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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否定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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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否定主義，又稱竄改歷史、修改歷史或改寫歷史（偽史），指一切出於各種目的、自覺或不自覺地歪曲、忽略、迴避、銷毀歷史事實的書寫或偽作、捏造歷史。
 | 此條目可能包含原創研究。 (2022年2月9日) |
修正主義
歷史否定主義有時也會被誤稱為歷史修正主義，但這是有不同意義的學術名詞。在歷史編纂學中，歷史修正主義（英語：historical revisionism）指根據以往被忽略的證據，重新解讀主流的歷史觀點[1]。它通常意味挑戰被專業學者所持有的對一個歷史事件的傳統觀點，或引入新證據，或重新陳述參與人的動機和決策。
因為一些否定主義行為是同時間依賴新史料而進行，所以在個別行為，尤其是由歷史學家所作的研究，那是否定主義還是歷史修正主義，未必可以客觀區分。
動機
例子
「否定主義」是嚴重的指摘，而基於社會價值觀改變所作史實重新解釋也往往被爭議，兩者未必可以區分清楚，以下列舉一些例子：
伊朗前總統艾哈邁迪-內賈德在 2005年末宣稱「猶太人大屠殺是神話」[2]，世界對此普遍嘩然。
著名二戰史學家大衛·艾文曾經就猶太人屠殺的具體進行方式有所質疑，例如使用毒氣室的效果，他因此被奧地利通緝。他在放棄有關屠殺質疑後入境奧地利，仍然被捕及囚禁，在刑滿開釋後不得再次進入奧地利。這個例子突顯了在懲罰否定主義者與包容歷史修正主義者時，兩者往往難以區分之矛盾。
目前史學界的共識認為，《聖經》裡的耶穌基督是西元一世紀時期的史實人物，且是基督教建立的關鍵；多數的史學者，不論是否是基督徒，對於耶穌基督是史實人物且對基督教的建立至為重要這點，不會有爭議[來源請求]。
然而一直都有極少數否認耶穌基督史實性的人，嘗試用各種方法「證明」耶穌基督是早期基督徒虛構出來的人物，而這說法也得到一些非基督徒的支持。而認為耶穌基督不是史實人物的看法又稱「基督神話假說」[來源請求]。
南京大屠殺爭議
日本部分所謂的右翼人士一直試圖弱化南京大屠殺的影響，包括將「30萬人遇難」改為「10萬人遇難」甚至是更少，或將其命名為「南京事件」以產生混淆[來源請求]。部分人[誰？]甚至直接否定南京大屠殺的存在。[來源請求]
紐約時報曾發表文章《中國歪曲、掩飾的歷史學教科書》。[3] 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歷史教科書實際上也是很多沿用了中華民國的歷史教科書。不同的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有時對於中國國民黨的形象持和中華民國政府不同的負面看法，如稱其在抗戰期間「消極抗日，積極反共」，說蔣介石在抗日時「上山摘桃」，對於1948年後的中華民國憲法及政府也一度以「偽」稱之，到近年兩岸關係緩和之後，才開始出現轉變。[4]
- 中央研究院院士、普林斯頓大學教授余英時表示：中國大陸從1949年到現在沒有歷史，有的「歷史」都是假歷史，是為了政治宣傳而造出來的偽歷史。要揭穿偽歷史，只有將來學術完全自由以後，資料開放，根據原始資料說話才可以[5]。
- 費維愷教授等認為：50與60年代的中國史學研究從研究「實際發生了什麼事」變成「證明應該發生什麼」（階級觀點），歷史淪為政治活動。[6][7]
- 復旦大學葛劍雄教授表示，歷史在中國還是政治的工具。[8]
- 前中共總書記趙紫陽的政治秘書鮑彤之子鮑朴表示，中共不需要客觀的歷史。中共基本的想法就是：歷史可以被改寫，作為國家的工具。但這需要不斷的箝制言論。[9]
- 德州大學奧斯汀分校李懷印教授的研究也認為：中國大陸從1949年後受意識形態主導，普遍歪曲或隱瞞歷史。[10][11]
- 中央黨校老教授杜光接受訪問時表示，「大陸掩蓋歷史真相的一些偽歷史，不應擴散到香港。」[12]
- 曾任《新聞自由導報》總編輯的吳仁華認為，中國共產黨的政權能夠維持，很重要的一個因素是隱瞞歷史和扭曲歷史。[13]
- 八九民主運動領袖王丹表示，中共統治下，有太多的歷史真相被掩埋了。整個中國現代史，將來都會重寫[14]。
中央黨校出版的理論雜誌《求是》，則將「還原歷史」、「重寫歷史」、「否定黨史、國史」的主張稱為「歷史虛無主義」。[15] 中山大學教授袁偉時對中國歷史教科書史實錯誤的指責[16]， 也被中央宣傳部的雜誌指為「歷史虛無主義」[17]。 封從德認為，中共的「反對歷史虛無主義」，是為了掩蓋歷史真相。[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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歐洲中世紀的「封建」的特點是「領主、封臣、采邑」，這些特點與中國傳統上西周的封建制基本一致，因此，當年在翻譯西方文獻時就把歐洲中世紀的制度翻譯作中文的「封建」。西周的制度數千年來在中國都是稱作「封建制」，秦至清的制度稱為中央集權制，中央集權與封建剛好是相反的兩個制度。封建主張「地方分權」，中央集權則反對「地方分權」。數千年來，這些概念絕無異議，至今台灣和世界其他國家的學者都一直如此稱呼。 [19]
西周的封建制早於歐洲中世紀的封建制，與馬克思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理論完全不相容。馬克思本人認為五個社會發展階段僅適用於西歐，指出東亞有特殊的「亞細亞生產方式」，但這一理論從蘇聯時代開始被擴大到全世界[20]。中共上台後，為配合馬克思列寧主義的社會發展五個階段理論，將秦至清的社會強行改稱「封建社會」，而原本西周的封建則被強行改稱「奴隸社會」、「分封制」。因此出現了秦朝開始，各朝代「在封建社會（地方分權）推行中央集權」的邏輯矛盾。[21]
此外，封建一詞又被中共加上落後、迷信等特點。[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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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民族觀方面，中華人民共和國將中華民族定義為五十六個民族。
中華民族，是一個政治及國族概念，亦是中國近代民族主義建立國族的重要概念，該詞最早在晚清由梁啟超所提出，梁啟超的「中華民族」理論的前提，是在現階段承認中國境內各歷史－文化群體之間原本存在的差異和多元現象，但同時也樂見其一體化的趨勢，希望建立有如美國的國家，在未來成為無差別的大民族。
晚清時期，面對列強的威脅，中國知識分子出現了「亡國滅種」的危機感，其中一部分人將中國的危機歸咎於中國內部「異族」的統治，不滿清廷的民族壓迫和民族岐視政策，不滿滿族享受到滿城等「超國民」待遇。[23]這種認知在20世紀初發展成為漢民族主義 ，形成主張「驅除韃虜，恢復中華」的「革命黨」，而維新派則警告革命派的「排滿」種族革命主張可能導致國家分裂和列強干預的危險。另外，清末留日滿族和蒙古族人士及清朝官員在「國民」觀念的啟示下，對於中國族群關係「從多元到一體」的認知，影響了中華民國建立後的族群思想與族群政治。甲午戰爭後，清朝出現了最為嚴重的民族矛盾，由孫中山為代表的革命派紛紛參與革命，日益威脅著滿清統治權。為了度過自身低潮的統治時期，清朝統治者與以維新派為代表的漢族士大夫之間，取得了透過「變法維新」將君主專制轉化為君主立憲的共識，「五族共和」族群論述被晚清政府接納並且成為朝廷的官方族群政策，將自身定位為合「五族」、「五地」為一體的「中央」政府。與維新派相對立的是頑固派，兩者的實質都是為了維護清朝的統治。辛亥革命後，主張種族革命的革命派放棄種族復仇主義的主張，接受新成立的中華民族民族國家的立國理論基礎——「中華民族」觀念和「五族共和」政策[24]。
2002 年，中國教育部認定現代的民族觀念與宋朝當年不同（或宋朝沒有民族觀念，都是與現代不同），把岳飛、文天祥等抗滿(也就是抗金)與抗蒙英雄剔出民族英雄之列，改稱為愛國英雄。[25][26] 中國教育部對這些行為作出澄清，並且指出：「從50年代後期以來，在中小學的歷史教學大綱和教材中，對岳飛的評價都是一以貫之的，不存在重新定義岳飛是否是『民族英雄』的問題。岳飛、文天祥在中國歷史上歷來被認為是民族英雄，但學術界也存在著不同的學術觀點。早在50年代後期的學術界，就有學者提出稱岳飛為民族英雄是否會影響某些民族的情感。由於這個問題在學術界有分歧，因此不宜把這一類的學術討論引入中小學教學大綱和教材。實際上社會公眾對岳飛、文天祥這些歷史人物高尚的道德品質、民族氣節始終是歌頌和尊敬的，這一點也是我們進行中小學歷史教育時一直遵循的」[27]。
但實際上「岳飛在中國歷史上歷來被認為是民族英雄」本身就是歷史修正主義。南宋建炎、紹興時代真實的岳飛和南宋中後期歷史學政治化之後被平反神化的岳飛是不一樣的。詳見《皇朝中興紀事本末》、蔡涵墨《歷史的嚴妝》。
台灣學者王健文和騰訊歷史責編諶旭彬認為「華夷之辨」是中國古代極為重要的一套沒有民族意識存在的世界觀，古代中國發展出的「華夷之辨」自成體系，屬於一套不同於西方民族主義的世界觀。區別「華夷」的標準，在於是否遵循「禮治」以及是否接受「先進文明」（尤其是先進政治文明）的教化，而「不藉其地與其類」（與其居住地和部落族群無關）。華夏和四夷的界線不是以血統劃分，而是以文化為分別，這裡所謂文化是指生活習慣與政治形態。遼朝遼道宗亦以契丹之出身而自視為「中華」，以「禮法」、「文物」作為區分「夷」與「中華」的標準：「上世獯鬻、獫狁，盪無禮法，故謂之夷。吾修文物彬彬，不異中華，何嫌之有！」，「中華」在當時並非「民族」或「種族」概念，而是文化概念。南宋學者葉適在給皇帝的奏摺中說：「中原者我之地，中華者我之名，報復仇恥者我之義」，葉適以「中華」為南宋人命名，但其涵義，同樣與「民族」無關。學者指出，一個人是否「民族英雄」，最基本的前提是此人對「民族」必須要有「主觀認同」，然而包括岳飛在內的南宋人的「中華」是一種「文明共同體」，而非「民族（種族）共同體」；既無「民族認同」，岳飛自然不屬於「民族英雄」[28][29]。
亦有評論指出「民族概念」的第一種釋義是「基於『共同祖先語言或歷史』而組成的領土國家」，按此釋義岳飛自然是「民族英雄」；而「民族」的第二種釋義是來源自德文「Volk」和「Nation」的翻譯，德國哲學家約翰·戈特弗里德·赫爾德主張的「Volk」概念，其核心是將「民族」視為一個擁有共同語言、歷史、文化的民族共同體，他將民族定義為「民族是一個具有獨特語言和文化的共同體」。強調文化的一體性，較之於他者（異人種、異民族、異國民）而言，自然易用文化或文明概念來區別和劃分自我與他者的優劣，「語言、歷史、文化的共同體」本身就是「用文化或文明概念來區別和劃分自我與他者」，換言之，所謂「文明共同體」本身就是德國源流的「民族」，說只有「文明共同體」而無「民族共同體」等於說「民族」不是「民族」是自我否認，是將同一內涵的概念冠上不同名字試圖用其中一個否定另一個的做法，有如「白馬非馬」，指出當時南宋人的「中華」、「華夏」文明共同體即是「民族」共同體[30]。
蒙元史學家姚大力認為文天祥是中國的歷史英雄，但卻並非後世所謂的「民族英雄」，認為他所以選擇慷慨赴死的理由更多基於一種王朝的遺民心態，其中沒有與新王朝勢不兩立的政治態度，更不含有後世所謂的「民族大義」：「正像元末明興這樣一個『華夏重光』的歷史時代，卻沒有結束異族統治，歌頌『民族大義』的頌歌，反而卻有底層的漢人為蒙元『異族』殉節，元遺民的事蹟提醒我們，今日人們揮之不去的民族主義意念，不是歷史上一向就存在的東西」[31]。
東亞史學家宮崎市定指出元明鼎革與辛亥革命相比較，後者確實具有強烈的民族革命色彩，而前者則不然。遼金史學家劉浦江教授認為「與其說元明鼎革是一場民族革命，毋寧說它更多表現出階級鬥爭的性質。辛亥革命的成功，知識分子起了關鍵作用，但元末民變時士人不屑參加叛軍，叛軍也很少利用士人，這是元明革命攘夷色彩淡薄的一個重要原因……近半個多世紀以來，中外歷史學家已經逐漸認識到這樣一個事實：元明鼎革的性質主要是由階級矛盾引起的政治革命和社會革命，而並非像人們過去慣常理解的那樣是一場民族革命」[32]。
中國人類學家、日本東京大學教授王柯認為清末民初革命派的「漢奸」話語，其實是他們企圖在多民族國家的母體上，人工催生一個「漢族」單一民族國家時出現的「怪胎」。二十世紀初革命派接受近代民族主義的目的，其實不在於確認「民族」，而在於建立一個新型的國家──「民族國家」。民族不過是手段，國家才是目的。然而，因為現實的中國不可能成為單一民族國家，「漢奸」話語最終不過是強化了本來只是手段的民族意識而已。2002年末，有人以多民族國家為由表示不宜稱岳飛為「民族英雄」。對此中國人表現出來的憤怒，就是近代民族主義造成中國人將自己的政治認同最終歸結在民族，而不是中國的最好寫照[33]。
中華人民共和國建國初期，因當時的政治環境及高句麗歷史在中國歷史上的份額不足，沒有強調高句麗是中國歷史這一看法，但也從來沒有否認這一點。事實上，於1954年開始編撰到1973出版的《中國歷史地圖冊》[34]高句麗就已經被認作為中國的歷史政權。這一看法也被1978年出版的《世界古代中世紀史》和1985年出版的《世界中世紀史》以及後來中國曆次出版的歷史地圖冊及教科書所繼承。南北韓學術界認為中國的東北工程將原本朝鮮半島歷史的高句麗列為中國歷史，是中國民族主義發展的結果，利用學術搞政治，並認為中國『自古』就承認高句麗為朝鮮歷史。
時任香港民建聯主席及立法會議員馬力在2007年5月15日發表淡化六四事件及否定鎮壓死傷的言論後[35]，當地媒體發現市面上部分高中中國歷史教科書也在淡化事件及中央政府在事件的角色和責任[36]，這顯示中央政府及親北京份子對待六四事件及抗戰角色等中國歷史主題時，與其所針對的日本歷史教科書內容問題採取雙重標準，一方面利用侵華戰爭的歷史對日本狂追猛打，另一方面卻不願正視自身的歷史真相[37]。
2020年9月1日，林鄭月娥和教育局長楊潤雄表示香港並無三權分立[38][39]，此說法牽起輿論大波。同日，在教育局網站發布並由當時是香港終審法院常任法官陳兆愷撰寫提及「香港三權分立」的《基本法、法治與香港的優勢》[40]，被教育局從網站上移除[41]，官方否定自己長期向社會各界及國際宣傳的香港優勢[42]。
中華民國在民主進步黨陳水扁政府執執政時（2000年－2008年），開始去中國化，並強調臺灣主體性，從認為臺灣與中國一邊一國的角度編修歷史教科書，歷史教科書中的內容更改為台灣為一個國家、國名是中華民國的觀點，並以此將中華民國領土範圍依現狀界定為僅只於台澎金馬而無中國大陸，記述歷史的視角不再由中國出發，而是以臺灣為獨立國家的角度來看待周邊國家，這些修改反映了民進黨一邊一國的主張，質疑者以當時親民黨籍的立法委員李慶華為首質疑民進黨竄改教科書,後續也引發了正反兩極的各種討論。歷史教科書內容以台灣史為國家史，來看待台灣與中國等周邊國家的歷史關係；在使用文字上將「大陸」改稱「中國」、「中共」、「我國」改稱「臺灣」、採用「兩國」來取代「海峽兩岸」、「古人」改稱「中國古人」等。並且，重新檢視日本統治時期的各種歷史內容，以修訂由於過去對於抗日歷史過度著重，而使台灣人民對於日本統治時期的歷史內涵，未能有全面性的認識，因此，重新修改了教科書中對於日本殖民時期的各項內容，其中更將「日據」改稱「日治」，「光復後」改稱「終戰後」，且不使用孫中山為「國父」等有價值傾向的稱呼，而以此派學者認為較為中性的名詞來稱呼。同時，也將一些事件以較中立的方式，去漢族中心的方式重新解釋，例如漢武帝「征伐」或「征討」匈奴改為「攻擊」匈奴，「武昌起義」改稱較中性的「武昌起事」，把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內容去掉。[43]
2012年6月，馬英九政府在歷史教科書定案出版前臨時「增聘」審定委員，主張中華文化為主體，不應切割中華文化和臺灣文化；聲稱50,000-5,500年前的長濱文化和4,000-3,000年前的華夏文明可能有關；以「荷據」（荷蘭佔據）或「荷領」（荷蘭佔領）取代「荷治」(荷蘭統治)，西班牙用語亦同；將「鄭氏王朝」、「東寧王國」改為「明鄭時期」；「日本統治」改為「日本殖民統治」，簡稱「日殖」而非「日治」時期；不使用「清領」而使用「清朝治理」或「清治」時期；刪除「臺灣地位未定論」等意見，因而被質疑為酬庸非歷史專業系所者，引發學術界部分人士抗議並於台灣連署資源運籌平台發起「『我是民眾，我反對竄改歷史』 搶救歷史教科書連署活動」，民間連署意見書送至教育部，要求比照辦理納入教科書。[44][45][46][47]
有關韓國歷史教科書稱山東、遼寧等中國省市為古朝鮮一部分，而近期在中國遼寧出土的青銅器也被韓國方面宣稱為其先民所有，並在教科書上把該國的青銅器年代上推了一千年。韓國一些新的研究認為平壤城（阿斯達）不止一個，韓國嶺南大學文化人類學副教授李忠奎曾在論文中提到：『從20世紀60年代開始，韓國一些學者認為遼寧地區是古朝鮮先民活動的場所』，有人據此推斷『在今中國東北和朝鮮半島各有一個平壤城。一個國家有兩個首都在當時是很正常的。檀君朝鮮的首都其實位於中國東北，朝鮮的平壤只是檀君朝鮮的南部首都。』並有韓國教科書認為高句麗人占領樂浪郡前後的歷史均為其民族歷史，並把渤海國認定為高句麗的延續，也是民族北部歷史。 [48]
自1950年代提出主體史學這一命題以來，朝鮮史學家們開始以新的觀點分析和解釋歷史文獻，在許多問題上得出與傳統觀點完全不同的結論。為了使這些成果固定下來，自1975年12月始著手編寫主體史學著作《朝鮮全史》。
80年代初以後半島內外環境發生重大變化，1986年朝鮮提出「朝鮮民族第一主義」[49]。1989年蘇東劇變後進一步強調「高度發揚民族第一精神」。據此反觀1982年出齊的33卷本《朝鮮全史》，認為有些地方已落後於形勢。如：
- 在內外複雜形勢下對民眾進行愛國主義教育時，宣傳5000年悠久歷史，燦爛古代文化乃重要內容。但《全史》在否定箕子朝鮮以後，衛滿朝鮮以降迄今只有2000年，只有肯定檀君為史實才副其悠久。此外，傳統史學承認箕子「設禁八條」教化民眾，主體史學否定箕子東來以後，只有肯定傳說中桓雄下凡時帝釋之「弘益人間」的教導，方能在本土找到政治理念的最初源頭。
- 傳統的朝鮮歷史承續表為古朝鮮（包括檀君朝鮮、箕子朝鮮、衛滿朝鮮）——三國時代——統一新羅——高麗——朝鮮。以主體史學觀之，此表重大缺陷一為有背主體，二是偏重南方。因此，1993年12月提出史學新體系，即古朝鮮（檀君朝鮮、衛滿朝鮮）——高句麗——渤海——高麗——朝鮮。在新的史學體系中，箕子朝鮮被否定其存在，三國時代唯以高句麗為正統（其故土在北方，都平壤），新羅、百濟降為割據，統一新羅因有背主體（事唐）失去其歷史地位，渤海國雖不在半島，但被認為是高句麗遺民所建國家，故可承續正統。
在這個新體系中，檀君占有龍頭地位。據此史學新譜系，1993年5月和1994年1月先後修復高句麗東明王陵（位於平壤力浦區）和高麗太祖王陵（位於開城松岳山）。漢城（今首爾）是朝鮮最後一個封建王朝的都城，傳統上被視為國家政治、文化中心。檀君陵挖掘後《勞動新聞》發表社論稱：「檀君陵在平壤發現，說明平壤是朝鮮民族發祥地，是朝鮮民族國家形成和發展的中心。」[50][51][52]
韓國學界對新近興起的「檀君熱」反應不一。有人認為此非學術，但也有人認為：「在開放時代，外國文物思潮洶湧而至，我民族文化及其正統性受到衝擊。在這種情況下，最重要的是要把民族正統性和基礎定位於檀君……檀君有無其人倒在其次，首要的是樹立主體。」[53]
田中奏摺之指張學良秘書王家楨收到蔡智堪聲稱抄下日本一份數萬字的奏摺，據蔡智堪所稱是日本首相田中義一給日本天皇的上書，轉載的內容公開田中義一侵略中國的野心。「田中奏摺」是香港八十年代教科書其中一個題目，較常被引用的是「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國；欲征服中國，必先征服滿蒙」。
歐美各國曾證明「田中奏摺」是一份假文書、日本產經新聞二日、「正論」月刊，也揭發「田中奏摺」是偽造的，中國社會科學院蔣立峰表示「當今的主流是認為田中奏摺並不存在」。[54]
在美國，有歷史否定主義者主張：「美國沒有必要在日本投下原子彈」、「美國在日本投下原子彈是為了報復日本偷襲珍珠港」、「美國投下原子彈是為了向史達林示威」。美國學術界對這些主張都提出証據反駁。[55][56]
爭議不強的歷史修正
一些基於社會價值觀改變所作史實重新解釋，因為新的社會值未被爭議，因此其相關的歷史修正的爭議亦不強。
歷史學家在描述有關克里斯多福·哥倫布與其他西方人發現新大陸時，過去往往過度重視西方人的視角，忽略美洲先住民的生活文化與及西方人對美洲先住民的影響。在修正歷史後，歷史學家也同樣去研究美洲先住民的生活，而在使用「發現」一詞時，往往採用引用或斜體文字，以註明此「發現」與一般的發現略有不同。
另外，歷史學家也考慮到維京人在哥倫布之前到達新大陸，[57][58]但是他們對歷史影響不及哥倫布那麼強，因為哥倫布艦隊是首個回航匯報並以活字印刷術公告事蹟的事件。
參考文獻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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