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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門罕戰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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諾門罕戰役（亦稱作「諾門坎戰役」，蘇聯與蒙古稱「哈拉哈河戰役」、「哈拉欣河戰役」，俄語：Бои на Халхин-Голе，蒙古語：Халхын голын байлдаан；日本稱「諾門罕事件」，日語：ノモンハン事件）是1939年5月至8月以日本帝國和滿洲國為一方，蘇聯和蒙古人民共和國為另一方而進行的邊界戰爭。這場戰爭從1939年5月11日直至1939年9月16日簽署停戰協議為止。蘇聯方面指揮這場戰役的統帥是朱可夫、日方主將則為小松原道太郎。雖然這場戰爭規模很大，但蘇、日雙方並沒有向對方正式宣戰，戰爭的結果以日本關東軍的失利和蘇聯的獲勝為結局，但蘇聯並無意進一步擴大戰事。爲此蘇聯在1941年4月與日本締結了《蘇日中立條約》，雙方暫時停戰並保持滿洲國和蒙古人民共和國領土的不可侵犯性，此後兩國在二戰中一直維持和平狀態，直至蘇聯在1945年8月8日對日本宣戰並發動八月風暴行動為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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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諾門罕戰爭的直接導火索是蒙古人民共和國與滿洲國圍繞著哈拉哈河的邊界爭端引發的。哈拉哈河發源於大興安嶺西側、摩天嶺北坡的達爾賓湖，屬於額爾古納河水系，流經杜鵑湖，並匯集於蘇呼河和古爾班河等支流，幹流由東向西經阿爾山成爲中蒙界河，在新巴爾虎左旗罕達蓋蘇木西南右納罕達蓋河後進入蒙古國東方省哈拉哈高勒縣境內。哈拉哈河在蒙古國境內繼續西北流，於呼倫貝爾新巴爾虎左旗阿木古郎鎮以東再次成爲中蒙界河，流經額布都格口岸，於查干額熱格分為南北兩支幹流，北幹流（沙爾勒金河）長度52公里為中蒙界河，在巴彥溫多仁楚倫和日木以南再次流入中國境內，經甘珠爾蘇木（巴音塔拉蘇木）匯入呼倫湖；南幹流在注入中蒙交界的貝爾湖後成爲蒙古國境內的內河，其流經長度約為41.19公里。
1734年（雍正12年），清廷設立呼倫貝爾副都統衙門管理索倫、巴爾虎等部落的牧地，並規定新巴爾虎兩翼八旗與喀爾喀蒙古車臣汗部各旗的行政區邊界，沿邊界綫設立了16個卡倫，其中一個卡倫就是「諾門罕布爾德」。在諾門罕地區，邊界綫劃在哈拉哈河以東約15公里至20公里處，史稱「雍正界綫」。
1912年後，中華民國成立之後，北洋政府在1919年發行的發行的《中華郵政輿圖》（Postal Atlas of China）中，仍以「雍正界綫」作爲兩個部族閒的行政界綫[6]。
1924年蒙古人民共和國建立之後，外蒙古方面主張維持河流界限劃定的現狀。九一八事變之後，日本扶植的滿洲國於1932年成立。日滿當局早期也承認「雍正界綫」，如1932年日本東亞同文書院發行的地圖，1932年東京朝日新聞專賣社發行的《最新大滿洲國地圖》，1935年以前滿洲鐵路出版局發行的地圖以及1919年、1926年和1934年關東州政廳發行的地圖等，在外蒙古境內的南幹河流域，都以哈拉哈河東岸約20公里處爲國境綫。
1937年下半年，日本關東軍主張在外蒙古境內41.19公里長的南幹河段應視爲滿洲國與蒙古人民共和國的界河，並向河東岸派出了邊防警備隊，這無異於推翻了日本方面先前對現有國境綫的承認，因此加劇了邊境綫的緊張態勢[7][8]。
雙方的軍事戰略部署
從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就一直將蘇聯視爲威脅其滿洲地區利益的敵對囯，同樣，蘇聯也將日本視爲遠東方面的威脅，雙方都爲此做了針對性的軍事戰略部署。
「九一八事件」之後，《日滿議定書》於1932年9月15日簽訂。第二條規定：「滿洲國及日本國確認對於締約國一方之領土，及治安之一切之威脅，同時亦為對於締約國他方之安寧及存立之威脅，相約兩國協同當防衛國家之任，為此所要之日本國軍駐紮於滿洲國內。」以該議定書為基礎，日滿軍事協定委員會制定了《日滿守勢軍事協定案》，規定當一方或雙方遭到第三國侵略時，兩國軍隊將在日本國軍事指揮官的統一指揮下行動。1932年起，日軍開始以四年計劃旨在充實駐滿洲兵力、改善裝備等應急的軍備建設。[9]
1933年，日軍駐滿兵力只有3個師、1個機械化旅、騎兵集團、3個獨立守備隊、約80架飛機，兵力約5萬人，加上日軍駐朝兵力，也不及遠東蘇軍的十分之三。日本陸軍參謀本部認為，在與蘇軍遠東兵力的對比上，駐滿洲和朝鮮的兵力至少要始終保持相當於蘇軍的十分之八，並儘早將航空兵力增強到相當於蘇軍十分之八的水平；以此為目標，迅速擴充軍備[9]。
1936年8月7日，日本首相、外相、陸相、海相和藏相組成的日本最高軍政聯席會議--五相會議，通過《國策基準》：[10]
陸軍軍備，以對抗蘇聯遠東所能使用的兵力為目標，特別應充實在滿洲與朝鮮的兵力，使在開戰初期即能對其遠東兵力加以一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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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軍從1933年春季開始就在邊界一綫構築堅固陣，並開始增兵。1934年6月，蘇聯在遠東方面有11個步兵師、2個騎兵師、650輛坦克、500架飛機，縂兵力大約23萬人。
1936年3月12日《蘇蒙互助協定書》簽訂，主要內容爲：「蒙古或蘇聯的領土一旦受到第三國進攻威脅時，蘇聯政府和蒙古政府約定立即就此情勢進行協商，並採取為其領土守衛和安全所必要的一切措施；如果締約國一方遭受軍事攻擊時，彼此應相互給予包括軍事援助在內的各方面的協助[11]。」1936年3月29日《蘇蒙互助協定書》對外公佈。
1936年12月，蘇聯在蘇蒙邊境蘇方一側駐紮機械化部隊及騎兵等快速部隊，準備在蒙古受到武裝攻擊時可以快速反應。1937年9月，蘇聯紅軍第57特別軍進駐蒙古，與蒙古共同建設防禦工程。
1935年初，關東軍在滿洲國西北地區（呼倫貝爾）的軍事部署基本就緒，關東軍直屬騎兵集團下轄騎兵第1旅團、騎兵第4旅團，由笠井中將指揮，不斷在滿蒙邊界製造軍事挑釁摩擦，試探蒙古人民共和國軍事實力和反應。1935年1月，蒙滿雙方爭奪哈拉哈廟的所有權，發生武裝衝突，日軍出動駐海拉爾的騎兵部隊，未經交火就占領了哈爾哈廟，日本將這次武裝衝突稱為「哈爾哈廟戰鬥」。1935年日蒙之間發生了176次邊境軍事衝突。經日蘇交涉，滿蒙雙方在1935年6月至1937年9月在滿洲里召開「滿蒙國境會議」，解決雙方邊界線問題，史稱「滿洲里會議」。滿洲國代表團正式成員共4人，首席代表為興安北省省長凌陞，還有：興安北警備軍司令官烏爾金少將，滿洲國軍政部部員齋藤正銳陸軍少佐（實際是關東軍駐海拉爾特務機關長），滿洲國外交部政務司長神吉正一。
關東軍認爲當時駐守的部隊以騎兵爲主，兵種單一，重武器裝備不足，難以勝任對蒙古的威懾目的。於是，1936年2月由駐公主嶺的獨立混成第1旅團抽調摩托化歩兵1個大隊、山砲1個小隊、戰車1個中隊（輕裝甲車9輛）組成一個特遣支隊，支隊長澀谷安秋大佐，進駐海拉爾，暫配屬於騎兵集團長笠井中將指揮，松村黃次郎中佐指揮的海拉爾陸航戰鬥機部隊擔任空中支援。
1936年3月30日，日本關東軍渋谷支隊1500人乘汽車50輛、裝甲車12輛、坦克4輛，從貝爾湖西岸阿薩爾廟地區入侵蒙古境內阿達格多蘭地區，蒙軍騎兵300騎，摩托化歩兵1個連，裝甲車約10輛（45mm砲裝備）擊潰日滿軍，日軍裝甲車全部被擊毀，指揮輕型裝甲車車隊的平本鈴雄少尉被擊斃，澀谷率部撤回海拉爾重新整頓（阿達格多蘭事件）。1936年4月日本參謀本部發佈的命令（臨命第323號），廢除了關東軍司令官對滿洲國邊境地區實施軍事行動之前須向參謀本部報告的規定，允許其在認爲有必要的情況下，在滿洲國全境範圍內隨時隨地調動和使用兵力。1936年5月，日蒙雙方交換了阿達格多蘭事件中各自俘獲的12名戰俘以及收斂雙方的陣亡者屍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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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關東軍第一課作戰參謀辻政信少佐，在得到關東軍司令官植田謙吉大將的許可之後，作爲關東軍第1488號作戰命令簽發了《滿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並於4月25日向各聯隊的軍官直接傳達了該綱要的命令。該綱要的基本方針規定：「對滿蘇國境之蘇軍的非法行爲，經周密準備予以徹底膺懲，使其懾服，粉碎其野心，必要時可暫時進入蘇聯領土。」該綱要第四條還明確規定「在國境綫不明確的地區國，防衛司令官有權自主進行裁定」。但隨著1937年7月中日戰爭的全面爆發和戰局的曠日持久，面對著滿蒙國境綫衝突可能升級的局面，日本陸軍以石原莞爾爲代表的一派主張在滿蒙國境地區盡量避免擴大軍事衝突，但是以辻政信爲代表的關東軍強硬派以《滿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為依據照舊我行我素，最終導致了這場大規模的國境綫戰爭的爆發[12]。
戰役經過
1939年5月4日，蒙古人民革命軍第24國境警備隊騎兵在哈拉哈河以東、諾門罕附近的地區（今中國內蒙古呼倫貝爾西南部，阿爾山以西）放牧時，遭到興安軍警備騎兵第三連駐錫林陶拉蓋哨所的士兵開槍阻攔，並將蒙古警備隊以及馬群趕回西岸。隨後，蒙古人民革命軍的50餘名騎兵攻占了設在滿洲國、蒙古兩國爭議地區的錫林陶拉蓋哨所。事件發生後，關東軍決定出面干預。
5月13日，隸屬關東軍小松原師團的騎兵聯隊長東八百藏中佐指揮本部200餘日本騎兵、滿洲國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8團約400士兵，並出動5架轟炸機投擲60多枚炸彈。蒙古方面傷亡了30餘人之後，於15日主動撤退到河西。
此時蘇聯政府依據《蘇蒙互助議定書》介入，決定干預蒙古戰事。蘇聯將第11坦克旅開往哈拉哈河地區，同時命令駐在烏蘭烏德的摩托化步兵第36師一部向哈拉哈河集合，並將第57特別軍司令部從烏蘭巴托遷到距哈拉哈河125公里的塔木察格布拉格，蘇聯的飛機也不斷在發生戰事的地區集合，並在諾門罕地區進行飛行偵察。
5月22日至24日，蘇聯空軍與日本關東軍第2飛行集團在諾門罕上空展開了大規模的空戰。在這次空戰中，蘇聯空軍36架老式的伊-15戰鬥機與日本空軍遭遇，結果遭到了慘敗，在兩天的空戰中，蘇聯損失了兩個戰鬥機大隊，日軍掌握了制空權。這次空戰蘇軍失利的原因是因爲大清洗，蘇聯空軍中四分之三的高級將領遭到清查，掌握最新空戰思維和能力的人被清洗一空，前綫空軍指揮系統混亂，很多年輕飛行員缺乏高強度訓練；反觀日本空軍第11、12支隊以筱原弘道（1939年8月27日在空戰中陣亡）為代表的王牌飛行員曾參加過對華戰爭的多次戰役，積纍了豐富的空戰經驗，筱原弘道本人就一舉擊落了9架伊-15戰鬥機而名聲大噪[13]。
5月24日蒙古騎兵第6師（轄騎兵第15、第17團，每個騎兵團由2個騎兵連和1個機槍連組成，師直裝甲車營、炮兵營等）渡過哈拉哈河，擊退滿州國騎兵，並在哈拉哈河以東10千米處據733高地、731高地設置防禦陣地。蘇軍坦克第11旅的摩托化步兵營（轄摩步第1、第2、第3連）以第2、第3兩個連部署在蒙軍北、南外側，第1連部署在浮橋以西擔任預備隊。蘇軍摩步第36師第149團（欠一個營，團長伊萬·列米佐夫少校）位於哈拉哈河前線以西120千米外的塔木察格布拉格作為總預備隊。蘇軍總兵力為1100人，蒙軍為1257人。
師團長小松原中將於5月25日下午到達甘珠爾廟，召開軍事會議聽取偵察報告。小松原認為消滅越境的蒙軍的時機已成熟，不久前才接到《滿蘇國境糾紛處理綱要》，小松原師團長有權在邊境線不明的地區，自行判斷和劃定國境線，為了達到這個目的，有權自行決定動用武力。因此，小松原師團長命令步兵第64聯隊長山縣武光大佐率隊發起攻擊。其作戰部署是：
- 東八百藏中佐率領師團騎兵聯隊一部穿插迂迴到蘇蒙軍後方奪取或摧毀胡魯斯台河匯入哈拉哈河的河口處浮橋，切斷哈拉哈河東岸蘇蒙軍退路。搜索隊實力為：一個騎兵中隊、一個裝甲車中隊，共有220人。裝備九二式裝甲車12輛、重裝甲車1輛。
- 山縣大佐統帥「山縣支隊」主力從正面攻擊。實力為第64聯隊第3大隊（譜久村安英少佐，轄第9、第10、第12中隊；欠第11中隊）、第4中隊（欠二個小隊）、第64聯隊的炮兵中隊（3門41式山炮）、第64聯隊的反坦克炮中隊（4門94式反坦克炮）。兵力約800人。
- 在山縣支隊左側是立川大尉率領第4步兵中隊的1個小隊（配屬有滿州國騎兵），沿胡魯斯台河的北岸向河口處前進。
- 在胡魯斯台河的南岸，滿洲國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8團約450人與立川小隊夾河平行前進。
- 淺田忠義少尉率領第4步兵中隊的「淺田小隊」，共有32人，在戰線最北側前出至胡魯斯台河注入哈拉哈河的河口以北6公里處。
- 後藤親大尉率領第11步兵中隊在戰線最南側前出至哈拉哈河。
以上各部構成山縣支隊，總兵力約1600人日軍，另配屬450餘名滿州國騎兵。山縣支隊各部於27日夜間出發；計劃於28日清晨5時整同時發起進攻，殲滅哈拉哈河東岸蘇蒙軍。作戰依據是「俄軍一旦後路被斷，馬上就會全線崩潰」的日俄戰爭的「老經驗」。
5月28日凌晨4時至5時40分，蘇軍坦克第11旅摩步營營長貝科夫少校率領摩步第1連，將迂迴偷襲的東八百藏中佐搜索隊阻擊在距離浮橋1.7千米處。28日中午13時，東八百藏中佐向支隊發出求援，但僅在下午17時獲得了淺田小隊的增援。28日21時入夜之後，東搜索隊準備發揚日軍傳統的「夜戰」優勢轉入反攻，但列米佐夫中校率領蘇軍摩步第149團從塔木察格布拉格趕到戰場。蘇軍隨即在河西岸的3部探照燈照射下對東搜索隊發起總攻。激戰持續數小時，東八百藏搜索隊擊退了蘇軍進攻，死傷91人（包括騎兵中隊長、裝甲車中隊長）。29日凌晨3時30分，蘇軍恢復進攻，從三面迫近東搜索隊陣地。29日下午14時，東八百藏下令傷兵突圍。15時東搜索隊只剩下25人。18時，東八百藏實施了最後的自殺式突圍，在突圍中，東八百藏陣亡。
此戰，東八百藏麾下的搜索隊軍力減損63%[14]，8名軍官和97名士兵陣亡，1名軍官和33名士兵負傷。列米佐伕中校所率蘇軍傷亡具體人數不明。
29日21時，小松原師團長派遣第71聯隊第2大隊馬場進少佐帶領的第5中隊、聯隊炮中隊、反坦克炮中隊，總共381人，分乘40輛汽車增援，於30日下午到達戰場。蘇軍以為日軍大部隊前來增援，因此主動撤回哈拉哈河西岸。當獲悉前綫日軍受挫之後，5月30日下午2時，關東軍參謀部的辻政信少佐急忙飛往山縣支隊所在的742高地視察情況，從戰場潰退下來的士兵告訴他，東八百藏的搜索隊全體陣亡。於是辻政信把山縣武光（8月29日自殺）一頓痛駡，並命令他組織隊伍去戰場收屍，之後便匆匆離開[15]
戰後，小松原師團長向上級報告此戰取得了輝煌大勝，擊斃蒙古國騎兵第6師師長沙日布、全殲蒙騎第6師騎兵第15團；命令井置中佐重新組建師團的騎兵聯隊。東京的參謀本部發來的「參字547號電」，對23師團的勝利表示祝賀。辻政信也繪聲繪色地描述：「搜索支隊有損失不假，在蘇聯對岸的重炮轟擊下，死傷超過200人，但是他們堅持戰鬥，一直堅持到主力部隊趕到，最後包圍敵人，殲敵700餘名[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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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階段戰役期間，日本關東軍特意邀請了一些國際媒體的記者去戰地采訪。作爲蘇聯設立在東京以佐爾格為領導的間諜情報網「拉姆薩（Ramsay）」成員之一的布蘭克·武凱利奇以法國哈瓦斯通訊社記者的身份也趕赴諾門罕前綫采訪。根據武凱利奇所收集的情報以及綜合判斷，就以後的戰局走向，佐爾格6月4日給蘇聯最高領導層發出了如下電文：「雖然日本政府並沒有與蘇聯發生全面戰爭的意圖，但不排除這場衝突有升級為大規模戰爭的可能。迄今爲止，日本軍隊尚未經歷過嚴重挫折，因此，日本陸軍尤其是關東軍愈加變得肆意驕橫。爲避免使蒙古國境綫的戰爭衝突陷於長期化，我建議對關東軍應施以堅決性的回擊[17]。」
收到佐爾格的情報之後，蘇聯方面開始做大規模準備。6月初，駐莫斯科日本大使館的武官土居明夫乘坐火車從莫斯科返回滿洲國新京（長春）途中，目睹了大批軍用車輛以及物資通過西伯利亞鐵路運往遠東地區的博爾賈車站並在那裏卸貨。因此他對關東軍作戰參謀部提出了告誡：「從種種跡象來看，這次蘇聯決心要通過這場戰爭與日本一決雌雄，關東軍應以全部主力應對，必要時可以考慮從日本本國增兵，如果無法做到，可以考慮撤兵避免衝突的妥協方案」。但是土居明夫的提案被辻政信等關東軍參謀作戰部高級軍官斥為軟弱，按照日本陸軍的兵站補給常識，兩個兵站之間的距離應保持在200公里至250公里之內，博爾賈車站距離諾門罕前綫約為750公里，而日本關東軍重要據點的海拉爾距離諾門罕前綫不到200公里，如果利用滿洲境內的白阿鐵路，運輸距離還要更短一些，辻政信認爲從運輸補給方面看，蘇聯軍隊對關東軍並不占優勢，關東軍對付蘇蒙聯軍綽綽有餘，因而並沒有這個情報放在心上[18][19]。
由於蘇聯高層對第一階段戰役的結果不甚滿意，因此6月5日朱可夫被委派到諾門罕前綫，接替尼古拉·費克連科前綫總指揮的職務。他到達塔木察格布拉格後，他驚訝地發現前綫高級指揮官中，除了少數人之外大多數人都未去過前綫，對日軍情報缺乏瞭解[20]，而且指揮部設在遠離前綫的120公里之外。朱可夫走馬上任之後，指揮部立即被移至哈拉哈河西岸，並占領了河東的所有要點 ，開始晝夜不停地構築工事[21]。
經過對前綫的觀察和局勢的判斷，朱可夫認爲更大的戰事還會來臨，但僅靠現有的第57特別軍無力阻擋日軍的進攻，因此他向莫斯科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提出了增調不少於三個步兵師和一個坦克旅的兵力到作戰區域、增加炮兵力量以及航空兵力量的要求，這些要求馬上得到回應與承諾，並且還得到了21名獲得蘇聯英雄稱號的飛行員以及最新式的伊-16戰鬥機和I-153戰鬥機前來助戰。在得到物質和兵力的增強之後，朱可夫開始集結兵力，儲運軍需，在塔木察格布拉格、桑貝斯（今喬巴山）等地開闢野戰軍用機場。雖然戰場距離博爾賈車站有750公里之遙，但蘇軍擁有充分的機械化後勤能力，朱可夫為了戰爭準備調用了2,600輛客貨車運輸士兵及作戰物資，在此期間，蘇軍後勤採取了歇人不歇車的司機輪換方式，在十天之內就完成了物資準備工作，這在1930年代的蘇聯軍隊可說是大規模的補給能力，從博爾賈車站出發車輛需行駛5天才能抵達戰場。
6月22日，95架蘇聯戰鬥機與120架日本戰鬥機展開了空中激戰，6月26日，60多架日軍飛機與蘇聯空軍在貝爾湖上空激戰，朱可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這次日本方面將在中國作戰的所有部隊中最優秀的飛行員調來參戰，在這數天的空戰中，日本損失了64架飛機[22]。其中日軍航空第二中隊隊長，王牌飛行員的森本重信大尉在空戰中陣亡，這次的空戰結果扭轉了蘇軍的劣勢。
與此同時，日滿聯軍也發動反攻。以興安騎兵第五團、興安陸軍軍官學校教導團為基幹，抽調興安軍各蒙古「精銳」士兵臨時組建的野戰部隊，共4500多人，在師長野村登龜江中將。參謀長後藤外馬上校指揮下於6月25日在阿爾山集結。在安岡坦克師團指揮下，負責左翼一個獨立方向作戰。6月27日關東軍第二航空大隊出動重型轟炸機24架、輕型轟炸機6架、戰鬥機77架，對蘇蒙軍的塔木斯克機場與另外兩個空軍基地進行了偷襲，這次的偷襲給蘇軍的空軍造成了一定損失。關東軍發表戰報為：日軍擊落蘇軍飛機99架、擊毀25架，塔木斯克空軍基地半數遭到摧毀[23]。
日軍的戰役目標是：
- 圍殲哈拉哈可東岸的蘇蒙聯軍部隊；
- 渡過哈拉哈河，殲滅河西岸的蘇蒙聯軍預備隊；
- 在哈拉拉河西岸確立登陸灘頭，保障以後的軍事行動。
6月30日第23師團小松原團長下達進攻命令，從北面分兩路進攻哈拉哈河以東的蘇軍。7月1日拂曉奉命沿胡魯斯台河兩岸向巴爾其噶爾高地、諾羅高地前進，殲滅蘇軍一個十幾人的偵察隊，當中部分兵力更在7月1日渡過哈拉哈河，在河的西岸意圖阻隔蘇軍的援兵，及切斷河東蘇軍的退路。
7月2日凌晨2時，日軍在哈拉哈河上建立了浮橋，日軍第23團率先過河。上午10時，河西兵團的一綫主力大都跨過了哈拉哈河，但在巴英查崗山附近遇到了蒙軍第15騎兵團的頑強阻擊，經過兩個小時的激戰，蒙軍第15騎兵團幾乎全軍覆滅，在這之後，蒙軍第6騎兵師主力趕到，迅速建立了第二道防綫，但由於兵力數量處於劣勢，7月3日，日軍占領了巴英查崗山，蒙軍第6騎兵師則退守到巴英查崗山西北地區 [25][26]。面對此情況，朱可夫命令所有預備隊立即出動，雅科夫列夫上校指揮的坦克第11旅、費久寧斯基上校摩托化步兵第24團外加炮兵營、列索維伊上校指揮的摩托化裝甲第9旅以及盟軍騎兵第8師裝甲營一起前往巴英查崗山。7月3日蘇軍指揮官來到巴英查崗山地區，下令炮兵向巴英查崗山派出觀察所並對日軍進行炮擊，同時哈拉哈河東岸用以支援蘇軍摩托化裝甲第9旅的炮兵也向占領巴英查崗山的日軍轟擊。早晨7時，蘇軍戰鬥機和殲擊機飛抵巴英查崗山向日軍進行轟炸和掃射。上午9時，坦克第11旅先頭部隊抵達巴英查崗山地區[27]。
朱可夫在回憶錄中寫道：
7月4日朱可夫集合約二百輛坦克及三百輛裝甲車，以裝甲兵反攻，同時在前線開設更多的野戰機場，讓戰鬥機可以更有效地維持戰場空優。7月4日中午，蘇軍坦克第11旅、裝甲車第7旅與日軍安岡戰車部隊在巴爾其嘎爾高地展開戰鬥，在正面七公里寬的戰場上蘇軍80輛T28坦克和12輛T130噴火坦克及三百餘量的裝甲車在機槍第5旅的掩護下，將安岡的97輛九五式坦克和37輛裝甲車包圍，蘇軍的大炮炮擊準確隔離了安岡坦克師與步兵和炮兵的連接部，雙方坦克展開衝鋒，日軍戰車第3聯隊長吉丸清武大佐乘坐的指揮車被擊中，車毀人亡，日軍坦克被擊毀四十餘輛，37輛裝甲車全部被擊毀，殘餘的坦克逃回將軍廟。7月5日，日軍完全撤出哈拉哈河西岸，之後的戰鬥集中在東岸展開。蘇蒙軍炮火使得興安師炮兵團損失了半數裝備，人員大量傷亡，失去戰鬥力。對7月4日的戰況，朱可夫是這樣描述的：
7月4日，白天晚上戰鬥繼續著，直至5日凌晨3時，敵人的抵抗最後被粉碎，日軍開始倉皇向渡口退去。但是，他們的工兵由於害怕我軍坦克的突破，已把浮橋炸毀。日軍軍官全副武裝跳入水中，我坦克兵親眼看見他們溺死水中。攻占巴英查崗山的日軍殘餘部分全部被殲滅在哈拉哈河邊巴英查崗山的東面斜坡上。數千具屍體，大量被擊斃的馬匹，一堆堆被擊毀的火炮、迫擊炮、機槍和車輛鋪滿了巴英查崗山。在這幾天的空戰中，日軍損失飛機45架，其中包括20架俯衝轟炸機[29]。
在此期間，日軍特種部隊「731部隊」秘密地在哈拉哈河投放了鼠疫細菌，企圖通過細菌污染水源使蘇蒙軍遭受重創，但是由於蘇聯方面事先掌握了相關情報，並採取了相應對策，因而日軍的企圖沒能得逞。反而因爲日軍內部信息不暢，不少日軍誤飲了被污染的河水而紛紛倒下，造成了非戰鬥減員。根據戰後關東軍醫院的統計，在諾門罕第二階段戰役中，共有1300人病死，其中相當一部分死於細菌感染[30]。
爲了瓦解興安軍的士氣，蘇蒙軍炮兵軍用還向興安軍陣地發射了大量宣傳彈的傳單，蒙軍騎兵第8師也用飛機向興安軍陣地散發傳單興，傳單上寫道：「不要受日本人欺騙」、「你們快回家吧」、「不要替日本法西斯當炮灰」、「蒙古人不打蒙古人」等蒙語內容動搖了大批蒙古士兵的鬥志。7月6日興安軍各團發生了士兵攜帶武器自發大潰退。7月7日興安軍陣地徹底崩潰，師司令部也在三面包圍中險些被全殲，在日軍一個聯隊三千多人的支援下才擊退了蘇蒙軍隊；前來「參觀學習」的蒙古族少年隊是由十四五歲各旗王公子弟組成，也在保衛師司令部的戰鬥中傷亡了30餘人，因「影響不好」就此撤往後方。後來興安軍收攏潰兵2,600餘人，直到7月16日蘇蒙軍進攻轉向日軍陣地，興安軍陣地才得以勉強維持。
在7月6日至9日之間，日軍還分別組織了安岡正臣下屬的坦克第四聯隊（玉田支隊）、第23步兵師團的第72聯隊、第26聯隊以及步兵第7步兵師團的第28聯隊對蘇蒙軍陣地的夜間突襲，但遇到嚴重挫折，傷亡人員高達5,000多人。爲此，7月12日關東軍司令部植田大將不得不對小松原下令停止進攻[31]。
在7月戰役的間隙期間，日蘇雙方都重新研究了下一步的部署。日軍認爲：己方的火炮力量和射程不及對方，因此請示關東軍司令部調增遠程重炮，得到了司令官植田大將的批准；作爲蘇軍，通過日軍的數日夜襲，都感到日軍所動用的兵力規模和重武器數量，超過了第一階段戰役的規模，通過審訊日軍戰俘，得知他們來自十幾個不同建制的部隊，另外，通過空軍的偵察，發現日軍依然源源不斷地通過鐵路綫向前綫補充物質和軍隊。朱可夫認爲日軍並未打算就此罷休，但是蘇軍的軟肋在於野戰步兵數量少，而且素質不及對方。如果戰爭成爲長期消耗戰，對蘇聯來説未必能占上風。朱可夫將自己憂慮和判斷通過伏羅希洛夫轉告給了史達林。作爲史達林的戰略構想，他的戰略重心是在歐洲，而不想被遠東這場戰事所牽制。爲了儘快解決眼前這場戰事，根據史達林的指示，7月15日，第57特別軍被提升改編為第1集團軍，朱可夫任命爲該集團軍的司令。並向該集團軍增派了2個摩托化步兵旅、1個機槍旅、1個坦克旅。而且給朱可夫的命令是不惜一切代價儘早結束這場戰爭[32]。
日軍在七月底的一次反攻仍然未能將蘇軍驅離河東，雙方在夏天一直維持僵持；至7月22日日軍第23師團已經戰死1,085人、戰傷2,436人、戰病748人、失蹤24人，合計損失4,293人[33]。朱可夫在7月底則下令軍團後撤30公里，讓野戰部隊重新學習步兵、砲兵、裝甲兵之多兵種協同作戰，這段時間為蘇軍士官兵的惡補使得在8月份攻勢時蘇軍展現較7月份作戰要更好的戰術素養。
8月3日晨殘存不足兩百人的興安師撤出戰場，由於日軍對其不信任達到頂點，興安師餘部被全部繳械的情況下回到了後方。戰役中日籍軍官傷亡202人，士兵傷亡2895人以上，餘眾多逃亡。7月7日後成股的攜帶武器的逃兵沿著鐵路東走，在白狼車站殺死了王爺廟特務機關前來招撫的貢布扎布中尉；走到歸流河車站，王爺廟特務機關派白雲航中校前來招撫，為迅速平定事件，解除逃兵顧慮，稱其為「歸還兵」，要求沿途軍警不准阻擊扣押，提供食物，只要回王爺廟整編就不咎既往。教導團中士班長小喇嘛率200餘人不受招撫，逃到科爾沁右翼中旗為股匪；後經興安南警備司令達理扎布上校招撫，但於11月在通遼把小喇嘛為首的17人逮捕、判處死刑。
8月20日，蘇軍在朱可夫的指揮下，在三十公里長的前線發動主力進攻。蘇軍投入總兵力約五萬七千人，坦克524台，裝甲車385輛，火炮542門，飛機500架。北翼最先以機械化步兵進攻，吸引日軍增援。中部則以步兵牽制日軍主力。南翼集中一個步兵師、一個裝甲旅，約一萬人及三百部坦克，配合火炮、空軍快速向北迂迴，從側翼包圍河東的日軍。8月20日，蘇軍渡河。日軍的作戰策略則是以前綫部隊阻擋敵軍進攻，等待蘇軍的進攻力減弱後，以援軍從側面包圍蘇軍。但是蘇聯閃電戰式的立體機動作戰，特別是大量投入的裝甲兵，突破日軍防線。8月24日，蘇軍南北兩翼在諾門罕合圍。兩個日本關東軍師團（第7師團及第23師團）的主力被包圍。8月27日，日軍最後突圍，全部戰役至此結束。
雙方參戰部隊
第57特別軍：1937年9月4日在外蒙古成立。軍長伊萬·斯捷潘諾維奇·科涅夫師級指揮員，1938年6月晉升軍級指揮員，1938年9月8日調任紅旗第二集團軍司令員，第7裝甲車旅旅長尼古拉·弗拉基米羅維奇·費克連科（師級指揮員）接任軍長。1939年6月11日，國防人民委員伏羅希洛夫免去軍長費克連科和航空兵司令卡利尼切夫的職務，任命師級指揮員朱可夫為軍長；參謀長米哈伊爾·安德烈耶維奇·波格丹諾夫（旅級指揮員）。7月19日，蘇聯國防人民委員會第0036號命令，第57特別軍重組為第1集群。1939年9月9日，該部包括：25809人（含軍官2622人）、265輛坦克、281輛裝甲車、107架飛機、516門炮、5046輛汽車。
- 第36摩步師：外貝加爾軍區的常備部隊，1938年從赤塔調駐外蒙古。缺乏現代步兵訓練，不會夜間作戰行動，在無良好情報情況下盲目行動，指戰員不會偵察。
- 第57步兵師：外貝加爾軍區的常備部隊。
- 第82步兵師：緊急從烏拉爾軍區動員的架子師。師指揮機關及人員缺乏訓練，部隊各級指揮員難以保持紀律，充斥作訓不良兵員。該師有30%屬於無任何訓練的超齡人員。第603步兵團尤其差。朱可夫撤換了該師師長，加強該師量政工，補替指揮人員，清除異己分子和不穩定分子，全師人員士氣有了提升，在7月22日至25日的作戰中作戰表現較好，打退了日軍進攻。該師炮兵部隊表現有進步，但還未凝合成整體。
- 機槍步兵第5旅：緊急動員的民兵架子部隊。骨幹人員被補入的人員稀釋，全旅3分之2人員訓練匱乏或完全無訓練。旅長費德洛夫中校在戰場上拋下部隊逃走。
- 第7裝甲車旅：1937年8月12日調入外蒙古，部署在扎門烏德。旅長為費克連科上校。1938年8月15日裝備了輕型裝甲車21台，中型裝甲車74台。
- 第8裝甲車旅：1938年7月23日由裝甲車特別團擴編組建。善於邊防與內務行動，不擅長野戰。1938年8月15日裝備了BT-5高速輕型坦克36台，T-37A小型兩棲坦克8台，輕型裝甲車21台，中型裝甲車74台。
- 第9裝甲車旅：外貝加爾軍區的常備部隊。善於邊防與內務行動，不擅長野戰。1938年8月15日裝備了輕型裝甲車21台，中型裝甲車74台，T-26坦克改裝的牽引車5台。
- 第6坦克旅：外貝加爾軍區機械化20軍的常備部隊。7月5日向外蒙古派出第一個坦克營。7月下旬才抵達戰場。指戰員訓練充分，裝備輕型快速坦克BT-5、BT-7、輕型坦克 T-26、輕型化學（火焰噴射器）坦克 HT-26、小型兩棲坦克 T-37A、坦克 T-27 和裝甲車 BA-6 , BA-20, FAI，向先參戰的坦克11旅學習作戰經驗、了解日軍戰術，演練步坦協同。缺少摩步機槍營和衛生連。
- 第11坦克旅：1936年部署於外蒙古。1938年機械化特別旅在溫都爾汗改為第11輕型坦克旅。戰前作訓準備令人滿意，指揮人員獨立作戰時表現良好、大膽堅定、有領導力。7月3日重要且艱巨的任務完成出色，儘管付出較大損失。該部缺少與步兵炮兵協同作戰能力。戰役後其該旅指戰員獲得了大量步炮協同經驗，政工動員及高漲士氣。補充了兵員，改善了裝備物資，BT-5坦克換裝為BT-7坦克。
- 傘兵第212旅
- 重炮兵炮兵部隊（具體番號不明）
- 182炮兵團
- 第152步兵師第1步兵團
- 混合航空兵第100旅：1939年4月底編入。只有單機訓練經驗，沒有機群訓練經驗，蒙古草原容易迷航。
- 騎兵第6師
- 騎兵第17團 團長洛冬金·丹達爾
- 8月20日前陸續增加
- 第6軍：8月4日在海拉爾組建。司令官荻洲立兵中將，參謀長藤本鉄熊少將。
- 第23師團師團長小松原道太郎中將、參謀長大內孜騎兵大佐/岡本德三大佐
- 東搜索隊：5月12日編成。隊長東八百藏中佐，轄步兵第64聯隊第1大隊（大隊長田板豐少佐）、第23搜索聯隊主力和滿洲國軍興安騎兵團。
- 山縣支隊：5月22日編成。隊長山縣武光大佐。轄步兵第64聯隊、第23搜索聯隊、第23師團自動車隊、滿州國軍興安騎兵團、第12飛行團等。
- 步兵第64聯隊：聯隊長山縣武光大佐
- 步兵第71聯隊：聯隊長岡本德三大佐/長野榮二大佐
- 步兵第72聯隊：聯隊長酒井美喜雄大佐
- 野炮兵第13聯隊：聯隊長伊勢高秀大佐。
- 工兵隊隊長齋藤勇中佐
- 第23工兵聯隊
- 第8國境守備隊速射炮分隊
- 兵站自動車1個中隊
- 第23師團搜索隊：隊長東八百藏中佐/井置榮一中佐
- 獨立野戰重炮兵聯隊（炮兵團）：由第23師團指揮。團長內山英太郎少將/細勇三郎少將
- 野戰重炮兵第3旅團司令部
- 野戰重炮兵第1聯隊：聯隊長三鳩義一郎大佐
- 獨立野戰重炮兵第7聯隊：聯隊長鷹司信熙大佐
- 穆稜重炮兵聯隊聯隊長染谷義雄中佐
- 野戰高射炮隊（山岡部隊）：隊長山岡重孝中佐
- 高射炮第10聯隊第1、2中隊
- 臨時高射炮第5、6中隊
- 第13師團第13、14野戰高射炮隊
- 第7師團須見部隊：由第23師團指揮。部隊長鬚見新一郎大佐。
- 第26聯隊
- 第28聯隊第2大隊
- 第7師團速射炮隊2個中隊
- 第7師團自動車1個中隊
- 第8國境守備隊速射炮中隊
- 第8國境守備隊：4579人
- 第6、7、8、9獨立守備隊
- 安岡支隊：6月20日以第1戰車團司令部編成，7月10日曾解除；7月15日再次組編。由第23師團指揮。支隊長安岡正臣中將
- 戰車第3聯隊聯隊長吉丸清武大佐
- 戰車第4聯隊聯隊長玉田美郎大佐
- 步兵第22聯隊第2大隊
- 獨立野炮兵第1聯隊聯隊長宮尾干大佐
- 工兵第22聯隊
- 自動車隊
- 高射炮第2聯隊1個中隊。
- 關東軍自動車隊：由第23師團指揮。2811人。隊長田坂專—大佐。
- 自動車第1聯隊2個中隊
- 自動車第3聯隊聯隊長甲斐隆之助中佐
- 自動車第4聯隊
- 野戰重炮兵第5、第10聯隊
- 防疫給水部（即後來的731部隊[34]）412人
- 飛行第15戰隊主力
- 8月20日後增加
- 第7師團：師團長園部和一郎中將/8月1日國崎登中將
- 步兵第14旅團旅團長森田范正少將
- 步兵第26聯隊
- 步兵第28聯隊2個大隊
- 野炮兵第7聯隊1個大隊
- 步兵第14旅團旅團長森田范正少將
- 第2師團：師團長文井藤治中將
- 步兵第15旅團（8月末參戰）：旅團長片山省太郎少將：
- 步兵第16、30聯隊
- 野炮兵第3大隊
- 步兵第15旅團（8月末參戰）：旅團長片山省太郎少將：
- 第4師團：8月27日參戰
- 第5師團(駐青島)8月29日調關東軍
- 第14師團(駐河南開封、新鄉)8月29日調關東軍
- 野戰重炮兵第4、第9聯隊
- 第5戰車聯隊。
- 航空兵
第2飛行集團：駐海拉爾。司令官儀峨徹二中將/寺本熊市中將，轄4個飛行團、10個飛行戰隊，其中第59戰隊從武漢調來。先頭投入8個戰隊參加了諾門罕空中作戰。隨著戰事進展，日本陸軍投入了36個飛行戰隊中的18個參戰，包括來自日本國內的戰鬥機第1飛行戰隊，在朝鮮會寧的戰鬥機第9戰隊，在華北、華中、華南的8個飛行戰隊：輕轟炸戰鬥第27、輕轟炸戰鬥第31、戰鬥機第64、重轟炸第98戰隊。
- 第12飛行團：5月23日在海拉爾成立，編入第2飛行集團。團長東榮治少將
- 飛行第11戰隊：隊長野口雄一郎中佐（駐哈爾濱和海拉爾）
- 飛行第24戰隊：隊長松村黃次郎中佐。
- 第22、51飛行場大隊
- 第9飛行團：5月30日在海拉爾成立，編入關東軍第2飛行集團。團長下野一霍少將。
- 飛行第10戰隊：隊長田副登大佐。駐齊齊哈爾。
- 飛行第61戰隊：隊長三上喜三大佐。
- 第9航空地區司令部
- 第20、48飛行場大隊
- 第7飛行團：團長寶藏久雄少將，駐白城子平安鎮。
- 第2航空情報隊
- 第2航空通信隊
- 第2飛行團
- 第8飛行團
- 第10飛行團
- 第13飛行團
- 白城子教導飛行團
關東軍主要人員變化情況是：9月7日關東軍司令官梅津美治郎，參謀長飯守驤，參謀副長遠藤三郎中將，9月12日尾高鬼藏任第3軍司令官。 至年底，關東軍轄9個步兵師團（第1、2、4、7、8、11、12、23、24）、7個獨立守備隊（第1、2、3、7、8、9）、8個國境守備隊（第1-8）和航空兵團。
- 騎兵第四團800餘人，經歷戰損和逃亡，僅剩下日籍團長高橋上校以下53人，就此撤銷編制。
- 騎兵第五團：團長秦煥章中校，團附德勒格少校，日本顧問吉野少校。7月8日晚上團附德勒格少校、團副官旺吉勒上尉率領一個排在陣地後方草原上伏擊消滅了安岡戰車師團的4倆補給汽車、8名司機、1名軍曹後，投奔了蒙古人民革命軍騎兵第8師第23團。蒙古人民革命軍用德勒格少校、旺吉勒上尉製作的勸降瓦解傳單使用飛機大量向興安軍陣地散發。
- 騎兵第六團：團長洪景祥中校。駐防林東的第三連和機槍連的200餘士兵聞訊諾門罕戰敗，以不堪日本連長打罵為名，由上等兵聚寶等率領，槍殺招撫軍官王秀蘭上尉，到科爾沁右翼中旗為股匪。後被通遼特務機關長金川大佐派遣洪景祥招撫，誘殺聚寶為首的18人。
- 騎兵第十二團
- 興安陸軍軍官學校教導團：金永福上校
- 炮兵團
- 迫擊炮團
- 裝甲車隊
- 少年隊
- 野炮營
鈴木支隊：由第三軍管區第三教導團為基幹組建約3000人，總兵力3000人，指揮官為鈴木少將。該部與石蘭支隊同期調動後，一直充當二線預備部隊，未與蘇蒙軍正面作戰。
石蘭支隊：石蘭斌少將率領以漢族士兵組成的第三軍管區獨立第一旅約3000人，從齊齊哈爾出發開始就士氣低落，接防興安師的路途中，更是不斷受到敗逃興安軍同胞「快往回跑吧」的「提醒」，逐漸開始認識「上前線替他們（日軍）當炮灰」。8月21日，石蘭支隊第三教導團第一營在王顯、徐春舫的率領下，全營240人殺死日籍軍官起義投蘇軍[35]。其餘殘部隨即被撤出前線，石蘭斌被停職。
烏爾金部隊：即興安北警備軍，司令官烏爾金中將（蒙古族），軍事顧問市村中佐，下轄興安騎兵第一、二、七、八團，士兵全部為中國蒙古人（包括現在的鄂倫春、達斡爾人）。直接參戰600—1000人。5月4日，第八團騎兵第三連同蒙古人民革命軍警備隊在邊境爭議地帶爆發小規模衝突。日軍隨即決定將事件擴大化，興安北警備軍騎兵第八團約400人配合關東軍東八百藏騎兵聯隊200餘日本騎兵進攻蒙軍，蒙古方面在傷亡了30餘人之後，於5月15日主動撤向了哈拉哈河西岸。5月28日，日軍第23師團發起進攻，試圖殲滅開進哈拉哈河東岸的蘇蒙聯軍。烏爾金部第一、二、八團約600人隨同山縣武光大佐負責指揮的第64聯隊，協助東八百藏中佐聯隊參加作戰，遭到重創後即撤出戰鬥，而東八百藏的搜索中隊200餘人則在哈拉哈河東岸受到重創。 烏爾金各部隨後作為輔助部隊繼續在右翼作戰。8月20日轄下騎兵第二、八團曾擊退蘇蒙軍的一次進攻，8月24日殘部跟隨井置支隊撤離。[36]
戰爭結局
1939年8月中歐洲形勢急劇變化。蘇、日兩方亦在8月底後加緊外交談判。蘇軍雖然在遠東取得了這場戰役的勝利，但無意擴大戰事。蘇日雙方於9月16日在莫斯科簽署了諾門罕停戰協議，事件最後以日本退讓，承認現存邊界結束衝突。日蘇停戰後，雙方成立了旨在明確邊界綫的委員會，1940年8月完成了滿蒙邊界的界標和界柱的劃分。
對蘇聯來説，諾門罕戰役的勝利，使它進一步鞏固了對外蒙古的控制，並為以後的「雅爾達協議」中確立和維持蒙古人民共和國國家獨立及領土範圍（二戰後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也認定1940年滿蒙締結的劃界協定）奠定了基礎。作爲這場戰役的最高指揮官朱可夫於1940年6月被晉升爲大將，在蘇德戰爭期間被委以重任並被晉升爲元帥軍銜。
在日本國內，受諾門罕戰役失敗以及蘇德兩國簽署「互不侵犯條約」的影響，時任日本首相平沼騏一郎在1939年8月30日宣佈內閣縂辭職，在平沼內閣擔任陸軍大臣兼對滿事務局總裁的板垣征四郎也隨之下台。諾門罕戰役結束後，關東軍的權限被大幅度削弱。
戰役結束後日軍主要高級軍官的去向：
關東軍第6軍的軍醫部提交給軍隊高層的報告（並不向公眾發表，日本的官方報道說是大勝因此完全不會報道陣亡8,000人[37]）表明了日軍的陣亡人數為7,696人、負傷人數為8,647人、下落不明的人數為1,021人。1966年10月12日在日本的靖國神社舉行了一場「諾門罕事件戰沒者慰靈祭」的活動，朝日新聞報道中稱戰死人數為18,000人。日本歷史學家五味川純平在他1975年發表的著作《諾門罕》中有這樣的評論：「對熱衷於打了敗仗就又遮又蓋企圖掩人耳目的軍政當局來說，有必要把數字過小發表，但是對靖國神社來說，卻完全有必要把數字過大發表。」然而這篇報道只是一則不超過30字的未署名的簡訊，並非靖國神社的獨自公布數字，仍然很值得懷疑是否是記者把傷亡18,000弄成了死亡（靖國神社戰後從未進行過排除日本官方數字的獨自傷亡調查[38]）。
蘇軍投入約57,000名官兵、500輛坦克及350輛裝甲車；蘇聯官方統計人員傷亡人數損失為9,284人（包括4,000人陣亡）。但據1991年蘇聯解體後解密的檔案顯示，蘇軍真正死亡人數約為8,000人、超過1,000人失蹤，另外16,000人受傷，傷亡和失蹤人數共計為25,655人，戰損人數超過了日軍[39]。蘇軍損失最重的第11坦克旅在7月23日－8月28日間得到了BT-7供應155輛補充，8月20日再投入BT-5和BT-7共計154輛，至8月30日止只剩下38輛可以使用，損毀271輛，一共死傷349名士兵。很多人錯誤地認為諾門罕戰役中蘇軍的坦克比日軍強大出一個數量級甚至還有T-28坦克或T-34坦克，實際參戰的蘇軍坦克均是BT坦克和T-26坦克，裝甲也十分輕薄，89式中戰車、T-26、BT-7的裝甲最厚處分別是17MM，15MM和20MM，雙方撇開冶金技術不談，基本上厚度一樣，而且它們用的汽油機生存力也不如89式的柴油機。戰役中出現的最大的坦克是日本97式坦克，但是由於數量甚至不過10輛，對戰況並沒有太大幫助。同樣地蘇軍損失的坦克裝甲與松本草平的說法不同，只有極少數被燃燒瓶和坦克擊毀，而絕大多數毀於日軍反坦克步槍和戰防炮[40]在戰鬥中日軍發現用7.7毫米穿甲彈集中大量射擊或是車載13.2機關槍射擊即能擊穿BT坦克的側面或後方裝甲，甚至95式坦克的37毫米炮都有機會擊穿蘇聯坦克的後方裝甲[41]。此外松本草平關於蘇聯緊急進行柴油機改裝的說法也是錯的，BT-7m要到此戰後才生產。戰鬥中日軍發現有蘇軍將坦克駕駛員鎖在車裡的行為[42]。
在空中日本雖然贏得了數量上的勝利，但是仍然遭受了飛行員的慘痛損失，諾門罕中死亡的最高階軍官為加藤敏夫中佐，最高戰績篠原弘道擊落58架。日軍97式戰鬥機與蘇軍的I-15戰鬥機以及I-16戰鬥機交戰中，在這兩次衝突中日本宣稱擊落了蘇聯1,252架飛機（蘇聯資料中被擊落的飛機僅有200架），蘇軍宣稱擊落646架日機，而日本陸軍承認損失是遭擊落與重損共157架（未歸還機與被擊落機64架，其中97式戰機51架，53名駕駛戰死）。97式戰機的良好迴轉性獲得證明並在初期與蘇軍對戰時獲得優勢，但是第二次戰爭時蘇軍的I-16所使用的一擊脫離戰術已經開始有效的剋制迴轉攻擊的效果，並帶給老練飛行員大量的傷亡，使日本陸軍開始開發重視速度及火力的重型戰鬥機，最著名成果之一即為二式單座戰鬥機，而且和日本海軍零式艦上戰鬥機的無防護相較日本陸軍也開始給戰鬥機配備防彈油箱及防彈鋼板等。蘇軍戰死的最高階飛行員為格拉斯金少校和紮巴耶夫少校。
另外曾在GRU任職參與過該戰役的瓦西里·諾沃布拉涅茲上校在回憶中認為蘇軍的戰鬥有很多缺陷，是靠巨量的人力傷亡和兵器優勢打勝的。如蘇軍彈藥消耗達到31,000噸，相當於庫爾斯克戰役消耗量的15%。日軍方面7月攻勢中82門師屬火炮儲備了30,000發炮彈用於進攻，平均每門炮備彈366發，大致是平均每門炮30%會戰份，弱於1937年在中國戰場平均每門炮約50%會戰份彈藥的標準。
朱可夫在他的回憶錄中寫道：「當時日軍大力在士兵中灌輸反對蘇聯紅軍的思想。我們的軍隊被説成是技術落後，在作戰方面相當於1904年-1905年俄日戰爭時期的舊沙皇軍隊水平，因此，日軍看到在哈拉哈河戰鬥中，遭到我軍坦克、飛機、炮兵和組織良好的步兵部隊的突擊時，完全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與我們在哈拉哈河作戰的日軍訓練不錯，特別是近戰，他們守紀律，執行命令堅決，作戰頑強，特別是防禦戰。下級指揮人員受過很好的訓練，作戰異常頑強。下級指揮人員一般不會投降，『剖腹』自殺時毫不猶豫。軍官，特別是中高級軍官，訓練差，主動性差，習慣於墨守成規。」[43]
諾門罕戰役是自日俄戰爭以來，在二戰期間日蘇兩國發生的最大規模的戰爭。相對於第二次世界大戰其他戰役，哈拉哈河戰役是一場不為經傳的戰事，但是它對二戰的走向卻有著非常深遠的影響。
首先，作爲戰役失利一方的日本來説，日本軍事戰略中存在著所謂的「北進論」及「南進論」兩個截然相反的戰略方針，「北進」是日本針對蘇聯遠東地區的戰略部署，而「南進」則是日本為確保掌握東南亞石油資源而針對美國和英國的戰略部署。諾門罕戰役的失利，一改日俄戰爭以來日本對俄國形成的固有觀念，使得日本軍部決策者不得不重新評估蘇聯軍事實力以及被迫擱置「北進」戰略計劃，轉而掉頭實行「南進」戰略計劃，最終引發了太平洋戰爭。
對獲勝的蘇聯方面來説，諾門罕戰役的勝利解除了來自遠東方面的威脅，1941年4月13日蘇日兩國簽訂了《蘇日中立條約》。蘇德戰爭爆發後，蘇聯西部戰綫吃緊，蘇聯最高統帥部曾擔心如果調派駐扎在遠東地區的部隊增援西綫，造成遠東方面的兵力減弱，日本趁虛而入，而使蘇聯陷於東西兩綫作戰的不利局面。但當蘇聯方面收到了佐爾格發來的有關日本不會輕易再次向蘇聯發動軍事行動的確切情報後，於是便放心大膽地將部署在遠東地區的大部分部隊調往西綫[44]，使蘇聯得以在蘇德戰爭期間全力以赴地應對與德國的戰事。
相關作品
參見
腳註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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