鼎》：“隹（唯）王令南宫伐反虎方之年，王令中先省南或（国）贯行，□王□（居）在夔□贞山。中乎归（馈）生凤于王，□于宝彜。”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四编：第四章〈西周王朝力待对四方的征伐和防御〉，第528页-第530页。
《史记·楚世家》：“周文王之时，季连之苗裔曰鬻熊。鬻熊子事文王，蚤卒。其子曰熊丽。熊丽生熊狂，熊狂生熊绎。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芈氏，居丹阳。
《国语·晋语八》：“昔成王盟诸侯于岐阳，楚为荆蛮，置茅蕝，设望表，与鲜牟守燎，故不与盟。”
《左传·昭公十二年》：与之语曰：“昔我先王熊绎，与吕伋、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四国皆有分，我独无有。今吾使人于周，求鼎以为分，王其与我乎？”
《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六年，伐楚荆，渉汉，遇大兕。”。
《𤞷驭簋》：“𤞷驭从王南征，伐楚刱（荆），又（有）得。”
《过伯簋》：“过伯从王伐反荆，孚金，用作宗室宝尊彜。”
白川静（1992年）:《西周史略》第三章〈镐京辟雍〉，第一节〈康昭时期之南征〉，第53页-第58页。
《古本竹书纪年．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昭王末年，夜淸，五色光贯紫微。其年王南巡不反。”
《今本竹书纪年 周昭王十九年》：“春，有星孛于紫微。祭公、辛伯从王伐楚。天大曀，雉兔皆震，丧六师于汉。王陟。”
《吕氏春秋·音初》：“周昭王亲将征荆，辛余靡长且多力，为王右。还反涉汉，梁败，王及蔡（祭）公抎于汉中。辛余靡振王北济，又反振蔡（祭）公。”
《史记正义》引《帝王世纪》：“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其右辛游靡长臂且多力，游振得王，周人讳之。”
《左传 僖公四年》：“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尔贡苞茅不入，王祭不供，无以缩酒，寡人是征。昭王南征而不复，寡人是问。”对曰：“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供给？昭王之不复，君其问诸水滨！””
《斥地与昭王十九年南征》，〈考古与文物〉，1984年第六期。
龚维英：《周昭王南征史实索隐》，《人文杂志》，1984年第6期。
王光镐：《黄陂鲁台山西周遗存国属初论》，《江汉考古》，1983年第4期。
尹弘兵. 周昭王南征對象考. 《人文杂志》. 2008年, (02期) [2017-06-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1-11-10）.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四编：第四章〈西周王朝力待对四方的征伐和防御〉，第521页-第526页。
《班簋》：“隹（唯）八月初吉，才（在）宗周。甲戌，王令毛白（伯）更（赓）虢城公服，□（屏）王立（位），乍四方亟（极），秉□（繁）、蜀、巢令，易铃。咸，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徒）驭（御）、□（呈戈）人伐东或（国）□（狷）戎。......三年静（靖）东或（国），亡（无）不成。□天畏（威）。”
《古本竹书纪年 周纪》：“周穆王伐大越，起九师，东至九江 ，驾鼋鼍以为梁也。”。
《今本竹书纪年 周穆王十二年》：“毛公班、共公利、逄公固帅师从王伐犬戎。冬十月，王北巡狩，遂征犬戎。”
《今本竹书纪年 周穆王十三年》：“秋七月，西戎来宾。徐戎侵洛。冬十月，造父御王，入于宗周。”
《今本竹书纪年 周穆王十四年》：“王帅楚子伐徐戎，克之。夏四月，王畋于军丘。”
《今本竹书纪年 周穆王十七年》：“王西征昆仑丘，见西王母。其年，西王母来朝，宾于昭宫。秋八月，迁戎于太原。王北征，行流沙千里，积羽千里。征犬戎、取其五王以东。西征，至于青鸟所解。西征还履天下，亿有九万里。”
《左传·昭公十二年》：“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必皆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
《后汉书 东夷传》：“后徐夷僭号，乃率九夷以伐宗周，西至河上。穆王畏其方炽，乃分东方诸侯，命徐偃王主之。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𫘧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于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于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
《史记 赵世家》：“造父幸于周缪王。造父取骥之乘匹，与桃林盗骊、骅骝、绿耳，献之缪王。缪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之忘归。而徐偃王反，缪王日驰千里马，攻徐偃王，大破之。乃赐造父以赵城，由此为赵氏。”
白川静（1992年）:《西周史略》第三章〈镐京辟雍〉，第二节〈汲冢纪年〉，第59页-第67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四编：第六章〈穆天子传真实来历的探讨〉，第571页-第589页。
《国语 周语上》：“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今自大毕、伯士之终也，犬戎氏以其职来王。天子曰：“予必以不享征之，且观之王。其无乃废先王之训，而王几顿乎？”吾闻夫犬戎树惇，能帅旧德，而守终纯固；其有以御我矣。’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
《史密簋》：“隹（唯）十又一月，王令（命）师俗、史密曰：“东征”。敆南尸（夷）卢、虎会杞尸（夷）、舟尸（夷）雚（观）不队（坠），广伐东或（国）。齐□（师）、族土（徒）、遂人乃执啚（鄙）寡亚（恶）。师俗□（率）齐□（师）、遂人左□伐长必。史密右□（率）族人、釐（莱）白（伯）、僰、□（夷）周伐长必，只（获）百人。对扬天子休，用作朕文考乙伯尊簋，子子孙孙其永宝用。”。
《汉书·匈奴传》：“至穆王之孙懿王时，王室遂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
《后汉书·西羌传》：“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总公率六师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获马千匹。”
《史记·周本纪》：“索隐宋忠曰：‘懿王自镐徙都犬丘，一曰废丘，今槐里是也。时王室衰，始作诗也。’”
《史记·秦本纪》：“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闲，马大蕃息......孝王曰：“昔伯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
《左传·昭公二十六年》：“夷王三年，王致诸侯，烹齐哀公于鼎。”
《史记·齐世家》：“癸公卒，子哀公不辰立”。不辰，《索隐》《系本》作“不臣”，谯周亦作“不辰”，宋忠曰：“哀公荒淫田游，国史作《还诗》以刺之也。”《毛诗·齐风·还序》：“齐哀公好游猎，从禽兽而无厌，国人化之，遂成风俗。”
《史记·齐世家》：“哀公时，纪侯谮之周，周烹哀公而立其弟静，是为胡公。胡公徙都薄姑，而当周夷王之时。”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五章〈西周的衰亡〉，第一节〈败象渐生的共懿孝夷〉，第63页-第66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七编：第一章〈西周后期王室逐步衰落〉，第805页-第809页。
国立故宫博物院. 漢字源流展_宗周鍾. 国立故宫博物院. [2017-06-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 叶正渤（2010年）:《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下篇〈金文标准器铭文疏证与历史断代〉，一〈西周早期〉四〈昭王时期〉，第111页
《后汉书·西羌传》：“厉王无道，戎狄寇掠，乃入犬丘，杀秦仲之族，王命伐戎，不克。 （注：“并见《竹书纪年》。”）”，此为《古本竹书纪年》。
《后汉书·东夷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 （注：“并见《竹书纪年》。”）”，此为《古本竹书纪年》。
《宗周钟》：“王肈遹眚（省）文武，堇（觐）疆土。南或（国）报（服）孳（子）敢臽（陷）处我土。王享（敦）伐其至，□（扑）伐氒（厥）都。报（服）孳（子）迺（乃）遣闲来逆卲王。南尸（夷）东尸（夷）具（俱）见廿又六邦。隹（唯）皇上帝百神，保余小子，朕猷又（有）成，亡竞。我隹（唯）司（嗣）配皇天，王对乍（作）宗周宝钟。”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五章〈西周的衰亡〉，第二节〈“厉王革典”与“共和行政”–周室崩溃的开始〉，第68页-第72页。
《国语·周语》：“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 荣公若用，周必败。’既，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于彘。”
《国语·周语》：“厉王虐，国人谤王。……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
许倬云（2020年）:《西周史》：第九章〈西周的衰亡与东迁〉，第四节〈西周的末世诸王〉，第447页—第448页。
《史记·周本纪》：“厉王太子静匿召公之家，国人闻之，乃围之......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得脱。”
《史记·周本纪》：“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
《古本竹书纪年》：“（幽）〔厉〕王既亡，有共伯和者摄行天子事”“《纪年》云：共伯和即干王位。《庄子·让王》释文”
《史记索隐》引《竹书纪年》：“共伯和干王位”。司马贞注：“共国伯爵，和其名。”
《庄子·让王》：“共伯得乎共首。”司马彪注：“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贤人，诸侯皆以为贤。周厉王之难，天子旷绝，诸侯皆请以为天子，共伯不听，即干王位。”
《史记正义》引《鲁连子》：“卫州共城县本周共伯之国也。共伯名和，好行仁义，诸侯贤之。周厉王无道，国人作难，王奔于彘，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号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共伯使诸侯奉王子靖为宣王，而共伯复归国于卫也。”
《两周金文辞大系考释》，第114页，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
《积微居金文说》，第119页–第120页，中华书局，1987年
晁福林，《春秋战国的社会变迁》，中国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年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七编：第一章〈西周后期王室逐步衰落〉，第四节〈共和伯摄行天子事〉，第807页。
《西周共和行政真相揭秘—以共和行政时期的两具标准青铜器为中心》，《西北师大学报》，1992年第4期
《诗经·大雅·烝民》：“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缵戎祖考，王躬是保。”
《今本竹书纪年》：“七年，王锡申伯命。王命樊侯仲山甫城齐。”
《诗经·小雅·车攻》：“驾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金舄，会同有绎。”
《今本竹书纪年》：“九年，王会诸侯于东都，遂守于甫。”
《师寰簋》：王若曰：“师寰，□（上或下乂）！淮尸（夷）□（旧）我□（帛）□（贿）臣，今敢博（迫）厥众叚（遐），反厥工吏，弗速（积）我东域（国）”。今余肇令女（汝）□（率）齐匝（师）、□（纪）、□（莱）、□（上禾禾下火）、□（上尸下爪），左右虎臣正（征）淮尸（夷）。”
《诗经·大雅·江汉》：“匪安匪舒，淮夷来铺......王命召虎：来旬来宣。文武受命，召公维翰。”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五章〈西周的衰亡〉，第三节〈宣王中兴〉，第72页-第77页。
《兮甲盘》：“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格伐𤞤狁于□（上罒次口中十下回）□（上虎下鱼），兮甲从王，折首执讯，休亡敃(愍)，王赐兮甲马四匹、軥车，王令甲政（征）司（治）成周四方责（积），至于南淮夷，淮夷旧我帛亩（贿）人，毋敢不出其帛、其责（积）、其进人，其贾，毋敢不即次即市，敢不用命，则即刑扑伐”
《诗经·大雅·常武》：“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不测不克，濯征徐国。”
《诗经·小雅·采芑》：“方叔莅止，其车三千......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四编：第四章〈宣王伐𤞤狁（即犬戎）〉，第539页-第541页。
《诗经·小雅·采薇》：“靡室靡家，𤞤狁之故；不遑启居，𤞤狁之故。”《诗经·小雅·六月》：“𤞤狁孔炽、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佐天子......文武吉甫、万邦为宪”《诗经·小雅·出车》：“王命南仲，往城于方......赫赫南仲，𤞤狁于襄”
《虢季子白盘》：“虢季子白作宝盘。丕显子白，壮武于戎工，经维四方。搏伐猃狁，于洛之阳。”
《史记索隐·十二诸侯年表》：其，名也。案:秦之先公并不记名，恐其非名。
李学勤《秦国文物的新认识》北京市文物出版社:《文物》1980年第九期. 1980年.
《诗经·大雅·崧高》:“亹亹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
《史记·郑世家》：“郑桓公友者，周厉王少子而宣王庶弟也。宣王立二十二年，友初封于郑。”
《后汉书·西羌传》：“后二十七年，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后五年，王伐条戎、奔戎，王师败绩。后二年，晋人败北戎于汾隰，戎人灭姜侯之邑。明年，王征申戎，破之。”
《今本竹书纪年》：“三十三年，齐成公薨。王师伐太原之戎，不克。”“三十八年，王师及晋穆侯伐条戎、奔戎，王师败逋。”“四十一年，王师败于申。”
《国语·周语上》：“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今本竹书纪年》：“三十九年，王师伐姜戎，战于千亩，王师败逋。”
《国语·周语上》：“宣王即位，不籍千亩。虢文公谏曰：“不可。夫民之大事在农......。”王不听。三十九年，战于千亩，王师败绩于姜氏之戎。
《国语·周语上》：“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于太原。仲山父谏曰：“民不可料也！......”王卒料之，及幽王乃废灭。”
《史记·周本纪》: “幽王以虢石父为卿，用事，国人皆怨。石父为人佞巧善谀好利，王用之。”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烨烨震电，不宁不令。百川沸腾，山冢崒崩。......抑此皇父、岂曰不时。胡为我作、不即我谋。彻我墙屋、田卒污莱。曰予不戕、礼则然矣。......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亶侯多藏。”
《国语·周语上》：“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阳父曰：“周将亡矣！......。夫天之所弃，不过其纪。”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七编：第二章〈周人东迁和平王东迁〉，第811页-第820页。
《后汉书·西羌传》：“后十年，幽王命伯士伐六济之戎，军败，伯士死焉。其年，戎围犬丘，虏秦襄公之兄伯父。”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五章〈西周的衰亡〉，第四节〈幽王之死与平王东迁–西周灭亡〉，第68页-第72页。
《国语·晋语上》：“献公卜伐骊戎......史苏曰：“......周幽王伐有褒，褒人以褒姒女焉，褒姒有宠，生伯服，于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
西申国位于郿县的根据，源自《诗经·大雅·崧高》周宣王跟申伯践行的地方“郿”，而后申伯前往新封地谢邑，建南申国。详见《诗经·大雅·崧高》:“申伯信迈，王饯于郿。申伯还南，谢于诚归。”
《古本竹书纪年·周纪》：《汲冢纪年》云：“平王奔西申，而立伯盘以为太子。”《左传正义·昭公二十六年》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三年，王嬖褒姒。”“五年，王世子宜臼出奔申。”“八年，王锡司徒郑伯多父命。王立褒姒之子曰伯服，为太子。”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九年，申侯聘西戎及鄫。” “十年春，王及诸侯盟于太室。秋九月，桃杏实。王师伐申。”
《系年》：“褒姒嬖于王，王与伯盘逐平王，平王走西申。幽王起师，回（围）平王于西申，申人弗畀，曾人乃降西戎，以攻幽王，幽王及伯盘乃灭，周乃亡。”
《国语·郑语》：“申、缯、西戎方强，王室方骚，将以纵欲，不亦难乎？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愁求之申，申人弗畀，愁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四编：第四章〈西周王朝力待对四方的征伐和防御〉，第545页-第546页。
徐元诰说:“戏即骊山之北,水名,见《路史·国名记》。在今陕西临潼县东三十里,尚有古戏亭。”徐元诰:《国语集解》,第173页。
《古本竹书纪年·周纪》：《汲冢竹书纪年》：“（伯盘）与幽王俱死于 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 ，故称天王。”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十一年春正月，日晕。申人、鄫人及犬戎入宗周，弑王及郑桓公。犬戎杀王子伯服。执褒姒以归。”
《史记·周本纪》: “又废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
《史记·周本纪》：“于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
《今本竹书纪年·幽王》：“十一年春正月，日晕。......申侯、鲁侯、许男、郑子立宜臼于申，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
《古本竹书纪年·周纪》：《汲冢竹书纪年》：“（伯盘）与幽王俱死於戏。先是，申侯、鲁侯及许文公立平王于申，以本大子 ，故称天王。幽王既死，而虢公翰又立王子余臣于携。周二王并立。”
《系年》：“邦君、诸正乃立幽王之弟余臣于虢，是携惠王。”
《左传正义·昭公二十六年》引《竹书纪年》：“二十一年，携王为晋文公所杀。以本非适，故称“携王”。”
《史记·周本纪》:“平王立，东迁于洛邑，辟戎寇。”
《史记·秦本纪》:“而秦襄公将兵救周，战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难”“东徙洛邑，襄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岐以西之地。”
〈周平王东迁乃避秦非避犬戎说〉,《天津社会科学》，1986年第3期
〈平王东迁原因新论–周平王东迁受逼于秦、晋、郑诸侯说〉，《人文杂志》，1988年第1期
〈周平王东迁非避戎乃投戎辩–兼论平王东迁的原因〉，《西北史地》，1983年第1期
《系年》：“周亡王九年，邦君诸侯焉始不朝于周，晋文侯乃逆平王于少鄂，立之于京师。三年，乃东徙，止于成周，晋人焉始启于京师，郑武公亦正东方之诸侯。”
《今本竹书纪年·平王》：“元年辛未，王东徙洛邑。锡文侯命。晋侯会卫侯、郑伯、秦伯，以师从王入于成周。”
《今本竹书纪年·平王》：“二年，秦作西畤。鲁孝公薨。赐秦、晋以邠、岐之田。”
《今本竹书纪年·平王》：“十年，秦还于汧、渭。”“十八年，秦文公大败戎师于岐，来归岐东之田。”
《史记·周本纪》:“平王之时，周室衰微，诸侯彊并弱，齐、楚、秦、晋始大，政由方伯。”
《左传·隐公三年》：“郑武公、庄公为平王卿士。王贰于虢，郑伯怨王，王曰“无之”。故周、郑交质。王子狐为质于郑，郑公子忽为质于周。王崩，周人将畀虢公政。四月，郑祭足帅师取温之麦。秋，又取成周之禾。周、郑交恶。”
（2007年）:《春秋史与春秋文明》第二章〈平王东迁后的政治形势〉，第一节〈周王室丧失控制权〉，第55页-第58页。
萧璠（1990年）:《中国通史·先秦史》第四章〈春秋战国时代中国的大蜕变〉，第一节〈周人灭商与周初封建〉，第99页—第108页。
（2007年）:《春秋史与春秋文明》第二章〈平王东迁后的政治形势〉，第二节〈春秋初年各诸侯国的内乱和纷争〉，第58页-第64页。
（2007年）:《春秋史与春秋文明》第三章〈霸主政治的兴衰〉，第一节〈齐桓公首霸中原〉，第65页-第68页。
《左传·僖公二十四年》：“初，甘昭公（即王子带）有宠于惠后，惠后将立之，未及而卒，昭公奔齐，王复之，又通于隗氏，王替隗氏。”
《左传·僖公十一年》：“夏，扬拒泉皋伊雒之戎，同伐京师，入王城，焚东门，王子带召之也，秦晋伐戎以救周，秋，晋侯平戎于王。”
（2007年）:《春秋史与春秋文明》第三章〈霸主政治的兴衰〉，第三节〈晋文公称霸〉，第69页-第72页。
（2007年）:《春秋史与春秋文明》第三章〈霸主政治的兴衰〉，第四节〈秦穆公独霸西戎〉，第72页-第73页。
（2007年）:《春秋史与春秋文明》第三章〈霸主政治的兴衰〉，第五节〈楚庄王问鼎中原〉，第73页-第74页。
（2007年）:《春秋史与春秋文明》第三章〈霸主政治的兴衰〉，第六节〈弭兵运动〉，第74页-第76页。
《史记·越王勾践世家》：“句践已平吴，乃以兵北渡淮，与齐、晋诸侯会于徐州，致贡于周。周元王使人赐句践胙，命为伯。”
（2007年）:《春秋史与春秋文明》第三章〈霸主政治的兴衰〉，第七节〈吴越争霸〉，第76页-第77页。
谢维扬（2001年）:《中国早期国家》第八章〈中国早期国家的转型期：春秋和战国〉，第一节〈周朝国家的结束和秦王朝的建立〉，第548页。
驹尊铭文“王弗忘氒旧宗小子”、“王朋下不其，则万年保我万宗”证明单氏确为姬姓周王旧宗。参 《宝鸡眉县杨家村窖藏单氏家族青铜器群座谈纪要》王辉 刘军社 刘怀君 考古与文物 2003年 第03期。
童书业 《春秋左传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0年 263页
《左传·昭公二十二年》：“丁巳，葬景王。王子朝因旧官、百工之丧职秩者，与灵、景之族以作乱。”
《左传·哀公三年》：“刘氏、范氏世为婚姻，苌弘事刘文公，故周与范氏。赵鞅以为讨。六月癸卯，周人杀苌弘。”
《国语·周语下》：“及范、中行之难，苌弘与之，晋人以为讨，二十八年，杀苌弘。及定王，刘氏亡。”
杨宽（1997年）:《战国史》第七章〈七强并立的形势和战争规模的扩大〉，第二节〈七强并立形势的形成〉，第287页。
杨宽（1997年）:《战国史》第七章〈七强并立的形势和战争规模的扩大〉，第二节〈七强并立形势的形成〉，第291页。
《韩非子·说疑》：“以今时之所闻，田成子取齐，司城子罕取宋，太宰欣取郑，单氏取周，易牙之取卫，韩、魏、赵三子分晋，此六人者，臣之弑其君者也。”
谢维扬（2001年）:《中国早期国家》第八章〈中国早期国家的转型期：春秋和战国〉，第一节〈周朝国家的结束和秦王朝的建立〉，第550页。
杨宽（1997年）:《战国史》第七章〈七强并立的形势和战争规模的扩大〉，第二节〈七强并立形势的形成〉，第298页。
杨宽（1997年）:《战国史》第八章〈合纵连横和兼并战争的变化〉，第四节〈秦齐赵三强鼎立而斗争和苏秦为燕间谍而计谋破齐〉，第377页。
杨宽（1997年）:《战国史》第七章〈七强并立的形势和战争规模的扩大〉，第二节〈七强并立形势的形成〉，第297页。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秦借道两周之间，将以伐韩，周恐借之畏于韩，不借畏于秦。”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秦昭王怒，使将军摎攻西周。西周君饹秦，顿首受罪，尽献其邑三十六，口三万。秦受其献，归其君于周。周隐王卒，周民遂东亡。”
杨宽（1997年）:《战国史》第八章〈合纵连横和兼并战争的变化〉，第六节〈秦赵间剧战，楚灭鲁和秦灭西周以及魏攻取陶、卫〉，第405页。
《史记·卷四·周本纪第四》：“后七岁，秦庄襄王灭东周国。”
杨宽（1997年）:《战国史》第九章〈秦的统一〉，第一节〈秦兼并六国和完成统一〉，第426页。
杨宽（1997年）:《战国史》第九章〈秦的统一〉，第一节〈秦兼并六国和完成统一〉，第434页。
许倬云（1984年）:《西周史》第五章〈封建制度〉第一节〈分封的本质〉，第140页。
《左传·昭公九年》：‘我自夏以后稷，魏、骀、芮、岐、毕，吾西土也。及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巴、濮、楚、邓，吾南土也；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许倬云（1984年）:《西周史》第六章〈西周中期的发展〉第四节〈共懿孝夷四世〉，第189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五编：第一章〈西周时代的楚国〉，第593页-第609页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首倡中国-何尊〉，第44页
叶正渤（2010年）:《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下篇〈金文标准器铭文疏证与历史断代〉，一〈西周早期〉二〈成王时期〉，第81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八章〈周初大分封〉，第四节〈分封制的实质及其所反映的国家结构型态〉，第134页-第72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八章〈周初大分封〉，第一节〈分封制是否为西周所特有〉，第119页-第72页。
《诗经·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
《左传·昭公十三年》：“昔天子班贡，轻重以列，列尊贡重，周之制也。”
萧璠（1990年）:《中国通史·先秦史》第三章〈封建体制的鼎盛时代〉，第二节〈封建体制下的政治、社会与经济〉，第87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三编：第一章〈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第297页-第316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八章〈周初大分封〉，第三节〈与分封制有关的几个问题〉，第126页-第72页
《左传·昭公七年》：“故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
《中国古代社会史》，第151页，新知书店，1948年
〈藉田即国中公田说〉，《吉林师大学报》，1964年第2期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三章〈西周的国与野〉，第一节〈国与野的界划〉，第179页-第184页。
《周礼·地官司徒》：“令五家为比，使之相保；五比为闾，使之相受；四闾为族，使之相葬；五族为党，使之相救；五党为州，使之相赒；五州为乡，使之相宾。”
《周礼·地官司徒》：“遂人：掌邦之野。以土地之图经田野，造县鄙形体之法。五家为邻，五邻为里，四里为酂，五酂为鄙，五鄙为县，五县为遂，皆有地域，沟树之。”
地球社编辑部:《中国文明史 第一卷·先秦时期 上册》第一章〈社会政治及其思想的沿革〉，第二节〈渐趋成熟的政治制度〉，第47页。
《礼记·丧服》：“党，谓族类无服者也。逸《奔丧礼》曰：‘哭父族与母党于庙，妻之党于寝，朋友于寝门外，壹哭而已，不踊。’”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三编：第五章〈西周春秋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第一节〈周礼中的乡遂制度〉，第373页。
《国语·周语上》：“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蛮、夷要服，戎、狄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贡，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时享、岁贡、终王，先王之训也。”
《国语·周语中》：“昔我先王之有天下也，规方千里以为甸服，以供上帝山川百神之祀，以备百姓兆民之用，以待不庭不虞之患。其余以均分公侯伯子男，使各有宁宇。”
《商周服制与早期国家管理模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6年。
《逸周书·职方解》：“乃辨九服之国，方千里，曰王圻。其外方五百里为侯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甸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卫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蛮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夷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镇服，又其外方五百里为藩服。凡国，公、侯、伯、子、男以周知天下。”
《周代分封制度研究》,第134页-135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92年。
《诗经·大雅·文王》：“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侯服于周，天命靡常。”《尚书·酒诰》：“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令彝》：“众诸侯,侯、田（甸）、男，舍四方令。”
《三礼通论》,第332页，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
《周礼·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礼记·王制》：“王者之制：禄爵，公、侯、伯、子、男，凡五等。......天子之田方千里，公侯田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于天子，附于诸侯曰附庸。天子之三公之田视公侯，天子之卿视伯，天子之大夫视子男，天子之元士视附庸。”
李峰. 论“五等爵”称的起源. 《古文字与古代史》. ：2012年3月, (第三辑)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三编：第二章〈西周王朝公卿官爵制度的分析〉，第317页-第341页。
谢维扬（2001年）:《中国早期国家》第七章〈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期：商朝和周朝〉，第二节〈中央王朝与地方的关系〉，第489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三编：第三章〈维护贵族权势的重要官爵世袭制〉，第343页-第349页。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册命之典-颂簋〉，第116页
《毛公鼎》：王曰：“父歆！巳曰及兹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尹，命汝司公族□参有司、小子、师氏、虎臣、□朕执事。”
《令彝》：“唯八月，辰在甲申，王令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授卿事寮，丁亥，令夨告于周公宫，公令造同卿事寮，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令舍三事令，暨卿事寮、暨诸尹、暨里君、暨百工、暨诸侯：侯、甸、男，舍四方令，既咸令。”
《诗经·小雅·雨无正》：“正大夫离居、莫知我勚。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诸侯、莫肯朝夕。”
《尚书·周书·酒诰》：“王曰：“封，我闻惟曰：‘在昔殷先哲王迪畏天显小民，经德秉哲。自成汤咸至于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棐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越在内服，百僚庶尹惟亚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罔敢湎于酒。不惟不敢，亦不暇，惟助成王德显越，尹人祗辟。’”
《“周公制礼”的传说和〈周官〉一书的出现》，《文史》第6辑，中华书局，1979年
《尚书·周书·立政》：“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
《盠方尊》：“王册令尹......用司六师，王行，参有司：司土、司马、司工”
《卫盉》：“迺（乃）令（命）参（三）有司，司土（徒），微邑，司马单舆，司工(空)邑人，服遝受田。”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四章〈西周官制〉，第一节〈王朝中央官制〉，第188页-第195页。
《礼记·曲礼下》：“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马、司空、司士、司寇，典司五众。”
《礼记·曲礼下》：“天子建天官，先六大：曰大宰、大宗、大史、大祝、大士、大卜，典司六典。”
《礼记·王制》：“诸侯之下士视上农夫，禄足以代其耕也。中上倍下士，上士倍中士，下大夫倍上士；卿，四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卿，三大夫禄；君，十卿禄。小国之卿，倍大夫禄，君十卿禄......次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中，中当其下，下当其上大夫。小国之上卿，位当大国之下卿，中当其上大夫，下当其下大夫，其有中士、下士者，数各居其上之三分。......大国：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国：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国：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
《礼记·王制》：“天子使其大夫为三监，监于方伯之国，国三人。”
《周礼·天官·冢宰》：“乃施典于邦国，而建其牧，立其监，设其参，傅其伍，陈其殷，置其辅。”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西周王室谱-逨盘〉，第109页
叶正渤（2010年）:《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下篇〈金文标准器铭文疏证与历史断代〉，三〈西周晚期〉二〈厉王时期〉，第226页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青铜史书-史墙盘〉，第89页
叶正渤（2010年）:《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下篇〈金文标准器铭文疏证与历史断代〉，三〈西周中期〉一〈穆王时期〉，第145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三编：第三章〈维护贵族权势的重要官爵世袭制〉，第一节〈重要官爵世袭必须重加册封〉，第343页-第345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四章〈西周官制〉，第二节〈关于世官世禄〉，第195页-第199页。
《师虎簋》：：“隹（唯）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乎（呼）内史吴曰：册令（命）虎，王若曰：虎，（载）先王既令（命）乃且（祖）考事，啻（嫡）官（司左）右戏繁（荆），今余隹（唯）帅井（型）先王令（命），令女（命汝更）乃（祖）考，啻（嫡）官□랡（司左）右戏繁荆，苟륒（敬夙）夜勿法밿令（废朕命）。”
《伯晨鼎》：“唯王八月，辰在丙午，王命. 侯伯晨曰：“嗣乃祖. 考侯于□”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三编：第三章〈维护贵族权势的重要官爵世袭制〉，第二节〈虢季氏世代为师〉，第345页-第346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三编：第三章〈维护贵族权势的重要官爵世袭制〉，第三节〈微氏世代为史〉，第347页-第349页。
（2007年）:《周代城邦》第四章〈贵族世官与采邑世禄〉，第93页-第98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章〈宗法制〉，第145页-第56页。
《左传·桓公二年》：“故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
《左传·桓公二年》：“是故天子有公，诸侯有卿，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朋友，庶人工商皂隶牧圉，皆有亲昵，以相辅佐也”
刘宝才（2002年）:《先秦史》第四章〈商周王权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第三节〈政权机构和官制〉，第84页-第87页。
《礼记·曲礼上》：“夫礼者所以定亲疏，决嫌疑，别同异，明是非也。”
《礼记·坊 记》：“礼者，因人之情而为之节文，以为民坊者也......夫礼，坊民所淫，章民之别，使民无嫌，以为民纪者也。”
〈略论周公对历史的贡献〉，《松辽学刊》，1994年第2期。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六章〈生产与生活〉，第一节〈礼与礼治〉，第210页-第213页。
《周礼·春官·小宗伯》：“辨庙祧之昭穆。郑玄注：‘父曰昭，子曰穆。’”
《周礼·春官·冢人》：“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为左右。”
《礼记·祭统》：“夫祭有昭穆。昭穆者，所以别父子、远近、长幼、亲疏之序而无乱也。”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一章〈关于昭穆制度〉。
《礼记·曲礼》:“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刑人不在君侧”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六章〈生产与生活〉，第二节〈西周的法及其与礼的关系〉，第213页-第219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六篇：第九章〈贽见礼新探〉，第757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六篇：第八章〈册命礼概说〉，第787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六篇：第八章〈冠礼新探〉，第737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六篇：第七章〈乡饮酒礼与飨礼新探〉，第737页。
《尚书·周书·洛诰》：“曰其自时中乂，万邦咸休，惟王有成绩。”
《尚书·周书·酒诰》：“厥诰毖庶邦庶士，越少正，御事，朝夕曰：‘祀兹酒’。”
谢维扬（2001年）:《中国早期国家》第七章〈中国早期国家的典型期：商朝和周朝〉，第二节〈中央王朝与地方的关系〉，第490页。
刘宝才（2002年）:《先秦史》第四章〈商周王权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第二节〈分封制度〉，第84页-第87页。
刘宝才（2002年）:《先秦史》第四章〈商周王权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第二节〈分封制度〉，第88页-第90页。
《左传·昭公二十八年》：“昔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皆举亲也，”
《荀子·儒效》：“兼制天下，立七十一国，姬姓独居五十三人，而天下不称偏焉。”
《左传·定公四年》：“分鲁公以大路大旗，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八章〈西周的主要封国〉，第一节〈鲁国〉，第227页-第229页。
《左传·僖公四年》：“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大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八章〈西周的主要封国〉，第二节〈齐国〉，第229页-第230页。
尹盛平（2003年）:《商周—神权变革一千年》第四章〈以理制为命脉的王朝〉，第二节〈西周的封国〉，第100页。
《左传·定公四年》：“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于夏虚，启以夏政，疆以戎索”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八章〈西周的主要封国〉，第四节〈晋国〉，第232页-第233页。
《克罍》、《克盉》：“王曰：大（太）保，隹（唯）乃明乃心，享于乃辟，余大封（对）。乃□（享）,令克侯于匽（燕），使羌、□、𠭯、雩、驭、微。克□（垂）匽（燕）入土眔又（有）司，用作宝尊彝。”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八章〈西周的主要封国〉，第三节〈燕国〉，第230页-第232页。
《臣谏簋》：“隹（唯）戎大出于𬨂，邢侯搏戎，延（诞）令臣谏□□亚旅处于𬨂”
许倬云（1984年）:《西周史》第四章〈华夏国家的形成〉第二节〈周人与殷人的交融〉，第122页—第123页。
《左传·定公四年》：“分康叔以大路，少帛，𬘬茷，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锜氏，樊氏，饥氏，终葵氏”
《尚书·周书·康诰》：“王曰：“呜呼！小子封。恫瘝乃身，敬哉！......已，汝惟小子，乃服惟弘王，应保殷民；亦惟助王宅天命，作新民。”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八章〈西周的主要封国〉，第五节〈卫国〉，第233页-第235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八章〈西周的主要封国〉，第六节〈郑、宋〉，第235页-第236页。
《左传·僖公五年》贾逵疏：“虢仲封东虢，制是也。《国语·郑语》韦昭注曰：“东虢也，虢仲之后，姬姓也。”《水经注·渭水注》卷十八曰：“《太康地记》曰：虢叔之国矣，有虢宫，平王东迁，叔自雍（雍县）之上阳为南虢矣。”
《郡国志》云：“荥阳有虢亭，虢叔国。”《左传正义·隐公元年》杜预注：“虢叔，东虢君也，恃岩险而不修德，郑灭之……虢国今荥阳县。”
《礼制·王制》：“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其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中国、夷、蛮、戎、狄，皆有安居、和味、宜服、利用、备器，五方之民，言语不通，嗜欲不同。”
《国语·周语上》：“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地球社编辑部:《中国文明史 第一卷·先秦时期 下册》第十八章〈周边民族及其文化〉，第三节〈西方戎族文化〉，第1051页-第1052页。
邱华东. [2020-08-0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12-09）. 《尚书·周书·周官》：“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王俾荣伯作《贿肃慎之命》。”
《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肃慎，燕，亳，吾北土也。”
《逸周书·王会》：“山戎戎菽，其西般吾白虎黑文。”
地球社编辑部:《中国文明史 第一卷·先秦时期 下册》第十八章〈周边民族及其文化〉，第四节〈北方狄族文化〉，第1053页-第1062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九章〈周与周边诸族〉，第二节〈东北诸族〉，第241页。
《后汉书·东夷传》：“厉王无道，淮夷入寇，王命虢仲征之，不克，宣王复命召公伐而平之。 （注：“并见《 竹书纪年》。”）”
《虢仲盨》：“虢中（仲）以（与）王南征，伐南淮尸（夷）”
地球社编辑部:《中国文明史 第一卷·先秦时期 下册》第十八章〈周边民族及其文化〉，第一节〈东方夷族文化〉，第1035页-第1043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九章〈周与周边诸族〉，第三节〈东夷族〉，第242页。
刘玉堂:《楚国历史地理研究》第二章〈楚国政治地理〉，第二节〈楚国的都城〉，第69页-第76页。
《史记·楚世家》：“熊绎当周成王之时，举文、武勤劳之后嗣，而封熊绎于楚蛮，封以子男之田，姓琇氏，居丹阳。”
《史记·楚世家》：“楚子熊绎与鲁公伯禽、卫康叔子牟、晋侯燮、齐太公子吕伋俱事成王。”
《史记·楚世家》：“熊渠甚得江汉闲民和，乃兴兵伐庸、杨虿，至于鄂。熊渠曰：“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乃立其长子康为句亶王，中子红为鄂王，少子执疵为越章王，皆在江上楚蛮之地。”
刘玉堂:《楚国历史地理研究》第二章〈楚国政治地理〉，第一节〈楚国的疆域〉，第54页-第56页。
刘玉堂:《楚国历史地理研究》第二章〈楚国政治地理〉，第二节〈楚国的都城〉，第83页。
《左传·昭公九年》：“王使詹桓伯辞于晋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邓，吾南土也。”
董其祥：〈古代的巴与越〉，《重庆师范学院学报》，1981年第5期
地球社编辑部:《中国文明史 第一卷·先秦时期 下册》第十八章〈周边民族及其文化〉，第二节〈南方蛮族文化〉，第1044页-第1050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九章〈周与周边诸族〉，第四节〈南方诸族〉，第243页-第244页。
《国语·鲁语下》：“先王制土.....于是乎有鳏寡孤疾，有军旅之出则征之，无则已。”
《周礼·地官·司徒》：“乃会万民之卒伍而用之：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以起军旅，以作田役，以比追胥，以令贡赋。”
王玉哲：《中华远古史》，第597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五章〈西周兵制〉，第一节〈兵农合一与军政合一〉，第200页-第201页。
《尚书·周书·牧誓》：“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
《周礼·夏官·司马》：“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军将皆命卿。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师帅皆中大夫。五百人为旅，旅帅皆下大夫。百人为卒，卒长皆上士。二十五人为两，两司马皆中士。五人伍，伍皆有长。一军则二府、六史、胥十人、徒百人。”
《明公簋》：“唯王令朙（命明）公（遣）三族伐东或（国）”
刘宝才（2002年）:《先秦史》第四章〈商周王权的发展与政治制度〉，第四节〈军制和刑罚〉，第102页-第103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五章〈西周兵制〉，第三节〈西周的军队编制、兵力与兵种〉，第203页-第207页。
刘起釪、安金槐、胡厚宣、李学勤、吴荣曾，〈西周 典章制度 兵制〉，《先秦史》，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15年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五章〈西周兵制〉，第二节〈关于国人当兵野人不当兵〉，第202页-第202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五章〈西周兵制〉，第四节〈兵役和军赋〉，第207页-第209页。
《诗经·大雅·皇矣》：“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
《多友鼎》：“唯十月，用严狁放兴，......孚戎车百乘一十又七乘，衣复笋人孚。或（干加尃）于共，折首卅又六人，执讯二人，孚车十乘。”
尹盛平（2003年）:《商周—神权变革一千年》第五章〈西周的经济发展〉，第二节〈农牧业的创新与发展〉，第142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三编：第五章〈西周春秋的乡遂制度和社会结构〉，第一节〈周礼中的乡遂制度〉，第373页-第380页。
《左传》僖公十八年：“邢人、狄人伐卫，卫侯以国让父兄于弟，及朝众曰：“荀能治之，毁请从焉。”众不可，而后师干訾娄。狄师还。”
《左传》成公十年：“三月，郑国贵族于如立公子𦈡，越一月，“郑人（即郑国“国人”）杀𦈡，立髡顽，子如奔许”。”
《左传》僖公二十八年：“卫侯欲与楚，国人不欲，故出其君，以说于晋，卫侯乃出居于襄牛”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十三章〈西周的国与野〉，第二节〈国人与野人〉，第184页-第57页。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土地买卖契约-散氏盘〉，第107页
《礼记·月令》：天子亲载耒耜，措之参保介之御间。郑玄注：“耒，耜之上曲也。”
徐中舒，〈耒耜考〉，《徐中舒历史论文选辑》，中华书局，1998年；万国鼎，〈耦耕考〉，《农史研究集刊》第一册，科学出版社，1959年；刘壮己，〈中国古代的石耜〉，《农业考古》，1991年第1期。
赵世超，〈殷周大量使用青铜农具说质疑〉，《农业考古》，1983年第2期。
《诗经·小雅·南山有台》：“南山有桑，北山有杨......南山有杞，北山有李......南山有栲，北山有杻......南山有枸，北山有楰”
《孟子·滕文公上》：“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穀梁传·宣公十五年》：“古者三百步为里，名曰井田。井田者，九百亩，公田居一。私田稼不善，则非吏；公田稼不善，则非民。初税亩者，非公之去公田而履亩十取一也，以公之与民为已悉矣。古者公田为居，井灶葱韭尽取焉。”
《周礼·地官司徒》：“凡造都鄙，制其地域而封沟之。以其室数制之：不易之地，家百亩；一易之地，家二百亩；再易之地，家三百亩。”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七章〈井田制与西周社会性质〉，第一节〈井田有无之争〉，第101页-第106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七章〈井田制与西周社会性质〉，第二节〈井田的内涵、实质〉，第106页-第109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七章〈井田制与西周社会性质〉，第三节〈井田制所反映的西周社会性质〉，第109页-第112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七章〈井田制与西周社会性质〉，第四节〈西周中后期井田制渐露衰败端倪〉，第113页-第118页。
参见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淬西发掘报告》附录二《张家坡西周居住遗址陶瓷碎片的研究》，文物出版社，1963年
参见李也贞等〈有关西周丝绸和刺绣的重要发现〉，《文物》，1976年第4期。
国立故宫博物院. 漢字源流展_毛公鼎. 国立故宫博物院. [2017-06-0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1-19） （中文）.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治国经验谈-大盂鼎〉，第46页
叶正渤（2010年）:《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下篇〈金文标准器铭文疏证与历史断代〉，一〈西周早期〉三〈康王时期〉，第99页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膳夫委任证-大克鼎〉，第52页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胜利的纪念-虢季子白盘〉，第112页
叶正渤（2010年）:《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下篇〈金文标准器铭文疏证与历史断代〉，三〈西周晚期〉三〈宣王时期〉，第235页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开国盛典-天亡簋〉，第66页
叶正渤（2010年）:《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下篇〈金文标准器铭文疏证与历史断代〉，一〈西周早期〉一〈武王时期〉，第74页
《逸周书·大匡》：“于是告四方游旅，旁生忻通，津济道宿，所至如归。币租轻，乃作母以行其子，易资贵贱，以均游旅，使无滞。无粥熟，无室市，权内外以立均，无蚤莫”
《考工记·匠人》：“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市”
《遽伯瞏簋》：“遽伯瞏乍宝尊彝，用贝十朋又四朋。”
《周礼·地官司徒》：“质人：中士二人......廛人：中士二人......胥师，二十肆则一人，皆二史。贾师，二十肆则一人，皆二史。司虣十肆则一人。司稽，五肆则一人。胥，二肆则一人。肆长，每肆则一人。泉府：上士四人”
《诗经·大雅·烝民》：“天生烝民，有物有则，民之秉彝，好是懿德”
《燹公盨》：“生我王作臣，厥沫（贵）唯德，民好明德， 寡（顾）在天下。用厥邵（绍）好，益干（？） 懿德，康亡不懋。孝友，𬣙明 经齐，好祀无[贝鬼]（废）。心好德，婚媾亦唯协。”
《虢季子白盘》：“王孔加子白义。王各周庙宣[广射]（榭）。”
逢时，〈西周金文所见“信”、“义”思想考〉，《新出土文献与先秦思想重构》，第125页-第137页。
《周易·师》：“上六，大君有命，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周易·萃》：“王假有庙，利见大人，亨，利贞。用大牲吉。利有攸往。”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六编：第三章〈周易的筮占及其哲学思想〉，第二节〈周易述及周的国家大事〉，第653页。
《周易·泰》：“九二，包荒，用冯河，不遐遗，朋亡，得尚于中行。”
《周易·益》：“六三，益之用凶事，无咎。有孚中行，告公用圭。”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六编：第三章〈周易的筮占及其哲学思想〉，第三节〈周易的哲学思想〉，第654页。
《国语·周语上》：“阳伏而不能出，阴迫而不能烝，于是有地震。今三川实震，是阳失其所而镇阴也。阳失而在阴，川源必塞；源塞，国必亡。”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六编：第四章〈阴阳五行家的起源〉，第一节〈伯阳父的阴阳学说〉，第657页。
《国语·郑语》：“夫和实生物，同则不继。以他平他谓之和，故能丰长而物归之；若以同裨同，尽乃弃矣。故先王以土与金木水火杂，以成百物。”
《尚书·洪范》：“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
《大戴礼记·保傅》：“古者年八岁而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
《大盂鼎》：“女（汝）妹辰有大服，余隹（惟）即朕小学。”
《麦尊》：“在辟雍，王乘于舟为大丰。王射击大龚禽，侯乘于赤旗舟从。”
《礼记·王制》：“大学在郊，天子曰辟雍，诸侯曰泮宫。”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六章〈生产与生活〉，第三节〈教育、节庆和娱乐〉，第97页-第100页。
《周礼·春官宗伯》“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
《诗经·生民》：“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诗经·皇矣》：“皇矣上帝、临下有赫。监观四方、求民之莫。”
《诗经·文王》：“有周不显、帝命不时。文王陟降、在帝左右。……商之孙子、其丽不亿。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许倬云（1984年）:《西周史》第三章〈克商与天命〉第四节〈周人的天命〉，第95页—第105页。
《周礼·春官·大宗伯》：“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实柴祀日月星辰；以槱燎祀司中、司命、飌师、雨师；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岳；以狸沈祭山林川泽；以疈辜祭四方百物；以肆献裸享先王；以馈食享先王；以祠春享先王；以禴夏享先王；以尝秋享先王；以烝冬享先王。”
许倬云（2020年）:《西周史》〈增订新版序二〉，第41页。
刘宝才（2002年）:《先秦史》第七章〈商周的宗教思想〉，第一节〈商周宗教思想的发展〉，第159页-第166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六编：第三章〈周易的筮占及其哲学思想〉，第一节〈周易是周人筮占的经典〉，第651页。
杨宽（1999年）:《西周史》第三编：第一章〈西周中央政权机构剖析〉，第二节〈卿事寮和太史寮的职掌〉，第301页-第305页。
《诗经·小雅·雨无正》：“浩浩昊天，不骏其德。降丧饥馑，斩伐四国。”《诗经·大雅·云汉》：“天降丧乱，饥馑荐臻。”
刘宝才（2002年）:《先秦史》第七章〈商周的宗教思想〉，第三节〈西周末年宗教思想的动摇〉，第173页-第175页。
饶宗颐：《新出土文献论证》（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页230。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一章〈西周史料的整理、研究与新的发现〉，第二节〈西周甲骨〉，第13页-第16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一章〈西周史料的整理、研究与新的发现〉，第三节〈西周金文〉，第17页-第21页。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远古绝音-晋侯苏钟〉，第104页
《周礼·春官宗伯》：“正乐县之位，王宫县，诸侯轩县，卿大夫判县，士特县，辨其声。”
《穀梁传·隐公五年》：“即谓天子八佾，诸公六佾，诸侯四佾之等也。”
《周礼·春官宗伯》：“大司乐：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国之学政，而合国之子弟焉。......以六律、六同、五声、八音、六舞大合乐。”
《论语·八佾》：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于三家之堂？”
《论语·微子》：“大师挚适齐，亚饭干适楚，三饭缭适蔡，四饭缺适秦。鼓方叔入于河，播鼗武入于汉，少师阳、击磬襄，入于海。”
地球社编辑部:《中国文明史 第一卷·先秦时期 下册》第十三章〈乐舞艺术的繁荣与戏剧的萌芽〉，第三节〈周代音乐艺术的大发展〉，第781页-第799。
《诗经·邶风·柏舟》：“日居月诸，胡叠而微？心之忧矣，如匪浣衣。静言思之，不能奋飞。”
《诗经·小雅·十月之交》：“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丑。彼月而微、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发，二之日栗烈。......四月秀葽，五月鸣蜩。八月其获，十月陨萚.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为公子裘。”
关于西周历日，有王国维的四分说，董作宾的定点说等等，详见王胜利：〈西周历法的月首、年首和记日词语新探〉，《自然科学史研究》第九卷第一期。
《诗经·小雅·大东》：“维天有汉，监亦有光。跂彼织女，终日七襄。虽则七襄，不成报章。睆彼牵牛，不以服箱。”
地球社编辑部:《中国文明史 第一卷·先秦时期 中册》第六章〈自然科学的主要门类及其成就〉，第一节〈天文学研究的成就〉，第344页-第346页。
《曶鼎》：“ 东宫乃曰，偿曶禾十秭，遗十秭，为廿秭。来岁弗赏，则付卌秭。”
地球社编辑部:《中国文明史 第一卷·先秦时期 中册》第六章〈自然科学的主要门类及其成就〉，第二节〈数学的萌芽〉，第358页-第360页。
《周礼·天官》：“四时皆有疠疾，春时有痟首疾，夏时有痒疥疾，秋时有疟寒疾，冬时有嗽、上气疾。”
《周礼·天官》：“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参之以九藏之动。凡民之有疾病者，分而治之；死终，则各书其所以而入于医师。”
地球社编辑部:《中国文明史 第一卷·先秦时期 中册》第七章〈中华古建筑格局的形成〉，第444页-第464页。
任会斌（2012年）:《80件最有意思的中国青铜器》〈牧野大战的实证〉，第42页
叶正渤（2010年）:《金文标准器铭文综合研究》下篇〈金文标准器铭文疏证与历史断代〉，一〈西周早期〉一〈武王时期〉，第70页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三章〈武王克商之年与西周诸王年表〉，第一节〈关于武王克商之年〉，第38页-第44页。
《古本竹书纪年·周纪》：《汲冢纪年书》曰：“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郑”。〈《太平御览》卷二天部
《西周史与西周文明》，张广志，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
（2007年）:《西周史与西周文明》第三章〈武王克商之年与西周诸王年表〉，第二节〈关于西周诸王年世〉，第44页-第53页。
《史记·周本纪》：“后稷之兴，在陶唐﹑虞﹑夏之际，皆有令德。”
《国语·周语上》：“及夏之衰也，弃稷不务，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窜于戎、狄之间。”
许倬云（1984年）:《西周史》第二章〈周的起源〉第一节〈周人祖先〉，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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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朝：
商
|
周
西周
约前11世纪 — 前771年
东周
前770年 — 前256年
春秋时期
前770 — 前476
战国时期
前476 — 前221
|
后朝：
秦
|
）[10]。很像是在一大块方形田界的农田中，农作物很茂盛的样子。金文的“口”表示国家政令所出。“周”原是一个发达的农业区的美称[9]。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