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国两制 - Wikiwand
For faster navigation, this Iframe is preloading the Wikiwand page for 一国两制.

一国两制

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中华人民共和国
自治组织

一国两制意指“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指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可以暂时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香港回归澳门回归之后实施“一国两制”及享有高度自治之理念。一国两制是中国时任最高领导人邓小平在1980年代为实现统一目标所提出之宪法原则。最早是为了解决海峡两岸关系,后来适用于过去分别为英国和葡萄牙殖民地香港澳门[1]。在一国两制方针中,香港、澳门得以保留资本主义经济和社会政治制度,而内地其他地区则继续实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港、澳可继续拥有自己的政治制度、法律体系、经济政策、金融事务、管治制度以及对外关系50年[1]。 “一国两制”,具体到香港,是指主权移交后的制度安排,原则框架;邓小平说50年不变,即在此期间香港保留原来资本主义经济制度、政治制度、金融体系、法律体系和对外关系;作为“特别行政区”,香港有自己的“微型宪法”,《基本法[2]中国政府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规定,能够在国家有其必要时设立特别行政区,并且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将会根据具体情况,制定特区自治区域内施行之法律规定;而为此所个别制定之《基本法》,则作为特区最高法律,并且作为特区地方性法律之基础以实行高度自治[1]。“一国两制”方针和特别行政区之概念是因应香港和澳门之特殊历史和现实情况而设计,目的是在促进国家统一之同时,维持港澳之繁荣和稳定[3]:13

学界认为西藏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所签订的《和平解放西藏十七条协定》是北京地方自治精神的初尝试,并形容和平协定是一国两制的滥觞[4][5]

最早是为了改变中华民国政府撤退至台湾后的海峡两岸关系,第三任总统蒋经国则以一国良制(One China, Better System)回应邓小平[6]。2014年,受到行政院大陆委员会委托的民意调查则指出10%和1.1%的台湾民众选择“维持现状后统一”和“尽速统一”,而17.6%以及4.7%选择支持“维持现状后独立”和“尽速独立”,而广义上选择维持现状的人数比率则占88.6%[7]。2014年9月6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会见台湾新党主席郁慕明及新同盟会长许历农时表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不是主权与领土的再造”,并且表示会充分考虑现实情况后具体实现之。对此,时任行政院院长江宜桦重申拒绝一国两制的立场[8],朝野政党也表示无法接受[9]。2019年,总统蔡英文召开记者会回应,台湾绝不接受一国两制,绝大多数台湾民意也坚决反对[10]

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谈话中将一国两制推到核心;他提到,台湾若接受一国两制,可以在经济上继续分享中国发展的红利,台湾民众的财产以及宗教等自由会受到保障,并能在世界上获得尊重;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梁云祥接受香港有线电视新闻台访问时则表示,武统最大阻碍是美国,但是和平统一最大阻力,是现在台湾很难接受中国大陆现时的“管理制度”和“价值观”[11]。习近平谈话提到台湾民生经济出路是依恃中国经济发展,也提醒自蔡英文上任台湾地区领导人以来,台湾与中国大陆的经贸往来所面临的难题[11]。北京方面,习近平至香港中联办,都一再重申“一国两制”承诺;香港末任总督彭定康在回忆录《First Confession》出版发行时对英国媒体称,总体而言,北京遵守在香港回归时对英国和香港之承诺,但最近几年,尤其是习近平自2012年出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后,“越来越多迹象表明北京在收紧对香港的管控和钳制”,逐渐变成“一国一制[2]

自2012年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为首的中共第五代领导集体上台以后,“一国两制”之表述都讲两句话,比如:“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维护香港、澳门长期繁荣稳定”(中共十八大);“依法行使中央权力,依法保障高度自治”(中共十八大四中全会);“必须把维护中央对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全面管治权和保障特别行政区高度自治权有机结合起来”(中共十九大[12]

历史

两岸分治

1949年12月7日,于国共内战中不断战败的中华民国政府正式由成都市迁往台北市,并继续统治台湾澎湖群岛、部分福建省离岛(金门马祖)、东沙群岛太平岛等地区,而刚由中国共产党成立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初期决定采取“武力解放台湾”方针[13]。1949年后中国不能很快实现统一,主要原因是意识形态[14]:3。直到195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上已经控制中国大陆大部分地区后,中华民国则仅能控制台湾地区以及剩余部分岛屿。然而这时双方政府皆照着各自宪法条文声称自己为“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此后双方到1960年代末期前仍然发生多次小规模冲突,不过先前获得优势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在美国派第七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美军驻台后,始终未能成功取得台湾和其周边岛屿。而这时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中华民国政府仍然被联合国认可为中国合法政府并保有中国代表权,同时继续担任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

之后中华民国政府长期认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是非法叛乱组织,认为自身仍然拥有中国大陆的主权,并且中华人民共和国不能取代中华民国所代表的中国席次。不过相对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49年成立后也不承认中华民国政府,声称其已被消灭,并且坚持台湾地区为自身领土的一部分。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与西藏签署《十七条协议》,承诺保留西藏制度,一国两制之概念在西藏实行,最终实施了8年[15]。1956年,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提出“和平解放台湾”的构想,希望透过第三次国共合作来统一台湾。1961年6月,毛泽东在与印尼总统苏加诺会谈时首次谈及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社会制度,并且提到“如果台湾归还祖国,中国就可以进联合国。如果台湾不作为一个国家,没有中央政府,它归还祖国,那么台湾的社会制度也可以留待以后谈。我们容许台湾保持原来的社会制度,等台湾人民自己来解决这个问题。”[16]

之后在1963年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将其对台政策归纳为一纲四目,其内容已经隐含后来一国两制的概念。到了1971年10月25日的联合国大会上,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国所提出“关于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合法权利之提案”获得通过,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便取代中华民国在联合国的中国代表权。而在1979年美国政府正式与中华民国政府断交,并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建立正式全面的外交关系后,大部分国家已经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为代表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虽然海峡两岸仍然继续处于政治对立并且各自统治的状态,但是后来中国大陆改革开放促使海峡两岸的经济与文化交流渐趋频繁。

对台政策

1978年10月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在会见日本文学评论家江藤淳时提到:“如果实现祖国统一,我们在台湾的政策将根据台湾的现实来处理。比如说,美国在台湾有大量的投资,日本在那里也有大量的投资,这就是现实,我们正视这个现实。”其中邓小平在最初构想中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统一后将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情况,并且继续保护外商投资。学者、前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称,在可预见未来,中国内地将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中国无意继续消灭自己国内港澳台之资本主义,也无意消灭其他国家之资本主义,无意向其他国家输出共产主义红色革命[14]:3。在相当长之历史时期内,中国之社会主义既要与内部港澳台之资本主义共存,也要与国际范围内之资本主义国家共同存在;两种制度在国内和国际都应该和平共处、共同发展、平等竞争,而不是人为拿一种制度取代另一种制度[14]:3

1978年11月14日,邓小平在结束对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国事访问并且准备途经缅甸返国时,在与缅甸总统吴奈温会谈中谈到台湾问题时表示:“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现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跟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是要统一。”学者、前中联办法律部部长王振民称,中国统一完全可以包容两种不同之社会制度、意识形态;中国不再主张把社会主义制度推行到全国,不再主张必须用社会主义来统一国家,而是主张在香港、澳门和台湾与中国实现统一后,保留原有之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中国内地主体仍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4]:4。两种制度在一个中国共同存在,共同发展,“井水不犯河水,河水也不犯井水”[14]:4

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全会公报在提及台湾问题时,首次以“台湾回到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来代替“解放台湾”的说法。

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部长徐向前也发表了关于停止自1958年起对金门县炮击的声明。在声明中表示海峡两岸应该尽快结束分裂局面,并且呼吁结束海峡两岸军事对峙局势、开放海峡两岸三通以及扩大海峡两岸关系交流等方针。在这次公开信再度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期望和平统一的态度,并且被视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针对台湾最早制定的政策内容[17]

1981年9月底,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叶剑英在向新华社记者发表的谈话中提到:“国家实现统一后,台湾可作为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并可保留军队……台湾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同外国的经济、文化关系不变。私人财产、房屋、土地、企业所有权、合法继承权和外国投资不受侵犯。”

1982年1月,邓小平更进一步表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两制是可以允许的,他们不要破坏大陆的制度,我们也不要破坏他那个制度。”

1983年6月4日,于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六届全国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全国政协主席邓颖超:“在统一的大前提下,一切问题都好商量,总会求得合情合理的解决。”

1983年6月26日,中共中央军委主席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会见美国新泽西州西东大学政治学教授杨力宇时重申[18]:“祖国统一后,台湾特别行政区可以有自己的独立性,可以实行同大陆不同的制度。司法独立,终审权不须到北京。台湾还可以有自己的军队,只是不能构成对大陆的威胁。大陆不派人驻台,不仅军队不去,行政人员也不去。台湾的党、政、军等系统,都由台湾自己来管。中央政府还要给台湾留出名额。”[19]:30此次会谈要点归纳为邓六条,虽然邓小平为了统一,可以更改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号的论点未再宣扬。2012年,国台办在回答更改国号的问题时,仍持“只要坚持一个中国,两岸之间什么都可以谈”的论调[20]

历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对台政策的论述:
  • 1992年10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中共十四大报告中,提及“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 1997年9月1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中共十五大报告中,提及“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只要是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意见和建议,都可以提出来。”
  • 200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于中共十六大报告中,提及“在一个中国的前提下,什么问题都可以谈,……。”总结为三个可以谈
  • 2007年10月15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中共十七大报告中,提及“台湾任何政党,只要承认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什么问题都可以谈。”
  • 2012年11月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于中共十八大报告中,提及“对台湾任何政党,只要不主张台独、认同一个中国,我们都愿意同他们交往、对话、合作。”
  • 2014年10月20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中共十八届四中全会中,提及“运用法治方式巩固和深化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完善涉台法律法规,依法规范和保障两岸人民关系、推进两岸交流合作。运用法律手段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反对台独,增进维护一个中国框架的共同认知,推进祖国和平统一。”
  • 2017年10月1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于中共十九大报告中,提及“承认九二共识的历史事实,认同两岸同属一个中国,两岸双方就能开展对话,协商解决两岸同胞关心的问题,台湾任何政党和团体同大陆交往也不会存在障碍。”
  • 2019年1月2日,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中提出“‘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实现国家统一的最佳方式”,并表示“‘一国两制’在台湾的具体实现形式会充分考虑台湾现实情况,会充分吸收两岸各界意见和建议,会充分照顾到台湾同胞利益和感情。”[21]

重新提出

邓小平主张透过一国两制政策来解决制度上的差异。
邓小平主张透过一国两制政策来解决制度上的差异。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1971年10月恢复在联合国之合法席位后,于1972年3月8日(即中英两国正式建交前5天),中华人民共和国常驻联合国代表黄华致函联合国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主席,重申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问题之立场:“香港、澳门完全是属于中国主权范围内的问题,根本不属于通常的所谓‘殖民地’范畴。因此,不应列入反殖宣言中适用的殖民地地区的名单之内”[3]:5。1972年6月15日,非殖民化特别委员会通过决议,向联合国大会建议从上述之殖民地名单中删去香港和澳门;建议在1972年11月8日获得第二十七届联合国大会接受[3]:5

1982年9月,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北京,提出香港前途问题,中英双方同意就此问题展开外交谈判;谈判于1982年10月开始,在谈判期间,英方曾一度坚持“条约有效论”或主张“主权治权分开论”,但为中方坚决拒绝,最后英方终于接受“一国两制”方案,于是双方达成协议,就是两国代表在1984年9月26日草签之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该《联合声明》于同年12月19日在北京由中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正式签署[3]:5

中英两国政府在1982年就香港前途问题展开谈判时,香港社会也没有自决或独立之呼声;当时政治精英、学术界和民意领袖之意见主要有以下两种:一部分人期望香港能维持现状,延续英国之殖民管治;另一种则赞成香港回归中国并根据“一国两制”之构想实行高度自治,但同时坚持高度自治必须以民主为依归;“民主回归”之思想一方面支持“港人治港”之原则,但另一方面强调治港之港人必须由体香港人自由地、民主地选举出来[3]:138

同时英国政府还极力避免为香港现行政治体系和经济结构随着与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并,使得过去许多建设和系统都因而遭到同化或者瓦解[22][23]。对此中共中央军委主席兼中顾委主任邓小平在1984年6月22日时提到:

其中邓小平所提出的一国两制方针确保香港政府同意接受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其主权并且由中央人民政府决定外交和军事政策,进而确保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体上仍然能够掌握所有中国一级行政区;而相对地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保证香港地区和其他中国大陆地区有所差异,香港能够不同于其他省份能够维持资本主义经济制度和享有自身独立的政治和行政体系[24][25]。12月19日,邓小平会见撒切尔夫人时谈到:“我还对日本朋友说,如果开放政策在下一世纪前五十年不变,那末到了后五十年,我们同国际上的经济交往更加频繁,更加相互依赖,更不可分,开放政策就更不会变了。我还想请首相告诉国际上和香港的人士,“一国两制”除了资本主义,还有社会主义,就是中国的主体、十亿人口的地区坚定不移地实行社会主义。主体地区是十亿人口,台湾是近两千万,香港是五百五十万,这就有个十亿同两千万和五百五十万的关系问题。主体是很大的主体,社会主义是在十亿人口地区的社会主义,这是个前提,没有这个前提不行。在这个前提下,可以容许在自己身边,在小地区和小范围内实行资本主义。”[19]:102

港澳地区

1984年6月,时任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主任邓小平称:

“一国两制”之方针政策及中国政府就1997年后之香港特区作出之承诺将会写进一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作为香港之宪制性文件;经过近两年艰辛之谈判,英国政府别无选择,只有接受中方之建议;在1984年,双方终于签订中英两国《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3]:137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北京人民大会堂共同签署,中共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李先念也前往签署现场。《中英联合声明》指出是收回香港地区为全中国人民的共同愿望,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决定于1997年7月1日对于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而英国政府也必须于1997年7月1日将香港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在有关香港未来制度议题上《中英联合声明》重申将会实施一国两制原则,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会确保其社会主义制度不会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实施并且保留后者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26][27]。《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并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之规定,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3]:5。香港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的自治权,其政府由当地人组成;香港现行法律基本不变,现行社会、经济制度不变,生活方式不变,各种人权和自由将获保障;香港特别行政区保持财政独立,中央不向香港征税;香港特别行政区可以“中国香港”之名义与外国和有关国际组织保持和发展经济、文化关系及签订协定[3]:5-6

1985年4月10日,中国六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正式批准《中英联合声明》,并通过《关于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的决定》[3]:6。之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英国政府在1985年5月27日互相交换批准书,并且向联合国秘书处登记而使声明正式生效,并且取代过往签订的《南京条约》和《北京条约》效力。6月,中国人大常委会通过香港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名单,共有委员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人,香港委员23人;委员会开始工作后,成立5个专题小组;同时在香港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由180名来自香港各界之人士组成,负责香港居民与基本法起草委员会之间沟通和联系,并收集港人对《基本法》之意见[3]:7

1979年中葡两国建交时,双方曾就澳门问题达成谅解,葡方承认澳门是中国领土,双方在适当时候将通过谈判解决澳门前途问题[28]:34。1985年5月,葡国总统访华,双方同意在1986年展开关于澳门前途之谈判[3]:6。1986年6月至1987年3月谈判,1987年4月13日双方在北京签署中葡《关于澳门问题的联合声明》,规定中国政府于1999年12月20日对澳门恢复行使主权,成立澳门特别行政区[3]:6。《中葡联合声明》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赵紫阳与葡萄牙总理席尔瓦高在北京市签署,双方在1988年1月15日互相交换批准书后《中葡联合声明》正式生效。《中葡联合声明》之结构和内容与《中英联合声明》十分相似,由此可见,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香港和澳门之回归基本方针政策一致,就是成立特别行政区,实行“一国两制”,特别行政区享有高度自治权,由“港人治港”、“澳人治澳”,香港和澳门之原有法律基本不变,原有社会、经济制度和生活方式不变[3]:6。两个《联合声明》都提到,全国人大将制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就《联合声明》所载之方针政策作出规定,并在五十年内不变[3]:6

香港《基本法》之起草工作历时4年零8个月;1988年4月,《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咨询期5个月;《征求意见稿》就具争议之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列出5个不同方案,就立法会之产生办法也列出4个方案;此外,《征求意见稿》又列出部分委员对草案中其他具争议之条文之不同意见和建议;1989年2月,《基本法(草案)》公布,咨询期8个月;1990年4月4日,七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终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3]:7。1997年7月1日,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香港《基本法》正式实施[3]:7。香港正式移交给中华人民共和国,实施一国两制(英语: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29]。虽然《基本法》不是一个主权国家宪法,但它的确是“宪法性文件”,并具有宪法性文件之一些典型特征:规划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之政治体制,包括其立法、司法和行政架构之产生、权力和相互关系,又规范香港特别行政区和中央政府之关系,包括两者之间权力分配之原则;此外,它设定人权保障之制度,在《基本法》生效实施后不久,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便迅速确立以《基本法》为基础之“违宪审查”之权力(即香港法院审查和推翻违反《基本法》之香港法律之权力);《基本法》所处理之自治权范围问题、宪法性文件之解释和纠纷争议之解决之问题,以至对赋予自治权之宪法性文件之修改之限制问题等,和联邦国家宪法所处理之问题是类似,但所提供之解决问题之方案却有不同[3]:11-12

1988年4月13日,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决定成立澳门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同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起草委员会名单,委员共48人,其中内地委员26人,澳门委员22人;委员会成立5个专题小组,并在澳门成立90人之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澳门《基本法》起草工作历时4年零4个月,1991年7月,《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咨询期4个月;1992年3月,《基本法(草案)》公布,咨询期4个月;1993年3月31日,八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终于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1999年12月20日,澳门特别行政区(葡萄牙语:Região Administrativa Especial de Macau)成立,澳门《基本法》付诸实施[3]:7

政策

框架制度

此章节或其章节极大或完全地依赖于某个单一的来源。请协助补充多方面可靠来源以改善这篇条目。
当前一国两制实施地区:
香港(上图)澳门(下图)
天际100香港观景台观看香港维多利亚港之景色。
澳门南湾湖嘉乐庇总督大桥附近的夜间景色。

1978年8月12日,中共中央批转《关于港澳工作预备会议的报告》:开展港澳工作必须深入调查研究,实事求是,一切工作都要从当地实际情况出发,不能照搬照套内地的做法,要解放思想,大胆放手,多想办法,加快步伐,为实现中国四个现代化多做贡献[14]:92-93。中共同时决定成立中央港澳小组,协助中央掌管港澳工作[30]:863。实际上“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共中央就有由周恩来直接负责之港澳工作领导小组[31]:6

一国两制政策提到尽管在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并且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一部分后,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期统治的中国大陆地区仍然施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以及民主集中制。“一国两制”之法理基础是中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之《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在规划中央与特区之关系时所应用之原则主要有两条,一是国家主权原则,另外便是特别行政区之高度自治原则;前者体现“一国两制”中之“一国”,后者则反映“一国两制”中之“两制”[3]:115。根据全国人大1990年4月4日和1993年3月31日之决定,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隶属于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是其属下之工作委员会[14]:8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亦表示,经由全体会议通过的《基本法》本身有宪制性质,这也使得《基本法》又有“小宪法”之称[1]

全国人大常委会对特别行政区行使之权力:①批准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葡萄牙政府就香港、澳门问题所签订之国际协议,即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决定对香港、澳门恢复行使主权;②解释特别行政区基本法;③为特别行政区立法之权力,即增加或减少在特别行政区实施之全国性法律;④对特别行政本地立法实施备案审查,即行使违宪审查权;⑤特别行政区成立后,贯彻实施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对特别行政区行使高度自治权实施监督;⑥决定特别行政区政治体制之改革;⑦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内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之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之动乱,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14]:88

根据1982年12月10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通过之《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织法》第28条规定: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可以根据需要设立工作委员会;在特别行政区成立后,最高国家权力机关为便利行使上述有关权力,根据基本法,决定在其常设机关——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之下分别设立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14]:88。基本法委员会任务:①全国人大常委会在行使对特别行政区自行立法之监督权时,如果认为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制定之任何法律不符合基本法,在发回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前,全国人大常委会要先交基本法委员会研究,听取其意见再作决定;②全国人大常委会决定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即增减基本法附件二所列全国性法律时,要征询基本法委员会意见;③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解释基本法关于中央之条款,在案件不可上诉之终局判决前,应由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有关条款,全国人大常委会在释法前,应征询基本法委员会意见;④当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准备接受条改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议案并准备把修改议案列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之议程前,要先将该修改议案交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并提出意见[14]:89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国家主席的权力主要包括::①根据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决定,批准中国政府分别与英国、葡萄牙政府就香港、澳门问题所签订之国际协议,即中英联合声明、中葡联合声明;②根据全国人大之决定,公布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相关全国性法律;③接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述职;④根据全国人大和全国人大常委会之决定,对特别行政区行使国家元首之一般职权[14]:90

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赋予国务院的权力主要包括:①以中央政府名义与英国、葡萄牙谈判解决香港、澳门问题并签订有关协议,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②执行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之有关决定,协助制定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并可提出基本法修改议案,协助筹备特别行政区;③贯彻执行“一国两制”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④统辖特别行政区政府;⑤负责与特别行政区有关之外交事务;⑥负责特别行政区之防务,承担驻军费用;⑦依照基本法规定任命特别行政区主要官员;⑧接受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述职;⑨行政长官在特别行政区法院审理案件中遇有涉及国防、外交等国家行为之事实问题应发出证明文件,之前须取得中央人民政府之证明书;⑩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决定宣布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内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之危及国家统一或安全之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有权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14]:91-92

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设5个职能司,即秘书行政司、香港政务司、香港经济司、香港社会文化司、澳门事务司[32]:396-399;是国务院负责归口管理香港、澳门事务之办事机构,其主要职责是:①调查研究港澳地区之政治、经济、文化、社会情况,及时掌握重大动向,建议制订港澳工作之方针、政策、策略;②制订政策和措施在港澳地区贯彻执行“一国两制”方针;③研究制订中国政府恢复行使香港和澳门主权之方针、政策,负责筹备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④规划、部署香港和澳门过渡时期之各项工作;⑤做好实施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各项工作;⑥协同外交部掌管与香港、澳门有关之外事工作;⑦制订或审核港澳之法规之政策、措施,协调内地与港澳地区之关系;⑧制订内地与港澳地区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政策;⑨会同各地区、各部门做好到内地访问、工作之港澳各界人士之接待工作;⑩会同有关部门审批各地区、各部门在港澳地区设立机构;⑪承办国务院交办之其他事项[14]:93

经1999年12月28日国务院第24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自2000年1月18日起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澳门分社更改名称为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中央人民政府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根据2000年1月15日国务院去函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关于更改新华通讯社香港分社、澳门分社名称问题的通知》,中央政府驻特区联络办公室之职责有:①联系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和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②联系并协助内地有关部门管理在香港、澳门之中资机构;③促进香港、澳门与内地之间之经济、教育、科学、文化、体育等领域之交流与合作,联系香港、澳门居民对内地之意见;④处理有关涉及台湾之事务;⑤承办中央人民政府交办之其他事项[14]:95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自称不是中央人民政府所属各部门,不受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22条约束。以及认为自身有五项职责内不存在的监督权。[33]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澳门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根据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之规定,在特别行政区设立之负责处理与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有关之外交事务之机构;具体职责包括:①协调处理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参加有关国际组织和国际会议事宜,国际组织和机构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办事机构,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举办政府间国际会议;②处理有关国际公约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之适用问题,协助办理须由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与外国谈判缔结之双边协定;③协调处理外国在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设立领事机构或其他官方、半官方机构,办理有关领事业务;④承办外国国家航空器和外国军舰访问香港特别行政区等有关事宜[14]:96。根据上述职责,驻港公署下设办公室、政策研究室、国际组织部、条约法律部、领事部、新闻及公共关系部,驻澳公署下设政策研究室、综合业务部、领事部和办公室[14]:96。此外,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还设立港澳研究室,开展对香港、澳门各种问题之研究工作,为中央决策提供意见[14]:96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军事委员会领导全国武装力量;根据基本法,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特别行政区之防务;据此,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和中央军事委员会决定向特别行政区派驻军队,称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14]:96-97。为保障驻军依法履行职责,维护国家之主权、统一、领土完整和特区之安全,根据宪法和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全国人大常委会还专门制定《驻军法》;中央军事委员会要统一领导指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澳门)部队;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14]:97。中央人民政府派驻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之军队不干预特别行政区之地方事务;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14]:97

根据特区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实行司法独立,拥有独立之司法权和终审权;因此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与特别行政区之司法机关和政府法律部门之间并无隶属关系,只有司法协助之关系[14]:97。有关外交、国防等国家行为之案件依法不归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管辖,应该由内地司法机关负责;解放军驻港澳特别部队法院和检察院承担部分职责;除此之外,内地司法机关和法律监督机关不与特区发生关系[14]:97

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大、国务院要遵循一些共同之工作原则:①遵循“一国两制”、“港人治港”、“澳人治澳”和高度自治之指导方针;②严格依法办事;③吸收特别行政区参与原则;④互相尊重、互相支持、共同发展[14]:98-99

香港回归澳门回归后,基本规范之变化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①中国宪法开始在特区生效;②基本法成为特区新宪制性法律;③中央有权增减列入基本法附件三之全国性法律在香港、澳门实施;④中央有权决定特别行政区实行之政治体制等[14]:108-112

中国宪法规定之国体是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公有制;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坚持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在文化方面,宪法规定实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根据“一国两制”之方针和基本法之规定,特别行政区保持资本主义之政治经济和文化制度,不实行人民民主专政,不实行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14]:126。中国宪法没有规定迁徙自由、规定夫妇双方有实行计划生育之义务、公民有依法服兵役之义务,基本法则规定特别行政区居民有迁徙往任何地方之自由、有自愿生育之权利、没有规定依法服兵役,体现“一国两制”之原则精神[14]:126-127。基本法规定特别行政区设立一个首长即行政长官,同时是行政机构之首长,特别行政区立法、行政和司法之关系是保证司法独立,行政机关和立法机关互相制衡又互相配合[14]:127。中国一直实行单一制;特别行政区实行资本主义,享有高度自治权大于一般地方之权力,与中央之关系要由法律明文规定,设立及其所实行之制度要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决定[14]:127。中国宪法规定人民法院是国家审判机关;根据基本法,特别行政区各自保留自己之司法制度,不受内地司法制度之影响,自己拥有自己之终审法院,所有案件之终审不在最高人民法院进行,“一个国家,两种司法制度”;根据中国宪法和有关选举法之规定,中国采用直接与间接选举并用、地域代表制与职业代表制并用之制度;特别行政区之选举和选举制度则十分复杂,可以采用不同于中国内地之选举制度[14]:128-129

基本法是授权法,是中央单方面授予特区各种权力之法律;联邦制下同样之法律往往是联邦和州双方讨价还价而达成之分权协议,因此联邦制下之宪法和宪法性法律一般是分权法,即清楚界定国家机关之间职权之划分,尤其必须在国家整体与组成部分之间进行权力之划分;基本法不同于联邦制下之宪法性法律[14]:133。基本法是授权法,也是限权法;换言之,特别行政区所享有之高度自治权以基本法明确授予为限,基本法没有明确授予特别行政区享有之权力,特别行政区就没有这些权力;特区实行高度自治,不是绝对自治,无限自治,是有法律上之界限,高度自治必须有基本法上之明文依据,只有当我们在基本法中能够找到明文之规定之时,才能说什么事情属高度自治[14]:133-134

基本法规定特区高度自治权之内容和界限,而且也规定由中央行使之权力,中央能够在特区干什么事情也必须有明确之法律依据[14]:134。中央对特别行区享有之权力可以分为:①有些权力完全由中央直接行使,如防务;②有些权力归中央行使,但中央在行使这些权力时,充分吸收特别行政区之参与,如中央对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之任命;③有些权力归中央,但中央也授权特别行政区行,中央监督特区行使这些权力,如中央在外交事务上有全权,但同时授权特别行政区以法定之名义、方式自主处理对外经贸关系,中央对此实施监督;④有些权力归特别行政区行使,中央只行使监督权,例如立法权归特别行政区行使,中央只用备案之形式起监督作用[14]:135。有些与主权关系密切、十分重要之权力也授予特别行政区行使,例如司法终审权、发行货币权、征税权、独立之出入境管制权等;中央尽管保留“剩余权力”,但是特别行政区将来还可以取得中央授予之其他职权[14]:135-136

基本法规定中央对特别行政区享有之权力主要有:①特别行政区之创制权:是其他一切权力之基础;②对特别行政区之立法管治权;③特别行政区政权之组织权;④宣布非常状态权:当全国进入战争状态或因特别行政区发生特别行政区政府不能控制之危及国家统一和安全之动乱而决定特别行政区进入紧急状态,中央人民政府可发布命令将有关全国性法律在特别行政区实施;⑤外交事务权;⑥防务权[14]:145-149

根据基本法,特别行政区可以自行决定:①行政管理权;②立法权;③独立之司法权和终审权;④特别行政区自行处理有关对外事务之权力;⑤特别行政区参与管理全国性事务之权利;⑥接受中央授予“其他权力”之权力;⑦特别行政区对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之责任[14]:149-153。“一国两制”之下特别行政区之自治权是高度和广泛,不但远远超越中国之其他地方行政区域(包括民族自治区),即使与联邦制国家之成员州或省比较,在很多方面也有过之而无不及[3]:18

根据基本法内容香港和澳门两个省级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自身地区事务,并且经常称作“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及“澳人治澳,高度自治”。而在和平时期绝大部分全国性法律不适用于特别行政区内,各个特别行政区因应需要自行订定法律,并且实施依照基本法规定适用于特别行政区的全国性法律。而当地特别行政区政府领导人则被称为行政长官,俗称“特别行政区首长”或简称“特区首长”、“特首”。

而过去分别为英国葡萄牙殖民地港澳地区得以继续保留其既定制度,并且在统一后至少50年内维持高度自治系统,不过特别行政区的外交军事则是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负责[34][35]。其中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宪制文件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章第五条中便提到:“香港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36][37]”在1988年6月3日,邓小平在会见“‘九七’年代的中国与世界”国际会议全体与会者时指出:[38][39][40]:82

实施情况

其中凭借著基本法使得香港与澳门分别成立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作为行政机构,以及包括作为立法机构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会澳门特别行政区立法会和作为检察机关的律政司澳门特别行政区检察院。同时作为司法机构的香港司法机构澳门特别行政区司法机关拥有独立的审判权和终审权,其中香港继续实施英国的普通法,而澳门则继续使用葡萄牙的民事法律制度[41]。虽然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澳门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会经由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选举选出,但是连同特别行政区的主要官员都必须提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任命,这意味着实际上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于主要官员人选仍然拥有决定权。

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自行处理各种内部事务,制定出入境海关政策、公共财政政策、社会治安以及引渡法规定。同时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基本法框架内得以制定订定有关该地区教育文化体育、社会福利等政策,而在特别行政区中不适用在中国大陆施行的文化产业相关法律规定[42][43]。在公众教育以及大众传播也未强制使用简化字以及现代标准汉语,其中香港地区的法定语言为中文以及英语,而澳门地区的法定语言则为中文以及葡萄牙语,而香港和澳门则以繁体中文书写、以粤语作通用语言。在经济和民生上,特别行政区按基本法规定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而不实行中国大陆地区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注 1][注 2]。同时特别行政区可以自行制订自己的流通货币和财政方针,港元澳门币分别继续作为香港与澳门的流通货币。另外基本法还提供宪法所保障的人权和自由等权利,同时基本法的条文也让《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获得宪法保障地位[44]

由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过去曾经分别被英国以及葡萄牙管治过,在这般背景下使得主要官员、政府机构乃至于法律设计上有部分相似地方,例如双方都有廉政公署审计署终审法院民政总署(港称民政事务总署)等机构,同时两个地区都不同于中国大陆地区而采行靠左行驶的方式。不过两个特别行政区在制度上也有不同处,分别包括有保留传统的政府架构[注 3]、法律体系不同[注 4]、澳门没有高等法院等[注 5]。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是以较早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为蓝本所通过的修订版本,因此香港与澳门两者的基本法在内容上有些许不同之处,不过这也避免了很多宪制法律中的问题与漏洞[注 6]

2004年3月8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王兆国说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修正案(草案)》时称:宪法修正案(草案)在宪法第十四条增加第四款“国家建立健全同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社会保障制度。”;在宪法第三十三条中增加第三款“国家尊重和保障人权。”;在宪法第五十九条第一款关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组规定中增加“特别行政区”,将这一款修改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由省、自治区、直辖市、特别行政区和军队选出的代表组成。各少数民族都应当有适当名额的代表。”[45]:31-32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2004年4月6日解释基本法附件一第七条和附件二第三条,明确政制发展之启动程序;据此,4月15日行政长官董建华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关于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是否需要修改之报告[14]:14。4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决定,批准香港特别行政区朝着更加民主化之方向修改2007年行政长官和2008年立法会产生办法;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过18个月之广泛咨询,2005年12月21日向香港立法会提出一个更加民主之政制改革方案,方案没有获行立法会通过[14]:14

2010年,香港中文大学民调显示,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有落实一国两制”的受访者跌至三成半,比例创十年新低,2015年认为有落实的只余23.5%。[46][47] 一些港人提出积极促使“一国良制”。[48][49][50][51]前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成员、已故全国政协副主席安子介也曾说过“一国两制,不如一国良制。”[52]

2014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正式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普选问题和2016年立法会产生办法的决定》,为2017年特首普选方名200人,特首候选人规定是2至3人,每名候选人更须获得提委会过半数提名,才可以成为正式候选人,门槛为原先1/8选委会委员的4倍, 同时全国人大常委会决议亦规定功能组别议席全数保留。[54]此决议激发泛民政党及争取民主的香港市民强烈不满,他们认为在此制度下,所有不获中央属意参选人,几可肯定必会被小圈子产生的提委会“筛走”,真正让全港合资格选民“普选”者只会有亲建制人士,故他们认定“8.31框架”下特首普选根本谈不上是他们主张的“真普选”。触发了占领中环雨伞运动政改方案最后被大笔数否决。

2020年3月18日外交部宣布要求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美国之音的美籍记者不得在中国包括港澳继续从事记者工作,被泛民主派外国记者会质疑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基本法》所列明自行管理的特别行政区出入境事务[53][54]同年6月30日中国人大通过《港区国安法》后,有人认为在有完整的国安体系后才算一国两制的开始,[来源请求]但美国为此撤销香港在商业上享有的特殊待遇。

政府权责

总部位于首都北京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中央人民政府)透过设立在香港的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保持联系,同样地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也在澳门设立驻澳门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来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进行商谈。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与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则为了能够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建立双向沟通管道,分别在北京市设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驻北京办事处澳门特别行政区驻北京办事处作为对口。而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基本法的性质使得其最终解释权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拥有,而其下还分别设立了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以及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以提供相关意见。而《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则指出,如果香港法院审理案件时需要对基本法有关中央人民政府管理事务或者是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案件判决,香港终审法院应该提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要求解释[注 7][55]

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规定,有关特别行政区的外交以及国防事务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负责[注 8][注 9]。其中在外交谈判或者是仅限国家参加的国际组织与会议可能直接影响特别行政区时,特别行政区政府可以派遣代表加入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在两个特别行政区分别派遣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驻澳门部队,而其费用则由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承担。不过在特别行政区对外事务部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则授权特别行政区政府得以依照基本法内容自行处理相关事务。其中在不限国家参与的情况时,特别行政区则可以使用“中国香港”(Hong Kong, China)和“中国澳门”(Macau, China)的名义参与国际组织、国际事务与体育竞赛[56]。例如香港特别行政区和澳门特别行政区便由于作为独立的经济实体而同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会员,同时香港也是亚太经济合作会议的经济体成员之一,不过澳门在亚洲太平洋经济合作会议中则没有决策权[57]

扩展

本章节带有过多宣传主题的主观意见的字眼而缺乏与之平衡的真实资料。请移除或替代主观意见之字眼,并加入有事实的根据以强调其重要性。

香港展望

此章节的中立性有争议。加上此模板的编辑者需在讨论页说明此章节中立性有争议的原因,以便让各编辑者讨论和改善。

香港大学法律学院陈氏基金宪法学教授、全国人大常委会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陈弘毅认为,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一国两制”之框架下,中国之主体实行社会主义,在港澳极小之地域容许资本主义制度继续存在,不但有利于当地之繁荣安定,还有利中国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3]:14。事实证明,“一国两制”、“港人治港”并非轻而易举,香港人面对过重大考验、严峻挑战[3]:78。在特别行政区历史里,在《基本法》实施过程中,出现过不少风雨、不少社会上之大论争以至关于“一国两制”以及香港之“高度自治”之被背弃之指控[3]:78。香港回归中国后“一国两制”之实践乃建基于《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基本法》是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而制定,既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作为“直辖于中央人民政府”之“一个享有高度自治权的地方行政区域”)与中国中央权力机关之关系,又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内部之政治体制、法制、人权保障,以至社会、经济等制度和政策[3]:78-79。“一国两制”之实践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基本法》之实施是否顺利[3]:79。但愿中国人能从“一国两制”下香港之法治实践中吸取法治和宪政之资源,但愿中国之法治和宪政事业蒸蒸日上[3]:92。香港特别行政虽然不是一个国家,但是在“一国两制”之理论框架和《基本法》之制度设计下,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其高度自治之政治体制,体制中有行政、立法和司法等机关[3]:93。一种想法是,香港应重视“两制”多于“一国”,要防止来自内地之“干预”,要避免内地和香港“两制”之模糊化,要尽量减少内地对香港之影响,要抗拒内地同化香港;此心态不但是“大香港主义”,现在看来,更是绝对过时,因为和1980年代初期(“一国两制”构思形成那时)比较,中国大陆已经面目全非,其进步一日千里,有目共睹,而港英政府在过渡期则沉迷于政制改革和满足于泡沫经济,并没有为香港经济在21世纪之发展未雨绸缪,奠下稳固之基石[3]:173-174

2017年,清华大学法学院院长、清华大学港澳研究中心主任、前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委员王振民发表《“一国两制”与基本法:历史、现实与未来》结语〈香港为什么依然重要?〉,认为讨论关于“一国两制”和香港问题,有两种错误:一是有人认为现在全国开放,“一国两制”运行起来成本高,还不如让香港与内地特别是深圳完全融合,变回“一国一制”;二是一些极端人士认为,20年来“一国两制”不成功,中央不断“干预”香港“内部”,特别是不给“真普选”,香港干脆“独立”、重回“两国两制”[14]:322。王认为主张“一国一制”没弄清“一国两制”精神实质和战略考虑,没看到保持“两制”不变也是国家发展战略需要[14]:322。中国缺少可以讲英文、可以双语工作城市,香港应该保持英语特色;因此坚持“一国两制”不改变、不动摇,确保在香港实践不走样、不变形,继续贯彻实施,严格依基本法办事,是对香港和中国最佳选择[14]:322-323。中国不允许香港“独立”、“内地化”,“一国两制”是必须长期坚持之国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重要部分[14]:323。由于西方国家新中国封锁,在相当长历史时期,香港几乎是中国与外界联系之唯一窗口;西方人通过香港认识中国,中国内地人通过香港认识西方[14]:323。“香港经验”仍是中国内地市场经济改革和现代化建设之重要参照;香港是华人社会,拥有完善市场经济体制和法治[14]:323-324。尽管中国在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和现代化建设取得很大进步,但在法治和政府管理体制与发达经济体有很大差距;香港作为特别行政区有包括上海之其他地方无法代替之作用[14]:324。王认为香港无论过去或将来,仍扮演中国与世界“超级联络人”,前港督卫奕信勋爵曾说香港是“亚洲的国际都会”(Asia's World City),王认为香港首先是中国的世界城市(China's World City),一如纽约之于美国和世界[14]:324。王认为台湾问题与香港问题不一样,但总有人拿香港来说事,来攻击“一国两制”;尽管不能说服所有台湾人接受它,但会说服更多台湾同胞接受;因此确保“一国两制”在香港成功实施,对解决台湾问题意义重大[14]:324。中国成功运用和平方式和“一国两制”的模式解决香港问题,对其他国家也是很好的参照;任何一种社会制度都是我们一部分人对自然、对历史和社会长期思考结果;我们可以不同意它,甚至可以批判它,“但是武器的批判不可以随意取代批判的武器”;“一国两制”就是不让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不同成为不和平之理由,乃至战争之借口[14]:325。“一国两制”并非仅是中国解决统一问题之方法,更是一种全新之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改革开放整个大战略之有机组成;既是处理一个国家内部不同社会制度如何共存之方针,也为处理世界上实行不同社会制度之国家之间关系提供新思维[14]:2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近代人类创造之两种主要社会制度;应当承认资本主义给人类带来高度物质文明和法治文明,使社会进步,也给人类带来各种问题;社会主义正是批判资本主义,为避免资本主义各种问题和负面效果,创造更科学合理之社会制度[14]:3。固然强调保持原有之制度不变,但如果变化朝着好方向,有利于中国和港澳台根本利益和长远利益,便符合“一国两制”精神[14]:7。中国坚决保证香港继续依法高度自治,坚决兑现各种承诺,香港坚决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香港越能够自觉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就越放心让香港高度自治,给的空间就越大;反之,越不能捍卫中国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中国对香港之高度自治和“两制”就越有戒心疑虑,自治空间就越小[14]:39。法治就是要约束人之政治任性,让政治不再随意,遵循事前确立好之制度规则,变得文明有序;后人坚守法治,能够避免前人走过之弯路,不让悲剧反复发生[14]:155。其实,英国治理香港坚守同样之宪制和法治,150多年从头到尾几乎没有什么大改变,香港才有过去之繁荣稳定;无论是香港或者全中国,都要坚守法治,坚守宪法和基本法不动摇,确保坚守同样之宪法法律,香港在中国繁荣稳定[14]:155。香港要学会正确看待中国,要对中国有正确、客观之认识:①不仅要认识中国之过去,也要认识中国之现在;②不仅要接受苦难、贫穷、落后之中国,更应该接受繁荣、富强、进步之中国;③中国虽然还有不少不足之地方,但也要看到并承认中国一直在进步;④要客观、科学认识中国之政治体制[14]:238

台湾反应

早在1981与1987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便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一国良制”以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58][59];李登辉则于1999年卸任总统前针对一国两制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同时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也继续沿用一国良制的说法并且主张中国大陆应该实现民主、自由和均富[60]。2014年太阳花学运期间,便有抗议民众提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作为主要诉求和口号,并且将香港视为遭到中国因素影响的负面教材[61]。图为太阳花学运领袖陈为廷和林飞帆(现任民进党副秘书长)。
早在1981与1987年,时任中华民国总统蒋经国便提出“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与“一国良制”以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提案[58][59]李登辉则于1999年卸任总统前针对一国两制提出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同时行政院大陆委员会也继续沿用一国良制的说法并且主张中国大陆应该实现民主、自由和均富[60]。2014年太阳花学运期间,便有抗议民众提出“今日香港,明日台湾”作为主要诉求和口号,并且将香港视为遭到中国因素影响的负面教材[61]。图为太阳花学运领袖陈为廷林飞帆(现任民进党副秘书长)。

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还向中华民国政府提出一国两制并且如同香港和澳门赋予特别行政区的地位,其中特别行政区内除了可以自行处理文化、经济、外交、国防事务以及制订国际贸易政策,并且让中华民国政府得以继续保留权力、不会解散于台湾设置的民意机关、能够参与世界贸易组织等团体和有限度保留自身军队(不会对中国大陆构成威胁)等特别规定,但是种种提议都遭到中华民国政府拒绝[62]。其主要原因在于中华民国不同于香港和澳门过去被视为英国以及葡萄牙的殖民地,除了现时仍然有15个主权国家愿意提供外交承认而将其视为主权国家外,实际上其所统治的台湾地区在政治、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都享有自主性和独立性[60]。面对这一情况,中华民国政府继续维持现状(有外交承认是中华民国的主权国家象征),而且中华民国政府在宪法上至今仍未宣告放弃大陆地区的主权。

中华民国在2000年由民主进步党执政后一度海峡两岸双方的会谈进度中止,同时陈水扁在总统任内也提出了一边一国论述。其中包含台湾内部倾向中国统一的主要政党以及许多社会舆论大都强力反对一国两制提案,并且各自提出自身观点作为回应。

根据2001年行政院大陆委员会的统计,大约80%的民众反对一国两制政策,仅有10%的民众支持该项方针[63]。其中反对中国共产党人士便曾经提出一国两府、《国家统一纲领》、一国两区邦联制联邦制等建议,而一些人士认为一国两制所提到的“一国”应为中华民国而非中华人民共和国[64][65]。不过也有少部分台湾民众公开表示支持一国两制原则,这包括有作家暨政治评论家李敖等人。当前中华民国社会民众中普遍支持继续维持现状,并且反对短期内实现中国统一或台湾独立[66]。其中随着台湾陆续推动民主化运动以及本土化运动,甚至在1990年代举办中华民国总统直接选举等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使得台湾内部支持台湾独立运动的人士比例逐渐上升,部分台湾民众也开始对于争夺中国代表权不感兴趣。在2010年12月由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所作的民意调查中指出有高达87.3%的台湾民众认为应该维持现状,而分别有6.4%以及1.2%的人士分别主张尽快宣布独立或者尽快统一[67]。而2011年时,以“您认为台湾与中国大陆哪里才是祖国”为问题进行的调查显示有89.3%的受访者选择台湾为祖国,仅有5.7%的民众选择中国大陆[68]。在2013年的TVBS民调中心电话访问民调中则指出如果海峡两岸关系只有一种选择时,则有71%的民众希望台湾能够获得独立,而仅有18%的受访者倾向与中国大陆统一[69]

另外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否认中华民国统治的台湾地区具有政治独立性的主张,多次宣称拥有台湾地区主权,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也逐渐认知到民族意义的中国尚未完全统一或分裂分治。一国两制方针至今仍然是官方政策,在胡锦涛担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曾实质停止宣传一国两制[70]。其中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新制定的《反分裂国家法》中便未提到一国两制原则,相对地其假设台湾采取中立并且不自行宣布独立。而在2005年中国国民党和平之旅之后中共开始进行海峡两岸双方交流与谈判,到了2008年中国国民党重新执政后两岸官方会谈重新展开[71],其中马英九政府在处理海峡两岸关系上决定采取“不统不独不武”的政策[72]。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则在九二共识的基础上开始与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官方交流[73],之后陆续设立两岸定期航线、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湾旅游以及双方共同签署《海峡两岸经济合作架构协议[74]。其中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始着重逐步推动经济一体化,并且进一步与中华民国方面展开经济和政治上的密切互动[70]

习近平在2012年中共十八大就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后,开始重新提起一国两制。2019年1月2日,习近平在“告台湾同胞书40周年纪念大会”宣布继续以“和平统一、一国两制”作为两岸统一大政方针,相关内容总结为习五条。6月香港反送中运动爆发后,直接冲击2020年中华民国总统选举的选情。最重要的两位参选人,蔡英文、韩国瑜均表态反对一国两制[75]。而面对另两位国民党籍参选人郭台铭朱立伦反对一国两制的表态,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发言人安峰山在6月26日仅重申“和平统一、一国两制”是中国大陆解决台湾问题的最佳方案[76]。对于台湾方面反对一国两制的风潮,大陆方面文章反呛:放弃‘两制’,等于默认‘一制’[77]。7月,解放军少将罗援撰文称,如不接受一国两制,可在武力统一或和平统一台湾后,实行“一国一制[78]”。

西藏地区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在设法和西藏噶厦进行一系列接触均无果后,1950年2月15日,中共中央西南局、西南军区暨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联合发出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79]。同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昌都战役中成功解放康区西部的昌都地区(当时属于西康省,此前在康藏战争中被西藏噶厦派兵占领)[80],歼灭藏军5700多人并且俘虏包括噶厦派来的昌都地区总管阿沛·阿旺晋美等在内的噶厦军政人员[81][82][83],最后迫使藏军向中国人民解放军投降[84][85]

1951年2月,西藏噶厦(西藏地方政府)派出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代表团前往北京与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代表李维汉等人谈判。同年5月23日,双方代表团在北京签订《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86]。其中噶厦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有对于西藏地区的主权,而中央人民政府则承诺暂时维持西藏现有的社会阶级和政治架构、共同打倒帝国主义中国国民党势力,同时承诺在前几年暂不实行民主改革,从而暂时保留了三大领主对农奴的权利,并且定明“根据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的民族政策,在中央人民政府统一领导之下,西藏人民有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的权利”、“西藏地方政府应自动进行改革”[87][88][89]。此后,在今西藏自治区的范围内,同时存在三个地方政权,即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班禅堪布会议厅(1953年改为班禅堪布会议厅委员会)、昌都地区人民解放委员会。1956年,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成立,吸收了上述三方面及中央人民政府的代表参加,此后三方面的权力逐渐向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转移。1959年藏区骚乱中,十四世达赖从西藏流亡至印度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宣布解散西藏地方政府(噶厦),由西藏自治区筹备委员会行使西藏地方政府原有职权[90][91][92][93][94]。随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才开始在西藏推行民主改革。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87]

十四世达赖喇嘛一直主张西藏自治、不追求独立,2005年他提出在大藏区按照一国两制的办法实行“高度自治”,而且自治权利应比香港、澳门更大。他表示由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针对一国两制有所规定,因此他的这项建议应该可以获得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接受,并且表示如果同意大藏区实施一国两制作法时他将会结束流亡返回西藏。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官方媒体对此反驳称,一国两制是专门为香港与澳门这类曾经遭到西方国家作为殖民地统治、实施资本主义制度的地区所施行,而西藏自从元朝开始便为中国领土的一部分,因此并不存在类似香港或者澳门地区的问题[88][95]。同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也认为西藏独立运动成员可能借由一国两制的方式,借由自治的名义方便往后推动独立[96][97]。此后达赖方面未再多提一国两制,不过他还是强调自治的理念,并多次称不会寻求独立。

评价

2020年6月,中央政府设立港版国安法后,有人在梁凌杰先生逝世一周年当日,摆放一国两制已死,法治已经在1997年失去的灯箱墓碑
2020年6月,中央政府设立港版国安法后,有人在梁凌杰先生逝世一周年当日,摆放一国两制已死,法治已经在1997年失去的灯箱墓碑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都认为,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保障下,一国两制政策已经分别成功在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实施[98][99][100]

英国政府在部分提交国会的《香港半年报告书》中均认为,一国两制原则在香港运作良好,《中英联合声明》所承诺的权利及自由也得到尊重[101][102][103],亦同时表示近年一些事件引起英国政府及国际社会对一国两制落实情况的关注,引起香港特区政府回应指其他国家不应干预香港内部事务[104][105]欧盟发表的《2012年香港年报》也认为,一国两制在香港运作良好,香港人的人权自由继续受到尊重,法治、市场经济及营商环境继续得以维持[103]。2012年,美国国会美中经济与安全审议委员会报告中,在有关香港的部分就香港一国两制的持续实施表达关注,并且重提应制定美国-香港政策法报告。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反驳称,一国两制正有效运作,报告就香港一国两制的持续实施表达的关注毫无根据[106]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在2015年9月的民意调查报告显示,对一国两制感到信任的43.3%民众低于感到不信任的50.0%民众[107],而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的信任度也回升至35.5%[108];然而有36.8%以及44.1%的香港民众分别不信任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109],同时对于香港前途的信心程度则由1997年7月的72.7%下滑至2015年9月的44.0%[110]。虽然一国两制已经在香港和澳门地区实行,但是《苹果日报》质疑一国两制实际上并没有如其所述在2047年以前给予高度自主,甚至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已经针对香港地区进行多次干涉[111][112]

香港法学学者、香港大学法律系副教授戴耀廷曾任香港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的学生代表,其对一国两制的实施曾带有批判和怀疑。他在法律系的学士论文是研究一国两制如何在台湾实施,认为在实施上要面对很多问题。一国两制本身是充满矛盾的产物,两制冲突是必然。中港两地无论经济制度、社会状况均有不少差异,要结合并不容易,戴称“当时希望有一国两制,但又不是天真到觉得一国两制无问题。”[113] 香港大学政治与公共行政学系副教授张赞贤(Peter T.Y. Cheung)说:“和1997年不同,我认为今天的一些不安来自确定性,而不是不确定性”[114]

香港政策研究所董事暨首席执行官及基本法咨委会成员冯可强对一国两制的运作模式的理解,是委员会成员都希望香港走向民主,最终实现全面普选。香港继续沿用普通法系,与中国特色大陆法系不会互相干预,“河水不犯井水……总之内地归内地、香港归香港,大家互相尊重,同时香港继续对中国经济作出贡献。”这个共识是因为当时大陆刚开始改革开放,无论法律、经济、城市管理等都比香港落后,不少官员都欲来港取经学习,中央亦很乐于接受意见,其中目标是香港能继续贡献中国的改革开放[113]。而《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有一种意见是当时香港精英认为回归已经不可避免,故在当前条件下试图在《基本法》内获取更大的本地利益,以及聚焦于民主、实现普选及保护自身经济利益,“以本地利益优先,财产权优先,民主权利发展优先”[113]。冯可强认为一国两制实施过程里,中央依据香港社会形势转变,治港方略变化可分为三阶段,即董建华第一任行政长官时期的“基本不管”,董建华下台后中央开始查找“要管”的法理依据,以及发表《“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宣布对港拥“全面管治权”[113]。冯认为一国两制下中央对港拥许多权力,最初备而不用且鲜有提及,以致被人忽略,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31条列明,“在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按照具体情况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以法律规定”,意味“根据宪法,中央有权对香港做任何事”,问题只是他是否实践这权力和有多克制[113]

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法学院副教授,全国港澳研究会理事田飞龙指出,一国两制设计的初衷是让内地学习香港,它包含着“两制”互动融合的初衷初心。国家在一国两制中的利益体现于一直强调的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主权与安全即香港不能成为反国家基地,“这是任何一个中央政府对地方政府最基本的政治忠诚要求”。发展利益则是指香港要在不同阶段,根据其自身独特优势支持国家发展,“过去是帮助国家现代化,现在则在国家主场优势下参与及融入式发展。”[113]

2006年,正值陈水扁当政时期,中华民国行政院大陆委员会提出169个案例指控中华人民共和国多次干涉香港市民自治的权利,并且严重干预司法系统以及言论自由[115]中华民国前总统李登辉陈水扁曾批评一国两制使香港民主倒退、基本人权受侵犯、产业空洞化加速以及失业率大幅提高,并且认为香港政经困境的真正症结点在于香港丧失自主性与主体性[59][116][117]

苹果日报》、《大纪元时报》等的评论认为,香港名义上虽然拥有自己的法律以及言论和表达自由,但是仍然出现打压异见人士和逐步压缩言论自由的举动[118][119],这包括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没收六四民主浮雕[120]、拒绝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主运动人士入境等等[121][122]。其中一些批评认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仍然会暗中听从在北京市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指示,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暂缓按照基本法给予香港双普选、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解释基本法等作为也常被视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试图干涉香港事务[123]。例如2003年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二十三条准备立法时,便被担忧[谁说的?]可能是为了大规模打击反对党并且破坏自主权[124]。2013年3月时,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法律委员会主任委员乔晓阳提出的“管理香港的人不能与中央对抗,不能企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论点,也引来香港部分民主派人士的批评[125]

2014年6月10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发表的《“一国两制”在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实践》白皮书中重申香港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授权,并强调“中央拥有对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全面管治权,既包括中央直接行使的权力,也包括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法实行高度自治。对于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中央具有监督权力。”[126]这引来部分香港反对派人士的批评和质疑,认为中国共产党领导高层是背弃一国两制的承诺,进而破坏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统治下香港实施民主自治的政策[127]。例如香港大学专业进修学院人文及法律学院助理教授贾廷思表示难以就“监督权力”评论。被问到有没有任何法律条文提及白皮书所谓“监督权力”,他表示若要辩论此问题,对方或会辩解《基本法》第12条暗示了有关权力,但贾认为该条文绝对没有作此表述。公民党法律界议员郭荣铿指,白皮书所谓“监督权力”之说没有明确法律基础,强调白皮书不能取代《基本法》成为宪法一部分,也不能作为解释《基本法》的文件[128]

就此问题,中国内地的一些法学专家强调,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高度自治权来源于中央授权,并非香港固有,中央与香港不是分权体制,不存在所谓“剩余权力”问题,希望香港的反对派人士理性面对中央与香港的关系[129][130]。此前有内地学者研究认为,1986年初,在《基本法》起草过程中,港方起草委员李柱铭等人提出的“剩余权力”问题,后来并没有被《基本法》承认。[131]

而对于白皮书抛出的对自治层拥有指挥权的概念,《明报》不署名评论指若中央依法直接对港行使管治权,香港与其他中国城市并无分别,而在白皮书中出现中央人民政府“向行政长官发出指令的权力”的说法,这个权力如何操作、由哪一个部门向特首发号施令未有明言,评论认为体现高度自治的特首变成受令于中央,客观上特首的管治威信势必大打折扣[132]

对中国中央政府来说,一国两制是一个整体,因此它不能仅仅对香港好,还是中国现代化、国际化整体战略方案的一部分。起草《基本法》时以保障香港法制优先,但中央保留人大释法条文(《基本法》第158条)[113]

2015年9月11日,中联办主任张晓明出席《基本法》颁布25周年研讨会时就香港政制表示,草拟基本法时的主导思想,是以特区政府作为核心的主要体制,“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张晓明于研讨会发表致谢辞说,香港于回归前及回归后,也没有实行过任何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他说,“作为领导特区政府的行政长官,他所具有的双首长身份和双负责制的责任,使得行政长官具有超然于行政、立法、司法的三个机关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处于特别行政区权力运行的核心位置,在中央政府之下,特别行政区的三权之上起着连结的枢纽作用”[133]

有关言论引发巨大争议,多位政界人士对此作出评论。9月14日,香港大律师公会发表声明,对张晓明的演讲内容的讨论表示深切关注。声明提到,基本法清晰界定了三权的关系和权责。大律师公会坚信“权力分立”的法律概念在基本法底下得到充分的落实。张晓明“超然于三个机关之上”的描述,难免被解读为行政长官“凌驾于三权之上”,引起公众忧虑,大律师公会对此深表遗憾。大律师公会又促请张晓明及律政司司长早日作出澄清,“消除香港市民以及国际社会对香港在一国两制下秉行法治的疑虑”[134]

同日,23名泛民立法会议员以泛民会议名义发表联合声明,引用基本法三项条文,说明行政长官权力受多重制衡,因此超然一说是无中生有。泛民会议表示希望张晓明能“尊重‘一国两制’及《基本法》,勿再发表损害香港核心价值的言论”,又促请梁振英“公开重申会遵守本地法律,并按基本法条文接受立法与司法的制衡”[135]。9月15日,梁振英在政府总部会见记者时,评论了张晓明的演说内容,指张晓明在演说中并无使用“凌驾”字眼,有人没在现场听而作出批评,出现断章取义或误导的情况[136][137]。9月16日,梁振英又对传媒表示行政长官地位“确实是超然”[138]。9月20日,香港律师会就张晓明的言论发表声明,重申两个基本原则:“司法独立对法治的重要”和“香港司法机构的专业及其制度健全”[139]

香港大学学生会中文期刊《学苑》副总编辑江旻谚就第五次释法后评价一国两制称“香港唯一的工具价值,只在证明‘一国两制’的历史错误”,“香港民主运动的消亡,是台湾面对的反例,证明了‘一国两制’是中国政府架构出的谎言”[140]

2020年5月末,全国人大会议通过“港区国安法”决定草案,美国总统特朗普在同月29日于白宫玫瑰园举行记者会,批评通过“港区国安法”决定草案是违背1984年《中英联合声明》确保香港自治的承诺,将“一国两制变成一国一制”,对港人、内地人、以及及全世界人民来说都是“悲剧”。[141]

2020年11月11日,全国人大会议宣布取消香港4名民主派立法会议员的议席,绕过经香港立法会及香港法院的取消资格审议程序,另外15名民主派议员表示证明一国两制已死,决定总辞,事件引起多国表态[142]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奥布赖恩于同日发表声明,他称这显示中共当局违背《中英联合声明》中所作的国际承诺,以及在《基本法》下对香港人的承诺,证明“一国两制”只是中共在香港扩大一党专政的一块“遮丑布”[143],并表明美国会继续运用《香港人权及民主法案》、《香港自治法案》及“香港正常化”行政命令下的所有权力,查明和制裁要为泯灭香港自由负责的人[144]

其他

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朝鲜语:고려민주연방공화국高麗民主聯邦共和國)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已故最高领导人金日成在1980年10月10日朝鲜劳动党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所作的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工作总结报告中提出的朝鲜半岛统一后的国名[145],以一个民族、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和两个政府为基础。[146]

金日成主张朝鲜国自主和平统一,并使用朝鲜半岛历史上第一个统一国家高丽国作为国号。

1997年8月4日,金正日发表了《切实贯彻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关于统一祖国的遗训》,将《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方案》与《统一祖国三项原则》《为统一祖国,实现全民族大团结的十大纲领》一起,定为“统一祖国的三大宪章”。[147]

2013年10月10日,朝鲜劳动党建党68周年纪念日,朝鲜劳动党官方报纸《劳动新闻》登载文章,强调联邦制度才是最光明正大的民族共同统一方案。[148]

注释

  1.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条:“香港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2. ^ 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五条:“澳门特别行政区不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和政策,保持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五十年不变。”
  3. ^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辖下分成政务司财政司律政司三司,而澳门特别行政区政府辖下则分成行政法务司经济财政司保安司社会文化司以及运输工务司五司,同时后者在职能方面仅相当于香港司长辖下的各局。
  4. ^ 香港法律制度继续实施英国的普通法英语English law,而澳门司法制度则继续沿用葡萄牙的民事法律制度
  5. ^ 一直到1999年6月30日时,葡萄牙把所有诉讼案件的终审权移交给澳门高等法院,并且改组成为澳门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
  6.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分别在1999年针对香港居留权争议、2004年针对香港政治制度改革、2005年针对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任期问题和2011年针对香港对外事务问题进行基本法解释,而澳门则是在2011年时才有关于澳门政治制度改革的基本法解释。
  7.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一百五十八条:“本法的解释权属于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关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范围内的条款自行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对本法的其他条款也可解释。但如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审理案件时需要对本法关于中央人民政府管理的事务或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关系的条款进行解释,而该条款的解释又影响到案件的判决,在对该案件作出不可上诉的终局判决前,应由香港特别行政区终审法院请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对有关条款作出解释。如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作出解释,香港特别行政区法院在引用该条款时,应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的解释为准。但在此以前作出的判决不受影响。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在对本法进行解释前,征询其所属的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委员会的意见。”
  8.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三条:“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与香港特别行政区有关的外交事务。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在香港设立机构处理外交事务。中央人民政府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依照本法自行处理有关的对外事务。”
  9. ^ 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第十四条:“中央人民政府负责管理香港特别行政区的防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负责维持香港特别行政区的社会治安。中央人民政府派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负责防务的军队不干预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地方事务。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在必要时,可向中央人民政府请求驻军协助维持社会治安和救助灾害。驻军人员除须遵守全国性的法律外,还须遵守香港特别行政区的法律。驻军费用由中央人民政府负担。”

参考文献

引用

  1. ^ 1.0 1.1 1.2 1.3 何謂一國兩制?. 香港经济日报. 2018-08-08 [2019-1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08). 
  2. ^ 2.0 2.1 香港主權移交20年 你問「一國兩制」變了嗎?. BBC. 2017-06-29 [2019-1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08). 
  3. ^ 3.00 3.01 3.02 3.03 3.04 3.05 3.06 3.07 3.08 3.09 3.10 3.11 3.12 3.13 3.14 3.15 3.16 3.17 3.18 3.19 3.20 3.21 3.22 3.23 3.24 3.25 3.26 3.27 陈弘毅. 《一國兩制下香港的法治探索(增訂版)》. 香港: 中华书局(香港). 2014. 
  4. ^ 董树藩,民国48年西藏反共抗暴后达赖喇嘛言行之研析,蒙藏委员会,第57页
  5. ^ 林照真认为一般人误以为香港的“一国两制”是出自邓小平,但一国两制实际上只是西藏〈十七条协议〉的另一种说法,换句话说,一国两治第一次实施地区应该是西藏,〈十七条协议〉才是北京地方自治精神的初尝试。林照真,最后的达赖喇嘛,时报文化,ISBN 957-13-3263-1,第328页
  6. ^ 海基会首任秘书长陈长文. 辜汪會談23週年:放下兩國論,追求一國良制. Ettoday东森新闻云. 2016-05-02 [2016-1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29). 
  7. ^ 曹伯晏. 陸委會最新民調 支持統一僅一成. 《自由时报》. 2014-03-15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17) (中文(繁体)‎). 
  8. ^ 江揆:中华民国是主权独立国家,不接受一国两制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行政院
  9. ^ 严思祺. 習近平提一國兩制 台灣朝野:無法接受. BBC中文网. 2014-09-26 [2014-09-29] (中文(繁体)‎). 
  10. ^ 快訊/蔡英文回應習近平:大國要有大國格局!絕不接受一國兩制. [2019-01-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1-06). 
  11. ^ 11.0 11.1 「一國兩制」引兩岸交鋒:沒有軟化的習近平遇上逐漸強硬的蔡英文. BBC. 2018-01-04 [2019-1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08). 
  12. ^ 萧平. 「議論風生」〈為什麼「一國兩制」要講兩句話?——「一國兩制」漫談(4)〉. 大公报 (香港: 大公报(香港)). 2020-04-09: A12. 
  13. ^ 来源: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毛泽东筹划用武力解放台湾为何没能实现?. 人民网. 原文发表日期 [2016-10-06].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3-03) (中文(中国大陆)‎). 朝鲜停战协定签署,毛泽东认为是该解决台湾问题的时候了。10月,毛泽东在中央军委会议上说:“朝鲜停战了,我们身上的担子一下轻了很多……这两年,我们那位在台湾的蒋先生趁我们抗美援朝无暇他顾之际,仗着有‘山姆大叔’撑腰,很是兴风作浪,在那里做反攻大陆的美梦哩!我们现在已经可以腾出手来了,我看该集中力量去解决台湾的问题了。” 
  14. ^ 14.00 14.01 14.02 14.03 14.04 14.05 14.06 14.07 14.08 14.09 14.10 14.11 14.12 14.13 14.14 14.15 14.16 14.17 14.18 14.19 14.20 14.21 14.22 14.23 14.24 14.25 14.26 14.27 14.28 14.29 14.30 14.31 14.32 14.33 14.34 14.35 14.36 14.37 14.38 14.39 14.40 14.41 14.42 14.43 14.44 14.45 14.46 14.47 14.48 14.49 14.50 14.51 14.52 14.53 14.54 王振民. 王振民主编, 编. 《「一國兩制」與基本法:歷史、現實與未來》. 宪法与基本法研究丛书 香港第一版. 三联书店(香港). 2017. ISBN 978-962-04-4207-0. 
  15. ^ 兩岸如何一家親?. now新闻. 2019-01-03 [2019-0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1-04). 
  16. ^ 毛澤東的「和平解放台灣」. 《台湾百科》. 中国网. [2015-10-2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5). 
  17.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全国人大常委会《告台湾同胞书》. 新华网. 1979-01-01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2-11) (中文(简体)‎). 
  18. ^ 人民网. 鄧小平中國大陸和台灣和平統一設想(1983.06.26). 华夏经纬网. 2008-12-25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23). 
  19. ^ 19.0 19.1 19.2 19.3 邓小平. 《鄧小平文選》第三卷.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3. 
  20. ^ 国台办回应两岸可以协商“国号”建议. 人民网,来源:中国网. 2012-12-26 [2019-03-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3-27) (简体中文). 
  21. ^ 《告台湾同胞书》发表40周年纪念会在京隆重举行 习近平出席纪念会并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网. 新华网_让新闻离你更近. 2019-01-02 [2019-01-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1-03) (中文). 
  22. ^ 中英雙方有關香港問題的七個文件.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中文(繁体)‎). 
  23. ^ Erik Lenhart. Realizácia politickej stratégie Teng Siao-phinga: Jedna krajina dva systémy (PDF). Slovenská politologická revue. 2006 [2014-07-23].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4-07-26) (斯洛伐克语). 
  24. ^ 人民日报》. 人民日报评论员: 中央对香港基本方针政策一以贯之. 人民网. 2014-07-04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9) (中文(简体)‎). 
  25. ^ How did the Chinese Government settle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through negotiations?.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000-11-15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英语). 
  26. ^ 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和大不列顛及北愛爾蘭聯合王國政府關於香港問題的聯合聲明.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20) (中文(繁体)‎). 
  27. ^ Joint Declaration of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ted Kingdom of Great Britain and Northern Ireland and the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on the Question of Hong Kong.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003-09-16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英语). 
  28. ^ 许崇德主编 (编). 《港澳基本法教程》.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4. 
  29.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The Basic Law of the Hong Kong Special Administrative Regio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003-06-26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英语). 
  30. ^ 李默. 《新中國大博覽》. 广州: 广东旅旅出版社. 1993. 
  31. ^ 黄文放. 《中國對香港恢復行使主權的決策歷程與執行》. 香港: 浸会大学. 1997. 
  32. ^ 国务院办公厅秘书局、中央编委办公室综合司. 《中央政府組織機構》. 北京: 中国发展出版社. 1995. 
  33. ^ 联合新闻网. 聯合新聞網:最懂你的新聞網站. 联合新闻网. 2020-04-21 [2020-04-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02) (中文(台湾)‎). 
  34. ^ 第二章: 中央和香港特別行政區的關係.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14-09-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0-27) (中文(繁体)‎). 
  35. ^ 中華人民共和國澳門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印务局. [2014-09-0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26) (中文(繁体)‎). 
  36. ^ Jing Luo. Over a Cup of Tea: An Introduction to Chinese Life and Culture. 美国朗汉(Lanham): 美国大学出版社英语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4-08-11 [2014-07-23]. ISBN 978-076182937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英语). 
  37. ^ Wong Yiu-chung.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in Crisis: Hong Kong's Transformation since the Handover. 美国朗汉(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英语Rowman & Littlefield. 2004-10-01 [2014-07-23]. ISBN 978-07391049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英语). 
  38. ^ 邓小平. 要吸收国际的经验. 著作选登 -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 - 领袖人物资料库 人民网. 1988-06-03 [2018-03-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9-14). 
  39. ^ 陈明显. 《邓小平南方谈话与中国经济社会发展》.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 2002年. 
  40. ^ 袁求实. 《香港回歸大事記1979-1997》. 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 2015年 第二版. ISBN 978-962-043-636-9. 
  41. ^ 法治.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中文(繁体)‎). 
  42. ^ 董建华. 行政長官董建華獻辭.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中文(繁体)‎). 
  43. ^ 一國兩制.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9-03-18) (中文(繁体)‎). 
  44. ^ 梁爱诗. 律政司司長致辭全文.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00-11-09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8-06-04) (中文(繁体)‎). 
  45. ^ 《「一國兩制」有關文憲》. 香港《基本法》敎育协会. 2004. ISBN 988-97873-1-8. 
  46. ^ 江素惠. 兩岸三地情:一國兩制與一國良制. 东方日报. 2010-07-04 [2019-1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08). 
  47. ^ 香港特约记者 甄树基. 回歸18年前夕民調顯示港人對一國兩制沒啥信心.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 2015-06-30 [2020-06-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3). 
  48. ^ 徐百弟(资深香港民主党员、区议员). 一國兩制及一國良制的論述. 纵览中国. 2015-10-08 [2019-1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4-08). 
  49. ^ 薛伟. 用一國良制代替一國兩制. 世界日报. 2014-06-24.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4-19). 
  50. ^ 陈长文. 一國需要良制(看香港占中). 中国时报. 2014-10-06 [2020-06-0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5-03). 
  51. ^ 江棋生. 探針:一國良制 人間正道. 香港苹果日报. 2007-07-02 [2019-1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30). 
  52. ^ 陶杰. 做人處世活教材. 苹果日报. 2016-09-06 [2019-11-1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30). 从前的香港元老安子介早就指出过:一国两制,不如一国良制。两制之中全世界都看到的坏的那一制,如果不逐步改善,反而倒退,将英国人留下的香港另一制大肆破坏,拉扯下来,渐变成一国一样的劣制,不论花多少钱灌输爱国教育,香港年轻人眼巴巴看着有钱人和梁班子高官将子女送去英美,一定不会认同中国。 
  53. ^ 內地禁美媒中港澳工作 毛孟靜:等同宣布一國兩制已死 - RTHK. news.rthk.hk. [2020-04-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08) (中文(香港)‎). 
  54. ^ 【京禁美媒在港採訪】外國記者會要求港府澄清 「如制度改變,嚴重侵蝕一國兩制」. 众新闻. [2020-04-22].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28) (中文(香港)‎). 
  55. ^ 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 一国两制研究中心.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19) (中文(繁体)‎). 
  56. ^ What are the main articles in the Basic Law concerning Hong Kong's foreign affairs?.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驻香港特别行政区特派员公署. 2000-11-15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英语). 
  57. ^ 亞太經濟合作組織(APEC). 经济局. 2014-03-05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12) (中文(繁体)‎). 
  58. ^ 台湾日报》. 李登輝、陳水扁同台發聲,粉碎親中媒體、泛藍政客的分化耳語. 《新台湾新闻周刊》. 2003-08-17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6) (中文(繁体)‎). 
  59. ^ 59.0 59.1 阿扁李登輝同台批一國兩制. BBC中文网. 2003-08-16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9) (中文(繁体)‎). 
  60. ^ 60.0 60.1 我們對一國兩制之看法.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1998-07-23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14) (中文(繁体)‎). 
  61. ^ 张洁平. 今日台湾,明日香港?. 《纽约时报》. 2014-04-22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15) (中文(简体)‎). 
  62. ^ MI A "BÉKÉS EGYESÍTÉS, EGY ORSZÁG KÉT RENDSZER" IRÁNYELV ALAPVETŐ TARTALMA?.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匈牙利大使馆. 2004-04-14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5-25) (匈牙利语). 
  63. ^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Most Taiwanese oppose Beijing formula: MAC. 行政院新闻局. 2001-07-05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7-31) (英语). 
  64. ^ 李家泉. 兩岸共創“一國兩制”的台灣模式. 中国网. 2001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2-27) (中文(繁体)‎). 
  65. ^ 澳大利亚日报》. 老鄧一國兩制 仍是對岸基調. 新浪. 2011-06-22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6) (中文(繁体)‎). 
  66. ^ 国立政治大学. 「民眾對當前兩岸關係之看法」例行性民意調查 (PDF).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2014-03-15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3-12-16) (中文(繁体)‎). 
  67. ^ 陸委會:七成以上民眾肯定兩岸制度化協商機制的有序運作.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2011-01-07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中文(繁体)‎). 
  68. ^ 2011 國情調查記者會 (PDF). 台湾智库. 2011-10-08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2-04-26) (中文(繁体)‎). 
  69. ^ 苏圣怡. 最新民調 71%民眾希望台灣獨立. 《苹果日报》. 2013-10-30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6-13) (中文(繁体)‎). 
  70. ^ 70.0 70.1 欧汉龙英语Michael E. O'Hanlon. The Risk of War Over Taiwan is Real. 《世纪报》. 2005-05-01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英语). 
  71. ^ 哈密史·麦达诺英语Hamish McDonald. Hopes grow as second Taiwan leader visits China. 布鲁金斯学会. 2005-05-13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06-05-06) (英语). 
  72. ^ 倪鸿祥. 马英九提出两岸关系新三不原则:不统不独不武. 网易. 2008-01-17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12-27) (中文(简体)‎). 
  73. ^ 高希均. 「維持現狀」是台、中、美的共同利益——台灣的最新民意. 《远见杂志》. 2010年7月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0) (中文(繁体)‎). 
  74. ^ 維持兩岸關係和平穩定發展,符合現階段雙方發展最大利益. 行政院大陆委员会. 2012-11-08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14) (中文(繁体)‎). 
  75. ^ AMY CHANG CHIEN. 香港“反送中”催化台湾社会红色恐惧.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9-08-21 [2019-09-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30) (简体中文). 
  76. ^ 徐祥丽、刘叶婷. 郭台铭称不会将“一国两制”作为选项 国台办回应. 责编:崔越、常红. 人民网. 2019-06-26 [2019-09-27].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6-27) (简体中文). 
  77. ^ 关其行. “一国两制”在香港失败?台湾没“一国两制”才失败. 责任编辑:王宁 PN240. 凤凰网,来源:中国台湾网. 2019-06-12 [2019-09-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27) (简体中文). 
  78. ^ 罗援. 罗援:“一国两制”的“一国”不容讨论. 责编:杨阳. 环球网. 2019-07-22 [2019-09-2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9-26) (简体中文). 
  79. ^ 人民网. 中共西南局、西南军区暨第二野战军进军西藏政治动员令. 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1950-02-15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9) (中文(简体)‎). 
  80. ^ 茨仁夏加.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9-10-15: 28–32. ISBN 978-0231118149 (英语). 
  81. ^ 王喆. 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 人民网. 1950-02-15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04-06) (中文(简体)‎). 
  82. ^ 邓榕. 《我的父親鄧小平》. 地球出版社. 1993年: 第573页. ISBN 978-9577141361 (中文(繁体)‎). 1950年10月,我军费时十八天,在西藏东部大门昌都发起战役,歼灭敌军五千七百余人,打开了进军西藏的大门。 
  83. ^ (3) The Local Government of Tibet Refused Peace Talks and the PLA Was Forced to Fight the Qamdo Battle. 人民网.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2-03-18) (英语). 
  84. ^ 梅尔文·戈尔斯坦英语Melvy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美国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9-04-13: 第48页至第49页 [2014-07-23]. ISBN 978-052025995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英语). 
  85. ^ Wang Jiawei和Nyima Gyaincain. The Historical Status of China's Tibet. China Intercontinental Press. 2001-01-01: 第209页 [2014-07-23]. ISBN 978-780113304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英语). The Quamdo battle thus came to a victorious end on October 24, with 114 PLA soldiers and 180 Tibetan troops killed or wounded. 
  86. ^ 1951年5月23日 西藏和平解放. 人民网. 2003-08-01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年6月9日) (中文(简体)‎). 
  87. ^ 87.0 87.1 新华网. 黑暗、残酷的旧西藏农奴制度. 网易. 2009-01-19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2-22) (中文(简体)‎). 
  88. ^ 88.0 88.1 王小彬,也谈西藏和平解放与“一国两制”,西藏研究2012年02期 互联网档案馆存档,存档日期2016-03-04.
  89. ^ Thomas Laird和14th Dalai Lama. 《西藏的故事:與達賴喇嘛談西藏歷史》. 台湾台北: 联经出版. 2008年: 第299页至第300页. ISBN 978-9570832877 (中文(繁体)‎). 
  90. ^ Chen Jian. The Tibetan Rebellion of 1959 and China’s Changing Relations with India and the Soviet Union (PDF). 哈佛冷战研究计划英语Harvard Project on Cold War Studies. 2006-08-13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 (PDF)于2011-06-08) (英语). 
  91. ^ 梅尔文·戈尔斯坦英语Melvyn Goldstein. A History of Modern Tibet, volume 2: The Calm before the Storm: 1951-1955. 美国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2009-04-13: 第54页至第55页 [2014-07-23]. ISBN 978-052025995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英语). 
  92. ^ 利·费贡英语Lee Feigon. Demystifying Tibet: Unlocking the Secrets of the Land of the Snows. 美国朗汉(Lanham): Rowman & Littlefield英语Rowman & Littlefield. 1995-11-01: 第160页至第161页. ISBN 978-1566630894 (英语). 
  93. ^ 茨仁夏加.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美国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9-10-15: 第208页. ISBN 978-0231118149 (英语). 
  94. ^ 茨仁夏加. The Dragon in the Land of Snows. 美国纽约: 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 1999-10-15: 第240页至第241页. ISBN 978-0231118149 (英语). 
  95. ^ "One country, two systems" not possible for Tibet: article. 中华人民共和国驻美国大使馆. 2005-07-28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04-14) (英语). 
  96. ^ 言正. 达赖喇嘛企图藉“真正自治”之名行变相独立之实. 中国西藏信息中心. 2007-04-23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中文(简体)‎). 
  97. ^ Yue Li. The 14th Dalai Lama’s ‘Middle Way’ ridiculous. China' Tibet Magazine.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30) (英语). 
  98. ^ 評論薈萃.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中文(繁体)‎). 
  99. ^ “一国两制”和基本法成功实施的十年. 新华网. [2017-05-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0-05-28). 
  100. ^ 一国两制成功的“范本”. 凤凰网. 2014-12-20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26). 
  101. ^ 英国政府认同“一国两制”在香港运作良好. 中国新闻网. 2011-03-25 [2017-05-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1-12). 
  102. ^ 英报告:香港一国两制落实良好 无意干涉政改. 凤凰网. 2014-02-12 [2017-05-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10-26). 
  103. ^ 103.0 103.1 英国“香港半年报告书”赞港“一国两制”运行好. 联合早报网. 2013-07-08 [2017-05-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3-15). 
  104. ^ 英國香港半年報告關注宣誓事件、釋法 港府:外國政府不應干預港內部事務. 立场新闻. 2017-02-24 [2017-05-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08-15) (中文(香港)‎). 
  105. ^ 英報告炒作李波 港促勿干預內務. 文汇报. 2016-10-13 [2017-05-0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0-18) (中文(香港)‎). 
  106. ^ ' + data.hot_list[i].nick + '. 香港政府回应美国会报告:一国两制正有效运作,腾讯,2012-11-15. News.qq.com. 2012-11-15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8-03-17). 
  107. ^ 咁整體黎講,你對一國兩制有冇信心﹖.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3) (中文(繁体)‎). 
  108. ^ 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北京中央政府及台灣政府的信任程度.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3) (中文(繁体)‎). 
  109. ^ 市民對香港特區政府、北京中央政府及台灣政府的不信任程度.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3) (中文(繁体)‎). 
  110. ^ 你對香港既前途有冇信心呢?. 香港大学民意研究计划.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3) (中文(繁体)‎). 
  111. ^ 港人不信任中央創新高. 《苹果日报》. 2012-06-20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1-13) (中文(繁体)‎). 
  112. ^ 古德明. 一國兩制和本土派(專欄作家 古德明). 《苹果日报》. 2013-06-27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19) (中文(繁体)‎). 
  113. ^ 113.0 113.1 113.2 113.3 113.4 113.5 113.6 周嘉俊. 一國兩制的前世今生 那些年法律學者這樣想像一國兩制. 01周报 深入报道. 2018-01-08 [2018-03-08] (中文(繁体)‎). 
  114. ^ 香港主權移交22年:「一國兩制」還有保障嗎?. 纽约时报中文网. 2019-07-01 [2019-11-29].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9-11-29). 
  115. ^ Tina. Chen vows to safeguard Taiwan sovereignty, rejects China overture. 亚洲新闻台. 2006-06-29 (英语). 
  116. ^ 總統參加「一國兩制下的香港」國際研討會. 中华民国总统府. 2003-08-16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4) (中文(繁体)‎). 
  117. ^ 李心怡. 扁李異口同聲 疾呼台灣人勿學香港. 《新台湾新闻周刊》. 2003-08-26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9) (中文(繁体)‎). 
  118. ^ 苹果日报》. 中文大學教授黃偉豪: 回歸四周年——一國兩制名存實亡. 《大纪元时报》. 2001-07-02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9) (中文(繁体)‎). 
  119. ^ 尼高. 政治事件法律解決 難洗政治打壓嫌疑. 《信报财经新闻》. 2010-03-22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6) (中文(繁体)‎). 
  120. ^ 六四浮雕被港府沒收 作者質疑“一國兩制”. 新唐人电视台. 2010-05-31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9-10) (中文(繁体)‎). 
  121. ^ 冼润棠. 拒民運人士入境 砸一國兩制招牌. 《大学线月刊》.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9-23) (中文(繁体)‎). 
  122. ^ 王丹:一國兩制已死. 《苹果日报》. 2011-01-28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03-19) (中文(繁体)‎). 
  123. ^ 林绮慧. 中央叫停普選引發“一國兩制”危機. 《大纪元时报》. 2004-04-30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28) (中文(繁体)‎). 
  124. ^ 陈弘毅. 陈弘毅:一国两制的法治实践:十年的回顾与反思. 爱思想. 2013-08-31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2) (中文(简体)‎). 
  125. ^ 喬曉陽言論嚴重打擊香港自治. BBC中文网. 2013-03-28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13) (中文(繁体)‎). 
  126. ^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 《“一國兩制”在香港特別行政區的實踐》白皮書. 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门户网站. 2014-06-10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2) (中文(繁体)‎). 
  127. ^ Alan Wong. Beijing’s ‘White Paper’ Sets Off a Firestorm in Hong Kong. 《纽约时报》. 2014-06-11 [2014-07-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8-08) (英语). 
  128. ^ 未有明確法律基礎 僭建中央監督權力. 《苹果日报》. 2014-06-11 [2016-08-11].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6-14) (中文(繁体)‎). 
  129. ^ 法学专家:香港不存在所谓“剩余权力”. 中国日报网. 2014-06-23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16). 
  130. ^ 张定淮. “剩余权力论”的荒谬. 中国网. 2014-06-11 [2017-05-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20-05-19). 
  131. ^ 李元起、黄若谷,论特别行政区制度下的“剩余权力”问题,北方法学2008年第2期
  132. ^ 香港沦为普通城市,对国家有什么好处? 页面存档备份,存于互联网档案馆明报 2014-06-11(繁体中文)
  133. ^ 張曉明「行政長官具有超然於行政、立法、司法三個機關之上的特殊法律地位」. 明报. 2015-09-1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8-22). 
  134. ^ 香港大律師公會就張曉明主任在九月十二日《香港特別行政區基本法》頌布25周年研討會的演講內容的聲明 (PDF). 香港大律师公会. [2015-10-10]. (原始内容 (PDF)存档于2016-03-06). 
  135. ^ 泛民會議就中聯辦主任張曉明「特首超然論」的聲明. 立法会叶建源议员办事处. [2015-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3-04). 
  136. ^ 為張曉明超然論辯解 梁振英斥外界斷章取義. AM730. 2015-09-16 [2015-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02-06). 
  137. ^ 梁振英:張曉明「香港特首超然」論遭曲解. BBC. 2015-09-15 [2015-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0-22). 
  138. ^ 香港特首梁振英:特首地位「確實是超然」. BBC. 2015-09-16 [2015-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0-22). 
  139. ^ 香港律師會的聲明. 香港律师会. [2015-10-10].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5-10-10). 
  140. ^ 江旻諺:人大釋法之後,台灣何必理會香港?. 端传媒. [2016-11-23].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6-11-23). 
  141. ^ 特朗普宣布美國將取消香港特殊待遇 「一國兩制變一國一制」. 明报. 2020-05-30 [2020-05-30]. 
  142. ^ 多國回應議員被取消資格 美國指一國兩制是中共遮醜布. 香港电台. 2020-11-12 [2020-11-12]. 
  143. ^ 白宮國安顧問:一國兩制僅「遮醜布」 美續制裁滅港自由者. 明报. 2020-11-12 [2020-11-12]. 
  144. ^ DQ泛民多國關注 澳洲外長亦已發聲. SBS. 2020-11-12 [2020-11-12]. 
  145. ^ 建立高丽民主联邦共和国的方案. Naenara. [2014-02-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7-09) (中文(简体)‎). 
  146. ^ 记者杨子岩. 韩国会接受朝鲜的统一方案吗?. 人民日报海外版. 2014年10月14日 [2017-05-18].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7年11月1日). 
  147. ^ 祖国统一政策. Naenara. [2014-02-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4-02-22) (中文(简体)‎). 
  148. ^ 朝鲜官媒:联邦制度才是最光明正大的民族统一方案. 凤凰网. 2013-10-11 [2014-02-15]. (原始内容存档于2013-10-12) (中文(简体)‎). 

来源

书籍

外部链接

参见

{{bottomLinkPreText}} {{bottomLinkText}}
一国两制
Listen to this artic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