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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西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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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立中山大學西遷，又稱國立中山大學內遷，是指1938年至1945年間國立中山大學從廣州遷往雲南、後又遷往粵北山區繼續辦學的歷史。
背景
自1937年7月盧溝橋事變後，日軍就開始以空襲的方式轟炸中國重要科研機構。僅1937年8月至1938年5月間，國立中山大學遭受到日軍機轟炸10餘次，部分校舍被毀，設施資料損失嚴重，導致學校一度停課[1][2][3]。中大[註 1]文學院、法學院、理學院被迫遷入附屬中學上課[1]。因此，1937年12月17日，中大校長鄒魯即致電國民政府教育部，要求轉移重要儀器和圖書[3]。
過程
1938年10月19日、20日、21日，國立中山大學師生、員工分批從廣州撤離[3]。當時廣東有後方兩地，一為粵西的羅定，一為粵北的曲江。由於日軍已經進入湖南，而粵北曲江與湖南接壤，為了穩妥起見，中大選擇遷往廣東西部的羅定縣[4][3]。至10月底，全部師生抵達羅定。
然而，國民政府教育部電令中大，稱羅定「匯款不便，另覓桂、滇兩省遷校」。於是，中大又擇定廣西龍州縣為校址。但在準備啟程時，又接教育部電知「日敵謀在北海登陸，接近龍州，應迅遷滇省」。[5]校長鄒魯向居住於雲南昆明的原法學院院長鄧孝慈發電報商討遷校意見，最終決定將國立中山大學遷往雲南中部的澂江縣辦學。[6]因此，國立中山大學部分師生於1938年12月1日離開羅定，溯西江而上。1939年1月7日，該部師生抵達廣西梧州；19日，抵達龍州；2月6日，自龍州出鎮南關，至越南河內[3]乘滇越鐵路前往雲南澄江。[5]此外，另有數批師生徒步經貴州貴陽轉昆明，或經廣西百色入雲南[3]。自香港起程的師生，則乘海輪至越南海防登陸，再經河內到昆明，共15批，750人。[2]
1940年（民國29年）7月，滇南百物昂貴，加之日軍控制法屬印度支那，雲南局勢逐漸惡化；而此時，粵北山區局勢較為穩定，廣東省政府和眾多機構也已經遷至於此，並且臨近粵漢鐵路貫穿其間，便於學生前來入學[7]。因此，國立中山大學於1940年9月決定遷至粵北樂昌縣坪石鎮。9月22日，師生員工從澄江啟程，橫跨滇、黔、桂、湘、粵五省，於10月16日抵達坪石鎮，各學院分散在各村辦學。
1945年（民國34年）1月16日，日軍在湘粵贛戰役中佔領湘南宜章縣，坪石陷入被包圍之勢。事出倉促，中大師生緊急疏散，一部分師生由校長金曾澄率領，經仁化縣向東行赴龍川縣，擇定東江之畔的梅縣為校本部；另一部分由總務長何春帆率領，循連坪公路向西，抵連縣三江鎮，成立國立中山大學連縣分教處。
1945年（民國34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國立中山大學師生開始陸續從粵北各地返回廣州，1946年（民國35年）1月，國立中山大學正式在廣州舊址復校，各學院先後開課。
辦學情況
1938年10月，全部人員和物資抵達廣東西部的羅定縣後，國立中山大學開始復課。辦學情況如下[4]：
自1938年10月抵達，至1938年底撤離，國立中山大學在羅定辦學共計約2個月[4]。
國立中山大學在澄江時期共設文、法、理、工、農、醫、師範7個學院，並設有一個綜合研究院。各學院極為分散，分設于澄江縣的各個村寨，以寺廟、祠堂當教室。師生員工跋山涉水，往返穿梭於各村寨之間上課或做實驗，最遠者多達20餘里。
澄江復課之初，國立中山大學各院系共有教職員245人、學生1736人[8]。在澄江期間，因校長鄒魯未到學校理事，許崇清就任代校長。
中大在澄江期間雖然條件艱苦，但是依然吸引了一批著名學者前來任教，例如音樂家馬思聰、經濟學家黃元彬、教育家崔載陽、文學家吳康、內科專家葉少芙、圖書館學家杜定友等。
坪石時期，國立中山大學學生規模大幅度恢復。截止至1942年底，中大共有學生4197人；自1940年底至1945年初，中大在坪石辦學的4餘年間累計培養學生近2萬人。[9]
中大在坪石辦學期間，為彌補師資短缺，校長許崇清聘請了哲學家李達、文俗學家鍾敬文、經濟學家王亞南等學者來校任教。此外，學術交流活動也正常開展，歷史學家陳寅恪、楊東蓴，美國地理學家葛德石等中外學者先後來中大講學。[9]
抗日活動
在1938年廣州淪陷前，中大師生就已經投入了抗日救亡運動。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部分中大師生成立「中大反日會」。1932年上海一二八事變後，中大與廣州各校學生於2月29日上街遊行示威，並絕食一天，將節省的膳食費捐贈給十九路軍。[10]
1935年12月12日，中大3000餘名學生為聲援一二九運動舉行抗日示威遊行。1935年12月31日，中大與廣州其他學校聯合舉行第二次抗日示威遊行，並推選中大學生會主席曾振聲等六人向國民政府西南政務委員會請願。1936年1月9日，中大與廣雅中學、執信中學等校學生一萬多人再次進行抗日示威遊行。 [11]
1937年盧溝橋事變後，一些中大學生直接參加國民革命軍並奔赴前線。在中大校園內，則先後成立了禦侮救亡工作團、抗敵後援工作團、抗戰教育實踐社、戰地服務團、抗日先鋒隊等二十餘個社團[12]，分別在廣東各地發通過演出話劇、分發宣傳單冊等形式宣傳抗戰[13]，或向海外募捐金錢、藥品以支援抗戰[12]。其中，國立中山大學戰地服務團（校長鄒魯為名譽團長，鄒魯夫人梁定慧為團長）於1938年2月北上到武漢慰問慰勞抗日將士，隨後又先後到鄭州、開封、台兒莊、徐州、潼關、西安、洛陽、南陽、許昌等多地進行傷兵救護、抗日宣傳等服務。[12]
1944年，中共廣東（粵北）省委、中大地下黨動員200餘名中大中共黨員和學生，穿越日占區，參加中共領導的東江縱隊和其他地方政權工作。[14]
傷亡與損失
國立中山大學在日軍侵華及學校西遷中損失慘重。根據國民政府教育部編制的《抗戰以來公私立專科以上學校財產損失統計表》，國立中山大學財產損失數額居全國各公私立大學之首[15]。
日本侵華之前，國立中山大學圖書館的規模為全國第二，約有圖書37萬冊[15]。在西遷之前，國立中山大學石牌校本部和文明路校區受到日軍機多次轟炸，導致大量藏書被毀。1938年中大撤離廣州後，石牌校本部又成為日軍的司令部，導致近20萬冊未能轉移的圖書被日軍侵占。1945年坪石淪陷後，中大在突圍中又損失大量圖書。因此，整個抗戰期間，中大圖書館損失圖書雜誌共計超過26萬冊[15]。中大復員廣州後，僅存圖書4萬5千冊[16][17]。
紀念
參見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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