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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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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条目的主题是一部东汉字典。关于与“说文解字”标题相近或相同的条目，请见“说文解字 (消歧义)”。《说文解字》简称《说文》 是中国东汉时期由许慎编著的第一部系统分析汉字字形、解释字义、辨识音读的字典，被视为中国现存最早的字典，也是古文字学的奠基之作。作者许慎，成书于东汉中期。汉代古文经书的发现，推动古文字学的诞生，促成《说文解字》成书，许慎要在今古文之争中为古文经张目，在文字分析上证实其可信性。《说文解字》条列正文9353字，“重文”1163字，按540个部首分类编排，用小篆写下字形，然后讲解字义，以及字形与字义、字音之间的关系。《说文解字·叙》叙述许慎的古文字学理论，汉字起源、发展史以及“六书”说。清代《说文》之学是文字学的复兴，“《说文》四大家”和吴大澂的著作，从文字学角度深入研究《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开中国字典的先河，对古文字考释意义重大，是学者了解甲骨文和金文的桥梁，后世可借由此书了解上古文字的语音及字体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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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汉代时古文经书的发现，促使人们研究上面的古代文字，推动古文字学的发生，许多古文经学家都身兼古文字学者，如刘歆、杜林、班固等。当时今文经学派不愿放弃自己官学正宗的地位，排斥、诋毁古文经，使今古文之争越演越烈。今文派并不考究古文字，甚至根本否认有先秦古文字的存在，把今文经的隶书视为仓颉以来一直沿用未经改动的文字，以此维护今文经的神圣地位，并按隶体对文字本义作出穿凿附会的解释。今古文之争促成《说文解字》的诞生。两汉史学研究有需要利用先秦文字材料，推动东汉产生古文字研究[1]:182-183。汉代青铜器的出土与研究，提供另一类古文字材料，提高学者释读古文的水平，有益于《说文》的形成。两汉的正字工作也促进古文字研究的发展，《苍颉篇》、史游《急就篇》、扬雄《训纂篇》、班固《别字》等字书所搜集已有八九千字，提供《说文解字》九千多正文字头的范围[1]:184、186。
作者
《说文解字》作者许慎是汉代经学宗师[2]:121，曾为贾逵门生，自84年（元和元年）受教于贾逵门下，深受古文经学影响[3]:251-252，学习《古文尚书》、《毛诗》、《左传》等古文经。许慎原是汝南郡功曹，作为孝廉受推荐到中央，长期担任太尉府的南阁祭酒，又在太尉之下当掾史，官职低下。110年（永初四年）和刘珍、蔡伦、马融等人一起奉诏出任东观校正秘籍。当时他已受颂赞为“五经无双许叔重”，甚受马融敬重，后来授职为沛国洨县县令[2]:122-123。许慎经学造诣湛深，著有《孝经孔氏古文说》[1]:183、《五经异义》10卷，并注释《淮南子》[2]:123。许慎撰写《说文解字》的宗旨，是在今古文之争中为古文经张目，把证实古文经可信的基础建立在文字分析上[1]:183。他于100年（永和十二年）写成《说文解字》，当时朝廷并不欢迎儒生的学术之争，许慎没有上呈著作给朝廷，到汉安帝时，在陈忠推荐下，安帝命令学者全部重新复职，《说文解字》于121年（建光元年）由许慎儿子许冲上献给安帝[4]:455-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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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
《说文解字》正文14篇[2]:123，条列许慎搜集的古文字材料，包括正文9353字（今见9447字），“重文”（异体字）1163字（今见1285字）[1]:序3，按照540个部首分类编排，并按“六书”归类和解析文字[4]:457，所依据的材料是古文经[1]:121。《说文解字》体例是用小篆写下一字，先讲字义，其次讲字形与字义、字音之间的关系，最常见的公式是：“某，某也。从某，某声。”这是形声字的公式，例如“炳，明也。从火，丙声。”如果是会意字，一般公式是：“某，某也。从某，从某。”例如“鸣，鸟声也。从鸟，从口。”如果是象形字，则说明是“象形”，其公式是：“某，某也。象形。”例如“刀，兵也。象形。”[5]:30-31。《说文解字》中形声字有7697字，占全部字数约80%[2]:124，每字一般只解说本义。《说文解字》部首一共540部，次序安排上，把形体相似或意义相近的部首排在一起，可说是把540个部首分成若干大类[5]:32-33。每一部首内部的字不是杂乱无章的，而是基本上以类相从。例如木部的次序，大致是先列树名，其次列树木的各部分，其次再列木制品。《说文解字》是从意义出发来安排字的次序，和后世依笔画多少来安排的字典不同[5]:35。
《说文解字》偶然会举例和引经据典，如“湎”字引用《尚书·酒诰》[5]:33。《说文解字》引用古籍颇广，如引用《诗经》422条，《尚书》159条，《礼记》145条[3]:255，有时又引证贾逵之说“贾侍中说”[2]:124。对某些字认为应注明其读音，《说文解字》运用直音法，注为“读若某”，例如“虔，读若矜”[5]:32；偶而也运用声训，如“士”与“事”、“酒”与“就”[3]:258。有时《说文解字》不只用单词释义，而是加入描写和叙述，如“桂，江南木，百药之长。”[5]:36-37《说文解字》记载众多科学领域的知识，在植物学领域，“艸”部的445条说解，有大量草本植物知识，表现出对植物特征、分类、产地、用途等有详细观察。“禾”、“黍”、“米”等部则有丰富的农业生产知识[1]: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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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文解字·叙》叙述许慎的古文字学理论，包括汉字起源与发展史，以及汉字的形成方式“六书”。其中汉字的起源与发展，可分为九个阶段：一．庖牺氏作八卦；二．神农氏结绳；三．黄帝史官仓颉造“书契”（“书契”是写字再加刻其边的记事方法[1]:108）；四．五帝三王之世改易殊体；五．周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六．孔子书六经、左丘明述《春秋传》皆以“古文”；七．七国文字异形；八．秦书同文字，作小篆、隶书，时秦书有八体；九．新莽六书[1]:序3。庖牺氏作八卦之说，乃受《易·系辞下》及孔安国《尚书序》影响；所谓“古文”，则是泛指相对于隶书而言的先秦古文字，形成于春秋晚期以前[1]:93、121、123。六书即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象形指描画出物事的原象，字例是日、月；指事是表示出事物间的关系，见之即悟，字例是上、下；会意字是两个以上的字素合成的字，表现出新的字义，字例为武、信；形声指以声符表其发音，以形符表示所属分类，字例是江、河；转注的定义是“建类一首，同意相受，考、老是也”，其语意不甚明晰，对此学者间意见分歧[6]:465-466；一说转注是字形及语源上相关的成对字[4]:458。假借指借用其他字音相同的字来加以表达，字例是令、长[6]:467。《说文解字·叙》最后说明该书结构原理、对汉朝的赞颂、日期、自己身世及创作经过[7]: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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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
《说文解字》相信文字的全体和应于某种先验的秩序，依循当时的天人合一、阴阳五行思想，认为发于一而成于三而成于万象，万象又据十干、十二支而循环，最后收结为十干、十二支之字[6]:465。《说文解字》说解杂有阴阳五行色彩的约有50条，约占全书九千多字中的0.55%。《说文解字》不采纳谶纬的神秘学说，如释“天”字：“颠也，至高无上，从一大”，天不是有意志的统治者，没有神秘色彩；释“人”字：“天地之性最贵者”，没有采用今文经学的天人关系说，表现人本主义思想[6]:188-189。饶宗颐则认为《说文解字》多用纬书之说，《叙》文论文字缘起一段，乃取自《孝经纬》；“天”字“从一大”之说，乃参采自纬书《春秋说题辞》[8]:163、159。
版本
《说文解字》原书15卷，到北宋初年析为30卷[7]:280。汉代以后，第一个编辑《说文解字》的学者是唐代李阳冰，但其对原书的修订并不可靠[4]:461-462。北宋初年，徐铉、徐锴兄弟都校订《说文解字》，二人后人称为大小徐。徐锴先作《说文解字系传》，徐铉于986年（雍熙三年）完成另一校定本，通称大徐本。大徐本附加了402字，分别插入各部的后面。就版本而言，二徐各有得失，小徐沿袭旧书，往往记录异文，大徐则校改较多，偶有改错之处[5]:97-99。大徐本是现存最接近原本的版本；晚明毛晋根据徐氏校定本的一个北宋前期抄本，出版《说文解字》。段玉裁所用的也是大徐本。大徐本最好的版本，是清代孙星衍《平津馆丛书》本。《四部丛刊》收有大徐修订本的宋本影印本[4]:463。
注释与研究
《说文解字》问世后，一直基本上只被视作一部字典，人们甚少关注其内在文字学意义。清代四大家注和吴大澂《说文古籀补》的工作，方深入发掘《说文解字》的文字学意义[1]:179。自北宋初年大小徐之后，《说文》之学中断了八百年，乾嘉间的《说文》之学是文字学的复兴。清代《说文》之学大致可分四类：第一类是校勘和考证的工作，如严可均《说文校议》；第二类是对《说文解字》有所匡正的，如孔广居《说文疑疑》；第三类是对《说文解字》作全面研究的，如段玉裁《说文解字注》；第四类是订正前人或同时代的著作的，如钮树玉《段氏说文注订》。其中以第三类最重要，段玉裁、桂馥、朱骏声、王筠被称为“《说文》四大家”[5]:109-110。
段玉裁《说文解字注》校勘大徐本《说文解字》，多作改订，在注中兼讲引申义和假借义，对同义词的辨析尤其精到，敢于批评许慎，述中有作，成就远出注释家之上[5]:111-112、114。桂馥《说文解字义证》述而不作，笃信许慎，为许慎所说的本义搜寻例证，材料丰富，取材甚广[5]:119-121。朱骏声《说文通训定声》以《说文解字》内容为基础而加以补充并举例，尤善于讲述转注、假借，按其定义，转注就是引申，假借就是同音通假，朱骏声并把文字按古韵分类，拆散原书的540部，其最大贡献是全面地解释词义[5]:122-123、126。王筠《说文解字句读》着重在整理工作，就每字加上自己的解释，在字形、字义方面也有创见，比较适宜于初学[5]:131-133。丁福保《说文解字诂林》初刊于1932，引录当时已有的《说文解字》评注、释义与校释，成为一部百科全书式的汇集，并在每个词条之末加上了到1932年为止已知的甲骨文和金文字形[4]:466-4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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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响
《说文解字》肯定了先秦古文的存在，搜集一万多古文字形体，释义简明，显示古文经学的坚实基础，有力驳斥今文经学，使汉代今文学派最终落败。《说文解字》九千多个正文，就是正字的规范，为汉隶提供正字样版，可说是秦代“书同文”的继续和完成，今天的汉字系统是《说文解字》所规范定立的[1]:183、186。《说文解字》采集古文字，译为今文字，并诠释字义。这种体例导出中国两类字典模式，一类是普通字典，它不重视字头的形体古今之别，只注意字义解释；从《康熙字典》到当代《中华大字典》，都是从《说文解字》承绪而来[1]:180、193，只是字数和例子有所增加[5]:39。另一类字典以吴大澂《说文古籀补》为先河，吴大澂增辑更多古文字形体补充《说文解字》，发扬光大《说文解字》的古文字学功能，成为古文字学领域的专门字典。《说文古籀补》后又有《古籀补补》及《三补》，并出现容庚权威著作《金文编》。这类型古文字字典有的仍用《说文解字》部首编排，有的已不用，但本质上都自《说文解字》一系而来[1]:180。
《说文解字》文字材料对古文字考释意义重大，学者考释古文字的第一步骤几乎就是对照《说文解字》的形体[1]:180。如果没有《说文解字》作桥梁，后人也就很难了解甲骨文和金文[5]:39。现在对《说文解字》的运用，已超出单纯对照文字形体，而是注意总结《说文解字》蕴含的文字演变规律，以考释未能直接与《说文解字》所收形体相对照的古文字[1]:181。
地位与评价
《说文解字》是中国第一部字典[5]:30，被奉为中国传统语言文字学（“小学”）的始祖，古文字学史上第一部伟大著作，其问世标志着古文字学在学术史上的发端[1]:序1、180，价值极高，后世可借由此书了解上古文字的语音及字体结构[3]:263。近代考古材料的出土，使人们发现《说文解字》一些字形不符合古文字实物材料，一些对文字本义的解说亦不甚合乎甲骨文或金文的原意，《说文解字》不象乾嘉学者所推崇的那样神圣不可怀疑，一度出现《说文》过时无用论。在20世纪下半叶，古文字学研究证明，先秦古文字的材料发现越多，研究越深入，学者越离不开《说文解字》的帮助，结果重新评价《说文解字》在古文字学史上的地位。《说文解字》第一次综合文献传说与古文字实物材料，勾勒出古文字从萌芽、发展、演变到隶书的历史过程，这是对古文字学最杰出的理论贡献[1]:179。白川静指出《说文解字》是字形研究的最早成果，后来没有著作能与之匹敌[6]:465。书中搜集的文字形体，已被当代考古发现的古文字实体材料证明是可以信赖的；《说文解字》还对古文字形体进行了分类，如古文、籀文、或体，其分类系统和文字形体，是学者研究周秦文字必不可少的依据。《说文解字》并提出古文字的构成模式，即六书说，其理论合乎古文字萌芽成长的过程[1]: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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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
参考文献
延伸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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