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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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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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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乘起信论》(回译梵语Mahāyāna śraddhotpāda śāstra[1]),略称《起信论》,是大乘佛教的一部论书法性宗的提纲挈领之作,相传为马鸣菩萨依据《楞伽经》所造[2],依据真谛三藏之弟子曹毘为其所作传记,此论为真谛太清四年(公元550年)译[3]。篇幅凡一卷,是自起对汉传佛教影响很大的一部论著。

自唐代开始,出现质疑,认为此论是在中国所写作,非由马鸣所造。学者望月信亨、梁启超、欧阳竟无、吕澂等人皆主张此经是在中国创作。境野黄洋、宇井伯寿、汤用彤等人则主张是由印度传入,在中国译出。

内容

本论主要说明了于大乘佛教生起正信的理论,简单扼要地概述了如来藏唯识学派思想[4],体现了汉传佛教部分宗派所推崇的即身成就见性成佛之宗旨[5]

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因缘分”,叙述造本论的目的在于让人们正确地了解大乘佛法的根本旨意,从而通过修行脱离苦恼、证得极乐;第二部分为“立义分”,确立本论的中心论点;第三部分为“解释分”,详细阐释主题,为全论之重点所在;第四部分为“修行信心分”,着重指出通过修行鉴定大乘佛法的重要性;第五部分为“劝修利益分”,显示依据本论进行修行将带来的功德利益。

版本

本论以南朝真谛三藏的译本较为流行,译于太清四年[6](公元550年)[3],有说此真谛译本为智恺执笔于承圣三年(公元554年)[7],称为梁译;另外,唐代实叉难陀重译此论[8],称唐译。

据说玄奘大师至印度求学时,曾经将此书自汉译梵[9]。近代杨仁山居士曾经与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Richard Timothy)合作将本书合译成英文。

注疏

对本书的注疏,历代甚多,其中以隋代慧远的《大乘起信论义疏》、新罗元晓的《大乘起信论疏》、唐代贤首法藏的《起信论义记》最为重要,三书合称为《起信论三疏》。

考证

关于《大乘起信论》的著者、译者及其是否为来自印度佛教的学说,在佛教不同宗派间和学术界内,历来众说纷纭、争论不断[10]

史料记载

隋朝开皇十四年法经等著《众经目录》记载当时传说本论为真谛译,但是因为此论未见于真谛译经目录中,将它归属于疑惑部[11],此目录所记载的真谛译作除二则列为疑惑之外都记为在陈代所译[12]唐朝智昇开元释教录》称隋朝《众经目录》将《大乘起信论》列入疑惑录是错误的[13]

隋朝开皇十七年费长房著《历代三宝纪》引述了二篇真谛三藏译经目录,分属梁代与陈代,本论为梁代所译,时间为太清四年(公元550年)[3],此说为《大唐内典录》及其后的译经目录所承袭,《历代三宝纪》提及了真谛弟子曹毘所作《真谛三藏历传》。唐朝道宣续高僧传》引述了《真谛三藏历传》,其记载的真谛译经的部数及卷数,是《历代三宝纪》所引二篇目录的总和[14]

马鸣菩萨的禅观法门由姚秦鸠摩罗什传译于《坐禅三昧经》之中[15],作为譬喻师的代表人物[16],时人以马鸣、龙树先后并举[17],鸠摩罗什所传禅法甚至被称为“宣马鸣所述”[18]。隋朝净影慧远大乘起信论义疏》记载,在《心论》、《杂心论》和《成实论[19]流行之后,马鸣菩萨依据《楞伽经》造《大乘起信论》[2]

开元释教录》引用了《续高僧传》的真谛传记,在《历代三宝纪》和《大唐内典录》的基础上,对真谛梁、陈二代译经目录进行了订正[20],并补充记载《大乘起信论》为马鸣所造[21]

历代三宝纪》提及慧恺在陈代于广州笔受《摄大乘论》,《续高僧传》有智恺投奔岭南协助真谛译经等的详细记载[22]。现在流通的真谛译本前,有唐朝时附加的题为智恺所写《大乘起信论序》[23],记载此论为马鸣造真谛译,智恺执笔于承圣三年(公元554年)[7],此说与唐朝《新译大乘起信论序》有关记载相同[8],《新译大乘起信论序》记载当时法相宗据《成唯识论》而“诽毁”《大乘起信论》[24]。《开元释教录》将二序所记的承圣三年癸酉,更正为承圣二年癸酉[23]。《大乘起信论序》记载的智恺助译事迹及史地要点与古说不同,现在的学术界对此序的译经记载一般不予采信。

唐朝靖迈古今译经图纪》引用了与《历代三宝纪》类似的真谛二代译经总录,含有《大乘起信论》,但没有提及每部经的具体译出时间,提到惠恺笔受,但未指明他于何时何地所受何经[25]。唐朝法藏在《古今译经图纪》记载上基础上结合《大乘起信论序》等记载而自成一说[26]

姚秦鸠摩罗什译《马鸣菩萨传》和元魏吉迦夜译《付法藏因缘传》属譬喻因缘部类,不提及马鸣之著述,这也引发后世怀疑,《大乘起信论》并不是由马鸣所造。唐代均正著《四论玄义》,其中认为此论是由地论师所造,非由马鸣所造[27]。晚唐新罗珍嵩称《大乘起信论》依据《渐刹经》而造[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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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撰述说

日本学者中,最早提出质疑的是舟桥水哉,他在1906年著《俱舍哲学》中提出《大乘起信论》为中国撰述[29]望月信亨费时25年以上研究《大乘起信论》,他综合既往论文于1922年出版《大乘起信论之研究》,提出《历代三宝纪》的记述纯属杜撰[30],《法经录》所载则表示卓越的见识[31],本论依据了伪妄的《占察善恶业报经[32],撰述者属地论宗相州南道派,由昙遵口述昙迁笔录而成 [33]村上专精也发表论文认为,撰述者属于摄论宗,可能是隋文帝在京师召见过的九江道尼之类的人物[34],这些见解在日本兴起对《大乘起信论》作者的讨论[35]。认定此论是在汉地写成的中国学者,有梁启超欧阳竟无吕澂印顺方东美高振农等。

吕澂根据《楞伽经》魏译本与刘宋译、唐译二本之间,有些地方存在由于根本教理分歧而导致的明显差异,认为这是出自菩提流支的误解[36],而《大乘起信论》于此等处完全同于魏译本,可断定《大乘起信论》是根据魏译《楞伽经》而写作,因而此论是在中国写成,并推测其可能出自修习“一行三昧”的禅宗四祖道信宗门之中[37]

印顺法师认为,一意识论透过真谛传入中国,影响了《大乘起信论》,本论立心、意、意识三分,其中的意又分为:业识、转识、现识、智识、相续识,这与《瑜伽师地论·本地分》的五心说可能有对应关系,并与《解脱道论》的九心轮等可能也有着类似含义[38]。最早传译“一行三昧”的是扶南三藏曼陀罗仙,通过对扶南相关经论和真谛三藏所译经论的特殊要点进行的研究,加上真谛有着在扶南游化多年的背景,印顺认为本论与玄奘新译的唯识学的不同之处,可能是扶南南传大乘佛教的特色[39]

方东美认为此论是在中国写成的伪书,虽然在思想上属于《楞伽经》系统范围,但应是源自于真谛传译的《金七十论》的数论派哲学的偷天换日之作[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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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撰述说

但也有很多学者持相反看法,如前田慧云境野黄洋松本文三郎羽溪了谛常盘大定林屋友次郎铃木宗忠宇井伯寿平川彰,以及汤用彤周叔迦等人,认为没有确切证据证明本论为中国人撰述,即便不是马鸣真谛译,也应该维持此论由印度撰述传入中国翻译之隋朝古说[35]宇井伯寿在比较真谛译经的各种记录后,认为此论的确是由真谛译出,原本来自印度[41]平川彰认为《大乘起信论》中“故”字的用法,近于梵文语法,与汉语不同,等理由支持它是由印度著作汉译而成[42]

影响

本论文字流畅、条理清晰,在论藏中较为平易近人,汉传佛教中很多宗派,例如华严宗天台宗禅宗净土宗等皆受其影响,是真常唯心论的典型论著。有学者称,其“一心开二门[43]的理论指出心能从超越性及现实性的两面来生一切法,如此则较玄奘所传译的法相宗唯识学,有着更进一步的开展,能对清净法的根源有所交代[44]

新儒家人士牟宗三,则借用了“一心开二门”的构造来说明其“两层存有论”的概念,心真如门对应物自身心生灭门对应现象界,而二门最后还是归于一心[45]

注释

参阅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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