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律令制

日本律令制（日語：律令制、りつりょうせい），是7世紀～10世紀間的一種政治制度，是日本人對「唐制-中華律令制」的一場大型社會實驗^[1][2][3]。

日語寫法
日語原文	律令制
假名	りつりょうせい
平文式羅馬字	Ritsuryōsei

倭國（即古代日本）在白村江之戰中輸給唐朝·新羅聯軍之後，就改自己的國名為「日本」，並全面模倣唐朝的政治、農業、法律、文化和美學，史稱「大化改新」，律令制即是改革中一項成果^[4]。

緣起與時間線

日本律令制的設立，深受中國魏晉南北朝的「「王土王民思想（日語：王土王民思想）」」影響，即：只有天皇才有實權，貴族和官僚沒有獨立實權，國民在一個天皇之下人人平等；如果想國民擁有這份平等，就必須「服兵役、從事建設勞役和農業勞役」來作為交換^[1][5]。用日式文言文來講就是「一君萬民、互為表裏」。

倭國在白村江之戰中輸給中國唐朝後，就開始直接照搬唐朝的一切^[6]，以期利用唐制來達成「一君萬民、互為表裏」的理想，並改國號為「日本」以表改革之決心^[7]。

日本古代把「實行律令制的那一塊行政區」叫作「律令國」。在當時日本人的觀念中，日本列島就是一個完整的「天下」，而日本列島上的一塊塊地區則是一個個「半獨立小國」^[8]。雖然天下這個概念是日本模倣自中國的，但在漢字文化圈（中、日、韓、越）中，只有日本的天下是單指「自己本國」，而其它三個國家的天下都是指「整個目所能及的世界」^[8]。

與此同時，雖然日本的各種價值觀是最遠離中國的，但日本又是唯一一個實地查證過唐朝，並把唐朝的一切詳細記錄、整理成冊、並結合本國國情作適當刪減的東亞國家^[9]。與唐朝關係更加親密的新羅（古代韓國）和安南（古代越南）反而沒那麼認真，也從未如此徹底的研究過中國^[10]。

• 7世紀，即飛鳥時代後期，日本朝廷派遣大量遣唐使去收集中國的資料，並頒佈《近江令》以改革日本；
• 8世紀，即整個奈良時代都是律令制運作最良好的時期；
• 9世紀，開始慢慢的變質和瓦解^[11]；
• 10世紀，即平安時代中期，律令制已經名存實亡，不過作為表面上的「最高法律」還一直存在，但不再俱有強制力，日本人也不再遵守；
• 19世紀，經過900年到了明治維新時期，日本政府才正式廢除律令制，但日本政府並不自創新體制，而是又模倣他國，這次是改成和英國一樣的「君主立憲制」，一直持續到今天。

特徵與衰落

日本為實現「一君萬民、互為表裏」花費了大量精力，但僅在8世紀，即西元700年～800年的這一段時間內成功。日本律令制的一開始的模式為：國民經過人口登記 → 從天皇那裡拿到土地 → 開始耕種，並給中央提供稅金、兵役。由於當時日本的「多山多地震的地理環境、人口分佈分散、交通不發達程度」等因素，日本中央政府（即大和朝廷）的「軍力」和「監視能力」極為有限，根本無法管理在遠離奈良、京都和大阪的地區^[11]，無法像中國朝廷一樣監控社會的方方面面。

漸漸的，日本朝廷委派到律令國的「官僚」在沒有人監視的情況下，開始貪污腐敗。官僚把自己的親戚或好友按插在重要官位，不讓外人涉入，把「律令國」一步步轉化為「自己家族代代相傳的地方」，類似歐洲貴族的世襲封地^[5]。

同時，因為沒有人去監督和舉報律令國官僚，所以他們肆意壓搾自己底下的農民。農民為了逃避嚴苛的兵役或賦稅，就躲入當地的佛教寺院、神道教神社、或者隔壁的律令國以求庇護^[12]，留下大片沒有農民耕種的農田^[2]。較為中立的佛寺、神社則利用當地的軍隊或黑道霸佔這些空地，並聘請流亡農民為自己種地，並直接給農民發錢，而不是讓農民交稅（即佃農）^[12][3]。

有些農民為了賺到更多的錢，選擇不種地，而是接受律令國官僚、佛寺、神社的僱傭，變成傭兵和僧兵，參與上層之間的土地爭奪戰。這整個過程史稱「土地兼併」。由此，日本律令制瓦解。隨著朝廷的軍力直線下滑，地方世襲勢力的軍力上升，日本各地慢慢分裂為攝關政治、日本莊園制、總領制、管領制、守護大名制和戰國大名制「混亂並行」的狀態^{[5][13][14][15]}。

歷史

日本律令制大約實施於公元7世紀後期（飛鳥時代後期）到10世紀。這之中，8世紀是其黃金時期。

大化改新

主條目：大化改新

據《日本書紀》記載，推古11年12月5日（604年1月11日），廄戶王推動下開始實行包括制定冠位十二階、十七條憲法在內的國制改革。^[16]乙巳之變後從646年開始，孝德天皇和中大兄皇子等人積極推進政治改革，在大化改新中提出了四項施政方針。這些方針都受到了中國政治制度的強烈影響，內容如下：

1. 效法隋唐之均田制，行班田收授法：廢除豪族對土地與部民的私有權，並將其收為國有。政府計口授田，凡六歲以上之國民，每六年按人口班給田地（稱「口分田」）。所班田地不得買賣，死後歸還政府。
2. 效法唐朝租庸調制：受田農民須向國家上繳穀物（此為「租」），服勞役或納布代役（此為「庸」），並上貢地方土產（此為「調」）。
3. 中央設二官：神祇官、太政官和八省（中務、式部、治部、民部、兵部、刑部、大藏、宮內）、一台（彈正台）；一般地方設國、郡、里。
4. 兵制：首都置五衛府，地方設軍團（日語：軍団 (古代日本)），國民需服兵役。

到20世紀中後期以前，人們都認為大化改新將日本帶入律令制社會，但是1967年12月，藤原京北的外濠出土了上寫有「己亥年十月上捄國阿波評松里□」的木簡，引起了郡評論爭，改新詔書的存在出現爭議^[17][18]。

天智朝

日本正式進入律令制社會是公元7世紀60年代之後的事。663年，日本在白村江之戰中戰敗，隨即與唐和新羅的關係惡化，日本朝廷深感國際局勢對日本不利。於是為了增強國防實力，使危機感籠罩下的統治階級團結起來，當時的天智天皇改組豪族，迅速整頓了官僚體制，進行了舉國的政治體制改革。改革加強了大王的權力，對地方人民的統治進一步強化，在全國形成了令制國的行政區劃。670年左右，在這個背景下，日本歷史上最早的戶籍—庚午年籍完成，戶籍是律令制諸多制度施行的必要因素。這個時期編寫並施行的近江令，被認為是天智天皇時期法令的統稱。

天武、持統朝

671年天智天皇駕崩，其子即位為弘文天皇，但天智天皇弟弟大海人皇子發動壬申之亂奪權，大海人皇子即位為天武天皇，天武天皇繼續大化革新的改革，689年天武天皇頒布《飛鳥淨御原令》將國名從倭國改成日本，君主稱號從大王改成天皇。^[19]701年文武天皇頒布第一部正式律法《大寶律令》正式將國名改成日本，日本此後進入中央集權的律令時代。^[20]

奈良時代

主條目：奈良時代

《大寶律令》頒布後雖然建構新的制度，但是並沒有大規模撤換統治階層，律令制雖然達成中央集權，提升中央和天皇權力，但由豪族演變成的貴族仍然擔任中央、地方統治者，律令制沒有消滅原有統治階層，反而給予原有統治階層統治的法律依據，以律令規範統治階層的權力，以及與天皇的關係。另外律令制雖然發揮中央政府控制地發的目的，但是律令制沒有符合當時日本的經濟、社會狀況，隨著生産力、人口増加，可供分配的土地減少，加上逃避勞役、兵役，出現偽造、逃脫戶籍的現象。

為了應對律令制的不足，奈良政府開始設置三世一身法、墾田永年私財法，使得私有財產成為合法，這些政策雖然是為了維持律令制，但由於土地私有制被允許，豪族和神社、寺廟開始進行大量開墾，導致了莊園制度的建立和班田制的崩潰。^[21]政治方面也設置令外官補充劑有官職不足。758年日本頒布《養老律令》，《養老律令》直到明治維新才正式廢除。

桓武天皇改革

8世紀末期，律令制的實效性減弱，制度難以維持，這套機制的運行，成為律令政府的沉重負擔，地方偽造、逃脫戶籍的現象導致戶籍維持困難。因此當時在位的桓武天皇廢止部分制度，實施大規模的行政改革，用簡單有實效的制度取而代之。桓武天皇的改革包括：勵行班田、廢除軍團制度、都城由平城京遷至長岡京和平安京、設置勘解由使、停止鑄造皇朝十二錢。這次改革，雖然是為了重振律令制，但是讓律令製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變，構建起與以前性質不同的統治體制，因此有學者認為，桓武天皇時期律令制實際已經終結。

律令制的衰退

9世紀初期到中葉，為了整頓律令制開始編撰格式，頒布格式雖然是為了維持律令制度，但也表示律令已經無法應對日本社會的需要。9世紀後期宇多天皇重用菅原道真制衡藤原氏藤原時平，894年藤原時平試圖派道真出使唐，但道真拒絕，並於建議廢除了遣唐使。此後日本進入國風文化時代發展出獨有的文化，由於律令制是仿照唐朝的制度，與唐朝缺乏接觸也是律令制衰退的原因之一。

10世紀時律令制完全瓦解，延喜二年（902年）頒布莊園整理令（日語：荘園整理令），為延續律令制最為顯著之舉，但也是日本史上最後一次實施班田。此後由於戶籍調查無法進行，日本轉為實施土地稅的路線，將土地經營與納稅之權責賦予地方豪族與國司，使之成為負名（日語：負名）（應繳納租稅者），稱為負名體制。另外私有財產出現後，貴族、寺社等權門掌握大量土地，權門透過權勢獲取「不輸不入」之權利，負名則將土地寄於權門名下，躲避國司控制，如此一來權門控制的莊園，不再受國司控制，不向政府納稅，並且逐漸擴大，並形成層層堆疊的土地所有權結構，稱為寄進式莊園（日語：寄進地系荘園），中央失去對大量土地的控制權。10世紀也是攝關政治的確立期，攝關取代律令制下太政官的權力。

自從桓武天皇將各令制國軍團廢除，改為志願制的健兒取代之後，地方治安因此惡化，地方自衛性質的武裝勢力——武士因此出現。10世紀中葉武士協助平定承平天慶之亂，社會內部的紛爭經常由武力進行解決，武士的地位因此急速上升，促成最初的武家政權平氏政權的登場，日本進入武家社會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