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裴多菲·山多爾
匈牙利诗人、革命家（1823—1849）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裴多菲·山多爾（匈牙利語：Petőfi Sándor，匈牙利語發音：[ˈpɛtøːfi ˈʃaːndor]，出生名Petrovics Sándor，[2][3]斯洛伐克語：Alexander Petrovič，[2]塞爾維亞語：Александар Петровић；1823年1月1日—1849年7月31日），[1]匈牙利愛國詩人和民族英雄，自由主義革命者，匈牙利文學最著名和最傑出的人之一。他被認為是匈牙利民族文學的奠基人，在其短暫的一生中，他創作了近千首詩歌，其中800餘首流傳至今，其作品被譯為多種語言。[4]
他在18歲時中斷學業，成為一名演員，並開始創作詩歌。自1844年起，他定居佩斯，到1846年與朋友們組織了一個文學社團。儘管年齡尚小，他便已經聞名全國。作為「三月青年」的領導人之一，他參與了1848年3月15日的革命，並成為這場革命的象徵人物。這位年僅26歲的詩人隨後投身於自由戰爭。據當代史學界的觀點，他為祖國、為匈牙利的自由獻出了生命：1849年7月31日，在謝蓋堡戰役後的混亂撤退中，他陣亡了。當時，被斯卡里亞京將軍戰死而激怒的哥薩克烏蘭殘酷地屠殺了被追擊的匈牙利士兵，裴多菲也在這場屠殺中遇難。然而，他失蹤的具體情況至今仍不明確。
裴多菲是匈牙利浪漫主義的集大成者，他將此前詩歌中從未涉及的主題引入匈牙利文學：家庭抒情首次在他的作品中出現；在他的愛情詩中，首次描繪了夫妻之間的婚姻之愛；在他的田園詩中，匈牙利大平原上的「荒原」（puszta）也得到了恰如其分的描寫。他是第一位在始終歌頌「世界自由」的詩人，由他開啟了匈牙利文學中全新的聲音。他用通俗、樸素的語言與所有人對話，因為他將民眾的語言引入了文學，並將思想內容置於形式之上。
他的諸多詩歌在匈牙利幾乎耳熟能詳。他的敘事長詩《勇者約翰》被改編成歌劇、木偶劇、動畫片以及搖滾歌劇。他最知名的詩作是《民族之歌》，這首詩不僅是1848年革命至今仍具有影響力的象徵信息，也是匈牙利愛國詩歌的傑出代表。在匈牙利以及喀爾巴阡盆地的匈牙利人聚居區，有著諸多紀念他的象徵——多座博物館和紀念館，以及無數以他命名的街道、雕像和紀念牌匾。
在國外，裴多菲至今仍是最為人所知的匈牙利詩人。他是眾神偏愛的匈牙利人。他得天獨厚，擁有成為偉大詩人的一切條件：才華、歷史背景與命運。他只活了二十六年，卻留下了一部具有世界文學水準與規模的作品總集，這部作品標誌著匈牙利民族文學的一個時代轉折點。
——內梅特·G·貝洛[5]
Remove ads
生平
裴多菲的父親名為裴多菲·伊什特萬（1791年8月15日於考爾陶爾—1849年3月21日於佩斯），[6]是一位屠夫，出身於上匈牙利的斯洛伐克家庭（這與公眾中流傳的塞爾維亞血統的說法不同），[7]但其自認為是匈牙利人。其父的匈牙利斯洛伐克血統被認為較為可信，一方面因為其信奉路德宗，而塞爾維亞人通常是東正教徒；另一方面是基於基什·約瑟夫和亞庫什·拉約什的研究，他們將裴多菲的父系血統追溯至1685年，至尼特勞州的沃焦茨。也就是說，裴多菲家族和其母系一樣，均源自上匈牙利——其母系來自圖羅茨州的奈茨帕爾。[8]裴多菲的祖父名為裴多菲·托馬什，1770年時26歲，從奧索德遷居他處。[9]
在父系方面，裴多菲家族的祖先名為裴多菲·馬爾通，他於1667年5月30日從匈牙利國王利奧波德一世處獲得了貴族身份，[10]該封爵令於1668年3月30日在尼特勞正式公布。這份貴族證書直到1835年時仍保存在裴多菲的父親手中。裴多菲本人也知道自己的貴族出身，但他在成年後作為一名民主主義者，公開聲明自己不享有也不行使貴族權利，完全將認同自己為人民的一部分。[11][12]
其外祖父赫魯茲·亞諾什時一位富有的「救贖農」（即通過贖買獲得土地的農民），是凱奇凱梅特備受尊敬的市民。[13]裴多菲的母親赫魯茲·瑪麗亞（1791年8月26日於奈茨帕爾—1849年5月17日於佩斯）[14]在出嫁前曾在毛格洛德的路德宗牧師馬丁尼·米哈伊家中擔任洗衣工和女僕。她的母語是斯洛伐克語，直到成婚後才開始使用匈牙利語。[註 1]根據奧洛尼·亞諾什的回憶，「她的匈牙利語並不總是清晰，但她始終堅持講匈牙利語。」[15]
裴多菲·伊什特萬與赫魯茲·瑪麗亞很可能是在毛格洛德相識的，二人於1818年9月15日在奧索德舉行了婚禮。婚禮由路德宗牧師米庫拉什·達尼埃爾主持，兩人也均是路德宗信徒。當時，裴多菲·伊什特萬在索包德薩拉什租賃了一家酒館和屠宰場經營，後來於1821年搬到小克勒什。1822年至1824年間，他租下了小克勒什的屠宰場，並與妻子一同住在那裡，於是他們的第一個孩子——裴多菲·山多爾便在此出生。[16]
裴多菲·山多爾出生於1822年12月31日夜至1823年1月1日凌晨。他於1月1日按照路德宗儀式在小克勒什受洗。[註 2]據一位回憶者說，這個孩子出生時非常虛弱，「曾用酒精給他洗澡，以求保住性命」。他唯一的弟弟名為裴多菲·伊什特萬，生於1825年。
裴多菲的父親在小克勒什租賃的屠宰場收益頗豐。三年租期結束後，1824年10月14日，他承租了規模更大的基什孔費萊吉哈佐的屠宰場，並攜全家遷居當地。此後，家庭的經濟狀況更加穩固，裴多菲也度過了一段快樂而幸福的童年時光，這段回憶始終令他心中充滿甜蜜的感情。裴多菲在其1848年創作的詩作《在我的故鄉》（Szülőföldemen）中稱這座城市為自己的出生地，這句話後來引發了小克勒什與基什孔費萊吉哈佐兩地之間，以及詩人傳記研究者之間的諸多爭議。起初，家中生活相當富足。裴多菲·伊什特萬是個精明的商人，除了經營屠宰場，還租賃並經營了一家酒館。在相當一段時期內，基什孔費萊吉哈佐是他們家族經濟上升的中心。作為家長，他在基什孔費萊吉哈佐和索包德薩拉什各經營一家屠宰場，擁有多處不動產，在自家土地以及租賃的土地上從事農耕。[16]
Remove ads
關於裴多菲出生地的爭議始見於1857年，在此之前，大家普遍接受他出生於索包德薩拉什，[17]即便是在費倫奇·雅各布和達尼埃利克·約瑟夫於1856年編撰的《匈牙利作家傳記集》中也如此記載。[18]而小克勒什作為裴多菲可能的出生地，正是在1857年首次被提及。[19]此後，費雷吉哈佐、孔聖米克洛什和多瑙韋切也作為候選地點被提出。[17]當時的親歷者對裴多菲的出生地也各執一詞。費倫齊·佐爾坦認為他出生於費雷吉哈佐，久洛伊·帕爾在1854年也表示裴多菲是在費雷吉哈佐出生的。[20]裴多菲的好友約卡伊則時而稱他的出生地為索包德薩拉什，時而稱為小克勒什。[21]裴多菲的戲劇夥伴蘇派爾·卡羅伊稱裴多菲出生於費雷吉哈佐。[20]他的朋友和同學有的說是索包德薩拉什，有的說是費雷吉哈佐。[20]據奧洛尼·亞諾什所知，裴多菲只是在小克勒什受洗，並非出生在那裡。[22]其弟裴多菲·伊什特萬在1867年稱也不排除哥哥可能生於費雷吉哈佐。[23]1872年，瓦勞迪·安托爾回憶稱，裴多菲曾多次親口告訴他自己出生於小克勒什，並補充說；「他從未撒過謊，哪怕只是開玩笑……他一貫說自己出生於小克勒什。」[21]久洛伊·帕爾認為支持裴多菲出生於小克勒什的證據還包括一批文件，表明裴多菲之父裴多菲·伊什特萬曾租賃當地的屠宰場，且裴多菲的父母在1821年至1824年居住於當地。然而，這一說法與1823年的人口登記記錄相互矛盾，當年裴多菲·伊什特萬在索包德薩拉什被登記。[24]1922年，退休的佩奇教育總顧問考托瑙·蓋佐在其文章《裴多菲的出生地在哪裡？》一文中則支持索包德薩拉什的說法。[25]儘管如此，文學史界最終還是將小克勒什定為裴多菲的出生地。支持小克勒什的還有一種推測：在冰雪覆蓋的大平原上帶著新生兒長途跋涉45公里是不現實的，由此其父母可能在分娩前幾天就已前往小克勒什。[18]
1857年，裴多菲的弟弟裴多菲·伊什特萬從布爾諾寄出了一封信，在信中寫道：「沙爾卡尼·亞諾什先生完全正確，因為洗禮登記簿不可能有誤。山多爾於1822年12月31日午夜12點整出生於小克勒什。」[26]此外，還有一種推測認為，邀請教父教母也需要一定的準備時間，這也進一步表明，裴多菲很可能確實是在1822年12月底出生的。[18]
1935年，教師基什·貝洛在一批110年前的文獻中發現了一份由小克勒什市議會於1823年1月5日為屠夫學徒米哈利克·捷爾吉開具的文件，當時此人在裴多菲·伊什特萬手下擔任助手。基什還發現，小克勒什1824年的財政支出帳簿中記載，裴多菲·伊什特萬自1822年至1824年擁有為期三年的屠宰場租約。基什認為，這些證據足以證明，在裴多菲出生時，他的家庭確實住在小克勒什。[27]
总结
视角
裴多菲是一個活潑、機靈、有些倔強但心地善良的孩子。他的父親對他嚴格管教，而母親則以溫柔引導。在力所能及的範圍內，他的父親盡力為子女提供最好的教育。年幼的裴多菲總共就讀過九所學校，五歲起便開始上學。他最初在費雷吉哈佐開始上學，但只是作為旁聽生，1828年年初短暫地在當地的羅馬天主教小學就讀。在此之前，他就已經接受了識字和繪畫教育，並且後來也一直對繪畫懷有興趣。之後，他在凱奇凱梅特學習了三年：1828年5月10日，父親首次將他送入當地的路德宗小學；次年，即1829年5月10日，他升入二年級；1830年5月15日又升入三年級。在這所小學，他已經接觸到了一些拉丁語課程。他當時寄宿在哈貝爾·約瑟夫家中，此人是老裴多菲在費雷吉哈佐和凱奇凱梅特兩地屠宰場的合伙人。每逢假期，裴多菲就會回家或前往小克勒什探親。[28]
1830年，裴多菲的父母在費雷吉哈佐居住六年後，搬回了索包德薩拉什。他們憑藉在費雷吉哈佐積累的收入，在那裡購置了可觀的資產，包括房屋和土地。裴多菲在凱奇凱梅特的第三學年甚至未能完成，1831年初，他的父親將他帶回了索包德薩拉什。在那裡，當地的路德宗校長烏伊洛基·伊什特萬為他和其他孩子開設課程，為他們升入初中做準備。
1831年9月28日，裴多菲的付錢將他送往外多瑙地區的沙爾聖勒林茨，就讀於當地的路德宗中學，他在那裡以捐讀生的身份學習了兩年。[29]他的老師萊爾·安德拉什尤其熱衷於教授拉丁語和書法，而裴多菲在這兩門課上都表現出色。他很喜歡這所學校，度過了一段快樂的童年時光：父母對他照顧周到，他寄宿在當地最體面的幾戶人家中，儘管他從小便性情多感，喜歡沉浸於情緒中，但也樂於參與同齡人，特別是比他年長一些的學生們的各種遊戲。在此地，他結識了好友沙什·伊什特萬。第二學年，他寄宿在民辦教師內梅特·費倫茨家中。這幾年中，他在當地結交了許多朋友，因此他後來曾多次重返此地及鄰近的博爾亞德。
1833年，為了讓裴多菲學習德語，他的父親將他送往佩斯，託付給居住在希普街的鞋匠大師施塔克·亞諾什。8月27日，他被送入位於乾草廣場（今戴阿克·費倫茨廣場）的路德宗德語中學，在1833—1834學年就讀於該校的第二捐讀生班。他當時寄宿在一位名叫彼德羅維奇的騎兵差役親戚家中。此時，他的學業成績已不如以往。由於表現不佳，父親於1834年將他轉入佩的皮亞里斯中學，在那裡他進入語法學一年級。這個班級以德語學生為主但裴多菲在其中最擅長的是匈牙利語，而且在全班同學中，他的書寫和繪畫技藝也是最出色的。然而，他在學業上仍未見起色，1835年夏天，他僅以「合格」成績完成第一學年。在這一時期，他的興趣已逐漸轉向戲劇表演；此外，他所在的班級人數過多，也影響了學習。由於身在佩斯，他有大量機會練習德語。暑假期間，他大多時間住在教父馬丁尼·卡羅伊——一位律師——位於小克勒什的住所中。[30]
他的父親當時已經在考慮讓裴多菲退學，但1835年還是再次將他送入自己宗派所辦的奧索德初級中學，進入語法學二年級。在這個小城裡，由於班級人數不多，裴多菲又一次以端正的行為和勤奮的態度脫穎而出，到了第二和第三學年，他的進步更加明顯。作為語法階段的學生（「句法生」），他開始熱情地練習拉丁詩歌格律。他情感豐富，詩人的抱負逐漸覺醒。他喜歡閱讀校內小圖書館裡的詩歌與歷史作品，尤以賀拉斯的頌詩為最愛。然而，當一個戲班來到奧索德時，他又萌生了成為演員的念頭。裴多菲的老師科倫·伊什特萬立即將此事通知了他的父親。得知消息後，父親大發雷霆，狠狠懲罰了他一頓。在奧索德求學期間，他寄宿在諾伊曼夫人家中，最後兩年還與弟弟一同住在那裡。[31]
在奧索德期間，裴多菲的初戀之火悄然點燃——他愛上了坎克里尼·埃米莉亞，並為她寫下了情詩。他也在這裡結識了幾位摯友，包括諾伊曼·卡羅伊、德默克·埃萊克和埃斯泰爾加伊·米哈伊，彼此建立了深厚的友誼。他還參與過幾次無傷大雅的學生惡作劇。1837年聖誕節，他與三位同學一同前往彭茨，探望在那裡任律師科斯托拉尼家女管家的姑母——赫魯茲·安娜。
1838年6月30日，裴多菲以「第一優等生」的身份離開了奧索德初級中學。他已經能夠流利地使用德語和拉丁語，尤其擅長匈牙利語寫作。在畢業那年，原本由科倫·伊什特萬撰寫的年終告別詩，這次特意交由裴多菲來完成。這首由54行六步格詩句組成的作品得以保存至今，是目前所知裴多菲最早的詩作，題為《1838年之離別》（Búcsúzás 1838-ik évben）。
在《旅行札記》（Úti jegyzetek）中，裴多菲這樣回憶他的奧索德歲月：
奧索德！你只要從我口中聽到這個詞一次，立刻就能猜出我曾在這裡學習了三年……或者該說：在這裡上學了三年。而這是多麼充滿事件的三年啊！1.在這裡，我開始寫詩；2.在這裡，我第一次墜入愛河；3.在這裡，我第一次想成為演員。寫詩，是愛情的結果。想成為演員，雖然也有其根源，但更像是後果——重要的後果，而且是悲傷的後果。[32]
在1845年所寫的《旅行札記》中提到的裴多菲的初戀，正是當時年僅十五歲的坎克里尼·埃米莉亞——她是奧索德一位路德宗鰥居牧師的女兒，當時也是裴多菲的同班同學。埃米莉亞小姐大致與裴多菲同齡。到了晚年，她對報紙上圍繞這位自己記憶中已漸模糊的奧索德同學所引發的轟動感到相當不快，因此並不願多談裴多菲。她本身並不喜歡詩歌，但還是保留了裴多菲寫給她的名字日祝詞（névnapi köszöntő）。不過，她並未將其珍視，最終那首詩也遺失了。她的墓地位於塔皮歐塞萊公墓。[33]
然而，隨著這一切的結束，裴多菲那段幸福的童年也就畫上了句號，接踵而至的是青少年時期漫長的動盪與痛苦歲月。他的父親在19世紀30年代於索包德薩拉什逐年積累了相當的財富，但自1838年起卻連遭重創：1838年的洪水淹沒了他的土地，沖毀了房屋；一名受託人背信棄義，不僅非法處理了一處租賃權，還通過訴訟手段對其造成了經濟損失，最終部分財產在1839年被拍賣。更糟糕的是，一位向他借款並由他作保的親戚破產了，也將老裴多菲拖下了水。到了1840年，他幾乎一無所有。接踵而至的打擊讓這位本就嚴厲的父親變得更加暴躁，對兒子的一點點錯誤也無法容忍。更為雪上加霜的是，他能為兒子提供的支持一年比一年少。對裴多菲來說，即使在正常環境下，這一時期也注定充滿危機——因為他的精神才華已逐漸超越學校所能提供的狹隘框架。
自1838年8月31日起，裴多菲就讀於謝爾邁茨巴尼奧學院，被編入五年級，成為修辭學一年級學生。在這裡，他開始關注民族運動和文學鬥爭，並在這個由多民族學生組成的環境中（包括在部分教師中也可見泛斯拉夫傾向）堅定地自認是匈牙利人，並熱切地加入了學生中自發組織的「高貴的匈牙利社團」這一自學社團。儘管只是初入學的修辭學學生，他卻不是以「新生」身份，而是作為正式會員被接納，這使他如魚得水，屢次以詩作與評論登場發表。他在1838年10月31日朗誦了詩作《恰克》（Csák），11月7日又朗誦了《致負心人》（A hűtelenhez），後者的手稿保存在謝爾邁茨巴尼奧路德宗學院的成績簿中，是目前已知裴多菲最早的親筆手稿，現藏於匈牙利路德宗國家博物館。而他於1839年2月16日的作品《詩人的悲愁》（A költő keserve）也曾被朗誦，但其手稿後來從成績簿中被撕除。教師博萊曼·伊什特萬當時就預言：「這孩子將來必成詩人。」而稍年長裴多菲幾歲的社團會長塞拜雷尼·拉約什則成為激勵他詩才的重要朋友。裴多菲在校期間的教師包括：博萊曼·伊什特萬，教授詩學、拉丁語翻譯、寫作風格訓練與地理；達尼埃爾·加布里埃爾·利哈爾德，用拉丁語講授宗教學、古物學和匈牙利歷史（因他不懂匈牙利語）。此外，他還繼續學習和練習德語。
然而，在學校里，裴多菲的學習成績卻開始迅速下滑。他只專注於某些學科，並將更多精力投入到自我教育當中。他所承受的貧困也日益加重。他在校內的助膳所用餐，生活極為拮据。為了能夠去劇院——他深深熱愛戲劇——他甚至變賣了一些隨身物品。正因如此，他的房東[註 3]，竟向老師們（後來還向他父親）誣告他行為放縱、酗酒成性。對此，裴多菲大為憤怒，憤而與房東決裂。1839年初，他搬到了朋友塞拜雷尼·拉約什附近，在寡婦費達克夫人家中租住了新住所。
裴多菲的期中考試成績不佳，其中最為嚴重的是他在匈牙利歷史課上被一位具有斯拉夫民族情感傾向的教師——達尼埃爾·利哈爾德判定為不及格。得知此事後，他的父親寫信給他，憤怒地表示不再承認他這個不成器的兒子，不願再對他負責。在這種沉重的打擊下，裴多菲於1839年2月15日憤然離開了謝爾邁茨巴尼奧學院。[31][28]
Remove ads
離開謝爾邁茨巴尼奧後，年輕的裴多菲徒步前往普倫茨福盧，在那裡過夜，第三天達成以為酒館老闆的馬車繼續上路，前往最近的驛站。接著，他經洪特內邁蒂、伊波伊沙格、瓦茨一路輾轉抵達佩斯，大約在3月3日至4日期間，入住凱奇凱梅特宅邸。在此，他與父親有過一次會面，但他隨即逃離，化名羅瑙伊，在國家劇院謀得了一個群眾演員的職位。他在劇院度過了約兩個月的時間。5月時，一位親戚——工程師沙爾科維奇·彼得將他帶到歐什特菲奧索尼福，打算讓他與自己的兒子一同就讀於肖普朗學院。裴多菲在這裡度過暑假，他的另一位親戚，也是他一生摯友的歐爾洛伊·彼得里奇·索毛也同他一球在這裡度過假期。在歐什特菲奧索尼福，裴多菲曾對當地一位地主家的女兒、美麗而富有的托特·羅扎產生過浪漫幻想，這段未竟的感情後來也出現在他的詩作之中。歐爾洛伊曾這樣描寫當時的裴多菲：「中等身材，瘦削，皮膚呈肉桂色，有一頭堅硬如毛刷般的棕色頭髮；黑眼睛炯炯有神，眼白上布滿血絲；嘴唇豐滿帶有倔強神情；上唇剛剛冒出幾絲鬍鬚；脖子細長，從下垂的雙肩中裸露而出，一身灰色細線呢的外衣與褲子同色。」然而到了9月，工程師改變了主意，以「他終究成不了什麼大人物，只會淪為喜劇演員」為由，棄之不顧，撇下了裴多菲。[28]
被親戚拋棄後，裴多菲不得不離開。他於1839年9月5日語歐爾洛伊和那位工程師的兒子一同前往肖普朗，但並沒有進入理想中的學院就讀，而是於9月6日毅然報名參軍，加入了戈爾奈爾第48步兵團。他這樣做並非出於追求榮譽，而是出於倔強和生活所迫。年僅16歲的裴多菲，穿著綠色領章、黃銅扣的軍服，作為一名士兵默默承擔著繁重的軍務，毫無怨言。他仍與學生時代的朋友保持聯繫，在服役期間結識了帕克·奧爾貝特。他使用軍營學校的圖書館，有時也參加匈牙利學生社團的活動，最主要的精神慰藉仍是寫詩——儘管我們如今沒能保留他在肖普朗服役期間的任何詩作。在困頓、粗糲的軍旅生活中，支撐他精神的，正是那尚未熄滅的詩人使命感。他在紹普朗服役至1840年春，那年3月中旬，他所在的連隊被調往布雷根茨，他對此十分欣喜，因為他夢想能一睹蒂羅爾甚至義大利的風光。但行至格拉茨後，他們得知部隊實際被調往克羅埃西亞，他所屬的連隊也將在那裡駐紮。這一消息令他大為沮喪。更糟的是，繁重的兵役損耗了他的健康：在格拉茨，他罹患神經性高熱，臥病兩月；在1840年秋季的軍事演習中，他甚至咳血，因此被送往卡爾洛瓦茨的軍醫院治療，整整住了幾個月；之後又在薩格勒布患上斑疹傷寒，於9月再次入院。所有治療都未見成效。他直到1841年1月20日才出院，但身心俱疲：枯燥艱辛的軍旅生活、陌生壓抑的語言與文化環境、父母貧困無助，尤其是父親的不滿與疏遠、以及自己的病痛與前途渺茫——這一切都使他精神上陷入重度低谷。在這段黑暗時期，唯一給予他溫暖的是他的軍中好友庫皮斯·維爾莫斯，裴多菲終生都對他懷有感激。最終，一位富有人道精神的軍醫——羅默醫生，對這位有文化的青年產生了同情，主動出面，設法促成他退役。裴多菲因健康原因被判為不適合繼續服役，於1841年1月31日正式退伍。根據1月15日的軍醫院體檢報告，軍方於2月23日正式批准他免除兵役，作為病殘人員之一被送回肖普朗，並於2月28日發放退伍證明，徹底脫離軍隊生涯。
在朋友們的陪伴下，裴多菲的心情稍有好轉。一周後，他啟程前往帕波投奔當時正在那裡讀書的好友歐爾洛伊。在帕帕，朋友們為他置辦了衣物，幫他找到了些收入來源。在陶爾齊·拉約什老師的支持下，即便沒有成績單且又接近學年末，校方仍破例將他作為旁聽生錄入第七班。但他在帕波僅停留了三周。在那裡他仍然生活拮据，學習進展緩慢。有一次，他穿著退伍軍裝出現在課堂上，引來同學們哄堂大笑，授課教師也將他趕了出去。隨後他前往波若尼，希望在那裡與塞拜雷尼和幾位舊友會合，但由於無法謀生，又繼續流浪，尋求加入劇團的機會。他先徒步走到傑爾，卻發現當地並無劇團，便又乘船到達佩斯，接著再次步行至多瑙韋切看望父母——此時他們租下村裡的酒館經營，但生活依然貧困。父親希望他當屠夫，母親則支持他繼續求學，而裴多菲自己則一心想要走上演員之路，並渴望致富以救濟雙親。然而，他無法說服父親改變成見，最終聽從母親的願望，於1841年4月再次徒步前往謝爾邁茨巴尼奧，取回證書。隨後他在家鄉又停留了幾個月，繼續寫詩。但因新學年尚未開始，他決定趁此空檔再次嘗試從事演員工作。[35]
Remove ads
1841年7月，裴多菲再度拿起流浪者的行囊，開始了他顛沛流離的旅途。他首先前往佩斯，隨後抵達維斯普雷姆的巴拉頓菲賴德，之後渡過巴拉頓湖，穿越紹莫吉州，最終抵達歐佐勞。據多位傳記作者記載，裴多菲在此地加入了謝普希·卡羅伊領導的一個由六人組成的小型劇團。[註 4]這是一個貧苦拮据的流動劇團，常在托爾瑙和費耶爾兩州的鄉村演出。在這個劇團里，裴多菲不僅撰寫演出傳單並親自派發，還負責舞台道具的準備工作，並開始登台演出——首次亮相是在喜劇《佩萊什克書記官》（A peleskei nótárius）中。然而，不久後劇團資源耗盡，在莫哈奇解散。此時裴多菲對戲劇生活已感到厭倦，遂決定信守對母親的承諾，重新返回學業之路。他輾轉來到肖普朗，繼而前往波若尼，但在那裡仍未找到可靠的生計來源，最終又返回了帕波。[34]
Remove ads
1841年秋天，裴多菲再度投身學業，而他在帕波度過的這一年，對其後來的文學活動乃至人生道路都產生了深遠影響。他的老師陶爾齊·拉約什為他謀得了一份小工作——介紹他到律師霍瓦特·伊什特萬家擔任家庭教師，教授其女兒倫凱，以換取食宿和每月數福林的報酬。然而不幸的是，倫凱於1841年12月去世，裴多菲也因此失去了固定的膳食和收入來源。儘管如此，他仍在霍瓦特家中繼續從事抄寫工作，居住則是與好友歐爾洛伊一起寄宿在一位裁縫家中。他被學校錄取為第七班（邏輯班）學生，並於1841–1842學年以良好成績完成學業。他在匈牙利語、德語和地理這三門喜愛的學科中表現尤為出色，而對其他課程則興趣缺缺，因而疏於學習。他在課餘時間進行了大量的自學，尤其閱讀了大量詩人作品，如席勒、雷瑙和海涅等德語詩人。而在匈牙利詩人中，他的了解更是遠超同儕，尤為喜愛格沃達尼·約瑟夫與喬科瑙伊·維泰茲·米哈伊，而最深刻地影響他創作風格的，則是弗洛斯馬提·米哈伊。在帕波的日子對他的成長極為有益，部分原因是他結識了一群志趣高尚的朋友，如莫爾·約卡伊、歐爾洛伊·彼得里奇·索毛、科茲馬·山多爾等人。此外，這裡還有凱爾卡波伊·卡羅伊、阿奇·卡羅伊、科爾馬·約瑟夫等優秀學子。[36]他們都積極參與了由陶爾齊領導的自修社團，而裴多菲很快便在其中作為詩人、評論者和朗誦者嶄露頭角——在55次集會中出席並發言達19次，還多次獲得獎勵，並在學年末的慶典上表現突出。在帕波，裴多菲也迎來了他人生中最早的文學喜訊：他將詩作《酒徒》（A borozó）寄給當時匈牙利最具影響力的評論家鮑伊佐·約瑟夫，此詩得以發表在匈牙利最重要的文學期刊《雅典娜》上。裴多菲正是從這首詩的發表正式開始計算自己的寫作生涯。[28]
Remove ads
裴多菲（Petőfi）家族原本的姓氏是「彼得羅維奇」（Petrovics），這是一個在斯拉夫人中極為常見的形式，源於父名構成方式（即「彼得之子」）。由於這個名字過於斯拉夫化，裴多菲常常將其拼作「Petrovich」，他認為這種形式更具馬扎爾化風格。後來他選擇了「Petőfi」作為筆名，這其實是對原姓Petrovics的直接轉寫（Petrovics = Péterfi）。但他不滿足於僅僅轉寫原名，而是想創造一個具有原創性的、真正匈牙利味道的名字。匈牙利文史研究員科龍保伊·拜爾陶隆[註 5]認為，「裴多菲」這一名字很可能是受到弗洛斯馬提·米哈伊1825年發表的史詩《埃格爾》中一位名叫裴多少尉的角色影響。該角色兼具英俊外貌、堅定舉止、英勇無畏等特質，而19歲的裴多菲正希望將這些特徵投射到自己身上，通過這個姓氏塑造自己的理想形象。[37][38]雖然其父最初反對兒子更改姓氏，但到了1848年革命時期，他也開始使用「裴多菲」這一姓氏，接受了兒子的選擇。[39]
1842年5月，就讀於帕波的裴多菲隨幾首詩作，致信鮑伊佐·約瑟夫，信中寫道：
Tekintetes Szerkesztő Ur! |
尊敬的編輯先生： |
1842年7月，他仍在寫給塞拜雷尼·拉約什的信上署名為：
Édes Lajos Barátom! |
親愛的拉約什公 |
1842年5月21日，裴多菲的詩作《飲酒者》（A borozó）在匈牙利當時最具影響力的文學期刊《雅典娜》上發表，這是他生平第一首公開發表的作品，署名仍為彼得羅維奇·山多爾。但到了同年11月8日，他發表於《雅典娜》的另一首詩《在我的祖國中》（Hazámban）上，署名已經變為「裴多菲·山多爾」。
Kecskemét mart. 5-n 1843. |
凱奇凱梅特，1843年3月5日。 |
在學校考試結束後，裴多菲與歐爾洛伊於八月下旬首先前往科馬羅姆拜訪了裴多菲的朋友約卡伊；三天後，他們搭乘輪船前往佩斯，接著又去了多瑙韋切——裴多菲父母的住處，父母對走上正途的兒子表示了極大的欣喜。在那裡逗留了一周後，他們乘坐小船順多瑙河再次前往佩斯。在佩斯，裴多菲在一家服裝店裡買了一件鑲有黃色紐扣的燕尾服和一頂白色高禮帽。第二天，他們搭上一輛農夫的馬車，前往邁澤拜雷尼——歐爾洛伊的父母家。他們途經采格萊德和索爾沃什，經過數日跋涉才抵達目的地。他們在那裡度過了長假（九月至十月初）。裴多菲在德門劇團演出了《佩萊什克書記官》，飾演鮑楚爾·高日，並且還上台朗誦詩歌。十月初，他又與歐爾洛伊一同前往德布勒森，拜謁了喬科瑙伊的墓地。隨後他與朋友道別，經霍爾托巴吉，繞經蒂薩菲賴德和亞斯貝雷尼，徒步穿越索包德薩拉什，返回多瑙韋切的家中。這段旅途的感受促使他寫下了第一首風格接近民歌的詩作《霍爾托巴吉的酒館老闆娘》。而當他重返故鄉時，又寫下了詩篇《在我的祖國中》，該詩已使用「裴多菲·山多爾」的名字，於11月3日發表於《雅典娜》。該詩引起了弗洛斯馬提的注意，他一度以為「裴多菲」這個名字是某位年長作家的筆名。[28][41]
Remove ads
他不願接受靠父母微薄收入提供的資助，於是在十月準備前往帕波學院求學。抵達帕波時，他寄宿在多馬諾夫司機·安德烈家中。律師霍瓦特·伊什特萬曾承諾再次為他提供工作，但最終卻僱傭了一個自家的親戚。由於帕波無法維持生計，他決定放棄學業，追隨自己內心的願望成為一名演員。不過，在「造型協會」（即當地一個文化團體）中他留下了極好的印象，於是於11月12日被選為名譽會員。他在11月2日離開帕波，並於11月5日憑藉蘇派爾·卡羅伊的推薦，加入了由紹博·約瑟夫在塞克什白堡新組建的巡迴劇團。11月10日，他以「博羅什詹」為藝名首次登台，此後又演出了多場，例如11月12日在《巴黎日記》中飾演一個學徒，並由此寫下了詩作《我的第一個角色》。不過，他最常被安排擔任提示員。那時他與演員內梅蒂·格奧爾基同住在聖伊什特萬街（今奧洛尼·亞諾什街），寄宿在鞋匠馬扎爾·格奧爾基的一棟平房中，兩扇小窗面向修士學校街（今裴多菲·山多爾街）。他的薪水原定為每月28福林，但由於劇團運營不佳，團員們連一半薪水都很難領到。他並未取得什麼轟動的成功，相反，由於鼻音過重，導演甚至不太願意讓他登台。他生活拮据，只能靠帕波的朋友寄來的接濟維持生計，直到劇團狀況有所好轉。他與蘇派爾關係甚篤，經常在其家庭聚會中朗誦自己的詩作，這多少減輕了他艱難的處境。11月18日，他的房東邀請他與蘇派爾一家一起參加殺豬宴，藉此機會他寫下了詩作《在殺豬宴上》。[42]
作為詩人，他取得了越來越大的成功。12月4日，他的第三首詩《逃亡者》也刊登在《雅典娜》上。正因如此，他在聖誕節時離開了塞克什白堡，前往佩斯，親自拜訪了弗洛斯馬提和鮑伊佐，想聽取他們對自己詩作的真誠評價。他自稱為「珀內蓋伊·基什·帕爾」，以便讓兩位前輩說出真實的看法。但在得到讚賞後，他便很快表明了自己的真實身份。他在他們之間度過了幸福而充實的半天。
裴多菲所在的劇團於1843年1月分裂為兩部分，他於1月11日隨其中一支前往凱奇凱梅特，坐在蘇佩爾一家的馬車上。當天晚上，他們在多瑙彭泰萊投宿。第二天，他們渡過多瑙河，途經多瑙韋切，當晚抵達索包德薩拉什，翌日中午抵達凱奇凱梅特。他在凱奇凱梅特的生活之所以較為愉快，是因為他的朋友約卡伊當時也在那裡求學，並引薦他結識了阿奇·卡羅伊（並非他在帕波時的同學、修士阿奇·卡羅伊）。[43]三人經常互訪，互相朗讀並評論彼此的作品。裴多菲還在此為約卡伊抄寫了其劇作《猶太少年》，後者將其作為參賽作品投遞至科學院。在這裡，他仍舊與演員內梅蒂同住一間屋，甚至合睡一張床，寄宿在一位農婦家中，每人每月連食宿需支付10福林。儘管他熱愛舞台，酷愛莎士比亞，並充滿野心地研讀莎劇角色，但始終只被安排出演配角。唯一一次獲得重要角色是在他自己的酬謝演出中——3月23日，他成功飾演了《李爾王》中的弄臣，並因此演出獲得10福林的報酬。然而，這次成功並未持續太久，因為劇團不久便宣告解散。
在凱奇凱梅特期間，裴多菲也向《雅典娜》寄去了多首詩作，並始終請求鮑伊佐給予最嚴格的評論。當年（1843年）五月，議會在波若尼召開；裴多菲抱著能在那裡找到更好的劇團、從而更有發展前景的希望，離開了凱奇凱梅特劇團。途中，他於四月初在佩斯拜訪了弗洛斯馬提和鮑伊佐，並結識了《家國之光》（Honderű）的編輯彼得里切維奇·霍瓦特·拉扎勞、《傳說》（Regélő）的主編高勞伊·亞諾什，以及弗蘭肯堡·阿道夫。他還順道去了帕波，在老友歐爾洛伊和多馬諾夫斯基·安德烈家中短暫停留。之後於五月初前往波若尼，在途中又在傑爾拜訪了小說家科瓦奇·帕爾。[42]
在波若尼，裴多菲大失所望——劇團經理費克特·加博爾因為劇團人員已經超過所需，無法再接納他。這使他再次陷入貧困的困境。為此，他在《國會通訊》的編輯扎博爾斯基那裡找到了一些抄寫的工作，僅憑每頁25克拉伊采爾的微薄報酬勉強維生。6月1日，他寫了一封帶有抱怨情緒的信給鮑伊佐，並附上了幾首新詩。在佩斯期間，他曾交給高勞伊四首詩，請他以「學生翁多爾」（Andor diák）為筆名在《傳說》上發表，以便借鮑伊佐在《雅典娜》上每周評論欄目中的評語了解他的真實看法。然而，高勞伊卻在發表時標註了裴多菲的真名。對此，鮑伊佐在自己的刊物上發表了一篇措辭嚴厲的聲明，抗議這種擅自侵犯作者權利的行為。在波若尼，他結識了利斯尼奧伊·卡爾曼，後者於五月底以法學學員身份乘輪船前來參加國會。利斯尼奧伊邀請他到自己在「綠樹旅館」的住處同住，慷慨地分給他錢財，還為他提供衣物。利斯尼奧伊還帶他結識了一批年輕作家，使他與德格雷·奧洛約什、拜萊茨·卡羅伊、沃喬特·山多爾及其兄弟伊姆雷、彭佩里·亞諾什和庫蒂·拉約什建立起聯繫。利斯尼奧伊和沃喬特都十分樂意幫助他；當沃喬特前往佩斯探訪未婚妻時，還在《雅典娜》作家圈中發起了一次募捐，為裴多菲籌得了30福林。更重要的是，沃喬特還設法達成了將裴多菲邀請到佩斯，給予他一個更體面的職位。[35]
Remove ads
裴多菲的困境傳到了鮑伊佐的耳中。鮑伊佐在自己的朋友圈中為他募捐，並很可能正是他促使納吉·伊格納茨向這位年輕詩人提供了一份翻譯工作——為基什福盧迪協會的《外國小說叢書》翻譯小說。大約在7月1日，裴多菲抵達佩斯。他首先將夏爾·德貝爾納所著的法文小說《四十歲的女士》從德文譯本翻譯成匈牙利文，僅用三周就完成了翻譯，並獲得了100福林的報酬。隨後，他又翻譯了詹姆斯所著的英文小說《羅賓漢》，同樣是從德文譯本翻譯而來，納吉原本承諾支付300福林，最後實際付了他400福林。前一部小說因審查要求更名為《年長的女士》，於1843年出版，而後一部小說則在1844年初作為《外國小說叢書》第22至24卷出版。當時，他曾在多羅焦街的凱梅尼·米哈伊家中暫住了幾天，之後搬到法學家費克特·拉約什家中，到了8月又在「國道街」（今博物館環路）租下一間房，窗戶正對國家博物館。生活狀況好轉後，裴多菲的心情也變得開朗，經常出入劇院，早餐則到皮爾沃克斯咖啡店——那是青年作家的聚集地。8月底，老朋友歐爾洛伊也來他這裡小住了幾天。他在佩斯還遇到了老友沙什·伊什特萬，當時他是一名醫學生。除此之外，他還結識了不少新朋友，尤其是帕爾菲·奧爾貝特和勞考·古斯塔夫，幾乎天天來訪。儘管如此，他在首都的翻譯工作進展依然緩慢，因此在凱梅尼的建議下，他於8月底前往小鎮格德勒，在那裡加快了工作進度。[28]
Remove ads
即便在此時，裴多菲依然渴望回到戲劇舞台。他剛完成翻譯工作，便計劃前往特蘭西瓦尼亞，立志只有成為一名著名演員才回到佩斯。與朋友們道別後，他首先前往邁澤拜雷尼，在歐爾洛伊家中度過了一周。他們還曾一同前往久洛，遊覽當地城堡的遺蹟。隨後，他與泰謝迪克·拉約什一同前往德布勒森。1843年10月初，劇團經理科姆洛希·費倫茨雖邀請他加入劇團，但裴多菲只在德布勒森停留了一周，並僅登台演出了一次。原因是劇團經理提出一個條件：若要繼續前往科洛茲堡隨團演出，裴多菲必須在合唱隊中參與唱歌，而他並無此方面的才能。因此，他便離開了科姆洛希，加入了一個小型劇團，希望能獲得更好的角色。他隨該小劇團於10月10日至13日間在迪歐塞格演出，隨後大約於11月4日前往塞凱伊希德。但由於他病倒，在那裡整整臥床三周，未能登台演出。11月24日，劇團解散。此時裴多菲的錢也幾乎花盡，只得在11月24日至28日間，身穿夏裝、虛弱病重地返回了德布勒森。[42]
瓦勞迪·費倫茨在德布勒森從事演戲期間，曾與包括裴多菲·山多爾在內的三人合租一處房屋——當時裴多菲也在該地從事戲劇表演。他常提到，這位偉大的詩人性格愛抱怨、好爭執，且難以與人相處。合租的室友們一個接一個地離他而去，因為實在無法忍受他的專斷與跋扈——而諷刺的是，裴多菲自己恰恰是最激烈地抨擊專制的人。[44]
Remove ads
总结
视角
隨後，裴多菲輾轉來到了德布勒森，日後他曾這樣回憶這段經歷：「唉，德布勒森……我在你這裡吃盡了苦頭。」他最初在當地市立劇團找到了一個職位，但不久便被另一個規模更小、很快就倒閉的巡迴劇團吸引過去。最終，是他在肖普朗時結識的朋友——後來的幽默作家帕克·奧爾貝特——救了他一命。帕克當時在德布勒森從事法律與家教工作，看到裴多菲身體虛弱、陷入貧困，便為他提供了住所，並借錢給他，好讓他得以前往佩斯。鮑伊佐也儘自己所能寄送了一些稿費，但這些支援依然杯水車薪。裴多菲幾乎在一間終年無暖氣的房間裡熬過了整個冬天，飽受寒冷與飢餓的折磨。他寄住在福加什夫人家中——她是德布勒森劇院的售票員，家位於城邊瓦拉德街新建的街區，窗外便能望見絞刑架。多虧了福加什夫人的好意，他還能得以前往劇院觀看演出。[註 6]
1843/44年的冬天，我是在這座「臃腫的城市」里熬過的——飢餓、寒冷、帶病，寄居在一個貧窮卻善良的老婦人家中，願上帝保佑她。若不是她照料我，如今我寫給你的這封信恐怕早已是從另一個世界寄來的了。那時我只是個無依無靠的小巡迴演員，連上帝、連人類都不曾垂青、也不曾在意。
——《旅行札記》[33]
儘管生活困頓，他依然堅持不斷自我提升。早在帕波時，他就開始學習法語，流浪途中不斷磨鍊，直至精通。他利用高等學院的圖書館，閱讀維克多·雨果和皮埃爾-讓·德·貝朗瑞的詩作原文；接觸了法國浪漫主義作家，鑽研戲劇學，藉助蒂克的論述深入了解莎士比亞的藝術。他本人也創作了許多詩篇。[28][34]
裴多菲將自己70至80首詩抄錄在一本筆記本中。1844年2月11日至14日，在嚴寒的冬天，他繞過泛濫的蒂薩河，身穿破舊衣服，手持沉重的鉛杖，攜帶一隻破舊的帆布包，徒步出發，尋找作品的出版商。途中，一位好心的鐵路售票員偷偷塞給他六枚二十克拉伊采爾硬幣作為資助。裴多菲在福加什夫人那裡留下了相當於120福林的債務，帕克·奧爾貝特為他作了擔保。因為洪水泛濫，他無法朝蒂薩菲賴德方向行進，只得轉向托考伊。在托考伊稍作休息後，他繼續前往米什科爾茨。然後沿公路經邁澤克韋什德抵達埃格爾，受到埃格爾教區牧師兼詩人塔爾卡尼·貝洛以及熱情的小神學生們的熱烈歡迎。他們讓詩人暫住幾天，聆聽他的詩作，還為他籌集了路費。裴多菲也在這溫暖的氛圍中振奮起來，並創作了詩篇《埃格爾之聲》。埃格爾的小神學生們為他租了一輛馬車，免去了他徒步的勞苦，送他前往佩斯。抵達佩斯後，他徒勞地尋找出版商，陷入絕望邊緣，決定求助於弗洛斯馬提，請他為自己的詩作作出評判。裴多菲說：「我站在絕境的邊緣，鼓起絕望的勇氣，前往匈牙利最偉大的人物之一那裡，心情就像一個賭徒把最後的籌碼押上生死一搏。」這位被裴多菲視為「匈牙利最偉大的人物之一」的大詩人細讀了年輕詩人的詩作，給予了道義上的肯定，並熱情推薦，將詩作的出版事宜提交給「民族圈」——一個代表佩斯進步市民階層和知識分子的反對派組織。該組織成員包括弗洛斯馬提、托特·加什帕爾、法伊·安德拉什、西格利蓋蒂·埃德、演員倫德沃伊·馬頓和統計學家費涅什·埃萊克。[45]他們召開會議，決定於3月27日出版這部作品。裴多菲立即獲得了75帕戈的預付款。此時，托特·加什帕爾，一位知名裁縫兼慈善家，也成為了他的贊助人，承擔了詩集的出版費用，還預付了裴多菲60金幣。裴多菲隨即用這筆錢在45天的期限之前償還了他在德布勒森福加什夫人那裡所欠的債務，並將錢寄給了帕克。抵達佩斯後，他起初住在凱奇凱梅特街的住宅，但很快認識了瓦勞迪·安托爾，後者接納他作為室友。鮑伊佐和弗洛斯馬提推薦他給沃霍特·伊姆雷，後者暫時接管了其姐夫埃爾代伊·亞諾什在國外期間的《傳說佩斯戲劇報》，並從7月初起將該報更名為《佩斯戲劇報》準備出版。[28]
經歷了諸多波折後，裴多菲終於得以安定下來，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趕回家與父母共度復活節。父母以難以言表的喜悅迎接了這位曾幾乎失去的兒子（《付諸東流的計劃》），父親也徹底與他和解了（《我在家度過的一個晚上》）。幾天後，他前往佩斯，但從四月中旬起，又在家鄉多瑙韋切度過了整整兩個月。這段時間，他在閱讀、工作和田園般的閒暇中幸福度過，只有父母的貧困狀況讓他感到憂傷，但他已經看到不久的將來能幫助他們的希望。他與父親之間的所有誤會徹底消除，裴多菲多次有機會表達自己作為兒子的深情。正是在這段時間，他創作了多部家庭題材的作品。在他的詩歌中，兒子的情感占據重要位置；對母親，他總是懷著無盡的溫柔回憶；對父親，則偶爾帶有善意的幽默，更多時候則充滿熱情和自豪。這兩個月在多瑙韋切的時光因為他對14至15歲的納吉·茹日考的朦朧愛慕而變得更加難忘，這份感情激發了他創作了多首細膩婉約的詩篇。裴多菲並未住在父母家中，因為當時已貧困的父母只有一間小屋。老裴多菲請求當地一位富有的地主納吉·帕爾，讓他將兩間房中的一間借給兒子居住。納吉·帕爾欣然答應，詩人便入住了那間帶有窗簾、軟墊床和彈簧沙發的房間。這份非同尋常的舒適生活，在《午餐之後》一詩中有所描繪。房東的女兒便是那位金髮碧眼的茹日考，裴多菲每日與她交談、散步，彼此心中那份田園般的情感悄然滋長。就在此時，有一次旅行中，裴多菲救起了落水的校長胥奇·亞諾什——這位善於划槳的校長不慎落入了多瑙河。[28][34]
這位年輕的副主編在一首詩中向自己的演員生涯作了最終告別：「迄今為止，我是塔利亞的祭司，今後我要當編輯助理了。再見了，傳奇般的生活！冒險們，再會吧！」7月1日，他開始了編輯部的工作。儘管工作緊張繁忙，他依舊源源不斷地創作詩歌——而全國上下，自喬科瑙伊·維泰茲·米哈伊以來，第一次為一位詩人側目注目。他的成功也不斷攀升。
裴多菲從多瑙韋切返回佩斯，正式上任擔任副主編。他在沃霍特那裡得到了食宿與每月15福林的薪水，作為交換，他必須為《佩斯戲劇報》的每一期撰寫詩歌（每首另得2福林），編輯時事新聞、為投稿詩作撰寫編輯評語，並且每天從佩斯步行至布達，前往由久里安和鮑戈租用的大學印刷所進行校對工作。這份工作談不上光鮮亮麗，但至少穩定可靠。對裴多菲來說，能夠留在佩斯、身處文學活動的中心，已然足夠滿意，尤其是在當時政治氣氛日益活躍的背景下，文學圈充滿討論與交鋒。當時沃霍特住在庫奈沃爾德大樓（今布達佩斯科技大學原址），9月底遷入克爾貝爾大樓，該樓位於豪特沃尼街與馬扎爾街的交叉口，居於二層，裴多菲也一直住在這裡，直到1845年1月20日。每天上午他要麼在編輯部工作，要麼在房間中寫作；下午則前往皮爾沃克斯咖啡店，那是年輕作家的聚會之地；晚餐常去「啤酒花餐館」（Komló）。他在作家中最親近的朋友是帕爾菲·奧爾貝特、帕克·奧爾貝特、沃喬特·山多爾、約卡伊·莫爾；演員中與埃格賴希·加博爾關係最好；而在外地作家中，則與通保·米哈伊和凱雷尼有深厚情誼；長輩中，他最尊敬並親近弗洛斯馬提和鮑伊佐。裴多菲在年輕作家圈中如魚得水，他們欣賞他的才華，他也能無拘無束地與他們辯論。他有時也參與朋友們的聚會，但飲酒不多，儘管那段時期他創作了不少酒歌。1844年7月，他前往孔聖米克洛什旅行，拜訪了邦科什·卡羅伊。除此之外，從那年下半年起直到1845年4月1日，他幾乎沒有離開過佩斯。他在旅途中還為埃爾代伊·亞諾什編輯的《民歌集》採集民謠，收錄了若干首，甚至還有一首原創詩作也被選入。他最後一次登上舞台是在1844年10月12日，在埃格賴希·加博爾的慶功演出中，在民間劇《逃兵》中飾演蓋邁希書記官。但因嚴重的怯場，他表演失敗了。他本應說：「尤爾喬小姐是新娘嗎？」卻說成了：「尤爾喬小姐是新郎嗎？」意識到錯誤後，他趕緊改口道：「蓋爾蓋伊少爺是新娘嗎？」這番混亂引來陪審生們一陣善意的笑聲和掌聲，也標誌著裴多菲的舞台生涯正式劃下句號，他從此不再登台演出。[46]
在生活趨於安穩的狀態下，裴多菲的創作變得極為高產，他的新詩接連不斷地發表，不僅見於《時尚報》，也出現在其他文學期刊上。隨著個人閱歷的豐富、人際交往的拓展，他詩歌的題材也隨之擴展——不再僅限於民歌與酒歌，還熱情關注社會和政治生活中的事件。他的詩歌在內容上愈發深刻，在形式上也日益純熟，逐漸展現出獨特的原創風格，擺脫了當時眾多年輕作家模仿弗洛斯馬提和鮑伊佐的寫作套路。他作品中的樸素語調、自然表達與直接情感，以及想像力的自由與靈動，使他迅速成為讀者——尤其是青年一代——喜愛的詩人。他的人氣進一步鞏固，是因「民族圈」出版了他的第一本詩集《裴多菲·山多爾詩選》，發表於1844年秋季集市期間，共收錄了109首詩作。1844年10月27日，他的諷刺敘事詩《鄉村鐵錘》也出版了，藉此譏諷當時流行的冗長浮誇的敘事詩風與小說語言。這部作品的價值主要體現在其語言風格與諷刺語調上。同年11月下旬，他在6天6夜之內完成了傳世之作《勇者約翰》。他自稱這是一部「民間童話詩」，因為部分素材取自民間故事，敘述風格也效仿民間童話，但他也吸收了外國傳奇的元素，並以自己豐富的想像重構了整個故事。這首長詩獲得了弗洛斯馬提的高度評價；不過，裴多菲最初沒能為其找到出版商，最後由沃霍特·伊姆雷以100福林的價格買下，並於1845年初正式出版。
主編沃霍特·伊姆雷出於商業利益的考慮，有意引導裴多菲的創作方向，以提升《時尚報》的讀者關注度。裴多菲憑藉其帶有民間色彩的場景詩和生活畫面迅速走紅，成為炙手可熱的詩人。然而，他本人早已希望超越這種既定風格。但當他試圖突破大眾所期望的表現範式時——例如在《鄉村鐵錘》中偏離主流趣味——卻遭遇了尖銳的批評，並因此招致了一批敵人。[31][28][34]
裴多菲在1844年結識了喬波·埃泰爾凱。這位十五歲的美麗金髮少女是沃霍特·伊姆雷的侄女，同時也是沃喬特·山多爾夫人的妹妹。裴多菲對她的愛慕之情萌發於1844年末至1845年初，他多次在沃霍特家中與她相遇，並對她懷有一種幻想式的情感。然而他始終未曾向她表達愛意，一方面是因為他在女性面前略顯羞澀，另一方面他自己也未能清楚意識到是否真正愛上了她。直到1845年1月7日，埃泰爾凱突然去世，這份愛意才在他心中變得清晰無比。這段深切的哀痛激發了他的詩情，他在1845年1月間寫下了一系列悼念她的詩篇，其中一些發表在當時的報刊上。後來，他將總數為34首的整組悼詩集結成冊，於當年3月出版，題為《絲柏葉——獻給埃泰爾凱墓前》。
1845年1月21日左右，裴多菲搬離了他在沃霍特·伊姆雷處的住所，作為客人搬入了沃喬特·山多爾家中，住進了已故埃泰爾凱的房間。此時沃喬特一家已遷往他們在塔皮歐沙普的佃租莊園，裴多菲也經常前往探訪他們。就在這一時期，裴多菲與《家國之光》雜誌發生了激烈的衝突。該刊主編納道什考伊·拉約什於1844年12月21日在報上以侮辱性的語氣刊登了對裴多菲第一本詩集及其作品《鄉村鐵錘》的評論，引發裴多菲強烈不滿。此後，他毅然決然地斷絕了與這本充滿外國崇拜氣息、反動保守、以權貴關係為榮的文學雜誌的聯繫。同年11月，裴多菲還做了一件頗具「怪癖」色彩的事情：他向富有的銀行家之女卡佩爾·埃米莉亞求婚。[28]
在這一時期，裴多菲勤奮閱讀米什萊、伏爾泰、博敘埃、喬治·桑、巴爾扎克、孟德斯鳩等人的著作，尤其偏愛貝朗瑞的作品，以及聖茹斯特所著的《革命的精神和法蘭西憲法》，這些書籍是他最常閱讀的讀物。此外，他也十分喜愛莎士比亞。他還萌生了出國旅行的念頭，希望能親眼見到大海，然後去拜訪他最鍾愛的詩人貝朗瑞——後者對裴多菲的詩歌創作產生了最為深遠的影響。
帕克·奧爾貝特直到1844年秋天才搬到佩斯。裴多菲常常去拜訪他，還常與沙什·伊什特萬一起在他家鍛鍊身體。裴多菲也喜愛擊劍，這項技藝是向喬蓬·拉約什學的，並與瓦勞迪·安托爾一同練習。帕克在許多方面對裴多菲的私生活產生了節制性的影響：他常常嘲諷裴多菲的誇張言行，但在公眾場合卻堅定為他辯護。他還引導裴多菲關注英國幽默作家，尤其是狄更斯。裴多菲喜愛利斯尼奧伊，正是因為他性格中那種誇張的熱情，也欣賞埃默迪·達尼埃爾的堅定性格。在他的好友中，那些不住在佩斯的人，他多與之保持書信往來，比如德默克·埃萊克、塞拜雷尼·拉約什、沙什·伊什特萬和瓦勞迪·安托爾。他最愛的朋友是約卡伊·莫爾，正是他將裴多菲引入文壇，而約卡伊直到1844年才來到佩斯。在外地的熟人中，裴多菲也把凱雷尼·弗里傑什和通保·米哈伊視為好友。凱雷尼還邀請他去艾派爾耶什。於是裴多菲辭去了在沃霍特·伊姆雷手下的職務；不過，沃霍特出於對裴多菲詩才的認可，希望他成為自己刊物的專職撰稿人，並為每首詩承諾支付5銀福林。裴多菲將自己未來幾個月的詩稿交予沃霍特，這筆稿費也正好成為他旅途的經費。3月31日的告別晚會在「獵號餐館」（Vadászkürt）舉行，出席者包括帕克、演員埃格賴希·加博爾、埃默迪·達尼埃爾以及從外地趕來的沙羅希·久洛和塞邁雷·米克洛什。
1845年4月1日，裴多菲辭去了《佩斯戲劇報》的助理編輯職務，但作為詩人仍與雜誌保持合作關係。他隨後啟程前往上匈牙利旅行，並在那裡停留了三個月。這段旅程的經歷，他後來在《旅行札記》中詳細記述。在艾派爾耶什時，他與通保·米哈伊同住，後者當時在那裡擔任家庭教師。兩人與凱雷尼·弗里傑什一起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還合寫了一首詩《林中小屋》（Erdei lak）。就在此地，裴多菲受到人生中第一次公開榮譽：福音派學院的學生為他舉辦了火炬音樂會以示歡迎。他與克雷尼一同前往塔特拉山旅行，在凱什馬爾克拜訪了洪福爾維·帕爾，隨後獨自前往伊格洛，在帕克·奧爾貝特父母家中度過了三周溫馨的家庭時光。期間，帕克本人也回到了家，兩人便一起遊覽了周邊地區。5月24日，他開始返回佩斯。途中在羅日紐停留，並遊覽了著名的奧格泰萊克鐘乳石洞穴。接著到達里毛索姆鮑特，當時當地貴族正在舉行選舉，裴多菲受到了多位名門望族的熱情接待，如阿多爾然·博爾迪扎爾和庫比尼·魯道夫。最終，5月29日，格默爾州的貴族正式選舉並宣誓任命裴多菲為該州的助理法官（táblabíró），這份榮譽讓他感到非常欣慰。此後他住在庫比尼在瓦爾蓋德的家中，並遊覽了富萊克、加奇、阿伊納奇克和紹爾戈的古堡遺址。在洛雄茨他又與朋友施特勒共度一周，還寫詩贈予施特勒的未婚妻普洛奇·維爾馬以及一位心靈高潔的美麗猶太少女。最後他途經包洛紹焦爾毛特和瓦茨，於6月24日回到佩斯。這次近三個月的上匈牙利之旅對裴多菲來說意義重大：一方面他收穫了大量美好經歷，處處受到熱情接待，使他深受鼓舞；另一方面他將這些體驗撰寫成一系列散文，發表於《生活畫報》1845年7月號中，標題為《旅行札記》。這組文章受海涅《旅行心影錄》（Reisebilder）的形式啟發，以鮮活、富於感情又充滿機智的風格書寫，是裴多菲最重要的散文作品之一。
1845年晚些時候，裴多菲在佩斯又出版了一部新詩集，收錄了他於1844年與1845年所作的詩篇。同年夏天，他回到父母身邊，在索爾克聖馬爾通短暫停留。此時他的父母租賃了一家小酒館謀生。裴多菲就在這裡，用大約一周時間完成了一部名為《綠色馬爾齊》（Zöld Marci）的民間劇，作為對埃格賴希·加博爾的酬謝演出劇本。然而，當作品提交給劇院的審查委員會後，遭到拒絕，未被允許上演。面對這一挫敗，裴多菲極為失望，於是憤然將整部劇本燒毀。
1845年下半年是他愛情詩創作的第二個高潮期。《綠色馬爾齊》的失敗讓他情緒十分低落，因此他在八月和九月多次前往格德勒，拜訪路德宗牧師埃爾德伊·費倫茨以排遣憂愁，並在那裡結識了美麗高貴的地主之女邁德年斯基·拜爾陶。她對詩人頗有好感，願意與他交談。詩人渴望愛情的心靈在這位少女身上看到了理想，誤以為自己已墜入愛河。這段感情如同以往一樣，更多的是幻想而非激情。當他向拜爾陶的父親寫信求婚卻被拒絕後——對方以家族門第為由斷然回絕——他在幾個月內便從這段失落中完全恢復了過來。儘管如此，他在此期間（在佩斯、格德勒和索爾克聖馬爾通三地）為邁德年斯基·拜爾陶所寫的大約40首詩（全部採用相同的詩體和情感基調），無疑是當時愛情抒情詩的傑出代表。這些詩作於1845年秋以《愛情的珍珠》為題出版，隨後出版的是他第二本詩集，題為《詩歌》。8月20日，他再次前往索爾克聖馬爾通探望父母，並於9月8日左右返回佩斯。[28]
儘管這位詩人的聲望在日益廣泛的圈子中不斷上升，但在佩斯的定期出版物中，對他的批評聲音也日益增多。權威極高的《雅典娜》（由弗洛斯馬提等人主辦）停刊了；在剩下的文學期刊中，裴多菲只與《佩斯戲劇報》簽約，因此《家國之光》報從一開始就對他的崛起抱有敵意。一些人因為他自負的態度和古怪的性格而疏遠他，另一些人則嫉妒他的成功，還有人則難以接受他詩歌中那種不拘一格的原創性，認為那是粗俗和草率的表現。於是，《家國之光》和《生活畫報》上便展開了一場針對他的真正「攻勢」，署名或匿名發表了大量帶有人身攻擊和惡意的文章。裴多菲則在《時尚報》上以詩歌和簡短的評論進行辯護。攻擊者中包括他的一位老朋友塞拜雷尼·拉約什，這導致兩人陷入了激烈而痛苦的「筆戰」。最為尖銳的攻擊來自恰薩爾·費倫茨、納道什考伊·拉約什和彼得里切維奇-霍瓦特·拉扎爾，他們努力嘲弄和貶低裴多菲。除此之外，納吉·伊格納茨也曾抨擊他，高勞伊·亞諾什也更多地是持批評態度而非支持。這些嘲諷文章和諷刺小品讓裴多菲深感痛苦，但並沒有使他動搖或改變自己的道路。他堅信自己的方向是正確的，公眾輿論的大多數也站在他一邊，而且當時最傑出的作家和評論家——弗洛斯馬提、鮑伊佐、塞邁雷·帕爾和托爾迪·費倫茨——也都為他寫下了公正中肯的評論。
最近一段愛情幻想的破滅，以及大多不公正的新聞攻擊，再加上通往榮耀與幸福的重重障礙，仿佛喚起了他往日痛苦經歷的苦澀記憶，使他陷入了一種悲觀情緒。這種心境籠罩了他的內心，特別是在1845年末和1846年初，其表現就是那一首首情緒多變、帶有苦澀甚至有時帶著玩世不恭色彩的短詩。他大多是在佩斯和索爾克聖馬爾通寫成這些詩作，並於1846年4月以《烏雲》為題出版，共收錄了66首詩。這一時期並非他詩歌創作的高峰，作品中感情與思索中充滿了不屬於他的陌生因素與誇張色彩。拜倫、雪萊和海涅的影響恰好與他當時的精神狀態契合，一種厭世和玩世不恭的情緒主導了他。為排解愛情之痛，他再次以旅行作為消遣。1845年9月23日，他陪同沃霍特·伊姆雷前往埃斯泰爾戈姆；途中他們在波馬茲停留一天，攀登了科山，欣賞了俯瞰首都的美景；9月24日，他又前往沙什·伊什特萬處，中途經過索爾克聖馬爾通，穿越多瑙城堡前往博爾亞德（今屬克萊什德的一部分），在朋友父母家中過了葡萄收穫季節，一直待到10月6日至7日，還去了烏茲德。[註 7]隨後他又返回索爾克聖馬爾通，在父母家中一直待到10月16日左右。回到佩斯後，他與瓦勞迪·安托爾合租了一處住所。[註 8]此期間，他《詩歌》的第二卷於11月16日出版。1845年11月20日至25日左右，他再次返回索爾克聖馬爾通，一直居留至1846年1月4日。
他的心情逐漸好轉，也重新找回了自己健康、正直的創作方向。與《烏雲》幾乎同時期，他還創作了小說《縊吏之繯》（1846年出版），隨後又寫出了戲劇《虎與鬣狗》。他原計劃在佩斯春季集市這一有利時機期間，將該劇在國家劇院上演。帶著這部作品，他於1月4日返回佩斯，第二天就將劇本提交給劇院的劇本審查委員會，該委員會於1月13日批准了上演。1月16日，裴多菲又回到父母所在的索爾克聖馬爾通，在那裡創作了長詩《仙境之夢》以及小說《縊吏之繯》。這兩部作品都在2月20日前完成。3月20日左右，在厄特沃什·約瑟夫的斡旋下，他將小說以150福林的價格賣給了豪特萊本出版社，該書於6月4日正式出版。[註 9]從1846年3月中旬到4月10日至12日左右，裴多菲一直待在佩斯。他急於返回，是因為《虎與鬣狗》原定於3月19日之前上演，然而由於劇作家斯西格利蓋蒂·埃德的一部新喜劇性民間劇擠占了演出檔期，該劇未能按計劃上演，劇院甚至只願意將其安排在訂票演出系列中。對此，裴多菲表示強烈不滿，並於1846年4月初收回了劇本。為排解煩悶，他再次回到父母身邊，寫下了奇幻浪漫的長詩《戀海》以及具有濃郁民間色彩的《野性皮斯塔》，後者成為他最喜愛的敘事詩之一。此後，他又長時間回到父母身邊。當年春天，他的父母搬到了德姆舍德，租下了一個較小的莊園，裴多菲也在那裡小住。在德姆舍德期間，好友帕爾菲·奧爾貝特也與他相伴。隨後裴多菲返回佩斯。1845年秋，通保也來到佩斯，並於1846年1月從疾病中痊癒、出院後，也搬到瓦勞迪家中，與裴多菲成為了室友。
1846年3月至4月在佩斯期間，裴多菲結識了具有匈牙利血統的德語詩人卡爾·伊西多爾·貝克，由凱特拜伊·卡羅伊帶他前來拜訪的。儘管裴多菲對凱特拜伊並不十分欣賞，但他並不反對對方勸說貝克和杜克斯·阿道夫將自己的詩作譯成德語。於是，裴多菲的詩歌最初的德語譯本便刊登在了維也納的《星期日報》上，包括《偷來的馬》《我生於大荒原》和《大平原上的名城凱奇凱梅特》。據部分傳記作家記載，裴多菲與貝克建立了親密的友誼，他們幾乎每天見面，常在「英國女王」餐廳共度夜晚。裴多菲為貝克翻譯了約30首詩作，還專門用德語寫了一篇自傳，供德語出版之用，該文稿後來由費舍爾·山多爾保存。[註 10]然而，這部德文版最終並未出版。事實上，正如貝克的回憶錄所表明的，他與裴多菲的交情也不過是浮於表面的。五月初，裴多菲再次回到鄉間，[註 11]與帕爾菲·奧爾貝特一同前往德姆舍德，他的父母自聖喬治節起便住在那兒。他們在科瓦奇·亞努什處租了一間房，每月20福林，並在裴多菲父母家吃飯，費用由他們承擔。就在此地，裴多菲寫下了長詩《紹爾戈》，計劃發表在《佩斯文集》上。
他在六月留在佩斯，並與埃米希·古斯塔夫就其全部詩作的出版事宜進行談判。為此，鮑勞巴什·米克洛什再次為他繪製了肖像，這幅墨畫後來由蒂羅勒·約瑟夫雕刻成鋼版畫。在瓦勞迪與魯菲·伊達的婚禮上，裴多菲與約卡伊·莫爾原本將於7月29日在埃斯泰爾戈姆作為證婚人出席，但由於異教婚姻所涉及的障礙，婚禮未能如期舉行。裴多菲整個七月和八月仍留在佩斯，與帕克·奧爾貝特合住，直到1847年春天。[註 12]他們住在一間狹小而昏暗、面向院子的房間裡。此時，梅西·安塔爾在這裡教授他義大利語。那年夏天，大約在六月，他還拜訪了位於佩采爾的塞邁雷·帕爾，後者以公開信的形式回復了裴多菲寫給他的詩。[註 13][35]
1846年年中，裴多菲退出了沃霍特·伊姆雷主編的《佩斯戲劇報》。他認識到，作者受制於編輯的專斷，因此希望組織一個作家協會，不依附於現有報刊，自行創辦刊物，並按照自己的文學綱領進行編輯。1846年春天，他與其他九位傑出的青年作家共同成立了名為「十人社」的團體。除了裴多菲外，成員還包括約卡伊·莫爾、通保·米哈伊、德格雷·奧洛約什、奧伯尼克·卡羅伊、帕爾菲·奧爾貝特、貝爾齊·卡羅伊、帕克·奧爾貝特、利斯尼奧伊·道莫·卡爾曼和凱雷尼·弗里傑什。該社團的目標是使純粹文學獲得獨立地位，並通過他們自己的刊物推動一種既具有民族性又富於浪漫主義色彩的新文學方向，這種方向以民眾語言為基礎，旨在發展民族風格。1846年3月，這十人立下誓約，自當年年中起的一年內，只為他們即將創辦的文學刊物《佩斯文集》撰稿，不再為其他刊物寫作。年中時，他們的確停止了為各類刊物供稿，但沃霍特·伊姆雷對此進行了報復——他在7月刊登了十人中五位作家過去寄存於他處的作品。此事導致裴多菲與沃霍特決裂，並向其提出決鬥挑戰，然而沃霍特迴避了這一挑戰。然而，由於當局的懷疑態度，「十人社」並未獲得創辦新刊物的許可。於是，他們在1846年11月接受了《生活畫報》主編弗蘭肯堡·阿道夫的善意邀請，並宣布「十人社」解散。只有帕克和奧伯尼克在隨後的一年中，完全未曾向任何戲劇刊物投稿。裴多菲則加入了《生活畫報》。[28]
1846年秋天，裴多菲的生活與詩歌創作迎來了最重要的階段。他結識了塞德賴伊·尤利婭，這段邂逅極大地豐富了他的個性，並開啟了他詩歌創作的新黃金時期。隨著愛情的萌發，他的愛國情感也愈發強烈，詩歌在愛情、愛國與政治等方向上全面展開，展現出前所未有的壯麗。同時，他舊有的主題與情感——如對父母的孝愛、對故土的眷戀——也依舊源源不斷地激發著他的靈感。[28]
八月下旬，裴多菲與奧伯尼克·卡羅伊一同從佩斯出發，開始了一次較長的旅行，計劃前往克盧日，參加定於9月9日召開的特蘭西瓦尼亞議會會議。但在此之前，他打算先遊歷薩特馬爾、馬勞毛羅什，然後再進入特蘭西瓦尼亞。薩特馬爾之行是應帕普·安德烈和里什科·伊格納茨的邀請。他在八月末和九月初的幾天裡住在薩特馬爾的帕普·安德烈家中；9月4日至5日，他們一同前往大卡羅伊，出席塞爾道海伊·帕爾被任命為代理郡州長的就職典禮；9月7日，詩人從所住的薩爾瓦什旅館搬到州書記官里什科·伊格納茨的家中。期間，他在旅館裡結識了泰萊基·山多爾伯爵，並與之結為朋友。
9月8日，在縣級舞會舉行之前的傍晚6點到7點左右，詩人第一次在泰賴伊家族的花園中見到了森德賴伊·尤利婭——一位年僅18歲的少女，父親是森德賴伊·伊格納茨，擔任埃爾德德莊園的管事，同時也是卡羅伊·拉約什伯爵的監察官。當天晚上，在舞會上，他們被正式介紹給彼此，進行了較長時間的交談。這次邂逅在詩人心中留下了深刻且決定性的印象。
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裴多菲在泰賴伊家中多次與尤利婭見面。當尤利婭與父親一同返回位於埃爾德德的家中——他們住在那裡的城堡中時，裴多菲也與兩位朋友從薩特馬爾前去拜訪。尤利婭對這位已頗有名氣的詩人主動靠近感到受寵若驚，也對他產生了興趣。整個9月及10月初，裴多菲多次前往探訪，他們的交往持續加深。尤利婭的興趣逐漸發展為愛情，儘管她對詩人表現出些許情緒多變，並未明確回應裴多菲的表白。10月10日，裴多菲在埃爾德德依依不捨地與尤利婭告別，但尤利婭有意安排，於10月22日與父親一同再次前往大卡羅伊，參加當地的官員改選大會，因她知道裴多菲也會在那裡。尤利婭在大卡羅伊答應裴多菲，來年春天會給他一個最終的答覆，但她已經給了他希望，這讓經歷過諸多情緒波動的詩人感到欣慰與幸福。10月23日兩人再次分別後，裴多菲前往瑙吉巴尼奧和科爾托，探訪泰萊基·山多爾伯爵。後者與豪勞伊·維克托一同接他前往莊園。儘管裴多菲是一位堅定的民主派，但他非常喜歡這位自由派、性格豁達的貴族，並在他那裡度過了一段愉快的時光。[28]
在科爾托期間，裴多菲借一次政治會議之機寫下了他那首著名的愛國頌詩《在特蘭西瓦尼亞》（Erdélyben）；不過，他在此期間創作的大多數詩作都是獻給尤利婭的。他沒有前往克盧日，因為原定召開的特蘭西瓦尼亞議會被推遲了。於是，他於11月10日左右離開科爾托，經薩特馬爾、大卡羅伊和德布勒森，返回了佩斯。[註 14]
就在這一時期，發生了一件與尤利婭有關的插曲，後人對此多有誤解，連不少傳記作者也未能正確解釋其始末。在德布勒森，裴多菲曾前往劇院觀看演出。他一出現，觀眾便不由自主地爆發出掌聲與歡呼。當時在當地演出的當紅女演員普里埃萊·科內利奧沒有按照劇本演唱原定插曲，而是改唱了裴多菲的一首詩歌。第二天，裴多菲突然得知一個消息：尤利婭想要嫁給別人。這令他驕傲而敏感的心靈極度震動，在情緒激動之下做出了突然的決定。他隨即拜訪了普里埃萊·科內利奧，向她求婚。當天晚上的演出期間，他更是催促她立刻結婚。科內利奧答應了，他便匆匆趕往路德宗牧師處請求主持婚禮，但由於缺乏必要的教會許可，牧師拒絕立即為他們證婚。第二天他又去找天主教神父，也未能如願。於是，他只得返回佩斯，大約在11月20日抵達。從佩斯，他還給科內利奧寫過信，但後者得知裴多菲真正愛的是尤利婭後，只冷淡地回信，二人的關係也就此終止。然而，這段插曲還是傳到了尤利婭的耳中。她其實並未打算另嫁他人，因此此事令她十分痛心。裴多菲隨後寫信向尤利婭解釋了事情的來龍去脈。兩人最終重歸於好——尤利婭將自己日記的一部分寄給了他，其中深情描繪了她對他的愛意。
就在此時，即1846年12月，裴多菲在《生活畫報》上發表了他致尤利婭的第一首詩——《離此遙遠的是何物》（Mi van innen távol）。他們的戀情此後又經歷了多次波折與演變。尤利婭在愛意不斷加深的同時，也開始感到一絲不安；她對詩人那強烈的情感有所顧慮，但又無法對他保持冷漠。一則傳言再次帶來苦澀——有人在薩特馬爾散布消息，說裴多菲誇耀地將尤利婭的日記展示給熟人觀看。正是通過這件事，尤利婭的父母第一次得知他們的戀情。尤利婭那位嚴厲而現實的父親對一個沒有穩定職業的詩人根本無法接受，打算將女兒嫁給一位富有的地主。尤利婭雖然未答應這門親事，但不得不向父親保證，在一年內既不會見裴多菲，也不會給他寫信。父親以為裴多菲那種「風流浪子」的性格會讓他在這一年裡忘掉尤利婭，而女兒也會改變心意。尤利婭因此保持沉默，這又引發了許多誤會。她只能通過好友泰賴伊·瑪麗和兩人共同的朋友沙什·卡羅伊與裴多菲偶爾傳遞隻言片語，這些書信中情感愈加熾烈。終於，在1847年5月初，尤利婭通過泰賴伊·瑪麗約裴多菲見面，準備澄清彼此的感情。裴多菲立即從佩斯寫信給尤利婭的父親，請求正式求婚。父親答覆說他對裴多菲並不了解，必須等試驗期滿一年後才能做出最終決定。裴多菲隨後前往埃爾德德，5月16日至20日住在勞考·古斯塔夫家中，並親自再次提親，但遭到父親嚴詞拒絕，還引發爭執。父親明確表示，不敢把女兒的命運託付給一位詩人，並要求他不要再來拜訪。同時他竭力阻止兩人見面。然而，裴多菲與尤利婭堅持不懈，仍在莊園的花園中私下見面，並互誓終身。裴多菲甚至勸尤利婭私奔，但她未予同意。此後，裴多菲仍多次向父親提出求婚，最終父親以「一周期限」為藉口想暫時搪塞他。5月20日，裴多菲前往瑙吉巴尼奧，在那裡收到父親的正式拒絕信。他隨即返回埃爾德德，於5月26日再次莊重地提出婚事，而此時，父母這幾天的勸說已告失敗。最終，尤利婭的父親表示，將女兒的命運交由她自己決定，但他不會操辦婚禮，並要求女兒在他與裴多菲之間作出抉擇。尤利婭選擇了詩人，兩人將婚期定在試驗期滿之日——1847年9月8日。在此之前，父母要求裴多菲不得前往埃爾德德，但允許二人通信。[28]在婚禮上，尤利婭向父親出具了一份保證書，聲明將來所有子女將按天主教信仰撫養長大。[47]
在此期間，裴多菲前往薩隆塔，拜訪奧洛尼·亞諾什，並在他那裡逗留了十天。這兩位偉大的詩人是在《托爾迪》獲得成功之後開始通信的，發起者正是裴多菲；而這次也是他們作為摯友的首次見面。為打發試驗期的等待，裴多菲原計劃從佩斯出發進行一次出國旅行，但這次旅行最終並未成行。
裴多菲在1846年某個時候與弗蘭肯堡、彭佩里和利斯尼奧伊一同前往傑爾，在那裡停留了兩天。為表敬意，副州長鮑洛格·科內爾為這位詩人舉辦了一場晚會。也許正是在此期間，他與科瓦奇·帕爾博士商討了在《我們的祖國》（Hazánk）雜誌上合作的事宜。1847年1月7日，裴多菲的戲劇《虎與鬣狗》（Tigris és hiéna）出版。同年他與《生活畫報》簽署協議，自1月1日起不再為其他報刊撰稿。一般而言，他的詩作在《生活畫報》上每兩期刊登一次，每首詩稿的稿酬為一枚半金幣。那一年，他為《生活畫報》創作了兩篇通俗敘事作品：《祖父》（A nagyapa），刊登於2月6日與13日兩期；以及《灰姑娘與栗色少年》（A fakó leány és a pej legény），刊登於5月8日與15日。除了《生活畫報》之外，裴多菲在1847年僅為傑爾的《我們的祖國》——由科瓦奇·帕爾主編——撰寫詩作，每季度提供六首，共得稿酬45福林，一年合計180福林。1847年3月15日，裴多菲的《詩集全集》由埃米希·古斯塔夫出版，共印刷3000冊。出版方支付給他500福林報酬，封面肖像由鮑勞巴什·米克洛什用墨筆繪製。1848年12月15日，在自1847年以來首次召開的匈牙利科學院大會上，該詩集榮獲大獎。從此，裴多菲被公認為「最受歡迎的詩人」。
在3月15日至17日集市期間舉行的文學沙龍晚會上，幾乎所有匈牙利縣份均有自由派代表出席，裴多菲在晚會上受到了熱烈的歡迎和高度的敬意。3月22日，應埃格賴希·加博爾之邀，裴多菲前往塞克什白堡，並以嘉賓身份逗留至29日。當日他返回佩斯，並在整個4月都停留於此。
根據1847年6月26日簽訂的合同，裴多菲將自己的《詩集全集》的全部版權以出售給了出版商埃米希，獲得1500福林。同時，他們還約定：對於今後創作的每一本類似詩集，埃米希將支付2000福林的稿酬。同一時期，為了保障自己的經濟前景，他還與接手《生活畫報》的約卡伊·莫爾（1847年下半年起擔任主編）以及《我們的祖國》主編科瓦奇·帕爾分別簽訂協議，約定自1848年1月1日起，每季度向兩家報刊各提供六首詩作，每家按季度支付50福林稿酬。
1847年7月1日，裴多菲啟程前往上匈牙利旅行。他先是在洛雄茨拜訪了施特勒，之後前往艾派爾耶什，與好友通保·米哈伊會面，並一同遊覽了穆拉尼城堡。接著，他經過米什科爾茨和沙羅什保陶克，來到沙托勞爾堯烏伊海伊，在那裡拜訪了文學家考津齊·加博爾，並在塞普豪洛姆參觀了匈牙利語言改革先驅考爾岑·費倫茨的故居與墓地。之後他繼續前行，抵達翁格堡，並參觀了蒙卡奇城堡。他此次旅程的路線也清晰地體現在他隨後創作的大量詩歌的時間與題記中。7月13日，他抵達薩特馬爾，再次投宿於老朋友帕普·安德烈家中。[28]
起初，裴多菲遵守了尤利婭父親的禁令，在薩特馬爾以寫作為主，期間創作了敘事詩《塞奇·瑪麗亞》（Széchy Mária）。但自7月底起，他多次前往埃爾德德探訪尤利婭，儘管尤利婭對他態度冷淡。最終，1847年8月5日，兩人正式訂婚，並於9月8日在埃爾德德城堡的小教堂舉行了婚禮。尤利婭的婚禮上，僅有她的母親和妹妹出席；而她的父親不僅拒絕出席婚禮，也沒有給予任何祝福或經濟上的支持。
.jpg)
這對新婚夫婦由經歷豐富、性格浪漫的泰萊基·山多爾伯爵親自派出的四匹馬馬車接送，前往科爾托，前往他那座莊園度蜜月。這座莊園是裴多菲唯一的貴族朋友——泰萊基伯爵——無償提供給他們使用的。他們在那裡度過了六周幸福而隱居的時光。10月20日，他們啟程，先前往克盧日，受到當地民眾熱情歡迎。隨後又前往薩隆塔拜訪奧洛尼一家，在那裡停留了一周，之後返回佩斯。
他們在佩斯租住的三居室公寓是由詩人好友埃格賴希·加博爾為他們找到的，位於多哈尼街希勒樓的一樓。裴多菲與妻子於1847年10月4日正式搬入。[30]兩人居住其中兩間房，第三間則出租給了好友約卡伊·莫爾。他們的生活十分簡樸，但從小在富裕環境中長大的尤利婭欣然接受了這種新的生活方式，用心照顧丈夫，也為自己被社會所認可、受到人們敬重而感到欣慰和快樂。裴多菲成為一個幸福的丈夫，婚後仍以尤利婭為其愛情抒情詩的唯一主題。通過他獨特的表達方式，他也首次在匈牙利詩歌中塑造並頌揚了婚姻中的愛情，使之成為一個永不枯竭的詩歌主題。這一時期，他創作了《因為……灌木在顫抖》（Reszket a bokor, mert…）和《九月末》（Szeptember végén）等著名詩篇。
尤利婭是否真心愛過裴多菲，還是僅僅出於野心嫁給他，這後來在文學界和公眾輿論中都引發了許多疑問。她的父親曾以斷絕關係相威脅，但她還是選擇了這位詩人；不過在她的日記中，可以看到她對裴多菲的疑慮和感情。她寫信給好友泰賴伊·瑪麗說：「如果作為山多爾的妻子我會不幸福——這一切都取決於他——我將有力量忍受天所降予我的一切，爭取將來的幸福；但如果被迫離開他，甚至連見他一面都不可能，那對我來說一切都將失去！人們總是用時間來安慰我，說時間會帶來上天為我安排的命運，但半年多兩個月已經夠了，我不能再雙手合十等待時間的恩賜。不！不能再這樣了！我的親愛的瑪麗，幫幫我吧，不要讓我像別人那樣迷失。」 也許促使她做出這個決定的一個現實因素是：裴多菲幾乎已經放棄了希望，向著名的德布勒森女演員普里埃萊·科內利奧求婚了。[28]
與此同時，裴多菲的詩歌事業迅速騰飛，他全身心投入創作和規劃，也享受著家庭的幸福。1847年，他為《生活畫報》供稿，作品獲得了一枚半金幣的報酬；他還為科瓦奇·帕爾在傑爾出版的《我們的祖國》雜誌寫作，報酬條件相似。但最重要的是，他在這一年出版了自己收集整理的詩集。該詩集收錄了之前發表的作品和另外105首新作。埃米希以500福林的價格買下出版權，詩集於1847年3月15日以《裴多菲全集》的名義出版。裴多菲將這本詩集獻給了弗洛斯馬提，以表達他的感激和敬意。該詩集受到了熱烈歡迎，3000冊在幾個月內售罄。六月時，埃米希以1500福林的價格永久買斷了版權；這成為詩人直到1848年春的主要收入來源。1846年11月15日舉行了初步的黨派成立會議，隨後在1847年3月15日於佩斯召開的全國反對派會議上，正式宣布成立反對黨 (匈牙利)。該黨選舉了在籌建過程中付出巨大努力的包賈尼·拉約什為黨主席。在成立大會上，科蘇特·拉約什提出了該黨主要由他制定的正式綱領，會議結束時，裴多菲·山多爾朗誦了他的詩作《以人民的名義》。[35][48]
1848年1月1日，裴多菲將他的第二部詩集也賣給了埃米希，價格為2000福林，埃米希承諾從當年五月開始，每月支付100福林分期付款。這樣，他們的生活至少在1849年10月之前都有了保障。該詩集的出版，也成為兩篇重要評論發表的契機。普爾斯基·費倫茨在《美文評論》上，厄特沃什·約瑟夫在《佩斯日報》上熱情地評價了裴多菲的詩歌；厄特沃什指出，裴多菲的詩並非民間詩歌，而是真正的匈牙利民族詩歌。這些評論可被視為對那些自1846年底以來（尤其是在《家國之光》上）再次掀起的偽評論家和嫉妒者攻擊的有力回應。這一時期，裴多菲的政治信念逐漸堅定。在當時，無論是西歐還是匈牙利國內，民主思潮都越來越明顯，而這種時代精神正好契合了他的情感與出身；他是民眾的兒子，從民間奮鬥而來，渴望賦予人民自由和幸福，剷除一切特權，打倒一切暴政。他的愛國主義與匈牙利政治生活中另一個重要方向——擺脫奧地利統治、實現民族獨立——不謀而合。這種思想在他閱讀法國大革命歷史和受雪萊影響的過程中逐步成熟，使他在與匈牙利文學舊有傳統的對抗中，成為一種新詩歌潮流的旗手，並嘗試建立起一個聯盟，推動匈牙利詩歌向民族化和民主化的方向轉型。[28]
他曾設想過一個「詩人三頭同盟」的構想，成員除了他自己，還包括奧洛尼和通保。他希望從1848年初起，三人能匯聚於由約卡伊主辦的《生活畫報》周圍。奧洛尼與通保一開始都表示同意，但他與通保之間的關係後來發生了變化，因此這個聯盟最終在形式上沒有實現，但三位詩人即便沒有正式結盟，也彼此支持、相互聲援。他還與弗洛斯馬提和奧洛尼結成文學盟友，共同著手將莎士比亞的作品譯成匈牙利語。裴多菲翻譯了《科利奧蘭納斯》，並開始著手翻譯《羅密歐與朱麗葉》。在婚姻的最初幾個月里，他創作了《縣官》（A táblabíró）、《勒赫爾》（Lehel）殘篇、《傻子伊什托克》（Bolond Istók）以及大量短詩。婚後生活期間，他的創作愈發高產；與此同時，他也密切關注政治局勢的發展，這最終引領他走向了生命中最重要、也是最後的階段。[28]
1847年2月，裴多菲與奧洛尼·亞諾什結下了終生的友誼，兩人一直保持通信往來，直到1849年為止。裴多菲曾兩次親自拜訪奧洛尼。他寫給奧洛尼的第一封信是在閱讀了《托爾迪》之後寫下的，並以一首詩向這位詩人致意：
TOLDI írójához elküldöm lelkemet |
我把心靈獻給《托爾迪》的作者， |
裴多菲於1847年春天出版了自己的《詩全集》，首版即印行了3000冊，由於廣受歡迎，又再版三次。在詩集的扉頁上，裴多菲題寫了六行詩作為全書的箴言：「自由，愛情！/我要的就是這兩樣。/為了愛情，/我犧牲我的生命；/為了自由，/我又將愛情犧牲。」[49]
总结
视角
1848年1月，歐洲的革命浪潮開始爆發，最初在義大利，隨後在2月蔓延到巴黎，事件接連不斷地迅速展開。在佩斯青年人所發起的運動中——這一運動在普雷斯堡議會的辯論、法國二月革命和維也納革命的影響下日益壯大——裴多菲發揮了領導作用。自由、平等、博愛的思想也對他的詩歌產生了影響，他本身也是一個因性格而具革命氣質的人。3月13日，他寫下了《民族之歌》，3月14日，他們擬定了《十二條綱領》。就在這天晚上，維也納革命的消息傳到了佩斯。
1848年3月15日，是佩斯革命的日子，同時也是裴多菲日。約卡伊曾這樣回憶道：「讓這一天被匈牙利人民稱為裴多菲日吧；因為是他讓這一天停駐在天空之中，使整個民族能夠在這一天之下與自由的敵人展開漫長的鬥爭。」 原定於3月19日召開的國民大會，因為維也納革命的消息傳來，被提前至3月15日舉行。
作為「三月青年」的領袖之一，裴多菲成為這場事件的主要人物之一，革命正是從他家中出發的：約卡伊、布約夫斯基·久洛、沃什瓦里·帕爾和裴多菲一同步行前往皮爾沃克斯咖啡店。在《十二條綱領》之外，《民族之歌》是表達民意最重要的象徵，也是自由出版的第一份成果。裴多菲先後在皮爾沃克斯咖啡館和醫學院的院子裡朗誦了這首詩，掀起了革命的浪潮。在蘭德雷爾印刷廠門前，民眾已在高呼要求這首詩的印刷版。下午，在國家博物館前的群眾集會、市政廳的事件，以及坦契奇·米哈伊的獲釋，成為革命中廣為人知的事件。當晚，在劇院中，埃格賴希·加博爾也朗誦了《民族之歌》。
那一天發生的事件，裴多菲在當夜和次日便以散文和詩歌的形式加以記錄。他自豪地寫道：「在這英勇的青年中，我是那偉大行動的領袖。」又寫道：「我們的祖父與父輩，/縱使一個世紀已逝，/所為之事，亦不及我們/在二十四小時內所成。」以此來表達他的驕傲與自信。正如費凱特所評價的那樣：「裴多菲是唯一親自領導了一場民族革命的詩人。」[49]
佩斯，1848年3月21日，裴多菲致奧洛尼·亞諾什的信（節選）：「革命爆發了，我的朋友，你可以想像，我是多麼如魚得水啊！……許多人試圖剝奪我們運動『革命』的稱號，為什麼？因為沒有流血。這恰恰是這場革命的光榮之處，但並不改變它的本質。我認為一切以強力達成的變革都可稱為革命；而我們正是以強力爭取到了出版自由，並促成了坦契奇的釋放。沒有遭遇抵抗，只能說明敵人要麼徹底看清了自己無能而軟弱的現實，要麼就是懦弱得不敢出手反抗。」[50]
在佩斯革命爆發僅五天後，裴多菲就在日記中寫下了如下內容：「在首都至今無一例外地占主導的團結局面，已經開始瓦解。」 儘管「三月青年」人數不多，卻產生了顯著影響，但他們對掌握實權的自由派貴族政治集團，僅能發揮間接作用。3月15日那天，他們擁有輿論和全國民眾的支持，然而他們的激進立場很快使他們陷入孤立。對於四月的革命進程，裴多菲如此寫道：
我們又在空談，只是空談，
舌頭在動，雙手卻歇；
他們想讓匈牙利
寧可當個小販，而非英雄。——裴多菲·山多爾，《我們又在空談，只是空談……》詩節選，1848年4月
裴多菲的作用及其詩作的影響在3月16日再次得到印證，《民族之歌》幾乎成了匈牙利的《馬賽曲》，在短時間內便為數十萬人所熟知。這首詩被三次譯為德語，又譯為法語，並在短時間內譜寫出了六種旋律，裴多菲的聲望也因此達到了巔峰，甚至在普雷斯堡議會中也引起了不小的震動。整個三月，他都被革命事件所吸引，積極參與市民的集會；但當責任內閣成立後，青年群體被逐漸邊緣化。受法國理論影響，裴多菲熱情擁護共和制，堅決反對君主政體，並於四月初出版並在人民集會上朗誦了《致諸王》一詩。這一立場一度使他的聲望受損，但他憑著天真的樂觀，依舊堅定地走自己的道路。他對匈牙利政界也感到不滿，要求採取更激進、更果斷的行動，甚至公開抨擊新成立的內閣。
3月16日，為紀念前一日，雙城（布達與佩斯）燈火輝煌；幾天後，為克勞扎爾、尼亞里等人舉行了火炬音樂會……隨後又為韋塞萊尼、厄特沃什·約瑟夫等人舉行火炬音樂會……再後來，包賈尼、科蘇特、塞切尼抵達時，雙城再次燈火通明……昨天又為總督舉辦了照明與種種儀式。短短一個月里，多少慶典！小心啊，別讓這些輝煌的夜晚之後緊跟著黑暗的白晝。
說到底，這些人物確實都值得尊敬；但即便他們不配，我們恐怕也照樣會如此慶賀，而這才是真正令人悲哀的地方。我們是一個可怕的「星期日民族」，總要有節日慶典，如果哪天實在沒有人物可供頌揚，我們恐怕會給月光來一場火炬音樂會，再點上一城燈光。也許我們之所以如此破爛，是因為我們總想活在光輝中。——裴多菲·山多爾日記節選，1848年4月19日，佩斯
一場針對這位詩人的秘密與公開的政治攻勢展開了。裴多菲的聲望急劇下滑，輿論也開始轉而反對他。他有一個堅定的願望：在國會中代表人民發聲。1848年，他在自己的家鄉基什昆沙格參選議員。他的政綱本來是受歡迎的，但敵人散布對他的誹謗，煽動民眾與他對立，甚至阻撓選民投票。他的率真坦誠也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他的選舉機會。最終在6月的議會選舉中失敗。裴多菲對基什昆沙格人說過這樣一番話：「但你們也別指望我會讚美你們，因為那樣我就得無恥地說謊了。以我的人格擔保，你們並不是什麼優秀人物，至少到目前為止不是。直到3月15日之前，整個匈牙利都是一個奴性深重、卑躬屈膝的國家，而你們在這種『美德』中，比起末尾的人更接近開頭的人。」最終，他被迫離開，甚至由國民自衛軍護送出索包德薩拉什。他帶著深深的失望離去，並在這段經歷的影響下，寫下了長詩《使徒》。
「他認為，政府的軟弱將導致已取得成果的喪失，國家唯有通過另一場革命才能逃脫民族滅亡的危險。」[51]裴多菲始終保持警覺與批判的態度密切關注國民議會的運作，並在詩歌和文章中不斷抨擊新政府的所作所為。他強烈要求將派往義大利戰線的匈牙利士兵撤回國內。
和當時的輿論一樣，裴多菲也未能理解第一屆負責任的匈牙利政府行動空間的極度有限。這一點從倫凱伊·亞諾什騎兵連的事件中可見一斑。1848年夏，倫凱伊的騎兵連從加利西亞駐地逃脫，意圖加入新組建的國民軍。奧地利戰爭部長特奧多爾·巴耶·德拉圖爾要求嚴懲該連，但與此同時，匈牙利全國輿論紛紛站出來聲援這支逃跑的騎兵。儘管戰爭部長梅薩羅什·拉扎爾耐心解釋，仍然很少人理解他不能忽視奧地利方面的要求，而該連的逃跑正值匈牙利正與奧地利談判召回軍團的關鍵時刻，時機極為不利。正是在這種背景下，裴多菲創作了《倫凱伊的騎兵連》一詩：
我用櫟樹葉編成花冠，
晶瑩露珠閃爍其上，
那是我喜悅的淚水……
我會將它贈予誰？
我還能贈予誰？
當然是那英勇的倫凱伊
和他的騎兵連！
……
在這片祖國的土地上，
你們的心把你們帶回，
我們張開熾熱的懷抱
來迎接你們，
英勇的好兄弟們，
我們千百次地歡迎你們……
至於戰爭部長說什麼——
隨他去吧！
裴多菲激進的立場曾使他與弗洛斯馬提發生衝突。在一首感情激烈但毫不猶豫的詩中，裴多菲深感痛心地抨擊了這位詩人，原因是弗洛斯馬提在國民議會中投票支持按照舊指揮體系重建國民軍。儘管這一批評在事實上並不完全公正，裴多菲甚至還波及了這位曾寫下《誓詞》的詩人的藝術創作：
這個民族已厭倦了
那骯髒不堪的道路，
奮力掙脫其桎梏，
並在高處設立了新目標，
而你們卻將它又拖回
那早已脫離的泥沼。
——我不會親手扯下你額上的桂冠，
是你自己把它扯了下來。——裴多菲·山多爾，《致弗洛斯馬提》（節選）
裴多菲在這一行為中雖然確有偏頗之處，但卻是出于堅定的信念。因此，在短暫的言語交鋒之後，他與弗洛斯馬提之間仍保持了原有的良好關係。然而，他與約卡伊的關係卻在此時徹底決裂，並再未和解。事情的起因是：裴多菲在約卡伊外出期間，作為《生活畫報》的代理編輯，擅自發表了那首批評弗洛斯馬提的詩作。對此，約卡伊隨後在報紙上發表了聲明。作為回應，裴多菲的答覆於9月10日刊出，兩人至此斷絕友誼。實際上，兩人之間的疏遠早已開始。1848年聖靈降臨節期間，裴多菲和約卡伊發生了爭吵。裴多菲強烈反對約卡伊與洛博爾福爾維·羅扎的婚事，不僅將自己的理由寫信告訴了約卡伊的母親，還為阻止這場婚姻，揭發了洛博爾福爾維混亂的過去，以及她有一名非婚生女。[註 15][52]
1848年5月，裴多菲邀請奧洛尼·亞諾什來到佩斯，並在自己位於多哈尼街的住所款待他，目的是與他商討擔任《人民之友》（A Nép Barátja）報紙編輯的事宜。[53]
裴多菲的父母一直住在瓦茨，直到1848年春。此後，裴多菲在自己位於多哈尼街的住處騰出一間獨立的房間，將父母接來同住。從那時起，他們開始共同生活。稍後，他們又遷入了位於射手街391號的新住所——這是1848年8月1日裴多菲與妻子及父母一起搬入的。原因是裴多菲不得不放棄原本租住的昂貴的多哈尼街住房，該房年租金高達550福林。約卡伊搬出後，整個租金需由裴多菲一人承擔，對他來說已變得難以負擔。[53]
在1848年夏天，裴多菲寫下了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作品之一——長詩《使徒》（Az apostol），在其中表達了他對歷史的理解與理想。九月所發生的事件也驗證了他的憂慮：9月11日，克羅埃西亞總督約西普·耶拉契奇率軍越過德拉瓦河，入侵匈牙利。9月16日，裴多菲起草了平等協會（Egyenlőségi Társulat）的動員檄文：「站起來吧，青年們！若你們現在不起身，就要永遠沉淪於塵土！ ……起來吧，公民們， 為生死決戰而奮起！」之後，他主動報名參軍，前往特蘭西瓦尼亞組織民眾起義。他將懷有身孕的妻子送至埃爾德德的岳父母家中安頓，然後原計劃前往塞凱伊人居住地鼓動起義，但由於羅馬尼亞農民起義導致局勢混亂，他未能越過瑙吉巴尼奧。早期一些傳記文獻曾稱，1848年10月裴多菲曾造訪隨軍跟蹤耶拉契奇至邊境的匈牙利主力部隊在潘多爾福爾沃的營地，並在那裡發表反對入侵奧地利的演說。但最新研究對此未予證實，且沒有任何同時代的資料能證明裴多菲曾到訪萊塔河邊的該軍營。1848年10月15日，裴多菲正式獲任為國民軍第28營的上尉。他將父母託付給好友歐爾洛伊照料。10月17日，他再次返回埃爾德德，幾日後前往德布勒森，在自己的部隊中開展訓練任務，直到11月16日。之後，他請了假，去陪伴家人。11月30日，因羅馬尼亞方面的軍事威脅，他將家人從埃爾德德轉移至德布勒森避難。
幾天後，奧洛尼一家前往德布勒森探望了他們。不久後的12月15日，裴多菲與妻子迎來了兒子的降生——裴多菲·佐爾坦。為此，詩人不得不再次申請休假。當日，裴多菲從德布勒森寫信給奧洛尼·亞諾什，信中簡短卻洋溢著喜悅：「親愛的朋友，我只寫兩句話：我當爸爸了，其餘的你就從這張白紙上讀吧；你讀出來的一定和我寫下的一樣真切。今天中午，我的兒子出生了，明天或後天將舉行洗禮。教父與教母將是奧洛尼·亞諾什及其夫人。孩子的名字叫佐爾坦。我們向你們致以熱烈的擁抱！你親愛的朋友……」
他的敵人將他未上戰場視為懦弱，並對他進行越來越激烈的嘲諷。最終，他請求調往約瑟夫·貝姆所率領的特蘭西瓦尼亞軍團，於一月中旬將妻兒託付給奧洛伊一家後，動身前往特蘭西瓦尼亞投奔貝姆的部隊。貝姆於19日抵達塞林代克，隨後部署兵力準備攻占大塞本。裴多菲於1月20日在塞林代克找到了貝姆的部隊，年長的將軍、國防軍軍官和士兵們都熱情地歡迎了他。他首次參加戰鬥是在1月30日，之後又參與了在維佐克瑙和代沃之間的戰鬥。
這位革命詩人在貝姆身上找到了理想的將領與英雄典範。他們之間建立了一種親密的、幾乎如父子般的關係。每當有機會時，貝姆總想保護他免受戰爭的危險，儘量不讓他參戰，但詩人還是多次捲入戰鬥之中。在皮什基戰役前，貝姆出於關切體貼，將他作為信使派往德布勒森前往政府。他在那裡在《三月十五日報》上發表了熱情洋溢的文章和詩歌，頌揚貝姆的英勇精神。
在他的軍旅生涯中，裴多菲曾兩次辭去軍階。第一次是在1849年2月，當時他在德布勒森執行信使任務，並與戰爭部長梅薩羅什·拉扎爾發生爭執。實際上，自從倫凱伊·亞諾什事件以來，他們的關係就一直很緊張。引發衝突的直接原因是裴多菲穿著不整——未戴手套和領帶——出現在以嚴謹著稱的戰爭部長面前。對此，裴多菲寫了一首帶有諷刺意味的詩《領帶》作為「回應」，並在一封措辭強烈的信中遞交辭呈，梅薩羅什於2月21日接受了他的辭職。[54]根據裴多菲的請求，他的妻子和兒子由奧洛伊夫人從德布勒森送至薩隆塔，並在那裡停留至五月；而裴多菲本人則於2月23日身著便服動身返回特蘭西瓦尼亞，前往貝姆的部隊，並於梅德傑什重新與部隊會合。
三月初，裴多菲因患上瘧疾，貝姆便派他帶著軍事任務前往克盧日，讓他在那裡休養。他途經毛羅什瓦沙爾海伊和代什，病情逐漸好轉。探望了在薩隆塔的家人之後，他於4月1日再次以普通士兵的身份在大塞本向貝姆報到。這一次，貝姆再次提升他為上尉，並任命為自己的副官，還贈送給他一匹心愛的戰馬。貝姆視這位詩人如己出，裴多菲也同樣對這位將軍懷有深厚敬意。裴多菲參與了向薩斯謝拜什的推進，在那裡貝姆於4月10日授予他功勳勳章；他還參加了貝姆在巴納特地區的軍事行動。為此，貝姆於5月3日在泰邁什瓦爾下方的索鮑德富盧任命他為少校。[55]然而，此任命需要政府的批准，而由於他2月的辭職，此事並不容易獲得通過。
為了避開即將到來的血戰，貝姆再次將裴多菲派往德布勒森，帶著一些提議前往面見科蘇特與克洛普卡·久爾吉。裴多菲經由薩隆塔前往，他將兒子託付給奧洛伊一家後，和妻子一起繼續前往德布勒森，並向科蘇特報到，隨後又去見代理戰爭部長克洛普卡。然而克洛普卡對他頗有微詞，因為此前裴多菲將貝姆與韋切伊之間的一封信刊登在《國防軍》報上，給政府帶來了許多麻煩。克洛普卡嚴厲斥責了裴多菲，並將這位已再次辭去軍階的詩人軟禁了起來，直到根據格爾蓋伊·阿圖爾的指示才被釋放。事實上，貝姆曾請他翻譯一份針對韋切伊·卡羅伊的調查申請書，但軍方和政府從文風判斷出是裴多菲起草的，便誤認為那封信出自他之手。裴多菲因此立即辭職。在這件事之後，他似乎下定決心徹底告別軍旅生活，甚至將貝姆贈予他的戰馬也賣掉了。
5月7日，裴多菲寫下了充滿憤怒的詩作《致一位粗暴的將軍》獻給克洛普卡後，急忙趕往佩斯。他於5月9日抵達，隨後與妻子及兒子佐爾坦一起搬入了毛爾齊巴尼之家，這座房屋位於凱賴派希大街（今拉科齊路）與希普街、菸草街的交匯處。[53]這是裴多菲在佩斯的最後一處住所，今拉科齊路12號的位置即是當年毛爾齊巴尼之家的舊址。[56]
此前，裴多菲曾從索爾諾克致信克洛普卡，信中語氣激烈、情感強烈。
裴多菲抵達首都時，正值布達圍城戰。在格爾蓋伊的總部——斯瓦布山的「鐘樓別墅」，裴多菲與克洛普卡會面，雙方發生了口角，最終克洛普卡將裴多菲關進了別墅的一間房裡。後來，按照格爾蓋伊的命令，兩名軍官代表裴多菲向克洛普卡道歉，裴多菲才被釋放。[57]此後，裴多菲於5月27日再次遞交辭呈，並請求以書面形式辦理離職手續。[註 16]
裴多菲抵達布達僅幾天後，5月17日，他的母親也去世了。父母的相繼離世使他深受打擊，因為他對他們懷有深厚的感情。[註 17]從1846年起，裴多菲便持續資助雙親，起初是經濟支持，後來更親自照料他們的生活。1847年年初，他將父母安置在瓦茨，1848年春又接到佩斯，為他們租了房間，並與他們同桌吃飯。裴多菲的父母為兒子感到驕傲，而裴多菲也在《老旗手》一詩中自豪地歌頌了自己的父親——他曾在自由戰爭中參與對抗耶拉契奇，在舒科羅戰役中上陣，後來還駐紮在潘多爾福爾沃。1849年，老裴多菲攜帶印刷的革命宣言前往德布勒森拜見科蘇特，後者得知他是裴多菲的父親後，立即為他撥款300福林。他還在德布勒森見到了孫子。然而不久之後，老裴多菲於3月21日在佩斯病逝，死因是傷寒。裴多菲在母親葬禮後，將兒子從薩隆塔帶回佩斯。此時他已失去軍官的工資，陷入經濟困境。幸好在琴蓋里的斡旋下，總理塞邁雷·貝爾陶蘭為表彰他所作的詩《國防軍戰士》（A honvéd），決定在軍中廣泛使用，並訂購了2.5萬份印刷品，支付了500福林稿酬。這筆款項大大緩解了他一家的困境。在這段時間裡，裴多菲試圖整理個人事務，並請求了休假，因此暫時未再服役。
1849年6月，裴多菲再次被召喚出山，正是科蘇特·拉約什親自請求他協助動員佩斯的民眾。得知俄國即將干涉匈牙利革命後，他重新加入了貝姆的軍隊。當政府撤離佩斯時，他也於7月3日攜家人前往邁澤拜雷尼，投靠奧爾萊一家。在那裡他隱居了幾周，並創作了他最後一首已知的詩作——《恐怖的時代》（Szörnyü idő）。
7月18日，當俄軍已逼近邁澤拜雷尼時，裴多菲將自己的手稿、紀念物託付給歐爾洛伊，隨後帶著家人啟程前往特蘭西瓦尼亞，去投奔貝姆。他經由瓦勞德、克盧日和托爾道，途中將妻子和兒子安置下來，繼續獨自前行。他最終在拜賴茨克找到了貝姆，當時貝姆正從摩爾達維亞遠征歸來。7月29日，兩人一同抵達毛羅什瓦沙爾海伊，次日（7月30日）清晨，裴多菲正式隨軍加入了貝姆的部隊。[28]
总结
视角
_Cappi,_Johann_(publisher).jpg)
1849年7月31日，貝姆將軍所率的6000人大軍在白教堂與謝蓋堡之間的山谷中，與人數達1.2萬的俄軍部隊交戰。這場戰鬥持續了一整天，最終以匈牙利軍隊的失敗告終。戰鬥開始時，裴多菲仍留在貝姆身邊，當時他既沒有馬匹，也沒有武器。指揮官在下午一點左右下令他撤離戰場。然而，裴多菲並未離開。據焦洛考伊·拉約什和米特·費倫茨上尉回憶，那天他身穿由帆布製成的襯衣、背心和褲子，披著一件灰色外套，頭戴一頂普通軍官帽，肩上挎著一隻用皮帶掛著的黃色皮質挎包。[59]:267—269
在謝蓋堡戰役中，我並未參與與俄軍的對抗。然而，在日博投降後，我在美索錫地區遇到了一些曾參與該戰役的國防軍士兵。我們長時間討論了過去幾場戰鬥的事件，其中也提到了裴多菲。一名國防軍的輕騎兵聲稱，他在謝蓋堡戰鬥期間見過裴多菲。他回憶道，當貝姆用三磅炮彈擊斃了俄國的斯卡爾亞京將軍後，俄軍發起了猛攻，整個匈牙利陣營被壓制，裴多菲此時說了句：「這不過是小事。」這句話深深地銘刻在我記憶中，因為——老實說——當時我並不理解「potomság」（小事）一詞的含義，我還特意詢問了這句話的意思，因為在特蘭西瓦尼亞很少使用這個詞。
對於裴多菲如何、在哪裡，在哪一地點戰死的問題，那名士兵也未能提供任何具體的回答。由於俄軍的猛烈衝擊，匈牙利軍隊陷入了混亂並被迫撤退。憤怒的俄軍沒有手下留情。這也算是命運的奇妙安排。貝姆擊斃斯卡爾亞京的同一炮擊，也最終導致了裴多菲的死亡。如果這一事件沒有發生，這場戰鬥可能以損失和撤退告終，但裴多菲或許還能活下來。——伊姆雷·山多爾，《回憶1848—1849年匈牙利自由戰爭中的特蘭西瓦尼亞》[60]
「敵軍潰退，長矛兵和哥薩克騎兵追擊他們，切斷了退路，繞過兩翼，將他們逼回了遠離大路和費黑賴吉哈扎的方向——而後者本可能為他們提供一些掩護。這時，在村莊上方的山丘上，對潰軍展開了駭人聽聞的大屠殺。」——這是俄國上校德米特里·伊萬諾維奇·達拉甘在其戰後報告《1849年特蘭西瓦尼亞戰爭筆記》（Записки о войне в Трансильвании в 1849 году）中對屠殺的描述。[61]奧地利人多爾斯內對此屠殺作出評論稱：「勇猛的拿騷長矛兵為他們所敬愛的斯卡爾亞京將軍之死進行了血腥的報復。」這支參與追擊的俄軍部隊，原為第3哥薩克騎兵團，其成員多來自基輔和卡緬涅茨-波多利斯基一帶。1817年，這支部隊加入了布格河地區哥薩克兵，重組成第2布格長矛騎兵團，1830年後進一步演變為敖德薩長矛騎兵團。自1843年起，該部隊的名義所有者為拿騷的阿道夫親王。[62]
後來，有人在不同地點看到裴多菲，他一邊觀察戰況，一邊做著筆記。根據來自塞凱伊凱賴斯圖爾的軍醫倫傑爾·約瑟夫的報告，大約在四點鐘左右，詩人站在白教堂的橋頭堡處，注視著戰鬥，甚至在一顆炮彈落在離他不過三十步遠的地方、揚起塵土將他覆蓋時，他也沒有逃跑。[59]:280
律師兼國民軍上尉焦洛考伊·拉約什，是最後見到他的幾人之一。（裴多菲是與他同乘一輛馬車從毛羅什瓦沙爾海伊前往謝蓋堡的，在戰鬥中也一直站在將領身邊。）但當那支被優勢敵軍包圍的小部隊（總共2800人）被擊潰時，裴多菲轉向白教堂方向逃去，而焦洛考伊則成功脫身。[63]戰鬥中，匈牙利軍被擊退，其中一部分在下午五六點左右遭到包圍。五點時，人們還在薩爾河上的橋頭看見了這位詩人，那裡兩百名塞凱伊人士兵正與八百名哥薩克作戰。哥薩克人獲勝後，開始追擊撤退的匈牙利人。[64]倫傑爾·約瑟夫騎在馬上，還曾對他高喊要他快跑，他見將軍本姆和指揮部也在逃命，便開始徒步逃跑——因為他已無坐騎。倫傑爾對此事的記述如下：「很快整個戰線崩潰。我指了指左翼，那邊將軍也在逃跑。裴多菲望了一眼，什麼也沒說，便轉身開始奔跑。我也迅速回到原位，牽起馬韁，騎上馬，飛馳而去。」[59]:283
根據焦洛考伊的回憶：「在那場身不由己的逃命賽跑中，我大概只跑出了一小段距離，就看見裴多菲光著頭，手裡拿著帽子，從我前方幾步遠處橫穿馬路奔跑。我朝他喊了一聲，他用一副陰沉的目光看著我，默默地停下了腳步。——『跟我走，』我一邊說著一邊抓住他的手，『我把馬車停在不遠的地方，我們可以乘車逃走。徒步的話，要麼被攔截，要麼被抓住。』——他回答：『你以為，還有哪個傻子敢在這個地獄裡堅守原地？你的車夫早就像其他人一樣逃跑了。你看——』他指著向我們逼近的一隊騎兵，『這裡逃不出去的，別再想著你的馬車了，走小路那邊，也許還有活路。』看到我猶豫，他又說道：『現在不是思考的時候，我走了，上帝保佑！』說罷，他掙脫了我的手，從半米高的路堤上一躍而下，奔跑而去。」這個半米高的路堤位於薩爾保陶克橋的對面，沿驛道南側延伸。裴多菲則繼續沿驛道向東，奔向白教堂。[59]:285
當時年僅23歲的帕普·拉約什中校在戰鬥末尾擔任左翼指揮官，他在戰場上看見詩人時，曾想把他拉上馬背，但就在下一刻，一隊持矛騎兵從他們之間沖了過去。裴多菲的死並無人親眼目睹。
貝姆的另一位助手洛林茨被找到了。他說在混亂的時刻，看見身穿布衣的桑多爾徒步穿過公路，朝玉米地方向奔去。也許他確實成功逃脫了，目前很可能在托爾達，與家人團聚。畢竟每天都有那些被認為失蹤的人出現。
——埃格賴希·加博爾，《土耳其日記》，1849年8月10日，薩斯塞貝什[65]
貝姆的偵察官弗朗茨·菲德勒在他的日記中寫到了裴多菲的命運。據記載，兩名哥薩克騎兵追上了徒步逃亡的裴多菲，對他造成了重傷。菲德勒通過望遠鏡目睹了這一切，隨後派遣兩個喬裝成羅馬尼亞農民的手下，將失去意識且缺失三根手指的裴多菲護送到安全地帶。他們為他包紮傷口，並趁著席捲鄉村的暴風雨和黑暗，將他帶到了謝蓋堡。在一戶匈牙利人家中暫時安置並護理他，後來這家人講述說，穿便服的傷員後來被俄國人帶走了。這個故事成為後來懷疑一個名叫彼得羅維奇的匈牙利人（於1856年5月在巴爾古津村去世，其遺骸於1989年7月17日被發掘）可能就是裴多菲·山多爾的依據。[66]
逃向被炮火轟炸的村莊和山丘上方開始的森林，或者向旁邊通往白教堂的路，這些地方本可給逃亡帶來一絲希望，但無論是這條路還是那條路，都只能供騎兵通行；哥薩克人的包圍圈迅速收緊。隨後爆發了一場瘋狂的屠殺……詩人在馬蹄已近腳跟時，轉身面對追兵。他是從前方中彈負傷的。
——伊雷什·久洛，《裴多菲·山多爾》
然而，根據《Pallas大百科全書》的記載，裴多菲留在了被俄軍包圍的匈牙利軍隊中，並在那裡陣亡。現有的目擊者對事件的描述各不相同。其中最被認為可靠的是倫傑爾·約瑟夫的說法，[67]他提到：「留在包圍圈內的人，除了大約60到70名受傷者，幾乎全部陣亡。我的馬幫助我逃出了包圍圈。裴多菲是徒步的，因此留在了包圍圈裡。當我到達一座山丘（布尼坡道，驛道彎道處）時，我回頭望去，覺得認出了裴多菲。」[59]:288
應教會之請求，為免我方面承擔任何不實之責，我在此聲明：經我最為細緻的調查與確鑿證據，我已完全確信裴多菲·山多爾在特蘭西瓦尼亞的戰鬥中陣亡。我親自走訪過各處戰場，並綜合來自國外的多種報告，由此形成此一確信；若有必要，我可本著良知對此宣誓。這一說法的真實性，還可由若干目擊者的證詞予以佐證，若需，我隨時願請他們出面作證。
其中一位，便是住在烏德沃爾海伊塞克的藥劑師——雖然我並不知其姓名，但在必要時我願親自請其出面作證——此人在戰事期間曾在特蘭西瓦尼亞主力部隊中服役。根據我向他所做的詢問，他答覆說：他最後一次看到裴多菲·山多爾，正是在他被哥薩克人包圍、與潰逃的軍隊分離之際。此後便再未有人見過他，種種跡象皆表明他極可能當場殞命；這一點，又得到烏德沃爾海伊塞克軍事指揮官 B·海特的證詞進一步印證：他在戰鬥結束後前往戰場，曾在屍體中發現一具遺體，根據其衣著與體貌特徵，他可以確信這就是我的丈夫裴多菲·山多爾的遺體。
佩斯，1850年7月21日
森德賴伊·尤利婭
[紅色蠟封，印有「P.J.」字樣]
霍瓦特·久洛
[紅色蠟印]——森德賴伊·尤利婭關於裴多菲·山多爾之死的聲明[68]
據迪耶奈什·安德拉什所述，哈勒爾·費倫茨及其弟哈勒爾·約瑟夫的觀點頗具意義。哈勒爾·費倫茨是白教堂的莊園主、州級長官，曾任謝蓋堡地區軍事指揮官，他通過合法律師拉扎爾·阿達姆與副州長阿帕蒂·彼得將其證詞立入筆錄，稱裴多菲是在他自己的莊園上陣亡的。為此，「裴多菲紀念碑協會」常設委員會在修道院園林以東處立起了一座紀念碑，那裡埋葬著的約四百名匈牙利國防軍士兵。然而，歷史學者達維德·久洛與米科·伊姆雷認為，裴多菲並不在其中。哈勒爾·約瑟夫則聲稱，裴多菲是在布尼橋上被騎槍刺死，隨後屍體被投進屈屈勒河，之後又被埋葬於「喬恩塔花園」。他在該地立了一座四米高的木十字架，並配以兩座炮模型以作標示，但其兄費倫茨命人將標記推倒，並將之運回了白教堂的市政廳。[59]:273
森德賴伊·尤利婭起初曾設法尋找裴多菲，但在未滿一年喪期的1850年7月便嫁給了歷史學家霍瓦特·阿爾帕德，此舉在公眾輿論中引發了強烈的反感。即便是一向忠誠的奧洛尼·亞諾什也對她表示譴責，並在其敘事詩《國防軍遺孀》中表達了批評。森德賴伊·尤利婭於1868年去世，安葬於布達佩斯克雷佩希公墓。
裴多菲在其詩作《一個念頭在煩惱著我》中的給出的一些預感最終應驗了：
為什麼我必須死在床榻上？
這樣的念頭在煩惱著我。
……
假如我必得死亡的話，
我就在戰場上陣亡，
我的血從我的心中流出，
……
一匹匹戰馬在火線上奔跑，
從我的屍體上面馳過，
戰士們帶來了勝利的捷報。——裴多菲·山多爾，《一個念頭在煩惱著我》
裴多菲失蹤的經過在19世紀末出版的多部傳記中已有詳盡記載。到了那時，人們普遍接受這樣的觀點：流傳於當時的、來自其同時代人的種種浪漫主義傳說——例如詩人成功逃脫、被俄軍俘虜並被押往西伯利亞等情節——皆無法以確鑿史實加以佐證。儘管貝姆將軍與尤利婭曾不懈努力，試圖尋找詩人的遺體，但始終無果。人們推測，裴多菲應安葬於白教堂英烈的集體墓中，作為這場自由戰爭最著名的殉難者之一倒在戰場上。奧地利方面的戰報也印證了這一推測。
根據1856年出版的費倫齊所編的《匈牙利作家傳記集》的記載，裴多菲是「無影無蹤地失蹤了」，書中還補充道：「許多人認為他已經死了；也有人堅稱他逃亡到了美洲。」[69]
研究很難推進到超出以下已知事實的程度：在戰鬥的最後時刻以及撤退時，焦洛考伊和倫傑爾醫生在白教堂西側、薩爾保陶克橋附近看到過這位詩人；他當時正沿著驛道穿過村莊逃亡。後來，在白教堂與海堯什福爾沃之間，追擊的烏蘭騎兵在伊什潘庫特一帶將他刺殺。而傍晚時分，海特看見的正是他的屍體。
——科瓦奇·拉斯洛，《論西伯利亞的假裴多菲和白教堂的真裴多菲》[70]
維也納皇家秘密檔案館中保存著關於戰鬥結束後確切軍事行動的記載，其描述如下：「起義軍的殘部在7月31日謝蓋堡附近的戰鬥中遭遇騎兵衝鋒後開始向海堯什福爾沃撤退，哥薩克騎兵部隊便立即越過了白教堂及其上方的屈屈勒河，從而切斷了大量逃兵的退路；這些人隨即就被殘忍屠殺。」[71]
關於裴多菲之死，奧地利少校（後晉升為上校）海特作了證詞。他當時是俄軍利傑爾斯將軍的奧地利聯絡官。根據他所述，被俘的匈牙利軍官們憑藉對外貌的描述，將那位「身材矮小、體型瘦弱、膚色發黃、有鬍鬚」的、胸口被刺穿的起義軍士兵確認是裴多菲。此外，在這具屍體旁還發現了一份重要文件：那是凱梅尼·福爾考什致貝姆將軍的一份關於部隊部署狀況的報告。[16]
根據當今學術界的主流觀點，裴多菲在謝蓋堡戰役中陣亡。然而，也有人對此提出異議，認為他當時是作為戰俘被押送到西伯利亞，在那裡要麼被處決，要麼死於自然原因。這一理論的支持者還認為，很可能他在那裡結了婚，成了家，並用俄語創作了大量詩歌。
在塞凱伊凱賴斯圖爾的墓地里，有一塊箭頭形狀的指示牌，指向傳說中的「裴多菲之墓」，上面寫著：「裴多菲 1849年7月31日—1902年10月25日」。前者是這位詩人失蹤的日期，後者是「被埋葬」的日子。這一傳說是在世紀之交時由拉扎爾·馬頓講述的，他是哈勒爾家族以前的廚師，後來開了一家小客棧。傳說中，在謝什堡戰役的那個夜晚，兩名驃騎兵和一名受傷的自由軍軍官在他的馬廄里尋求庇護，而他的盲僕人堅稱，那位軍官正是裴多菲·山多爾。兩名驃騎兵繼續上路，而那名軍官在天亮前去世。拉扎爾·馬頓在僕人的幫助下，把「裴多菲」埋在了馬廄後面。拉扎爾在世時就把這個故事講給了郵政局長格默里·費倫茨聽，後者在客棧老闆去世後，將這段傳說刊登在塞格德的報紙上。不久後，當地的木匠兼殯葬業者巴林特·達尼埃爾帶人挖掘了那個墳墓，陪同的老人希波什·山多爾（年輕時曾從諾瓦克商店護送裴多菲前往毛茨卡什莊園）認定，墓中骸骨只可能是裴多菲的遺骸。之後，這些遺骸在蒂姆福爾沃墓地以隆重儀式安葬。儘管來自布達佩斯的法醫專家認定，從拉扎爾園中挖掘出的頭骨屬於一位老年人，與另一具在鮑拉日村保存的「裴多菲頭骨」一樣，但人們還是年復一年地在萬靈節那天到墓前點燃蠟燭悼念。[59]:298-299
巴爾古津之墓的傳說起源於一篇發表於1936年的文章，作者是艾希格拉本的作家H·F·伯尼施。後來，這一傳說又被俄國少校伊萬諾維奇·斯克里傑爾斯基的說法進一步強化。他聲稱自己曾在雅庫特服役，期間翻閱了1875年流放者的官方名單時，注意到其中有一名囚犯名叫「亞歷山大·斯捷潘諾維奇·彼得羅維奇」(Александр Степанович Петрович)，於1857年5月18日死於伊卡托沃村。他由此推斷，這個名字其實是「裴多菲·山多爾」的斯拉夫化版本。[72]
……有一段時間，人們在布里亞特尋找裴多菲的墓地。導致這一切發生的人是我自己。布里亞特位於蒙古和蘇聯的邊界，我在那裡的一家科研機構工作了一年。期間，一位民俗學教授來找我，說他收集了一大批傳說，講述了一位名叫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裴多菲的匈牙利詩人，他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亞。教授還提到了三個墓地，說根據傳說裴多菲的墓就在其中之一。半年後我回國時，向科學院負責民族學研究的副主席奧爾圖泰·久拉提起了這個關於裴多菲的傳說。後來，這件事登上了報紙，接下來的報道直接說我帶回了「裴多菲墓地被找到」的消息。之後無論我走到哪裡辯解都沒有用。於是組織了一次考察隊，最終他們聲稱在一個叫巴爾古津的地方找到了裴多菲的墳墓，而其中一個傳說正好就說他葬在那裡……
——《我們經常去烏蘭巴托郊外打獵》——摘自對作家洛林茨·L·拉約什的採訪，來源：origo.hu[73]
总结
视角
1989年夏天，在企業家莫爾瓦伊·費倫茨的倡議下，由「Megamorv裴多菲委員會」組織了一次前往西伯利亞的匈牙利考察行動，[74]目的是尋找裴多菲的墓地。此次發掘工作的學術負責人是人類學家基塞伊·伊什特萬。1989年7月16日，莫爾瓦伊宣布，由他資助的考察隊在布里亞特巴爾古津村的公墓發現了裴多菲的遺骸。基塞伊表示，根據當時的文獻資料，專家在骸骨上確認了25個裴多菲體貌特徵（例如女性化骨盆、突出犬齒、膝蓋骨問題）。考古學家沃爾戈·貝洛根據法醫鑑定中認定的五項特徵吻合，宣布確認身份。[75]
1990年，經過學術界的鑑定，人類學教授福爾考什·久洛、醫學教授倫傑爾·伊姆雷、人類學教授瓦列里·帕夫洛維奇·阿列克謝耶夫，以及亞歷山大·彼得羅維奇·格羅莫夫和維克托·尼古拉耶維奇·格羅莫夫兩位法醫學教授共同認定，該具骸骨屬於一名女性。該委員會的報告被匈牙利科學院主席團以第25/1990號決議正式通過，至今仍被視為官方權威結論。
……進行鑑定的研究人員沒有找到任何證據表明裴多菲·山多爾的安葬地點應在西伯利亞的巴爾古津。同時，依據歷史資料、計量-形態學分析、考古學論證、絕對年代測定以及基因分析，確認巴爾古津的那具骸骨是女性的遺骸。
——匈牙利科學院總結報告（節選）[76]
1994年，美國武裝部隊病理學研究所和賓夕法尼亞大學對匈牙利科學院所藏骨骼樣本進行了DNA檢測，結果同樣確認該骨骼屬於一名女性。[77]
然而，「Megamorv裴多菲委員會」並未接受匈牙利科學院的官方立場，他們提議開棺檢驗裴多菲父母在阜姆路墓地的墳墓，在取樣後進行DNA檢測。2001年，他們確實獲得了掘墓許可，但時任內政部長平特·山多爾以「出於對逝者的敬重」為由撤銷了許可。[78]隨後，這些骨骼遺骸被藏入行李箱，先被秘密運往美國克利夫蘭的一家診所，之後又被轉移至西歐某國的一座修道院，因為他們擔心當局會查封並銷毀這些遺骸。[77]
根據2015年3月公布的結果，中國專家所做的DNA檢測顯示，埋葬在巴爾古津村的是裴多菲·山多爾。他們依據來自詩人現存親屬的血樣與巴爾古津7號骸骨提取的樣本進行對比分析，宣稱兩者DNA相似度達99.2%至99.9%。[77]然而，匈牙利科學院人文科學研究中心考古研究所古基因實驗室的研究人員指出，中國方面得出的結論存在明顯缺陷：樣本採集是在不受監管的條件下進行的，所使用的方法無法證明親屬關係成立，只能用於排除親屬關係。而且，從巴爾古津村骸骨中提取的DNA模式與一個包含數萬條數據的德國資料庫相比，出現了上千例相似匹配，說明中國檢測中所依據的遺傳特徵在歐洲人群中相當普遍。[79]
國家紀念與悼念事務委員會（NEKB）於2015年多次就此議題進行討論，並此前已一致決定堅持其既有立場和第29/2015號決議，繼續採信匈牙利科學院的專業意見，因此不承認Megamorv裴多菲委員會協會的主張，也不支持其相關倡議。
——布達佩斯，2015年7月15日（官方公報）——國家遺產研究院（NÖRI）就Megamorv裴多菲委員會協會「裴多菲紀念日」相關事宜發布公告。[80]
莫爾瓦伊·費倫茨宣布，裴多菲·山多爾的遺骸將於2015年7月17日在布達佩斯的阜姆路公墓安葬。[81][82]
Megamorv裴多菲委員會在這一天舉行了「裴多菲紀念日」活動，在公墓內的安葬石棺上安放了一塊紀念碑，碑文如下：
Petőfi Sándor költő, forradalmár |
裴多菲·山多爾 詩人，革命者 |
裴多菲的貢獻
总结
视角
今天我們甚至已經察覺不到，是他把民眾的語言引入了文學之中。
——伊雷什·久洛
裴多菲留給後世的詩作超過850首。按年份分布如下：1838年2首，1839年7首，1840年7首，1841年22首，1842年28首，1843年36首，1844年137首，1845年166首，1846年136首，1847年160首，1848年101首，1849年20首。這些詩作創作於68個地方（城市和鄉村），其中有22首未標明具體地名；最多是在佩斯創作（370首），其次是索爾克聖馬爾通（109首）、德布勒森（41首）、科爾托（29首）等。自1842年起，《雅典娜》雜誌發表了他的20首詩，《佩斯時尚報》發表了129首，《生活畫報》刊登了27首；1847年至1849年，《祖國》刊登了22首，《三月十五日》4首，《公報》5首，《人民之友》6首，《美文雜誌》2首。在他的詩歌創作生涯的第一個階段（1842—1846年），共有198首詩發表於各類雜誌和袖珍詩集；在第二階段（1847—1849年），有125首詩作發表。
裴多菲一次次地將自己的生活轉化為詩歌。他在全國各地的遊歷軌跡，都能從他詩作的日期中看出端倪；按時間順序排列的詩歌本身就構成了一部他的傳記，而他的生活經歷也同樣解釋了他的詩歌。他的情緒常常變化無常，這也影響了他的觀察視角，使他能在普通事物中看到詩意的一面。他的詩歌的一大特點便是直接、真誠、自然。同時，他的作品也以獨特的原創性和豐富的情感著稱。他的公開創作生涯歷時七年（1842—1849年），但真正系統地創作只有從1844年起的五年時間，在這短短的幾年裡，他的詩藝也在不斷發展與升華。
裴多菲是19世紀最重要歷史時期的詩人之一，他表達了愛國情懷、民主理想和對自由的熱愛，對整個馬扎爾民族產生了前所未有的深遠影響。在他的詩歌中，匈牙利浪漫主義達到了頂峰，但他又超越了浪漫主義，成為抒情現實主義的開創者。他的詩歌比前人更加真實，更加具有民族特色，為匈牙利抒情詩注入了新的情感源泉，開闢了新的視野。在他的詩篇中，我們既能看到兒子對父母的孝愛，也能感受到對妻子的熾烈激情，亦有對匈牙利大平原的頌揚。[84]
他不僅選取了全新的題材，還創造了全新的表達風格，這種風格既獨特個性鮮明，又通俗易懂。他是第一個最成功地將民族性與藝術性完美結合為民族藝術的詩人，後來奧洛尼·亞諾什和通保·米哈伊也追隨其後。他在抒情詩的諸多體裁中皆有卓越成就，無論是輓歌、頌歌（包括愛情頌歌和愛國頌歌）、諷刺詩還是沉思詩，但正如久洛伊·帕爾所言，他尤其創造了具有鮮明民族特色的「匈牙利之歌」。這並非民歌，而是借鑑民間詩歌的外在形式、內在精神，對其升華提煉，創造出的文學意義上的匈牙利歌曲。他的詩歌以情感轉折迅捷而著稱，但這並不破壞其抒情的整體和諧。他的抒情才華同樣體現在風俗畫式的小詩和描寫性詩歌中。
正如其個性一樣，裴多菲的詩歌也存在陰暗面。在某些地方顯得平淡、粗糙、甚至放縱無羈；他的藝術感受力也並非始終可靠，想像力有時會走向肆意泛濫。不過，他的創作生涯呈現出逐步發展的軌跡。在早期的詩作中，還可以看出弗洛斯馬提和鮑伊佐的痕跡，後來也受過一些外國詩人的影響，比如貝朗瑞、海涅、拜倫、雪萊等，但這些影響在他身上很快被內化吸收，從未淪為任何詩人的模仿者。
他的最大長處在於其道德理想主義，這種精神貫穿於他的愛國詩歌和愛情詩歌之中，從未被違背。他的語言生動、流暢，充滿民族風格；他的詩歌將民眾的口語真正融入了匈牙利文學。他還將匈牙利的民族韻律引入抒情詩，同時廣泛運用西歐的詩歌形式，使抒情詩既具有匈牙利特色，又呈現出現代國際風格。相比之下，他的敘事詩和小說則並不十分成功，因為他難以做到真正的客觀冷靜。
他的最佳敘事作品包括《勇者約翰》、《野性皮什陶》（Szilaj Pista）和《傻瓜伊什托克》（Bolond Istók）。
他的於1847年出版的詩集在1857年獲得了科學院的獎勵，該獎項由他的兒子佐爾坦代表領取。在他生前，他的作品就已經開始被翻譯成多種外語。[31]
他在匈牙利詩歌中引入了此前鮮為人知的題材：他是家庭抒情詩的開創者，在他的鄉村詩歌中，草地——匈牙利大平原得到了應有的生動描繪。
在他的早期詩作及第一本詩集中，裴多菲遵循了當時相對新穎的民間風格。1842年，埃爾代伊·亞諾什的研究首次探討了民間詩歌所蘊含的潛力，強調了民眾藝術的發現及其力量。裴多菲沿襲這一風格，開創了許多此前匈牙利詩壇未曾出現過的詩歌體裁。
裴多菲的詩歌帶來了新的聲音，他的語言擺脫了考津齊·費倫茨所倡導的「高雅風格」的束縛，放飛自我。他摒棄了神話元素和矯揉造作的委婉表達，以通俗易懂、簡潔明了的語言面向大眾，將民眾的口語引入文學之中，同時兼具當時受過教育的知識分子的詞彙風格。他的作品中首次出現了「世界自由」（világszabadság）這一詞彙。[85]相比詩歌的外在形式，他更注重思想的表達，內容的意義遠比形式的完美更為重要。[49]
他在匈牙利文學史上的地位獨一無二。他的出現終結了那種陌生感和矯揉造作，開啟了他與奧洛尼·亞諾什共同引領的現實主義和民族主義潮流。他的重要性不僅在於他的民眾性或革命性，更體現在他對同時代人的影響上——他的朋友奧洛尼、通保·米哈伊、毛達奇·伊姆雷和沃伊道·亞諾什等詩人的創作都深受其啟發。
直到19世紀末，後續的詩人世代都試圖模仿裴多菲表面上的輕鬆與簡潔，其中一些人在他生前就開始嘗試，尤其是在1850年代，但普遍未取得太大成功。在他去世後的半個多世紀裡，直到「西方派」第一代詩人（奧第·安德烈、鮑比契·米哈伊、科斯托拉尼·德熱）出現之前，裴多菲的影響在匈牙利文學中一直占據主導地位。他對後來的詩人也產生了重要影響，例如尤若夫·阿蒂拉、納吉·拉斯洛、卡尼亞迪·山多爾等人的詩歌中，都能感受到他的影響。[49][86]
裴多菲的作品之所以獨特，還在於它們不僅屬於匈牙利文學，更是世界文學的瑰寶。他的多首詩作在全世界廣為流傳，得益於大量譯本，他的詩歌已成為全人類的共同財富。他的詩歌影響力之大，以至於有些外國作家專門為了裴多菲而學習匈牙利語。[87]
性格與身體特徵
他的老師們評價裴多菲小時候是一個聰明伶俐、理解力敏捷的孩子，但也發現他有些特立獨行。索包德薩拉什的老師烏伊洛基·伊什特萬這樣描述七歲的裴多菲：「這個孩子舉止溫和，但有些倔強固執，不愛惹是生非，但也很孤僻，不喜歡和同學們來往。課間大家玩耍時，他總是一個人靠在學校的石柱旁，毫無興趣地看著夥伴們玩樂，我叫他說：『山多爾，去玩吧！』他卻回答：『我不喜歡。』」 在家裡他也是如此，躲著鄰居和街上的孩子。雖然學習成績算不上拔尖，但從未因品行問題受到嚴厲訓斥。（這段回憶發表於1881年《佩斯日報》）。[88]:68-69
他的弟弟裴多菲·伊什特萬也描述他是個性格嚴肅的孩子：「山多爾哥哥是個安靜、溫和、喜歡獨處的孩子；每當親戚來訪時，我的父母常常訓斥他，因為他總是避開他們，把自己關在房間裡，從書本中尋找樂趣。」[88]:69
他的親戚兼好友歐爾洛伊·彼得里奇·索毛在1839年這樣描繪了17歲的裴多菲：「身高中等，體態瘦削，臉色如肉桂色，頭髮硬而棕褐，烏黑的眼睛閃爍著光芒，眼白中布滿了血絲；他嘴唇腫脹，表情倔強，鬍鬚剛剛開始長出；他脖子修長，從下垂的肩膀間裸露出來，穿著與褲子同色的灰色細繩短夾克，緊緊包裹著身軀。」[11]
匈牙利文學史學家辛涅伊·約瑟夫總結道：「裴多菲對女性充滿激情，性格急躁易怒，但並不擅長追求愛情；他的體格也不適合做一個成功的求愛者。他的外貌有趣，卻不算英俊。身高中等，身形瘦削，肩膀異常寬闊；臉色偏黃褐，面容消瘦且蒼白，雙眼細小而黑亮，眉毛呈薩堤爾般的弧線；鼻子呈羅馬鼻型但稍尖，鼻根處在額頭處有一凹陷，眉毛間有兩條深皺紋；額頭開闊但不高，上方覆蓋著濃密幾乎蓬亂的黑髮，他說話或朗誦時常用右手向後撥弄頭髮。下唇比常人厚，嘴巴小巧且漂亮，但當他笑時，由於一顆突出的大門牙，整張臉顯得帶有嘲弄乃至幾乎魔鬼般的表情。上唇僅被稀疏的細鬍鬚覆蓋；下巴有類似的絡腮鬍，但兩側剃光。他的主要性格特徵是真誠，但他也渴望引人注目，他不僅希望通過詩歌產生影響，也注重外表。在當時穿著燕尾服和高頂禮帽的社會中，他另闢蹊徑，追隨一套獨特的時尚：戴著帽子，穿著讓人想起喬科奈的披風（後來演變成阿提拉式軍裝）、飾有繩結紐扣的緊身褲、流蘇短靴和帶有旋轉鶴羽毛的帽子。他常手持冰鎬，在車道上疾步前行，確保無人阻擋他的快速步伐。按照當時的習慣，他脖子上圍著長領帶，但自1845年起，他改為不系領帶，敞開襯衫領子。」[11]
根據文學史學家鮑勞巴什·阿拜爾的說法：「這個尚未成熟的年輕人如果吸引到了他人的目光，他不會試圖迴避，反而會努力去強化這種引人注目的效果。……他到處談論自己。……他不是走在人行道上，而是在街道中央行走。他總是隨身攜帶一把長矛。這並非他的天性，而是他那個時代所教會他的——那個時代不僅期待詩人寫出好詩，還期待他們有些怪癖。裴多菲確實滿足了這種期待。關於他，有許多奇怪的故事流傳。有一次，他和帕爾菲·奧爾貝特散步，走到街角時看見一輛空的手推車。詩人問：『你願意多少錢推這輛手推車穿過瓦茨街？』帕爾菲回答：『如果你坐上去，我免費推。』詩人於是坐了上去，交叉抱臂，說：『那你就推吧。』」[88]:198-199
紀念
他的紀念在匈牙利民族中受到深切的敬仰。裴多菲故居與紀念館於1880年被匈牙利作家與藝術家協會購得並加以標示。1882年10月15日，坐落於佩斯多瑙河畔的青銅雕像揭幕，該雕像由胡薩爾·阿道夫創作，其經費大部分由賴梅尼·埃德通過小提琴演奏籌得。[90]揭幕儀式上，約卡伊·莫爾發表了演講，恩德勒迪·山多爾朗誦了一首頌詩，就連以卡門·席爾瓦為筆名寫詩的羅馬尼亞王后也送來了花環。[91]自然地，奧洛尼·亞諾什也出席了佩托菲雕像的揭幕典禮。正是在這次典禮上他著了涼，隨後罹患肺炎，並於10月22日去世，追隨他的摯友一同進入不朽之列。
截至2023年，共有51所小學、7所中學、3所幼兒園、5所宿舍樓、21座文化館和圖書館、19座博物館與紀念館，以及5家電影院以佩托菲的名字命名。
在布達佩斯多瑙河上茜茜公主橋東北側，有裴多菲塑像。1956年匈牙利革命，這裡是聚會地點之一。期間組建的裴多菲俱樂部對匈牙利革命有重要影響。
2003年8月27日，北京魯迅博物館揭幕了一座裴多菲半身銅像。[92]2007年9月5日，上海魯迅公園同樣落成一座裴多菲半身塑像。[93]2025年5月23日，寧波象山落成了一座殷夫-裴多菲組合像。[94]
馬扎爾郵政曾多次發行郵票，以緬懷這位詩人。發行裴多菲題材郵票的年份包括：1919年、1923年、1947年、1948年、1949年、1950年、1952年、1971年、1972年和1998年。首枚裴多菲郵票發行於1919年，為蘇維埃共和國時期「肖像」系列中的一枚，面值45菲勒，該系列其他郵票上分別印有馬克思、恩格斯、多饒·捷爾吉和馬丁諾維奇·伊格納茨的肖像。[95]在1923年，為紀念裴多菲誕辰100周年，匈牙利王家郵政發行了一套由五枚組成的郵票系列：[96]面值10克朗的郵票上是布達佩斯的裴多菲雕像；[97]15克朗的展示的是《勇者約翰》中與龍蛇怪的戰鬥；[98]25克朗的是裴多菲的肖像；[99]40克朗的描繪了裴多菲之死；[100]50克朗的則展現他朗誦詩歌的場景。[101]
1947年，匈牙利郵政在「我們的自由英雄」系列中發行了一枚面值一福林的郵票；[102]1948年，在「詩人與作家」系列中發行了一枚面值10菲勒的航空郵票。[103]隨後在1949年，又發行了一套由三枚不同顏色組成、印有裴多菲肖像的郵票系列，面值分別為40菲勒、60菲勒和1福林。[104]1952年，郵政又推出了「1848年自由戰士」系列，共六枚，其中一枚面值30菲勒的普通郵票同樣是向裴多菲致敬。[105]
1959年，蘇聯郵政在裴多菲逝世110周年之際發行了一枚面值20戈比的郵票，票面為這位詩人的肖像。[106]1972年，匈牙利郵政為紀念裴多菲誕辰150周年，發行了一套三枚郵票的系列：面值1福林的郵票描繪的是裴多菲在皮爾沃克斯咖啡店的場景，面值2福林的是他的肖像，面值3福林的則描繪他在戰場上的英姿。[107]1998年，為紀念1848年革命和自由戰爭150周年，匈牙利郵政發行了一套由三枚組成的系列郵票，統一面值為23福林，分別印有裴多菲、坦契奇·米哈伊和科蘇特的肖像。[108]
家譜
| 裴多菲·伊什特萬 (1791–1849) | 赫魯茲·瑪麗亞 (1791–1849) | 霍瓦特·伊什特萬 (1784–1846) | 塞派希·卡羅利娜 | 森德賴伊·伊格納茨 (1800–1895) | 加洛維奇·安娜 (1805–1849) | ||||||||||||||||||||||||||||||||||||||||||||||||||||||||
| 裴多菲·伊什特萬 (1825–1880) | 裴多菲·山多爾 (1823–1849) | 森德賴伊·尤利婭 (1828–1868) | 老霍瓦特·阿爾帕德 (1820–1894) | 森德賴伊·久洛 (?–1850) | 森德賴伊·瑪麗亞 (1838–1866) | 久洛伊·帕爾 (1826–1909) | |||||||||||||||||||||||||||||||||||||||||||||||||||||||
| 裴多菲·佐爾坦 (1848–1870) | 霍瓦特·阿蒂拉 (1851–1873) | 小霍瓦特·阿爾帕德
(1855–1887) | 霍瓦特·維奧拉 (1857) | 霍瓦特·伊洛娜 (1859–1945) | |||||||||||||||||||||||||||||||||||||||||||||||||||||||||
| 久洛伊·阿蘭卡 (1859–1915) | 久洛伊·卡爾曼 (1861–1897) | 久洛伊·毛爾吉特 (1862–1885) | |||||||||||||||||||||||||||||||||||||||||||||||||||||||||||
注釋
引用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