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释心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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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加升（1900年1月5日—1969年1月27日[2]），法名释心觉，字拓荒、少沧，笔名霜梧，是一位出身台南的反殖民运动者、白色恐怖受难者及比丘。
生平
1900年1月5日[2]（农历1899年12月5日[1]），梁加升出生于台南州台南市宝町[1]。小学毕业后，他前往厦门同文书院就读，后又入早稻田大学经济科。毕业后，梁加升返乡投入殖民地民权运动，先后加入台湾文化协会及台湾民众党等团体。
此后，梁加升曾被台湾文化协会派任募集“台湾议会设置请愿运动”请愿书，并兼任各地运动联络员；他经常游走于警察的视线之间，因而常易容为士绅、菜贩、工人、土地测量员等，并仅随身携带箱笼以存放请愿书。
1927年8月7日，台湾民众党台南支部正式成立，梁加升参与辅导劳工大众成立台湾工友总联盟台南区分支；该联盟分支下设机械、木材、土水（泥水匠）、印刷、店员、理发、线香、台南劳工会、安平劳工会等工友会，会员总计二千多人。此外，梁加升也曾任台湾民众党台南支部书记及台湾工友总联盟台南区主席。
1928年，高雄浅野水泥公司发生劳资纠纷，台籍工人群情激愤；梁加升因此被指派为罢工团副团长兼纠察队长，并于当年4月初参与抗争。同年5月31日，台湾总督府以梁加升违反《暴力行为取缔法》下令予以拘捕[3]，并于事后蓄意拖延审判时程。10月7日，台湾民众党召开中央执行委员会，并经讨论表决通过《政治经济劳农委员会章程》，又选出委员，梁加升被推选为“劳农委员会”委员。经同志积极营救并买通且委请律师团，梁加升终于同年12月27日经获判三审无罪；当时，他一直被羁押在台南看守所。
获释后，梁加升更加积极参与台湾民众党台南支部党务工作；他曾主办多场讲演会，也曾担任辩士（讲演者），其所曾参与讲演会有“反对普度讲演会”、“第六次议员改选批评政谈讲演会”（讲题“官选的地方自治与工人”）、“1931年五一节纪念大讲演会”（演题“由○○得来的胜利才是真正的胜利”）[4]等。
1930年6月12日，梁加升的父亲过世。1930年10月，林秋梧于台南创办中、日文旬刊杂志《赤道报》，梁加升同林占鳌、庄松林、卢丙丁、林宣鳌、赵枥马与陈天顺等赤崁劳动青年会会员（台湾民众党外围组织）担任编辑及发行等事务。[5]
1931年2月18日，台湾民众党召开第四次党员大会，梁加升被选为台湾民众党中央执行委员；随即，台北警察署长现身会场，并交与党内重要人物陈其昌“结社禁止命令”，声明台湾民众党已被取缔并应立即解散集会，同时将蒋渭水、陈其昌、许胡、卢丙丁、梁加升等16人逮捕移送警察局拘押，又于隔日将其释放。
1932年3月，梁加升入《台湾新民报》报社任职。
七七事变后，梁加升辞去报社职务，随后前往厦门，于福建、广东、澳门等地从事商业活动，又出任旅粤台湾同乡会理事长，同时协助国民政府及抗日人士传送情报。
终战后，梁加升积极协助被日本政府征召的台籍军伕及护士自中国大陆返回台湾；1945年11月29日，他乘昌明轮前往澳门交涉船只安排事务，后于回程时在珠江口因船只触及日军水雷引爆沉没，于海面漂流多时，终被来自龙穴岛的渔民救起。此后，梁加升因此际遇开始信仰佛教，并担任中国佛教会台湾省分会常务理事[6]；此前，他曾受多位虔信基督教的同志影响而一度打算成为牧师，但也曾为开元寺的檀越[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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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接收台湾后，梁加升随即加入中国国民党，并当选该党首届执行委员。1950年，梁加升参选台南市第一届市议员并落选。1952年6月2日，中华民国红十字会台湾省分会台南市支会正式成立，梁加升随即被指任为该会常务理事，并任主任干事职务。
1954年9月21日至1956年9月20日间，梁加升曾出任台南市东区胜利国民学校第三届家长会长。[7]
1955年，梁加升的儿子梁培锳（梁培瑛）卷入白色恐怖案件，遭台湾省保安司令部逮捕，并于同年8月31日枪决[8]于台北三张犁[9]。同年11月，梁加升于高雄县大岗山超峰寺礼请住持释开照为其剃度，法名心觉，复寄予家中妻儿书信阐明出家原由[9]。[10]同月22日，释心觉前往台中宝觉寺受戒。
1958年，释心觉于大岗山创设静心觉苑，并在当地栽种腊梅千株。1959年，释心觉将静心觉苑奉献与超峰寺。
1960年，释心觉在亲人帮助下于台南县永康乡创设小东山妙心寺[11]。
1968年11月，妙心寺大雄宝殿接近完工，并举办大雄宝殿落成佛陀圣像开光暨释心觉陞座大典。
1969年1月27日，释心觉圆寂。[2]
参见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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