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同盟国战争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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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盟国的战争罪行，是指同盟国对轴心国平民及军人的“处置”，违反战争法的一些指控和法律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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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同盟国对轴心国的战犯进行了多次审判，其中最著名的是纽伦堡审判和东京审判。然而在欧洲，这些法庭是在《伦敦宪章》的授权下所设立的——这意味着这些法庭只审理纳些为轴心国利益所行事的人所犯的战争罪之指控。一些涉及盟军人员的战争罪行，则是由盟军进行调查，并在情况允许下动用军事法庭。然而，历史学家指称，有一些事件根据当时实施的战争法已经构成犯罪，但因为各种原因而并未调查，或者调查了但没有进一步起诉。
根据克劳斯·维格雷夫 (Klaus Wiegrefe) 在《明镜周刊》(Der Spiegel) 上的一篇文章表示：迄今为止，历史学家一直故意忽视盟军士兵的许多个人回忆录，因为他们所记录的事情，与围绕着二战同盟国的“最伟大的一代”之神话不符。然而，近年来这种情况已经逐渐发生变化，例如由瑞克·阿特金森（Rick Atkinson）所撰写的《战争之日》（The Day of Battle）就描述了盟军在意大利的战争罪行，以及安东尼·毕沃尔撰写的《诺曼底登陆日之战》。[1]而毕沃尔的最新研究表明：盟军在诺曼底犯下的战争罪行“比以前意识到的还要严重得多”。[2]
政策方面
西方同盟国曾声称他们的军队被指示必须遵守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并认为他们是为了结束战争并阻止轴心国统治世界而进行的正义战争。然而，一些违反公约的行为仍然发生了，包括在战争结束之时，曾与轴心国军队合作的苏联人民被迫遣返回苏联。苏联经常犯下战争罪行，如今众所周知的是，莫斯科当局指示或进行的这些行为，包括发动侵略战争和屠杀战俘，以及以武力来镇压被征服之国家的当地平民。[3]
安东尼·毕沃尔将苏联占区期间，苏联对德国妇女的性暴力描述为“历史上最严重的大规模性暴力事件”，并估计仅在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就有至少140万妇女被苏联人强奸。[4]
个别的评论家，如德国历史学家和左翼反战活动家约尔格·弗里德里希认为：盟军针对敌方领土内的平民区和文化目标，进行战略性的空中轰炸，包括德国的科隆、汉堡、德累斯顿；意大利的卡西诺战役期间的卡西诺山修道院[5]；日本的东京、名古屋、大阪，尤其是美国对广岛、长崎投下原子弹之行动，造成了城市的彻底毁灭，以及数十万平民因而死亡，因此这些行动应该被视为战争罪。[6][7][8][9]然而，其他观察家则对此指出：在二战之前和期间，关于空战方面的具体、详细之国际法并不存在[10]，而且，一些曾经轰炸过上海、重庆、华沙、鹿特丹，甚至参与过伦敦大轰炸的日本、德国军官，也并没有因为轰炸同盟国的城市而被判以相关的刑罚。[11]
欧美同盟国
加拿大官方战争历史学家查尔斯·斯泰西曾报告说：在1945年4月14日，加拿大阿盖尔和萨瑟兰高地人军团中，有个很受欢迎的指挥官：弗雷德里克·E·威格尔中校被一名平民狙击手杀死的传言流出，这导致日后该军团将弗里斯奥伊特夷为平地以报复当地人。[12]斯泰西接着写道：加拿大军队首先将德国平民从他们的房屋中带出，然后再放火烧毁他们的房屋，而他表示他“很高兴说日后未曾再听说过类似的事件。”[13]此后发现，该名阿盖尔指挥官是由德国士兵杀死。[14]
根据加拿大陆军的米查姆和冯·施陶芬伯格所表示：加拿大的“忠诚的埃德蒙顿团”在入侵西西里岛期间，杀害了不少德国战俘。[15]
1944年8月，随着龙骑兵行动的成功，盟军成功占领法国南部并让德军防御阵线崩溃，大量的德军无法逃离法国南部，因而被迫向法国内务部队投降。而该部队则于后来处决了国防军，及一些涉及盖世太保及党卫军的战俘。[16]
1944年9月10日，马奎斯在圣于连德克朗斯（位于多尔多涅省境内）处决了17名德国战俘，其中有14人的身份如今得以确定。这些杀害是针对德国人于1944年8月3日，杀害圣朱利安村的17名当地村民的报复行动，而其本身则是德军对圣朱利安地区抵抗活动的报复——毕竟该地区是马奎斯游击部队本营的所在地。[17]
隶属于法国远征军的法属摩洛哥军队（又称之为古米耶），在入侵意大利的卡西诺战役期间[18]，以及之后在入侵德国之时[19]，犯下了大规模的战争罪行。根据意大利的消息来源显示：有超过12,000名平民，尤其是年轻人和年迈的妇女和儿童被古米耶绑架、强奸或杀害[20]——这在与苏菲亚·罗兰主演的意大利电影《烽火母女泪》中有所体现。
法国军队参加了对德国的入侵，后来法国分配到了一个德国的占领区。Perry Biddiscombe引用了最初的调查估计：“古米耶在康士坦兹犯下了385起强奸案；布鲁赫萨尔有600起；弗罗伊登施塔特则有500起”。[21]士兵们还被指控在莱昂贝格附近的赫芬根区实行了大规模强奸。[22]其中，Katz和Kaise虽然也有强奸的案例[23]，但与其他城镇相比，赫芬根或莱昂贝格都没有发现任何的相关事件。安东尼·克莱顿(Anthony Clayton)在他的著作《法国、士兵和非洲》(France, Soldiers, and Africa)[24]中，用了好几页来描述古米耶的各种犯罪活动，他将其部分，归因于他们家乡的以往做法。
根据诺曼·奈马克的说法：法属摩洛哥军队在强奸方面，与苏联军队的行为相差无几——尤其是在占领巴登-符腾堡的前段时间（如果上面的数字都是正确的话）。[25]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与其他盟国（主要是美国）一同轰炸敌方的城市，包括了对德累斯顿的大轰炸。虽然在战前，任何关于保护平民人口或平民财产免受空袭的协议、条约、公约或任何其他文书并没有通过，[26]但是海牙公约有明确的规定：禁止轰炸不设防城镇。这座城市基本上没有受到战争的影响，并且拥有通往东部战线的铁路通信系统，是德国重要的工业中心。而盟军后来的调查结果表示：对德累斯顿进行轰炸，在战略上是合理的，理由是因为这座城市设有防御设施。[27]
欧洲战场结束后，根据报导表示：在挪威的德国战俘，被迫在英国的监督下清除雷区。德国人对此曾向英国指挥官安德鲁·索恩 (Andrew Thorn) 将军投诉，但他以德国战俘不是战俘，而是“无条件投降的已解除武装部队”为由，驳回指控。等到1946年，地雷尽数清除完毕后，已造成275人死亡，392人受伤——这已经违反了日内瓦公约。[28]
1940年5月4日，为应对德国大量的无限制潜艇战，英国皇家海军在大西洋海战和德国入侵丹麦和挪威的期间，实行了自己的无限制潜艇战。海军部对此宣布：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内的所有船只，都将于没有任何事先警告的情况下直接击沉——这已经违反了第二次伦敦海军条约的条款。[29][30]
1941年7月，驻扎在地中海，且由安东尼·米尔斯所指挥的托贝号，击沉了几艘德国的船只。其中有两次行动（一次在埃及亚历山大海岸附近，另一次在克里特岛海岸附近），潜艇的船员袭击了德国船只，并杀死了数十名因而遇难的德国水手和士兵，尽管实际上所有的海难幸存者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对托贝号的船员构成任何重大威胁。然而米尔斯并没有试图隐瞒他的行为，而是在他的官方日志中，报告了这些行为，而第一次事件发生之时，他受到了上级的严厉斥责，而米尔斯的行为也已经违反了1907年的海牙公约——该公约禁止海军在任何情况下，杀害任何的海难幸存者。[31][32]
1942年9月10日，意大利的医疗船阿诺号在托布鲁克附近的拉斯埃尔廷东北角，被英国皇家空军的鱼雷轰炸机以鱼雷击沉。英国人对此声称：它们在某条已经解码的德国无线电讯息中，疑似暗示该艘船只正在向轴心国的军队运送补给。[33]阿诺号是自1941年3月14日，在亚得里亚海被鱼雷轰炸机击沉的波号，与1942年8月11日，在叙拉古附近被轰炸后被英国飞机击沉的加利福尼亚号后的，第三艘被击沉的意大利医疗船。
1944年11月18日，德国的医疗船图宾根号在亚得里亚海的普拉附近，被两架女武神轰炸机击沉。在红十字会的支持下，这艘船曾短暂地访问由盟军所控制的巴里港，并接载德国伤员。尽管在海面平静及良好天气下，可以清楚地识别该船的红十字标志，但它还是遭到了九次的火箭攻击。六名船员因此而遇难。[34]美国作家阿尔弗雷德·德扎亚斯评估国防军战争罪行局现存的266卷后，认为将图宾根和其他德国医院船击沉属战争罪。[35]
在大君主作战期间，英国的通讯部队在夺回了法国的巴约和卡昂后，进行了小规模的抢劫，违反了海牙公约。[36]不过在整个战争期间，这些英国士兵犯下的抢劫、强奸和处决囚犯之规模，比其他军队犯下的规模还要小。[37]1945年5月23日，位于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英军被指控掠夺了格吕克斯堡城堡——他们窃取了城堡内的珠宝，并亵渎了城堡陵墓中的38具棺材。[38]
1945年4月21日，英国士兵在德国的西多夫随机挑选了两间小屋并烧毁之，藉以报复当地平民将德国士兵藏在地窖。[39]历史学家肖恩·朗登声称：针对拒绝与英国军队合作的德国囚犯和平民之暴力行为，“是可以被忽略或不闻不顾的”。[40]
“伦敦之笼”是隶属英国MI19的战俘收容设施，它在战争期间和战争结束后一直受到使用酷刑之指控。[41]1947年，由合服详讯中心管理的巴特嫩多夫审讯中心成为被盟军占领后的德国的官方调查对象，而调查得到“囚犯在被审讯期间曾遭受了精神和身体折磨”，以及“囚犯的个人财产被盗窃”的结论。[42]
根据意大利的统计数据记录显示：在1943年9月至1945年12月，英军入驻意大利期间，共犯下8起强奸案和19起强奸未遂案，包括特别调查处在内的各种消息来源，以及比利时记者提供的证据都表示：在1943年，英军入侵西西里岛后，就经常犯下强奸和性骚扰。[43]
在德国，英国和加拿大军队时常地强奸当地的妇女。[44]有时甚至连老妇也被当成目标。[44]对阻碍军队前进的德国囚犯和平民的虐待，皇家宪兵往往视而不见，但对强奸的看法就不同了。然而，一些军官对于他们手下的行为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有些强奸是在醉酒，或者在创伤后压力的影响下冲动发生的，但也有预谋侵犯的案例，例如在鲁本贝赫河畔新城，发生三名德国妇女被强奸的案例，或者在威悉河畔宁堡附近的Oyle村，有两名士兵试图将两名女孩引到附近的树林里，并用枪支胁迫她们，企图让她们“就范”。当她们拒绝时，其中一个女孩被抓住并拖进树林里。据朗登的说法：“当那个女孩开始尖叫时，其中一名士兵拔出枪并胁迫她闭嘴。无论是故意还是失误，最终枪击中了她的喉咙并杀死她。”[44]
英国在向德国进军期间，也发生了几起强奸事件。[45]1944年末，当英军军队驻扎在比利时和荷兰各地时，士兵们会被安置在当地家庭，或者与他们成为朋友。到了同年的12月，当局即注意到“猥亵儿童事件”的兴起——施虐者会利用当地家庭营造的“信任氛围”来犯案。虽然后来英军“试图调查该些指控，一些人因此被定罪，但这个问题很少公诸于众。”[40]
- 拉科尼亚事件：美国飞机袭击了德国人，并试图营救在大西洋沉没的英国运兵船。举例来说：隶属于美国陆军航空队(USAAF)的B-24轰炸机的飞行员，尽管知道U艇的位置、意图和英国船员的存在，但仍用炸弹和扫射，袭击、杀死了拉科尼亚号的数十名幸存者 ，迫使U-156将剩余的幸存者抛入海中并紧急下潜，以避免被轰炸机摧毁。
- 美国的无限制潜艇战：美国太平洋舰队的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在卡尔·邓尼茨受审时，代表他提供了一毫无歉意的书面证词，上面内容宣称美国海军从美国参战的第一天起，就在太平洋进行了无限制潜艇战。
- 卡尼卡蒂大屠杀：多位意大利平民被麦卡弗里中校所杀害。尽管后来进行了保密调查，但麦卡弗里从未被指控犯有与该事件有关的罪行，直到他1954年死亡为止。这件事几乎无人知晓，一直到纽约大学的约瑟夫·萨勒米 (Joseph S. Salemi) （其父亲为目击者）公之于众。[46][47]
- 在由两起大屠杀事件所组成的比斯卡里大屠杀中，美军的第45步兵师杀死了大约75名战俘，其中，大部分是意大利人。[48][49]
- 在法国的奥杜维尔拉于贝尔村附近，30名德国国防军囚犯（可能是德国陆军士兵）被美国伞兵打死。[2]
- 在马尔梅迪大屠杀之后，美国第328步兵团总部于1944年12月21日发出的书面命令指出：党卫军士兵或伞兵不会被俘虏，但会被当场击毙。[50]雷蒙德·赫夫特少将（美国陆军）在1945年跨过莱茵河时，指示他的部队不需要俘虏德国人。战争结束后，当他反思由他所授权的战争罪行时，他承认：“如果德国人赢了这场战争，在纽伦堡接受审判的就会是我，而不是他们。”[51]史蒂芬·安布罗斯对于此事件表示：“我采访了1000多名退伍军人。只有一个人说他射杀了一个囚犯……也许多达三分之一的退伍军人也有射杀了至少一名囚犯……然而，他们目击到其他士兵，向举起双手且手无寸铁的德国囚犯开枪的相关事件。”[52]
- 雪诺涅大屠杀：1945年1月1日，美国第11装甲师处决了80名德国国防军士兵。[53]
- 容霍尔茨豪森大屠杀：1945年4月15日，第63步兵师的第254步兵团，处决了13至30名武装党卫军和国防军之战俘。[54]
- 特雷斯堡大屠杀：1945年4月19日，第1步兵师之第18步兵团在特雷斯堡村附近，俘虏并杀害了9名手无寸铁的希特勒青年团青年。[55]
- 利帕奇大屠杀：1945年4月22日，第12装甲师的第23坦克营之美国士兵杀死了24名在德国利帕奇镇俘虏的武装党卫军士兵。同一单位的成员还被指控，在该镇强奸了20名妇女。[56]
- 达豪大屠杀：1945年4月29日，在美军解放了达豪集中营后，集中营里的大约十几名之守卫，被美方的机枪手所射杀，美国第45（雷鸟）师之第157步兵团第3营的其他士兵则杀死了其他正在抵抗的守卫。根据指挥官菲利克斯·斯帕克斯 (Felix L. Sparks) 称，营内总共约有30人丧生。[58][59]然，后来霍华德·布希纳上校写道：实际上有500多人被杀。[60][61]
- 泪珠行动：从沉没的德国潜艇U-546上被俘获的八名幸存船员，在后来遭到美国军事人员的折磨。历史学家菲利普·K·伦德伯格 (Philip K. Lundeberg) 写道：美国军官对U-546幸存者的殴打和折磨是一种相当惊奇的暴行，而审讯者的动机为，希望能迅速获得有关德国潜艇可能对美国大陆发动巡航导弹或弹道导弹袭击的任何讯息。[62][63]
- 历史学家彼得·利布 (Peter Lieb) 发现，在诺曼底登陆期间，许多美国和加拿大的部队被命令不得俘虏敌军。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话，他就可以解释64名德国战俘（在被俘的130人中）的最终命运——因为他们在盟军登陆的当天，并没有被送达位于奥马哈海滩的战俘收集点。[1]
仅在2006年公开的秘密战时文件显示：1942年至1945年间，美国士兵在欧洲就犯下了400多起性犯罪，其中在英格兰就发生了12起强奸案。[64]根据J·罗伯特·礼来（J. Robert Lilly）的一项研究估计，在二战期间，英国、法国和德国共有14,000名平民妇女被美国士兵强奸。[65][66]据估计，从1944年6月到战争结束为止，美国军人在法国共发生了大约3,500起强奸案，一位历史学家声称：在收回法国后，美军对妇女的性暴力相当常见。[67]
罗伯特·礼来在《强行夺取》中，估计美国军人在德国犯下的强奸案之总数量为11,040起。[65]:12与美国在诺曼底登陆后占领法国的情况一样，1945年美国在德国发生的许多强奸案，都是武装士兵在枪口胁迫下所实施的轮奸。[68]
尽管在德国，美国军官为士兵制定了不博爱政策，但“不交谈的交配便不算博爱”这句话被美国军队用作座右铭。[69]来自澳大利亚的战地记者奥斯玛·怀特 (Osmar White) 曾在战争期间与美国军队一起服役，他如此写道：
喝醉之后的美国人员，在占领区所实施的典型性侵犯行为，为包括用武器威胁一个德国家庭，强迫一名或多名妇女与他们发生性行为，然后将整个家庭赶出街。[69]
和被苏联占领的东部地区一样，强奸案的数量在1945年达到顶峰，但美国人对德国和奥地利人口的性暴力行为至少持续到1946年的上半年，而仅仅1946年5月、6月之时，就在美国军营中发现了5起德国妇女死亡的案例。[68]
卡罗尔·亨廷顿 (Carol Huntington) 如此写道：那些强奸过德国妇女，然后给她们留下食物作为礼物的美国士兵，可能会把自己的这种行为，视为是买春而非强奸。至于此种说法的可信度，亨廷顿引用了一位日本历史学家的观察及记录后如此写道：“乞求着食物的日本妇女会被美国士兵强奸，有时候，士兵会为被强奸的女方留下食物”[68]
美国占领军中的黑人士兵有较大机会被指控强奸妇女，并受到严厉惩罚。[68]海德·费伦巴赫 (Heide Fehrenbach) 对此如此写道：
2015年，德国新闻杂志《明镜周刊》报导称：德国历史学家米里亚姆·格布哈特 (Miriam Gebhardt) 认为：“到1955年，西德重新获得主权之时，美军成员强奸了多达190,000名德国妇女，其中，大多数的案件发生在美国入侵纳粹德国后的几个月内。”[72]
近东同盟国
总结
视角
苏联没有在1929年签署规定如何对待战俘的日内瓦公约，所以尽管该些囚犯受到的待遇与日内瓦公约相去甚远[73]，以致数十万人死亡，仍有人质疑苏联对轴心国囚犯的待遇是否构成了战争罪。[74]然而，纽伦堡法庭拒绝将其作为一般性论点。仲裁庭认为海牙公约（1929年的日内瓦公约没有取代他，只是增加了一些内容而已，与1929年的公约不同的是，俄罗斯帝国有签署该公约）和其他的通用战争法，在战俘的待遇方面，约束所有参加战争的国家，无论他们有否签署某特定条约。[75][76][77]
苏联最早犯下的其中一项战争罪行，是卡廷大屠杀（波兰文: zbrodnia katyńska（拉丁转写："Katyń crime"）；俄文: Катынская резня Katynskaya reznya（拉丁转写："Katyn massacre"），又名Катынский расстрел（拉丁转写："Katyn execution by shooting"））：1940年4~5月时，苏联军队，特别是NKVD（“内务人民委员会”，又名苏联秘密警察）对波兰军官和知识分子进行了一系列的大规模处决。虽然杀戮发生在几个地方，但大屠杀的名称是以卡廷森林的名称命名的，因为首个与之有关的乱葬坑就是在该森林找著的。
苏联军队在占领东普鲁士（但泽）、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的部分地区[78][79][80][81]期间、柏林战役期间和布达佩斯战役期间[82]，犯下了大规模强奸和其他的战争罪行。
苏联军队对平民和士兵犯下的，最广为人知的一些战争罪行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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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梅格森大屠杀
- 内梅尔斯多夫大屠杀
- 特劳恩布里岑大屠杀
- 布罗尼基大屠杀
- 格里斯基诺大屠杀
- 费奥多西亚大屠杀
- 纳利博基大屠杀
在战争后期，南斯拉夫的共产主义游击队员对于苏联军队在穿越他们国境时，顺带实施的强奸和抢劫表达不满。米洛万·吉拉斯后来回忆起约瑟夫·斯大林对此的回应：
莫非吉拉斯阁下，身为作家的你，难道不知道人类的苦难和人心是什么吗？一个穿越千里，跨过血泊与烈火，并与死神进行搏斗的士兵，与女人玩，或拿走些小玩意，你难道不能理解一下吗？[83]
苏联战地记者Natalya Gesse曾在1945年记录了红军的所作所为：“俄罗斯的士兵强奸了每一个从8岁到80岁的德国女性。毫无疑问地，这是一支由强奸犯所组成的军队。”住在波兰的妇女以及来自俄罗斯、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奴隶、劳工也被红军进行大规模强奸。苏联战地记者瓦西里·格罗斯曼(Vasily Grossman)对此如此描述：“被祖国解放之后的苏联女孩，经常抱怨着我们的士兵时常地强奸她们。”[84]
此外，还有一件发生在中国内的，于1945年发生的葛根庙屠杀：苏联入侵满洲期间，有1800名之一半的日本妇女和儿童，在葛根庙内避难，而后来苏联军队强奸并屠杀了他们。[85]
| 武装冲突地点 | 肇事者 | ||
|---|---|---|---|
| 第二次世界大战南斯拉夫战场 | 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军和游击队 | ||
| 事件 | 战争罪行类型 | 被起诉与否 | 备注 |
| 布莱堡屠杀 | 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杀害战俘和平民。 | 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 受害者是南斯拉夫的通敌部队（克罗地亚人、塞尔维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他们在未经审判的情况下被处决，以报复纳粹德国在德占南斯拉夫期间设立的亲轴心国合作主义国家（特别是乌斯塔沙）所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86] |
| 福布大屠杀 | 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杀害战俘和平民。 | 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 继意大利于1943年与盟军停战，以及1945年德国对伊斯特拉半岛的占领被终结后，南斯拉夫抵抗军处决了数量不详（从几百到几千不等）且被指控与轴心国合作的意大利人，无论他们的实际个人责任为何。[87][88] |
| 南斯拉夫大清洗 | 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杀害战俘和平民。 | 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 1944-1945年间，在巴奇卡杀害德国人（多瑙河斯瓦比亚人）、塞尔维亚人、鲁森人（鲁塞尼亚人）、匈牙利人，以及塞尔维亚战俘。[89] |
| 科切夫斯基罗格大屠杀 | 战争罪、危害人类罪：杀害战俘和平民。 | 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 屠杀战俘及其家人。[90] |
| 马塞利吉大屠杀 | 危害人类罪：杀害战俘和平民。 | 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 屠杀战俘及其家人。[91] |
| 特兹诺大屠杀 | 危害人类罪：杀害战俘和平民。 | 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 屠杀战俘及其家人。[92] |
| 芭芭拉坑大屠杀 | 危害人类罪：杀害战俘和平民。 | 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 屠杀战俘及其家人。[93] |
| 普雷瓦列大屠杀 | 危害人类罪：杀害战俘和平民。 | 没有任何人被起诉 | 屠杀战俘及其家人。[9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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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同盟国
位于太平洋和亚洲战区的盟军士兵有时会杀害试图投降或投降后的日本士兵。曾研究过太平洋战争的社会历史学家约翰·W·道尔 (John W. Dower) 指出：“在对日战争的最后几年，真正的恶性循环已经形成：不愿投降的日本士兵，与盟军对日本俘虏的毫无兴趣，已逐渐形成了可怕的关联”。[95]道尔表示：大多数日本人员由于被告知，如果落入盟军之手，他们将被“杀死、折磨”，因此大多数在战场上面临失败的日本士兵，最终都会选择死战到底或者干脆切腹自杀。[96]此外，日本士兵投降被认为是相当可耻的行为，导致许多人愿意自杀或战斗至死，而不管他们是否可能被当作战俘对待。事实上，根据日本野战守则规定：投降是不被允许的。[97]
虽然盟军人员不俘虏日本士兵“并非官方的决定”，但在“太平洋战争的广大范围内，这是日常的做法”。[98]
根据历史学家马克·约翰斯顿的说法：“澳洲军队杀害手无寸铁的日本人的状况很常见”，尽管澳大利亚指挥部试图向军队施加压力，要求他们俘虏日本人，但事实证明军队并不情愿这么做。[99]当囚犯确实被俘掳走时，“事实证明，很难阻止他们未经审问就杀死俘掳的日本人”。[100]据约翰斯顿表示，以上的行为“几乎肯定吓阻了他们（日本士兵）向澳大利亚人投降”。[100]
根据保罗·卡伦少将表示：在科科达小径战役中，杀害日本战俘的事件并不少见。有一次他回忆说：在戈拉里的战斗中，“领头的排先俘虏五七个日本人，然后继续进行下一场战斗，待下一排来到用刺刀刺杀了这些日本人。”[101]他还表示：他认为这些杀戮是可以理解的，但这也让他感到十分内疚。
根据鲁道夫·拉梅尔的说法：在八年抗战期间，对国民革命军（NRA）等由中国国民党俘虏的日本囚犯之一般待遇研究相对较少。[102]然而，一些中国的平民、应征者，以及日本平民经常会受到中国军队的虐待。拉梅尔还说：“中国农民对于自己士兵的恐惧往往不亚于……对日本人的恐惧”。[103]国民党军队透过针对中国平民的暴力征兵来招募新兵，藉以得到战力的加强。拉梅尔如此表示：
这是一个很致命的事件，其中有些人被军队绑架，或者被新闻团伙及军队不分青红皂白地在道路上，或在城镇和村庄中的人中围捕，或以其他方式让人们聚集在一起。许多的人，包括年幼的和年老的，在抵抗或试图逃跑的时候便会被杀。一旦他们被围捕起来，他们就会被用绳子或铁链拴在一起，带着少量的食物或水，长途跋涉走到营地，而他们经常在途中就不堪疲惫而死或者被杀，有时仅有不到50%的人可以活着走到营地。然而，新兵营也没有好到哪里去，军营医院内的惨况仿佛身处在纳粹集中营里一样……八年抗战期间大概有308.1万人死亡，再加上国共内战期间可能的死亡人数，也就是1,131,000人——总共有4,212,000人死亡。当然，这仅仅是征兵期间的死亡人数而已。[104]
在一些国民党应征入伍者当中，在开始训练之前因疾病、饥饿或暴力而导致的死亡率高达90%。[105]
由中国部队犯下的相关战争罪行之例子包括：
- 1937年，在上海附近的瑞士商人汤姆·西门（Tom Simmen）拍摄的照片中，记录了中国军队对日本战俘和被逼迫合作的中国平民的杀戮、酷刑和袭击。[106]1996年，西门的儿子发布了这些照片，展示了中国国民党士兵执行斩首和枪决的即时处决及公开拷打的画面。
- 整风运动：于1942年至1945年期间，在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的命令下，在中国共产党革命根据地发起的政治运动。在该政治运动中，多达一万多名公民惨遭折磨和杀害——该事件经常被许多人视为是毛泽东个人崇拜的起源。
- 1937年的通州大屠杀：被日本招募的中国士兵在北平通州爆发叛变并随后改变立场，很快地，它们开始袭击并杀死280个日本平民，并强奸了许多当地的妇女。[102][107]
- 1943年5月，位于湖北省的国民党军队下令全镇撤离，并且“掠夺”了他们的城镇。任何拒绝或无法离开的平民都被杀害。[103]
在缅甸战役期间，有英国军队从死去的日本军队身上取下金牙，并展示日本人的头骨作为其战利品的记录。[108]
在盟军占领日本期间，作为英联邦占领军 (BCOF) 一部分的澳大利亚、英国、印度和新西兰军队在日本犯下了62起有记录的强奸案。BCOF的指挥官官方报告声称：BCOF成员在1946年5月至1947年12月期间，被判犯有共57起的强奸罪，并在1948年1月至1951年9月期间再被判犯有共23起的强奸罪。然而，没有任何关于BCOF在盟国占领日本的头三个月（1946年2月至4月）期间，来自官方统计数据的犯罪发生率。[109]澳大利亚历史学家罗宾·格斯特对此争辩说：虽然官方统计数据确实低估了BCOF成员的犯罪之严重程度，但日本警方通常不会将他们收到的报告转交给BCOF，而且BCOF军警对所报告的严重犯罪皆进行了适当的调查。然而，对于被判犯有严重罪行的BCOF成员之处罚“并不严厉”，而对澳大利亚人施加的处罚，随后往往便会被澳大利亚法院减轻或者撤销。[110]
总结
视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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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26日，美国潜艇刺鲅号向日本运输船武洋丸号的救生艇上的幸存者开火。海军中将查尔斯·A·洛克伍德断言道：幸存者是在刺鲅号浮出水面后，用机关枪和步枪射击之——此种攻击模式在潜艇战中很常见。[111]根据潜艇指挥官的说法：制造火灾是为了迫使日本士兵放弃他们的船只，并没有人故意瞄准那些士兵。[112]历史学家克莱·布莱尔说：潜艇的船员首先对船只开火，遇难的幸存者则用手枪还击。[113]后来经确定，在所有幸存者中，有包括印度第16旁遮普团第2营的盟军战俘，他们由第26野战军械库的日军所监视。[114]在最初登上武洋丸号的1,126人中，有195名印度人和87名日本人死亡，一些人在鱼雷攻击中丧生，一些人在之后的枪战中丧生。[115]
1943年3月4日，在俾斯麦海海战（1943 年 3 月 3 日至 5 日）期间和之后，乔治·肯尼将军命令美国巡逻艇和盟军飞机去攻击日本的医疗船，以及大约1,000名来自八艘沉没的日本运输船之幸存者——他们乘坐救生筏，并在海中游泳、漂浮。[116][117]后来美国政府证明这是合理的，理由是获救的军人就在他们的目的地附近，他们可以迅速降落在他们的军事目的地，并在迅速地返回战场中进续战斗。[116][118]许多盟军机组人员在必要时接受了此袭击，其他人则对此感到厌恶。[119]
根据诺丁汉大学之历史学教授理查德·奥尔德里奇，发表了一篇关于美国和澳大利亚士兵的日记的研究，声称太平洋上的美军士兵经常故意的杀害投降的日本士兵。[120]道尔指出：在“许多情况下……一些已经成为囚犯的日本人，会被当场杀死，或者在前往监狱大院的途中被杀”。[98] 根据奥尔德里奇的说法，美国军队不俘虏日本士兵是相当普遍的做法。[121]这一分析在后来得到了英国历史学家尼尔·佛格森 (Niall Ferguson) 的支持[122]，他还说道：“在1943年时，一份机密的美国情报报告指出，只有承诺上层会提供给他们冰淇淋，以及三天假期......才能诱使美国军人不会杀死已投降的日本人”。[122]
佛格森还指出：这种做法在1944年末发挥了作用——日本囚犯被杀死的比例变为1:100。同年，盟军高级指挥官正努力在他们自己的人员中压制“不收俘虏”的惯例[122]（因为这将会影响情报的收集），并鼓励日本士兵踊跃投降。佛格森补充道：盟军指挥官采取的措施，提高日本囚犯的存活率，降低了日本死亡人数的比率，到了1945年中期，已经达到了1:7。尽管如此，在1945年4月~6月的冲绳战役中，不俘虏仍然是美军的惯用做法。[122]佛格森还说：“阻止德国和日本士兵投降的原因，不仅仅是纪律的处分或耻辱的恐惧那么简单而已。对大多数士兵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无论如何都会被敌人杀死，所以与其卑躬屈膝的投降，还不如死战到最后一刻。[123] ’”
美国日本学家乌尔里希·施特劳斯 (Ulrich Straus) 表示：前线部队强烈憎恨日本军人，因此他没“不容易被说服”去收留或保护囚犯，因为他们相信，投降的盟军人员同样也不会得到日本人的“怜悯”。[124]盟军士兵认为日本士兵偏向于，以假装投降的方式，于适当时机发动突然袭击——这种做法被1907年之海牙公约所禁止。[125][124]因此，根据施特劳斯的说法：“高级军官之所以反对俘虏，是因为它不想让美国军队因此面临各种风险。”[124]然而，当囚犯在瓜达尔卡纳尔岛被带回美方军营时，审讯官伯登上尉指出：这些人很多次是在运输途中被枪杀的，因为“把他们带走实在太过于麻烦了”。[126]
佛格森对此建议道：
阻止德国和日本士兵投降的原因，不仅仅是对纪律处分或耻辱的恐惧。对多数士兵来说更重要的是，他们认为自己无论如何都会被敌人杀死，所以与其卑躬屈膝的投降，还不如死战到最后一刻。[122]
美国历史学家詹姆斯·J·温加特纳将美国战俘营中，日本人数量非常稀少的原因，归咎于两个重要因素：美国人普遍认为日本人是“动物”或“非人类”，不值得拥有战俘的正常待遇[127]；另一个原因在后来得到了佛格森的支持，他说：“盟军经常以德国人看待俄罗斯人的方式——也就是作为次等人类的看法，来看待日本人”。[122]
一些盟军士兵曾收集了已死亡日本人的身体部位。由美国人所发生的这场事件之规模大到“足以引起太平洋政争期间，各盟军军事当局的关注，并在美国和日本的战时媒体上，得到广泛的报导和评论”。[130]
美国人对日本人大体的身体部位进行肢解、收集的行为，在战争一开始的时候就发生了，这促使华盛顿当局在1942年9月，下令对此类纪念品收集行为进行纪律处分。[130]哈里森得出结论表示：由于此乃第一次可以获得此类物品的真正机会（瓜达尔卡纳尔岛战役），“显然地，在遇到第一批的日本人活体或大体时，就已经开始大量的收集尸体，多到甚至足以引起军事指挥部当局的关注”。[130]
当这些日本人的遗骸“纪念品”，在战后从马里亚纳群岛运回时，大约有60%的日本人头骨在途中丢失了。[130]
在1944年6月13日的备忘录中，美国法官辩护将军团(JAG)之迈伦·C·克莱默(Myron C. Cramer)少将对此断言道：“如此残暴和野蛮的行动，‘都’与所有文明人的感受违背”，[127]及违反《日内瓦公约之关于改善战地军队伤者病者境遇一事》——即：“战场上的占领者应在每次交战后，采取措施寻找伤者和死者，并保护他们，免受任何的掠夺和虐待。”[131]克莱默对此，向所有指挥官建议分发一项指令，并命令他们（美国士兵）禁止收集敌方的任何身体部位。[127]
此外，这些做法还违反了陆战的不成文习惯规则，并可能会被判以死刑。[127]一周后，美国海军的JAG反映了这一观点，并补充道：“一些美国人员犯下的残暴行为，可能会导致日本的报复——这在国际法上是于情于理的”。[127]
总结
视角
在1945年冲绳战役期间，美军士兵强奸了许多冲绳妇女。[132]
冲绳的历史学家大城将保（前冲绳县立历史档案馆馆长）根据多年的研究写道：
美国海军陆战队登陆后没不久，本部半岛的一个村庄的所有妇女就全落入了美国士兵的手中。当时该村子里只有妇女、儿童和老人，其他所有的年轻人都被动员去参加战争了。登陆后不久，海军陆战队便“扫荡”了整个村庄，而没有任何日军的踪迹。趁着此种千载难逢的时机，他们便开始在光天化日下“狩猎那些女人”，把躲在村子里或附近防空洞里的女人一个个地拖出来。[133]
据《纽约时报》于2000年发表的采访报导，冲绳某个村庄的几位老人坦言：在美国赢得冲绳战役后，三名武装海军陆战队员每周都会不断来到村里，强迫所有村民聚集所有的当地妇女，然后，她们就会被带到山上并被强奸。这篇文章更深入地探讨此问题，并声称村民的故事——无论真实与否——他都是一个“黑暗的、被沉默了长时间的秘密”的一部分，并使历史学家重新关注的“最被广泛地忽视的战争罪行之一”：美国军人时常地强奸冲绳妇女。[134]虽然当时日本关于冲绳妇女被强奸的报导，在很大程度上都被忽视，但学术估计：可能有多达10,000名的冲绳妇女曾被强奸。据称，强奸再当时是如此地普遍，以至于在2000年左右，大多数65岁以上的冲绳人，都知道或听说过一名妇女在战后被强奸。军方官员则对此表示否认该场大规模强奸，而所有幸存的退伍军人亦都拒绝了所有《纽约时报》的采访请求。[135]
东亚研究教授兼冲绳问题专家，史蒂夫·拉布森说：“我在冲绳的报纸和书籍中，读到了很多关于此类强奸的报导，但很少有人愿意去理解或谈论他们。”[135]他指出：许多当地的旧书籍、日记、文章和其他文件中，都提到了不同种族和背景之美国士兵强奸事件。
美国军方没有任何关于强奸记录的解释，也很少（如果有的话）有冲绳妇女报告该事件，因为她们多对此感到恐惧、尴尬。冲绳名护的警方发言人说：“受害妇女对此感到羞耻，因而不敢公开。”[135]至于那些确实报告了他们的人，历史学家认为也被美国宪兵给忽视了，他们也从未要求进行大规模搜查，以确定此类犯罪的程度影响。战争结束50多年后，据说被强奸的妇女仍然拒绝对此发表公开声明，与这些妇女交谈过的朋友、当地历史学家和大学教授皆表示，她们宁愿不公开的讨论此事。许多人想知道，为什么在许多妇女在生下不可避免的美日换种婴儿之后，却未曾被曝光过。历史学家和冲绳长老在采访中表示：一些被强奸但没有自杀的冲绳妇女确实生下了混血儿，但其中许多人随后立即被杀害，或因感到羞耻、厌恶或遭遇了可怕的创伤而遭到遗弃，然而在更多的情况下，遭强奸的受害者在乡村助产士的帮助下，进行了相当粗暴的堕胎手术。战争结束后的50多年里，也就是在1990年代后期，据信那些被强奸的妇女多数仍拒绝公开声明，而不是通过亲属和一些历史学家和学者告发。[135]
有大量的证据表明：美国至少对正在发生的事情有所了解。已退休上尉塞缪尔·萨克斯顿解释说：美国退伍军人和目击者可能因羞耻感，而故意将强奸案保密：“因为，在我们如此努力地为国家服务之后，却让公众觉得我们都是一群强奸犯，这是相当不公平的。”[135]正因如此，军方官员皆否认这些大规模强奸，所有幸存的相关退伍军人也都拒绝了纽约时报的采访请求。社会学教授石原政家对此表示支持：“他们多数都得了历史健忘症，因为很多人不想承认那些确实已经发生的事情。”[135]作者乔治·费弗在他的著作《天王山：冲绳之战和原子弹》中指出：到了1946年，在冲绳发生的强奸案已不到10起，他解释说：“部分的原因是因为感到羞耻和耻辱，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人是胜利者和占领者”。费弗声称：“总共可能发生了数千起事件，但因为受害者选择了沉默，使强奸成为该场行动的另一个肮脏秘密。”[136]
然而，美国的日本学研究教授，迈克尔·S·莫拉斯基和其他一些作者认为：他们注意到冲绳平民“经常对于他们在美国敌人那里得到的‘相对人道的待遇’感到惊讶。[137][138]根据美国马克·塞尔登的《不满之岛：冲绳对日本和美国力量的反应》：美国人“并没有像日本军方官员警告的那样——广泛的推行酷刑、强奸和杀害平民的状况”。[139]
战俘死亡率之对比
根据詹姆斯·D·莫罗的说法：“战俘死亡率是遵守条约标准的一种衡量标准，因为任何不合标准的待遇，都会导致囚犯死亡。而民主国家通常对战俘提供相对良好的待遇。”[140]
注释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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