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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敬三 (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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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敬三（日语：林 敬三／はやし けいぞう Hayashi Keizō、1907年1月8日—1991年11月12日），日本政府官僚、陆上自卫队将领，亦为自卫队创立初期的高层首脑，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国防武力组建成型的过程。
此条目的主题是日本自卫队将领。关于其他同名人物，请见“林敬三”。.jp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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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敬三的职业生涯最早从1929年展开，到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之前已在内务省、内阁等行政机关有任事经验，亦曾当过县知事及管理日本皇室事务的宫内厅次长。当日本为因应朝鲜半岛局势而在二战后首度重新武装之际，他获首相吉田茂及昭和天皇赏识而转服武职，经日本政府及驻日盟军总司令部（GHQ）任命为陆上自卫队前身部队——警察预备队及保安队的指挥官，又在1954年自卫队成立后，出任首位统合幕僚会议议长（陆海空三军总参谋长）至1964年为止，官拜陆将（四星上将）[注1]。林作为文人出身的将领，在任期间所进行的工作包括重整部队组织、制定基础精神、抑制旧日军对新部队的影响，以及对外防务交流。从自卫队退休后，林敬三尚于数个社会及公共组织中活动，不仅充任日本住宅公团、日本红十字会与日本善行会等团体的会长、总裁职位，还投入行政调查、靖国神社问题等政府咨询委员会的会务，最终于1991年逝世，享寿84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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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林敬三于1907年1月8日诞生在石川县[1]（户籍东京府）[2]，为家中长男[3]，父母分别是陆军中将林弥三吉[4]和林照子（本姓石川）[1]，其姊林樱子（1903年生）为前京都府知事安藤狂四郎之妻[5][6]，两位妹妹则名叫林繁子（1910年生）和林操子（1918年生）[7]。虽然父亲身为将军，但林敬三青年时并未继承父业从戎，而是考入东京帝国大学攻读法律[2]。之后，他在1928年通过高等文官行政科考试[8]，并于1929年从东大法学部毕业[9]。
林敬三获得了东大学士学位后，即进到内务省上班，展开公务员生涯[2]，先是于1929年经委任为富山县厅所属文官，1932年及1935年则分别获得京都府社会课长、神奈川县社会课长之职[10]。1941年3月后，他加入内阁企划院工作[11]，并于1942年出任该院第一部第一课课长。1943年，林同时兼任内阁参事与法制局参事[10][8]，1944年里还陆续历任内务监察官、内务省地方局总务课长和行政课长等职务[10][12]。
1945年，林敬三担任内务大臣秘书官兼大臣官房人事课长[13]，同年10月27日经官派成为鸟取县知事[2]，也因此以38岁之龄成为该县县政史上最年轻的地方首长[14]，为时约一年多，任期结束后的1947年2月则调任地方局局长[15]，此是其在内务省中的最后一项勤务。同年12月，当占领日本的盟军总司令部解散该部门后，林又经内阁会议任命为内事局长官，1948年1月起上任[16]，在该临时过渡机构运作的90天内，负责于公安委员会成立之前接续内务省对日本警务系统的管辖权[17]。
同年6月至8月间，正值宪法改正与战犯审判实施之际，宫内府（1949年6月改制为宫内厅）也进行了人事异动，支撑战败后宫廷事务的两位天皇近侍——大金益次郎侍从长及加藤进次长均辞官告退[18]，林敬三于8月2日入府接替加藤的次长职位，一直当到1950年为止[19]，并成为昭和天皇的亲信[20]，也是当时日本少数能与天皇见面、对话的人士之一[21]。
1950年6月朝鲜战争爆发后，驻日美军大量开赴朝鲜半岛，日本防卫产生空缺，盟军总部遂考虑让日本重整军备，筹建警察预备队，打造日本新武装组织雏形[22][23]。但在联合国方针[24]及美国初期占领政策下，旧日军军官不得参加预备队[25]，故部队干部来源由内务省文官和警察取代[26]。另一方面，首相吉田茂[27]和盟军总司令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也都反对前军人接掌职务[28]，盟军总部参谋二部（G-2，情报部）部长查尔斯·威洛比少将推荐的指挥官人选——原日本陆军参谋本部作战课长服部卓四郎即遭吉田抵制[27]，内阁军事顾问辰巳荣一亦拒绝出任此职[29]。
1950年9月上旬，吉田茂提出了由林敬三出任警察预备队指挥官的建议[21]，昭和天皇也曾授意吉田任用具备宫内厅次长资历、与其亲近的林氏[20]。然而美方各机构却对此事意见不一，负责队员招募[30]、以威洛比为首的参谋二部偏好服部卓四郎等旧军将校，阻挠林敬三的任命案通过，而负责预备队人事的民政局（GS）[30]局长考特尼·惠特尼准将、协助建队与培训[22]的民事局分室（CASA）[注2]室长怀特菲尔德·薛帕德少将（Whitfield P. Shepard）及参谋三部（G-3，作战部）等机构则与其对立，程序在威洛比掣肘之下延宕了一个月[31][32]。此后麦克阿瑟和吉田针对指挥官担任者问题进行了数周商议[33]，才使林敬三成为最终人选[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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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10月9日，林敬三获得警察预备队最高阶级“警察监”，10月23日正式任命为指挥官，职称是“警察预备队中央本部长”[34][35]。12月29日，随着警察预备队的指挥部“中央本部”改名“总队总监部”，其职位也由原本暂称的中央本部长更为“总队总监”[36][37]。除了林氏之外，尚有包括副总监、管区队总监等要员在内的160人获得了任用[35]，中枢岗位大多由前内务省部员及警官把持[36]，旧陆军人士或右派势力在预备队、乃至于之后的陆上自卫队中受到局限，使服部卓四郎等旧军军官将林称为“内务军阀”[2]。
林敬三上任后，最初的任务是打造警察预备队的精神基础[38]，他认为旧陆军最重要的军人训练项目“精神教育”废除后，预备队中没有相应的观念可加以取代[39]，天皇身为军人效忠对象的地位亦因战后“和平宪法”通过而失效[40]，但新引进的民主主义在日本仍不为人所熟悉，难以效法美军将其纳入建军思想中[39]，这使精神战力的缺乏成为预备队干部担忧的课题[41]。有鉴于此，林试图在新旧两者间寻求平衡[42]，探索出适合的准则。1951年3月，他正式发布了基本精神训词，公告“警察预备队的基本精神是爱国心、爱民族心”，将新的部队效忠对象设定为国家和人民[38][41][43]，并在一次向队员发表的演讲中指出“我们为了在新的日本扮演正当角色，先决条件就是成为‘国民的军队’，预备队的基调非得在这根本原则上构筑不可”[注3]，以此将新生的军事组织和民众联系起来[44][45]，斩断与旧日军的连贯性[46][47]。
1952年4月28日，日本借由《旧金山和约》的通过而恢复主权国家地位，而吉田内阁也产生了在政府中组建“保安厅”（今防卫省前身）[48]、作为国防机构[49]并统一领导警察预备队和海上警备队（海上自卫队前身）的构思。林敬三与时任警察厅本部长官增原惠吉均倡议将海陆二者纳入一元化的组织下，以避免二战时期日本陆海军间的军种对立再现，但海上警备队中出身自日本海军的队员却表示反弹，担忧组织一体化会让规模较小的海上部队受到压制[48]。最后，由林及增原一方的主张获得了落实，保安厅亦于同年8月1日正式挂牌[50][49]。
随着保安厅的创立，警察预备队改称保安队，林敬三的总队总监职衔也跟着换为“保安厅第一幕僚长”，即陆上幕僚长的前身职位，领导保安队指挥部——第一幕僚监部[51]，并在1952年9月加入由第一幕僚长、第二幕僚长（海幕长）和保安厅次长、局长、课长级人员构成的“制度调查委员会”，制定日本的长期武力发展计划[52]。林敬三幕僚长任内的幕僚监部下辖单位也有所增编，除警察预备队时代即有的管区队、直属部队外，尚新设了编制更大的方面队及培养干部的保安大学校[51]，训练飞行员的保安队航空学校亦于同年创校[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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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7月1日自卫队与防卫厅成立后，保安队正式易名为陆上自卫队，陆海空三大部队之上也同时设置了联合参谋机构“统合幕僚会议”[54]，首届议长之位由林敬三接掌[55]，此为自卫队中的最高武职，相当于他国的三军总参谋长[56][57]。统幕会议在他领导下作为防卫厅长的辅佐单位，协助项目包括统一制定陆海空三大部队的统合防卫计划、后方补给计划或训练计划，还负责对陆海空各幕僚监部（各军种参谋部）制作的相关计划和自卫队出动时的指挥命令进行协调，同时也担当国防相关情报的搜集、调查工作[58]。
林敬三出任统幕议长之职，不仅领导参谋业务，尚参与日本的对外防卫合作、交流活动。自卫队成立不久后，防卫厅视导弹开发与研究为重要议题，他即在1954年8月与驻日美军顾问团团长杰劳德·希金斯少将（Gerald J. Higgins）会晤，就自卫队派员赴美学习导弹攻击应对措施一事交换意见[59]，并于9月获美国国防部邀请而前往华盛顿特区会见国防部长查尔斯·威尔逊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亚瑟·雷德福上将等军政要员，进行了高层战略会议，讨论驻韩美军重新部署后的日本实务防卫[60]、两国共同军事行动等议题，林还要求美方供应大量喷射机及驱逐舰以加强自卫队实力[61]。1956年美日部队首次举行战区层级的联合演习时，他又与东京的美军远东司令部作战企划副参谋长亚瑟·特鲁多中将分别就任日方、美方的负责人[62]。
至1950年代后期，日本已在美国影响下牢固于西方防卫体系中，林敬三也在统幕议长任期内出访了美国以外的数个盟邦[63][57]。1957年5月5日至16日间，他受英国政府邀约，赴伦敦等地视察英军陆海空各部队和装备[64]，是1937年本间雅晴中将出席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大典以来，首度有日本高阶将官正式访英[65]。结束在英国的行程后，他又于5月21日前往西德首都波恩，翌日与国防部长弗朗茨·约瑟夫·施特劳斯和其三军总长——联邦国防军总监阿道夫·豪辛格中将会晤[66][67]，为战后德日两国第一次军方首脑对谈，会后双边达成协议，同意建立共同军事事务交流[68]。1959年11月14日及15日时[69]，林还以日本军事代表身份[70]至菲律宾碧瑶参加美军太平洋司令哈里·费耳特上将主导的多国军事会议，并同菲军总参谋长曼纽尔·卡巴尔中将（Manuel F. Cabal）、中华民国参谋总长彭孟缉上将及东南亚条约组织诸成员国的军方领袖聚会[69][71]，发展西太平洋地区的军事结盟[70]。
尽管林敬三有日本自卫队首长的地位，但由于幕僚会议属于协商性机构，故他上任之初尚无权指挥跨军种作战[72]。1961年统幕会议组织调整之际，其身为统幕议长的权限方得强化，可对出动状态下的自卫队发号施令，在联合部队的指挥权与防卫厅长令的执行权上也有所扩大[73][74]。林氏担任自卫队首席幕僚至1964年8月为止，长达十年[37][75]，是在位时间最长的统幕议长，也是唯一一位具有文官背景的议长。后续的数十任议长均为职业军官出身[注4]，且任期一般为1至3年左右[76][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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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林敬三卸下统幕议长职务，随即从自卫队退官，阶级为陆将[注1]。离队后的他仍继续参与社会公共事务，历任日本住宅公团总裁（1965年8月1日－1971年3月31日）、自治医科大学理事长（1973年）和日本红十字会理事（1977年4月1日）、会长（1978年4月1日－1987年3月31日）、名誉会长[37]、日本善行会会长（1983年7月－1990年7月）等职[78]。
林氏在社会组织服务期间，还加入民间人士构成的政府委员会，从事政策的调查和审议工作。1981年3月16日，首相铃木善幸的内阁成立了第二次临时行政调查会，由委员长土光敏夫等社会显要组成，试图改造财政体系[79]和推动行政改革，林也以红十字会会长之姿获任为委员，凭红十字会与社会各界的广泛联系，使委员会得以反映各方意见与要求[80]，并呈交改革报告给首相[81]。1984年8月3日时，他又在中曾根康弘内阁的官房长官藤波孝生召集下[82]出任咨询机构“阁员参拜靖国神社问题相关恳谈会”（閣僚の靖国神社参拝問題に関する懇談会）的座长，与来自法界、文学界及宗教界的14名委员[83]调查靖国神社参拜争议在法律、社会及宗教方面的问题[82]。1991年11月12日，林敬三于东京涩谷区的医院里逝世[84]，终年84岁[85]，死后获追赠为正三位[86]，丧礼于东京芝公园内的增上寺举办[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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荣誉
林敬三一生中曾获日、美两国授予勋章。由自卫队退休后，他在1977年4月29日获颁勋一等瑞宝章[87]，使他成为第一位自卫官出身的勋一等章受勋者[88]。1987年11月3日，林又获授日本政府的勋一等旭日大绶章[89]。
除了日本勋章外，林敬三也曾于统合幕僚会议议长任内的1958年11月10日获赠美国功绩勋章[90]，创下首次有日本人受领此级勋章的纪录[91]。颁奖仪式在东京的美国驻日大使馆举行，典礼主持者为时任美国驻日大使道格拉斯·麦克阿瑟二世[90]。
个人生活
林敬三的妻子为林静枝（1912年1月[1]－2003年8月4日[92]），她本姓二上，是通信官僚出身的日本枢密院书记官长[93]——二上兵治的五女[1]。两人在婚后育有一女一子，儿子名作林正治[94]，1935年出生，同样就读东京大学，自经济学部毕业后，进入大型企业住友金属工业工作[1]。女儿则名为林峰子，生于1942年[8]。
林氏生前的兴趣是旅游和阅读[1]，并出版过数本著作，除了在自卫队生涯中撰写的《从国际看日本防卫问题》（1962年）[95]、收录于“自卫队教养文库”丛书内的《心之指南》（1960年）[96]外，尚包括《地方自治讲话》（1949年）[97]、《地方自治回顾与展望》（1976年）[98]等。
相关条目
注释及参考文献
- 注1^ ：“陆将”是陆上自卫队最高的自卫官阶级[99]，可以分为两种，担任统合幕僚长（前身即统幕议长）或陆上幕僚长的陆将相当于各国的陆军上将，其余的一般陆将则相当于陆军中将[100]。
- 注2^ ：民事局分室（Civil Affairs Section Annex；CASA）即驻日美军顾问团（Military Assistance Advisory Group Japan；MAAGJ）的前身[101]，在警察预备队演变到陆上自卫队的过程中扮演着组织、训练及管理的角色[102]。该机构过渡为美军顾问团之前，尚两度改名为驻日保安顾问处（Safety Advisory Section Japan；SASJ）和驻日保安顾问团（Safety Advisory Group Japan；SAGJ）[103]。
- 注3^ ：原文为：“我々が新しい日本において正当な役割を演ずるためには、まず『国民の軍隊』になることが先決条件であります。これこそ予備隊の基調を成す根本原則で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45]。
- 注4^ ：1964年接替林敬三的第二代统合幕僚会议议长杉江一三海将，及其后续的天野良英、衣笠骏雄、中村龙平（陆将）、板谷隆一、鲛岛博一（海将）、牟田弘国和白川元春（空将）在战前均有担任日军佐级军官的经验[55]。当最后一位旧日军出身的统幕议长森繁弘在1987年卸任后，所有的统幕议长都是职业自卫官出身，当中绝大多数为防卫大学校毕业的干部（军官）[104][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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