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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力審判
蘇聯對日本細菌戰人員進行的軍事審判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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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力審判（俄語：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日語：ハバロフスク裁判，又稱哈巴羅夫斯克審判、伯力城審判[註 1]）是蘇聯於1949年12月25日至12月30日於哈巴羅夫斯克召開針對日本陸軍細菌戰部隊——前731部隊與其上級單位關東軍有關人員的軍事審判，共起訴前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醫務處長梶塚隆二中將、獸醫處長高橋隆篤中將等12人，並最終全部判為有罪，處以2至25年勞改。本次審判是歷史上首次、也是唯一對細菌戰的審判[3]。
1933年日軍於中國東北成立細菌戰部隊，抓補平民充作實驗對象和在對華與對蘇戰爭中實施細菌戰，造成數十萬人死亡。1945年8月，蘇聯攻入中國東北，731部隊撤回日本本土，但仍有部份隊員被蘇軍俘獲，在訊問下供出細菌戰情報。由於美國已決定獨占細菌戰情報，故拒絕蘇聯方面引渡731部隊要員的要求，蘇聯決定發起單獨審判。1949年12月25日至12月30日，蘇聯於濱海邊疆區軍區哈巴羅夫斯克設置軍事法庭。審訊中12名前731部隊隊員與前關東軍總司令供出大量對受害者實施的人體實驗、實施細菌戰等證詞，並最終皆獲判有罪，共判處四人25年、二人20年、18年、15年、12年、10年、3年、2年各一人的勞動監禁。隨著日蘇關係走向正常化，除一人病逝、一人自殺外，伯力審判戰犯於1956年年底全部獲釋。
伯力審判在歷史上具有特殊地位，為戰後對日戰犯審判中的指標性案例，也是世界上唯一一次針對細菌戰的審判，更首次揭露日本軍隊在對華戰爭期間發動細菌戰之事實；儘管存在缺乏外國參與、審理過程存在宣傳元素、忽略作為最大受害者的中國等批評，其審訊資料仍被長期被引用、視為研究日軍細菌戰活動的主要情報來源。在國際影響上，美國將伯力審判視為蘇聯的政治表演，並斷然否認其真實性，直到1980年代官方檔案被解密，美國與731部隊獨占、掩蓋和交易細菌戰情報的事實被公佈後，伯力審判的真實性才逐漸得到驗證；在日本，伯力審判被當時拘留於西伯利亞的日軍議題轉移焦點，同樣沒有影響力；在中國，中華民國政府並未有所反應，而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則轉述有關報導，並掀起研究日本在華細菌戰的熱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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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1933年8月，日本關東軍在石井四郎少佐的推動之下於其所佔領中國東北地區哈爾濱設置細菌戰研究所與工廠，開始發展細菌武器[4]，其後在掃蕩東北抗日武裝與對華全面戰爭中對20個省區實施大規模細菌戰達36次之多，造成數十萬人死亡[5]，在1939年於諾門罕同蘇聯發生邊境戰爭時亦投放多種致病菌攻擊蘇聯與蒙古軍隊[6]，而蘇聯方面則在其設施建立後不久便獲悉內部發展細菌戰的情況，如烏克蘭國家檔案局一份內務人民委員部國家安全總局駐哈爾濱的日本特工於1937年9月20日提出的報告，稱日方設施的目的為準備在戰時特殊破壞小組，其將使用細菌攻擊污染水源、糧食、飼料和糧倉[7]。
諾門罕衝突後，日蘇簽署中立條約，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大部分時間互相對峙，然而蘇聯在擊敗納粹德國後，於1945年8月對中國東北發動全面進攻，迅速打敗了關東軍。儘管石井在撤離時下令銷毀一切證據，蘇軍還是在攻抵哈爾濱後於郊區發現平房廢墟，包括監獄牢房、火葬場、實驗室和埋有中國受害者的萬人坑，使其逐漸確信日軍已開發先進生物武器[8]，而後蘇軍在對日作戰中俘虜多達60萬士兵、2.6萬名軍官和163名將官[9]，其中包括數十名731部隊和100部隊成員[8]。根據俄羅斯軍事科學院研究員弗拉迪米爾·普羅霍羅維奇·加利茨基（Владимир Прохорович Галицкий）博士的說法，自1946年初蘇聯方面從德國戰俘中的醫療人員處（如軍醫少將華瑟·施萊伯）得知德國曾準備對蘇聯發動細菌戰，並促使蘇聯內務部對日本就此進行有關調查[10]。1946年至1947年期間，蘇聯內務部進行大量的審訊工作，經過仔細甄別，確認了日軍細菌戰有關人員，其中特以1946年9月12至19日期間，蘇聯調查員庫多里亞切夫（Kudoriafutsuef）上校、尼基辛（Nikichin）上尉在哈巴羅夫斯克戰俘營從川島清和柄澤十三夫的審訊作業中獲悉日軍731部隊的詳細情況，川島供出包括組織機構、核心人員、業務職能和活動範圍，包括生物研究、生物作戰、疫苗生產和血清製造等內容。柄澤則供述於瀋陽盟軍戰俘營使用美國戰俘進行血清人體實驗、在浙江寧波、衢縣和玉山等地實施生物實驗等[11]。
1946年底至1947年初，蘇聯持續就美國主導的遠東國際軍事法庭（即東京審判）向國際檢察局提交生物戰情報，並向盟軍總司令部第二參謀部副參謀長查爾斯·威洛比提出訊問石井、731部隊研究主任菊池齊軍醫少將和第二部實戰研究部部長大田澄的要求，然而美國一方面希望獨佔日軍細菌戰情報，一方面又希望在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中得到蘇聯的合作，因此採取拖延而拒不正面衝突的作法[12]，即使蘇聯提出願意與美國共同分享所擁有的細菌戰資料，美國拒絕將石井等人移交蘇聯，僅同意美蘇進行聯合訊問[13]。期間，美方亦與石井等人談判，後者在有保證豁免的條件下願意提供擁有的細菌戰情報與文件，同時美方亦禁止其向蘇聯提及其訊問、透露有價值的任何細菌戰情報。在此背景下，蘇聯檢察官列夫·尼古拉耶維奇·斯米爾諾夫上校在美方監聽下與石井等人訊問，然而由於日方已與美方達成合作，且斯米爾諾夫不具備細菌戰的足夠知識，後者在訊問過程均落於下風，經常受日方顧左右而言他、搪塞和否定其主張，始終未能取得超出其僅有的川島與柄澤之證詞，幾乎是一無所獲[14][15]。
遠東國際軍事法庭最終未指控日軍發動細菌戰[16]，蘇方既沒能取得有關情報，又無法引渡石井等人和逼迫美國公佈有關資料，因此決定單獨發起對日軍細菌戰的審判[17][註 2]。1948年7月19日，蘇聯內務人民委員謝爾蓋·克魯格洛夫向蘇聯部長會議副主席維亞切斯拉夫·莫洛托夫提交關於日軍細菌戰準備的初步調查報告：[20]
由於蘇聯內政部對關押在內政部收容所的日軍戰俘進行了特工和調查措施，查明了一批前關東軍代號731、所謂「防疫給水部」的成員。（中略）調查後確定了以下情況：川島少將透露，731部隊是根據日本裕仁天皇1936年命令所建立的。該部隊總部位於距哈爾濱市25公里、一個日語稱為「へいほう」、中文稱為「平房」的地方。該部在防疫工作的幌子下為日本對蘇聯進行細菌戰做準備。
克魯格洛夫在報告中最後建議莫洛托夫，有必要對參與準備對蘇聯發動細菌戰的日軍戰俘進行公開審判[21]，之後克魯格洛夫又徵求蘇聯司法部和檢察院的意見，得到「不反對審判」的回覆[17]。之後，克魯格洛夫的主張得到蘇聯最高領導人約瑟夫·史達林的許可，蘇聯內務部、外交部、司法部、檢察院即協作開展審判的相關準備[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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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庭設置
蘇聯在1949年10月8日蘇聯部長會議中決定了伯力審判的人事、刑度與時間等，如下：[22]
- 開始時間：1949年12月17日
- 結束日期：1949年12月25日
- 刑罰種類與大致刑期：10名被告處以勞動改造10至25年，2名被告1至3年
- 合議庭法官和檢方代表：由軍事法庭成員和蘇聯檢察長辦公室成員代表，其曾參與東京審判的經驗。控方由國家公訴人三級國家司法顧問斯米爾諾夫代表，辯護律師則由莫斯科律師協會成員出任。
由於準備不及，伯力審判的時間被推延，在1949年12月9日莫洛托夫、蘇聯國家安全部部長維克托·阿巴庫莫夫與內政部副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就起訴書草案達成共識後才決定伯力審判將於1949年12月25日開始、12月30日結束[23]。審判將設置於濱海邊疆區軍區的軍事法庭[註 3]，且如預定的由斯米爾諾夫擔任國家公訴人，德米特里·德米特里耶維奇·契爾特科夫（Дмитрий Дмитриевич Чертков）少將法官任審判長、伊里尼茨基（М. Л. Ильницкий）上校法官與沃羅比耶夫（И. Г. Воробьев）中校法官任審判員、科爾金上尉任書記[25]、律師所羅門·雅科夫列維奇·羅森布里特（Соломон Яковлевич Розенблит）負責撰寫起訴書[26]。
伯力審判的12名被告為：[27]
- 關東軍：司令官山田乙三大將、軍醫務處長梶塚隆二軍醫中將、獸醫處長高橋隆篤獸醫中將、第5軍軍醫處長佐藤俊二軍醫少將
- 關東軍731部隊：生產部部長柄澤十三夫軍醫少佐、生產部長川島清軍醫少將、訓練部長西俊英軍醫中佐、第643支隊長尾上正男軍醫少佐、第643支隊實習衛生兵菊地則光上等兵、第162支隊衛生兵兼實驗員久留島祐司
- 關東軍100部隊：科學工作員平櫻全作獸醫中尉、工作員三友一男上士
辯護律師為波羅維克（Н. К. Боровик）、柏洛夫（Н. П. Белов）、山尼科夫（С. Е. Санников）、茲維列夫（А. В. Зверев）、波加切夫（П. Я. Богачёв）、普羅珂坪科（Г. К. Прокопенко）、魯克揚傑夫（В. П. Лукьянцев）、波爾霍維金（Д. Е. Болховитинов）[25]，其中4人來自莫斯科、另外8人來自哈巴羅夫斯克[26]。由於本案性質特殊，審判方自蘇聯醫學科學院、蘇軍軍醫和哈巴羅夫斯克醫學院微生物學系抽調6位專業人員組成醫學檢驗委員會，以審核生物武器科學證據[28][29][註 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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審判過程
日本關東軍731部隊、100部隊、侵華遠征軍「榮」字1644部隊，是為探求和製造細菌武器，並使用這種武器的方法而組建的，所製造的細菌武器在使用中即可威脅軍隊，也可威脅包括婦女老幼在內的和平居民的生命安全；既能殺害牲畜，還能毀滅莊稼。由此可見，日軍731部隊、100部隊、1644細菌部隊在製造細菌武器時，原是打算使用此種武器引起奇災大禍性的傳染病而使大批人命歸於死亡。
——法庭醫學檢驗委員會在研究審訊細菌戰被告後做出的結論[31]
《蘇聯刑事訴訟法》將刑事訴訟分作審前程序、公判審理、上訴等階段[32]。為此，蘇聯濱海邊疆區軍區軍事法庭首先自1949年10月20日至1949年12月10日對12名被告與4名證人（飯島良雄、山岸研二、松村知勝、田村）進行預審[32]，最早的為10月20日對證人飯島進行庭審，最晚的為1949年12月10日對被告留島佑司進行庭審，期間證人松村與梶塚還於12月8日進行了對質庭審[32]。根據預審的結果，蘇聯軍事法庭於12月16日以被告違反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條所定罪行一案正式起訴，其起訴書內容包括：[5]
- 建立特種部隊來準備和進行細菌戰
- 在活人身上進行罪惡實驗
- 在對華戰爭中使用細菌武器
- 加緊準備對蘇聯的細菌戰
- 各被告人的罪狀
- 根據所述罪狀提出控告
12月25日，蘇聯濱海邊疆區軍區軍事法庭開始進行公開審判和審訊，除12名被告外，本次審訊的出席證人也增加到了16人，均為原731部隊軍人[33]，最早進行的是12月25日晚對被告川島的審訊，最晚則是12月28日晚對久留島的審訊。12月28日晚至12月29日晚，法庭對證人進行審訊[31]。12月30日，各辯護律師為被告進行辯護演講，柏洛夫為山田辯護、山尼科夫為梶塚辯護、茲維列夫為高橋辯護、波加切夫為佐籐辯護、普羅珂坪科為三友、菊地和久留島辯護、魯克揚傑夫為柄澤、尾上辯護、波爾霍維金為西、平櫻辯護[34]，其辯護理由各有不同，如柏洛夫為山田提出「人心裡並沒有天生的劣根性」一說，而對於本案就證據與事實上面則「全無討論之餘地」、「絕不會同國家公訴人發生什麼爭論」[35]。同日，審判長契爾特科夫宣佈法庭辯論終結，各被告進行最後陳述，所有被告均對自己所犯罪行表示認罪，唯希望所受之判決與訴求有所不同，川島與梶塚提出願受最嚴厲之判決、高橋希望能獲從輕判決、平櫻與菊地等則希望能對裕仁天皇、石井等人嚴厲懲罰，尾上則稱「將盡量努力去反對這類非人道行為，為和平而鬥爭」[36]。
1949年12月30日，軍事法庭宣佈，認為已充分證明被告犯有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1943年4月19日法令第一條所定之罪，同時根據蘇俄刑事訴訟法第319與第320條規定做出判決：[36]
判決書最後寫道，被判者收到判決書副本後72小時內，可依上訴手續向蘇聯最高法院軍法處提出抗告[41]，12月30日晚上11點45分，契爾特科夫宣佈審判全部結束[34]。俄羅斯聯邦聯邦安全保障法監察部長司法少將瓦列里·尼古拉耶維奇·涅科（Валерий Николаевич Неко）指出，因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於1947年5月26日（審判兩年前）通過法令，將最高刑度的死刑改為有期徒刑25年，那四位獲得此刑罰的被告才躲過了被絞死的結局[10][註 18]。12名被告有7人（山田、梶塚、柄澤、高橋、西、三友、菊地）提出上訴[36]、請求減刑，如山田的理由是自己僅接任關東軍司令一年，且在審判中坦承了自己的罪行[10]。1950年2月13日，上訴請求被駁回[10]，其後又有多次的複審要求，但均無獲准[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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結果
蘇聯官方將伯力審判的全程記錄編列成冊，全書由序言、預審文件（包括起訴書、被告與證人供詞、文件證據）、被告和證人在法庭上的供詞（包括各被告、各證 人受審經過）、檢驗委員會結論、國家公訴人的演詞、各辯護人的演詞（包括各被告最後陳述）、軍事法庭判決書等組成[43]，取名作《哈巴羅夫斯克審判材料》（Материалы Хабаровского процесса，中文譯本則名為《前日本陸軍軍人因準備和使用細菌武器被控案審判材料》；簡稱《審判材料》）。1950年1月28日，國立政治讀物出版社接獲蘇共中央政治局指示負責發行此書，而國立外文書籍出版社同樣收到命令，準備以中文、韓文、英文、法文和德文出版對應譯本，並需確保高翻譯品質[44]。1950年10月18日，蘇共中央委員會國際部部長瓦甘·格里戈里揚報告已將該書德文版8,900冊、法文版3,000冊、英文版12,000冊、韓文版72,000冊及日文版74,000冊譯本發往國外[45]。
據中國社會科學院法學研究所副研究員孫家紅考察，中文、英文、日文、德文四版本皆無完整版權標識或銷售訊息，可能僅限政府或政黨間交流使用[46]，而中文版除了1950年由蘇聯官方出版的譯本外，至少已重新出版三次，並均更動其原書名，包括：[46]
- 拂洋編，《伯力審判 12名前日本細菌戰犯的自供詞》（長春：吉林人民出版社），1997年出版，ISBN：7-206-02617-6
- 姜力編，《1949：伯力大審判 侵華日軍使用細菌武器案庭審實錄》（北京：解放軍文藝出版社），2005年出版，ISBN：7-5033-1788-4
- 王國棟編，《日本細菌戰戰犯伯力審判實錄》（長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5年出版，ISBN：7-5438-3860-5
- 另外還有其編校的《伯力城審判 沉默半個世紀的證言》（北京：九州出版社），2015年出版，ISBN：978-7-5108-3419-6
2004年，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推出《抗日戰爭時期中國人口傷亡和財產損失調研叢書》，該叢書亦包括本作：[47]
- 張樹軍、李忠傑主編；蔣建農、霍海丹、李蓉、姚金果副主編，《伯力審判檔案 日軍細菌戰罪行披露》（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2016年出版，ISBN：978-7-5098-372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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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3月，所有12名戰犯連同其他日本官兵共約200人被送往1943年建立、專用於關押德軍和日軍高級軍官的「第48號收容所」（Лагерь № 48），該地位於伊凡諾沃州列日涅沃區列日涅沃數十公里外的切爾內茨村（Чернецы）[48][49]。戰犯在收容所中所受待遇頗佳，不僅免於原來的苦役、活動較為自由，且設施齊全，甚至可以吟詩作文、娛樂消遣，後來甚至能與家屬通信[48]。不久後，被判刑期較輕的菊地則光（2年）與久留島祐司（3年）分別於1951年和1952年刑滿獲釋回國，而高橋隆篤則於1952年夏天因腦溢血死於收容所中[48]。
由於戰後日本與蘇聯不斷交涉，關係亦走向正常化，其被俘人員陸續獲釋回國。1956年2月25日，根據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法令，山田乙三於當年6月9日提前獲釋。餘下成員梶塚隆二、川島清、佐藤俊二、西俊英、柄澤十三夫、尾上正男、平櫻全作、三友一男原預計將於同年12月26日回國，但因不明原因，柄澤於10月20日上吊自殺[50]。梶塚隆二等人在獲釋當天被分配了食物、全套便服和返還了沒收的個人物品，隨後乘火車自伊凡諾沃前往莫斯科，蘇聯當局還應其要求組織了一場小型觀光活動，結束後一行人前往遠東[51]。1956年12月23日，梶塚隆二等人連同最後一批獲釋的日本戰俘共1,025人（22名將軍、293名軍官和710名士官兵）被送往納霍德卡交接給日方[52]。另一說則是梶塚隆二等人先乘火車返回伯力，再搭乘日本「興安丸」號商船回國，並在3天後於京都舞鶴港登陸[48]。
由於「日本前戰俘協會」持續要求上訴，俄羅斯聯邦首席軍事檢察官辦公室於1993至1994年重新審議案號「Н-20058」的伯力審判資料，但依舊決定維持原判決，即被告全員有罪[1]。1994年12月15日，俄羅斯聯邦最高法院裁決維持原濱海邊疆軍區軍事法庭判決[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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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力審判被視為戰後對日戰犯審判中的一個特殊案例，是世界上唯一一次針對細菌戰的審判，也首次揭露了日本軍隊在對華戰爭期間發動細菌戰之事實[53]，其審訊資料也長期被引用為日軍細菌戰活動的主要情報來源[54]。然而，伯力審判與一般的國際軍事法庭審判方式不同，完全採用了蘇聯國內的刑事訴訟法[36]，同時也受到了缺乏外國參與的批評，特別是中國作為最大受害國家未能參與其中[55]。此外，伯力審判主要關注蘇聯受到的細菌戰威脅，忽略了日本軍隊對華實施細菌戰的行為[56][註 19]。程序上，蘇聯官方不事先公佈審判程序、有意排斥國際觀察員、嚴格控制審判的所有流程、加之誇張的宣傳式演說[註 20]，容易令人將其聯想為單純的作秀公審[58][註 21]。審判結束後，蘇聯於1950年2月1日向中華人民共和國、美國、英國和法國發出照會，再次公佈日軍細菌戰罪行，並提議由遠東委員會組織國際特別軍事法庭審判有關戰犯，如平櫻指出授意執行細菌戰的裕仁天皇、石井、曾任731部隊部隊長的北野政次、100部隊部隊長若松有次郎和關東軍參謀長笠原幸雄等人[60][36]，中華人民共和國此時正採取「一邊倒」外交政策，於2月8日積極回應蘇聯，其餘三國則聯合抵制其要求，未做出任何回應[61]。
相較於審訊德國與日本軍政要員的紐倫堡審判和東京審判，伯力審判的可信度有很長一段時間在國際上頗受爭議，審判期間蘇聯發布過各種語言的新聞稿，並有《紐約時報》、《太平洋星條旗報》和傳統左翼媒體加以報導，但西方盟國官方很快壓制其影響，並徹底否認蘇方的主張[55][62]。駐日盟軍總司令道格拉斯·麥克阿瑟的發言人完全否認審判中醫學暴行證詞的真實性、稱「日本人在部份實驗中使用過動物，但沒有證據表明使用過人類」[63]、「司令部化學戰部門徹底查閱了文件，沒有發現任何有關日本實施細菌戰的材料」[62]、「在奉天被日本人俘虜的美國人中，沒有一個人指控日本人把他們當作實驗豚鼠」[62]。遠東國際軍事法庭首席檢查官約瑟夫·貝利·基南譴責伯力審判是蘇聯的「表演」[63]、荷蘭法官伯納德·勒林則批評審判「證據不足」[63]。1981年10月，美國記者約翰·威廉·鮑爾彙整美國解密國家檔案，於《原子科學家公報》中公佈美國為本國利益與日軍交易而獨占細菌戰情報、隱匿罪行的事實，引起西方國家學者對731部隊的研究興趣[64]。隨著研究調查的深入，伯力審判的真實性也逐漸受到肯定，英國學者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與大衛·瓦雷斯（David Wallace）在著作中評價道：「伯力審判已35年了，它在西方當作（蘇俄的）宣傳技巧而被忽視，但是我們現在知道在那裡所記下的證據是最為詳盡而正確的。[56]」
日本方面，伯力審判期間日本民間能獲得的對外消息渠道有限，除了日本共產黨機關報《赤旗》外鮮有相關報導，而適逢盟軍總司令部打擊日本共產黨，日本右翼媒體利用不久前從蘇聯被遣返回國的戰俘，報導其受到蘇方虐待的新聞，將日本民眾的關注焦點從審判轉向仍被扣留的戰俘上[63]，導致伯力審判在當時的日本民間幾乎沒有影響力[65]。然而1956年原731部隊隊員秋山浩（化名）衝破社會壓力對外出版了揭露731部隊史實的著作、引發社會關注，1981年日本作家森村誠一再出版《惡魔的飽食》一書，同樣促成日本學界對731部隊的研究，並逐漸肯定伯力審判資料的真實性，如日本神奈川大學教授常石敬一在《消失的細菌戰部隊》一書中引用伯力審判的資料[64]、日本慶應義塾大學教授松村高夫亦稱「時至今日，伯力審判記錄無疑仍然是有關731部隊和細菌戰的極其重要的史料。[56]」
中國方面的反應呈兩極之勢，中華民國政府在審判後未做出任何反應，被認為是內戰期間無暇他顧和爭取美國支持的考量[66]。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則在審判期間正逢國家元首毛澤東訪問蘇聯，並與史達林簽署《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而國內則頻繁轉發蘇聯官媒塔斯社相關報導[55]、《人民日報》也刊文將伯力審判「蘇聯人民對中國人民表達的友誼」和「對試圖使用細菌武器、危害遠東和全世界和平的英美戰爭販子的警告」[67]，之後更以伯力審判為樣板在瀋陽與太原審判舉行對日戰犯審判，據時任瀋陽特別軍事法庭審判長的袁光將軍回憶，中國的戰犯審判即是仿照蘇聯伯力審判進行的，伯力審判的調查與記錄亦被用作證據，如直接用到中國對於另一名細菌戰犯榊原秀夫的審判中[68]。伯力審判亦一度掀起中國反細菌戰的運動和有關研究，如陳文貴、譚學華、鄧一韙等人曾就常德細菌戰問題接受媒體的採訪、《人民日報》和東北、浙江、湖南和江西等受害較重地區的省報也刊登不少控訴日本在中國實施細菌戰的文章[69]。
蘇聯與俄羅斯方面，自1950年出版審判材料後就將近40年沒有對731部隊進行系統性研究的狀況[70]。1982年森村的《惡魔的飽食》於蘇聯上市後才發揮影響，促成曾於伯力審判中擔任醫學鑑定委員會委員的吉里夫克娜與人合著《恐怖的細菌戰——被審判的關東軍第731部隊》一書，但僅延用舊史料而未有新突破[70]。2021年9月9日，俄羅斯聯邦總統弗拉迪米爾·普丁於其主持的「俄羅斯勝利組織委員會」第44號會議中，提出在「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期間納粹及其幫凶對蘇聯平民犯下的罪行」（Преступления нацистов и их пособников против мирного населения СССР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 1941–1945 гг.）聯邦檔案專案下增設一「1949年日本戰犯哈巴羅夫斯克審判」（Хабаровский процесс над японскими военными преступниками 1949 г.）網路專案，俄羅斯聯邦檔案局透過與俄羅斯國家軍事檔案館、俄羅斯外交部、俄羅斯內政部等各部機關合作，公佈有關檔案於網上以作科教之用[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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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關條目
- 731部隊
- 石井四郎
- 東京審判
- 中華人民共和國最高人民法院特別軍事法庭
- 1943年至1949年蘇聯對外國戰犯的公開審判
- 美國對日本戰爭罪行的掩蓋
- 蘇聯生物武器計劃
- 美國生物武器計劃
- 韓戰細菌戰指控
註解
註腳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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