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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硖尾大火
1953年香港火災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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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硖尾大火于1953年12月25日圣诞节在香港新九龙石硖尾木屋区发生，这场大范围的火灾[1]，受灾面积达41英亩，相当于约23个足球场[2]，近6万名灾民失去居所，这场大火促成香港公共房屋的诞生。
背景
1945年8月香港重光时香港人口仅有60万人，但中国不久便发生国共内战，大批中国大陆难民涌到当时是英国殖民地的英属香港，香港在1950年代初增加至超过200万人口[3]。因为人口在数年间增加逾三倍，香港住房又严重不足，很多难民无法负担住宅楼宇的高昂租金，所以大部分难民需要用木头、木板及锌铁片在山边搭建木屋栖息，在市区边缘形成杂乱无章的寮屋区，在当年的香港一度有近25%人口居于寮屋，在市区周边的山坡寮屋林立，位于九龙北部的市郊山区便有多个难民聚居的寮屋村落。因为港府在1950年代初认为涌入香港的难民，只是暂时到香港逃避中国的战乱和动乱，不会在香港落地生根，难民等到中国局势缓和后便会离开香港，所以当时港府未有主动兴建大量房屋安置难民。
因为寮屋区是由居民自行搭建木屋而形成，既没有规划，木屋之间的通道也十分狭窄，没有自来水且缺乏消防设备，又因为取水不易，一旦发生火警，火势不易受控。寮屋区人烟稠密，烧水及煮食主要靠烧柴或火水炉，但煮食的位置通常没有间隔，又因早年的寮屋没有市电供应，晚上主要靠蜡烛、油灯或火水灯照明，稍有不慎便容易烧着晒晾的衣服、被铺或家居杂物。此外，有不少寮屋居民从事家庭式手工业的“山寨厂”维持生计[4]，如人手针织、制作棉胎、手作五金或皮革制品等等[5]，寮屋既是家庭的住所[6]，也是谋生的工场[7]，也因此部分寮屋会存放有手工业所需的物料及机器，当中不乏胶水及油料等易燃物品。
在这个年代寮屋区火警时有发生，例如在1951年11月21日的九龙城东头村大火，1953年4月24日石硖尾窝仔村又发生寮屋火警，约有百间木屋被焚毁[8]，故居民对火警多有心理准备。每年入冬后，因为天气转冷，居民多会煮热水沐浴，又因秋冬季天气较干燥，火警也更易发生，另外每年的中秋至下年的春节及清明，由于期间会有较多祭祀祈福的活动，火灾也较常于这几个月发生。虽然火警当日是圣诞节，但是在1950年代香港的庆祝圣诞活动仍不算普及，寮屋区的居民收入及文化水平普遍较低，较少庆祝圣诞节，所以不会有圣诞节产生的欢愉气氛而影响发生火警时进行逃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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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发经过
火警在1953年12月25日圣诞节晚上发生[9]，据后来警方调查，当晚9时30分左右，在白田村众安道124号一间木屋2楼的单位内，有一名从事制鞋的男子，在制鞋时不慎翻倒火水灯在一桶制鞋用的胶水上，易燃的制鞋胶水被火水灯点燃，屋内三人尝试把火弄熄但无效，警方在晚上9时39分收到999求救电话[2]，当时燃烧的火舌已蔓延至天空。火势在火警发生初时仍不是十分猛烈，仅波及在起火木屋旁边的30多间房屋，邻近的木屋会被波及也是寮屋区居民的意料之中，可是因为缺乏水源灭火，无法减缓火势，再过不久，突然有一阵强烈及干燥的北风吹过火场，火势迅速扩大及向四周扩散，不足10分钟，大火已波及数百户木屋。晚上10时，火头由白田村向东湾及正街蔓延，情况完全失控。
接获火警报告后，消防处处长哥民（William James Gorman）认为事态严重，在晚上10时召集所有后备消防员前往灾场协助灌救，又下令从香港岛抽调2辆消防车，紧急由汽车渡轮运送到九龙，再开赴火场，26日凌晨1时40分再抽调多1辆[1]。在消防员赶到初时，由于仍然有大量居民从寮屋逃生，现场十分挤迫，先要疏散居民，未能立即到发生火灾的位置灭火[2]。虽然当时有很多消防员抵达现场，但接驳水源及拖喉到火场灭火遭遇困难，火场的高温令消防员难以靠近射水灌救，而且不断有起火的木屋倒塌，进入火灾范围也有被困火场的危险，只能在火场的外围阻止火势向外蔓延。因为风向再三转变，导致火屑四散，点燃更多木屋。到晚上11时10分，整个白田村已被焚毁，不论是木造或石造的房屋，都一律化为灰烬，火场四周一片颓垣败瓦。由于火势一度焚向深水埗大埔道，附近的嘉顿公司、乐都公寓和深水埗大饭店也需要戒备，准备随时紧急撤离。火势之后蔓延到山顶，为阻止火势进一步蔓延到九龙仔的木屋区，造成更大灾情，消防员在九龙仔的山上阻截火头[1]。12月26日凌晨2时30分，火势开始受到控制，凌晨4时左右渐告熄灭。到26日日出，整个白田村寮屋区只余下一片瓦砾，所幸的是居民在大火发生后迅速逃生，才没有造成太严重的人命伤亡。
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向英国政府报告，指这场石硖尾大火涉及多个木屋区，包括白田上村、白田下村、石硖尾村、窝仔上村、窝仔下村及大埔村，灾场广及41英亩，即相当于164,000平方米。大火历时6个小时才受控，造成3死51伤，其中一名死者死于逃生人群的人踩人，烧毁木屋2,580房，约12,000多个家庭，合共58,203人成为失去居所的灾民[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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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置灾民
大火之后，广大的木屋区变为一片废墟，近6万名灾民流离失所，大部分灾民除了身上穿着的衣服及小量随身物品外，其余财物已被焚毁，连可供替换的衣服也没有，由于无家可归，超过2万人在寒冬下需要露宿深水埗街头，安置居民成为港英政府当务之急[11]。英国政府拨款20万英镑予港府赈灾，港英政府成立“石硖尾六村大火救灾委员会”统筹善后工作[2]，向每名灾民派发三件衣服，界限街陆军球场（今旺角大球场）被用作赈灾站，驻港英军为灾民提供饭菜，及后增设临时浴室，灾民在冬天可以有热水洗澡[12]。
港英政府为尽快安置灾民，在灾场附近，先行兴建两层高的平房，并以当时的工务司包宁命名为“包宁平房”[13]。之后在火灾原址，建成29幢楼高六至七层的H型徙置大厦，供灾民入住，成为石硖尾徙置区（今石硖尾邨），其中的第9座至12座由联合国拨款兴建。自此之后，香港的房屋政策也出现根本性的改变，政府开始兴建公共房屋，作为低下阶层市民的基本福利；负责兴建公共房屋的香港房屋委员会前身屋宇建设委员会，以及房屋署的前身之一徙置事务处，都随即相继成立[14]。
筹款赈灾
港府及社会慈善团体在火警后，向灾民派发食物及衣服等物资，慈善组织也募得善款，香港总督葛量洪夫妇、何东爵士、胡文虎等人纷纷捐助，传媒报馆也发起筹款活动救助灾民[9]，之后陆续有组织参与救济活动[15]。
当时正值1953年12月中至1954年1月中举行的年度工展会，多家参展厂商在石硖尾火灾后举办义卖筹款，包括淘化大同、利华民恤衫厂、百吉面、灵芝药行、白花油及唯一热水瓶等参展商，把在工展会卖出产品的收益捐出赈灾[16]。
1954年1月17日，太极拳手吴公仪与白鹤拳手陈克夫在澳门新花园泳池比武[17]，两回合后裁判何贤宣判“不胜、不和、不负”，筹得27万港元善款[18][19]。
相关条目
参见
- 《从深水步到深水埗》，深水埗区公民教育委员会，1998年
参考文献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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