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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大罷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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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七大罷工，又稱京漢鐵路工人大罷工或二七工仇，發生於1923年2月。由中國京漢鐵路總工會舉行的單純內部集會，因軍閥吳佩孚、曹錕等人的干涉最後演變成罷工事件。爾後，事態擴大為工人與軍警間的流血衝突，江岸分工會委員長林祥謙、總工會法律顧問施洋被害。最終工人於9日復工，罷工以失敗告終。最終統計因罷工而死者52人（五十二烈士）[b]，傷者百餘人，被開除或逃難者達數千人。 二七罷工比稍早的安源地區工運更為嚴重，也再度凸顯1920年代中國貧富不均與工作條件不佳的狀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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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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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京漢鐵路的工人每日工作時間大於10小時，有時甚至達到14個小時，然而1913年時，工人的月平均工資僅有8至12元。加之資本家及工頭以各種理由剋扣工錢，工人很難維持正常生活[1]。在漢口江岸福建街一帶的棚戶區里，住著3000餘名鐵路工人[1][2]。
1921年中共一大之後，中國共產黨成立了領導工人運動的中國勞動組合書記部。自1922年1月始，中國第一次工人運動高潮開啟，在1923年2月迄13個月的時間裡，中國發生大小罷工100餘次，參加人數達到了30萬以上[1]。在此期間，京漢鐵路工人已經進行了數次罷工並援助了諸如香港海員大罷工、粵漢鐵路罷工等其它路局及行業的工人運動。
長辛店車站，乃是京漢鐵路北段的重要車站，又因周邊有諸如長辛店機廠（今二七車輛廠）等附屬機構組織，工人眾多。1921年，長辛店工人參與了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開辦的勞動補習學校[3]。當年秋，長辛店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成立[3]。1922年4月9日，在長辛店召開了第一次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議[3]。
鄭州車站，乃是京漢鐵路中部的重要車站，又與隴海鐵路接軌，周邊亦有鄭州機廠等附屬機構組織，工人亦眾多。1922年8月和1923年1月，在長辛店召開了第二和第三次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會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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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口江岸車站，乃是京漢鐵路南段的重要車站，又因周邊有諸如江岸機廠（後江岸車輛廠）、江岸機務段等工廠及附屬組織，工人眾多[4]。
1921年1月22日，江岸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成立，當日召開了成立大會，並在會場中高懸「勞工神聖」的匾額[1]。江岸機廠廠長杜拉克、江岸機務段、江岸車站等鐵路單位的負責人亦到會表示祝賀。大會推選楊德甫任俱樂部主席、林祥謙任財務幹事、項德隆（項英）任文書，並聘請施洋為法律顧問[1]。該年冬書記部派包惠僧到江岸與鐵路工人接觸[1]。
1922年5月1日，俱樂部改名「江岸京漢鐵路工人俱樂部南段總部」，該俱樂部涵蓋駐馬店、廣水、漯河等地。同月，書記部派項英到江岸站[4][1]。爾後，俱樂部開辦夜校教授工人以識字讀書之本領，實際上此是中國共產黨吸引和聯繫工人的方式。在此過程中，林祥謙、周天元等人入黨，並以這些工人為骨幹，建立工會並發展鬥爭[1]。
主要經過
1923年初，歷經三次籌備會議（22年4月9日於長辛店、22年8月11日與鄭州、23年1月5日於鄭州[3]），中國共產黨決定成立京漢鐵路總工會，並決定於1923年2月1日在鄭州召開成立大會[5][6][1]。在武漢中國共產黨組織領導下，漢口江岸率先成立了「京漢鐵路江岸分工會」。楊德甫因擔任京漢鐵路總工會籌備委員會主席而卸任江岸分工會委員長一職，該職經選舉由林祥謙擔任。同時選舉項德隆為秘書、曾玉良為糾察隊長，朱蘭田為交際幹事、姜肇基為調查隊長，並繼續聘請施洋為法律顧問[1]。籌備委員會此之後登報宣言其工會宗旨，並邀請各界人士前往鄭州參加大會[1]。
1月25日，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以及南段段長馮紜得知消息後，便致電吳佩孚要求阻止大會召開。吳當即下令鄭州駐軍長官靳雲鶚，靳又下令至鄭州警察局長黃殿辰[1][3]。28日，黃到大會會場鄭州普樂園聲明禁止開會[7][1][5]。由於當時京漢鐵路全線代表及各界人士已經到達鄭州，禁止開會的命令立即引起了參會工人的不滿。30日，吳佩孚致電於總工會，召工人代表來洛陽商討。代表緊急推選以楊德甫等五人當晚趕赴洛陽，向吳佩孚上陳總工會之宗旨。但是吳佩孚先說以電話商討，後約定次日早晨商討。次31日晨，吳佩孚僅派了手下官員前來敷衍恫嚇。在代表一再堅持後遂與吳佩孚晤。然而吳不僅沒有收回命令，反而有意迴避話題，談話除了吳宣稱「保護勞工」[3][c]外終未達成共識。當日晚，代表五人返鄭，總工會決定照常開會[7][1]。 2月1日，參加會議的工人代表遭遇軍警阻攔。林祥謙、楊德甫等人衝破軍警，在鄭州普樂園劇場舉行大會宣布京漢鐵路總工會成立。隨後軍警包圍了會場，強行解散會議，奪走「京漢鐵路總工會」的大匾及各界人士送來的匾額等物，搗毀總工會和鄭州分會會所，驅趕代表並封鎖旅館禁止其來往[6]。當晚，京漢鐵路總工會執委會秘密召開會議，決定將總工會臨時總辦公處轉移到漢口江岸站，全路自2月4日起舉行總罷工，並提出罷工所要達到的5個條件[1][8][5]：
- 撤革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以及南段段長馮紜，撤革查辦黃殿辰；
- 路局賠償成立大會之損失六千元；
- 撤走鄭州分工會的駐軍，送回總工會匾額並道歉；
- 星期日休息，工資照發；
- 陰曆年休假一星期，工資照發。
江岸分工會代表回到江岸後，在林祥謙等人指揮下，將原維護秩序的工人糾察隊擴充成工人糾察團，團長羅海澄，副團長曾玉良、姜肇基；並從糾察團中挑選身強力壯者進入特別隊[d]，隊長葉亮，副隊長陳年伯，負責保衛工會和維持罷工秩序；還成立了調查隊，隊長白吉廷，負責打探敵情和監視軍警動向。同時印發《京漢鐵路總工會全體工人罷工宣言》、《敬告本路司員》、《敬告旅客》等宣傳單，由所組織的宣傳講演隊到各車站及街頭巷尾張貼。2月3日，總工會領導成員在江岸開始辦公[1]。
長辛店分工會代表回到長辛店後，立即召開大會著手準備罷工，並向當時北洋各級政府發布了一份聲明[e]。待至大會解散，罷工隨之開始[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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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4日上午9時，林祥謙下達罷工命令。吳海發接過命令，奔至江岸機廠鍋爐房。鍋爐房燒火工黃正興接過吳海發的罷工暗號「耳聾眼瞎，無食可求」，拉響了汽笛，自此，全路兩萬多工人舉行大罷工[1][3][5][9]。中國共產黨黨員張國燾、項英、羅章龍、林育南、凌必應等領導此次罷工[8]。京漢鐵路十六所工會，近三萬人聯合行動，至當日午12時，京漢鐵路已全線癱瘓。由於罷工過程中江岸分工會最先執行總工會的命令，因此罷工的重心和軍警的注意力更多放在了江岸地帶[1]。
2月5日，湖北督軍蕭耀南接到吳佩孚鎮壓罷工的電報[3]後，立即派出軍隊占領江岸機廠[3]，驅散工人並逼迫總司機鄭永棠、陳金升準備上工。同時，張楚才（張厚生）指使一名警官前往江岸分工會，要挾分工會交出楊德甫、朱藍田、張廉光、羅海澄、林祥謙五人，但遭分工會以「無正當負責人前來恕不接待」為由拒絕。而後，調查隊報告了司機鄭、陳二人被逼迫開車的消息，林祥謙隨即派遣糾察團至車頭廠（後江岸機務段）將二人解救[3]。張厚生以當天早上被拘捕的3名糾察團員為交換，要求換回兩位司機。工會派項英、朱藍田、張廉光、羅海澄四人到達張厚生設置在扶輪小學（今漢鐵小學）的指揮部對峙。最終張擔心事態擴大，釋放了3名糾察團成員[1][7]。
6日午12時，湖北全省工團聯合會各工團、各行業工會在漢口市街遊行後聚集江岸分工會門前召開慰問大會，並聲明短日內得不到圓滿結果各工團將一致舉行同盟罷工[1][3]。
2月5日上午，路局趙繼賢亦接到了吳佩孚鎮壓罷工的電報[3]，於是趙頒布了通告一則，要求長辛店工人12小時內復工[3]；後又派遣三名官員到長辛店分工會談判，要求「先復工，再談判」，但遭分工會拒絕[3]。下午1時，吳佩孚派遣軍隊包圍長辛店，軍隊限制工人的人身自由並派遣密探查探底細及骨幹情況[7][3]。趙繼賢在軍隊包圍長辛店後數次派人與工會代表接洽[7]。
6日，趙繼賢發布命令嚴令拿下工會成員。午12時，路局從塘沽船廠運來新工人送往長辛店、保定、鄭州，同時要求工人儘快復工[7][3]。工人因未接總工會令而未理睬。後宛平縣湯知事出面表示願從中斡旋，工人再次以分工會無談判權限因此拒絕。下午2時，從涿縣方向有軍隊進駐長辛店。當晚11時，該部隊下令抓捕工會成員，首先闖入總工會但一無所獲，後又挨家挨戶搜查，最終將史文彬等十一人逮捕[7]。
2月4日下午，靳雲鶚召鄭州分工會委員長高彬、姜海士、劉文松至司令部對峙，但三人出示總工會的命令後靳便讓三人離去[7]。
5日晚，一名軍警前往高、姜二人家中，告知靳邀請二人至其所在的第十四師俱樂部講話，二人遂至。二人到達彼處後便被扣押，劉文松聞訊表示願同進退亦趕往俱樂部，因此也被扣押。6日晨又逮捕二人，名王宗培、錢能貴[7][10]。
2月7日，吳佩孚調動兩萬多軍警，在京漢鐵路局局長趙繼賢（趙博學）配合下，在京漢鐵路沿線漢口、鄭州、長辛店等地對罷工工人進行鎮壓，導致52人死亡，300多人受傷，40多人被捕，1000多鐵路工人被開除。死者包括領導罷工的共產黨員，京漢鐵路江岸分工會委員長林祥謙和武漢工團聯合會法律顧問施洋[11]。
2月6日傍晚，張厚生派一部屬來到江岸分工會，宣稱次日下午5時官員將會前來談判。分工會表示歡迎，但因與會代表需要由總工會決定，因此必須待至次日再議。匯報至總工會後，總工會決定談判，但為保障工人代表安全，必須先在工人生活區隱蔽，待對方談判代表出現後再出來。當晚，南段段長馮紜到達湖北督軍府，要求以武力解決罷工[1]。
2月7日上午10時，武漢各界代表由陳潭秋帶領慰問，後因陳潭秋亦得知消息，遂讓婦女先行離開，自己則留在江岸。下午3時，張厚生又遣一軍官來到分工會，表示張業已獲得代表許可準備前來談判，但需要工會委員長及全體負責人在分工會集中便於談判進行[3]，後又索要工會領袖名單。林祥謙等人為防備不測，便出示了一份假名單，後又經過商討派朱藍田、張廉光、姜肇基、項英參加談判。同時林祥謙指示特別隊及糾察隊員在分工會集中[1]。該軍官回到扶輪小學後將名單交給張厚生後，張發覺名單裡沒有林祥謙的名字，便意識到名單有偽。
下午4時，英國、日本將軍艦靠岸，漢口租界鳴笛戒嚴。5時，糾察隊員報告數艘載有士兵的輪船靠岸。隨後，調查隊員稱軍警兵分三路朝分工會進發：一路從江岸站、一路從三道街、一路從福建街。項英、林祥謙得知消息後，項示意林祥謙與其一同離開，但最終林祥謙派一糾察隊隊員護送項英離開，自己則繼續坐鎮並銷毀領導人名單和文件。與此同時，軍警與糾察隊在分工會門前開始對峙[1]。
傍晚5時20分，張厚生朝天鳴槍，軍警聞槍聲便朝工人開槍，數人倒地。曾玉良大怒，立即衝向前去和一個軍警扭打，後被軍警軍官槍殺。隨後，特別隊副隊長陳年伯、王先瑞、陳道忠中彈。隨後軍警又在住宿區對工人展開抓捕（實際上是藉此名義搶劫[f]），此期間諸如梅才詠、胡興順等工人也被射擊致死。因被軍警看上懷錶，林祥謙弟林元成亦被殺害於三道街[g]。在整個對峙與搜捕過程中，有37人被害，近30人負傷，包括林祥謙在內的60餘人被捕[1]。隨後，張國燾、項英、楊德甫等工會及共產黨領導被轉移至漢口租界，大量罷工工人外逃[1]，同時蕭耀南將施洋抓捕至督軍府[7]。
晚7時，被捕的工人被押送至漢口江岸車站站台[3]，林祥謙等數名工人被綁在站台電線桿上。張厚生找到林祥謙後，逼迫林祥謙下達復工令。林祥謙言道：「沒有總工會的命令，工不可復。」如此問答三次後，張遂令劊子手連砍數刀並將林祥謙梟首。隨後，一旁觀望的鐵路內以江岸機廠廠長杜拉克為首的京漢鐵路各級員司勸阻了張厚生對其他工人的迫害[1][h]。事後，張厚生不准林祥謙家屬收殮屍體，林祥謙被曝屍數日[1][3]。
8日，《申報》第4版刊登《京漢路工潮益烈》專電：
| “ | 東方通訊社六日漢口電雲、京漢鐵路之同盟罷工工人組織決死隊、因破壞劉家廟附近之軌道數十條、遂與武裝之軍起衝突。 | ” |
9日，京漢鐵路總工會武漢工團聯合會為避免不必要的犧牲以保存實力準備將來的鬥爭，下令復工，大罷工遂以失敗結束[3]。
10日，湖北省工團聯合會發檄聲討，蕭耀南召開特別會議，武漢三鎮戒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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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7日黎明，3000餘名工人聚集軍隊旅部門口要求放人。軍警開槍，死者4名，包括長辛店糾察隊隊長葛樹貴等、重傷者30餘人（其中不少次日即不治）、被捕30人、大量人員輕傷。同日，長辛店工會遷至他處，軍警將十一人押送至保定。事後，工人或亡命或被逼迫上工[7][3]。
2月7日，姜海士、王宗培被放出，姜被逼迫規勸工人上工；王被押送至北端勸說工人上工。十四師派一副官與剩下三人談話要求下達復工命令但遭拒絕[7]。
8日，黃殿辰召集縣商會會長等人在普樂園召開國民大會，宣稱罷工是無理取鬧，並威脅工人上工[7]。
9日，鄭州工人聽聞江岸慘劇，不得已在未經總工會命令下上工，但條件是換回高彬、錢能貴、劉文松三人。最終鄭州無工人死亡，但事後被開除300餘人[7]。
其餘工會諸如保定、高碑店等工會皆被查抄，領導骨幹被捕[7]。
因事件引起的其他罷工及後續
事後，南段工會領袖東入上海，北段領袖入京津。同時各代表向中華民國國會上陳事件經過[7]。
在罷工開始及長辛店慘劇發生後，北京國會有兩名議員藉此詢問政府，但沒有實質性結果[7]。事後，參眾兩院議員皆有調和舉動，但總統黎元洪僅作敷衍[7][i]。
1923年2月9日，北京各院校在北大第三院召開大會並舉行遊行，聲討軍閥暴行[7]。
1923年3月22日，北京各團體聯合會在國立高等師範召開追悼大會[7]。
1926年9月7日，北伐軍占領陽夏，吳佩孚乘車逃離。當晚周天元率領工人在灄口站把鐵軌的螺栓卸走。次8日，吳佩孚的火車剛出站便脫軌，因為吳所乘坐的是最後一節車廂因此並未翻車。吳只好下車一直步行到祁家灣站才再次乘車北逃[1]。
1935年，中華民國鐵道部在當年年鑑中的《工作摘要》一項中，提及了撫恤二七烈屬一事[12]。
| “ | 九、本年度工作摘要。……（九）撫恤江岸二七烈士林祥謙等三十五人家屬[j]。…… | ” |
| ——《鐵道年鑑·第二卷·第十二章第一節》（1935年） | ||
1951年7月16日，趙繼賢被執行槍決，槍決地點是當年林祥謙身亡之處——漢口江岸站。[13]
1955年，日本軍旅作家火野葦平率代表團訪問江岸車站及江岸車輛廠，並聽取了罷工參與者吳東山、張士漠（漢）對罷工的回憶[14]。
1956年3月6日，毛澤東在聽取鐵道部長滕代遠向中共中央匯報鐵路工作時，作出評價：「中國工人運動還是從長辛店鐵路工廠開始的」。
二七事件罹難者名錄
紀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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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作品
參見
注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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