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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雷席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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勞倫斯·雷席格（英語：Lawrence Lessig；1961年6月3日—），暱稱賴瑞（Larry），是一位美國學者暨學術與政治的行動主義者，以提倡減少版權、商標、無線射頻頻譜上，特別是在科技應用方面的法律限制而出名。他也在號召以國家為基礎的行動主義該藉由第二次制憲會議以促進政府的實質改革[1]。
勞倫斯·雷席格是位於哈佛大學的埃德蒙·薩夫拉基金會倫理學中心的主管，也是哈佛法學院的法學教授。而在重返哈佛之前，他曾是史丹佛法學院的法學教授與史丹佛大學網路與社會研究中心的創立者。此外他還是創用CC發起委員、軟體自由法律中心（SFLC）委員、陽光基金會諮詢委員[2]與電子前哨基金會前任委員[3]。他曾籌款100萬美元參與2016年民主黨總統初選，最終於11月2日退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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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經歷與職業生涯
雷席格於1961年6月3日出生在南達科他州拉皮德城，父親萊斯特·勞倫斯·"傑克"·雷席格二世（Lester Lawrence "Jack" Lessig II，1929–2020）是一名工程師，母親帕特里夏·"帕特"·韋斯特·萊西格（Patricia "Pat" West Lessig，1930–2019）是一名房地產經紀人。[4][5][6][7]他有兩位年長的繼兄姊，分別是羅伯特（Robert，2019年逝世）和基蒂（Kitty），以及一位親生的妹妹萊斯莉（Leslie）。他在賓夕法尼亞州威廉斯波特長大。1983年，他在賓夕法尼亞大學取得了經濟學文學學士（BA）和管理學理學學士（BS）雙學位。之後，他前往英國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學習哲學，並於1986年獲得碩士學位（MA）。隨後，雷席格返回美國攻讀法學院。他先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完成了第一年的課程，後轉學至耶魯大學法學院，並於1989年獲得法學博士學位（JD）。
從法學院畢業後，雷席格於1989年至1990年間擔任美國第七巡迴上訴法院法官理察·波斯納（Richard Posner）的司法助理，隨後於1990年至1991年間擔任美國聯邦最高法院大法官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的司法助理。[8]
雷席格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開始了他的學術生涯，1991年至1997年間任教於該校。作為該校東歐憲政研究中心（Center for the Study of Constitutionalism in Eastern Europe）聯合主任，他協助新獨立的喬治亞共和國起草憲法。[9]1997年至2000年間，雷席格在哈佛大學法學院任教，其中有一年擔任伯克曼法學教授（Berkman Professor of Law），並隸屬於哈佛大學伯克曼網際網路與社會研究中心（Berkman Klein Center for Internet & Society）。[8]隨後，雷席格加入史丹佛大學法學院，並創立了斯坦福網際網路與社會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10]
雷席格於2009年7月回到哈佛大學，擔任教授並成為埃德蒙·J·薩夫拉倫理中心（Edmond J. Safra Center for Ethics）主任。[11]2013年，雷席格被任命為哈佛大學羅伊·L·弗爾曼法學與領導力教授（Roy L. Furman Professor of Law and Leadership）；他的講座題目為《亞倫法則：數字時代的法律與正義》（"Aaron's Laws: Law and Justice in a Digital Age"）。[12][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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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張
雷席格是著作權、商標和無線電頻率法律限制減少的支持者，特別是在技術應用方面。2001年，他創立了創用CC（Creative Commons），這是一個非營利組織，致力於擴大可供他人合法使用、建設和分享的創意作品的範圍。在最近一次被任命為哈佛大學教授之前，雷席格曾在史丹佛大學法學院擔任法學教授，並創立了斯坦福網際網路與社會中心（Stanford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此外，他還曾在芝加哥大學法學院任教。他曾是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和軟體自由法律中心（Software Freedom Law Center）、位於華盛頓特區的遊說組織公共知識（Public Knowledge）和自由新聞（Free Press）、以及電子前線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的董事會成員。[14]2007年，他被選為美國哲學學會（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會員。[15]
作為一名政治活動家，雷席格呼籲通過基於州的行動主義，推動政府的實質性改革，並召開第二次憲法大會。[16]2014年5月，他發起了一個眾籌政治行動委員會，名為Mayday PAC，旨在選舉那些支持通過美國競選財務改革的美國國會候選人。[17]雷席格也是Rootstrikers的聯合創始人，並擔任MapLight和的董事會成員。[18]他還在Democracy Café[19]和（Sunlight Foundation）的顧問委員會任職。[20]
2015年8月，雷席格宣布他正在考慮參選美國總統，並承諾如果在勞動節前，其探索委員會能夠籌集到100萬美元，他將正式參選。[21][22]在達成這一目標後，雷席格於2015年9月6日宣布正式參選，競逐2016年民主黨總統候選人提名。[23]雷席格將自己的參選描述為針對競選財務改革和選舉制度改革立法的公投。他表示，如果當選總統，他將履行完整任期，並將推進他提出的改革作為立法優先事項。[24]2015年11月，雷席格宣布結束競選，原因是民主黨修改了規則，導致他無法參加電視辯論。[25][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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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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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席格在採訪中多次強調，他在劍橋大學學習哲學的經歷徹底改變了他的價值觀和職業道路。在此之前，他持有強烈的保守主義或自由意志主義政治觀點，渴望從事商業領域的職業，曾是青少年共和黨人（Teenage Republicans）的活躍成員，通過基督教青年會（YMCA）青年與政府項目，於1978年擔任賓夕法尼亞州青年州長，並幾乎走上了共和黨政治生涯的道路。[27]
自20世紀80年代中期在劍橋大學學習哲學以來，雷席格的政治立場轉向了自由主義。原本計劃在劍橋大學只度過一年的交換學習，結果促使他決定再留兩年，完成哲學本科學位，並進一步塑造了他不斷變化的政治價值觀。在此期間，他還曾前往東歐國家旅行，由此對東歐地區的法律和政治產生了終身的興趣。[28]
到20世紀80年代末，兩位有影響力的保守派法官——理察·波斯納（Richard Posner）法官和安東寧·斯卡利亞（Antonin Scalia）大法官——選中雷席格擔任其司法助理。他們之所以選擇雷席格，是因為認為他才華出眾，而非基於其意識形態，使他實際上成為各自團隊中的「象徵性自由派」。[29]後來，波斯納稱雷席格為「他這一代最傑出的法學教授」。[30]
雷席格依然對政府干預持懷疑態度，但支持適度的監管，並自稱為「一名憲政主義者」。有一次，雷席格還稱讚了約翰·麥凱恩（John McCain）競選團隊，理由是他們在致YouTube的一封信中討論了合理使用權（fair use）。信中批評了YouTube縱容過度的版權主張，導致多個競選視頻被下架的行為。[31]
網際網路和計算機行動主義
在計算機科學中，「代碼」通常指的是電腦程式的文本（即原始碼）；而在法律領域中，「代碼」則可能指構成成文法的成文法。在他1999年出版的著作《代碼與網絡空間的其他法律》（Code and Other Laws of Cyberspace）中，雷席格探討了代碼在這兩種意義上都可以成為社會控制工具的方式，並提出了著名論斷：「代碼即法律」（Code is law）。後來，雷席格為了與當時的主流觀點保持同步，對該著作進行了更新，並於2006年12月發布了新版《代碼：2.0版》（Code: Version 2.0）。
自21世紀初以來，雷席格一直是混合文化（remix culture）的倡導者。[32]在他2008年出版的著作《混合》（Remix）中，[33][34]他將這種文化實踐視為有別於盜版的一種理想文化現象。雷席格進一步闡述了混合文化與技術和網際網路的內在聯繫。因此，混合文化是實踐、創造力、「讀寫文化」（read/write culture）與混合型經濟（hybrid economy）的融合體。
根據雷席格的觀點，當混合文化與嚴格的美國版權法相衝突時，問題就出現了。他將這種情況比作禁酒令的失敗，既表現在其無效性上，也表現在它有可能使犯罪行為正常化。作為解決方案，他提議採取更加寬鬆的許可方式，特別是創用CC許可（Creative Commons licenses），以此來維持「法治」並打擊剽竊行為。[35]
2004 年 3 月 28 日，雷席格當選為 FSF 董事會董事。[36]他提出了「自由文化」的概念。[37]他還支持自由及開放原始碼軟體和開放頻譜。[38]在2002年O'Reilly開源大會（O'Reilly Open Source Convention）上，雷席格在他的自由文化主題演講中提到了幾分鐘關於軟體專利的內容，[39]他認為軟體專利是自由軟體、開源軟體和創新日益增長的威脅。
2006年3月，雷席格加入了「數字宇宙」（Digital Universe）項目的顧問委員會。[40]幾個月後，他在2006年維基媒體國際會議（Wikimania）上發表了關於自由文化運動倫理問題的演講。同年12月，他的講座《論自由，以及文化與代碼的區別》（On Free, and the Differences between Culture and Code）成為第23屆混沌通訊大會（23C3）「你能信任誰？」（Who can you trust?）上的一大亮點。[41]
根據喜劇中心頻道（Comedy Central）的報道，雷席格在2009年表示，由於70%的年輕人通過非法渠道獲取數字信息，因此應當對相關法律進行修改。[42]
在《自由靈魂》（Freesouls）書籍項目的前言中，雷席格為數位技術世界中的業餘藝術家進行了辯護：「數位技術催生了另一類業餘創作者，由此也誕生了另一種形式的創造力。」[43]
雷席格也是版權期限版權期限延長的著名批評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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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席格長期以來一直是網絡中立（Net Neutrality）的支持者。2006年，他在美國參議院作證時表示，他認為國會應當確認麥可·鮑威爾（Michael Powell）提出的四項網際網路自由原則，並在此基礎上增加一項限制，即限制接入分層服務（access-tiering）。也就是說，他認為內容提供者不應被收取不同費用。其原因在於，網際網路基於中立的端到端（end-to-end）設計，成為了一個極具創新潛力的平台；如果大型公司能夠通過支付更高費用獲得更快服務，將威脅到資金較少的新興公司的創新機會，從而損害經濟利益。然而，雷席格也支持允許網際網路服務提供商（ISP）向消費者提供不同價格、不同速度的服務選項。他在接受加拿大廣播公司（CBC News）採訪時表示，他一直支持允許網絡提供商根據不同的接入速度向消費者收取不同費用。他說：「毫無疑問，我的立場可能是錯誤的。一些網絡中立運動的朋友以及一些學者認為這種立場是不對的——認為它做得還不夠。但聲稱我的立場是『最近才有』的說法是毫無根據的。如果我是錯的，那我一開始就是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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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在許多場合中雷席格表達了反監管的立場，他仍然認為有必要通過立法來執行版權保護。他主張將創作者的版權保護期限制為五年，但他也認為，由於許多創作者是獨立工作者，如果引入一種官僚程序，允許在五年期滿後續展商標權，最長可達75年，那麼創作者的作品將能夠更容易、更快速地向公眾開放。[44]
雷席格多次表態認為，通過立法進行私有化，比如1980年代英國電信（British Telecommunications）在英國的私有化，並不是促進網際網路發展的最佳途徑。他表示：「當政府消失時，並不是說天堂就會取而代之。當政府不在了，其他利益集團就會取而代之。」他還說：「我的主張是，我們應該專注於自由的價值。如果沒有政府來堅持這些價值，那麼誰來堅持？」「唯一能夠統一我們的力量，應當是我們自己治理自己。」[45]
從1999年到2002年，雷席格對《索尼·博諾版權保護期延長法案》（Sonny Bono Copyright Term Extension Act）發起了廣受關注的挑戰。他與伯克曼網際網路與社會中心（Berkman Center for Internet and Society）合作，領導團隊代表原告出庭應訴《埃爾德雷德訴阿什克羅夫特案》（Eldred v. Ashcroft）。[46]該案的原告方得到了多家經常出版美國公共領域作品的出版商的支持，同時還有大量法庭之友（amici）參與支持，包括自由軟體基金會（Free Software Foundation）、美國 法律圖書館協會（American Association of Law Libraries）、國家事務局（Bureau of National Affairs）以及大學藝術協會（College Art Association）。
2003年3月，雷席格對在《埃爾德雷德案》中在最高法院的敗訴表示極度失望。他在案件中試圖說服同情去監管立場的首席大法官威廉·倫奎斯特（William Rehnquist）支持他提出的「基於市場」的智慧財產權監管方式，但未能成功。[47]
2013年8月，勞倫斯·雷席格起訴了解放音樂有限公司（Liberation Music PTY Ltd.），原因是該公司向YouTube發出刪除通知，要求下架雷席格的一場講座視頻。該講座中使用了由解放音樂代理的鳳凰樂隊（Phoenix）演唱的歌曲《Lisztomania 》。[48][49]雷席格根據《數字千年版權法》第 512(f) 條尋求賠償，該條規定，當事人應對侵權的虛假陳述或刪除材料承擔責任。[50]雷席格由電子前沿基金會（Electronic Frontier Foundation）和Jones Day律師事務所代理。[51]2014年2月，該案件以和解結束，解放音樂公司承認在發出刪除通知時存在不當行為，並對此進行了道歉，同時支付了一筆保密的賠償金額。[52][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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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0月，電影《殺死開關》（Killswitch）在伍德斯托克電影節（Woodstock Film Festival）舉行了全球首映，並獲得最佳剪輯獎。影片中，雷席格與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吳修銘（Tim Wu）和愛德華·斯諾登（Edward Snowden）一同亮相。影片講述了兩位年輕的黑客行動者——斯沃茨和斯諾登的故事，他們象徵著網際網路的顛覆性和動態特徵。電影揭示了雷席格與斯沃茨之間的情感紐帶，以及正是斯沃茨（作為學員）挑戰雷席格（作為導師）參與政治活動，最終促使雷席格投身於推動美國競選財務改革競選融資改革的運動。[54][55]
2015年2月，電影《殺死開關》受美國國會議員阿蘭·蓋雷森（Alan Grayson）邀請，在華盛頓特區的國會遊客中心（Capitol Visitor's Center）進行放映。該活動恰逢美國聯邦通信委員會（FCC）就網絡中立性做出歷史性決定的前夕。雷席格、格雷森議員以及自由新聞（Free Press）執行長克雷格·阿倫（Craig Aaron）一起討論了保護網絡中立性以及自由、開放網際網路的重要性。[56][57]
蓋雷森議員表示，《殺死開關》是「關於控制網際網路以及獲取信息本身的鬥爭中最真實的記錄之一。」[56]《矽谷都市報》（Metro Silicon Valley）的理察·馮·布薩克（Richard von Busack）評論《殺死開關》時寫道：「這是繼《原子咖啡館》（The Atomic Café）之後，最具雕琢感的使用發現鏡頭的作品之一。」[54]《橙縣紀事報》（Orange County Register）的弗雷德·斯威格爾斯（Fred Swegles）評論道：「任何重視自由獲取在線信息的人，都會被《殺死開關》這部引人入勝、節奏緊湊的紀錄片深深吸引。」[55]《極客網》（GeekWire）的凱西·吉爾（Kathy Gill）則指出：「《殺死開關》絕不僅僅是對技術歷史的枯燥敘述。導演阿里·阿克巴扎德（Ali Akbarzadeh）、製片人傑夫·霍恩（Jeff Horn）和編劇克里斯·多拉（Chris Dollar）打造了一個以人為中心的故事。這種情感聯繫很大程度上源於雷席格與斯沃茨之間的關係。」[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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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2月，勞倫斯·雷席格（Lawrence Lessig）與勞倫斯·特賴布（Laurence Tribe）在EqualCitizens.US的支持下共同成立了「選舉人信託」（The Electors Trust），為美國選舉人團的538名成員提供為公眾利益的法律諮詢服務以及安全的通信平台，協助他們在總統選舉中基於良知投票，反對唐納·川普。[59]
雷席格與青年土耳其黨網絡聯合主持播客「另一種方式」。[60]
雷席格公開支持由前OpenAI員工提出的「預警權」，即保障他們有權就人工智慧可能帶來的災難性風險向公眾發出警告。雷席格還同意為這些吹哨人提供為公眾利益的辯護工作。[61][62]
2024年8月，雷席格與人工智慧研究人員約書亞·本吉奧（Yoshua Bengio）、傑弗里·辛頓（Geoffrey Hinton）和斯圖爾特·拉塞爾（Stuart Russell）共同簽署了一封公開信，支持加利福尼亞州的人工智慧安全法案SB 1047。該法案要求在訓練最強大模型的公司，在發布前對其模型進行風險評估。公開信中指出，該法案將是緩解人工智慧所帶來嚴重風險的第一步，也是「對該技術進行有效監管的最低要求」。雷席格表示，加州州長加文·紐森（Gavin Newsom）將有機會「鞏固加州在人工智慧監管領域作為全國先行者的地位」。[63][64]
政治中的金錢行動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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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7年iCommons峰會上，雷席格宣布，他將不再將關注重點放在版權及相關事務上，而是轉而致力於應對政治腐敗。這一轉變源於他與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的一次深刻對話。斯沃茨是雷席格通過「創用CC」（Creative Commons）項目工作時結識的一位年輕的網際網路奇才。[65]這項新工作部分是通過他的維基網站「Lessig Wiki」開展的，雷席格通過該網站鼓勵公眾記錄腐敗案例。.[66]雷席格批評了所謂的「旋轉門」現象，即立法者和工作人員離任後成為說客，從而受制於特殊利益集團。[67]
2008年2月，法學教授約翰·帕爾弗里在Facebook上組建了一個小組，鼓勵雷席格競選加利福尼亞州第十二國會選區的國會議員席位，該席位因眾議員湯姆·蘭托斯去世而空缺。[68]同月晚些時候，在組建了一個「探索性項目」後，雷席格決定不競選這一空缺席位。[69]
儘管決定放棄競選國會議員，雷席格仍然希望努力推動國會改革以減少腐敗現象。[69]為此，他與政治顧問喬·特里皮合作，發起了一個名為「改變國會」（Change Congress）的網絡項目。[70]在2008年3月20日的新聞發布會上，雷席格解釋說，他希望「改變國會」網站能提供技術工具，幫助選民監督他們的代表，並減少金錢對政治的影響。[71]他還是非營利研究組織MapLight的董事會成員，該組織致力於揭示金錢與政治之間的聯繫。
「改變國會」（Change Congress）後來更名為「優先修正國會」（Fix Congress First），最終定名為「Rootstrikers」。[72][73]2011年11月，雷席格宣布「Rootstrikers」將與迪倫·拉蒂根（Dylan Ratigan）的「趕走金錢」（Get Money Out）運動聯合行動，歸屬於「United Republic」組織旗下。[74][75]隨後，「Rootstrikers」又歸入了由阿倫·斯沃茨（Aaron Swartz）共同創立的「Demand Progress」組織。
2010 年，雷席格開始組織全國第五條大會。[76]他與喬·特里皮 (Joe Trippi) 共同創立了「修復國會第一！」 (Fix Congress First!)。 [77]2011 年的一次演講中，雷席格透露他對歐巴馬的執政表現感到失望，批評其為「背叛」，並批評總統使用「（希拉蕊）柯林頓的劇本」。[78]雷席格呼籲各州政府推動召開全國範圍的憲法第五條修正案大會（Article V convention），[79]並支持了「Wolf-PAC」這一全國性組織，該組織致力於通過憲法第五條程序召開大會，以解決金錢影響政治的問題。[80]雷席格支持的大會將由「隨機按比例選出的公民」組成，他認為這種方式將能有效運作。他表示：「政治是一項少有的運動，在其中業餘者往往比專業人士更出色。」[79]他在2011年9月24日至25日與茶黨愛國者組織（Tea Party Patriots）全國協調員共同主持的會議上推廣了這一想法，[81]也在他2011年10月5日出版的著作《共和國的淪喪：金錢如何腐蝕國會——以及阻止這一切的計劃》中進行了闡述，[82]此外還在華盛頓特區的「占領抗議」活動上進行了宣傳。[83]記者丹·弗魯姆金表示，這本書為占領華爾街抗議者提供了一份宣言，重點關注政黨及其選舉中腐敗的核心問題。[84]第五條修正案會議本身並不規定具體的解決方案，但雷席格支持一項憲法修正案，該修正案將允許立法機關限制來自非公民（包括公司、匿名組織和外國公民）的政治捐款。他還支持公共競選資金制度以及改革選舉人團制度，以確立「一人一票」的原則。[85]
新罕布夏叛亂（The New Hampshire Rebellion）是一項旨在提高公眾對政治腐敗認識的步行活動。[86]該活動始於2014年，在新罕布夏州舉行了一次185英里的遊行。[87]在第二年，這項步行活動擴展到新罕布夏州的其他地點。[88]
從2014年1月11日到1月24日，雷席格和許多其他人，如紐約活動家傑夫·庫爾松（Jeff Kurzon），從新罕布夏州的迪克斯維爾諾奇（Dixville Notch）步行至納舒厄（Nashua），進行了一次185英里的遊行，目的是推動解決「華盛頓系統性腐敗」的問題。雷席格選擇使用這一表述而不是相關術語「競選財務改革」，並評論道：「說我們需要競選財務改革，就像把一個酗酒者稱作是有『液體攝入問題』一樣。」這次步行活動延續了新罕布夏本地人Doris 「Granny D」 Haddock）的工作，並且是為了紀念已故活動家亞倫·斯沃茨（Aaron Swartz）。[86]新罕布夏反叛者從新罕布夏海岸的漢普頓（Hampton）步行至新城（New Castle），行程為16英里。[89]初始地點的選擇也與其在四年一度的「新罕布夏初選」中扮演的重要和顯著角色有關——這是美國總統選舉的傳統首場初選。[89]
2016年總統候選人
雷席格於2015年9月6日宣布啟動他的總統競選，儘管這被視為一次不太可能成功的競選。在2015年8月11日，雷席格宣布他已啟動探索性競選，目的是評估自己贏得2016年美國總統選舉民主黨提名的前景。[22][90]雷席格承諾，如果到 2015 年勞動節時籌集到一百萬美元，他將爭取提名。[90]這一宣布在全國媒體中廣泛報道，並與雷席格2016競選團隊的媒體攻勢同步進行。雷席格接受了《紐約時報》和彭博社的採訪，競選信息和雷席格的選舉資金改革立場在社交媒體上廣泛傳播。[90][91]他的競選專注於一個單一議題：《公民平等法案》。該提案將競選資金改革與其他旨在遏制不公正地劃分選區和確保投票權的法律結合在一起。[90]為了表達對該提案的承諾，萊西格最初承諾，一旦《公民平等法案》正式生效，他將辭職，並將總統職位移交給他的副總統，副總統將以一位典型的美國總統的身份完成剩餘任期，並處理一系列問題。2015年10月，萊西格放棄了自動辭職計劃，並制定了完整的總統政策綱領，但他仍將推動《公民平等法案》的通過作為其首要立法目標。[90]
雷席格在愛荷華州進行了一次競選活動，目的是為爭取首場黨內初選——該州的選區大會做準備。他在10月下旬於蘇世中心的多德學院（Dordt College）進行了此次活動。隨後，他於2015年11月2日宣布結束競選。[92]
選舉團改革
在2017年，雷席格宣布發起一項名為「平等選票」（Equal Votes）的運動，旨在挑戰各州的「勝者通吃」選舉人團投票分配制度。[93]雷席格還曾作為律師參與「Chiafalo訴華盛頓州」（Chiafalo v. Washington）一案，該案中最高法院裁定，各州可以強制選舉人遵循該州的普選結果。
第十四修正案第三節
在2023年，雷席格在《Slate》上撰寫了一篇社論，建議由選舉人團來決定唐納·川普是否在美國憲法下從事了叛亂。他解釋道，「由選舉人團來決定這個問題比由現任政治家或州官員來決定要更好，因為選舉人團的唯一目的就是選舉總統。」[94]
獎項和榮譽
在2002年，雷席格獲得了自由軟體基金會（FSF）頒發的自由軟體發展獎。[36]他還獲得了《科學美國人》50獎，因為他「反對可能扼殺在線創新和話語權的版權解讀。」[95]2006年，雷席格被選為美國文理科學院院士。[96]
在2011年，雷席格被評選為Fastcase50，這個獎項旨在表彰「法律領域最聰明、最勇敢的創新者、技術專家、遠見者和領導者。」[97]2013年，雷席格獲得瑞典隆德大學社會科學學院的榮譽博士學位，2014年獲得法國魯汶天主教大學的榮譽博士學位。[98][99]雷席格還因共同創立創作共用（Creative Commons）並捍衛網絡中立性及自由及開放原始碼軟體運動，獲得了2014年Webby終身成就獎。[100]
個人生活
在2005年5月，雷席格揭露了他在少年時期曾遭受美國男童合唱團學校（American Boychoir School）校長的性虐待。[101]雷席格曾與該學校達成過一項保密的和解協議。他在為另一位學生受害者約翰·哈德威克（John Hardwicke）提供法律代理過程中披露了自己的經歷。[102]在2006年8月，他成功說服新澤西州最高法院大幅限制了免疫範圍，免除了未能防止性虐待的非營利組織的法律責任。[103]
萊西格的妻子是貝蒂娜·諾伊費恩德（Bettina Neuefeind），她是萊西格在德國出生的哈佛大學同事。兩人於1999年結婚。[104]他和諾伊費恩德育有三個孩子：威廉（Willem）、科菲（Coffy）和苔絲（Tess）。[105]
2019年，在對傑弗里·愛潑斯坦（Jeffrey Epstein）的刑事調查中，人們發現，在愛潑斯坦因刑事指控被定罪後，由前主任伊藤穰一（Joichi Ito）領導的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MIT Media Lab）接受了愛潑斯坦的秘密捐款。伊藤最終因此事辭去了麻省理工學院媒體實驗室主任一職。在對伊藤發表支持性評論後，雷席格於2019年9月在Medium上發表了一篇帖子，解釋了他的立場。雷席格在帖子中承認，大學不應該接受像愛潑斯坦這樣的罪犯的捐款，他們通過與犯罪記錄無關的行為致富；但是，如果要接受此類捐款，最好是秘密接受，而不是公開將大學與罪犯聯繫起來。[106][107]雷席格的文章招致了批評，大約一周後，《紐約時報》的內莉·鮑爾斯 (Nellie Bowles) 採訪了雷席格，在採訪中，雷席格重申了他對此類捐款的立場。[108]文章標題為「哈佛教授加倍下註：如果你接受愛潑斯坦的錢，那就秘密進行」，雷席格確認該標題是基於他向《紐約時報》發表的聲明。雷席格質疑該標題忽視了他關於麻省理工學院不應接受此類捐款的論點，並批評了文章的開篇兩行：「向被定罪的性犯罪者傑弗里·愛潑斯坦募捐很難辯護。但哈佛法學院教授勞倫斯·雷席格一直在努力。」 隨後，他指責《紐約時報》故意用標題來誹謗他，並表示該文章在社交媒體上的傳播損害了他的聲譽。[來源請求]
2020年1月，雷席格對《紐約時報》提起了誹謗訴訟，訴訟對象包括作家鮑爾斯、商業編輯艾倫·波洛克和執行編輯迪恩·巴奎特。《紐約時報》表示，他們將「堅決」抗辯雷席格的指控，並相信其所發表的內容準確無誤，且在雷席格最初提出投訴後已由高級編輯審核。[109]
2020 年 4 月，《紐約時報》將原標題改為：「接受污染資金的道德問題是什麼？與勞倫斯·雷席格就傑弗里·愛潑斯坦、麻省理工學院和名譽洗錢進行對話。」[110]雷席格報告說，他隨後撤回了誹謗訴訟。[111]
參考書目
《網絡空間法典與其他法律》（Basic Books，1999年）， ISBN 978-0-465-03913-5
《思想的未來》（Vintage Books，2001年）， ISBN 978-0-375-50578-2
《自由文化》（Penguin，2004年）， ISBN 978-1-59420-006-9
《代碼：版本2.0》（Basic Books，2006年），ISBN 978-0-465-03914-2
《混音：讓藝術和商業在混合經濟中蓬勃發展》（Penguin Press，2008年）， ISBN 978-1-59420-172-1
《迷失的共和國：金錢如何腐蝕國會---以及阻止它的計劃》（Twelve出版社，2011年），ISBN 978-0-446-57643-7
《前進之路：局外人修復共和國的指南》（Kindle Single/亞馬遜，2012年）
《萊斯特蘭：國會的腐敗及其終結》（2013年，CC BY-NC授權），ISBN 978-1-937382-34-6
《迷失的共和國：平等的腐敗及其終結措施》（Twelve出版社修訂版，2015年），ISBN 978-1-4555-3701-3
《妥協的美國》（芝加哥大學出版社，2018年），ISBN 978-0-226-31653-6
《忠誠與約束：最高法院如何解讀美國憲法》（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年），ISBN 9780190945664
《他們不代表我們：重建我們的民主》（Dey Street/William Morrow出版社，2019年）， ISBN 978-0062945716
《如何竊取總統選舉》（耶魯大學出版社，2024年），ISBN 978-0300270792
電影作品
參考來源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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