個人理財

個人理財（英語：personal finance），又稱個人金融，指涉個人或家庭在金錢管理上的各項事務，包括所得、開支、儲蓄、投資、保險、稅務、貸款、退休與遺產規劃（英語：Estate planning）等，涵蓋個人在生命週期中所需進行的財務決策^[1]。

個人理財的核心在於於既有所得與資源條件下，妥善管理財務活動，以實現不同階段的財務需求與經濟目標。這些目標可能涵蓋日常所需、建立應急資金（英語：Emergency fund）、應付大額開銷、為子女儲備教育資金、或規劃退休生活。個人的所得狀況、消費習慣、儲蓄能力、投資行為與風險保障安排皆會影響財務規劃的進行方式。由於金融市場與金融科技持續變動，個人理財活動亦依賴及時掌握金融商品、銀行服務、投資工具與保險制度，以提升決策有效性。

個人理財包含五個主要方面，分別為所得、儲蓄、支出、投資和保障^[2]。所得來源包括薪資報酬、投資收益、股利、租金或其他現金流入，並為後續支出、儲蓄與投資提供基礎，因此所得穩定性、可支配程度與稅務負擔是個人理財的重要環節。相對地，支出則涵蓋日常生活的住屋、食物、交通、醫療、娛樂與其他生活費用，掌握支出結構有助避免過度消費，並降低因預算失衡而造成負債累積的風險。

儲蓄在個人理財中具有緩衝功能，除了用於應對經濟波動與突發事件，也可作為未來大額支出的資本，例如購買房屋、教育費用或長期理財目標均依賴持續的儲蓄累積。隨著儲蓄的增加，便可進一步進入投資領域。投資活動涉及投入資產以期獲得報酬，包括股票、債券、基金與其他金融工具。投資伴隨風險，但透過適當的風險管理與資產配置，可望累積長期財富並提升財務穩定性。保障措施則在處理財務風險方面扮演重要角色，保險制度被用來分散因疾病、意外、財產損失或其他不可預期事件所帶來的經濟衝擊，常見形式包括人壽保險、健康保險與財產保險。此外，遺產規劃與退休制度亦屬於財務保障範疇，協助個人面對生命週期變化，並維持家庭與資產的延續性。

歷史與發展

家庭經濟與概念形成

個人理財的學術根源可追溯至經濟學、財務管理與家庭管理（英語：Homemaking）等領域。其核心關注個人與家庭如何取得、配置與管理金錢資源，並結合決策理論與財務工具，以因應生活週期中當前與未來的經濟需求。此領域吸收經濟學、社會學、心理學、成人教育學與諮商學等多種理論，用以解釋家庭與個體在所得分配、消費行為、儲蓄模式與風險管理方面的選擇^[3]。個人理財的決策者處於不斷變動的系統中，既受金融市場、政府政策、經濟與人口結構變化影響，同時也受家庭環境、教育程度與生活偏好等內在因素所塑造^[3]。

20世紀初，隨著工業化與工資所得的增加，家庭儲蓄觀念逐漸普及。銀行體系的擴張使活期與儲蓄帳戶更加普遍，並促進家庭理財工具的使用。當時的財務機構與家政教育者鼓勵個人建立儲蓄習慣，以因應家庭開支與長期需求。同時，美國學術界開始對家庭財務行為進行系統性研究。1920年，海瑟爾・柯爾克（英語：Hazel Kyrk）（Hazel Kyrk）於芝加哥大學完成的博士論文對消費經濟（英語：Consumer economy）與家庭經濟學的建立具有重要影響，其研究強調家庭在消費選擇中的理性與限制，為後續的消費行為分析奠定基礎。芝加哥大學家政學教授瑪格麗特·吉爾平·里德（英語：Margaret G. Reid）（Margaret G. Reid）亦被視為消費行為與家庭行為研究的先驅之一，她的研究將家庭視為具備決策功能的單位，並關注家庭如何在日常生活中作出財務選擇，對後來的家庭金融研究影響深遠^[3][4]。

1920年代的美國經濟快速成長，金融市場的投機活動大幅增加，許多家庭開始參與股票市場。然而，過度槓桿與投機性融資使金融體系產生脆弱性。1929年股市崩盤後，許多家庭的財務在經濟大蕭條期間遭受重創，失業與所得下降迫使家庭重新重視儲蓄、審慎消費與長期財務規劃的重要性。這段時期成為後來個人理財與家庭經濟學發展的重要背景。

大眾金融產品的普及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以美國及西歐為代表的資本主義國家進入長期消費驅動的經濟擴張期。信用卡、分期付款制度與消費信貸的普及使家庭理財環境產生重大變化，家庭財務決策與債務管理逐漸成為研究焦點。

這一時期的經濟成長與消費文化擴張，使個體與家庭更加依賴金融機構與信貸工具。儘管信貸的擴張提升消費能力，也增加了家庭債務累積的風險。這些現象後來促使學術界與政策機構對消費者財務行為、負債管理與金融教育的研究。自1950年代起，現代個人理財逐漸成形。在此期間，專業機構如美國家庭與消費科學協會（英語：American Association of Family and Consumer Sciences）（AAFCS）與美國消費者利益委員會（ACCI）開始推動相關研究^[3]。

1947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赫伯特・西蒙（Herbert A. Simon）提出「有限理性」概念，指出個體在財務選擇中往往無法取得所有資訊，也不一定會做出最佳決策。此觀點對個人理財研究具有深遠意義，促使學者更重視教育程度、資訊取得能力與認知偏誤在財務決策中的角色^[3]。與此同時，個人理財的理論基礎也出現跨學科的擴展方向。例如，社會交換論用以解釋家庭或個體在財務安排中面臨的成本與報償評估；成人教育理論（英語：Andragogy）則被應用於探討成年人如何學習財務知識，以及在理財教育（英語：Financial literacy）中的有效教學方式。

金融科技與理財環境的革新

1990年代，網際網路的普及和資訊科技革命推動金融服務數位化，包括網上銀行、電子支付與網路券商的普及。此時期的網際網路泡沫雖於2000年破裂，但科技在金融領域的應用仍持續發展及革新，之後在2010年代出現自動化投資管理工具、行動支付、區塊鏈相關應用及加密貨幣，使個人理財工具更為多元化。

2000年代中期，美國次級房貸市場的擴張帶來大量風險性住宅貸款與結構化金融產品（英語：Structured product）。2008年金融危機顯示金融創新若缺乏適當監管可能造成系統性風險，並促使政策制定者重視金融監管與消費者教育。危機後，美國推出多項金融改革與教育倡議，強調金融監管、消費者保護與個人理財教育標準化的重要性。

個人理財規劃

個人理財目的

個人理財的重要性在於協助個體在資源有限的情況下，合理配置財務以降低風險並保障長期生活穩定。財務知識的不足被視為提升個人理財需求的主要原因之一。多國研究指出，即使在受教育程度普遍較高的經濟體中，理財教育仍不均衡。經濟合作暨發展組織（OECD）的調查顯示，當個人理財教育並未制度化時，整體金融知識水準往往較低。在公共教育體系中個人理財並非所有學校的必修課程，以美國為例，截至2024年仍有近30%的高中未將個人理財作為畢業必修要求；而受過理財教育的研究生在信用評分與獲得的貸款條件普遍較佳^[5]。這些現象反映金融教育的涵蓋程度會影響跨世代的財務能力傳遞，使得個人在早期理解收支管理、需求與欲望的區別^[6]，以及風險承擔能力等概念的重要性更加提高^[7]。

其次，勞動市場的變動亦加強個人財務規劃的必要性。自動化與技術進步使部分依賴重複性或機械性操作的職位逐漸減少^[8]，而企業因成本考量將部分工作外移至勞動成本較低的地區^[9]。同時，人口結構中的年輕人通常具備較新的技能，也使未持續進修（英語：Continuing education）的中年員工在就業競爭中面臨較大壓力^[10]。由於部分產業具有循環性特徵，當經濟衰退或產業縮減時，裁員與失業風險會顯著增加^[11]。多數國家的名目上退休年齡仍維持在60歲至65歲，但實際可就業時間受市場條件影響而可能縮短，個人因而需要更早累積退休金與失業緩衝資金，以應對所得中斷的不確定性^[12]。

人口老化也是推動個人理財的重要因素。全球多數地區的平均壽命自20世紀以來已有明顯提升，部分國家甚至已達80歲以上^[13]。壽命延長意味著退休後的生活期更長，無論是日常開支、醫療支出或長期護理的需求皆會增加。因此，退休金、儲蓄與投資的規劃不僅需著眼於積累，也涉及在長期中保持購買力與抵禦通貨膨脹的能力。工作年數縮短與生命週期延長的雙重壓力，使得建立足夠的退休資產成為個人理財中的主要目的之一。

醫療費用的持續上升亦強化個人的財務規劃需求^[14]。無論在已發展或開發中經濟體中，醫療支出普遍呈現上升趨勢，其中包括處方藥物、住院費用、長期護理與老年護理等成本。各國醫療制度的保障範圍也存在差異：如美國的醫療保險由雇主、私人保險或政府計畫共同組成，但仍有自付額、共付額及排除項目^[15]；歐洲部分國家雖提供較完整的全民健康保險，但高成本藥物或新療法可能不在給付範圍內；而許多開發中國家則以個人自付醫療費為主^[16]。由於醫療費用的不確定性較高，且重大疾病、意外或長期護理需求可能造成家庭財務壓力，醫療保險、意外保險、重大疾病保障與應急資金（英語：Emergency fund）的設置遂成為個人理財的重要目的^[17]。

理財規劃流程

個人理財規劃的流程可概括為評估、設定目標、制定計畫、執行及後續監控等階段，各階段間相互連動並可能因生活條件改變而重新調整^[18]。

財務狀況評估是規劃流程的起點。此階段常透過編制個人化的財務報表，包括資產負債表與收支表，以掌握個體的財務基礎。資產負債表呈現個人持有的資產，如住宅、車輛、存款、投資工具及其他財產，同時列出其負債，如信用卡餘額、學生貸款、銀行貸款與房屋貸款。收支表則用以顯示一定期間內的所得來源及開支。這些資訊能反映個人的淨值與現金流狀況，並協助判斷短期與長期財務承受能力。

其次為設定理財目標。目標通常依時間長短分類，可能包括短期儲蓄需要、中期資金安排或退休等長期目標。清晰的目標能提供財務規劃的方向，使個體了解其所需達成的具體條件。例如，於一定年齡累積特定淨值或於短期內籌措購買特定商品的資金，均屬目標設定中常見的類型。

在目標確立後，個人需制定具體執行方案。財務計畫通常涉及對所得與支出結構作出調整，如節省非必要支出、尋求提高所得的方式、配置適當的金融資產或於風險承受範圍內進行投資。計畫的內容依個體的財務狀況及目標而異，可能包括儲蓄策略、保險規畫、投資組合設計或負債管理等要素。財務計畫的有效性取決於執行階段的紀律性。執行往往牽涉習慣的調整與財務行為的持續維持，並可能伴隨一定程度的取捨。部分個人會尋求會計師、財務策劃師、投資顧問或法律專業人士協助，以提升計畫的可行性與合規性。

最後，監控與再評估是個人財務規劃不可或缺的組成。因應市場變動、所得變化、家庭結構調整或意外事件，理財計畫需要定期檢視，以確認其能否持續支持原定目標。透過周期性分析與必要修正，個人可確保規劃內容與現實條件保持一致，並於審時度勢隨時調整策略。

所得管理

所得是個人理財的基礎構成要素，指個體從各類來源所獲得的貨幣流入，包括受僱所得、投資收益或其他自主性所得活動^[19]。所得水準決定個體滿足日常開支、累積儲蓄及進行投資的能力，亦影響其在財務規劃中的目標設定與風險承受度。個體可能透過進修、職業規劃或技能提升以提高未來所得潛力，亦可能藉由擴展所得來源、多元化工作型態或建立被動所得來強化財務韌性。

在勞動市場中，受僱所得（英語：Wages and salaries）通常為多數人的主要所得來源。受僱報酬的形式可區分為直接報酬和間接報酬。直接報酬包含薪資或其他明確記載於僱傭契約中的金錢報酬。薪資代表雇主因工作給付的總額，通常以年薪、月薪或時薪形式表示，其為計算扣除稅負與相關代扣項目前的毛所得。時薪制度通常依實際工時計算，常見於兼職工作或工時不固定的職務；而薪資制度則以固定期間給付為主，多集中於全職工作。間接報酬是指雇員收到的其他形式報酬，這些報酬不一定有明確的金額，通常被視為工作的福利，例如有薪假期、津貼或其他非金錢福利^[20]。

另有一部分所得來自非僱傭所得，例如自由工作者與獨立承包人的報酬。承包者通常以自雇方式提供專業服務，所得依合約條件與工作量決定，其補償形式往往不包含傳統僱傭關係下的福利安排。此類所得較具彈性，但亦伴隨較高的不確定性，需依靠個體管理稅務、保險與退休儲蓄^[20]。

除勞動所得外，投資所得在個人理財中的角色亦十分重要。投資所得包括利息、股利、資本利得或房地產出售收益等，通常在個體年長或退休時期成為主要的所得來源。投資所得的形成依賴前期儲蓄與資產配置策略，並受市場波動、利率水準及投資標的表現影響。部分個人亦會透過股權投資、創業、債券等累積長期收益，以補充其薪資所得^[20]。

所得管理在個人理財中不僅涉及所得來源的辨識，也包括所得時間分布、穩定性與長期可持續性的考量。個體可能透過進修、職涯發展或技能提升以提高未來所得潛力，亦可能藉由擴展所得來源、多元化工作型態或建立被動所得來強化財務韌性。由於所得決定了儲蓄與投資的起點，合理規畫及提升所得能力，對個人財務安全與長期財務目標的實現具有關鍵意義。

支出管理

支出管理的目的是協助個體理解資金流向，合理分配生活所需費用，並在長期內維持財務穩定。支出管理的主要工具是預算，其本質為一項針對特定期間的所得與支出計畫。透過預算，個體能掌握日常開銷、設定支出優先順序，並據此決定儲蓄、投資與貸款還款策略。制定預算通常始於追蹤並整理個人財務紀錄，包括過去數月的消費紀錄、銀行與信用卡帳單、薪資單、租約等。完整的財務資料有助於描繪既有消費模式，並確保預算設定貼近現實狀況，以確定固定與非固定支出的實際範圍，因爲預算的可行性依賴支出紀錄的準確性^[19]。

支出可依目的區分為「需要」（needs）與「欲望」（wants）^[21]。需要指維持基本生活所不可或缺的支出，如居所租金、公共事業費用、食品開銷與醫療費用；亦包括依法律要求向政府繳納的稅款。相對地，欲望則指非必要但用來提升生活品質的消費，如外食、娛樂、旅行或購置非必需消費品。區分需要與欲望有助於理解支出中不可削減的部分與可調整的部分，從而使預算更具彈性。除此之外，支出也可歸類為固定支出與非固定支出兩類。固定支出指金額在各期大致不變的費用，具可預測性，例如租金、房貸、保費、或訂閱服務。非固定支出則會隨生活行為或外在條件變化而波動，例如餐飲、交通、服飾購置或娛樂消費。

在支出管理的方法中，「50—30—20」法則是一個常見且應用廣泛的框架^[22]。此法則將稅後所得分為三個類別，並建議其比例分配。五成所得應被用於支付需要性質的必要支出，包括基本食物、住房費用、公共事業費與醫療保健等，此類支出無法避免，且多屬維持生活所需。三成所得可用於欲望性質的支出，例如嗜好、外食或旅行，這部分可依個人偏好而彈性調整。餘下兩成所得則應配置於儲蓄與未來財務需求，包括建立應急資金、退休儲蓄、重大購置目標（如不動產）或加速償還債務等。該比例旨在提供一個普遍化的框架，使個體在不同生活階段均能兼顧當前消費與長期財務安全^[22]。

儲蓄管理

參見：儲蓄

以儲蓄累積資本再以錢生錢，是常見基本理財規律。

在個人理財領域中，儲蓄為個人提供給對突發事件的緩衝，在失業、疾病或其他意外情況下提供安全保障，也可以作為購置物業、退休等長期目標的資金來源，使未來的目標支出或投資得以規劃與實現。建立儲蓄習慣往往始於選擇適合的銀行或信用合作社帳戶，以便定期存入資金並追蹤儲蓄的累積情況。個人可依自身財務狀況與人生階段，規劃短期與長期的儲蓄目標，例如購買耐久財、負擔教育費用或累積退休資金^[23]。

塑造規律的儲蓄習慣不僅使資產逐步累積，也為突發需求提供必要的流動性。在各項儲蓄策略中，「先支付給自己」（pay yourself first）被視為簡單且具效果的方式。其基本概念是在所得到帳後即優先將一定比例轉入儲蓄或投資帳戶，使儲蓄成為不可挪用的固定支出。此方式透過優先序的調整，將儲蓄行為制度化，減少因消費或其他支出而忽略儲蓄的可能。這個方法具有多方面的財務功能。其一是確保儲蓄的規律性，因為自動儲蓄安排降低了遺漏或延後儲蓄的風險。其二是降低財務壓力，儲蓄的逐步累積有助於提升安全感，使個人在面對財務不確定性時具備緩衝空間。其三是促進財務紀律，將儲蓄視為與租金或水電相同的重要支出，有助於避免衝動消費並改善資金分配。其四是簡化預算管理，因為在儲蓄金額已預先扣除後，剩餘資金更容易按生活需求分配^[24]。

在儲蓄管理中，建立應急資金亦是重要元素。應急資金旨在應對醫療費用、房屋修繕或所得中斷等突如其來的情況，其管理原則包括與日常消費資金分離，以確保資金在需要時可立即動用。一般建議應急資金應相當於三至六個月的生活開支，但實際需求會因家庭結構、受撫養人數或是否有其他可依賴之資源而有所差異。緊急基金不僅是一種風險管理工具，也可避免因突發開支而被迫舉債或動用其他長期目標的儲蓄^[25]。

各個國家的個人儲蓄率有相當大的差異。根據2024年12月的資料，部分國家呈現顯著較高的儲蓄水準，斯洛維尼亞的年均儲蓄率為22.49%；摩洛哥為24.3%；瑞典達25.36%，斯里蘭卡為30.8%，南韓以35.2%的個人儲蓄率位居前列^[26]。

投資管理

參見：投資

個人理財中的投資是指將資金配置於具有預期收益的資產，以期在時間推移下獲得所得或資本利得。不同投資工具在風險與報酬屬性上具有差異，投資者需理解自身的風險承受度與財務目標，藉以建構具備分散性的投資組合，使資產在長期內具備成長潛力^[19]。投資報酬可分為兩類。其一為投資所得，如債券利息或股票股利；其二為資本增值，即資產價值隨市場變動而上升^[27]。

投資行為一般包含將資金投入股票、債券、共同基金、指數股票型基金等金融工具。股票代表企業所有權的一部分，屬於具較高波動性的資產，可能帶來較高的長期報酬。債券則屬於固定收益工具，實質上為投資者向政府或企業提供貸款，並按約定收取利息，風險通常低於股票但報酬亦較有限。共同基金由共同基金公司透過集合眾多投資者的資金持有股票或債券，並委託基金經理人操作。指數股票型基金（ETF）則以類似方式組成資產池，但可於交易日內自由買賣，價格隨市場供需變動^[27]。

投資在個人理財策略中的重要性與通貨膨脹的影響密切相關。通貨膨脹會使貨幣購買力隨時間下降，消費品與服務的價格上升。若資金僅停留於現金或低收益工具中，長期下來可能無法抵禦購買力減損。投資的成長潛力旨在使資產增值速度至少趕上或超越物價上升的幅度，使個人財務維持實質價值。複利效果在投資管理中占有重要地位，其核心在於收益再投入後可進一步產生新的收益，使資產呈現加速度成長。雖然實際投資報酬並非年年穩定，但複利的累積效果顯示長期投資與提早投入的重要性，例如在享有稅務優惠的個人退休帳戶中，透過及早累積本金可增加可獲得的未來收益^[27]。

分散化是建構投資組合的核心原則之一。分散化指將資金分配至不同企業、產業或資產類別，以降低單一資產波動對整體財務狀況的衝擊。股票與債券的適當組合可依投資者的風險偏好、投資期間與財務能力而定。透過在不同資產間配置權重，可使投資組合在某些資產表現不佳時仍保持穩定性，使整體風險得到緩和^[27]。

借貸與信用

參見：借貸和金融信用

借貸與信用管理是影響個人財務穩定與資產累積的重要部分。債務依其用途、成本與財務效果常被區分為較具建設性的債務與成本較高的債務。前者如房屋貸款與學生貸款多與資產形成或人力資本投資相關，通常具有較低利率，並可能在長期內提升淨值或所得能力。後者則包括高利率的信用卡債務或用於購買持續折舊資產的貸款，易造成償還負擔並削弱財務彈性。

個人債務有多種來源。信用卡債務源於持卡人未清償的帳單餘額，若僅支付最低還款額（min pay），未清部分將持續累計利息，使未來償還成本增加。學生貸款是由政府為接受高等教育的學生提供補貼，以一筆過或按學期方式發放的資助貸款，通常在畢業後開始償還。房屋貸款與汽車貸款則屬於抵押貸款，購買標的物本身作為擔保品，若違約則可能遭到收回，用以償付債務^[28]。

債務累積至無法按期償還的程度即構成無力償債（insolvency），屬財務風險的重要表現。當借款人未能依約償還債務時，即構成違約，債權人可能展開催收程序（英語：Debt collection）以彌補損失。若債務人無力承擔償還壓力，部分司法管轄區提供破產保護，使其在法律框架下處理債務，但同時也對其信用記錄（英語：Credit history）造成長期影響。

信用是個人獲得借款並承諾日後償還的能力，是金融行業中不可或缺的制度安排。信用的取得附帶成本，如利息與手續費，並以借款人過往的償還紀錄作為風險評估依據。良好的信用紀錄可使個人更容易取得較大額度的貸款及較低的利率，提升財務操作彈性；相反，信用紀錄不佳者可能面臨更高的融資成本與較低的可借款額度^[29]。

信用報告是記載個人信用活動與現行信用狀況的文件，包含居住資訊、身分資料、既往及現有的信用帳戶、公共紀錄以及查詢紀錄等。信用報告會列出信用卡、房貸、車貸與學生貸款等帳戶資訊，並呈現借款金額、償還條件與付款紀錄。部分國家或地區亦會在報告中記載涉及債務的法律程序，例如破產或民事訴訟。信用報告所提供的資訊使貸方能評估個人的信用風險，進而決定是否提供貸款及相應條件^[29]。

風險管理與保險

個人財務的風險管理旨在辨識可能影響財務安全的各種不確定性，包括疾病、意外、所得中斷、自然災害或法律責任^[19]。風險可區分為投機性風險與純粹性風險。投機性風險（speculative risks）具有可能獲利或虧損的雙重結果，例如投資報酬不確定的股票，此類風險可透過不參與而完全避免，且由於其結果難以精準量化，通常無法被保險化。相較之下，純粹性風險（pure risks）涉及偶發或非意圖的事件，如疾病或車禍，其發生機率可計算並量化（英語：Quantification (science)），因而可以得出價格並納入保險制度^[30]。

完成風險評估後，個人可進行風險緩和，例如購買保險、建立應急資金或作出審慎的投資選擇。此一過程反映風險降低、承擔與轉移成本之間的策略性取捨。在風險管理的架構中，風險轉移（risk shifting）是核心概念之一，即將風險出售給願意承擔後果的第三方。大型市場能透過風險分散降低單一風險的成本，使保險成為可行的商業模式。個人可為財產、住宅、健康、就業及生命購買保險，並依據損失後果的嚴重性與願意支付的成本來決定保障範圍,防止突發事件造成財務負擔或破壞長期財務規劃^[30]。

個人較常接觸到的保險有財產保險、醫療保險、人壽保險等。財產保險屬於所有權保護，其保障內容包括因損害或盜竊造成的使用損失、價值減損或替代成本，以及因財產使用對他人造成損害時的法律責任。對多數個人或家庭而言，財產保險通常集中於汽車保險及房屋保險等。醫療保險是一種用以分擔個人手術與醫療費用的保險制度，其功能包括直接支付醫療服務提供者或補償被保險人因疾病與傷害所產生的實際支出。其涵蓋範圍通常包括住院、藥物與醫生診療等費用。透過定期繳納保費，受保人可在突發醫療需求時獲得財務協助，以降低醫療支出對個人經濟造成的壓力。人壽保險的主要目的在於於受保人死亡時，彌補其對家庭或事業的經濟價值，家庭對於人壽保險的需求取決於家庭成員失去未來所得能力後可能產生的損失幅度，並反映該個人在家庭經濟中的角色與責任^[31]。

退休規劃

退休規劃（英語：Retirement planning）是個人理財中以長期財務目標為核心的制度性安排，通常包括確認理財目標、評估風險承受程度並制定相應行動^[32]。此過程可於職業生涯的任何階段開始，但越早進行越能累積充足資源。退休規劃的基本步驟包括辨識未來所得來源、估算支出、建立儲蓄策略並管理資產，藉由預測未來現金流以判斷退休所得是否足以應付預期生活。個人決定何時退休涉及財務準備、健康狀況、工作滿意度與家庭責任等因素。若健康良好且工作具成就感，延後退休可增加儲蓄與社會保障給付；若工作負擔沉重或已備妥資金，則可能選擇較早退休。退休規劃亦須與其他財務負擔協調，包括房屋貸款、子女教育與其他長期債務^[33]。

傳統上，退休所得主要來自三類來源。社會保障制度是政府為大衆提供的基本保障，旨在替代中低所得者部分的退休前所得，但並非設計用以完全滿足退休生活。其次是雇主提供的退休計畫，包括由雇員與雇主共同累積的退休金或年金。第三類來源為個人在職業生涯中累積的資產，包括金融投資及需變現方能作為所得的不動產^[34]。多數已開發經濟體的法定退休年齡（英語：Retirement age）大致介於60至67歲之間，但是否可提前或延後申領社會保障、以及提前申領減額或延後申領增額幅度，則因各地人口結構、財政狀況與政策設計不同而異，部分歐盟及亞洲國家亦正因應人口老化而逐步提高退休年齡，以回應人均壽命延長與社會保障的公共財政壓力。

估算退休所需儲蓄並無通用標準，但一般建議以退休後所得達到退休前所得的七至八成為目標，實際數字須考慮預期生活方式、醫療支出、通貨膨脹與壽命風險^[33]。醫療費用是退休規劃中最易被低估的項目，瞭解醫療保險的適用範圍及其限制，並考量長期護理費用與健康儲蓄帳戶等工具，有助避免醫療支出過度侵蝕退休資產。此外，稅務因素亦在退休財務規劃中具有重要地位，不同類型的退休帳戶供款及取款方式有不同課稅規則，各國政府亦可能為鼓勵退休儲蓄而向納稅人提供稅務優惠。

財務自由

參見：財務自由

財務自由指個人擁有足以應付生活開支的資產，使其不再必須依賴傳統薪資所得維持財務安全。此概念並不意味個人完全停止工作，而是提供退出勞動市場的選擇權，使個人能在無財務壓力的情況下決定工作方式與生活節奏。財務自由亦構成「財務獨立、提早退休」運動（FIRE movement）的核心，它是一種倡導削減開支、鼓勵儲蓄和投資的運動，目標是提前退休或獲得更多的財務自由。但財務自由本身是更廣泛的理念，涵蓋不同生活方式與支出結構的變化，包括追求節儉生活的「簡約退休」（Lean FIRE）與維持較高生活水準的「富足退休」（Fat FIRE）^[35]。

達到財務自由的關鍵之一，是估算達成此目標所需的資產規模，亦即所謂「FI數字」（FI number）。FI數字是個人在不依賴薪資的情況下，資產能長期支持其生活方式所需的淨資產水準。此數字受到多項因素影響，包括年支出、預期生活方式、退休年齡、壽命風險與通貨膨脹等。由於每個人的消費與目標不同，FI數字必然呈現個人化特徵。

FI數字可藉由預估退休後的年度開支並推算所需資產總量來估算，其核心概念源自「25倍法則」（rule of 25）。計算方式是將預期退休後的年度生活支出乘以25，作為需累積的目標資產。例如若每年支出為4萬美元，則需準備約100萬美元。此方法基於4%年提款率，即退休後每年可從投資組合中提領約4%，並根據通貨膨脹進行調整，以避免資產過早耗盡^[36]。例如，假設某人退休金帳戶總額為200萬美元，退休第一年他最多可以提取8萬美元；如果第二年的通貨膨脹率為3%，他則可以提取8.24萬美元。4%法則源自1998年的「三一研究（英語：trinity study）」（Trinity study），該研究顯示在大多數情況下，包含股票與債券的投資組合能在長期內支撐此提取比例。25倍法則提供累積資產目標，而4%法則則說明退休後可安全提取的比率^[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