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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三事件
1925年6月23日发生在广州的一起政治事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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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二三事件，发生于1925年6月23日，又被称中方称为沙基惨案、沙基屠杀[1]，英语又称沙面事件（Shameen Incident）[2][3]、沙面袭击（Shameen Attack）[4]，是发生在广州的一起武装冲突。事件中英法士兵开枪射击在沙基路游行示威抗议的队伍，造成中方平民严重伤亡。对于冲突的责任与经过，广州革命政府与英法租界方面的说法有较大出入甚至冲突[5][6]，并引发相应外交纠纷[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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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沙面（Shameen）租界形成于第二次鸦片战争后，由小沙洲人工填筑成岛屿沙面岛，其中法租界占有东部的1/5，英租界占有西部4/5。岛上与广州华界隔一条沙基涌（Shakee Creek），两个租界各有一桥与广州华界相通，通常被称为东桥（或法国桥）及西桥（或英国桥）。沙面岛对岸的华界马路则被称为沙基（Shakee）。当时除英法两国外，沙面岛上也居住着美国、日本、葡萄牙、丹麦等国的驻粤使节、商人与侨民，成为“国中之国”[7]。
1924年，在孙中山等人的支持下，第一次国共合作在广州展开，广州革命政府与苏联开展合作，以其推动其主张的“国民革命”。6月，黄埔军校成立。10月，广州爆发商团事变。广州革命政府、国民党、共产党与苏联都认为商团在“英帝国主义支持下发动叛乱”，同时“英帝国主义”也支持包括陈炯明粤军、北洋军阀在内的势力[8][9][10]。
1925年前后，共产国际在全球支持西方殖民地的反帝国主义斗争[11]，而英国与法国均拥有庞大的全球殖民帝国，因此英苏、法苏关系均出现紧张[12][13][14][15][16]。1925年4月，时任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真理报》发表文章，指责“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犯下的罪行”，并认为苏联应该“建议几个中国人自杀以抗议帝国主义的暴力……建议数十万工人示威和罢工”。季诺维耶夫同样认为，“摩洛哥与中国事件仅是即将到来的巨变的预演……这不过是暴风雨前的微风，其高潮将在印度及东方以苏维埃政府的建立而达到顶点”[17]。英国方面则认为这些言论都是苏联计划在中国策划流血冲突的证据[18][19]。同时英国舆论对国共合作颇感疑虑与不满[20]，有英人曾言认为“广州已成为激进主义的中心，国民党已经有一种共产主义的趋向。军事学校已经在黄埔建立，学生由俄国军官训练，一般说来抱有俄国的观点。他们在训练过程中，发展了两种对抗情绪，一是反对英国;一是反对基督教”[7]。而国民党方面则认为有关说法属于“谣言”，并对相关言论进行限制[21]。
5月，上海爆发针对日资工厂的工人运动。30日，南京路爆发公共租界工部局警察开枪造成示威民众伤亡的五卅事件。6月11日，汉口反英工人示威中再次爆发流血事件，汉口英租界警察开枪造成多名工人示威者伤亡[22]。英国方面则认为“有无可争辩的证据表明，俄国布尔什维克积极参与了这些动乱”，苏联“透过扰乱中国较年轻、较敢言的学生阶级的思想，取得了相当大的政治成功”[18]。泰晤士报认为评论，“中国人民本质上如羊群，鲜有独立行动，受暴力者影响。苏联的恐怖手段使群众运动不可避免，且由其制造并操控”、““若乱局持续，中国将成为国际威胁…中国将沦为无良邻国猎物，列强因切身利益将被迫卷入。中国当前滑坡必致太平洋列强之战”。而法国方面的舆论亦有相似看法：“罢工只是一个借口……骚乱由受布尔什维克洗脑的学生引发”。上海国际租界市政委员会秘书在事后声称，工部局警方在罢工领袖占据的建筑物“确凿证明布尔什维克的资金在当前骚乱中发挥了最活跃作用”[23]。而据英法方面披露与报道，当时上海警方搜查一俄籍嫌犯，发现苏联设远东战争部门，文件证实其派员至香港、广州组织罢工，苏联人多瑟（M. Z. Dosser）持6月16日证书赴港穗策划罢工[24][25]。香港警方6月17日查获国际武器走私，指德国为主要来源[17]。
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柯达对国共合作有类似的疑虑，其认为：“广州的情况并非中国独有……一张几乎遍布全球的布尔什维克实验网络正在席卷世界。莫斯科选择并指导那些处于腐朽或初现反抗精神的地方进行政治试探……中国，由于各种原因，被指定为布尔什维克活动的最佳场所”，“欧洲必须在中国抵御共产主义，尽管这看似不可思议……我们之所以认为这一决定迟迟未下，只是因为没有哪个国家愿意或能够独自承担对中国宣战的后果”。有学者认为柯达立场上倾向于支持武力干预中国，但里斯本和其他大国的政府则倾向克制，因此柯达也与与葡萄牙当局发生多次摩擦[26]。瑞典驻广州领事则报告，其认为“根据俄罗斯布尔什维克方法的结果，广州的未来前景非常暗淡，因为广州没有足够强大的党派来抵抗几乎控制整个省份的布尔什维克……他们的唯一目标是打击和摧毁资本家和资本主义国家。他们对人民没有怜悯，即使他们给人民带来无尽的痛苦；只要他们达到了目标，他们就不关心”[27]。
6月2日，中共广东区委与共青团广州地委联合成立临时委员会，动员群众举行示威巡行，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当日在广东大学操场召开大会，吸引数千名参与者，以学生为主，其次为工人约千人，军人仅派代表参加，商人参与最少。临时委员会联系六大团体共同发起，包括中华全国总工会、广州工人代表会、广东全省农民协会、广州市商民协会、广州学生联合会及青年军人联合会。其中，工农兵学四团体由中共直接掌控，广州市商民协会则由国民党中央商民部在中共策划下组织，成员多为国民党员，规模较小。大会议决组织广东工农商学兵援助上海被害同胞联合会[28]。
期间，预感到局势将会进一步紧张，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柯达请求派舰到广州增援：“各国拥有在华利益的战舰开始抵达广州港。唯有葡萄牙，拥有距离仅六小时航程的殖民地，却未派遣一艘战舰或一艘武装小艇。我通过电报、无线电、公函和书信反复请求派遣‘祖国’号炮舰”，同时葡萄牙领事馆也聘用流亡白俄士兵作为保安卫队协防领馆[26]。
6月初，滇军杨希闵、桂军刘震寰在广州发动兵变，宣称要推翻广州政府，“把广东从共产党人手中解放出来”[29]。据东征军苏联顾问加仑记述，广州革命政府本来打算于月初“在香港和广州同时举行罢工”、并使“这次罢工转变成一次全国性的反帝怒潮”。但“因为担心帝国主义者利用香港海员和沙面工人大罢工而插手政府与滇军之间的冲突”，所以“决定在不放松罢工准备工作的情况下,等待政府军攻克广州,再举行罢工”[8]。“广东工农商学兵援助上海被害同胞联合会”声援上海五卅运动的活动暂停，但仍派邓中夏、孙云鹏以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的名义赴香港宣传，运动香港八校学生组织学联会,与苏兆征、何耀全等人密切配合[28]。共青团广州地委也派蓝裕业、周文雍等人到香港,发动香港学生组织联合会,并发出罢课返省宣言。中共中央广州临时委员会之后指定由黄平、邓中夏、杨殷、苏兆征、杨安等五人组成党团,作为中共广东区委领导杯葛与罢工的直接指挥机关[30]。
时任中共总书记陈独秀认为，杨刘的兵变是“勾结英国”，“在香港勾结帝国主义的英国及其走狗陈廉伯、马素，谋倒广州国民党政府”。广州革命政府肃清“内部反革命势力”，亦有助于“间接反抗帝国主义的英，日势力侵入广东”，令广州成为“反帝国主义重镇”[31]。6月12日，从粤东汕头等地前线返回广州的黄埔东征军主力击败杨、刘军队，平息兵变。第二天，沙面和广州的所有外国企业（除苏、德两国）和私人企业的工人举行罢工[8]。香港工人亦团体为声援上海抗议，发动省港大罢工，香港海员、电车和印刷等行业工人纷纷离职返回广州。当时，广州市政委员长伍朝枢及建设厅长孙科主张，罢工应限定为三天的政治性罢工，以控制影响。而广州市公安局长吴铁城反对罢工，极力防止示威巡行群众出现“过激行为”。部分工人领袖则认为，缺乏政府财政支持，罢工难以长期持续[28]。
6月12日，莫斯科多场集会抗议声援上海五卅运动，决议支持中国民族运动。苏联工会中央委员会亦电汇北京5万卢布，援助罢工者及死亡学生家属[23]。6月16日,莫斯科华侨2千余人在革命剧场集会，会后全体到英国、日本驻苏联大使馆递交抗议书。英国共产党也公开号召英国工人,“截阻载运军火赴华之车船”以声援中国反帝运动。英国左翼和平主义者罗素也对沪、汉案发表言论，谴责英帝国[32]。
6月17日，由广东中共党团积极推动，召开了广东农工商学兵各界代表大会，以声援五卅事件的反帝国主义运动。会议吸引了300名代表，来自120多个团体，由中华全国总工会代表、中共党员李森（李启汉）主持。中共党团拟定宣言、章程、行动方案及要求条件等。大会制定了抵制英、日、美货品，拒用外币，实行经济断绝，禁止出售粮食及原材料，号召“帝国主义企业下的工人全面罢工”，提出“对帝国主义的十三条要求”等方针。此外，大会确定于6月23日举行各界示威大巡行，并通过对外协会章程，选出执行委员。广东工农商学兵援助上海被害同胞联合会，在中共党团倡议下改组为广东各界对外协会，以作为“抗议帝国主义”的核心组织[28]。
6月20日，两名日本人穿过东桥（法租界方向）进入广州时遭到枪击，日本福华医院的财务主管死亡，另一人受伤[33]。由于两人身上携带了大量金钱但未被劫去，因此租界方面认为事件可能有政治动机[18]。而属于台湾的福华医院医院具有半官方性质，日本领事向当局强烈抗议，并要求赔偿及在沙面周边部署警察，同时敦促居住沙面外的日本人前往沙面避难[34]。
期间许多居住广东的外国人前往沙面避险，其他人则前往香港[34]。21日，中共领导组织沙面3000多洋务工人罢工[35]，退出租界，并组织“沙面中国工人援助上海惨案罢工委员会”[36]，指“英日美法等帝国主义,不但饮我中国人民之血、而且食我中国人民之肉。不但榨我等之血汗、而且取我等之生命”[6]。在广州市内英、日、美洋行的中国职工也参加罢工。因罢工影响，沙面外国人与广州的物资与信息联系也几乎被切断[37]。在此期间，担心局势紧张，冲突爆发，在沙面居住的部分英国、日本、法国等国家的侨民也乘船前往香港暂避[33]。葡萄牙驻广州领事则向里斯本报告，谓在“桥梁入口处，罢工者手持白旗、腰佩手枪，欢迎离开的人，虐待试图进入的人”、“传言武装部队将入侵租界，以报复上海事件……学生中通过抽签决定了首批牺牲者，以强行通过桥梁”[26]。
当时共计停泊在珠江白鹅潭等水域的外国军舰包括：英国5艘、法国3艘、日本、美国、葡萄牙各1艘。由于当时在广东的日本军舰仅有“竹”号一艘，日本当局亦计划“若沙面日本人陷入危险”，将从佐世保增派军舰[38]。当时，法租界一方有法军‘阿格斯’号（Argus）和葡军‘祖国’号两艘军舰。法国指挥官拉法尔格（Lafargue）请求葡舰“仅在受到攻击或接到请求时开火”援助法舰，法国领事也请求葡领事“派遣停泊在葡萄牙商船上的卫兵”、“70余名武装、装备齐全、每人携带100发子弹的卫兵登陆”协防法界。此后，两艘法舰‘警戒’号（Vigilante）及‘牵牛星’号（Altair）抵达[26]。
由于罢工等行为被英方认定是“季诺维也夫外交政策的一部分”，6月22日，沙面英法租界方面预料到第二天（6月23日）的广州示威可能引发冲突，由英国驻广州总领事杰弥逊（James William Jamieson）向广州革命政府外交部部长伍朝枢交涉[40][41]。杰弥逊在信中指其有“可靠的消息来源”指第二天的示威可能会有学生攻击沙面的桥梁，因此其告诫英国国民不要参与其中，并且警告“任何试图进入沙面英租界的企图都将遭到武力抵抗”[42]，而责任“由广州政府承担”[43],“如果不幸这些事情发生在这里，那些利用群体心理实施暴力行为的人的血将落在他们自己的头上……我这样严肃地写下这些文字，是为了防止日后有人说，帝国主义的残酷枪炮肆意屠杀无辜的中国青年”[44][45][46]。
法国领事吕尔庚（Jules Leurquin）[47]担心上海、汉口的冲突事件重演，也对广州当局表达忧虑，希望中国政府尽一切可能避免冲突爆发[48][49]。对于英法领事的交涉与忧虑，革命政府当局则向其保证游行将和平进行[50]。美国驻广州领事精琦士（James Douglas Jenkins Sr）也向广州当局通信，吁其注意广州的“反外国宣传”（anti-foreign propaganda），并希望得到关于美国人生命与财产安全的保证[51]。广州警察当局对此向其保证将尽一切所能避免冲突爆发[52]，并且不认为游行会发生混乱[49]。而根据事后参与游行的岭南大学学生叙述，他们在参与示威前也得到主办方的保证，游行会是“非战斗性”（non-combative）的示威[53]。
6月22日上午10时，沙面各国领事团召开会议，讨论“应对中国武装部队可能袭击”的防御措施，由英国、葡萄牙、美国、德国、比利时、法国、日本和意大利领事组成，通过决议，“英法两国军舰指挥官分别负责各自租界的河面及陆地防御；停泊在港内的其他外国军舰将在能力范围内，根据英法指挥官的请求提供必要协助，包括派遣人员和物资上岸，或用舰炮和机枪对指定目标开火；仅在极端情况下，如中国人向沙面开火或试图强行穿越分隔租界与华城的河道，租界地面部队才可开火，若不足以应对，军舰将随后开火；英法指挥部之间保持联络”。此决定因在广州的最高军衔军官为美国人而作出[26]。
因不相信可以依赖当局的承诺保护租界的安全，对此形势，沙面当局也用沙袋和铁丝网面向沙基方向加固了租界桥梁，加设电网，并且在战略要点架设了机枪。同时也动员了租界工部局的志愿军（非正规军）协助防御[49]。中方事后则认为这是沙面方面早有准备攻击的证据，指其“心居险恶、事前高筑沙包、密布兵舰、为枪杀我巡行群众之预备”[6]。据蒋先云回忆，指当时沙基沿岸商铺的店主大都已紧闭店门，认为“我们早看见沙面已安置机关枪及沙包,知今日必有大事,故我们早将店门关闭”[54]。
根据时任瑞典驻广州领事赫尔斯特伦事后的声明，其指在事件发生的前一天（22日），中方的“机枪就已经在沙面对面的房屋顶上就位了”[55][56]。而根据葡萄牙领事对里斯本的报告：“当晚，所有军舰进入战斗岗位，标定目标，用沙袋保护炮组和机枪，准备登陆部队。租界内构筑掩体，堆积沙袋，设立路障，组织机枪阵地……与此同时，中国人在沙基街的房屋中悄然架设机枪和一门小型旋转炮。从沙面可听到华城边界传来的俄语”，“23日拂晓，沙面宛如操练场……一旦发出警告信号，‘祖国’号将派遣两挺机枪，与葡萄牙商船卫兵及海军分队一起，赶往中国人可能强攻租界的位置”[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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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
在广东各界对外协会倡议下，广东省长公署下令，6月23日各机关团体商店一律停业一天，各机关人员一律停止办公，参加当天的游行，自是日起下半旗，人民臂缠黑纱七天， 以示对上海、汉口死者的哀悼[28][57]。6月23日中午12时，10多万工人、商人、学生、以及持枪[49]的黄埔军校学生在东较场举行集会,要求“打倒帝国主义”[58]。黄埔军校第三期入伍生800多人、党军第一团第三营、第二团第二连、第四连、第七连共约两千人亦前往参加。大会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部长、中共党员谭平山主持，广州革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胡汉民代表国民党中央和广州革命政府在大会上讲话，周恩来代表黄埔军校讲话。
示威会场提出“收回租界、海关和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要求[58]，呼叫“打倒英日美帝国主义”、“全世界被压迫者联合起来”、“中华民族解放万岁”、“援助沪案”、“惩凶”、“赔偿”、“收回租界”、“收回领事裁判权”、“对 英日经济绝交”、“实行国民革命”等口号,手持“打倒帝国主义”“收回领事裁判权”、“取销一切不平等条约”“援助上海五卅惨杀案”、等标语小旗[6]。
下午1点大会结束后，随后参与者开始游行到沙面租界对岸的沙基，推举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为总领队，其身着上校制服。游行路线由东较场经惠爱东路、永汉路、直出长堤西濠口、沙基、菜栏街、蓑衣街、杉木栏、福德里、十八甫、桨栏街、太平门、至西瓜园散队[6]。中共广东区委主要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也参加了游行[59]。游行队伍有骑巡大队、军警分段维持秩序，黄埔军校的学生也手持红旗往来纠察[57]。
参加游行的队伍按照香港罢工工人、广州市工人、市郊农民、商人、学生、粤军、警卫军、湘军、讲武军校生、黄埔军校生、党军第一旅教导团（工、农、商、学、兵）的大体顺序从东较场出发，四个人为一列，高呼“反帝反封建”口号，很多人手里拿着写有“打倒帝国主义”、“为死难者报仇”、“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沙面租界”等字样的小旗子。游行队伍包括大旗、骑巡队、粤军驳壳队、工团、铜乐队、各女校、男校大学、中小学、警卫驳壳大队、警卫军讲武生、湘军讲武生、陆军军官学生、粤军十一团[54]等。据参加游行的黄埔军回忆，军人走在游行行列最后是为了“展示和平示威中军队做群众后盾之意”[58]。也有人指黄埔军“排在游行队伍的最后面……主要是考虑到黄埔军纪律和体质都比较好,让他们殿后,可以保持游行队伍的完整”。大会主持则解释“打反革命上火线时,军队当为民众的前锋;游行是文明的示威,军人当为民众的后盾”[60]。
蒋先云记述：“经过东桥至沙基,见对岸沙面沿河并无一人行走,河内小船中的船妇皆躲着不敢抬头,沙基街的商户全体紧闭”[54]。而在游行期间，沙面的外国人目击者（包括领事、外交官、平民）均指沙面岛前沙基路的游行进行得“非常和平”[56][50]，美国领事精琦士也向美国国务院报告当时“并无麻烦的迹象，旁观者开始放松，感觉暴乱爆发的危险已经过去”[61][49]。这与中方记录所指游行和平的记录一致。英国领事指此时其正准备“返回领事馆，向公使馆发电报表示游行队伍已平安结束”[62]，但有人建议他等队伍全部通过之后再通知”[63]。
下午2时15分，游行队伍已到达西堤沙基口，转入沙基一带，前队并已经过沙面西桥口，转入菜栏街，计划返回西瓜园散队。约2时40分，何应钦命令暂停呼喊口号，改唱《国民革命歌》。此时岭南大学、坤维女学、圣心书院 、女子师范、执信、广州二小等校和黄埔军校的学生将抵西桥口[59]。沙面方向的目击者指，学生队伍和平游行，“举著横幅……高喊着美式大学的口号”(岭南大学为美办学校)，“一些欧洲人尽管被警告不要这样做，但还是暴露在人群中，以便清楚地看到游行”[50],亦有外资学校的教师尝试在队伍中辨认学校的校旗[64]。
根据沙面当时旁观者的描述，在东桥（法界方向）的戒备非常森严，沙包高垒，“桥上设有重重路障”，未有发生事件，西桥（英界方向）则“路障几乎都隐藏在视线之外…似乎是一个脆弱的地方”[50]。华侨日报的报道引述一名西方女士的目述，指“继女学生之后者,乃……黄埔学生军也。该军有军官装来者骑马前行。殿其后亦为骑马军官……一望已知其为白种人,盖俄国军官也。未几忽有掷石入沙面者”[65]。岭南大学的学生则指其游行队伍后面就紧接着黄埔军[64]。而大量的黄埔军学员队伍，则由骑着小马的苏联人带领，他们“戴着纸面具，几乎完全遮住了脸”[4]。法国与香港方面的报导亦同样提及位于队伍最后方的“蒙面骑马的俄罗斯人”[66] [67]、“由骑在马背上的人带领”[50]。下午3时，当游行队伍行经沙基西桥口时，双方发生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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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何方首先开枪的问题，双方各执一词，其说法如下：
广州市警察第九区署署长沈崧则指其目击沙面一名“面部尖削，头顶作短发西装式”的外国人在域多利酒店楼（今胜利宾馆）上持手枪射击，随后屈臣氏药房旁及沙面其他地点传出机关枪声[58][6][70][59]。圣心学校的学生邹泽智则报告：维多利“酒店门前，均有沙包堆积。酒店门前站立数人，均着便装，内有一穿黄裤白衫者，状甚凶悍，见我巡行队，拔枪欲射，其中一人急为制止。我群众见此情形，秩序大乱。有队员高呼：“无事，不必恐慌！”秩序稍为恢复。继见数人急足奔入维多利酒店。未几，黄裤白衫者开枪，向巡行队轰一响。沙面东便连发二枪，机关枪及步枪、大炮继续由沙面发出”[70]。华侨日报报道，亦指有学生谓“法兵先开枪”[65]。
在事后广东省长胡汉民致英、法、葡三国领事的照会中指：“各界为沪案列队巡行、路经沙基。巡行队已将过尽、而沙面英界兵警、猝然以机关枪及步枪向隔河巡行之群众轰击。法界兵警、闻声亦同时发枪”[6]。时任国民党党军第一师师长何应钦，事后报告其目击情形，指游行中“卜卜之声、猝由予之后面而来。初尚不料帝国主义者有如是之凶残、犹泰然疑为民家燃放爆竹也。乃卜卜之声既响愈密、而妇孺之惨哭声、群众之喧嚷与呼救声、一时并作。予乃折回沙基巷口探视、见对岸沙面英兵已分布于事前准备之沙包内、竟用机关枪及步枪向我巡行群众扫射”[6]。
事后广州政府组织的调查会中，搜集了游行队伍中不同人士的证词。如当中岭南大学学生伍伯胜，描述了枪声的突然爆发：“本队刚过尽西桥，忽闻屈臣氏药房左近，发现枪声。……机关枪亦连续自沙面发来。”多位证人，包括学生李云龙，指枪弹从沙面洋楼及机关枪阵地射出，无差别击中游行者：“一一弹飞来，中一石柱，第二弹即中许耀章，彼即倒在柱外。” 党校长联合会代表黄祖培则报告，“余行近西桥口,突闻有枪声,由沙面西桥口对面洋楼上发出”。大学生李燮华指“我行过西桥,忽闻枪声,以吾耳所闻,确知发自沙面者,因当时心尚未甚惊惧故也。无何枪声渐 密,我即奔入街边。此时各骑楼石柱,均已有人伏避”。[6][70]
广东法官学校学生陈惠苍报告：“本校学生人数不多,故夹杂其他学校小队之内, 与岭南学生相去不远。岭南学生之后,尚有小学生队、女学生小队,再其后则系武装巡行队”，“余行过西桥数步,忽有枪响发自沙面洋楼。余等回顾,后方忽乱,因即走避。继闻机关枪甚密,由沙面射来……及枪声起,均纷纷走避,大约落水死者亦复不少……入内街后,复闻枪声不绝”。执信学校学生陈国新报告：“余兄弟等四人……是日随众巡行。 将至西桥,忽闻枪声乱响”。广东总工会理事陈森报告：“岭南学生及其他学生等行近其昌洋行时,沙面某酒店即放枪向我巡行队射击”，“我工人巡行队当枪声起时,避入内街”，并指如广三铁路局长、香港中学代表、省农民协会代表、岭南农科大学生、华侨代表等证言所述情况相似。[6][70]
据时任党军第二团第四连连长，黄埔第一期学生宋希濂回忆，游行队伍“突然受到维多利亚酒店楼上和英国工部局等附近洋楼内，以及事先隐藏于沙袋工事后的英、法水兵的射击”[58]。而党军全体入伍生事后对蒋中正廖仲恺的报告也称，游行队伍至沙基口时，“英日等帝国主义即用机关枪向我同胞扫射，如临大敌，射至一小时之久”[6]。军官学校学生常务委员朱棠报告：“本校人员、学生队参加巡行，将至沙基口时，见沙面马路相近小河一带及洋楼上，均已设机关枪，并有洋兵多人。沙面东桥有外国人持望远镜，向我巡行队窥视”，“及将至西桥附近，对岸洋房空隙中，站有一人瞭望后，开铃声数声，类似报火警之铃声。彼岸站立之人，立即走避，铃声即作，机关枪声亦随之而起，均向我巡行队射来”[70]。
黄埔军苏联顾问加仑将军亦记录：“租界突向走在军队游行队伍前头的黄埔军和走在黄埔军前面的商会和学生组织开枪射击。非武装的游行者遭到机关枪和英、葡军舰开炮射击之后,纷纷躲进华人区的窄街小巷,慌乱之中互相压挤。部分游行者为了逃命,跳入沙基和城区之间的河里”[8]。
《中国共产党历史重要事件辞典》记录：“密集的游行队伍路过沙基时，突然遭到沙面租界英国军警的排枪射击，停泊在白鹅潭的英、法军舰也开炮轰击，造成示威群众惨重伤亡”[9]。广州市人民政府2001年所立的《沙基惨案纪念碑重建说明》指：“当队伍途经沙基时，突遭驻沙面租界的英、法帝国主义军队开枪扫射”[71]。
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事后的宣言中记：“不料于三时十分行经沙面对岸,突有沙面外国兵,发枪向巡行群众射击,继以机关枪扫射, 又继以外国兵舰之大炮”。广州市公安局当日命令记：“本日本市为援助上海惨杀事件,各界联合大巡行,经过沙基时,不知何故,被沙面英法租界军警及兵舰开枪及机关枪炮,向我市民巡行队扫射,死伤甚众,政府与市民同深恸惜”[6]。
中华民国最高史政机关国史馆所编《中华民国国史纪要》记载：“当游行队伍行抵沙基时,珠江对岸的沙面英法租界士兵突以步枪与机枪对示威群众扫射,同时停泊于白鹅港与沙基口的英、法、 葡军舰亦发炮轰击,游行群众伤亡达600余人。”[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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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美国公使向华盛顿的报告，指一个美国人亲目看到苏俄军官指挥黄埔学生军先行向沙面的英、法守军开枪[74]，美国领事报告则指“士兵们突然散开了队形，一声枪响。紧接着，又是几声枪响，接着是一阵步枪和机关枪的轰鸣”[49]。沙面英商席尔瓦（Silva）则指，“看到游行队伍末端一名举著横幅的年轻人故意将横幅放下，然后拔出一把左轮手枪，朝沙面方向射击。仿佛事先安排好的讯号一样，整个游行队伍随即转身向沙面开火”[4]。
日本东方通信社也报导，“黄埔军校生由俄罗斯教官率领。当学生军队伍的先头部队抵达英国桥时，广东方传来一声枪响，作为信号”“示威队伍首先向沙面各国的陆战队开火”[38][75]。根据时任日本驻广州领事清水亨、驻香港领事村上义温发至日本外务大臣币原喜重郎的报告，则综合了英法指挥官、英法租界附近的多名日本侨民的说法，指“当学生军先锋抵达英国桥附近时，原本在土袋上观看游行的租界警备兵退至土袋内侧，进行防备准备”、“开火可能因学生军在动荡与恐惧中，有意或无意间开枪所致”、根据采访的“英国海军指挥官的说法，第一枪明确从中国方面发射，子弹掠过其头部”[76]。
据香港华侨日报引述现场现场一名西方女士及另一名葡萄牙人的自述：“俄国军官,忽将手中将旗一扬,学生军即立时停步。继后该军官又拔枪向空施放。侬知祸将发,即急先走避。不旋踵而两岸枪声连发,声若串炮”，“俄国军官忽向空发枪。学生开声,即全体卧倒地上,向沙面施放排枪。在沙面之英法海军,即往沙包里还枪,并用机关枪数挺向学生军施放。一时枪声卜卜,状若大战”[65][77]。纽约时报、南华早报等则引述如美国女传教士Julia Meadows等人的声明，指沙面方面为了保护生命而“还击俄罗斯人领导的中国学生”，“独立证人指称中方的建筑上也有人开火，并有人看到俄国军官”，“法、英、葡、日、美水手与志愿军用步枪还击……志愿军被告知在海军指挥官命令前不要装弹，因此不可能先开火”，“中方随后尝试冲击沙面桥梁，机枪开始开火”[78][79]。
根据香港孖剌西报的报道，当队伍接近西桥（路障较隐蔽）时，黄埔学生军在军官“给定信号”下突然转身，使用步枪和机枪向沙面租界开火[50]。《士蔑西报》的报道中则引用圣希尔达学院(St. Hilda's College)的本德拉克（Bendelack）女士称，亲眼看到士兵从女学生身后开火，沙面守军最初未携带弹药，仅在遭到攻击后取枪还击[64][80]，她认为“女学生不知道她们附近的士兵打算开枪，因为一旦开枪，她们就得逃命”、“游行队伍太长了，只有一小部分参与者能看到到底发生了什么”[64]。而一个指自己目睹了战斗全过程的沙面官员告知南华早报，“实际进攻是由俄国布尔什维克领导的黄埔军校学员进行的”、“后面是无辜的旁观者，他们…没有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并认为“黄埔军校学员和他们的俄罗斯主人的袭击是我一生中见过的最卑鄙的事情”、“整件事简直就是一场变相的军事游行”[4]。
法国方面的报导则指，“当时多国领事、海军军官及部分平民当时在沙面码头（le Brund Shameen）观看游行”，而“由俄罗斯军官训练并指挥”[81]的黄埔军“在俄罗斯人发出的信号下，向沙面开火 ”[82]，并且“在俄罗斯军官的驱使下，中国学生军多次冲向桥梁，试图攻入沙面，但被击退，损失惨重”[83][67][84]。而葡萄牙领事柯达对里斯本的报告则描述：“突然，一枪朝詹姆斯爵士（英国领事）方向射去，子弹嵌入墙壁；紧接着一枪击碎海关主任的膝盖骨；又一枪奇迹般从我和法国领事头部间穿过，击中我们身后巴斯基危先生，当即毙命。所有这些发生在两秒钟内”[26]。
时任瑞典驻广州领事赫尔斯特伦（C.J. Bertil Hellstrom）在事后发表声明，指其当时在沙面目击了冲突情况。他表示“第一枪是由沙基街的中国人打出的，而沙面的还击稍有延迟”。他认为事件是“布尔什维克为了宣传目的而精心安排的”[56]，在交火发生之前，游行队伍的尾部靠近时，“游行队伍两侧的煽动者”“让他们陷入了疯狂”。而军队前方亦有一群童子军，“人们挥舞著旗帜，大声抗议沙面”[56]。赫尔斯特伦也认为，“在广州的射击事件后，普遍认为中国人没有向沙面开一枪，但后来有更多消息传出，中国人知道部队开了枪，但认为他们只是为了自卫，城里仍然相信是沙面先开的枪”[27]。
丹麦驻广州领事华莱士·汉森（Wallace Johan Gottschau Hansen）则在6月25日的报告中表示，他从沙面维多利亚酒店阳台亲眼目睹事件，称当日中国学生、工人等群众的游行非常和平，类似欧洲的政治示威。但当游行队伍中出现挥舞红旗及苏联旗帜的单位，随后跟随全副武装的军队（疑为黄埔军校学生）时，局势突变。汉森指其目击中国士兵在李氏公司巷口附近将枪支从肩上取下并开火，子弹射向沙面，迫使他躲入酒店避弹。英、法海军随即以机关枪还击[85]。一名沙面女性居民则描述上述游行队伍后面示威较为激烈的团体用英语高喊“杀外国人”（Kill the foreigners）的口号[4]。
事后英国公使馆公布了向中国外交部发送的两份关于沙面事件主题的照会的文本。其中7月15日的第二份文本，附有一份由美国阿什维尔号人员总结的四名外国目击证人签署的声明副本支持英方叙述，当中包括未参与交战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名、两名美国银行家及一个澳洲公民[86]、他们指自己亲眼目睹了黄埔军率先针对沙面的袭击[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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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面内的英军、法军士兵听到枪声后，从沙面向沙基方向开机枪扫射。而黄埔校军也立即散开卧倒，分散沿河边占据地形，向沙面方面开火还击[88]。而根据当事黄埔军人士的描述，“在枪林弹雨中，周恩来和彭湃同志在群众中来往指挥战斗”[89]。黄埔军苏联顾问加伦记录，黄埔军“在遭机枪射击时镇定自若,为掩护人群,他们分散开来,并沿河边占据地形,向沙面开枪还击。人群一经逃散,黄埔军即行撤退”[8]。
而据宋希濂的回忆，交火中“许多楼房的玻璃门窗等被我（军）打得粉碎,我们全力向据守在沙包内的敌人射击,藉以压制它的火力”[90]。宋忆述“广州的街道下面一层都是每隔五、六步就有一个石柱,我又命士兵逐步退到石柱后隐蔽并继续向敌射击”[90]。也有军队在沿岸商铺的屋顶开火。由于英法方面的火力压制，部分人员以店铺为掩护，在交火后被迫从后门撤离，甚至从后墙凿开通道[91]。也有事后的广州革命政府方面材料称，整个过程中游行队伍中的军人从未还击[92]，“巡行军人…虽手执武器，热血奔踊于忍无可忍的时机下，终于没有还他一枪”[93]。在冲突中，黄埔军的蒋先云双腿中弹，并指挥队伍撤到沙基马路北侧商店内和人行道之石柱后面。也有2、7连党军冲到东濠口桥边，对沙面方向的火力还击。部分中方部队因未得到开火的命令，继续以商店等地作为掩体躲避火力[60]。
英方记录指除了游行队伍中的军人以外，沙基街沿线民宅内也包含“中国机枪手和狙击手”[94]。在开始交火中，游行队伍毫无防备，四散躲避，由于人多拥挤，很多人躲避不及，更有人因此落水[58]。约下午4时,冲突现场开始下雨[60]。战斗大概持续到下午4:30。英方记录指沙面停止射击后，中国方向的狙击手仍坚持射击了一个多小时[94]。而加伦亦记录“及至天黑,射击方停止”[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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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方事后记录，英、法、葡军舰均有向北岸开炮之举动，如指“白鹅潭之外国兵舰、更开炮向北岸遥”、“法兵甘为虎伥、开炮协助”、“致我群众当场受炮轰毙者百数十人”、“且有葡舰发炮之事、澳门华商、乃异常愤激”、“复有葡国兵舰。相继施放大炮”[6][95]。
广州革命政府事后向葡萄牙驻广州领事柯达（Félix Borges Medeiros da Horta）表达抗议。后英国及葡萄牙领事均澄清指葡萄牙炮艇“卑地利亚”号（Patria，又译“祖国”号）并未参与战斗[96][6][97][98]。胡汉民其后覆信葡萄牙领事，指“贵国兵舰与法舰、湾泊地点密迩、见有炮烟爆起、故疑贵国兵舰放炮。系报告者未经查实之故”，并进一步请求其澄清有葡萄牙“义勇团,或为葡籍人民,或为俄国入葡籍人民,亦开枪向沙面巡行群众射击”的传言[6]。此后仍有记录认为“葡领不承认开炮”是“抵赖之行为”，认为“蕞尔渺小之葡舰、亦竟然加入开炮、无非受英领诱迫”[6]。
事后，柯达对里斯本的报告谓“中国人的惯常恶意和谎言立即编造说‘祖国’号在人群无序逃散时用机枪扫射”。而澳门代总督奥古斯托·山度士（Joaquim Augusto Santos）致葡萄牙殖民部长的电报则指：“广州共产主义者煽动民众，声称‘祖国’号开火引发事件……事实上，‘祖国’号指挥官及执勤军官的最新通信确认，该舰未开一炮”。柯达也报告“法国军舰在华人攻击后发射三枚空包弹。广东省长称此为‘祖国’号所发。“祖国”号此后返回澳门后，因在广州的表现收到嘉奖[26]。
对于法国军舰的开炮指控，法国驻广州领事吕尔赓否认法国炮舰释放了实弹，指仅仅是牵牛星号（Altair）炮艇[17]放了三响空炮[99][98][100][101]，并指是“召回军官的警报信号”。而英方记录认为假如存在实弹的炮弹发射，将“在拥挤的广州城中产生”巨大影响，而事后广州方面的调查委员会尽管提供了大量现场死伤者的相片[70]，却未能找到相应的炮弹证据[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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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火后，中方救护队冒雨前往沙基施救，当中包括廖仲恺妻子何香凝。据记载，何见现场情况后“恸哭曰,同胞同胞, 为国而死,死有馀荣,生者誓当努力雪此奇耻”。据红十字队记录，其抵达沙基时，现场“行人绝迹，店铺全闭”，尸体“穿肠破脑者有之，断颅折骨者有之，血肉狼藉”。救护队发现十余人重伤，然“以伤情过重，旋救旋死”。其中，一海员“被弹伤额面部，左入右出，下牙床骨被弹炸去，血肉模糊”，不久死亡；一党军刘著录“两下腿重伤，骨拆肉烂，流血殊多”，仍言“为国而死，虽死无憾”，拒绝优先救治，终被施救后安置[6]，大部分中方的伤者都被送往光华、韬美及西堤公医院等地治疗[70]。事后，华侨日报报道现场沙面西方人的目击描述：“学生军卒不支,又适大雨,迟败退……事后可见长堤一带,均有学生军之尸身”[65]。
而沙面方面的部分伤者，在事后也被送往香港山顶医院等地治疗[50]。日本平民伤者则撤至军舰治疗[76]。而丹麦驻广州领事汉森则指其从沙面维多利亚酒店阳台观察到事后中方警察收集尸体，脱下衣物并拍照，疑为宣传用途[85]。
伤亡人数
根据广州地方检察厅办理本案的记录，岭南大学两名死者区励周、许耀章的尸体分布在沙面西桥以西，而在沙基口则有十余具军官学生尸体。在东西桥之间亦有多具平民尸体[70]。在冲突现场，沙基方面的中方队伍当场死亡人数包括军队与平民共有五十多人。至10月3日为“六二三沙基烈士”举行国葬仪式时，死亡出殡人数为61人。死者中包括黄埔军师生31人（据蒋介石《对沙基惨案之主张》所记载，黄埔军校入伍生12人，党军军官4名、士兵8名死亡。而《广州大本营公报》中记载：“党军、学生死亡32人”，另有“27人说”等）[102][70]，包括东征军一团三营营长，共产党员曹石泉，二团二连排长义明道、陈纲，入伍生第七连排长文起代等[60]。周恩来则仅以身免。另有两名苏联人死亡[来源请求]。
由于不同单位部队在交火中接到不同的命令，其伤亡情况不一。如蒋先云所率的部队,死排长2人、兵士3人,伤8人[60]。宋希濂所率连队仅有三、四人受伤[90],没有死者。根据《沙基痛史》中的死亡名单，黄埔军、党军死亡29人[6]。中方平民伤亡包括13岁儿童1人、学生4人、教师1人、商民9人、工人6人，以及广州私立岭南大学之学运领袖曹耀亦受枪伤，其中有4位平民死者不足16岁。另有一百七十多人重伤[来源请求]，轻伤者不计其数。
而包括军队与平民的死亡总数，存在不同说法。据1925年广东全省总工会报告，事件共造成52人死亡；《广州民国日报》则报导为47人。1950年代以后出版的多部中共党史资料与地方志多采用“死亡52人、伤117人”的数据。2020年，党史研究者郭心叶在《沙基惨案伤亡人数考辨》一文中，参考多家医院、红十字会及时任广东省医学检验所记录后，认为实际死亡人数为45人，其中38人身份已被确认，并指出“52人死亡”的说法可能包含重伤后续死亡者或统计重复的情况[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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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当时亲历者回忆，受伤与死亡的中国人伤口极大，难以救治，“有入口小而出口大者，有出入口深阔均数寸者，间有盈尺者”[6]。根据黄埔军校医官郭医生的证词，其认为当时英、法军队使用了当时国际条例已经禁用的达姆弹或软鼻弹。[104]而英方对此回应则指达姆弹早已停止生产，且软鼻弹不适用于机关枪。英方援引广州医院外科医生J.D. Thomson的证词，称“伤口多位于身体正面或侧面，部分伤口明显由弹跳或耗尽动能的子弹造成”，未发现达姆弹的明确证据。英方进一步分析，沙面与沙基间距离不足60码，子弹可能因螺旋运动或击中石墙产生碎屑，导致伤口较大，与达姆弹无关[18]。
沙面方向有一名法国丝绸商人巴斯基危（J. Pasquier）在交火中被黄埔军的机枪子弹击中头部死亡，另外身中八枪以上[5][6][50]。巴斯基危是里昂人，死时年龄在50至60岁之间，在广州居住约20年，商业范围包括广州及香港，据目击者指其当时正在围观沙基游行的行列[50]。英法方面的记录指其是“当中国士兵开始射击时……几乎立刻就被一颗机枪子弹击中头部并向下射杀”，“因此子弹一定是从沙基街上略高于他所在楼层的其中一栋建筑发射的[18]。
海关专员爱德华兹（A.H.F. Edwardes）、商人穆雷尔（V.G. Murrel）[50]，以及三名日本、两名法国平民受伤，如日本东方通信社的谷口源吾[38]。日本伤者中，一名伤者腹部贯穿[76]。
后续
事件发生时，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身处军校，据其回忆其通过电话得知事件，后“变色出涕”,感慨“帝国主义者,不以华人为生命,屠杀之如犬豕，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闻之心肠为断，几不知如何为人矣，自生以来，哀戚未有如今日之甚也。上省时一路惨澹景象，天色顿呈不可思议之红灰色及黯淡色之情景，悲乎”，并气愤地“切齿腐心,体发高热…乃强起赴省垣北校场，集合士兵讲话…约一小时,几晕倒…下午病卧于要塞部”，对军校生讲演“述沙面惨杀案，谓惨凄之中，觉有一种光明，后死者固悲痛，而殉者则所乐也”，于7月初住院十多天。蒋介石也写下《对阴（英）主战论》，并与加伦商讨对英作战计划[107]。
事后蒋也在日记中表示，华人遭“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有“闻之心肠为断”的哀叹，更“自是日记册上,公日书仇英标语,用以自针”，每天在日记中以“阴番”形容英国,直至1926年9月，前后三百余条，要自己不忘此事，举如“英虏皆可杀”,“忘英番之惨杀我部下及同胞之仇之耻乎”“英夷可不灭乎”、“毋忘英番之仇恨”，“汝忘阴番杀你部属乎？”、“阴番不灭，非男儿/何以立国/何为革命/何以对先烈/无以实行主义/决不使广东经济独立/焉能解放一切人类/人类不平/中国焉能独立”等语[107][108][109]。
胡汉民事后亦对民众演讲，指责英法制造“为有性动物所不忍为不忍言不忍睹之惨剧……夫我以最文明之手段待人,人反以最野蛮之手段待我,此固为巡行群众之所不及料,亦岂政府之所能逆睹耶……帝国主义自号则为文明先进之邦,而行为竟出野蛮生番之下,政府睹此阴贼险狠之谋,穷凶极恶之举,愤慨之徐,不胜惶惑…政府对于此次帝国主义者之凶残行为,务必依据最文明之方法,打破帝国主义者之阴谋”[6]。
事件发生时，作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身处军校，据其回忆其通过电话得知事件，后“变色出涕”,感慨“帝国主义者,不以华人为生命,屠杀之如犬豕，国耻至此,我何以生为”,并气愤地“切齿腐心,体发高热…乃强起赴省垣北校场，集合士兵讲话…约一小时,几晕倒…下午病卧于要塞部”事后蒋也在日记中表示，华人遭“英贼帝国主义所惨杀”,有“闻之心肠为断”的哀叹，更“自是日记册上,公日书仇英标语,用以自针”，每天在日记中以“阴番”形容英国,直至1926年9月，前后三百余条，要自己不忘此事。举如“英虏皆可杀”,“英夷可不灭乎”、“毋忘英番之仇恨”，“汝忘阴番杀你部属乎？”、“阴番不灭，非男儿/何以立国/何为革命/何以对先烈/无以实行主义/决不使广东经济独立/焉能解放一切人类/人类不平/中国焉能独立”等语。
事发第二天，广东省省署召集各界开紧急会议，赴会团体包括广大、岭大学生联合会、香港学生联合会、总工会、总商会、高审厅、德领事、俄领事、美领事、省农会、女权运动大同盟、红十字会、律师公会、各大善堂、公医学校、报界公会、教育会、校长联合会、青年军人联合会等团体代表八十馀人[6]。德国领事白仁德（R.C.W. Behrend）在演说中，表达了“对不幸之事”的“同等哀痛之意”，指德国立场“不特无帮助行凶，且严守中立。对昨日之事，系表同情之哀悼”，并希望事件“有完满解决”。德国领事亦强调，中德关系在一战之后已经修改，“德国已无领事裁判权。居留中国之德人，完全受中国法律裁判。我德人在芳村、东山等处居住者，咸得中国人同情之看待”[6]。会议中也决定组织调查委员会, 尽快“将死伤人数情形一切调查出来……因过迟则证据因偶然或故意瞬即消灭”，使“将来政府根据调查委员会报告提出交涉”[6]。
6月29日，广州各团体提出对英实施经济绝交。同日，香港25万工人开始全面总罢工，并有13万人撤回广州，使得省港大罢工的势头更热烈，“香港、沙面之罢工情况、因惨案而益烈、许多罢工同胞、聚集广州、而广州之食粮又足维持四月以上 ，这一点是不能不使帝国主义者起恐慌”[6]。7月3日，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在广州东园成立。委员长苏兆征,副委员长曾子严、何耀全。该委员会由13名委员组成，干事局长李森。5日,省港罢工委员会成立工人纠察队,以邓中夏为训育长,徐成章任总教练[30]。
7月9日，广州各界群众在广东大学礼堂公祭死亡人士。7月11日，广州市民公祭死亡的人士。次年，在沙基修成马路，命名为六月二三马路，后改名为六二三路。8月4日，黄埔军校师生举行大会，追悼死亡的校军。10月3日，广州革命政府为死亡人士举行了国葬，数万人参加，黄埔校军和警察沿途进行警戒和维持治安[58]。
事件之后，在广州的印度、越南、朝鲜共产主义与民族革命团体，在惠州会馆成立了“被压迫民族联合会”，当中包括后来的越共最高领导人胡志明[110]。其发表声明称“我们高丽、安南、印度等亡国的人,虽尽尝帝国主义者之毒恶,对此次中国人民无辜被流血,及对吾人所亲见之广州流血”，“因他们欲将中国当做他们的真正殖民地”，“现在我们无国可归,中国是我们的革命根据地,誓必力为你们后盾”，“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6]。
事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文告主张：“我们不是排斥一切外国人，我们只是反抗帝国主义残杀迫害我们的外国人”，认为应以英、法、日为针对对象。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据此制定“经济绝交十不办法”，包括拒用英、法货物、纸币及与其洋行交易等，针对与沙基案相关的英、法两国。上述主张与措施，亦由广州特别市党部遵照执行[28]。为避免进一步发生冲突，胡汉民事后亦发出通告，要求“各军兵士，无特别命令，不得在长堤一带往来游行，以免发生误会”……“不可稍有越轨之举，转致贻人口实”[98]。广州市公安局也发表多条命令，指“各区署长分署长应督率长警认真劝导市民,切不可暴躁,静候政府与沙面领事严重交涉”、“对于该区段内外国居留人民生命财产, 须加意保护”，“保护我市民往来,并切实劝导路人不可在沙基一带停留,或接近沙面,以免误会而致危险”，并下令“各区分署须派员前往段内各中西医院红十字会调查本日被沙面军警开枪惨杀死伤之人”的个人信息，请医生为死者及伤者，由艳芳照相馆等机构拍照立证明[6]。
事件爆发后，日本舆论认为英国会建议与日本共同行动，《朝日新闻》则希望相关九国于决定切实方针前，应派共同委员会调查事件真相。也有日本舆论认为并未直接受害，应该相机居间调解中英之争端[111]。而时任苏俄驻广州代理领事赫尔曼致函伍朝枢表示哀唁：“对于贵革命政府及人民，尤其是对于和平徒手的巡行中惨受杀戮危害的华众，表示深厚的同情……希望上海、汉口及新近广州所发之惨剧，促使贵国全体人民联合一致，共同奋斗，取得最后的胜利”[112]。广州政府也致函时任在北京的苏联驻华大使加拉罕，要求“伸张公道”，并希望加拉罕尽力协助[113]。事件发生后，同时受此前五卅运动影响，在欧美的各国共产党均表达和组织了对中国民族运动的支持，共产国际的国际工人救济会主席、德国共产党人威廉·明岑贝尔格领导国际工人救济总会在德国发动了“不干涉中国运动”（Hands Off China Campaign）[114]，同时受到日本、法国、英国与美国等国共产党的支持，谴责“帝国主义对中国人的屠杀”[115][116][117]。
国民政府（广州革命政府于7月1日改组）中的苏联顾问部分人当时认为，广州政府的军力能“以排山倒海之势将沙面活活吞没”，因此提议攻占沙面，因为“广州公开向帝国主义宣战,有助于全国国民革命运动的浪潮更加高涨,并可导致全国各地普遍与外国人公开进行斗争……即使冒广州沦陷的风险也在所不惜,因为这次同帝国主义较量的结果,必将促使中国进一步革命化,所以丢了广州也值得”[8]，并且英国“若进攻广州…须调动兵力… 其间有一至两个月的时间”。而多数人不赞成这一主张，因为“会造成孤军作战的局面”“无助于其他省份国民革命运动的高涨”“广州将白白沦陷"，但“如果沙基惨案能引起全国的反响,能导致民族运动的高潮, 则多数人并不反对对英宣战”[8]。在苏俄顾问鲍罗廷的建议下，广州革命政府总体而言未采取激烈的报复行动，将运动限定于宣传与罢工、经济抵制[118]。而季诺维也夫则在 1925 年底的一次演讲中，认为经过一系列反帝国主义运动，“广州已经很像莫斯科了”，并在苏共第十四次代表大会上把中国置于世界革命运动的中心[110]。
六二三事件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转而聚焦对内军阀，采取“先安内后攘外”策略，呼吁全国人民督促北京临时政府迅速“取消不平等条约”，并仿效1924年中俄协定，与各国重订“平等互尊主权的条约”[118]。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在〈沙面大惨案的性质〉[119]一评论中指出，沙基事件源于广州各界声援上海五卅事件的游行，“首当交涉之冲的是革命政府。沪案、 汉案以及粤案，只是一案、只是一个运动，就是民族的自由独立运动。革命政府是代表桎梏中全国民众的政府，不是单代表广东的政府，全国人民所争的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民族的 独立问题”。文章批评北京政府对沪案的软弱交涉，将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标分割为直接与间接两阶段，沪案交由北京处理，汉口、九江等案则就地交涉，形同割裂全国统一的外交诉求。国民党则强调应遵循孙中山主张，废除不平等条约，以实现中国民族的独立自由[118]。
冲突后当晚，沙面岛的电讯中断。此后，除拥有香港分公司的公司及银行相关人员留港外，沙面日本人的家属妇孺陆续返回日本[76]。美国亦派遣军舰前往白鹅潭。另外，英国轮船“河南号”（Honam）等客轮亦搭载先后上千名包括逃避紧张局势的英国、美国、葡萄牙及印度等国家的男性、妇女与儿童难民，前往香港[41]。在沙面岛上，由于罢工及紧张局势，改由英法水兵负责供水，设公共厨房。英属印度也增派印度军前往沙面岛[17]。
随着省港大罢工的展开，紧张局势持续。英国方面，特别是香港的英国商民，认为应对广州国民政府采取敌对行动。8月，香港英裔商人组织大会，议决请求伦敦鲍尔温首相对广州“非法布尔什维克”政府发出最后通牒，要求恢复广州、汕头等地通商，驱除苏联人、解散黄埔军校，否则英国应对广州进行海上封锁。伦敦方面并未答应英商的请求[120][121]。沙面方面与广州国民政府的紧张关系，直到省港大罢工于1926年结束才随之转好。英国的对华政策主要目在保护与华通商和香港的利益。在1925年，中国各地反英情绪达到最高潮，英国认为其起端，如上海五卅事件，广州六二三事件，都为苏俄阴谋在后煽动而发生的。英国自此不愿支援中国“温和派”，而增加中国“激进派”对英的恶感[122]。
事件之后，在广东其他地方，均有相应的声援行动。在韶关、汕头、北海、佛山等地均有示威游行。在中共汕头特别支部领导下成立了100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封锁港口，抵制英货[123]，与英国人有通商往来的商人被禁止威胁[124]。韶关的英国人事后陆续离开，英办曲江循道医院、护士学校等停办，由华人医师代管[125]。在北海英法侨民纷纷撤离，英国领事馆事务交法领代办[126]，北海的英国侨民也指大部分外侨均撤退到了法国军舰上生活，并有英国人被杀[127]。7月10日,阳江数千人举行反帝大集会和示威大游行[128]。廉江数百人在县城举行集会，并于会后前往山寮村法国天主教堂示威，将法国神甫驱逐[129]。在海口，中共领导的工学组织纷纷集会，举行示威游行,高呼反帝口号、散发传单、张贴标语，包围英日等国在海口的文化机关和领事馆,撕毁其国旗，随后成立相应的组织，总管海南的杯葛与罢工行动[130]。死者相应的后事也随之展开，如事件中黄埔军死者冯荣德为平远县人。由平远县长和国民党平远县党部筹备发起其追悼会，在县城明伦堂召开了一千多人参加，周恩来亦发唁电[131]。
在广西，由共产党和国民党领导声援活动也纷纷展开。6月25日,梧州举行罢工、罢课、罢业、罢市,各机关团体停止办公,各游乐场停止娱乐,下半旗向上海五卅与沙面六二三死者致哀。29日,梧州2万多人举行市民大会，反对“日、英帝国主义”，并成立梧州各界对外协会及工人纠察队。其后“英国人一上街,就被群众包围、质问、机笑”，英美等在梧州侨民纷纷撤出梧州，如美办思达公医院，英国驻梧州领事馆也撤出[132]。此后，英国驻梧领事署也被群众劫掠，所在地白鹤山和思达公医院被中方接管[133]。又如广东社会主义青年团也派遣代表到贺县宣传反帝革命运动，手拿血衣登台演讲，“控诉揭露帝国主义罪行,激发贺县各界民众的反帝热情”，“为罢工运动筹集资金”。而南宁、桂林、柳州、龙州、郁林、贵县、百色、恩隆、东兰等地的工、学组织也纷纷举行类似的示威与纠察抵制行动[134]。
在西北的国民军领导冯玉祥在得知事件之后，演讲指“沪汉血案,又加上沙面的惨剧,实在是忍无可忍。不论别人如何,我是要干的”[6]，亦向全世界基督教徒通电“抗议帝国主义侵华暴行”，并在张家口召开“反帝示威民众大会”声援广州革命政府，声明“愿为国牺牲”，并下令国民军全体“对粤烈士致哀”、“全军臂缠黑纱,各部队下半旗”[135]。
事件发生后，经上海工商学联合会等团体倡议,决定于6月30日全中国各大中城市举行总示威。6月30日，由李大钊、赵世炎及陈乔年领导的中共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特别市党部领导的北京学生联合会及各校教职员会、北京反帝大联盟、马克思学说研究会等数百团体在天安门举行针对沙面事件的示威与“沙面案反英国民大会”、“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国民大会”，人数约五万，参与者也包括来自印度、朝鲜、日本劳联与德国的国际工人后援会的代表[136]。中共北方局机关刊物《政治生活》称这次大会是在东方的“第一次国际会议”[115]。会场搭起5座主席台，宋庆龄、刘清扬、徐谦、于右任等分别担任了各台的主席。会议呼吁“一致为国民政府后援”[137]。会议由顾孟余主持[138]，李石曾、于右任、徐谦等均有发言，最后决议“促京粤对外一致坚持”、“收回香港及英租借地”、“请政府通电禁止干涉爱国行动”等五项[139]。北京大学教职员沪案后援会等十六团体，则提出与英国交涉的要求，要求“废除中英间不平等条约”，“撤换英国驻京代使及上海、汉口、广州三处英国总领事；撤退停泊广州、上海及长江一带的英国军舰；英政府向中国政府正式道歉”，“上海、汉口及广州沙面租界内解除武装。 (此即谓外舰陆战队及外国军队完全撤去。外人商团义勇队解除武装,租界捕房只许用通常警察所有的手段执行警察职务)；租界内取消戒严；释放被租界捕房捕押之华人,恢复被封闭之学校、工会及各种团体原况”，“于沪、汉、粤案件负责任之英军警察人员,英政府应即令其一律解职,其有应负刑事责任者,并应切实担保使受刑事制裁”[6]。
在天津，由中共天津地委领导的各组织紧密安排。天津各界联合会通告于6月30日“下半旗志哀”,并要求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全体参加示威游行。天津警察厅，天津英租界均紧张应对。直隶督办李景林亦派兵保护英工部局。英日租界当局亦向天津增兵。6月30日，10万余人在天津南开操场示威，哀悼各地死者。大会主席邓颖超致开会词，由夏琴西宣读祭文。会后举行了大规模的示威游行[140]。在山东，济南60余团体6万余人在30日，于商埠公园举行“追悼青沪汉沙惨案遇难同胞大会”。烟台数万余人举行市民大会，与英、日实行经济绝交[141]。
在江浙，在叶天底、潘志春和许金元等中共党团骨干领导下，苏州数万民众6月30日在公共体育场举行“沪沙惨案死难诸先烈追悼大会”，“严斥日、英帝国主义屠杀中国民众的暴行”，号召“全苏州人民……继承流血烈士的遗志,打倒残暴的帝国主义”。杭州、温州、宁波、常熟、太仓、昆山、吴江等县的示威群众也举行类似活动，悼念沪、汉、粤、川等案的死者[142][143]。在安徽合肥，六二三事件令反帝运动出现第二次高潮。当地示威群众以合肥各界联合会名义,致电日内瓦国际联盟,“抗议英国在华驻军暴行,强烈要求对英制裁,并提出收回上海英租界、收回治外法权”[144]。
在福建，《沙基惨案告福建民众宣言》发表。共青团福州地委成立福建废约运动同盟会等组织。厦门团支部则于事件后迅速成立“厦门国民外交后援会”,发动厦门的三罢活动，以“全面实行与英、日经济绝交”，并组织纠察队。建宁人、黄埔军上尉排长陈纲在事件中死亡，消息传到建宁后,县沪案后援会在明伦堂为其召开追悼大会，使建宁再次掀起反帝运动浪潮。25日，长汀学生联合会组织县城示威游行，并捣毁教堂，在汀西方侨民纷纷离去[145]。
在湖南，中共湖南区委领导的雪耻会等组织亦宣布全湘对英日经济绝交、要求“取消帝国主义特权”[146]。在湖北，武汉地区的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及各界组织此前已经因五卅事件与汉口事件举行多次集会。六二三事件后，武汉组织又5万人参加的集会游行。举有“援沪粤案,猛力奋争”、“抗争汉案,对英经济绝交”等横幅。“游行者每人手执上书各种抗争口号的小旗,千万面旗帜汇成了愤怒的海洋”。7月11日汉案周月纪念日,武汉三镇同时举行追悼，同时设置沪、汉、粤死亡人士的灵位，呼吁各界“一致对英,勇猛奋斗”[147]。
在江西，由中共党员赵醒侬、方志敏领导的“沪案交涉江西后援会”、江西自治同志会等组织，在事件后也组织相应声援活动，呼吁政府对英奋战，“组织国民后援军,准备参战”，并指责段祺瑞对青岛、上海、汉口与广州各事件“交涉不力”，认为“残暴性成之英人,反变本加厉,在汉口、广东继续屠杀,穷凶极恶,灭绝人道,凭暴力以实行侵略中国之心,已昭然若揭”[148]。7月5日左右,在南昌召开的国民党江西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也向广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电声援：“沪汉血迹未干,沙面又演惨剧……惟有遵照总理遗嘱,努力唤起群众,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而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领导的国民党江西省党部选举成立后,又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党部表示对沙基惨案以声援[149][148]。
在事件发生前，岭南大学部分美国教职员对中国民族运动表示同情，发表公开信，批评列强“对华不公政策”，“除了向所有遭受苦难的人们表示同情之外……从历史上看，导致如此多中国人对外国失去信心的政策往往是对中国具有侵略性和不公平的……在上海发生的事情不是一天发生的；这是过去几年的结果……除非我们与中国的关系完全建立在正义原则之上，否则我们与中国的关系永远不会令人满意……唯一的正义就是中国现在和将来都应作为国际大家庭的正式成员受到对待。如果中国与外国列强签订的条约不能维护这种关系，就应该予以修改，使之与这种关系一致”，“此次事件影响到上海以及中国其他地区，因此不应被外国干涉，而应被认真尝试满足中国人民的合法愿望，并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建立更好、更平等的关系”。部分教职员预感冲突，从6月19日起安排外籍师生赴香港避难[150]。
6月24日，岭南大学17名美国教职员发表声明，由广州革命政府的英文机关报《广州英文日报》（Canton Gazette）刊登，指“以自由及自动之意志表示同情心”，称游行由“全无军装及守备”的学生和工人组成，而射击为“不仁不公之袭击”，其责任归于“指挥沙面开火的人”。声明表达对岭大华人师生死者的同情，“决意与中国人合作,将中国方面所持之理由及合理之希望和目标,贡献于世界。并将予等所持之宗旨直接的令美国政府与人民知之。同时希望美国能尽其能力相助中国,俾得平等之待遇及实现其目的,即不受帝国主义的支配”[6][151]。
该言论引发在岭大外籍教职员与华南的美国人社区的争议[152]。香港的美国人群体批评其“缺乏依据和克制”，认为对沙面外国国民构成“无端诽谤”，认为其基于“游行参与者的片面报告，未考虑沙面方面的证据”[153]。岭大当时在沙面的人士Mrs.J.D. Pugh后来称，游行队伍中军校学员先向沙面开火，部队系自卫还击，并认为“目前的混乱局面完全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猖獗的恶果。学生们让虚假的同情心肆虐，不幸地他们成了俄国革命者卑鄙行径的温床……我认为低年级学生并不知道上周二的游行会以流血事件告终”[154]。
随后，岭南大学副校长A. Baxter，伦敦传道会牧师于6月27日公开撤回支持，表示“遗憾”，“后悔”，并表示6月23日深夜签署的是基于学校的华人师生起草的另一份中文报告，校长与副校长则被“报告要点”，其“无法对翻译发表任何意见，因为没有读过发表的中文声明，只是得到了其中的梗概”。 Baxter指其“未核实沙面方面的证据”，属“判断失误”，“自从我签署文件以来，我亲自从目击者那里收集了信息，这些信息完全让我确信，枪击是从中国方面开始的”，“中国师生在游行队伍中所处的位置，使他们无法注意到枪声最初是从哪里传来的……他们的陈述代表了他们的真实信念”[155][156]。
Baxter也称事件当晚见到岭大学生回校，向其展示血衣，并称沙基方面从未开枪，因此其“试图到达沙面亲自了解情况，但无法找到任何汽艇或船只”，“以我们当时的处境，绝对不可能从沙面方面了解事实……第二天，他和我都了解到了沙面的观点……目击者提供的证据以及总领事的官方声明都使我确信，最近发生的事件的责任在于中国人”，“如果我那天晚上能去沙面，这份声明就不会被发表了”[156]。Baxter认为“在最近发生的事件中，身为外国人，我们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如何尽可能公平地对待中国人的民族爱国情绪，同时又要严格按照事实行事”[156]。
Baxter其指他与校长香雅各未参与6月24日声明的起草或签署。校长香雅各亦表示声明不代表学校立场，并认为“当得知一位德高望重的教师和一名学生遇难，以及至少两人受伤的消息时，岭南大学校园里无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内心的感受都无比深刻……我宁愿失去一个亲兄弟和一个孩子”，“无论决议措辞如何，没有人想到要暗示哪一方先开火”，“热切希望中外关系早日调整……解决中国外部困境的唯一方法是双方权利得到相互承认，而外国人也愿意像最近伦敦的一个团体所建议的那样，将中国利益放在首位”。[157][158]。其后，其他签署者未修改立场，部分教职员称“无论对错”，都需支持中国教职员。Baxter因撤回声明被孤立，甚至被要求辞职[159]。
6月24日，广州革命政府的英文机关报《广州英文日报》（Canton Gazette）刊登了一封署名“驻东山德国商民”的公开信[160]，表达对沙基事件中中国受害者的同情。作者在信函中谴责沙面英法军队的“空前武力对待巡行群众”，称游行者为“爱国的、和平的”，并表示“彼辈对此莫不深表同情，与其中国朋友同感悲愤”。信中提及作者亲自拜会德国领事，请其向中国政府及各团体表明德国的谴责[93]。而当时青年政治宣传会高尔柏 、高尔松编辑的《沙面惨杀录》中亦评论，“欧战以后，德国亦深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因此从反帝国主义的立足点而言，他们确与我国站在共同的战线上。因而，德国领事在官民会议席上已表示同情的哀悼”[93]。
这封信件在香港及广东的德国侨民中引发了争议，当时甚至被部分人怀疑是“伪造”，或认为作者“要么仅收到中国方面的报告，要么试图讨好中国人…这场运动是由俄罗斯布尔什维克煽动的反外运动”。同时有德国侨民认为对待中国人的说法信息应该谨慎以对（cum grano salis），并质疑“示威者难道没有其他道路可走，非要绕行沙面半圈”、“示威者在游行中携带武器与弹药有何目的”，认为游行队伍后方的武装有意挑衅沙面居民，亦指称其有“许多中国友人与我皆感遗憾”，因“沙面的机关枪未能在那些所谓“士兵”——实为前匪徒——中进行更彻底的清理”[161]。香港德国总领事亦对信函真伪表示怀疑，并立即联系广州德国领事调查作者身份[161]。德国香港领事强调，香港及从广州东山撤至香港的德国侨民“对此信感到遗憾甚至愤怒，否认参与撰写”，并怀疑“信函带有“莫斯科印记”（Moscow trade mark）”。由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沙面英租界曾拘禁及驱赶德国侨民，战后的广州德国侨民大都居住在广州芳村、东山等地，并且事发期间因为紧张局势，被要求留在家中，因此德国侨民事发时大多并非枪击事件目击者[162][163]。
7月3日，香港士蔑西报刊登后续报导[164]，指经广州德国领事调查，确认信函由东山一名德国人单独撰写，未咨询任何其他德国商民。该德国人受中国友人催促，表达对沙基惨案的同情，最初以个人名义签署“老德国中国通”（Old German China Hand）。后应中国友人要求，匆忙改为“德国商民”（German Merchants），但未附名片或征求其他侨民同意。但《广州英文日报》刊登时擅自添加“附上名片”（Enclosing our cards）字样，进一步误导读者。香港德国总领事随后表示，此信不代表东山德国商民的集体立场，仅为个人行为，并希望此事不再引发争议[163][162]。
广州革命政府在事后立刻以广东省长胡汉民的名义向英国和法国驻广州总领事馆提出三次抗议，并在第一次照会中指“此次巡行纯系因沪案迫于义愤作最文明之表示，乃英、法、葡兵警军舰竟为此蔑绝人道之蛮横举动。且此种残杀、亦系事前之蓄意阴谋……闻悉之余、至深骇异、亟应先行提出最严重之抗议、并声明此次事件应由英、法、葡兵警军舰、及有关系之文武长官、负完全责任”[6]。26日又再次提交第二次抗议，提出各国派大员向广东革命政府谢罪、惩办相关军事长官、各国军舰撤离、沙面租界交由广东革命政府接管、赔偿死伤人员以抚恤金等五项要求。7月14日，提交第三次抗议，重申此前五项要求，并强调沙面当局对惨案负全责，若英法拒绝讨论，将延长南方不安局势，对英法人民不利。但因英法方认定事件责任在广州政府，均遭到其拒绝[6]。
胡汉民也致电沙面除英法葡以外的11国（包括日本、美国、挪威、丹麦、瑞典、意大利等）领事，通报事件，指责沙面方面较上海、汉口事件中“尤为暴戾”，因“巡行群众所经行地、与沙面尚隔一水、且闸门紧闭、绝无拦入之虞”。胡汉民以表示广州政府会继续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目标，“现由国民党组织调查委员会、对于此次事件、为严密之调查。并已决定对于此次事件、不依恃武力及其他狭隘的复仇手段”[6]。调查委员会中包括19人，分别代表司法界、学界、学生联合会、商界、军界、广大学生会、公医院、报界、总工会、省教育会、党校长联合会、青年会、慈善界、女权运动大同盟、市商会、警界、红十字会、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及香港学生联合会[70]。
胡汉民亦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关于处理事件相关外交事务时应该对各国区别对待，认为：“俄国对于中国已自动的取消不平等条约，且对于中国国民革命热诚相助，我们应该与之亲善”、“德、奥两国自欧战后，对于中国已取消不平等条约，我们应该以平等相待”、“美、葡、荷等国虽然没有取消不平等条约，但于此次沙面惨杀事件并无直接参加，我们应该分别清楚，对于美、葡、荷等国，间然要从事于不平等条约之取消运动，但不可以沙面惨杀事件之责任加于彼等”、“英、法为此次沙面事件之行凶者，英、日为上海、汉口等处惨杀事件之原动者，我们对之引为深恨，除以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根本解决方法外，并应课以此次事件之责任，但切不可出于狭隘的复仇手段”[165]。
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慰问事件中的逃难者及伤者时表示：“帝国主义者之出此惨杀手段,并非有所逼迫,亦非有所误会,且非出于一时之冲动。 乃处心积虑构成此等谋杀行为。观其先事之布置、临时之指挥, 无非欲以中国人民之生命,为帝国主义者示威之具”[6]。后来的黄埔军名将，共产党与国民党党员蒋先云在事件之后，写下《六月二十三日沙基惨案报告》并在《中国军人》上公开发表，指：“我是23日沙基惨案最后离开帝国主义者虎口的一个,同时也是被机关枪射击幸而不死的一个。惨案的经过,身受目睹。今陈述其经过的实在情形,以证明帝国主义的阴谋”[60]。
由于事件中有法国公民死亡，并且法方认定冲突责任在于广州革命政府[166]，因此法方首先向北京（西方国家多数未成为广州政府）与广州当局提出抗议[167]，法国驻北京公使玛德（Damien de Martel）亦就法国商人巴斯基危被杀一事，向中国政府提出抗议[41]。法国驻广州领事吕尔赓（Jules Leurquin）认为，租界方面“本未干预民众游行”，但游行队伍“在没有任何挑衅的情况下，向法租界开火[168]，击毙一良善法商”、“租界内多处房屋遭到严重损坏”。“我们的士兵在遭受大量子弹射击后才短暂地进行了还击”[169]。吕尔赓认为广州革命政府应该赔偿租界的伤亡损失，并质疑政府是否“赞成此次部队的侵略行为”[170][171]、未能保护外侨的生命财产。[98][100][101][172]。26日，吕尔庚再次致函胡汉民，指“伍朝枢先生致北京公使团领袖电文,述六月廿三日射击事,全非事实……彼未言巡游队中有数千军队或军官学生及中国方面先行放枪,且法商巴斯基危之死,亦未声叙”。吕尔庚认为事后“外交部长以长官地位所说者,全与事实相反”，并致以伍朝枢与广东政府“之信用，对于列国如何[6]。而交涉员傅秉常则回复指法方“函内措辞毁谤,极端无礼,尤不能不提出严重抗议,并筹相当之对待”[6]。广州革命政府认为冲突责任在于沙面方面，认为法方“自己做错了事…反诬我徒手之群众为先行开火”[6][173]。美国领事精琦士则认为“尽管很大一部分伤亡显然是被法方机枪造成的，但人们似乎并没有太多的反法情绪。英国人则被指责挑起了枪击事件”[174][49]。
由于英方有人员受伤，而英方同样认定冲突责任在于广州革命政府，英国总领事杰弥逊照会当局抗议，指其“兹据目中所观，可以誓言，此次确因华人方面先行开火”[175]，而“枪弹向我方施放，密如雨下，本总领事等仅能幸免”[176]。杰弥逊认为“所谓准备在先者，是在中方军队或学生军，盖学生之决意籍端生事，以博殉国之名，事前人多知之，亦被我此前照会伍朝枢先生”[177]，并举出例子指事前香港法国实业银行买办就曾警告法行经理，23日会发生攻击或劫掠事件[97]。孖剌西报评论认为，黄埔军的“计划肯定是事先精心准备的，不存在以任何偶然方式开火的问题”，因此广州革命政府“他们要么是故意试图隐瞒自己的意图”，“要么完全不知道他们自己的士兵的计划”[50]。
杰弥逊认为广州方面搜集的当日的见证词，无法构成法律意义上的证据[178]，亦在另一篇文件中指“这一令人遗憾的事件被利用来进行针对英国的无节制的诽谤和恶意媒体宣传，其发起者没有耐心或不关心了解事实，就利用这些悲惨事件作为‘肆无忌惮的宣传’（unscrupulous propaganda）的基础”，并认为“沙面岛上的外国人不是侵略方（were not the aggressors），有关外国当局的行动仅限于保卫岛上人民生命所需的范围内[179]”[63]。7月11日，英国领事再次致函交涉员傅秉常，对前一日下葬的沙面死者表达致哀，“不幸遭难人等…对于其父母亲属及倚赖者惋惜之情”。而傅秉常则指“本交涉员甚为纫感……但遭难各家属,皆根据调查报告,知此案系由沙面首先放枪,故未便代转尊意”，又指中方委员会已经确定开枪责任，并且“有美总领事、德国领事、俄国领事参加会内”[6]。而此后英法领事均指“此会仅加入美国总领事及德国代理总领事二人之名，以 图勉强撑持其调查之真实。实则美、德两领,亦曾告知本总领 事,谓彼等之于调查进行事项,并未为任何的正式参加也”[6]。
因事前英领事杰弥逊已经致函伍朝枢警告，士蔑西报认为“整个事件是对沙面的一次有决心、有预谋的攻击，并且以惊人的方式实现了英国领事前一天给伍朝枢博士的信函中所预示的可能性”[53]。而丹麦驻广州领事华莱士·汉森在其报告中认为事件是“事先安排好的”、“大量全副武装的军队却参加了一场原本和平的示威游行，这一事实不容置疑，组织者的意图是不可原谅的”，因此认为广州革命政府应该对此负责[85]。
广州革命政府事后组织了“沙基惨案调查委员会”，综合十三项报告等材料，包括目击者证词等发表。调查报告认为，如果如英法方面所说，枪击是从中方开始的，那么无武装的学生与其他游行群众本可以逃脱；如果沙面的袭击不是突然发生的话，伤员就会逃脱，或者至少伤口会在背部，而不是侧边[70]。英方则根据委员会的官方报告统计的伤亡数字，认为枪击事件共造成 110 人伤亡，其中 55.4％ 为士兵，因此指“沙面的火力集中攻击位于英法桥梁之间的武装士兵，而不是手无寸铁的人群…显示许多平民确实成功毫发无伤地撤退…大部分平民伤亡是由于流弹和跳弹造成的”[18]。另外，谭延闿、胡汉民、许崇智、伍朝枢等政府要人也对北方及各省军民政长官发出通电，指“且果使军官学生先自放枪,然后沙面外国军队始还枪相击,则死伤者限于双方,何以先行之岭南学生及各大中小学男女学生,皆有死伤?现在各学生及商工界皆一致证明先被沙面外国军队隔水狙击,陷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军官学生始追随而至。英法领事所说,其为诬捏,已不容再辩。此次广州惨杀事件,实由沙面当事者处心积虑”[93]。
英方认为委员会报告的证词部分来自现场的学生，根据其陈述，“他们当时已经走过了西桥（英国桥）”，因此远远领先士兵，所以“当士兵开始进攻时……只有学生区的末端才有可能看到一些不完整发生的事情”。英方亦认为委员会报告的大部分证词都表明其经过西桥后，“突然开始枪击”或“听到枪声”，而一部分人士认为“确信枪声是从沙面传来的”的印象是“在紧张兴奋的时期形成的”，并且“自然地带有当天的一些色彩”[18]。英方续称“对伤亡惨重，尤其是学生遇害深感遗憾”，但也认为“当时进攻租界的是全副武装的中国士兵，其人数远超欧洲守军…学生们当时距离士兵很近，很可能受到了间接火力的攻击”[49]。
中方的报告结论认为，巡行队伍秩序井然，武装巡行队以密集队形行进，无散开或挑衅行为。“岭南学生与武装巡行队之距离，尚有数十余丈，中间有女学生及小学生队，岭南学生行至西桥时，即被枪伤，且受祸至惨。以距离及时间计，武装巡行队尚未至西桥，其为沙面首先放枪无疑”。沙基沿岸有军警维持秩序，还有大量市民观看，若黄埔军方面先开枪，学生、军警和市民都将首先成为牺牲品，“虽至愚必不出此”，因此委员会认定沙基方面先开火的说法不合理[70]。广州市立职业校长报告认为，“我巡行队军官学生之前乃为女子童子军等[6]。如我有意开衅,何至以女子小童作前驱”，“我武装巡行队均密集部队,并 无备战之意”，“当时市民参观者不下数万人,异常挤拥,我决 不至以同胞为牺牲首先开枪”，“当日沿堤均有军警站立,手持 劝市民严守秩序之小旗”，“在军官学生之前之女生,政府中人 之子弟不少,而廖仲恺之女公子且受伤”。而事后港英政府发表的材料则指，事发几个月后，广州一名名叫伊凡霍夫 (Ivanhoff) 的士兵对其同伴承认其与其一名战友受到了鲍罗廷的贿赂，以打出最早的几枪[94][需要第三方来源]。
日领清水亨、美领精琦士均曾尝试担任调停工作。7月2日，日本领事清水亨致函胡汉民，“对于此种事件之发生,深表哀痛之忧,且热望当地现下之非常状态,立即恢复原状也”，又转述英国方面认为中方“如不能终止对于沙面之罢工及其他之类似事项。则沙面之防备,实难撤退”[6]。而傅秉常则回应，认为日本仅传递英方信息而未抗议英方，有失“武士道之风”、呼吁日本“秉持正义”支持中方的反帝诉求，而不仅仅是“低首下心为西方屠伯作传话之工具”。随后杰弥逊在阅读报章得知中日交涉内涵后，又尝试澄清日本未受英方委托，并指责中方对日方措辞过激，同时质疑此前傅秉常在函内“未经认可而用美、德两国领事名字”，指责中方为“图以尘沙撒数外界眼目之粗鄙手段”[6]。
在交涉过程中，英法与广州革命政府双方就“谁首先开枪”的问题始终各执一词，继续对峙。但中国方面也不得不承认“让武装军队参与示威游行是不妥的”，中国方面同时提出质疑：“英法是否确有必要以机关枪还击？以及法方是否仅以中国军队为射击目标，抑或故意将未武装的游行者及围观者也作为射击目标？”日方则认为“对这两点进行一定程度的检讨并非毫无意义”，希望“以某种方式设立联合审查委员会，审查开枪问题及事件前后的事实”，“即使无法最终解决“首先开枪”的问题，或许也能为事件解决迈进一步”[76]。
评价
7月1日，在黄埔第三期学生开学典礼上，蒋介石作为校长在讲话中指出：“沙面惨案与凄惨之中，觉有一种光明印象，生者固悲愤，而死者则得其所也”。黄埔军校还编印了《沙基屠杀中党立军校死难者》一书，周恩来为其写了悼念文章，并为事件中死亡的校军写下“喋血沙基为帝国主义死敌，转战潮广为国民革命先锋”的挽词[58]。邓中夏则认为事件是“上海、汉口、青岛等处大屠杀”“重演于广州”。但英法“这样一来，却更激起中国民众反抗的决心，于是各界人民更表示热烈援助省港罢工”[180]。毛泽东评论“五卅惨案，沙基屠杀”，“是帝国主义者““白色的恐怖”的实证”[181]。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陈独秀则于事后主张，扩大“全国联合会”，组织“中央大会”，“武装群众”，组建“自卫团”，扩展“反帝国民军”，坚持“罢工排货”，废除“不平等条约”，以抵抗“帝国主义及媚外军阀”[182]。瞿秋白认为，在五卅以后的整个中国的“反帝国主义民众运动”，与北方“卖国的直奉军阀”不同，广州国民政府是“最大的反帝国主义的力量”，“以实力赞助粤、港的民众运动，而且在政治上领导全国的反帝国主义斗争”。而正因广州“政权握在革命的国民政府手里”，所以英国“虽在沙基演出全国最大的屠杀，却总不能一时镇压那最革命的广东农工民众的运动”，并呼吁广州继续坚持领导“最持久、最伟大的运动”[183]。
1926年6月，逢事件一周年，蒋介石对黄埔军校生发表演讲说：“去年今日,有一百多个同胞为帝国主义所惨杀,于是省港工人坚持罢工,使得香港的经济状况到现在尚未恢复。所以我们对于六二三的纪念日子,是永不可忘的日子。此后我们的工作,要注意数点,使省港罢工得最后胜利,使香港英夷屈服于我们,取消帝国主义来中国的一切不平等条约……要收回香港,打倒英国帝国主义!”[184]
曾驻苏联的时任瑞典驻广州领事则认为，“在击败对手之前，广州的布尔什维克党还不够强大，无法以他们希望的方式实施政策……击败云南人后，布尔什维克立即开始了激烈的反外运动，他们使用了所谓的“不平等条约”和上海“事件”（无论是否被挑起）以争取公众支持，但仅靠这些措施他们无法激起足够强烈的反外情绪，因此他们不得不在广州安排一个明显重要的事件，以帮助他们赢得群众的支持”[27][185]。
港英方面有舆论认为，“广州当局故意且无情地试图饿死沙面，摧毁那里的贸易，以及由俄国军官领导的黄埔军校学员对沙面及其妇女儿童的无端、有组织且凶残的攻击……这就是广州当局希望我们沦落的状态。他们希望我们变成广州本身及俄国的状态，那里充满无政府状态、残酷专制、犯罪、贫困和极度苦难”，“关于沙面枪击事件的谎言被完全重复……“屠杀”是使用的术语”[121]。
法国亚洲协会（Comite de l'Asie Francaise）则从法兰西帝国角度，评价从五卅到沙面事件的一系列中国发生的中外冲突，认为“苏维埃深谙”中国人的民族心理，“巧妙利用威尔逊主义激发对共产主义反感的中国民众，以民族主义之名煽动暴力，为未来共产主义统治铺路”，“中国传统的排外偏见、觉醒的民族意识、长期动乱中的社会解体，以及布尔什维克宣传，构成当前运动的根源，堪称太平洋悲剧的序幕。此运动显示，远东正处于种族战争的前夕”[186][17]。
纪念
事件发生当晚，广州西医周贯明即致书建议国民党中央党部,为事件建议设立纪念碑[6]。1926年1月，广州市政府将沙基马路改名为六二三路，并在沙面东桥头六二三路上竖立“毋忘此日”纪念碑，同年6月23日，举行路名和纪念碑落成典礼。1949年中共建政后，1950年因东桥扩建，将原碑拆毁，迁移东桥脚，改建一座高大的纪念碑立于桥头，改名为“沙基惨案烈士纪念碑”。现时的纪念碑为2001年10月18日重新修建而成。[187]。
著名油画家、黄埔军校生梁鼎铭在1926年在广州近郊穗石乡大石头黄氏宗祠设立画室，花费了半年时间创作了《沙基惨案》油画[188]，为其从事战史画创作的开端，其与《南昌战迹图》、《济南战迹图》、《庙行战迹》和《惠州战迹图》并称国民党的“五大史画”。油画完成后一直悬挂在黄埔军校俱乐部的礼堂内。1928年随黄埔军校搬迁到南京，收藏在黄埔军校俱乐部内。1938年南京战役后下落不明[189][190][191]。
为纪念包括事件中死亡的岭南大学教员区励周、学生许耀章，岭南大学惺社于1928年筹资捐建一座八角钟亭——惺亭[192][193]。而1930年，国民党中央会议通过《革命纪念日简明表》与《革命纪念日纪念式》，当中包括“沙基惨案国耻纪念日”、“五卅惨案纪念日”、“天津条约国耻纪念日”、“南京和约国耻纪念日”、“辛丑条约国耻纪念日”等，并对其宣传要点、程序仪式均作了具体规定[194]。
另外，广州市荔湾区政府、党委、团委等机构至今也常在事件周年时，组织“沙基惨案周年纪念”相关活动[195][196][197][198]。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参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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