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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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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日語：天津日本租界），是日本政府於清朝晚期在天津的九國租界之一，同時也是近代中國日本在華租界中最大和惟一較繁榮的日租界，租界內建築的繁華程度「已經超過部分日本內地的中等城市」[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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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位於天津老城東部、海河以南，最初面積0.34平方公里，後經多次擴展，至1938年總面積達1.5平方公里左右。天津日租界是在《天津日本租界條款》《天津日本租界續立條款》等不平等條約基礎上設立的，是日本在中國境內最重要的租界之一，也是當時日本在華北政治、經濟與軍事影響力的重要體現[2]。
天津日租界擁有獨立於中國政府的司法與警察權，設有獨立的行政機構。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領導下的日本警察署、日本駐屯軍等和天津日本居留民團、天津共益會等僑民自治機構構成了日租界內的治理體系。日租界內設有日本銀行、學校、醫院、佛寺、商會及大量工業企業，成為當時日本僑民在中國北方聚居與活動的中心。
天津日租界除日本僑民外，還吸引了一批親日權貴入住，如溥儀、段祺瑞、陸宗輿、曹汝霖、鄭孝胥、高凌霨等，成為遜清皇室流亡小朝廷的所在地。1931年11月，為扶持滿洲國傀儡政權，天津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天津日租界策劃並實施了天津事變，將居住於日租界張園的溥儀秘密護送至東北。
天津日租界存在時間為1898年至1945年。1943年1月9日，為搶在英美之前主動交還租界以爭取政治主動權，日本簽署《日華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將天津日租界形式上交換汪精衛政權，改名為「興亞第一區」[3]。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收復淪陷區並宣布收回天津日租界，並組織清理敵產[4]。
1949年之後，原天津日租界的房產轉為公有，重新分配為政府、企業，亦有院落由居民雜居。隨著天津城市的發展，原天津原日租界雖然地處城市中心地帶，但長期未獲足夠重視，面臨衰落的困境，2011年，原天津日租界區域被納入鞍山道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規劃，目前該區域保留有部分建築被列入重點保護與特殊保護風貌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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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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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天津設立租界的歷史始於甲午戰爭之後。1896年10月19日，清朝總理各國事務大臣榮祿、欽差大臣張蔭桓與日本特命全權大臣林董在北京簽訂《公立文憑》。該文憑第三款規定：「中國政府亦允，一經日本政府咨請，即在上海、天津、廈門、漢口等處設日本專管租界」[5]:686。這一條款為日本在天津設立租界提供了法律依據。
同年11月22日，日本駐華公使矢野文雄抵達天津，與北洋大臣、直隸總督王文韶商議設立租界事宜[6]。此後，兩國圍繞租界問題展開了近兩年的交涉。1897年10月17日，日本政府正式照會清政府，提出日租界的具體範圍[6]。
1898年8月29日，中日雙方簽訂《天津日本租界條款》和《另立文憑》，其中第三款明確規定：「允許日本在天津設立專管租界。」[5]:798所劃定的範圍為：「東界以福音堂之北界起，沿河至溜米廠、邢家木廠之北橫街河沿止，計長八十五丈；南界由福音堂之北界起，劃一直線向西至土牆止，距英新界一百五十丈；北界由溜米廠、邢家木廠之北橫街河沿起，現有道路繞出屋後空地計零丈，向西直至現有道路，迤邐向西至海光寺東南角河溝外，順路抵土牆止。所有沿路之界址，均留地三丈，以備築路展寬之用。再由該處土牆迤下至南界計零丈。西南兩界，遂均以土牆為止，然須留出五丈道路。"[5]:798另據《另立文憑》規定：「中國允將溜米廠至朝鮮公館南牆路外，沿一直線西接日本既定界址，作為日本預備租界。」同時，第二款還規定：「中國允在德國租界以下劃一地段，為日本輪船停泊碼頭。」[5]:798
同年9月21日，日本駐天津領事鄭永昌與津海關道李珉琛在天津簽訂《天津日本租界續立條款》，並附《續立文憑》。其中對租界及預備租界內的道路建設、稅關事務、地價與房價，以及警察與治安管理等作出規定。日本據此取得在租界內的司法與警察權[7]:194-195[8]。
1901年1月5日，鄭永昌又擅自宣布擴大租界範圍，擬將原日本租界向天津府城東南方向擴展。其界限為：東北自閘口起，沿海河向下延伸至法租界；西北自閘口向西，沿城濠蜿蜒至南門外；西南自南門向南延至海光門；再由海光門沿土牆畫直線至海河，與法租界相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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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所處的區域，原為天津城東南部的一片沼澤地。由於開發難度較大，天津英租界和天津法租界在19世紀60年代設立時均避開了此地[6]。在天津日租界劃定之後，由於日本國力有限，主要精力仍集中於國內發展，未能對租界進行充分開發。加之早期旅居天津的日本僑民多為小商人，經濟實力薄弱，自身生計亦頗為艱難，難以承擔大規模開發這片荒蕪沼澤地的重任[6]。因此，天津日租界在初期幾乎無人問津，甚至「設立後的兩年間，無一日本人定居於此」。大多數日本僑民仍選擇在天津英租界和法租界內租用民房開設店鋪。
1899年，日本政府採納時任天津領事鄭永昌的意見，制定了租界經營方針[8]。1900年3月，日本政府發布了《租界經營事務所官制》及相關法令，設立日本專管居留地經營事務所，地址位於天津閘口大街。事務所由領事鄭永昌兼任所長，長崎武夫任工程師，西古小吉、增田又七任技術員，大枝義祜任書記，負責土地收購、設計及第一期填埋工程[6]。
1902年，東京建物株式會社承接了租界開發工程，開始實施填土墊地[9]。1903年以後，日本方面陸續在租界內開展大規模填築工程，使該地區逐漸具備開發與建設條件。
1911年辛亥革命以後，華界頻繁發生戰亂與動盪，大批市民和商人紛紛遷入各國租界，其中日租界因地理位置臨近華界，成為最早的主要遷居地[6]。與此同時，天災人禍導致大量政治難民與災民湧入天津，這不僅刺激了城市建設，也推動了各國租界的發展[6]。由於天津日租界與中國街區接壤，更成為重要的避難所。1913年，《天津日租界居留民會議事錄》記載：「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來，移居到我租界的中國人日漸增多，且我僑民的人數也在穩步增加，未來我租界無疑會更加發展。」[10]:3到1913年，天津日租界已有近二十家企業，涵蓋印刷、食品、捲菸、制皂等行業[11]。
1931年11月，因應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中國東北的侵略行動，天津特務機關長土肥原賢二在天津日租界策劃並實施了一系列秘密行動，意在將居住於張園的溥儀秘密護送至東北，史稱天津事變。這些行動包括情報布控、護送路線安排及與關東軍的協調，旨在掩蓋溥儀行蹤並確保其安全轉移。最終，溥儀於當月脫離天津前往東北，並於翌年在日本扶植下成為滿洲國的傀儡皇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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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日本提出「中日經濟提攜」的政策，一方面為了緩和國際和中國國內的仇日情緒，一方面為了加強掠奪華北經濟資源，日本各大財團開始在天津投資興辦紡織、麵粉、造紙、鋼鐵等產業[11]。此時期創辦的工廠已不限於日租界，大部分選址在租界以外的有利區域[11]。
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國權報》社長胡恩溥與《振報》社長白逾桓先後遭到刺殺，史稱河北事件[12]。事發後，日本支那駐屯軍參謀長酒井隆與駐華使館武官高橋坦會見國民黨軍委會華北分會代理委員長何應欽，聲稱此次事件屬於「排外行為」，並威脅稱若中國政府不採取有效措施，日方將被迫採取自衛行動[12]。隨後，支那駐屯軍天津部隊在河北省政府門前舉行武裝示威，並進行巷戰演習，最終，該事件成為促成《何梅協定》簽訂的重要因素[12]。
此時，天津日租界範圍內的土地已無法滿足日本僑民的需求。日本洋行及商人遂以各種名義在租界外非法購地，截至1937年已累計購得土地逾萬畝[13]:99。
在天津出生並度過青少年時期的八木哲郎，在其回憶錄《天津的日本少年》中回憶這一時期的日租界時寫道：「帶有日本名字的街道整齊劃一，日語廣告牌日益增多。磚砌的洋館和公寓雖不及英法租界的繁華美觀，但已超過日本內地部分中等城市。」[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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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30日，日軍完全占領天津，日本對天津的政治控制由日租界迅速擴展至華界，並扶持天津市治安維持會作為傀儡政權對華界進行統治。在宗教方面，日方加強了對天津的控制，壓制本土佛教活動[14]，並通過日本傳教士干預和掌控基督教會[15]。隨著日本在天津的主導地位確立，部分洋行逐漸由英租界向日租界轉移，形成了「英租界中街—日租界旭街」的雙中心格局[16]。
日本侵華戰爭期間，日軍將天津英租界視為建立「東亞新秩序」的障礙[17]。1938至1939年，日軍曾多次施壓英租界，要求引渡抗日人士，並於1939年6月14日全面封鎖天津英、法租界，迫使英國放棄親華政策[17]。封鎖期間，日本嚴格搜查英國人，製造壓力，引發英方強烈反應[18]。在德意支持下，日本迫使英國妥協，最終1940年簽訂天津協定，解除對租界封鎖[17]。
在1941年以前，雖然與英國存在外交矛盾，但日軍總體上仍尊重各國在天津租界享有的治外法權，因此天津並未完全被其直接占領。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占領天津英租界並將其移交給親日的汪精衛政府[2]。同時，日方接管了英美教會的系統以及其附屬的醫院、學校等教產，並將英美僑民與傳教士押送至山東濰縣集中營[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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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英國與美國相繼宣布將其在華租界歸還給中華民國政府。為搶在英美之前主動交還租界以爭取政治主動權，日本於1943年1月9日與汪精衛政權簽署《日華關於交還租界及撤廢治外法權之協定》，宣布將其在華租界的行政權「返還」中華民國政府[3]。
根據該協定，日本於1943年3月30日形式上將天津日租界交由汪精衛政權管理。1943年4月8日，天津特別市市政府發布命令，將原天津日租界改名為「興亞第一區」[20]，並任命市政府參事張同亮（北洋政府財政總長張弧之子）為該區區長。儘管如此，天津日租界原有的天津日本居留民團體制仍基本維持，興亞一區的實際行政權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區署官員需聽命於民團團長臼井忠三。因此，天津日租界雖名義上「歸還」，但事實上仍由日本控制[20]。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10月6日，天津日軍受降儀式在美國海軍陸戰隊第三軍團司令部(舊天津法租界公議局大樓)門前舉行。國民政府行政院於11月24日公布《接受租界及北平使館界辦法》，正式收回天津日租界[21]:1286。同年12月，河北平津區敵偽產業處理局在北平（今北京）成立，並在天津設立辦事處，負責接收和管理天津地區包括日租界在內，由日本政府、日軍及日本僑民持有的各類公私產業[13]:432。翌年12月，天津對各租界進行全面清理，並於1947年5月完成[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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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治理
清光緒元年（1875年），日本政府在天津設立領事館，1902年升格為總領事館，是日本在華北地區的重要外交據點[6]。總領事館在20世紀上半葉積極參與對中國北方事務的干預與操控，1935年、1937年曾先後主持召開駐華總領事會議與華北領事會議，密切關聯冀東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及盧溝橋事變的爆發。總領事館設有多個職能部門，並廣布情報網絡，搜集政治、軍事、經濟等情報。其轄區覆蓋青島、濟南、張家口等地，成為日本在華北的統轄與情報中心。
該館領事館早期設於美僑住宅，後幾經遷址，於1915年遷入宮島街新館辦公[6]。1943年，天津日租界名義上交還汪精衛政權後，日本居留民團接管館務。日本領事館原有館舍在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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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天津設立的警察機構可追溯至清光緒二十二年（1896年），當時僅在日本領事館內部設有小規模警務力量[23]:855-856。1898年，日本依據《天津日本租界續立條款》取得在天津日租界內的警察權[24]。
義和團運動爆發後，日本政府派遣警部2人、巡查30人，駐紮在紫竹林日本領事館前的野戰郵局內，隨後又在日租界閘口街設立警察分遣所，隸屬於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6]。1915年，警察分遣所隨日本總領事館遷入宮島街新址，正式更名為日本警察署，俗稱「白帽衙門」[23]:855-856，負責維持租界治安、管理戶籍、處理糾紛及執行領事裁判權。天津日租界日本警察署由日本警察官組成，並聘用部分中國巡捕輔助執勤[6]。其司法部由日本警部擔任檢事，行使領事裁判權，對在津日本僑民和中國籍民眾擁有較大干預權力[24]。
儘管向租界以外通商口岸乃至非開放地區派遣警察屬非法行為，1930年代初，為擴大治安控制範圍，總領事以「保護日、韓僑民」為由，陸續設立多個警察分署。日本警察署的勢力不僅遍及天津日租界及部分華界，還逐步擴展至鐵路沿線地區，先後在秦皇島、山海關、唐山、豐臺、玉田、東光、滄州、歧口、石家莊、保定等地設立警察分遣所或派出所，形成覆蓋華北的警務控制網絡[23]:85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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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緒二十八年（1902年），日本駐天津領事館設立「天津日本租界局」，在旭街管理日租界。1907年施行《居留民團法》，日僑民組建「天津日本居留民團」取代了天津日本租界局，管轄範圍包括租界及周邊二里（1938年起擴展至三里）[2]。1914年，民團遷入大和公園內新建的「天津日本公會堂」[25][25]。作為20世紀上半葉旅居天津的日本僑民自治組織，居留民團是天津日租界的主要權力機構，兼具立法與行政職能，接受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領導[2]。民團設理事長1人、理事2人，下設庶務、財務、工務、電氣、衛生、保淨、學務、調查等課，分別負責法規選舉、財務稅務、基礎設施建設、電力管理、醫療防疫、環境清潔、教育管理及調查協調等事務[25]。
民團初期主要依靠徵收船車稅作為經費來源，但此稅項僅面向中國經營者，而日本僑民、中國人及租界內的其他外國居民均無需繳納[6]。隨著道路修繕及其他公共事業的擴展，經費日漸不足，居留民團於1905年1月開始向特殊行業徵收特許稅，包括藝妓、料理店、旅館、戲院及落子館等，並推行了碼頭稅則[6]。由於抵制日貨運動的興起，特別是九一八事變的爆發，居留民團的財政收入受到嚴重影響，甚至向日本外務省請求延期償還債務[6]，不得不通過精簡人員和削減開支來應對困境。
天津日本居留民大會是民團的最高權力機構，負責審議預算、稅收、教育、衛生等事務，由60名議員組成，任期兩年，半數以上須為日本國籍。符合條件的僑民，以及守法或納稅的非日本居民亦可參與選舉。行政委員會負責民團日常行政事務，由大會選舉產生，職能類似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會。1934年，委員會縮編為7人，並改名為「參事會」。1936年實行「團長制」，進一步集中權力[25]。委員會還設有11個調查委員會作為諮議機構，如課金、教育、碼頭建設、法規等特別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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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共益會由日本駐天津總領事加藤外松、天津日租界行政委員會會長臼井忠三以及天津日本居留民團理事中島德次於1927年籌劃設立，直到1930年1月經日本外務省審議批准，正式成立[6]。共益會旨在維護和促進天津日本僑民的共同利益，開展祭祀、教育、衛生以及其他必要領域的事務[26]:2。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隨著日本在華北勢力的擴張，共益會與天津日租界日本警察署及天津日本居留民團等機構的聯繫愈加緊密，並逐漸介入宣傳引導、思想控制和資源動員等事務。
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共益會部分職能被整合進新成立的日本居留民團，並配合日軍推行戰時體制建設。1943年1月，天津日租界名義上「交還」汪精衛政權，更名為「興亞第一區」，共益會在新的行政架構下繼續存在，負責協助管理僑民並維持所謂「興亞秩序」。1945年日本戰敗投降後，天津共益會與其他日本在華僑民機構一同解散，其資產和檔案由中華民國政府接收。
中國駐屯軍，原名清國駐屯軍，是1901年4月22日抵達天津的日本駐軍。這支部隊最初約有1700名士兵，至1901年底兵力增至2600人。其設立初衷是維護日本在清朝的利益，並協助控制清政府。日軍最初駐紮在天津的英租界，並在海光寺地區修建了兵營和司令部，因司令部設在天津又被稱作天津駐屯軍[27]。
隨著清廷迴鑾，自1902年起，各國駐華軍隊逐步縮減兵力，日本駐屯軍也分兩期撤退。至1908年10月，駐天津的日軍規模已減至兩個步兵中隊[27]。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土肥原賢二於10月29日到天津先走訪海光寺的司令部，並與駐屯軍協商，在獲得日本駐屯軍支持後，又藉助駐屯軍司令官香椎浩平在租界發布戒嚴令之機，將溥儀秘密帶離[6]。
日本侵華期間，駐屯軍曾配合關東軍以軍事行動擴大日本在華北的侵略勢力，收買漢奸、扶持傀儡政權，進行經濟資源掠奪[27]。
經濟
天津開埠後，大批外國商人及商業機構進入，輪船與貨物相繼抵達天津港。然而在開埠後的二十餘年間，日本輪船始終未曾駛入天津港，直到1884年才首次有兩艘日本輪船抵津[6]。1886年，津海關貿易年報記載：「日本於天津與長崎間新辟之航路，俾日船之噸數加至9195噸」[28]:140。同年，日本郵船會社開通天津經仁川至長崎的直運航線，吸引部分日本商人來津定居，使日本僑民人數逐漸增加，同時部分日資銀行亦開始洽談在天津設立分支機構[28]:141。
然而，在日租界開闢之前，日本船舶平均每年抵津不足18艘，從事雜貨及藥品貿易的日本商人多散居於天津城廂一帶。日租界設立後，對日貿易迅速增長。1906年津海關年報記載：「本年徑由外洋運來貨物價值總數，合計關平銀400萬兩，內約有120萬兩由日本船運來。而各種雜貨，以日本為最巨」，顯示日本在津貿易規模已與英國相當[28]:250。
天津日租界的零售商業在當時主要集中於旭街以及天津南市一帶。 1926年，在日本駐天津總領事的勸說與利誘下，先施香港總公司和上海分公司的部分管理者共同出資三萬餘元在旭街購得千餘平方米土地，用於興建中原百貨[2]。大樓由基泰工程司設計並承建，總投資達47萬銀元，1928年元旦黎元洪剪彩揭幕正式開業[2]。
由於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嚴格約束僑民著裝，天津日本僑民在公共活動中普遍穿西裝，僅在慶祝日本重大節日時才穿傳統和服。促使天津日租界內的西裝產業迅速發展，曾擁有井筒屋西裝店、鶴野西裝店、山下西裝店、木下洋行、橫濱商行、和田西裝店等三十餘家，形成頗具規模的本地服裝業聚集區[2]。
日本在天津設立金融機構始於1899年橫濱正金銀行天津支店的設立[6]。此後，日本資本在津金融活動逐漸擴展：1912年鈴木敬親、平林儀左衛門、沖天介次郎等人創辦天津商工銀行，1920年與北京實業銀行合併為天津銀行，正隆銀行（1915年）、朝鮮銀行（1918年）、大東銀行（1922年）相繼設立支店，北洋官僚與日本合資的中華匯業銀行亦於1924年在津設立分行[6]。由此，天津的日資主要銀行形成了以正金、朝鮮、正隆、大東為核心的體系[6]。與此同時，日本僑民還設立小規模金融機構，如天津信託興業公司、中日共益儲蓄會等，主要服務於在津日本僑民[6]。到1936年，日商在天津經營的錢莊有5家，當鋪9家。
這些日本金融機構在業務功能上各有分工：正金銀行與朝鮮銀行側重於大額國際貿易融資，是支持日商在華貿易的主要金融支柱，其他機構則側重於小額信貸[6]。三井、武齋、日信等洋行在進出口貿易中，也依賴橫濱正金銀行的資金支持。1915年至1931年間，正金銀行通過多種方式推動日本洋行在天津擴展貿易和掠奪資源。1930年，因銀元暴跌、購買力下降及進出口不振，天津金融業一度陷入困境，日本商人普遍受挫。但在1932至1936年間，日本銀行業重新藉助金融資本力量向華北大量傾銷商品，並通過資本輸出直接介入中國民族工業的兼併。在天津裕大、裕元、華新、寶成等紗廠的收購過程中，日資銀行發揮了關鍵作用[6]。
日本在華設廠特權源於《馬關條約》，自1896年起，日本在天津建立石鹼廠等小型工廠，逐步擴展至肥皂、硝子、洋燈等輕工業[6]。1912至1917年間，天津出現永信料器廠、壽星制粉廠等中日合辦企業。第一次世界大戰後，日本經濟實力增強，本國資本大規模進入中國，推動在華輕紡、食品、化學、麵粉及火柴等行業發展[6]。1929年世界經濟危機及九一八事變後，日本在天津投資進一步加速，工廠數量和資本規模迅速擴大，到1937年前，日本在天津主要工廠達72家，總資本約7405萬元，逐漸形成占據天津工業主導地位的格局[6]。
天津的紡織工業在第一次世界大戰期間開始發展，最初包括恆源、華新、裕元等六家紗廠。受到日貨抵制運動的影響，日商長期試圖進入天津紡織行業受阻，直到九一八事變前，天津並無日本人直接經營的紡織廠，日資僅以借款形式投資華商紗廠[6]。1922年的《津海關貿易報告》甚至指出，「日人在棉業上所占之地位，日行減色，有江河日下之勢」[28]:492。
隨著中國紗廠陷入資金危機，日商開始滲透，掌握技術和機器設備，使華商紗廠逐漸成為日本資本的附庸。1925年，裕大紗廠因欠日本商債務被迫折價出售，成為中日合辦企業。日資在天津不僅控制了大型紗廠，還投入地毯、機械、煉鐵、橡膠等行業。1931至1936年間，裕元、華新、寶成等紗廠相繼被日商收購，其中裕元和華新於1935年被鍾淵紡織株式會社收購，並在1936年設立天津紡織會所，與裕大紗廠共同成為東拓集團在華北的重要纖維工業企業。到1937年事變爆發時，日本商人已控制天津棉紡織廠約70％[6]1937年日本占領天津後，紡織錠數由1937年的2.5萬個增至1941年的47.9萬個，躍居華北第一。與英國資本主要分散於商業、不動產和租界建設不同，日本資本集中在棉紡織、煉鐵等掌控中國經濟命脈的行業，並建立類似「滿洲」般的排他性勢力範圍[6]。
華北生產成本低，市場龐大，關稅保護有利於日資紡織工業盈利。同時，中國社會逐漸穩定，抗日運動高漲前的投資障礙減少，日本紡織工業在華北的擴張前景顯著。這一時期，日本資本不僅掌握生產，還藉助市場、技術和政策優勢，將華北紡織工業納入其經濟體系，實現對棉紡行業的實際控制[6]。
市政建設
天津日租界的道路呈現「窄街巷、密路網」的特點[29]，其命名則體現出濃郁的殖民色彩[20]。
1902年，天津日租界修築了三條邊界主幹道，分別沿海河、華市和法租界設立，命名源自當時駐津的三位日本軍官，沿海河的山口街（今張自忠路） 以第五師團長山口素臣中將命名，與華市分界的福島街（今多倫道）以臨時派遣隊司令福島安正少將命名，與法租界分界的秋山街（今錦州道）以天津駐屯軍司令官秋山好古少將命名[20]。松島街、宮島街取自日本著名風景地，吾妻街、興津街、三島街等源自日本內地地名，反映了海外日本僑民對祖國的思念[20]。大和街的命名彰顯日本國威[20]。曙街、榮街、常盤街、蓬萊街等與花草樹木相關，例如曙街源自曙草，即櫻花，寓意對故鄉的懷念[20]。松島、橋立、扶桑、吉野則是甲午戰爭時期日本的軍艦名稱[20]。
日租界時期的許多街道名稱在日本戰敗後進行了去殖民化改名。比如，原山口街如今為張自忠路的一部分，壽街與新壽街分別改為興安路的不同段落，旭街則成為現代的和平路[20]。此外，一些原有街道已不復存在，如閘口街和曙街的部分路段。
天津日租界中大量東西向長街廓的分布，是規劃初期對道路間距與整體格局控制的直接結果[30]。日租界選址之初即重視與天津老城的銜接，總體規劃中強調增設橫向道路，以確保居留地與老城的便捷聯繫。這使橫向道路間距小於縱向道路間距，導致東西向街廓數量明顯多於南北向街廓[30]。
從街廓長寬比看，不同時期的規劃亦呈差異。原日租界建設可分為三個階段：初期街廓尺度小而均一，長寬比多在 3:2 至 2:1 之間；中期東側街廓比例維持 3:2，西側街廓明顯增大，呈現突變；後期街廓則分化明顯，形態複雜多樣[30]。
天津日租界初期規劃中即明確劃定公園用地，體現了公園在日本近代都市計畫理念中的重要地位[31]。
大和公園的建造與設計始於1908年，作為天津日租界內的重要文化景觀，其設計受到了日本傳統園林藝術和都市計畫理念的影響。公園內的天津神社建於1915年，供奉的祭神為天照大神與明治天皇，神社建築採用了日本傳統的「神明造」建築風格[32]，體現了當時日本文化對天津日租界的影響[33]。大和公園不僅是日僑的娛樂與休閒場所，也成為了展示殖民主義力量和文化象徵的平台[34]。
1945年，隨著日本戰敗，日租界的收回，大和公園的性質發生了重大變化。國民政府決定將公園改建為忠烈祠，成為紀念革命烈士的場所[33]。1949年，該地區的歷史遺址被拆除，原有的神社與園林建築不再存在[33]。1960年，天津市政府在原址上修建了「八一禮堂」，作為新的文化設施與歷史象徵[33]。
天津日租界區域內坑窪較多，因此重視排水問題，自建設初期便開始借鑑英法租界的做法，鋪設現代混凝土下水道網絡，用水泵地勢較低、排水困難的區域排水[35]。
旭街以東地區的下水道管徑較小，所有溝道的污水最終匯集至橋立街排入海河，同時配備抽水房以便在海河漲潮或大雨時協助排水[35]。旭街以西的區域，從松島橋至宮島橋之間的牆子河河道設置了三個出水口，並在住吉街建造了抽水房，以應對牆子河漲潮及雨季排水需求。牆子河以西的拓展區人口較少，管道鋪設較晚，且下水道管徑較大，兩個出水口設在牆子河河道，由於出水口高於河道，廢水可以通過高差自然流入河道，因此未設置抽水房[35]。
社會
天津日租界設立後，駐屯軍陸軍憲兵隊長隈元實道認為「我日本兵強國當之基，亦實存於教育之普及而已矣」[36]:1，強調在中國推廣教育的重要性。同時，「日出學館為軍道開闢之餘波所及」，日本的軍事施工對民房造成了破壞，期望通過興辦學校緩解居民的負面情緒，淡化當地居民對日本的仇恨[36]:1。日本駐屯軍則認為，庚子事變，日軍占領中國街市，有必要建立學校向中國人教授日語[37]:237-238。1900年12月，經隈元實道提議，日本租借天津日租界白河河岸的怙佑祠地塊興建「日出學館」[36]:3，專門為居住在日租界內的華人子弟提供教育，是日本在天津建立的第一所學校[36]:3。1906年，日出學館更名天津高等學堂，1908年，設立了附屬共立小學堂。1913年1月，共立小學堂與天津高等學堂合併，改名共立學校[38]。
天津日本高等女學校創辦於1921年4月，最初借用明石街基督教會一層作為校舍，首屆學生僅有24人。1924年11月，該校被日本外務省和文部省共同認定為「在外指定高等女學校」。1930年，學校正式更名為「天津日本高等女學校」。隨著辦學規模擴大，校方於1927年9月在松島街與淡路街交口新建校舍，並於1931年5月遷入新址。1941年，學校再次更名為「天津松島日本高等女學校」[39]:326。
天津日租界內的宗教活動主要包括佛教、基督教和日本神道教等。
1899年，西本願寺將開教事務局改為布教局，法主大谷光瑞開始「清國巡遊」，曾到訪天津等地考察教務擴展情況，並拜會李鴻章等人[40]。1903年，大谷光瑞派遣的海外布教師將淨土真宗傳入天津日租界，該宗派成為在津日僑主要宗教，負責大部分日僑的「身後事」。其宗教設施為淨土真宗大谷派本願寺天津別院（東本願寺）[41]:351。
1936年4月，天津佛教聯合會在本願寺內成立，成員包括在日租界設立的六個寺廟：淨土真宗大谷派本願寺天津別院（東本願寺）、淨土真宗本派本願寺（西本願寺）、天津曹洞宗觀音寺、日蓮宗妙法寺、真言宗高野山金剛寺及淨土宗知恩院天津寺。1937年，日本全面侵華後，日本佛教各派號召動員僧俗兩界支持戰爭[14]，日軍占領天津的戰鬥中，西本願寺布教僧甚至直接參戰。日占時期，只有日本佛教各派可以在天津地區合法公開活動，而天津本土佛教會受到壓制，直至日本戰敗後才恢復[42]。戰後，日本淨土真宗等佛教因曾輔助或直接參與戰爭，其戰爭責任也受到中日兩國學者關注[14][43]。
1903年，日本基督教會開始在天津活動[15]。日本教會長期僅在日本僑民中開展活動。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及日本教會接管英美教會系統及醫院、學校等教產，並將英美僑民及傳教士送入山東濰縣集中營[19]。日本陸軍天津特務機關長雨宮巽等人通過中村三郎等日本傳教士控制天津本土的中華基督教團，要求其向日本政府靠攏[44]。因此，戰後日本基督教會在戰爭中的行為與責任受到中日兩國學者關注[15][45][46]。1967年3月，日本基督教團承認並反省該教團曾支持和參與的錯誤[47]。
日本神道教隨日本僑民進入天津日租界。1915年，天津日本居留民團為慶祝大正天皇「即位禮」，決定在天津日租界大和公園設立天津神社。因洪災影響，神社建設延期，直至1920年天津神社才正式建成[48]。天津稲荷神社創立於1926年4月27日，位於伏見街，現已不復存在。神奈川大學研究者稲宮康人推測，該神社可能是原京都伏見地區日本僑民遷居天津後設立，用以供奉稻荷神社[49]。
在天津的日租界內，日僑試圖構建一種本土化的生活空間，使日本人能夠維持與本土相似的生活方式[34]。因此，他們的社會生活和休閒娛樂都帶有濃厚的日本色彩[34]。
在天津日租界開闢初期，日本僑民常穿和服與木屐，引來西方人及中國市民的嘲諷與非議，也引起了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的不滿[9]。為規範僑民形象，1909年，日本領事館發布《領事館令》，規定凡外出穿著不體面者，將被處以拘留或罰款，並建議男性在正式場合穿西服，女性則穿西方或中國服飾[9]。1917年，領事館再次發布告示，禁止日本僑民在道路及公共場所穿著裸露腳踝的服裝，女性必須穿襪遮蓋腳踝，違者將面臨處罰[9]。此後，領事館對外出著裝的限制不斷加強，包括禁止在公共場所穿木屐和和服等傳統服飾[9]。受此影響，天津日本僑民在公共活動中普遍改穿西裝，僅在慶祝日本重大節日時才穿和服。上述政策推動了天津日租界西裝產業的迅速發展[2]。
日本僑民的文化生活以閱讀日文圖書和期刊為主，為此建立了圖書館[34]。此外，日僑還舉辦各種傳統娛樂活動。浪花座是天津唯一的日本劇場，其舞台結構和觀眾席設計均為日式，經常從日本或「滿洲國」邀請演員以及相聲、講壇、浪花節等表演藝人演出[34]。曾在日軍任飛行員的古野直在書中描述當時的場景，「天津白河河畔的日本酒館和咖啡館，霓虹燈點綴著華麗的夜色，播放的唱片響起《東京音頭》和《海光寺音頭》。」[50]:201
1941年，日本武德會天津支部興建武德殿，作為日本駐軍及日本僑民習武、健身的場所[41]:351。
天津租界中外國家庭僱傭中國傭人的現象普遍存在，天津日租界的僑民亦不例外。曾在天津擔任小學校教師的松本正雄回憶道：「當時老師的家中幾乎都僱傭中國少年和婦人」[51]:14。在天津度過童年的近藤久義也在回憶錄中寫道：「（中國）夥計一家三代都在我家工作」[52]:177。
天津最早出現首位日本藝妓或娼妓的時間已無法考證，但有記載稱早在1884年，就已有日本藝妓和娼妓在津活動[53]。1904年，天津日本租界局將日租界內的曙街（今嫩江路）指定為「花街」[53]。1905年，天津設立了專門的天津藝妓管理所，負責管理該區域的藝妓及相關行業活動[53]。與此同時，開始新設「特許稅」，該稅種後來改名為「雜種稅金」，即從藝妓、酌婦、料理店、常設或臨時演出中徵收的稅款，成為天津日租界的重要財政收入來源[54]。
1906年，天津所有的日本料理店集中到曙街。至清末民初，天津日租界內的娼妓日益增多[55]。到1936年，天津日租界內共有200多家有執照的日本妓院、朝鮮妓院和中國妓院，正式營業並納稅的妓女超過1,000人[55]。1937年，日軍占領天津時，在日租界四面鐘對面設一妓院，捕獲婦女作為慰安婦[56]。
天津日租界開闢之初並未設立衛生醫療機構。1902年天津出現霍亂疫情後，天津總領事伊集院彥吉聯合有志之士於創立共立醫院，最初為私立醫院。1909年，天津日本居留民團下屬的衛生部管理，改為公立醫院，負責日租界內的公共衛生和傳染病的防治[9]。此外，在日租界內，還有井上醫院、同仁醫院、千秋醫院、中和醫院、愛仁醫院、鹽谷醫院以及專門的牙科診所[9]，租界內的醫院數量已經超出了僑民的需求[57]:71。1937年，在日軍侵略天津的戰爭期間，醫療隊尚未到達之時，日租界的一些妓女率承擔了當時急需的護理任務[53]。
日租界實行了較為嚴格的衛生管理制度，也對中國政府在公共衛生管理領域產生了一定影響[58]:202。美國學者羅芙芸（英語：Ruth Rogaski）指出，清朝第一個市級衛生局於1902年在天津成立，反映出日本（以及德國）在衛生現代化方面的模式對中國的影響[58]。從衛生管理的角度來看，日租界可能是天津地區衛生監督最為全面的區域之一[58]:284。1941年12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也曾占領了英美教會系統的醫院設施[19]。
1898年，日本駐天津領事就曾表示，天津日本僑民中七成從事嗎啡等違禁品的買賣，幾乎所有藥鋪、飯店、雜貨店皆涉及毒品交易[6]。1913年，天津日本居留民團會議上曾有人指出，毒品販賣活動已從法租界逐漸轉移至日租界。根據日本關東廳官員藤原鐵太郎的調查，1920年代初天津日租界內開設煙館70餘家，販賣煙土商店接近百家，約七成日本僑民與毒品貿易有關。儘管日本駐天津總領事館多次表態打擊毒品，但實際不僅縱容，還參與毒品貿易，通過徵收「公益費」與賄賂機制放任煙館經營。戰後財政困難時期，甚至曾試行煙館制度，公開向中國人經營的旅館徵稅，加劇了毒品泛濫。毒品經濟形成了以居留民團、青幫、警察、不良日本人為紐帶的黑色產業鏈。1917年，《益世報》曾披露，日租界表面上禁止嗎啡，實則有嗎啡公司統一銷售，利潤更甚以往[59]:1532。
至1930年代，日租界內的毒品交易繼續擴張。僅1933年9月，日本僑民中已有73人被確認吸毒成癮，實際人數遠高於此。租界內流通的不僅有鴉片，還包括嗎啡、海洛因等加工毒品，相關設施由軍方特務機關直接管理。天津日租界內的旭街成為毒品核心區域，一些藥房和洋行表面經營日用品，實則從事毒品製造與販賣。根據禁毒組織的調查，到1937年，天津日租界已有248家洋行出售嗎啡和海洛因，137家煙館、煙店，以及大量隱藏在住宅區的秘密毒品場所。不僅日僑參與毒品貿易，部分軍方人員亦牽涉其中[1]:73。
日軍控制華北後，天津成為毒品從波斯、日本、偽滿洲國轉運的關鍵節點。日本媒體雖偶有報道毒品案，但多語焉不詳。1937年，《密勒氏評論報》主持人鮑惠爾訪問天津時指出，日租界內多條街道實際上已成海洛因販賣所，毒品廠則偽裝為住宅。儘管中國政府採取嚴厲打擊措施，包括處死被捕毒販，但收效甚微[6]。
研究與建築遺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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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日本在華租界的研究，主要圍繞其設立、擴張及中國收回租界的歷程展開，並與日本對華侵略的進程密切相關。在六個在華日租界中，學界最為關注的是天津日租界的研究[60]。研究內容方面，包括輿論反應、外交交涉，以及在中國抵制日本侵略背景下，租界的政治與法律制度、相關侵華事件和社會問題，均成為學界關注的重點[60]。
天津社會科學院歷史研究所研究員張利民認為，日本之所以能夠在天津成功設立日租界，一方面在於其事先制定了詳盡的劃界計劃，並採取了強硬且具有壓迫性的外交策略[61]。另一方面，則由於中國政府在交涉中處於被動地位，採取妥協與退讓的立場[61]。尤其是部分中國官員態度曖昧，主動讓步，甚至存在欺上瞞下的行為，為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機[61]。儘管如此，天津日租界的設立過程仍歷時兩年，期間經歷了兩輪正式談判，方才最終敲定[61]。
1949年以來，天津的歷次都市計畫未將這些區域納入歷史文化遺產保護範疇，而僅以一般城市建設的方式進行規劃與開發，導致許多具有價值的歷史街區和建築遭受不可挽回的損失[62]。原天津日租界的部分房產轉為公有，不僅有政府機關和國有企業入駐用於辦公，普通居民也通過分配進入原租界建築居住。原天津日租界歷史街區位於城市中心地帶，保留有6處重點保護及特殊保護風貌建築，具有較高的歷史價值和城市記憶[29]。
受日本近代都市計畫理念影響，該街區整體街巷格局呈現「窄街巷、密路網」特徵，街道尺度緊湊，空間布局嚴謹。街區內現存建築多為日租界時期建設的二至三層里弄住宅，以及1949年以後建成、現已老化的四至五層民居。狹窄街道與老舊建築相結合，形成獨特的市井空間氛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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儘管該區域位於市中心，但長期未受到充分重視，街區呈現衰落態勢。近年來，隨著周邊現代商業迅速發展及地價持續上升，部分街區已被大型商業、辦公及住宅開發項目替代，原有街道肌理及歷史空間結構受到破壞[29]。街區內建築風貌複雜多樣，涵蓋日式建築、民國時期建築、西式建築及建國初期代表性建築，整體質量參差不齊。大量歷史建築因年久失修而存在結構損壞、建築材料剝落等安全隱患，部分院落還存在私搭亂建問題[29]。
伴隨1990年代天津工業結構調整，傳統工業蕭條、倒閉或外遷，原日租界區域內的工業遺存均已拆除，不復存在[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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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6年，天津公布的《天津市城市總體規劃（2005-2020）》中，明確將原日租界中以鞍山道為核心，由多倫道、陝西路、萬全道、南京路、四平道、新華路圍合的區域劃定為鞍山道歷史文化保護區[62]。這是天津總體規劃自1949年以來首次對日租界歷史街區予以關注。雖然保護範圍不大，但標誌著天津日租界保護工作出現了積極轉機[62]。
2011年，天津市首批公布了解放北路等13個歷史文化街區保護規劃。原天津日租界中，僅以鞍山道鞍山道歷史文化街區為核心的一小部分地區被納入歷史風貌保護範圍[63]。該區域集中保存了武德殿、靜園、張園、匯文中學、段祺瑞故居等重要歷史建築。然而，這些建築在呈現日租界整體生活面貌方面存在局限性[62]。相比之下，那些長期被忽視的里弄與小巷，更能真實反映當時日租界居民的社會生活與居住狀態，對研究租界時期的城市社會歷史具有重要價值[62]。而其餘歷史風貌建築缺乏系統性保護[29]。
同時，區域內部分建築雖經外立面整修，但施工過程中未充分尊重歷史文脈與風貌特徵，常以統一塗料進行簡單粉飾，導致原有建築風貌受損甚至難以恢復，造成嚴重的文化遺產流失[29]。此外，街區中仍有大量具有歷史價值的建築處於廢棄或空置狀態，部分雖有產權人，但因建築年久失修，長期無人居住[29]。
相關條目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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