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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荣邦
香港建制派政治人物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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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荣邦，SBS（英语：Tam Wing-pong，1948年8月2日—），昵称“邦邦”，香港建制派政治人物，新民党成员。他在1971年起成为香港公务员，至2008年从公务员系统退休，曾担任香港邮政署长，官至首长级甲级政务官。
他在1971年加入港英政府后于1973年转职政务主任，曾出任经济、铨叙、金融及工商等范畴的决策科局职务。他在1982年获派往青衣岛担任理民官，并在1983年改任首任葵涌及青衣政务专员。另外于香港回归前后，他亦曾先后外派至英国及中国的港府办事处，即香港政府驻伦敦办事处及驻北京办事处。
在房屋署出任副署长期间，他致力解决孙九招的后续问题，以及成功安排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上市和公共屋邨加租以纾缓香港房屋委员会的财困问题。在担任邮政署署长期间，他为部门开辟邮件中转服务及网络购物服务，以及关闭低使用率的邮政局，因而在卸任时为本来入不敷支的部门留下四亿港元盈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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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年生涯
谭荣邦于1948年8月2日在英属香港维多利亚城出生，年幼时常与祖母到高升戏院看粤剧而培养出对表演艺术的兴趣[2][3]。他早年于上环入读由中华基督教会公理堂主办的美华学校[4]。其后，他在少年时代曾入读威灵顿英文中学，因而常自嘲出身流氓学校，而他亦指自己早年不爱学习，直至1966年香港中学会考前才担心前途才鼓起勇气读书[5][6]。及后，他于圣士提反女子中学完成预科课程[7]，并在1972年于香港大学取得社会科学学士学位[8]。
公务员生涯
谭荣邦先于1971年7月加入港英政府入职行政主任，及后在《麦健时报告书》建议扩大公务员体制下，于1973年11月转任政务主任[1][9]。他在入职政务主任后被派至新界民政署担任西贡副理民官，成为岳士礼的助手，但约一年后就在1974年10月获港府派往英国的牛津大学深造进修公共行政学，然而他的表现获西贡的乡绅表扬，当地的乡事委员会更设宴欢送他和同行的刘兆贤[1][10][11]。他在1975年8月返港并改于市政事务署效力，负责九龙的地方事务，并多次统筹就工程及小贩等市政事项，亦曾一度与叶澍堃于同组工作[1][12][13]。
他在1978年5月转往布政司署出任助理经济司，并在1980年4月升任高级政务主任[1]。在晋升后2个月，他就启程前往英国伦敦的香港政府驻伦敦办事处任职，任期内亦一度兼任助理驻英专员，直至1982年2月返港[1]。
在1982年2月从英国返港后，谭荣邦再度获派新界政务署并于地区出仕，被委任为负责荃湾区工程事务的荃湾副理民官，专责青衣的发展事务[1]。谭在1982年2月2日获港府奉为官守太平绅士[14]，以于同年3月1日接替王永平出任该分部的理民官[1][15]。随着荃湾新市镇发展至青衣，青衣建设多个大型公共屋邨使人口急增，谭在1982年3月公布港府会斥资建筑青荃桥以舒缓青衣大桥的交通堵塞问题，而他的职位亦因地区发展而在同年4月1日正式更名为青衣理民官[1][16][17]。同时，他在任内支持青衣岛的传统活动，不论真君大帝宝诞及天后宝诞均到青衣戏棚主礼节庆[18][19]。
青衣民众对公共设施的需求在人口急升下同时大增，但在1982年秋季区内传出青衣发展计划会减慢，谭为此公开辟谣，并指港府会花二千多万港元收地，更考虑增设地铁、酒店及医院等设施，而青衣在1991年的目标人口为二十万[20]。另外，他亦向地区体育会承诺，港府会在区内保留及设置包括游泳池等的康体设施[21][22]。同时，他亦强调青衣岛上的坟场只可安葬原居民，避免殓葬用地扩张损害原居民权益及影响市镇发展[23]。在1983年中，港府透过谭正式公布总值六十亿港元的青衣岛发展计划，并决定在青衣北部对出填海，而谭亦负责与当地的养鱼户商讨迁徙问题[24][25][26]。
在1983年9月12日，谭的职位在改组后称为葵涌及青衣政务专员，亦自此兼顾葵涌地方的工作[1]。他在上任后立即整理葵涌的分区委员会及互助委员会等组织，并针对早期发展的不足加强交通及治安的支援[27][28]。同时，他亦按港府规划筹备葵涌及青衣区从荃湾区拆出的安排，为另立葵涌及青衣区议会作出准备[29][30]。他亦多次表示葵涌及青衣区在1980年代中占全港超过一成人口，又有高密度住宅和工商业区，以及油库、发电厂和货柜码头等多种土地及设施，故地区工作极为复杂和繁忙[29][30]。任内表现出色的他终在1984年4月晋升为首长级丙级政务官[1]。葵涌及青衣区议会在1985年3月举行首次选举并在同年4月1日成立后，谭在1985年5月31日卸任葵涌及青衣政务专员，并由高琦接任[31][32][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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谭荣邦在离任地区职务后短期休假，并在1985年7月出任公务员薪俸及服务条件常务委员会助理秘书长，数年任期内更曾一度署任秘书长职务[1]。及后，他在1987年8月再度获派市政总署，以接替戴婉莹出任助理处长，负责文化、体育馆及娱乐事务[34][35]。他在任内亦曾出访位于德国科隆的科隆歌剧院及位于英国加的夫的威尔士国家歌剧院以筹备文艺交流活动[36]，并在卸任前多次带队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市参与当地的国际艺术节[37]。随后，他在1989年7月重返布政司署铨叙科出任首席助理铨叙司，负责薪酬及服务条件，并在期后于1990年2月至5月再度获港府派至美国的哈佛肯尼迪学院修读公共管理证书课程[1][8][11]。
在1990年5月返回香港后，谭获安排转至金融科担任副金融司[1]。他在副金融司任内的香港联合交易所起重大变化，他先在1991年7月为恒生工商业分类指数起卖揭幕[38]，及后更在同年8月提倡联交所改组，并透过证券及期货事务监察委员会对联交所公司作出干预[39][40]。对于政府介入市场强迫联交所改组，谭认为做法为加强联交所的透明度及监管能力至国际水平，为保香港金融的国际声誉别无他法[40]。不过，在改革过程中，中央结算系统却因法例在同年11月未赶及香港行政局通过而一度被迫押后[41]。及后，他的职位因应布政司署改组而更名为副财经事务司，而他更在1993年至1994年冬季数个月内署任财经事务司，并推动规管内线交易的法例修订[1][42]。虽然曾因先买股票后申报而被上司简德伦责骂没避嫌意识，但他亦在1994年1月顺利升任首长级乙级政务官[1][7]，并在同年3月23日获奉为官守太平绅士[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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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95年5月，谭获委任为贸易署副署长，负责多边贸易及区域合作事宜[1]。他在上任后就随即参与世界贸易组织就开放各个服务业市场的多个回合谈判，不过已发展国家集团在人才流动、金融服务、基本电讯和海上运输四项上未能取得理想成果而受批评，而美国更退出签署协定，谭亦因此而感到失望[44]。随后，他在1996年8月被抽调回布政司署工商科出任副工商司，继续处理工业及贸易政策[45]。他任内为了消除美国对香港纺织品及成衣的管制措施，曾邀请及接待美国政府到香港访查，惟最终只有少许进展[46][47]。另外，他亦负责管理各港府驻海外办事处的行政工作，包括开支预算及编制增减等[48]。与此同时，负责海外工作的他亦因此需在1996年为高级公务员统筹清华大学国情研习班，而他亦为学员之一[49]。
在1997年7月香港主权移交至中国时，谭荣邦由工商科过渡至工商局担任副局长[45]。他在除了处理原有的人事事宜外，亦负责为港府筹备设立香港驻京办[50][51]。他在1998年1月一度署任工商局局长，署任期内更曾动议二读《防止盗用版权条例》及明确保留食米战略管制计划[52][53]，而他亦在同月晋升至首长级乙一级政务官[45]。
临近香港驻京办开始营运之际，早已参与筹设工作的谭荣邦在1998年11月获派驻北京担任办事处的副主任，协助主任梁宝荣处理职务[45]。他定期由北京返港就驻京办的日常工作及预算于香港立法会答辩，当中亦包括针对被在中国大陆被扣押港人设立中国大陆与香港之间的通报机制等事宜[54]。另外，他也为长期为驻京办的临时办公室租约及觅地兴建永久办公室而多次申请拨款[55][56][57]。及后，他代表驻京办在2003年全国两会会期公布将在地安门西大街兴建永久办事处，而他则在同年12月任满返港[45][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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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03年12月从北京返港后，谭出任负责房屋策略范畴的房屋署副署长职位，兼任房屋及规划地政局副秘书长[45]。他在上任时即面对暂停居者有其屋计划引致香港房屋委员会财困的问题，他对此提出举债等多个途径解决财困，但却被指出仅为变卖及虚耗资产与储备而未有改革房委会营运情况[59][60]。与此同时，停售的居屋物业以成本价转卖予政府用作纪律部队宿舍令房委会财政更为恶化，他则向公众表示因项目中赚取的收入亦为公帑，故以成本价出售为令纳税人得益[61]。最终，房委会分拆部分零售物业及停车场为领汇房地产投资信托基金套现以纾缓财政问题[62]。及后香港的楼市回升，但他仍以市场不稳为由维持不出售居屋单位至2006年年底的决定[63]。
在解决房委会财政问题后，针对公共屋邨老化问题，他对外承诺会勘察楼龄屋邨以保障楼宇结构安全[64]。就非公营房屋政策，谭在2005年加强对地产代理的执法工作，以符合社会要求及国际水平[65]。与此同时，他亦是何赛云诉房委会案中的主要负责官员，应付法庭的审讯[66]。为了进一步改善公屋租金机制，他与房委会的检讨委员会提出依据入息比例中位数数据而调整的“可加可减”方案，惟最终被朝野批评为“只加不减”制度[67][68]。谭为此公开表明房委会若未能按此机制加租会使储备约8年后清空，导致房委会破产[68]。最后方案获得通过，而“可加可减”租金机制及后亦多次使房委会在经济困境下仍能逆市加租[69]。在租金改革后，谭于2006年7月卸任副署长，他因自己妥善解决孙九招的后续问题而感到满足，而常任秘书长兼署长陈镇源亦对他赞赏有加[45][70][71]。他在卸任前虽然拒绝房署职工举办欢送会，但就在离任前与新闻记者聚餐论政[70]。
谭荣邦获港府委任为香港邮政署长，在2006年7月10日接替宣布退休的蒋任宏上任[45][70]。他甫上任即到各邮局视察以了解邮务运作及前线工作情况[71]。港府委任他担任邮政署署长的目的是希望他可透过调升邮费等方法解决香港邮政入不敷支的问题，而当时邮费增加一毫港元更可令年总收入增加一亿港元，但他在上任初期考虑到更改邮费须经过香港立法会的漫长争辩而放弃，并以开辟更多收入来源取代加价计划[71]。不过，邮政成本日益增加下，谭最终亦改为向立法会申请上调冻结多年的邮费[72][73]。
谭留意到很多邮件都以中转模式运送以避开热门直航航线的昂贵收费，因此透过香港较完善的航空网络以净余运力向大中华地区提供更多的廉价中转服务来赚取转运费[71]。与此同时，他在没有邮政编码系统的香港提出标准化地址计划，甚至推行教导信封正确写法的宣传运动，以引入机械处理信件分类程序，从而减省营运成本[71]。因此，他任内与中国邮政合伙提供大中华地区物流服务而在屯门设立香港邮政物流中心，并落实在九龙湾兴建中央邮件中心取代位于中环的香港邮政总局[73][74][75]。
谭亦在上任初期拍板翻新旧邮政局的计划[71]，但及后他巡视全香港超过130间邮政局后，决定关闭多间低使用率的分局，亦取消包括香港中文大学的流动邮车服务，以节省营运成本[72][76][77]。他曾举例指出一些分局有大量面积可以腾空，而另一些则在早上门可罗雀故可调整营运时间[11]。减少邮政服务地点的做法引来各方批评，而香港中文大学学生会更发文要求邮政署恢复流动邮车服务[72][76][77]。相反，火炭邮政局在谭巡视后发现服务不足以应付人流，因而成为延长服务时间的特例，惟谭及后表示把人流分散后收入并没有增长，故此是决策错误[11]。另外，香港营运中最古老的邮政局赤柱邮政局亦在谭的研究下由觅地搬迁改为原址保育复修，并回复1937年落成时的外貌，而他更与南区区议会主席马月霞一同主礼重开仪式[78]。针对他上任时多间邮政局被抢劫的保安问题，他在实地考察后发现分局人手单薄是问题元凶，故随即聘请兼职或护卫员在休息或午饭等时间填补人手，避免了耗费巨额更新防盗系统[11]。
在退休离任前，谭已为原本左支右绌的香港邮政带来四亿港元盈余，更公布开展网络购物服务，设立电子交易平台让中小型企业将货品上架，并在交易确认后透过部门的邮政网络配送至客户手上[11][79]。他在2007年5月晋升至首长级甲级政务官，并在2008年10月24日退休卸任及离开公务员系统[80][81][82]。他因在房屋发展及邮政服务的杰出表现而在2009年7月1日于香港2009年度授勋及嘉奖名单中获颁银紫荆星章[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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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及退休生活
谭荣邦自小常看粤剧，及后他在派驻海外时均会学习欣赏高水平的当地戏剧[3][11]。他在外派伦敦时多看歌剧，而在驻北京时就改看京剧[3][11]。因此，他每年仍会前往欧洲看歌剧，以及偶尔到北京看京剧，甚至邀请叶刘淑仪一同参与[3]。在退休后，他更因此出任香港艺术节的节目委员会委员[3]。
虽然谭并不热忱工作，但他为了保持身心健康决定在从香港公务员系统退休后持续工作[11]。他加入了叶刘淑仪在2011年创立的新民党并担任执行委员会委员，亦代表政党对各政策提供意见，曾批评港府拟设文化局或会有意识形态上的压力令文化艺术创作空间减少[84][85]，以及认为覆盖邮筒上的英国皇室标记或皇家花押是欲盖弥彰，应保持原貌免除争议[86][87]。不过，他在反对逃犯条例修订草案运动后，认为公务员宣誓拥护《基本法》及效忠香港特别行政区是理所当然，并仅如结婚证一样既出自道德原因，亦为自愿遵循[88][89][90]。同时，他亦指英国的英国国民（海外）居留签证旨在为英国增加税务收入，而非为履行《中英联合声明》[91]。在2022年7月，他更与党员考察北部都会区，研究当地未来发展规划[92]。另外，他除了政党工作外，亦曾在没酬金下客串粤剧及免费为太阳报撰写专栏“黑灰白”，惟他收到公务员事务局来函指他没有就再就业项目提交申请[3][9][49][93]。
谭并不喜欢接听电话，甚至曾为了避免电联而花时间从上环乘地铁至柴湾面谈，不过他因2019冠状病毒病疫情答应在联络中心担任义务工作，而被派任电话联络人员[94]。然而，喜欢与传播媒体人员打交道的他在相熟记者间有“邦邦”的昵称[71]。家庭方面，他未婚及没有子女[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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