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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羅伯遜
美国歌手、运动员、演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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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羅·勒魯瓦·羅伯遜（英語：Paul Leroy Robeson，1898年4月9日—1976年1月23日）是美國歌手、橄欖球運動員、演員及社會運動家，因其在政治激進主義及在美國民權運動中的活動而出名。
羅伯遜於1915年獲得紐澤西州新不倫瑞克市羅格斯學院的學術獎學金，成為該校唯一的非裔美國學生。在羅格斯學院期間，他兩次被入選全美大學生橄欖球隊最佳陣容，並被選為畢業生代表。此後，他在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獲得法學學士學位，期間效力於國家美式橄欖球聯盟。畢業後，他成為哈林文藝復興運動的代表人物，並參演了尤金·奧尼爾執導的《瓊斯皇帝》和《上帝的孩子都有翅膀》。
1922年，羅伯遜在英國出演了巡迴演出的情節劇《巫毒》，1925年又出演了《瓊斯皇帝》。1928年，他在倫敦首演的《演藝船》中大獲成功。羅伯遜與妻子埃斯蘭達曾在倫敦生活數年，繼續確立自己作為音樂會藝術家的地位，並主演了倫敦版的《奧賽羅》，是他職業生涯中該劇三次演出中的第一部。他還因出演《河上的桑德斯》和電影《演藝船》（1936年）而受到關注。羅伯遜的政治活動始於他參與英國失業工人和反帝國主義學生的活動，並延續到他在西班牙內戰期間對共和派的支持以及他進入非洲事務委員會參加工作。
1939年回到美國後，羅伯遜在二戰期間支持美國和盟軍的戰爭。然而，他支持民權運動和蘇聯政策的歷史引起了聯邦調查局的審查。戰爭結束後，非洲事務委員會被列入美國司法部長的顛覆性組織名單。羅伯遜在麥卡錫時代也受到調查。由於他拒絕放棄公開倡導的政治信仰，美國國務院吊銷了他的護照，他的收入也大幅下降。1950年至1955年，他搬到哈林區，出版了一份名為《自由》的期刊[3]，批評美國的政策。最終，由於1958年美國最高法院對「肯特訴杜勒斯案」的判決，羅伯遜的旅行權利得以恢復。
1925年至1961年間，羅伯遜發行了約276首歌曲的錄音。其中第一首是1925年的靈歌《Steal Away》，以《Were You There》為伴奏。羅伯遜的錄音曲目涵蓋多種風格，包括美國民謠、流行標準、古典音樂、歐洲民歌、政治歌曲、詩歌和戲劇朗誦片段[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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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
羅伯遜於1898年出生於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父親是伊博族人，生來為奴的威廉·德魯·羅伯遜牧師，母親是貴格會混血家庭巴斯蒂爾家族的成員瑪麗亞·路易莎·巴斯蒂爾[5][6][7][8]。父親威廉十幾歲時從種植園逃脫[9]，並最終於1881年成為普林斯頓威瑟斯彭街長老會教堂的牧師[10]。羅伯遜有三個哥哥：1881年出生的小威廉·德魯、1887年出生的里夫和1893年出生的本；還有一個1895年出生的姐姐瑪麗安[11]。
1900年，威廉與威瑟斯彭教會的白人財政支持者之間發生明顯的種族主義分歧[12]，這種分歧在普林斯頓普遍發生[13]。威廉得到了其全黑人教眾的支持，於1901年辭職[14]並失去職位，迫使他從事卑微的工作[15]。三年後，也就是羅伯遜六歲時，他幾乎失明的母親在一場房屋火災中喪生[16]。最終，威廉無力為自己和仍住在家裡的孩子本和保羅提供房子，於是他們搬到了紐澤西州韋斯特菲爾德一家商店的閣樓里[17]。
1910年，威廉在聖湯瑪斯非洲衛理公會錫安分會找到一間馬廄牧師住宅[18]，當父親被叫去布道時，羅伯遜代替父親的位置布道[19]。1912年，羅伯遜開始就讀紐澤西州的薩默維爾高中[20]，在讀期間曾出演《凱撒大帝》和《奧賽羅》並在合唱團演唱，還在橄欖球、籃球、棒球和田徑方面表現出色[21]。他在運動方面的優勢引發了種族歧視的嘲諷，但他置之不理[22]。羅伯遜在畢業前拿下全州學術競賽的冠軍，獲得了羅格斯學院的獎學金，並被任命為班級畢業生代表[23]。之後在羅德島納拉甘西特碼頭找了一份暑期工從事服務員的工作，還與後來成為NFL第一位非裔美國人教練佛瑞茲·波拉德結識[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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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5年末，羅伯遜成為羅格斯學院有史以來第三位、也是當時唯一一位非裔美國學生[25]。期間他參加了羅格斯學院紅衣騎士橄欖球隊的選拔賽[26]。由於隊友們競爭激烈，導致他的鼻子被打斷，肩膀脫臼，而他入選球隊的決心也受到了考驗[27]。教練福斯特·桑福德認為他已經克服了挑釁，並宣布他成功入選球隊[28]。
羅伯遜還加入了辯論隊[29]，並在校外唱歌賺錢[30]，亦在校內非正式加入合唱團，而加入該俱樂部的條件為需要參加全白人聯誼會[31]。他還加入了其他大學運動隊[32]。大二時，即羅格斯學院150周年校慶期間，由於紅衣騎士隊派出羅伯遜的緣故，南方的華盛頓與李大學橄欖球隊拒絕上場，於是他被安排在板凳席上[33]。
在大學三年級的足球比賽中表現出色[34]後，他在《危機》雜誌因其運動、學術和歌唱天賦而受到認可[35]。此時他的父親病重[36][37]。羅伯遜獨自承擔了照顧自己的責任，往返於羅格斯大學和薩默維爾高中之間[38]。而羅伯遜自稱為「童年時代的榮耀」[39]的父親不久後去世。在羅格斯學院，羅伯遜詳細闡述了非裔美國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為保衛美國而戰，但在美國卻沒有與白人同等機會的不協調性[40]。
大學畢業時，羅伯遜四次獲得年度演講冠軍[41]，並在多項運動中獲得校隊榮譽勳章[42]。羅伯遜在橄欖球比賽中擔任邊鋒[43]，令他在大三和大四時皆入選了全美第一陣容。華特·坎普認為他是有史以來最偉大的邊鋒[44]。在學業上，羅伯遜被美國大學優等生榮譽學會[45]與美國隊長與骷髏會錄取[46]。他獲得了同學們的認可[47]，並被選舉為畢業生代表[48]。在《每日塔格姆報》上還發表了一首介紹他成就的詩歌[49]。在他的告別演講中，他勉勵同學們為所有美國人的平等而努力。羅伯遜在羅格斯學院就讀期間還以歌唱而聞名，其聲音深沉渾厚，一些人認為是音域較高的男低音，另一些人則認為是音域較低的男中音。在他的整個職業生涯中，羅伯遜一直被歸類為男中音[50]。
1919年秋天，羅伯遜進入紐約大學法學院學習[51]。為了養活自己，他成為林肯大學的一名橄欖球助理教練[52]，並加入阿爾法兄弟會[53]。然而，羅伯遜覺得在紐約大學學習不自在[54]，於是搬到哈林區居住，並於1920年2月轉學到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就讀[55]。羅伯遜已經以歌唱在黑人社區聞名[56]，他被選中在哈林基督教女青年會的落成典禮上表演[57]。
就讀哥倫比亞大學期間，羅伯遜開始與埃斯蘭達·「埃西」·古德約會[58]。在她的勸說下[59]，他在里奇利·托倫斯的戲劇《古利奈人西門》中飾演西蒙，成為他的戲劇處女作[60]。經過一年的戀愛，二人於1921年8月結婚[61]。
羅伯遜被佛瑞茲·波拉德招募為NFL的亞爾康普羅斯隊效力，在打球同時他仍繼續學習法律[62]。1922年春，羅伯遜推遲了學業[63]，在瑪麗·霍伊特·維伯格的戲劇《禁忌》中飾演吉姆[64]。隨後，他在外百老匯製作的《Shuffle Along》合唱團中演唱[65]，之後加入英國的《禁忌》劇團[66]。該劇由派翠克·甘貝爾夫人改編，以突出他的演唱特色[67]。劇終後，他與受過古典音樂訓練的勞倫斯·班傑明·布朗成為朋友[68][69]，之後回到哥倫比亞大學，為NFL的密爾瓦基獾隊效力[70]。1922賽季後，他結束了自己的橄欖球體育生涯[71]，並於1923年畢業於哥倫比亞大學法學院[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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戲劇上的成功與意識形態的轉變
羅伯遜曾短暫擔任律師，但因種族歧視而放棄任職[73]。妻子是紐約長老會醫院外科病理科的首席組織化學家，曾為羅伯遜提供經濟支持。在1925年羅伯遜的事業開始騰飛前，妻子一直在醫院工作[74]，夫妻倆也經常參加後來的尚堡中心的社交活動[75]。1924年12月，他在尤金·奧尼爾的《上帝的孩子都有翅膀》中飾演主角吉姆[76]，該片以吉姆象徵性地閹割自己，從而與白人妻子圓房結束婚姻而告終。由於劇情在全國範圍內引發爭議，該劇首演被推遲[77]。
《上帝的孩子都有翅膀》的推遲導致《瓊斯皇帝》復排，羅伯遜飾演布魯圖斯，該角色由查爾斯·西德尼·吉爾平原創[78]。該角色讓羅伯遜感到恐懼和興奮，因為這實際上是一個90分鐘的獨白[79]。有評論稱，羅伯遜獲得了毫無疑問的成功[80]。儘管可以說受到爭議主題的影響，但他在《上帝的孩子都有翅膀》中的表演卻不太受歡迎[81]。在回應對其情節的批評時，他寫道，命運將他吸引到戲劇的「人跡罕至的道路」上，衡量一種文化的真正標準在於其藝術貢獻，而唯一真正的美國文化是非裔美國人[82]。
演藝事業的成功使他躋身精英社交圈[83]。在妻子埃西的大力幫助下，他的名聲迅速上升[84][85]。埃西對羅伯遜的雄心壯志與他的冷漠形成了驚人的對比[86]。而後埃西辭去原有職務，成為他的經紀人並成功洽談，為他在奧斯卡·米考斯執導的1925年種族默片《肉與靈》中爭取到第一個電影角色[87]。為了支持一項針對單身母親的慈善事業，羅伯遜在一場音樂會上領銜演唱聖歌[88]。他還在廣播中演唱了他的聖歌曲目[89]。
勞倫斯·班傑明·布朗曾與福音歌手羅蘭·海耶斯同時巡演，並擔任鋼琴伴奏，由此聲名鵲起。布朗後來在哈林區偶然遇到羅伯遜[90]。兩人由此合作，即興創作了一組聖歌，由羅伯遜領唱，布朗伴奏。此後二人決定在普羅溫斯敦劇院舉辦音樂會[91]。兩人對非裔美國民歌和聖歌的演繹令人著迷[92]，維克多唱片公司於1925年9月與羅伯遜簽約[93]。
羅伯遜夫婦前往倫敦觀看《瓊斯皇帝》的復排演出，之後在法國里維埃拉度過了剩餘秋假，與格特魯德·斯泰因和克勞德·麥凱交往[94]。自1926年1月至1927年5月，羅伯遜和布朗在美國進行了一系列巡迴演唱會[95]。
在紐約休假期間，羅伯遜得知埃西已懷孕數月[96]。1927年11月，小保羅·羅伯遜在紐約出生，當時羅伯遜和布朗正在歐洲巡演[97]。埃西分娩時出現併發症[98]，到12月中旬，她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她的母親不顧埃西的反對，給羅伯遜打了個電話，羅伯遜立即回到了她的床邊[99]。埃西在數月後完全康復[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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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羅伯遜在倫敦德魯里巷皇家劇院上演的美國音樂劇《演藝船》中飾演「喬」[101]，並在劇中演唱《老人河》一曲[102]。一些黑人評論家反對該音樂劇，認為劇中使用了當時常見的種族辱罵「黑鬼」[103]。儘管如此，該劇仍然受到白人觀眾的熱烈歡迎[104]。羅伯遜之後被召到白金漢宮參加王室指揮演出[105]，還與下議院議員結識[106]。《演藝船》已連續演出350場，截至2001年，該劇仍為皇家劇院收入最高的劇目[102]。此後，羅伯遜一家在漢普斯特德買下一套房子[107]。他在日記中反思了自己的一生，寫道這一切都是「更高計劃」的一部分，並說「上帝保佑我，指引我。他與我同在，讓我打好自己的仗，並希望我能贏」[註 1][108]。然而，在薩沃伊燒烤餐廳發生的一宗事件中，他被拒絕入座，導致他發表了一份新聞稿描述這一侮辱，隨後引發了公眾辯論[109]。
埃西在婚後不久就得知羅伯遜有婚外情，但她一直容忍[110]。然而，當埃西發現羅伯遜再有外遇時，她在他的傳記中對他進行了不利的描述[111]，並用「負面的種族刻板印象」來形容和誹謗他[112]。儘管她揭露了羅伯遜的此次幽會，但沒有公開證據表明二人的關係已經惡化[113]。
羅伯遜和埃西夫婦曾出演瑞士實驗電影《邊緣》[114]。隨後，羅伯遜回到倫敦西區的薩沃伊劇院飾演《奧賽羅》，佩吉·阿什克羅福特飾演苔絲狄蒙娜[115]。他表示，倫敦不存在「種族問題」成為他決定搬到倫敦的重要原因[116]。羅伯遜是自艾拉·奧爾德里奇以來第一位在英國飾演奧賽羅的黑人演員[117]。該劇獲得了褒貶不一的評價，評論認為羅伯遜的「文明素質很高，但缺乏宏大的風格」[118]。羅伯遜表示，減少非裔美國人所面臨的壓迫的最好方法是讓他的藝術作品成為「我這種膚色的人」可以取得成就的榜樣，而不是「成為一個宣傳家，發表演講、撰寫關於他們所謂的膚色問題的文章」[119]。
埃西發現羅伯遜與阿什克羅夫特有染後，決定離婚，兩人分手[120]。在倫敦工作期間，羅伯遜成為首批在新EMI錄音室（後來被稱為阿比路錄音室）錄音的藝術家之一，並於1931年9月錄製了四首歌曲，比錄音室正式開放早了將近兩個月[121]。1932年，羅伯遜與莫德·西蒙斯等人一起重返百老匯，在復排的《演藝船》中飾演喬，獲得了評論界和大眾的一致好評[122]。此後，羅伯遜獲得羅格斯學院的榮譽碩士學位[123]。據說，他的大學橄欖球教練福斯特·桑福德建議他與埃西離婚，並稱與阿什克羅夫特結婚會對他的聲譽造成無法彌補的損害[124]。阿什克羅夫特和羅伯遜的關係於1932年結束[125]，之後羅伯遜和埃西和好，但這給他們的關係留下了永久的傷痕[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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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羅伯遜在倫敦製作的《上帝的孩子都有翅膀》中扮演吉姆一角[127]。隨後，羅伯遜回到美國，在電影《瓊斯皇帝》中飾演布魯特斯。該片是第一部由非裔美國人擔任主角的電影，媒體形容「這在美國超過二十年都未曾出現過」[128][129]。他在《瓊斯皇帝》中的表演廣受好評[129]。儘管美國普遍存在吉姆·克勞法的氛圍，但在電影片場，他拒絕任何有損尊嚴的行為[130]。回到英國後，他公開批評非裔美國人拒絕接受自己的文化[131]。儘管媒體做出負面反應，例如《紐約阿姆斯特丹新聞》反駁稱羅伯遜「出盡了洋相」[132]，但他還宣布將拒絕任何表演中歐（但不包括俄羅斯，他認為俄羅斯是「亞洲國家」）歌劇的邀請，因為這些音樂與他的文化傳統毫無關聯[133]。
1934年初，羅伯遜就讀於倫敦大學附屬亞非學院，學習語音學和斯瓦希里語[134][135]。他對非洲歷史及其對文化的影響「突然產生了興趣」[註 2]，這與他撰寫的論文《我想成為非洲人》（"I Want to be African"）不謀而合，在論文中他表達了擁抱自己祖先的願望[137]。
羅伯遜在反帝國主義運動中的好友以及與英國社會主義者的聯繫促使他訪問蘇聯[137]。1934年12月，羅伯遜、埃西和瑪麗·塞頓應謝爾蓋·愛森斯坦的邀請前往蘇聯[138]。在柏林的停留使羅伯遜了解了納粹德國的種族主義[139]。抵達莫斯科後，羅伯遜說「在這裡，我不再是一個黑人，而是有生以來第一次成為一個人……我行走在完全的人格尊嚴之中[註 3][140]。」
羅伯遜在1935年電影《河流桑德斯》中扮演了波桑博（Bosambo）的角色[141]，他認為該片能夠真實地展現非洲殖民地文化。《河流桑德斯》使羅伯遜一舉成名[142]，但對非洲殖民地居民的刻板印象[143]被認為有損他作為藝術家的地位[144]，並損害他的聲譽[145]。奈及利亞駐倫敦專員抗議該片誹謗奈及利亞[146]，羅伯遜此後在選擇角色時更加注重政治意識[註 4]。1935年5月，羅伯遜在倫敦大使館劇院出演話劇《碼頭工人》[149]，南西·庫納德在《危機》雜誌中對該劇給予好評，她總結道：「『碼頭工人』這一角色在種族和社會問題上極具價值，直言不諱[150]。」1936年初，羅伯遜決定將兒子送到蘇聯上學，以保護他免受種族主義態度的影響[151]。隨後，他在威斯敏斯特劇院塞利爾·萊昂內爾·羅伯特·詹姆士的同名劇中扮演杜桑·盧維杜爾一角，並出演電影《自由之歌》[152]和《演藝船》[153]，以及《我的歌聲遠揚》[154]、《所羅門王的寶藏》[155]和《大個子》，均於1937年上映[156]。1938年，他被《美國電影先驅報》評為英國電影界第十大最受歡迎的明星[157]。
1935年，阿爾伯特·愛因斯坦在麥卡特劇院看完羅伯遜的音樂會後，羅伯遜在後台與愛因斯坦相遇。兩人發現，除了對音樂的共同熱愛之外，他們還對法西斯主義懷有共同的仇恨。羅伯遜與愛因斯坦的友誼持續近二十年，但並不為人所知，也鮮為人知[1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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羅伯遜認為，西班牙內戰期間的反法西斯鬥爭是他人生的轉折點，使他成為一名政治活動家[159]。1937年，他利用音樂會表演來宣揚共和派和戰爭難民[160]。羅伯遜永久性地修改對《老人河》的演繹。最初，他將歌詞中的「niggers」替換成「darkies」；後來，他將歌詞中一些刻板的方言改成標準英語，並將最後一節宿命論的歌詞（「啊，我厭倦了 / 厭倦了嘗試 / 啊，我厭倦了生活 / 害怕死去」）[註 5]換成了一段振奮人心的歌詞（「但我一直笑著 / 而不是哭泣 / 我必須一直戰鬥 / 直到我死去」）[註 6]，將其從一首悲劇性的「帶有一絲抗議意味的辭職之歌」轉變為一首堅定不移反抗的戰歌[161][註 7]。羅伯遜的商業經紀人對他的政治參與表示擔憂[162]，但羅伯遜不認可經紀人觀點，並認為當代事件勝過商業主義[163]。羅伯遜之後在威爾斯[164]紀念在為共和黨戰鬥中陣亡的威爾斯人民[165]，他在紀念活動中錄下了一句話「藝術家必須站隊。他必須選擇為自由而戰還是為奴役而戰。我已經做出了選擇。我別無選擇」[註 8]。該句後來成為他的墓志銘[166]。
1938年，因羅伯遜相信國際縱隊的事業，他應約翰·波頓·桑德森·霍爾丹的邀請前往西班牙[167]，探訪了貝尼卡西姆的醫院，為受傷的士兵唱歌[168]。羅伯遜還視察了戰場前線[169]，在共和黨人勝利遙遙無期的時候鼓舞了他們的士氣[167]。回到英國後，他接待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以支持印度獨立。尼赫魯在會上闡述了帝國主義與法西斯主義的聯繫[170]。羅伯遜重新評估了他的職業方向，決定關注「普通人」的磨難[171]。他後來在支持勞工的戲劇《陽光下的植物》中扮演一名愛爾蘭人[172]。羅伯遜與馬克斯·耶爾根和非洲事務國際委員會（後稱為非洲事務委員會）一起，成為非洲民族主義和政治獨立的倡導者[173]。
羅伯遜一直在英國居住，直至1939年第二次世界大戰爆發。他的名字被列入大不列顛特別搜查名單，一旦德國占領英國，羅伯遜將成為逮捕對象[176]。
二戰、百老匯《奧賽羅》、政治行動主義和麥卡錫主義
羅伯遜的最後一部英國電影是1940年上映的《驕傲的山谷》，故事背景設定在威爾斯的一個煤礦小鎮[177]。該片拍攝時的1939年9月初，希特勒入侵波蘭導致英國對波蘭宣戰。拍攝完成後，羅伯遜和他的家人返回美國，於 1939年10月抵達紐約[178]，最初在哈林區的糖山社區定居，1941年遷至康乃狄克州的恩菲爾德定居[179]。
1939年11月5日，他在哥倫比亞廣播公司的現場直播中演唱了廣受好評的《美國人的歌謠》（Ballad for Americans），並於1940年元旦重演，由此成為了暢銷歌曲[180][181]。1940年，《科利爾》雜誌將羅伯遜評為「美國第一藝人」[182][183]。儘管如此，在1940年的一次巡演中，由於他的種族身份，比佛利威爾希爾酒店是洛杉磯唯一一家願意以高昂的價格接待他的大型酒店，且使用假名登記。因此，他每天下午都會花兩個小時坐在大堂並被廣泛認出，「以確保下次黑人經過時，他們有地方住」。此後不久，洛杉磯的酒店取消了對黑人客人的限制[184][185]。
羅伯遜為1942年的紀錄片《故土》（Native Land）擔任旁白，但該片被聯邦調查局稱為共產主義宣傳[186]。在出演於1942年上映的《曼哈頓故事》後，他宣布將不再出演電影，因為他認為該片中片段的處理方式帶有刻板印象，因此「非常冒犯我的人民」[187]。
根據民主社會主義作家巴里·芬格對羅伯遜的批判性評價，在希特勒-史達林條約仍然有效時，羅伯遜就勸告美國黑人，他們與歐洲列強的競爭毫無關聯。俄羅斯遭到攻擊後，他敦促黑人支持戰爭，並警告說，盟軍的失敗將「使我們所有人淪為奴隸」[188]。羅伯遜參加了為戰爭努力舉辦的慈善音樂會，並在波羅球場的一場音樂會上結識了猶太人反法西斯委員會的兩位特使索羅門·米霍埃爾斯和伊茨克·費弗[189]。隨後，羅伯遜於1943年在舒伯特劇院再次出演奧賽羅的角色[190]，並成為第一位在百老匯與白人配角同時扮演該角色的非裔美國人。該劇大獲成功，在百老匯演出了296場（莎士比亞作品在百老匯的紀錄至今仍未被打破）[191]，羅伯遜也憑藉此劇贏得了首個唐納森最佳話劇男演員獎。與此同時，他與美職棒大聯盟主席凱尼索·芒廷·蘭迪斯和球隊老闆們會面，試圖說服他們允許黑人球員加入MLB，但未能成功[192]。羅伯遜攜《奧賽羅》在北美巡迴演出，直至1945年[193]。隨後，他與非洲事務委員會合作，試圖促使殖民列強停止對非洲的剝削，但因聯合國阻撓而受阻[194]。
在此期間，羅伯遜也對中華民國在抗日戰爭中的立場產生了同情。1940年，中國進步活動家劉良模教唱羅伯遜一首愛國歌曲《起來》（Chee Lai!），即《義勇軍進行曲》[195]。羅伯遜在紐約市羅易桑體育場的一場音樂會上首次演唱該歌曲[195]，並於1941年初為Keynote唱片公司錄製了中英文版本[196][197]，作為中文進步歌曲專輯《起來：新中國之歌》（Chee Lai: Songs of New China）的一部分，宋慶齡為該唱片作序。該唱片是歷史上第一張由非中國籍人士演唱的中文歌曲專輯唱片，並在印度、法國、捷克等國發行，其售得之款用於捐助抗戰活動[198][199][200][201]。1941年4月24日，羅伯遜在華盛頓尤林體育館為對華援助協會和聯合中國救濟會舉辦的慈善音樂會上再次演唱該曲[202]。華盛頓援華委員會原本計劃預訂憲法廳，但因羅伯遜的種族身份，遭到美國革命女兒會的阻撓[203]:71。隨著民憤高漲，伊莉諾·羅斯福和中國駐美大使胡適均成為贊助人。然而，當主辦方以優厚的條件向全國黑人代表大會提供門票，以幫助填滿更大的會場時，兩位贊助人卻以反對全國黑人代表大會與共產黨的關係為由退出[204]。1942年，羅伯遜受邀加入保衛中國同盟成為榮譽會員[205]。
羅伯遜反對美國支持蔣中正和中國國民黨，並在1945年至1946年期間的政治活動中譴責美國對蔣中正的支持，包括世界和平會議和國家和平委員會[203]:84–85。在羅伯遜看來，國民黨的反共重點和對共產黨游擊隊的封鎖意味著中國在與日本作戰時「束手無策」[203]:84。
《義勇軍進行曲》於1949年成為新成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國歌[註 9]。其原始詞作者田漢於1968年逝世，但羅伯遜繼續向他的家人寄送版稅[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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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7月25日，喬治亞州摩爾福特橋發生四名非裔美國人被私刑處死的事件後，羅伯遜會見了杜魯門總統，並告誡稱，如果他不立法終止私刑[206]，「黑人將會自衛」[206][207]。杜魯門立即終止會談，並宣布現在還不是提出反私刑立法的時機[206]。隨後，羅伯遜公開呼籲全體美國人要求國會通過民權立法[208]。羅伯遜於1946年創立了「美國反私刑十字軍」組織。該組織被認為是對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反暴力運動的威脅。羅伯遜在此事上得到了W·E·B·杜波依斯的支持，並於《解放黑奴宣言》簽署周年紀念日9月23日成立了該組織[209]。
大約在此時，羅伯遜認為工會主義對民權至關重要，這一信念也成為了他政治信仰的支柱，因此他成為了工會活動家和美國共產黨成員雷維爾斯·凱頓的支持者[210]。羅伯遜後來被傳喚到坦尼委員會訊問，在回答有關他與美國共產黨的關係的問題時，他作證說他不是該黨的成員[211]。儘管如此，羅伯遜密切參與的兩個組織民權大會[212]和非洲事務委員會[213]被列入了司法部長的顛覆性組織名單[214]。隨後，他被傳喚到美國參議院司法委員會訊問。當被問及他與共產黨的關係時，他拒絕回答，並表示「一些最聰明、最傑出的美國人即將因為未能回答這個問題而入獄，如果有必要，我將加入他們。」 [215][216]
1948年，羅伯遜在亨利·A·華萊士競選美國總統的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217]。在此期間，羅伯遜冒著生命危險前往美國深南部為華萊士競選[218]。次年，由於聯邦調查局要求取消他的音樂會演出，羅伯遜被迫出國工作[219]。巡迴演出期間，他在世界和平理事會發表演講[220]。美聯社發表了他演講的虛假記錄，給人留下羅伯遜將美國等同於法西斯國家的印象[221]。在一次採訪中，羅伯遜表示「（在美國，）法西斯主義的危險已經避免」[222]。然而，公開歸於他的演講卻使他被視為美國主流社會的敵人[223]。羅伯遜拒絕屈服於公眾的批評，為12名被告辯護，其中包括他的老朋友小班傑明·J·戴維斯，他們在針對共產黨領導人的史密斯法案審判中受到指控[224]。
1949年6月，羅伯遜前往莫斯科，試圖找到二戰期間結識的伊茨克·費弗。他告知蘇聯當局想見費弗[225]。蘇聯當局不願失去羅伯遜作為蘇聯宣傳員的地位[226]，於是將費弗從監獄帶回。費弗告訴他，米霍埃爾斯已被謀殺，並預言他將被處決[227]。為了維護蘇聯的聲譽[228]，並防止美國右翼勢力占據道德制高點，羅伯遜否認蘇聯存在任何迫害[229]，並在餘生中一直保守此次會面除他的兒子之外的秘密[228]。1949年6月20日，羅伯遜在巴黎和會上發表講話，稱「我們美國人不會忘記，美國的財富是建立在歐洲白人工人和數百萬黑人的肩上。我們決心平等分享這些財富。我們拒絕任何歇斯底里的胡言亂語，它們慫恿我們向任何人發動戰爭。我們為和平而戰的意志堅定不移。我們不會向任何人發動戰爭。我們不會向蘇聯發動戰爭。我們反對那些希望建立帝國主義德國並在希臘建立法西斯主義的人。儘管佛朗哥統治下的西班牙奉行法西斯主義，但我們仍希望與其和平相處。我們將支持所有國家之間的和平與友誼，包括與蘇維埃俄羅斯和人民共和國的和平與友誼[註 10]。」 他因在美國主流媒體上發表上述言論而被列入黑名單，其中包括在《危機》等許多黑人報刊上發表的言論[230]。
為了在政治上孤立羅伯遜[231]，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傳喚傑基·魯賓遜對羅伯遜的巴黎演講發表意見[232]。羅賓遜作證稱，羅伯遜的言論「如果準確報道的話是愚蠢的」[231]。前第一夫人伊莉諾·羅斯福指出：「魯賓遜先生試圖將他的人民拉到共產主義政治陣營，這對他們造成了極大的傷害。傑基·魯賓遜的直率言論對他們幫助很大[註 11][233]。」幾天後，羅伯遜將在紐約市舉辦音樂會的消息引發了當地媒體的譴責，他們譴責政府利用社區來支持「顛覆分子」[234]。隨後發生反羅伯遜暴力抗議的皮克斯基爾騷亂，導致 1949年8月27日羅伯遜的一場音樂會被叫停[235]，並破壞了八天後舉行的替代音樂會的後續效果[236][237]。
《洛杉磯時報》在評論克里斯蒂·沃爾什於1949年編寫的《大學橄欖球與全美評論》（College Football and All America Review）時，稱讚其為「迄今為止出版的有關過去橄欖球比分、球員、教練等信息的最完整的來源」[238]，但書中沒有列出羅伯遜曾在羅格斯學院隊打球[239]，也沒有列出他曾入選全美最佳陣容[240][註 12]。幾個月後，全國廣播公司取消羅伯遜在伊莉諾·羅斯福電視節目中的露面，這進一步使他從公眾視野中消失[241]。
羅伯遜反對美國捲入韓戰，並譴責美國對中國發出核威脅[203]:88。羅伯遜認為，美國操縱聯合國以實現帝國主義目的，中國介入韓戰對於保衛亞洲數百萬人民的安全是必要的[203]:88。羅伯遜認為「美國的和平情緒」是杜魯門總統不使用核武器和召回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將軍的關鍵因素[203]:88。
羅伯遜開始批評美國在韓戰中的地位一個月後，美國國務院要求他交還護照[203]:97，但遭到羅伯遜的拒絕[203]:97。應聯邦調查局的要求，美國國務院註銷了羅伯遜的護照，並指示海關官員阻止他任何離開美國的企圖[203]:97。美國將他的活動範圍限制在美國境內，使他失去言論自由[242]，尤其是一些人認為他「為非洲殖民地人民獨立而進行的極端倡導」的自由[243]。據估計，因羅伯遜的旅行特權被取消，以及由此導致的無法在海外賺取費用，導致他的年收入從15萬美元降至不足3,000美元[233]。當羅伯遜會見國務院官員並被問及為何拒發護照時，他被告知「經常批評美國對待黑人的方式，且不應在外國發表該類型的言論」[244]。
1950年，羅伯遜與W·E·B·杜波依斯共同創辦月報《自由》，刊登他及其圈子的觀點。大部分期數的頭版都有羅伯遜的專欄文章[245]。在1955年7月至8月出版的終刊號中，該報頭版刊登了一篇未署名的專欄文章，描述了羅伯遜爭取恢復護照的鬥爭。文章呼籲非裔美國人主要組織的支持，並聲稱「黑人，（以及）所有因國際緊張局勢緩和而鬆了一口氣的美國人……都與保羅·羅伯遜護照案息息相關」。羅伯遜的一篇文章刊登在第二版，繼續討論護照問題，標題是「如果有足夠多的人寫信給華盛頓，我會很快拿到護照」[246]。
1951年，《危機》雜誌發表了一篇題為《保羅·羅伯遜——迷失的牧羊人》的文章，並歸於羅伯特·艾倫所寫[247]，但小保羅懷疑該文章的作者是阿姆斯特丹新聞專欄作家厄爾·布朗[248]。J·埃德加·胡佛和美國國務院安排將該文章在非洲印刷和發行[249]，目的是損害羅伯遜的聲譽，降低他在殖民地國家的聲望以及共產主義的聲望[249]。羅伊·威爾金斯（目前被認為是《保羅·羅伯遜——迷失的牧羊人》的真正作者）在另一篇文章中譴責了羅伯遜和美國共產黨，其措辭與當時聯邦調查局的反共宣傳一致[250]。
1951年12月，羅伯遜在紐約和威廉·L·帕特森在巴黎向聯合國提交了一份題為《我們控告種族滅絕》的民權大會請願書[251][252]。該文件聲稱，美國聯邦政府未能採取行動打擊美國境內的私刑，根據聯合國《防止及懲治滅絕種族罪公約》第二條，其犯有種族滅絕罪。這份請願書並未得到聯合國的正式承認，儘管在歐洲和美國黑人媒體上獲得了一些好評，但在美國主流媒體中，基本上要麼被忽視，要麼因其與共產主義的聯繫而受到批評[253]。
1952年，羅伯遜被蘇聯授予國際史達林獎[254]。由於無法前往莫斯科，他只能在紐約接受該獎[255]。1953年4月，史達林去世後不久，羅伯遜寫下了《致您，我敬愛的同志》，稱讚史達林致力於和平，是世界的嚮導：「他以深厚的人性和睿智的理解，給我們留下了豐富而巨大的遺產」[256]。羅伯遜對蘇聯的看法使他無法取得護照，也阻止了他重返娛樂業和民權運動[257]。在他看來，蘇聯是世界政治平衡的保證[258]。
1952年5月，為了象徵性地抗議旅行禁令，美國和加拿大的工會在華盛頓州和加拿大不列顛哥倫比亞省邊界的國際和平拱門舉辦音樂會[259]。1953年，羅伯遜再次回到和平拱門舉辦第二場音樂會[260]。
1956年6月12日，羅伯遜因拒絕簽署一份聲明自己不是共產黨員的宣誓書而被眾議院非美活動調查委員會傳喚。他試圖將準備好的聲明讀入國會記錄，但委員會拒絕了他的請求[261]。在質詢期間，他援引美國憲法第五修正案，拒絕透露自己的政治立場。當被問及他為何沒有留在蘇聯（鑑於他對蘇聯政治意識形態的認同）時，他回答說：「因為我的父親是奴隸，我的同胞為建設美國而犧牲，所以我要留在這裡，像你們一樣成為美國的一部分，任何有法西斯思想的人都不能把我趕走！[註 13][262][263]」在聽證會上，羅伯遜表示：「我是不是共產黨員並不重要。問題在於，美國公民，無論其政治信仰或同情心如何，是否都能享有憲法賦予的權利[264]。」
由於對羅伯遜政治觀點的宣傳的反應，他的唱片和電影被禁止公開發行，他也受到了美國媒體的普遍譴責[265]。在冷戰高峰期的美國，越來越難以在商業電台聽到羅伯遜的歌聲、購買他的音樂唱片或者看他主演的電影[266]。
1956年，當時隸屬於英國工人音樂協會的Topic唱片公司發行了一張單曲，羅伯遜演唱了由阿佛烈·海耶斯和厄爾·羅賓遜創作的勞工聖歌《喬·希爾》，背景音樂為《約翰·布朗之軀》。1956年，迫於公眾壓力，羅伯遜的旅行禁令獲得一次性豁免。羅伯遜於2月在加拿大舉辦了兩場音樂會，分別在多倫多和安大略省薩德伯里的工會大會上舉辦[267]。
1957年5月26日，由於仍然無法親自到國外演出，羅伯遜通過當時剛竣工的跨大西洋電話電纜TAT-1在倫敦聖潘克拉斯市政廳為觀眾演唱（《讓羅伯遜歌唱》的1,000張音樂會門票在一小時內售罄）[268][269]。同年10月，羅伯遜利用同樣的技術，在威爾斯波斯考爾的大亭閣為「約5,000名」觀眾演唱[270][271]。
尼基塔·赫魯雪夫在1956年蘇共二十大上對史達林主義的譴責使羅伯遜不再談論史達林，儘管他繼續讚揚蘇聯[272]。當年，羅伯遜與密友W·E·B·杜波依斯將匈牙利的反蘇起義比作「推翻西班牙共和政府的同類人」，並支持蘇聯入侵並鎮壓起義[188]。
1958年，美國最高法院在肯特訴杜勒斯案中以5比4的多數票通過裁決，裁定未經正當程序而拒絕發放護照，違反了憲法第五修正案所保護的自由，最終國務院將羅伯遜的護照歸還[273]。
晚年
羅伯遜在美國仍被囚禁期間，完成了一部反抗現實的「宣言式自傳」《我的立場》，該書於1958年2月14日出版。約翰·弗農在《黑人歷史公報》上指出，「幾乎沒有出版物敢於或願意評論它——仿佛他已經不存在了」[274]。在1971年版的前言中，羅伯遜的朋友兼合作夥伴勞埃德·L·布朗寫道：「全國沒有任何一家白人商業報紙或雜誌提及羅伯遜的書。文學報道領域的主要報紙，如《紐約時報》和《先驅論壇報》，不僅沒有評論它；他們甚至拒絕將其列入『今日出版書籍』名單[註 14][275]。」布朗補充說，抵制運動在美國以外並未生效，例如，《我的立場》在英國、日本和印度都獲得了好評。該書也迅速引起了非裔美國媒體的關注。《巴爾的摩非裔美國人報》率先讚揚了羅伯遜自傳的功績。《匹茲堡信使報》、《芝加哥十字軍報》和《洛杉磯先驅快報》亦有評論該書。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主辦雜誌《危機》對羅伯遜自傳的評價則更為批判[276]。
1958年6月，羅伯遜的護照歸還後，他立即離開美國前往歐洲[203]:116，以倫敦為基地開始世界巡演[277]。羅伯遜在英國各地共演出28場。1959年4月，他在埃文河畔斯特拉特福主演了托尼·理查森製作的《奧賽羅》[278]。1959年8月，羅伯遜在莫斯科盧日尼基體育場演唱了俄羅斯經典歌曲和美國標準曲目，受到熱烈的歡迎[279]。羅伯遜和埃西隨後飛往雅爾達休息並與尼基塔·赫魯雪夫共度時光[280]。
1959年10月11日，羅伯遜參加了在倫敦聖保羅大教堂舉行的一場禮拜，成為首位在該教堂演唱的黑人表演者[281]。在莫斯科旅行期間，羅伯遜因出現頭暈和心臟問題住院兩個月，而埃西被診斷出患有可手術的癌症[282]。
1960年10月，應澳大利亞政治人物比爾·莫羅的要求，羅伯遜與埃西開始為期兩個月的澳大利亞和紐西蘭巡迴音樂會，主要目的是賺錢[284][285]。在雪梨期間，他成為第一位在未來的雪梨歌劇院建築工地表演的主要藝術家[286]。在布里斯班節日大廳演出後，羅伯遜到奧克蘭開巡迴音樂會，並重申了他對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支持[287]，譴責毛利人面臨的不平等以及詆毀其文化的行為[288]。在此期間，羅伯遜公開表示：「……社會主義土地上的人民渴望和平」[289]。
羅伯遜在巡演期間結識了費絲·班德勒和其他活動家，他們激發了羅伯遜夫婦對澳大利亞原住民困境的關注[290]。羅伯遜隨後要求澳大利亞政府賦予原住民完全的公民權和平等權利[291]。他抨擊認為原住民不成熟、沒有文化的觀點，並宣稱「人類本身並不存在落後，只有說他們落後的社會」[292]。
羅伯遜離開澳大利亞時是一位受人尊敬但頗具爭議的人物，他對原住民權利的支持在接下來的十年裡對澳大利亞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93]。
結束澳大利亞和紐西蘭之旅回到倫敦後，羅伯遜表達了返回美國參與民權運動的願望，但他的妻子卻認為美國不安全，而且由於政府的騷擾，「賺不到錢」。1961年3月，羅伯遜再次前往莫斯科[294]。
在莫斯科酒店房間舉行的一次不同尋常的瘋狂派對上，羅伯遜將自己鎖在臥室里割腕自殺[295]。三天後，在蘇聯醫療機關的治療下，他告訴得知他病情並前往莫斯科的兒子感到極度偏執，覺得房間的牆壁在移動，強烈的空虛感和沮喪感使他試圖自殺[296]。
小保羅曾表示，父親的健康問題源於中央情報局和軍情五處試圖「壓制」父親[297]。他記得父親在接受前列腺手術前也曾有過這樣的恐懼[298]並表示，在倫敦和紐約為羅伯遜治療的三位醫生都是中央情報局的承包商[297]，他父親的症狀是「在中央情報局的一項秘密計劃MK-ULTRA下接受心智去模式化治療」的結果[299]。馬丁·杜伯曼寫道，羅伯遜的健康崩潰可能是由多種因素造成的，包括極度的情緒和身體壓力、躁鬱症、疲憊以及循環系統和心臟問題的開始。「即使沒有器質性傾向和政府騷擾的累積壓力，他也可能容易崩潰[295]。」
羅伯遜回到倫敦後一度出現自殺傾向，並在經過蘇聯大使館時驚恐發作[300]。他被送往普賴爾里醫院接受電休克療法，並在近兩年內服用大劑量藥物，但沒有接受任何心理治療[301]。在普賴爾里醫院接受治療期間，羅伯遜受到軍情五處的監視[302]。
英國和美國的情報部門均了解羅伯遜的自殺心理狀態。一份聯邦調查局的備忘錄描述了羅伯遜的虛弱狀況，指出他的「死亡將被廣泛報道」，並將被用於共產黨的宣傳，因此需要持續監視[303]。許多備忘錄建議拒絕羅伯遜的護照更新，這一障礙可能會進一步危及他的康復過程[295]。
1963年8月，由於對羅伯遜的治療感到不安，羅伯遜的朋友和家人將他轉移到東柏林的布赫診所[304][305]。在接受心理治療並減少藥物治療後，他的醫生發現他仍然「完全沒有主動性」，並對在倫敦接受的「高劑量巴比妥酸鹽和電休克療法」表示「懷疑和憤怒」。羅伯遜的病情迅速好轉，但他的醫生強調「保羅僅剩的一點健康必須保住[306]。」
1963年12月，羅伯遜返回美國[307]，以隱居的生活度過餘生[308]。他曾短暫地參與民權運動[297]，並在數次重要的公開露面後，於一次巡迴演講中病重。1965年，他因雙側肺炎和腎梗阻住院，險些喪命[308]。
貝亞德·拉斯汀和詹姆士·法默聯繫了羅伯遜，詢問他是否有可能參與到民權運動的主流中[309]。由於拉斯汀過去的反共立場，羅伯遜拒絕與他會面。羅伯遜最終與法默會面，但由於他被要求譴責共產主義和蘇聯才能在主流中占有一席之地，羅伯遜堅決拒絕[310]。
1965年12月，曾任羅伯遜發言人的埃西去世後[311]，羅伯遜搬至紐約市與兒子及家人一起生活[312][305]。人們很少見到他在朱梅爾廣場哈林區的公寓附近散步，他的兒子在回應媒體詢問時表示「父親的健康狀況不允許他表演或回答問題」[305]。1968年，羅伯遜搬至費城他姐姐的家中[313][305]。
在接下來的幾年裡，為紀念羅伯遜而舉行的慶祝活動不計其數，其中幾場是在此前對他避之不及的場所舉行的。除了最親密的朋友外，他很少接待訪客，除了發表一些支持當前民權運動和國際運動的言論外，他很少發表公開聲明，因為他覺得自己的履歷「不言自明」[314]。
1973年，羅伯遜未能出席在卡內基音樂廳舉行的75歲生日紀念活動，但他錄製了在活動上播放的一段信息：「雖然我已經好幾年不能活動了，但我想讓你們知道，我還是那個保羅，一如既往地致力於全世界人類的自由、和平與兄弟情誼事業[註 15][315]。」
1976年1月23日，羅伯遜因中風併發症在費城逝世，享年77歲[316]。其遺體安放在哈林區[317]，葬禮在他哥哥本的原教區錫安母親AME錫安教堂舉行[318]，J·柯林頓·霍加德主教致悼詞[319]。羅伯遜的12名抬棺人包括哈利·貝拉方提[320]和佛瑞茲·波拉德[321]。此後，他被安葬在紐約州哈茨代爾的芬克里夫墓園[320]。
傳記作家馬丁·杜伯曼在羅伯遜去世時新聞媒體的報道提到：
「美國白人媒體……忽視了美國白人一直無法容忍一個拒絕屈服的黑人異類……淡化了他在世時遭受迫害的核心種族主義成分」，「他們小心翼翼地」向他致敬，稱他是一位『偉大的美國人』」，而黑人美國媒體「總體上從未像白人美國媒體那樣對羅伯遜抱有敵意」，他們認為他的一生「……將永遠是對美國白人和黑人的挑戰。」[註 16][318]
紀念與榮譽
早年的羅伯遜是哈林文藝復興運動最具影響力的參與者之一[322]。考慮到羅伯遜必須克服種族主義障礙，他在體育和文化方面取得的成就更加令人印象深刻[323]。羅伯遜將黑人靈歌帶入美國主流社會[324]，是首批拒絕為種族隔離觀眾表演的藝術家之一。歷史學家彭妮·馮·埃申寫道，雖然麥卡錫主義在1940年代抑制了像羅伯遜這樣的美國反殖民主義政治，但「1950年代末和1960年代的（非洲獨立運動）將證明他的反殖民（議程）是正確的[325]。」
1945年，羅伯遜獲得美國全國有色人種協進會頒發的斯賓加恩獎章[326]。與他有關的幾家公共和私人機關都被列為地標[327]，或以他的名字命名[328]。
1950年，羅伯遜因《和平之歌》獲國際和平獎[203]:94。
1978年，羅伯遜為結束南非種族隔離制度所做的貢獻，獲得聯合國大會的追授獎勵[329]。1980年，其紀錄片作品《保羅·羅伯遜：向一位藝術家致敬》（Paul Robeson: Tribute to an Artist）獲得奧斯卡最佳紀錄片短片獎[330]。1995年，他被入選大學橄欖球名人堂[331]。在羅伯遜誕辰一百周年之際，世界各地都舉行了紀念活動[332]。1998年，他被授予葛萊美終身成就獎[333]，並在好萊塢星光大道上刻星紀念[334]。羅伯遜還入選美國戲劇名人堂[335]。
截至2011年，羅伯遜主演的《奧賽羅》是百老匯有史以來上演時間最長的莎士比亞戲劇[336]。羅伯遜憑藉出色的表演，獲得了唐納森獎[337]。2011年，麥可·A·莫里森稱，羅伯遜主演的《奧賽羅》是20世紀莎士比亞戲劇的巔峰之作[338]。1930年，羅伯遜在倫敦演出《奧賽羅》時，英國藝術家格林·菲爾波特為羅伯遜繪製肖像畫，該肖像畫於1944年以《黑人的頭像》（Head of a Negro）為名售出，此後人們認為肖像畫已遺失，但被帕蘭特之家畫廊館長西蒙·馬丁重新發現，並於2022年在該館舉辦了展覽[339]。
羅伯遜的檔案保存在柏林藝術學院[340]、霍華德大學[341]和尚堡黑人文化研究中心[342]。2010年，羅伯遜的孫女蘇珊·羅伯遜在斯旺西大學啟動一項項目，支持威爾斯議會，並創建在線學習資源以紀念羅伯遜[343]。
1976年，羅伯遜在1940年代初居住的位於曼哈頓華盛頓高地埃奇科姆大道的公寓樓正式命名為保羅·羅伯遜寓所，並被宣布為國家歷史地標[344][345][346]。1993年，該建築也被指定為紐約市地標[347]。
1978年，蘇聯通訊社宣布，拉脫維亞航運公司將其一艘新的4萬噸油輪命名為「保羅·羅伯遜」，以紀念該歌手。該社稱，船員在油輪上建立了一座羅伯遜博物館[348]。羅伯遜逝世後，東柏林普倫茨勞爾貝格區的一條街道被重新命名為「保羅·羅伯遜大街」，其名稱在兩德統一後的柏林至今仍沿用。東德發行了一枚印有羅伯遜頭像的郵票，註明「為了和平，反對種族主義，保羅·羅伯遜，1898-1976」的字樣[349]。
2001年，美國藝術家艾倫·烏齊基·尼爾森的公共藝術作品《（我的立場）秉承保羅·羅伯遜的精神》在華盛頓特區的佩特沃斯街區揭幕[350]。
2002年，英格蘭遺產委員會在羅伯遜1929年至1930年居住的漢普斯特德布蘭奇山的住所上舉行藍色牌匾的揭牌儀式[351]。2002年5月18日，溫哥華和平公園舉行紀念羅伯遜跨越加拿大邊境音樂會50周年的紀念音樂會[352]。
2004年，美國郵政局發行了一枚37美分的羅伯遜紀念郵票以紀念羅伯遜[353]。2006年，倫敦大學亞非學院舉行揭牌儀式，以此紀念羅伯遜[354][355]。2007年，一家發行經典影片音像製品的公司發行羅伯遜電影的盒裝DVD[356]。2009年，羅伯遜入選紐澤西州名人堂[357]。
羅格斯大學卡姆登分校的主校區圖書館以羅伯遜的名字命名[358]，羅格斯大學紐華克分校的校園中心亦是如此[359]。保羅·羅伯遜文化中心位於羅格斯大學新不倫瑞克分校的校園內[360]。
1972年，賓夕法尼亞州立大學在大學公園校區建立了一個正式的文化中心，學生和教職員工選擇以羅伯遜的名字命名[361]。紐澤西州普林斯頓的一條街道也以他的名字命名。此外，紐澤西州薩默維爾的達文波特街街區被稱為保羅·羅伯遜大道，聖湯瑪斯非洲衛理公會錫安教堂至今仍坐落於此[362]。在西費城有以他的名字命名的保羅·羅伯遜高中[363]。為慶祝羅伯遜從羅格斯大學畢業100周年，羅格斯大學於2019年4月12日以他的名字命名露天廣場。該廣場位於新不倫瑞克省羅格斯大學學院大道校區的沃希斯草坪旁，廣場上有八塊黑色花崗岩板，上面詳細刻畫了羅伯遜的生平[364]。
2019年3月6日，紐澤西州新不倫瑞克市議會批准將商業大道（Commercial Avenue）更名為保羅·羅伯遜大道（Paul Robeson Boulevard）[365]。
1949年，中國部分出版社出版以羅伯遜為主題的兒童漫畫，將羅伯遜描繪成一位藝術和革命英雄[368]。在當代中國，羅伯遜繼續因其藝術和作為中國人民的老朋友而受到稱讚，包括他在《義勇軍進行曲》全球化中所發揮的作用[203]:292。
1954年，庫爾德詩人阿布杜拉·戈蘭創作了詩歌《呼喚保羅·羅伯遜》。同年，另一位庫爾德詩人塞格克斯溫也創作了一首關於羅伯遜的詩《保羅·羅伯遜同志》，並於1976年由歌手希萬·珀爾沃譜曲[369]。1970年，美國詩人格溫多林·布魯克斯發表一首名為《保羅·羅伯遜》的詩[370]。
Black 47樂隊1989年發表的專輯《勇敢者之家》收錄《保羅·羅伯遜（生來自由）》一曲，歌曲中引用了羅伯遜的台詞[371]。
1978年1月，詹姆士·厄爾·瓊斯在百老匯表演了由菲利普·海斯·迪恩編劇的獨角戲《保羅·羅伯遜》[372][373]。這部獨角戲於1979年被改編成電視電影，由瓊斯主演，勞埃德·理查茲執導[374]。
在2007年愛丁堡國際藝穗節上，英國裔奈及利亞演員塔約·阿魯科首演了他的單人秀《呼叫羅伯遜先生：歌聲人生》，主演阿魯科本人也是一位男中音獨唱演員。該秀此後在多個國家巡迴演出[375]。
虛構的保羅·羅伯遜出現在《百勝天龍：少年印第安納瓊斯》的「變革之風」一集中，作為印第安納瓊斯的朋友[376]。
世界地獄友誼協會在其2006年的專輯《紅眼靈魂》中收錄了一首關於保羅·羅伯遜生平的半傳記歌曲[377]。
湯姆·羅伯·史密斯的小說《特工6號》中有傑西·奧斯丁這一角色，書中提到「他是黑人歌手、政治活動家和共產主義同情者，以現實生活中的演員/活動家保羅·羅伯遜為原型」"[378]。羅伯遜角色也出現在在線文學雜誌《楓樹文學增刊》[379]和《每日小說》[380]上發表的短篇小說中。
電影導演史蒂夫·麥奎因的視頻作品《片尾曲》（2012年至今）在惠特尼美國藝術博物館、泰特現代美術館、芝加哥藝術學院和邁阿密佩雷斯藝術博物館展出，複製了羅伯遜解密的FBI文件，儘管其中仍有大量刪減[381]。
2019年9月7日，十字路口劇團在新不倫瑞克表演藝術中心的首場演出中演出了菲利普·海斯·迪恩的戲劇《保羅·羅伯遜》[382]。
羅伯遜在印度知識分子和藝術家中廣受歡迎。印度創作歌手布彭·哈扎里卡博士於1949年與羅伯遜相識，與他成為朋友並參與民權活動[383]。哈扎里卡的標誌性阿薩姆語歌曲《Bistirno Parore》（意為「寬闊的海岸」）以羅伯遜的《老人河》為藍本[384][385][386]，後來被翻譯成孟加拉語、印地語、尼泊爾語和梵語。創作歌手赫曼加·比斯瓦斯演唱了孟加拉語民謠《Negro bhai amar Paul Robeson》（意為「我們的黑人兄弟保羅·羅伯遜」）[386]。1958年羅伯遜60歲生日時，印度舉國上下舉行慶祝活動，時任總理賈瓦哈拉爾·尼赫魯說：「這個場合值得慶祝……因為保羅·羅伯遜是我們這一代最偉大的藝術家之一[383][386]。」
拉薩娜·卡滕貝和厄尼斯特·道金斯創作的爵士詩歌歌劇《保羅·羅伯遜：人民的人》於2024年5月31日在印第安納州印第安納波利斯的卡巴萊歌廳首演，並於2024年6月7日在芝加哥首演[387][388]。
作品
- 《肉與靈》（1925年）
- 《卡米爾》（1926年）
- 《邊緣》（1930年）
- 《瓊斯皇帝》（1933年）
- 《河畔的桑德斯》（1935年）
- 《演藝船》（1936年）
- 《自由之歌》（1936年）
- 《大個子》（1937年）
- 《我的歌聲遠揚》（1937年）
- 《所羅門王的寶藏》（1937年）
- 《耶利哥/黑沙》（1937年）
- 《驕傲的山谷》（1940年）
- 《故土》（1942年）
- 《曼哈頓故事》（1942年）
- 《河流之歌》（1954年）[389]
- 《保羅·羅伯遜：「我是黑人，我是美國人」》（1989年）
保羅·羅伯遜的音樂作品頗多，有資料顯示他先後錄製過約66張專輯和195首單曲[390]。
參見
- 自由 (美國報紙)
- 和平活動家列表
註釋
參考資料
進一步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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