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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四事件中的江西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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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春夏之交,中華人民共和國爆發全國性抗議運動,史稱六四事件或八九民運,中國官方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風波。期間江西省各地也有抗議、遊行、罷課、集會及其他政治表達行為。這些活動多由學生、工人主導,也包含市民等群體發起,乃至有體制內人士參與,與全國範圍內的抗議相呼應。其中最大的示威發生在首府南昌,此外上饒、萍鄉、贛州、撫州、九江、吉安、景德鎮、宜春、新余、鷹潭等縣市均有不同程度參與。
南昌
胡耀邦死後,官方報告指最遲到4月24日,江西高校出現各種大小字報和標語。4月26日,江西省公安廳部署防範工作,省廳廳長參加中共江西省委成立的「制止動亂臨時指揮部」,建立總值班室,廳領導晝夜值班,並組織1500每名公安組成機動隊備勤待命[1]。4月29日晚,袁木等人同北京首都高校學生對話的電視轉播後,有學生非常不滿。江西財經學院四百餘名學生認為對話沒有解決實際問題,要上街遊行,經校領導反覆勸阻作罷,但學生亦繼續聲稱30日罷課一天[2]。
在六四運動期間其他大多數城市遊行都處於停頓狀態時,南昌學生繼續遊行到5月3日,當晚江西師範大學等4所高校先後有1400多名學生(江西師範有約200人)上街遊行[3]。5月4日晚,人民廣場集結萬餘圍觀當天遊行的群眾。當局指有人打砸過往車輛。南昌市公安局抓獲27人,並通過預審抓獲9人[1]。
5月1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靜坐絕食事件,南昌出現較大規模示威[1]。5月16日晚9時,南昌航空學院二三百名學生上街遊行;10時45分,江西師範大學有幾百名學生上街遊行[4]。
在運動期間,各高校的自治會成立了「江西高校自治聯合會」。南昌亦有人成立模仿波蘭團結工會的「南昌團結工會」、「南昌工人自治會」等組織,中共則指這些組織在5月16、17 日「鼓動大批不明真相的學生和群眾……多次衝擊省人民政府、省廣播電視廳……企圖使局勢惡化」。各地學生也成立「自治會」、「聲援團」等組織。[5]。
5月17日上午七時四十五分,南昌地區的13所大中專院校八千多名學生,先後到人民廣場和江西省政府南大門前匯集上街遊行,並散發了四十多份譴責「官倒」的油印傳單,聲援北京學生運動。當天,江西人民廣播電台、江西電視台按省當局指示播出《關於南昌市部分大專院校學生遊行》的通稿。學生對此稿不滿,遊行學生近千人衝擊兩台,要求進入台內同領導對話。江西省廣電廳、江西人民廣播電台、江西電視台負責人在大門外與學生進行交涉[6]。下午二時四十分,近3000名學生分批多次衝擊省政府。經省長吳官正、副省長張逢雨、蔣祝平等中共領導與學生對話,才陸續返校。晚六時三十分,《江西青年報》部分工作人員打著「江西青年報聲援」的橫幅參加遊行[7]。
5月18日上午七時三十分,南昌市江西大學、師範大學等26所大專院校(南昌幾乎所有高校)、13所中專學校約數萬人上街遊行,圍觀市民達50000餘人(公安局統計)。中午,遊行學生輪番衝擊江西省政府大門和江西省廣播電視廳,均被攔住。晚上,江西中醫學院、師範大學、商業學校學生上街遊行。華東交通大學150名學生在廣場靜坐,江西師大、江西大學、江西醫學院25名學生在廣場宣布絕食[8]。
官方公布指,5月16-19日的3天內全江西省有7萬多大中專學生走上街頭,幾百名新聞工作者及幹部職工參加聲援,3萬多人次衝擊江西省人民政府、省廣播電台、電視台。上百名學生、青年教師到北京聲援、串聯。全省各地公安則堅持始終不准遊行隊伍進入城市繁華商業區,不准進入黨政機關和要害部門。在公安和武警部隊合作下,成功地頂住了幾萬人在一天中對首腦要害部位的十幾次輪番衝擊,並制止衝擊鐵路、工廠,企圖中斷交通,製造停工停產的行為,疏導制止了幾十次遊行示威和其他活動。
5月19日,有超過十餘所高校和中專約數萬人再次遊行,並占領了八一大道和人民廣場。當天再次發生示威者襲擊汽車事件,有上十輛汽車遭到不同程度的襲擊。5月23日,繼續有兩千多名學生遊行。5月24日,江西大學、師範大學約600人繼續上街遊行,有的進行演講[9][10]。江西師範大學29名學生假道分宜縣,強行爬上148次列車進北京聲援, 新余市、分宜縣公安在市、縣黨政領導帶領下阻攔勸阻,使其全部下車返回南昌。
5月26日,江西師大有200多名學生打著「江西師大團結會」的旗幟上街遊行。公安局報告全省逐漸平靜[11]。27日,有學生強行乘車進京被勸阻[12]。到5月31日,江西各大院校學生基本復課。公安局報告則指注意到有些院校收到一些「從香港投寄來的反動宣傳品」,還有外省一些學生來到江西串聯[13]。
6月1日下午,來自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復旦大學、交通大學等六所院校的約兩百名江西籍學生,準備大量傳單乘火車回南昌組織串聯、鼓動、演講、遊行。江西省公安廳組織200餘名公安應對,一下火車就收繳他們的橫幅和標語,不准其結隊遊行演講,使其原定計劃不能實現。6月2日,他們打著「空校還鄉團」的橫幅上街遊行併到江西省政府靜坐。晚上,上海交大、華東師大兩名學生在江西大學發表演講,有五六百人參加。他們介紹了北京和上海情況,並鼓動學生「爭民主、爭人權」。演講後有一百多人在校園內遊行,並企圖沖占該校廣播室。江西師大有人貼出三十多份大字報,攻擊中國領導人,鼓動學生靜坐罷課。下午,江西財經學院15名學生在院內宣布絕食。6月2日,「江西省高自聯」宣布成立[14][15]。
在聽聞6月4日北京進行鎮壓後,南昌大約有4000名學生冒著大雨上遊行。遊行者手舉橫幅譴責李鵬,高呼「復仇」,發表演講鼓動所有人罷工、罷課、罷市,並搞募捐買花圈。江西財經學院有近1000名學生從八一橋外趕到市內遊行。他們一路上高唱國際歌,呼喊"為國難者報仇"的口號。不少學生戴著黑紗,掛著小白花,扛著花圈,不時向圍觀者傳遞美國之音廣播的有關北京的新聞。也有人叫「打倒共產黨」、「血債血還」、「懲辦元兇」等更激烈的口號。在人民廣場,遊行隊伍的學生,在烈士紀念碑張貼標語,放哀樂[16][17][18][19]。
6月5日,有一萬多名學生在南昌人民廣場集會,有千餘學生衝擊了7個重要的大廠和鐵路車站,企圖鼓動罷工和中止癱瘓交通。南昌高自聯宣布空校行動。2千多名學生響應「空校行動」離校。有1千多名工人和市民舉著「南昌團結工會」的橫幅在省市總工會門口示威抗議[16][20]。據《江西省大事記》,至6月15日,南昌各大高校大多數學生仍堅持罷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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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縣市
5月4日,贛州市南方冶金學院、贛南師範學院等500餘名學生遊行至市人民政府機關門口,聲援同日全國的五四大遊行。上饒市也有數千名學生上街遊行[16]。5月13日,北京天安門廣場發生靜坐絕食事件,當天全江西11個地市(含九江、撫州、吉安、新余、鷹潭、贛州、萍鄉、景德鎮、宜春、上饒)均發生較大規模的遊行示威。江西省公安廳召開全省公安處局長會議,研究對付「可能出現的更大規模動亂」的措施[1]。
5月17日,贛州、宜春等地院校的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5月18日,九江、撫州、贛州、萍鄉、景德鎮、宜春等地、市近萬人(包括一些院校的學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學生[7][16]。
萍鄉學院發起了罷課上街遊行。包括萍鄉巿先鋒中學在內的教師、高中學生,遊行五十多公里,從蘆溪縣城到萍鄉巿政府外,與各地的其他學生匯合靜坐,支持聲援北京學運。示威者人數逾千人,巿民更派水及食物支持。據親歷者回憶,「政府官員對師生較客氣」。此後中學生在當天離開,大學生繼續靜坐數天[21]。
5月17日-19日,宜春師範專科學校、宜春農業專科學校、宜春師範學校、宜春廣播電視大學、宜春財經學校等5所大中專學校的學生,成立「宜春學生聯合會」,組織宜春市區學生開始上街遊行,三次進入宜春地委、行署院內,企圖衝擊政府機關「要挾地區領導」,遊行高峰時達近三千人。宜春學生聯合會亦鼓動學生離校返鄉,傳播北京的信息,四處張貼書寫大、小字報[22][23]。5月19日,吉安市師專、吉安教育學院、吉安醫學分院等學校的學生也上街遊行聲援北京。在鷹潭,江西師大鷹潭專科班和鷹潭師範學校也有學生上街遊行[24][25]。
6月2日,有部分從上海高校回鄉的江西籍學生以「空校回鄉團」的名義到萍鄉串聯[15]。六四清場後,6月4日、5日在贛州、景德鎮、撫州有萬餘人次上街遊行。6月5日,贛州一千多名學生上街遊行,有2名學生衝進贛州行署燒了一輛警車,掀翻、砸打了四輛轎車[20]。6日,贛州市繼續出現遊行靜坐,聲援北京學生、反對北京鎮壓[26]。在空校運動影響下,有8個地市27所大專院校近2萬學生離校[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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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
6月10日,南昌市政府發出《關於取締「江西省高校自治聯合會」及「南昌團結工會」的通告》。江西公安機關逮捕來自台灣的沈義葉及其組織成員,繳獲其密寫和通訊工具收錄機。官方指沈長期以來受台灣國民黨軍事情報局駐港特務的派遣,以回鄉探親為名,與其繼父沈文輝在贛南布建「民友同盟會」組織,並多次搜集贛南地區的情況。6月13日,《南昌晚報》報道南昌公安取締了南昌團結工會,並收審了領導者熊斌鵬及骨幹分子羅敏凡[1]。官方指南昌團結工會「煽動停工停產,傳播謠言。經審查,這個非法組織的頭頭中,有曾違法犯罪,受過拘役、勞教、拘留等處理的,有仇視現實社會、投靠敵特機關的,有好逸惡勞、招搖撞騙的,還有的是反對四項基本原則、極力鼓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分子」[27][28]。
6月12日,樂平縣公安抓獲參加「北京市民敢死隊」的鄧茂強。6月14日,南昌當局發出《關於取締『南昌市工人自治聯合會」的通告》。從14日至20日,南昌公安收審了南昌工自聯領頭者和骨幹分子石鋼、劉育南、羅國亮、鄧桃杏、伍國軍等11人。6月17日,撫州市公安局根據群眾舉報,收審了到華東地質學院進行反共宣傳鼓動的夫妻余清華、華艶兩人。6月20日,南昌市公安抓獲參與製造浙江省政府爲北京死難者下半旗致哀事件的民運分子崔建昌[27]。
新余市渝水區公安指在運動期間,全區先後發現查破「反動標語和傳單案」5起,其中「特大反動傳單案」1起, 已全部。北京事態平息後該區對運動期間發生的重點事件進行專題調查,共清查了10起事件[29]。根據當局統計,1989年因為八九民運,江西省內攻擊共產黨、中國政治制度和領導人的「反革命標語、傳單、信件」成倍增長,全省共發案341起,比1988年增加8.5倍。6月21日,井岡山公安局宣佈逮捕在井岡山市進行反共宣傳活動的王星林。王星林書寫「反革命標語」23張60條,分別張貼在茨坪鎮、 公共汽車站、菜市場等處和環城公路兩旁樹上,電線桿上,並向解放軍總政治部負責人投寄信件對北京流血清場表示極端不滿[1]。
中共於北京鎮壓後公布指至6月25日,全贛共取締了5個「跨學校的和社會上的非法組織」,收容審查28名「頭頭、骨幹」,包括橫跨全省的江西高校自治聯合會,促使27名領導者和骨幹到公安機關登記,解散了14個學校的校內自治會,155名領導者和骨幹向學校保衛組織作了登記,抓獲「反革命暴亂分子和打砸搶、反革命宣傳煽動的犯罪分子」148名[1]。6月底,萍鄉巿數百教師被要求參加會議,表態支持政府。部分參與領導遊行的教師受到處分,例如被學校開除職位、下放農場、獲調配到山區任教等[21]。
7月13-15日,贛州全市政法部門參加全國統一行動,「對非法組織的活動情況和參與打砸活動的人員進行調查,收審非法組織頭目、打砸骨幹分子、煽動群眾鬧事者」[8][26]。7月18日,五名示威參與者被南昌市東湖區法院一審判決,其中李年斌有期徒刑4年,許春生、萬勇、萬國平3年,王忠壽2年。官方指其「利用學潮製造動亂,搞打、砸、搶、燒」[27]。
六四之後,南昌市灣里區一中教師馮一兵在課堂公開向學生詛咒中國領導人,傳遞反政府思想。民運支持者張曉新在新余市內張貼《告市民書》和《悼英靈》大字報計150餘份要「討還血債」,被當局以「反動大字報案」破獲。9月16日,銅鼓縣鍾慶元書寫反政府傳單,策劃成立「民主自由黨」組織。鍾亦在6月書寫題為《我以農民身份向你們提出緊急呼籲》文章,分別投寄中央人民廣播電台、北京軍區司令部、遼寧青年報社。7月至9月間,又起草了題為《中國必須在這一時期改變自己的命運:1989年9月民主公報》《全國人民團結起來,為改變我國的未來而努力:1989年9月全民通告》和《關於「民主自由黨」的入黨要求和退黨情況在此作點簡單說明》等反政府傳單並油印700餘份,呼籲「推翻中國共產黨的獨裁統治」,建立「中國人民民主共和國」。相關人士均遭到當局相應的處理[1]。
7月19日,全省「制止動亂、維護安定表彰大會」在南昌召開。江西省長吳官正在會上講話。「南昌市公安局制止動亂指揮部」等4個單位立集體二等功,省廳公安總值班室等13個單位立集體三等功,南昌市公安局調研室等16個單位被評為「制止動亂、維護安定先進集體」[27]。
在六四事件之後,江西民運人士余有生、王才聖、陳保健及另七名成員,潛往湖南、江西兩省邊境成立「鐵道游擊隊」地下反共組織,經常劫取浙贛鐵路火車上之物資,將之分給附近居民,並留下署名「鐵道游擊隊」的反共傳單[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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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部連結
另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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