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元洪旧居 - Wikiwand

歷史

該宅院南到東廠胡同，北到翠花胡同，東到王府井大街。此地明朝時為宦官控制的的特務機構「東廠」，其南現為東廠胡同^[1]。清朝時，該院落曾作為明史館。該院落是清朝鑲白旗駐地^[2]。清朝咸豐、同治年間，兩廣總督、大學士瑞麟在此興建房屋及園林，命名為「餘園」。據記載，當時園內「河流甚長，草木尤佳」，園中的假山上有兩塊立石，分別刻有「崖半亭高」和「嶺崎磊落」^[1]。靠東圍牆還依地勢開鑿了一條月牙河。繼瑞麟之後，榮祿遷入該宅院。榮祿在北京的住宅除了今東城區交道口菊兒胡同3號、5號和壽比胡同6號外，此處是榮祿的另一舊居。據說榮祿遷居此處後，對宅院進行了改造，且安裝了電燈，當時除了皇宮之外，這座宅院可說是全北京城內第一個裝上電燈的住宅^[3]。

繼榮祿之後，袁世凱為了拉攏黎元洪，乃以十萬銀元買下了榮祿宅的東半部送給黎元洪^[3]。該宅遂於1912年之後成為中華民國副總統黎元洪的住宅。1916年袁世凱逝世後，黎元洪繼任中華民國大總統，仍居住於此宅，當時還圈定了中華民國大總統府界，建造了西式的圍牆，並且在王府井大街上開門，如今北側院牆的根基處尚存一塊刻石，刻有「黎大德堂界址」^[1]。張勳復辟時，黎元洪被逐出北京。1922年，黎元洪再度出任大總統時，仍在該宅居住^[3]。實際上，當時該宅的正門設在東廠胡同北側，門牌號為「東廠胡同壹號」及「東廠胡同叄號」^[4]。

1928年黎元洪逝世後，此宅售予由日本退還庚子賠款而成立的「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且在院內興建了一座日本式的三層圖書館^[1]。抗日戰爭勝利後，該宅成為傅斯年擔任所長的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的所在地，國立北京大學校長胡適也曾在此居住。「東方文化事業總委員會」和胡適的大批藏書都留在該宅^[2]。

1950年代後，此宅為中國科學院圖書館和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使用。范文瀾、湯用彤、梁思永、張政烺、鄧廣銘、季羨林等人先後在此居住。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初，黎元洪宅院西部被拆除，原址興建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歷史研究所大樓。1980年代，又興建了六七棟研究所職工宿舍樓。小橋流水及戲樓亭閣等建築大部分被毀。2000年代初，坐落在該宅院舊址東部的中國科學院圖書館被拆除，興建了社科博源賓館和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大樓。如今，此宅的殘存部分為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使用^[1]^[2]^[5]。

對此宅的保護一直非常薄弱，此宅長期未被列為文物加以保護^[6]。2012年，此宅以「黎元洪舊居」之名被列為北京市東城區普查登記文物，時代為民國^[7]。

黎元洪舊居院牆東北角。其北原為翠花胡同東口
黎元洪舊居東牆，位於東大門北側，2015年拆除
黎元洪舊居東大門，2015年拆除
黎元洪舊居東牆，位於社科博源賓館東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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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築

如今，此宅的原有建築所剩很少。21世紀初，普查登記文物黎元洪舊居內圖書樓被拆毀^[8]。至21世紀初，大門的南北兩側分別留有一座小式硬山筒瓦建築。院內靠南側的假山上有一勾連搭式台軒，面闊三間，進深三間，其北殘存一小段爬山廊。假山西北處是一座七檁帶前廊硬山合瓦式建築。再向南為一座七檁帶前後廊硬山筒瓦建築，面闊三間，東側帶有一間五檁小式硬山合瓦耳房^[1]。後來這些殘存建築進一步被拆除。到2016年初，僅存很少的幾處建築。

社科博苑賓館西北側殘存建築：社科博苑賓館北側開有一門，掛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牌子，在拐子型樓的連接層中間夾有一座中式小房屋，房屋門臉上掛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的牌子。與大門對望的是考古學家夏鼐的雕塑^[5]。
西邊殘存建築：從考古研究所大門向西再過一個院門，有一棟南北向的九層大樓，再向南拐，可見大樓之間夾有兩片中式老房屋。其中一個中式小平房位於社科博苑賓館和考古研究所凹形大樓的中間，有鐵柵欄圍繞。另一棟是坐北朝南約有七八間的中式小平房，位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近代史研究所和世界歷史研究所的辦公樓前^[5]。

此宅作為大總統府時，興建了高大精美的圍牆，成為如今王府井大街北段的重要街景。在社科博源賓館的興建過程中，拆除了社科博源賓館東側的大部分圍牆，僅留下正對賓館大門的一小段作為影壁牆。2015年，正在施工的嘉德藝術中心工地拆除了工地東側黎元洪舊居的大門和大部分圍牆，在將要拆除最北段（含刻有「黎大德堂界址」的石碑）時被叫停。2016年1月，九三學社北京市委在北京市兩會時提出並關注了該事件^[9]。

被社科博源賓館包圍的建築
翠花胡同南側的建築
東廠胡同北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大門內西側的建築
東廠胡同北側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大門，可見大門內東北側建築
東廠北巷東側小區以東的建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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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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