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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事件
2018年广东深圳的工人运动暨维权抗争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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佳士事件，或稱佳士工潮、佳士工人維權事件，指2018年7月下旬到8月下旬深圳佳士科技有限公司的部分員工因爭取組織工會而遭公司解聘，其中以毛澤東思想左派出力最多[1]，有部分人被當地警方依照法律條款抓捕並上訴至法院承擔相應法律責任，公司員工以及社會各界人士展開維權的事件。[2][3]
2018年夏天，深圳佳士科技公司工人因爭取依法組建工會，揭露公司存在超時加班、苛刻罰款與欠薪等問題，引發維權行動。公司隨後開除多名工人，並有聲援者遭警方拘捕甚至失聯。事件迅速引起高校學生、毛澤東思想左派與學者聲援，北京大學學生岳昕等人更組成聲援團前往現場支持。
聲援團在工廠外持續舉行抗議活動，包括發傳單、高喊口號等，卻遭遇當局打壓，微信帳號被封、部分成員失聯。8月24日清晨，警方突襲聲援團駐地，逮捕數十人，幾乎全團失聯，事件進入收尾階段。
官方聲稱依法處置，並與企業成立工會籌備組，但外界質疑其合法性。國際特赦組織等亦發聲譴責中國侵犯結社自由。佳士事件被視為中國工人自發維權與青年左翼政治參與的重要交會點，揭示當前勞資矛盾與制度壓力的深層問題，也凸顯政府對群體性抗議活動的高度敏感與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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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佳士科技成立於2005年，主營焊割設備的研發、生產和銷售[4]，後於深圳證券交易所上市。該公司在深圳、重慶、成都等地設有工廠，其中深圳工廠僱傭了約1000人。據亞洲新聞通訊社報導，工人表示佳士科技位於深圳坪山的工廠工作條件惡劣，工資、社會保險和住房公積金也被削減、拖欠，還設立了名目嚴苛的罰款。有時作業時間表也會未經諮詢遭到更改，還有超時加班的情形。工人稱該公司對待他們「像奴隸一樣」。[5][6]
在中國大陸，工會往往需要服從於官方，因此有時會被指責為替工廠主的利益辯護[5]。根據勞工權利專家的說法，至少自2015年來，隨著政府放貸減少，勞工權利被大規模削減，導致了工人階級對於勞動強度過大和工資水平過低的不滿[5]。
《中國勞工通訊》稱，截至2018年8月為止的過去12個月內，全中國已發生超過1860次罷工或工人抗議活動[7]。2015年至2017年，該組織共收到工人集體行動個案6694起，其中5177起訴求是追討欠薪，303起訴求是增加工資，合計佔比超過80%。而且工人集體行動發展勢頭趨於強勁，正從珠江三角洲、長江三角洲迅速向內陸擴展，組織性大大提高。《中國勞工通訊》認為，中國勞資矛盾的激化程度，已越過了政治和民生的臨界點，直接威脅到政權的合法性。 [8][9]《紐約時報》引述未具名的專家，指出隨著中國經濟進一步發展，未來幾年內將會有500萬到600萬工人失業，可能帶來更多的動蕩。[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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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過
員工發布的公開信稱，2018年5月10日，佳士員工余浚聰被開除，佳士科技有限公司工人向坪山區總工會反映情況，區總工會表示可以組建工會解決問題[11][12]。6月，深圳佳士科技管理層組建「職工代表大會」，實質上將要求組建工會的工人所提出的候選人排除在外[13]。
7月21日，這些工友發布的公開信顯示，帶頭的工友從16日起陸續被毆打或者開除。20日7點40，他們試圖上工，被十餘名保安架出場外，其中一名工人直接被打倒在地，10點30分，20多名工人被抓。7月20日中午，20多名佳士科技工人及聲援者到深圳坪山區燕子嶺派出所抗議，被警員抓捕。21日下午，他們被釋放。22日，佳士工人到燕子嶺派出所門口，要求建立工會，嚴懲警察，並且合唱《團結就是力量》。[14]
7月27日下午，30名前往燕子嶺派出所抗議的工人、聲援者，共23男7女再次被警方拘捕，其中至少六人被燕子嶺派出所以「尋釁滋事」的罪名刑事拘留[15][16]。29日，各地聲援的學生、左派人士來到派出所，這些聲援者以年輕人為主，或席地而坐，或站成一圈，高喊口號並齊唱《國際歌》[17]。社交媒體上的視頻顯示，包括工人、學生等15名代表，在廣州工運人士沈夢雨的帶領下於30日下午四點半向坪山區委書記遞交了公開信。在宣讀完公開信之後，聲援者試圖進入區政府但被阻攔。約30分鐘後，警方又強制傳喚了這15名聲援者[13]。有消息稱這些聲援者在當晚9時許獲釋[18]。
部分曾被釋放的工人對外披露了在被關押期間遭受到不同程度的酷刑虐待，包括被反銬、被打傷、扇耳光。[19][20][21][22]
29日網上出現了由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2018屆本科畢業生岳昕等人士發表的《北大學生就「深圳7·27維權工人被捕事件」的聲援書》，30日出現《清華部分學生、校友的聲援書：立即釋放被拘工友與群眾！》等聲援書，要求深圳警方立即釋放被捕工人，並就相關抓捕行為解釋和道歉。聲援書不到三小時就被刪除[23][13]。另外，由部分積極人士發佈的公開信則有兩千餘人聯署，聯署主要來自各內地高校和部分民眾。此時，佳士科技公司在其官網發布《佳士科技關於惡意誹謗的嚴正聲明》，稱不存在阻撓成立工會的事實，並稱網傳消息為「惡意誹謗」[24][13]。深圳坪山公安的官方微博也稱警方的執法行為合理合法[25]。
據報導，7月29日超過二十所著名高校的學生發表聲明支持佳士工人維權[26]，北京大學、中國人民大學、中山大學等十餘所高校的學生發出了聲援書。還有香港大學教授潘毅、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邱林川等百餘名學者聯署，呼籲釋放被捕人士，支持工人自主籌建工會。[27]而烏有之鄉站長范景剛，時邁等左翼人士也組織了據稱有1100人的聲援團，表態支持「佳士工人階級的正義鬥爭」，並前往深圳燕子嶺「與先進工人一起為正義事業奮鬥」。[28]
8月1日，國際特赦組織發表聲明，中國研究員潘嘉偉在其中表示當局應「解決剝削勞工權益的問題，並應尊重工人結社自由的權利」「除非有證據證明所有參與抗議的人犯了國際公認的罪行，否則這些人應立刻無條件獲釋」[27][15]。同日早上，在香港，職工盟、社民連和街頭勞工組等多個團體共約30人從西環的西區警署遊行到中聯辦，一路高呼口號，聲援深圳佳士科技工人維權行動。[29]職工盟表示將向國際社會申訴以施壓，繼續支持大陸工人抗爭和成立獨立工會。因為中聯辦拒收抗議信，示威人員將信件和標語貼到中聯辦的門牌上[30]。
8月1日，佳士科技官網、官方微信公眾號發布文章《佳士科技，用心壘起溫暖的員工之家》[31]。8月2日，廣東省總、深圳市總、坪山區總、龍田街道工會四級官方工會進駐佳士科技公司組建工會。當晚佳士搭建完成工會籌備小組，組長是坪山區工會副主席。
8月5日晚，聲援團走上街頭散發傳單，向市民介紹佳士工人的情況。駐紮惠州的聲援團表示，他們樓下近日派來監視的人員明顯增多。房東稱遭到當局威脅，要求惠州聲援團離開，聲援團表示拒絕。據悉，至少6名北大學生新進加入了聲援團。8月6日，經過幾天的修整集結，聲援團再次前往燕子嶺派出所，要求無條件釋放被刑拘的工人和聲援者[16]。同日，一名有47年黨齡的老幹部張勤德前往聲援。他表示自己「一定要與工人階級站在一起，與佳士工人共進退，把這場鬥爭進行到底」[32]。在6日上午的集會中，共有40多名共產黨員和退休幹部參加，他們均來自「烏有之鄉」[27][33]。據網上消息，聲援團約50人中午在燕子嶺派出所打出「工人無罪！組建工會無罪！」等橫幅，高喊「嚴懲打人黑社會」、「工人無罪」，要求無條件釋放被刑拘工人以及聲援者。推特帳號「勞工研究」表示，深圳維權律師范標文等近日得以會見兩名被抓工人，而聞宇與黃沙兩位律師早上遞交會見手續，要求48小時安排，下午就被廣州市律管處談話，要求退出。[16][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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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岳昕推特，8月11日晚7時許，工運核心人士沈夢雨遭自稱其「叔叔伯伯」的不明人士架走，現已下落不明[19][35]。美國之音記者聯繫岳昕時，她指出帶走沈夢雨的並非其「叔叔伯伯」，而是三個身份不明的人[36][37]，而聲援團成員「小胡」據報亦被帶走[27][38]。針對此事，惠州市大亞灣經濟技術開發區公安局微博帳號「@平安大亞灣」發布消息稱，「飯後沈夢雨被其父母接上車帶離」，「此事為其家庭內部矛盾糾紛，不存在綁架」[39]。岳昕在接受BBC記者採訪時否認了這一點，指出「如果真是被其父母和平接走，為何去追車的同學會突然被堵住？」她在推特上指出，在聲援團要求調閱監控時，「主幹道上四個攝像頭突然全部壞掉」[27]。沈夢雨被人「架走」後，聲援團成員很快向當地公安部門報警，但是他們說，期間被警察像犯人一樣審問，而且警察對案件只做行政筆錄，沒有做刑事筆錄。13日上午，美國之音記者聯繫岳昕，她告知記者沈夢雨仍處失聯狀態[36]。自由亞洲電台記者13日致電燕子嶺派出所詢問沈夢雨是否在派出所時，對方表示不清楚[38]。
自由亞洲電台引用知情人士消息，截至8月13日，30人中已有16人獲釋，但他們在獲釋後仍然遭到監控。獨立媒體人北楓表示，仍被拘的14名工人中，有7名是佳士工人，七名是外地工人[40]。一名被拘工人透過網絡告訴RFA記者，在看守所內一個30多平方米的監室關了50多人，洗澡水是冷的，吃飯或是被提審的時候見到管教都要抱頭或者蹲下，沒有一點尊嚴[38]。同日下午，來自北京大學、南京大學、北京語言大學、北京科技大學、南京中醫藥大學的左翼學生與佳士工人聲援團會合[27]，岳昕表示「現在我們至少有三四十個人」[27]。他們在燕子嶺派出所附近的龍江城廣場集會拉出橫額，並喊出「還我夢雨，還我聲援團同志，還我工友」的口號，聲討「社會黑勢力」，但是因為擔心更多團員被抓而不敢再到派出所門口抗議[35][38]。8月14日，聲援團發表了《聯合聲明》，反對部分校方「威脅」聲援團成員的行為[41]。
8月17日，網上出現由古正華、張勤德、王子愷等51位人士聯署的《這是一起嚴重的政治事件——致中共中央、廣東省委和深圳市委的公開信》[42]。8月17日，BBC中文網刊登了香港大學教授潘毅的文章，文章稱，佳士工人維權事件，已經開啟了中國工運的全新篇章[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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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18日，新浪微博上多條消息稱中國各地高校已開始統計去過或正在廣東的學生，據信與此事件有關[43][44]。微博中相關話題無法找到任何相關內容，微信群只要提到相關信息就會封群封號[43]。
8月19日，岳昕在網絡上發表上款為「尊敬的黨中央和習近平總書記」的公開信，信中介紹佳士事件並提出訴求，包括釋放被捕工人學生、依法組建工會、徹查聲援團成員失蹤等[40][44]。當日，香港社民連等團體一行約20人，由西區警署出發遊行至中聯辦。他們高叫「釋放沈夢雨」、「組建工會無罪」、「釋放佳士工人」等口號。他們認為惠州警方所稱「四個監控全部損壞」是有意拖延調查，並指十多名工人被拘留、有工人和聲援者曾遭警方毆打[45]。相關團體遊行至中聯辦後貼上示威物品離去[45]。
8月20日下午，深圳市佳士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工會召開第一屆會員代表大會第一次會議，選舉產生第一屆工會委員會委員9人。[46]
8月20日，美國之音記者聯繫岳昕，岳昕表示有人受國保指使，冒充學生家長跟蹤，進行干擾[19]。北楓表示，相關人員通訊工具受到干擾，大學生聲援團岳昕的手機已無法使用[40]。8月21日，自由亞洲電台記者致電岳昕，岳昕表示尚在核實赴粵學生遭到調查的事件，另外她的微信號也被封禁了[43]。
8月22日和23日，一批在北京的工人和學生聲援者先後到全國總工會信訪辦和中國婦聯遞交請願材料。[47]
據悉，有香港記者被禁止入境，警察試圖搶奪日本記者的採訪設備[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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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清晨五點左右，大批持盾防暴警察闖入位於深圳與惠州市惠陽交界的民宅，將約十名佳士工人與廣東深圳建會工人聲援團的五十名聲援學生帶走，包括畢業於北京大學的岳昕，及來自中國人民大學、北京外國語大學和湖南大學等的學生[48][33]。現場學生發出兩段小視頻後聲援團成員全體失聯。[49]據信，聲援團在校生被關押在當地一所小學校，而包括岳昕在內的高校畢業生和工人關在別處。同日早上，住在北京蘇莊的北京高校畢業生顧佳悅、楊少強和深圳上訪工友唐向偉、尚楊雪分別被北京和廣東警方帶走，據信兩名上訪工友已被遣返[50]。同時據報道，沈夢雨並非如先前官方所稱被帶回老家，而是被軟禁在深圳一酒店內，有國保輪流監視[33][51]。佳士工運聲援團大部分學生在被捕後兩日內釋放，分批分流遣返，由所在地公安監視，並未移送到派出所或看守所。[52]
同日，廣東警方前往北京抓捕可能深度參與該事件的《紅色參考》編輯部成員；聲援工運的「時代先鋒」網站，7名編輯人員已被警察軟禁[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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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7日，聲援團成員、北京大學畢業生張聖業發出文章《反動勢力的恥辱柱和進步青年的里程碑——廣東警方對深圳建會工人聲援團8.24暴力清場紀要》[54]；30日，聲援團成員、中國人民大學在校生、學生社團「新光平民發展協會」會長陳可欣發布文章《讓黑惡勢力的無恥反動埋葬他們自己吧》[55]。兩篇文章敘述了8月24日清場以及之後學生被軟禁、遣散回家等情況。此外，聲援團成員的所有電子設備均被警方扣留。
9月2日晚，張聖業於河南省三門峽市中國工人網主編張耀祖家中被梅州警方強制傳喚。9月3日，廣東警方正式逮捕劉鵬華，軟禁米久平、余浚聰、李展三人。[來源請求]
9月9日，10餘名佳士工人代表與聲援團學生在湖南韶山祭拜毛澤東。他們在銅像廣場拉起橫幅，並向毛澤東銅像獻花，高唱《國際歌》，後被當地警方拘捕[56]。美國之音隨後致電當地派出所和政府詢問相關情況，當地派出所工作人員表示「無權就這個問題透露相關信息」，而當地政府工作人員表示不存在這樣的事情，又指此事為網上造謠。烏有之鄉負責人范景剛表示了解有關情況，但不便對此發表評論[57]。
9月20日，北京大學社團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由於未找到指導老師而不能完成當日截止的社團註冊，據信與本事件有關。[58] 9月以來，南京大學社團「馬克思主義閱讀研究會」因哲學系和團委領導拖延無法順利註冊。據當事人、南京大學本科生胡弘菲在網上發布的消息，11月1日，南京大學保衛處、學生家長與馬會成員發生衝突，一位學生楊凱被警察帶走。[59]
10月24日，紅旗網主編吳立傑（筆名武夷山）在與外界失聯三天。10月27日上午確認被河南省南陽市新野縣公安局以「涉嫌非法經營罪」刑事拘留。[來源請求]
11月9日及11日，十餘名聲援團成員、社會公益人士在其居住地被捕，這其中包括兩名據工人所述曾提供幫助的中華全國總工會社區工會工作人員[60][61][62]。12月，近五百人聯名致信中國公安部部長趙克志，要求釋放被捕者，嚴懲相關人員。[63] 2018年12月26日，毛澤東誕辰125周年當天，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會會長邱占萱被警察帶走。[64]次日，北大馬會被校方改組。2019年1月2日，中國人民大學學生社團聯合會微信公眾號公告宣布學生社團「新光平民發展協會」即日起暫停活動限期整改，限期3個月；陳可欣（會長）等協會成員曾參與佳士事件。[65]1月21日，校方宣布註銷新光協會。
2019年1月，北京大學對參與佳士事件的北大學生展振振做出強制退學處分，並於1月7日上午正式生效。[66]
2019年1月21日，中央社援引佳士聲援團官網的消息稱：四名佳士聲援團成員岳昕、顧佳悅、沈夢雨及鄭永明遭廣東警方強迫在一段時長30分鐘的視頻中進行認罪。而後，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家安全部門約談了部分聲援團成員，並要求其觀看此視頻。據稱，在影片中四人臉色蒼白、眼光呆滯且口齒不清，自述認罪時「如同背稿子一般」，並承認是「被激進組織洗腦」而做出「違法」行為。聲援團對此回應稱「廣東警方是惡黑勢力，強迫在獄中受苦的同志拍攝，妄圖使用這個影片來對堅持鬥爭的人們進行分化和震懾」。[67][68]
2019年3月，關注中國的工人運動的《紅色參考》編輯、原北京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講師柴曉明被南京市國家安全局以涉嫌「顛覆國家政權」為由監視居住。[來源請求]
2019年4月28日，據維權活動家胡佳轉述北大醫學部學生、佳士工人聲援團成員沈雨軒的個人微信消息，沈和另一位北大同學遭警方強制傳喚，其中沈雨軒遭遇警察、保安、學工暴力對待，如強行拉出廁所、撂倒在地、反剪雙手；而另一位同學被用礦泉水潑臉。29日早晨，沈再度失聯。[69][70]而在「被失蹤」以前，沈雨軒就已寫下自述書《願我們堅強如鐵，無懼鐵窗手銬》，講述了各地工人遭受的殘酷「維穩」、自己被警方威脅、家人被動員來對自己施壓等情況，並表達了抗爭到底的決心。[71]
根據NPR的報道，一些在2018年和2019年被捕的學生最終被釋放，有些人回到了北京大學完成學業，至少一人進入了政府部門工作。[72]
根據端傳媒的後續報道，此事件影響較大，導致官方對學生活動的管束進一步收緊。例如原本屬於半民間組織的社團聯合會被取締，所有社團歸團委直接管理。2018年9月，南京大學公示了通過審核的校級學生社團名單，當時署名為南京大學學生社團聯合會；而在2019年9月的同類文件中，發布方已改為「校團委學生社團管理部」。2021年11月，清華大學團委公示的被註銷的學生社團名單中包括關注城市勞動者協會、政治經濟學與現代資本主義研究會等。2019年10月，共青團中央、教育部和全國學聯發布《關於推動高校學生會（研究生會）深化改革的若干意見》，要求「精簡」學生會，指定校級學生會成員為40人左右，工作部門不超過6個，每個部門負責人為2至3人，同時要求學生會成員的成績綜合排名要在本專業前3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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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應
8月24日晚，新華社發布報道《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維權」事件的背後》，定性事件由境外非政府組織煽動，指事件背後有「推波助瀾者」，包括未註冊機構「打工者中心」，以及提供資金的境外組織「勞動力」；余浚聰、劉鵬華、米久平等人是在「打工者中心」員工付某國的指點下與警方發生衝突。新華社引述警方稱初步查明香港的「勞動力」背後支持者是西方非政府組織，其負責人及成員定期到「打工者中心」指導工作與培訓。報道簡單提及「這起普通的工人『維權』事件，通過網際網路特別是境外網站持續發酵，不少工人、學生、網民被裹挾其中」[46][49]。幾分鐘後，《南方都市報》亦發布報道《深圳佳士「維權」調查：策劃導演逼停企業生產，「占領」派出所》，報道提到7月20日至27日「給企業帶來的直接損失初步計算就有一百二三十萬。」[74]
8月25日，《環球時報》發表署名單仁平的評論《維權不能脫離理性與合法的軌道》，文章稱：「一些與此事毫不相干的人跑到深圳去『聲援』，在網際網路上傳播相關信息，西方媒體則極力宣揚此事具有『重大意義』，讓人感受到有人想要把佳士維權事件作為一個支點來撬動中國社會秩序的節奏。……中國決不能推崇西方式的對抗解決問題的套路，決不能被西方勢力帶了節奏。」[75] 同日，《光明日報》發布評論《維權不能脫離法治軌道》。[76]
同年10月，曾擔任北京市國家安全局黨委書記的邱水平被調任北京大學黨委書記，有觀點認為此舉表明北京大學的威權主義環境進一步加深。[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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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4日，國際特赦組織中國研究員潘嘉偉接受德國之聲訪問時表示，佳士工人要求組建工會以保護自己的權益是完全正當的行為[33]。國內雖有官方工會，但其代表性很受質疑，一般公司及工廠的工人都沒有結社自由[33]。全總和區總都應交代為何工人權益不受保護，工會反而成為打壓工人的幫凶[33]。
8月25日，聲援團在推特上聲明稱「我們的正義行動，和什麼境外勢力毫無關係」。[78]8月26日，聲援團方面發出文章《就〈深圳佳士公司工人"維權"事件的背後〉一文三問新華社》。有參與聯署者表示，新華社的報道根本就是倒因為果[79]。8月25日，香港職工會聯盟發表聲明，稱已向世界各地勞工組織呼籲向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總理李克強和中華全國總工會主席王東明去信，呼籲切實保障國際勞工組織對工人結社自由權利的原則、協助佳士工人組織工會。聲明稱該呼籲已獲包括英國總工會（TUC）、法國總工會（CGT）、加拿大總工會（CLC）與瑞典總工會（Swedish-LO）等來自十多個國家的勞工團體和國際工會組織的支持，聲明末尾列出了職工盟的三項要求[80]。8月27日，香港「勞動力」發表聲明，否認參與組織或資助佳士工人或聲援者，同時提及打工者中心也與佳士工人的行動無關，沒有參與組織活動[81][79][51]。對於新華社對打工者中心是「未註冊非法團體」的指控，勞動力回應稱打工者中心「一直積極尋求在民政局註冊，與政府相關部門積極溝通，曾到當地公安局說明備案，與小區警務室保持良好溝通」[51]。
8月26日，明報刊文未具名地引用一名聲援團成員的說法，稱聲援團起初希望已註冊的NGO加入，但那些組織害怕招惹地方政府。該名成員還稱，新華社「編造故事」，利用「境外勢力」掩蓋事實，報導刻意忽略學生，「欺騙國內讀新聞的人」[82]。8月27日，自由亞洲電台發文指打工者中心等勞工組織長期受到官方打壓，並引述獨立媒體人北楓稱珠三角一帶的工運「基本沒有了」，「『打工者中心』其實是當局硬套上去的，和佳士工運沒有關係。」[83]
8月28日，香港端傳媒刊登趙思甜的文章反駁新華社和《南方都市報》，指出工人在採取「合理合法」的方式解決問題時遭到廠方的暴力回應，廠方的非法做法沒有得到官方「合理合法」的處理，導致佳士工人求告無門；還有相關文章中的「境外勢力」打工者中心也並未以組織身份參與行動，官方亦未給出相關證據，最多只是某些員工輔助性聲援；如此等等都是這兩篇文章未提及的[84]。文章亦批駁了官方面對此事的邏輯，即一遇有工人聯合行動，即是「有組織」、「有預謀」，肯定是「外部勢力」操縱，根本抹殺了工人尊嚴[84]。
8月29日，香港大學社會學系教授潘毅在香港《明報》撰文稱，「佳士事件其實是中國近40年的歷史發展和社會危機導致的必然。它本該是中國工會改革的一次契機，但官方的處理卻葬送了這一機會，令人扼腕。……（新華社的報道）轉移視線、以莫須有罪名強加一場合理的工人抗爭，白白斷送了上級工會與基層工人攜手共建企業工會的契機。站在十字路口的工會，又一次失去了真正改革的機會。……佳士工人要求自主組建工會的行動，是歷史發展的必然結果，是中國工人政治意識覺醒的直觀反映。……他們（佳士聲援團大學生）的無私行為重拾了中國共產黨早期學生和工人相結合的激進左翼運動傳統，是中國青年一代對中國該往何處去的積極探索。」[12]
8月30日，中國政法大學前副教授梁柏能在《明報》撰文稱：「佳士工人組建工會的訴求是對其自身惡劣的勞動條件的自發反抗，是理性、合法、合理的，既非個別激進工人的尋釁滋事，更非『境外勢力』的推波助瀾所致 。」「佳士科技工人的鬥爭，將成為當代中國工人階級成長為社會自覺力量的里程碑」。[85]
9月4日，烏有之鄉刊出署名「老田」的文章，剖析了波蘭團結工會的實質，指出佳士工運和團結工會的區別。文章認為：青年學子和工人「是中國目前掙脫『顛覆勢力』影響最徹底的一個群體，硬說他們受到顛覆勢力影響要怎麼怎麼樣，這不是蠢就是壞，或者兼而有之。」同時，文章還指出了前往深圳的青年與參加反性騷擾活動的大學生名單的交叉性。[86]路透社亦指出了這一點[87]。
9月6日，明報刊出一篇文章，文章認為新華社報導「完全沒有事實根據」。如打工者中心兩名被捕負責人付常國與黃慶南均因「口袋罪」被捕：付常國到佳士現場之後只是圍觀，而轉發佳士現場信息亦非只有何轉發，還有不少大學生、學者和自稱愛國人士的民眾；黃慶南更是連佳士現場亦未去過，每年只去深圳一兩次，低調履行法人義務，這次卻被警員直接從福建老家帶到深圳拘留。打工者中心只能以「打工者商店」的商業團體的名義公開運作表示大陸法律機制不健全，而非打工者中心應當取締；內地公益團體不能在民政部門登記也並非孤例；然而打工者中心一直在法律範圍內提供服務。文章認為，新華社報導指圍觀者為煽動者，將責任歸於沒有參與在內的「打工者中心」，並指「勞動力」為境外勢力有三個目的：一是為清場作掩護；二是為逃避工人合法訴求；三是為打壓社會團體，與2015年掩蓋勞資糾紛手法如出一轍。[88]
10月28日，美國康奈爾大學因中國人民大學懲罰支持深圳勞工權利的學生、壓制言論和學術自由，宣布中斷雙方學術合作關係。該校工業及勞工關係學院國際項目主任弗萊德曼表示，人民大學不允許談論勞工問題，令雙方的合作研究無法進行下去；外國大學應當重新評估與中國大學的合作情況。[89]
11月28日，英國《金融時報》報道，為了反對中國大陸打壓組織親勞工團體的學生，諾姆·喬姆斯基、約翰·羅默等30多名左派學者共同呼籲抵制中國舉辦的世界馬克思主義大會。喬姆斯基發表聲明稱世界各地的左派學者都應該加入抵制此類大會和活動的行列；而羅默則發表聲明稱，相關行為暴露出中國政治領導層是假馬克思主義者[90]。
2020年2月，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社會科學系助理教授陳慧玲博士在學術論文指中︰"佳士鬥爭發展過程中，工友與左翼學生的聯盟雖然短暫，卻重新點燃了中國百年革命的力量。在2018年春夏之間直至2020年初，伴隨社會各界的聲援，佳士集體抗爭展現出當代跨國勞工和學生等群體團結起來的可能性，寫下重要的歷史篇章。」[91]
2020年6月，美國加州大學伯克利分校社會學博士生張躍然發表文章指出：「實際上，2018年領導佳士工會運動的所有工人都是毛派網絡派來鼓動的地下活動者，幾乎沒有其他佳士工人參加過這些活動者組織的抗議活動。」「由於不夠重視這個（如何組織工人的）問題，珠三角的毛派激進主義者網絡未能提供一條可行的途徑來克服中國當代工人運動的分散和零星狀態，儘管他們的嘗試令人欽佩。我認為，未來的任何努力都必須將組織問題置於首位和中心。」[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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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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