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顏成坤
香港企業家、政治家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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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成坤，CBE，JP[?]（英语：Ngan Shing-kwan，1900年12月18日[注 1]—2001年4月14日），香港企业家和政治家，中华汽车有限公司（即中巴）创办人，1933年6月至1998年8月拥有香港岛的巴士专营权。此外，他于1951年获香港政府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其后于1959年至1961年任该局首席非官守议员，以及在1959年至1961年兼任行政局非官守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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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成坤早年受教于皇仁书院和上海圣约翰大学，1920年接手家族的人力车业务。看好巴士业务前景的他随后联同商人黄耀南于1923年成立中巴，是九龙地区第三家巴士公司。1933年夺得专营权后，中巴由九龙迁往港岛，战后业务在他主导下快速扩展，在20世纪八十年代高峰期的巴士路线超过100条，车队数目过千，每年乘搭人次断以亿计，堪称“中巴王国”。1981年，百利保集团企图狙击中巴股权，但最终为颜成坤所击退。
在中巴业务以外，颜成坤热心参与社会事务，他早于1931年至1932年当选为东华三院合并后的首任主席，其后又于1939年至1940年出任保良局主席。战后，他于1946年获委任为市政局非官守议员，1951年晋升为该局首席非官守议员，1953年因公务繁忙请辞。作为香港的潮州侨领，颜成坤在行政立法两局任职期间还身兼多项公职，直到六十年代以后才淡出政坛。另一方面，热衷于体育事工的他曾于二战前后连任南华体育会主席和会长合共八届，并且于1935年担任中华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香港区代表总领队，以及于1936年以中华民国国家足球队教练身份前赴德国柏林参与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
然而，踏入20世纪八十年代，颜成坤对中巴的家族式管治被指保守脱节，巴士服务水平下降和劳资纠纷等问题，更引起舆论批评，促使港府于1993年和1995年分别把26条和14条巴士路线交由城巴有限公司接办，其后进一步于1998年2月宣布终止中巴专营权，中巴的专利巴士服务遂于同年8月底告终，而新的专营权则由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夺得。颜成坤虽然自1933年以来一直担任中巴主席和监理，但由于年事已高、健康倒退，所以在九十年代中期已把业务交由子女打理。事实上，颜家手持不少车厂和员工宿舍土地，早已把目光投到地产发展，因此自专营权告终后，中巴实际上已经由一家巴士公司变成一家纯以地产为核心业务的企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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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颜成坤祖籍广东潮阳，[1]1900年12月18日生于香港，[注 1]是颜永祠及其妻所生的独子。[13]颜永祠原本在九龙仓公司任职咕喱头（即苦力头目），其后身兼渣甸糖厂和尖沙咀货仓咕喱头，并担任九龙持牌人力车咕喱的工头；[14]他除了负责从潮州和汕头等地雇人来港打工，也负责监管这些咕喱在香港的生活，从中还向这些咕喱征取费用。[15]1901年，香港政府设立委员会调查抬轿咕喱和人力车咕喱人手严重流失的问题，当时颜永祠更曾获委员会邀请出席作供。[14]后来，颜永祠自立门户，在九龙经营人力车业务，分别于畸岭里3号和广东道112号开设永兴号和永隆号人力车铺，同时于广东道110号设有一家新德隆人力车咕喱铺。[16]
然而，颜永祠于1905年3月9日逝世后，遗孀颜詹氏以遗产承办人身份，于同年5月9日订立授权书，把丈夫生前的人力车业务交予其胞兄弟颜六代为打理。[16]多年后，颜詹氏于1917年12月10日撤回授权书，宣告颜六与永兴号、永隆号和新德隆再无任何关系；[16]惟最初颜六在授权书撤回后仍继续经营有关业务，直到后来颜詹氏一方发出令状，颜六才正式交出业务，并与颜詹氏一方分产。[17]颜詹氏其后进一步于1918年入禀兴讼，要求颜六一方交出经营账目查核，最终于1919年获判胜诉。[18]此外，颜詹氏一家原本居于广东道116号，而颜六一家就住隔邻的114号；[16]但两方分产后，颜六一家迁离到附近的海防道18号居住。[18]
虽然自幼丧父，但颜成坤自少获得家人送入皇仁书院学习英文，及后前赴上海圣约翰大学深造。[2][13]根据学者吴醒濂在1937年出版的《香港华人名人史略》一书指出，颜成坤早年离开皇仁后，也曾追随孙中山从事救国工作；[7]而身为皇仁旧生的他在多年后于1971年4月获皇仁书院旧生会邀请出任名誉顾问。[19][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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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时年20岁的颜成坤返回香港接手经营家族的人力车业务；[21][7]当时人力车仍然是香港重要的陆上公共交通工具，例如警队在1921年就选择于九龙和新九龙五个公共人力车站铺设电话，其中一个设于由颜成坤经营的广东道112号永隆号人力车铺；[12]至于颜六位于广东道142号的人力车铺，也是其中一个获铺设电话的公共人力车站。[12]虽然如此，随着汽车的逐渐普及，再加上九龙汽车公司（即九龙巴士／九巴）和启德客车公司分别在1921年和1923年成立，为九龙地区提供公共巴士服务，对人力车业务日益构成明显的竞争。[22]
有见及此，颜成坤积极计划在公共巴士市场上分一杯羹，并于1923年9月2日联同商人黄耀南在红磡共同创立中华汽车公司（即中华巴士／中巴），初时拥有六辆单层巴士，是继九巴和启德客车后九龙第三家巴士公司。[23][24][7][25][注 2]颜成坤的生意伙伴黄耀南是港绅四邑轮船公司创办人之一黄炳纯之子，因此黄家与颜家一样都有经营公共运输的经验。[26]1927年，颜成坤又娶黄炳纯的女儿黄亦梅为妻，两家结为姻亲，而黄耀南也成为颜成坤的大舅，可见颜黄两家关系密切。[27]中巴成立之初，由颜成坤和黄耀南一同担任总司理，[8]早期主要提供往来尖沙咀和九龙塘一带的巴士服务，在新界乡镇间也有提供服务。[28]九巴虽然是中巴早年的主要竞争对手，[28]但当时一些报章舆论认为中巴的服务质素和管理水平均较为理想，管理层较用心经营，也积极添置新车，公司渐具规模。[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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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9月，香港政府有鉴于公共巴士服务水平良莠不齐，于是决定引入专营权制度，并就此发出招标邀请。[30][31]根据新的专营权政策，香港的公共巴士服务只能由专利巴士公司提供，专利巴士公司的董事局大多数成员均须拥有英国国籍，而采用的巴士必须于英国或大英帝国其他地方（即后来的英联邦国家）制造，[32]这项限制巴士出产地的规定，一直到多年后的1984年10月才宣告撤销。[31]事实上，港府当年的招标工作显得相当神秘，当港府在1933年1月公布招标结果时，外界才得悉港府曾就此展开招标；[33]另外，港府从没公开招标过程，也拒绝透露接获的标书数目和公开落选的标书内容，作风久缺透明度，引来舆论批评。[33]
在该次招标，颜成坤的中巴成功夺得香港岛地区的巴士专营权，九龙和新界地区的巴士专营权则由九巴夺得。[33]两个专营权同样由1933年6月11日起生效，有效期为时15年之久。[32]港府批出专营权后，颜成坤和黄耀南联同殷商林卓明、冯强、以及颜成坤族兄颜光宗等人遂于同年合资把中巴重组成为中华汽车有限公司，而九巴也改组为九龙汽车（一九三三）有限公司。[1][34][35]颜成坤在重组后的中巴出任董事局主席兼监理一职，而黄耀南则担任副董事长兼经理一职，各人也是新公司的永远董事。[1][36][37]由于中巴过往未曾在港岛区营运，因此中巴需要由九龙调来10辆巴士，并从香港大酒店巴士公司、香港电车有限公司和香港仔街坊福利会公共汽车公司三家原本在港岛营运的巴士公司收购合共44辆巴士。[31]
在港岛营运的中巴最初于铜锣湾屈臣道设立临时车厂，[38]并提供九条路线，较主要的路线包括来往上环东街与跑马地的“1”号线、来往中环皇家码头（即卜公码头）与香港大学的“3”号和“4”号两条相反方向的循环线、以及往返中环油麻地码头（统一码头前身）和香港仔的“7”号线等。[39]战前的中巴与九巴一样都设有头等和二等收费，而且已经有分段收费、月票和学生优惠车票等安排。[39][40]
1941年12月，日本随太平洋战争爆发入侵香港，香港保卫战一触即发。战事期间，中巴服务陷入停顿，同年12月25日香港沦陷、进入日治时期后，中巴继续停驶。[41]一直到1942年1月25日，中巴在颜成坤主持下才得以恢复运作，但鉴于战时不少巴士遭受破坏、或被日军征用，再加上燃料不足，故只能维持十分有限度的服务。[41]1942年5月，颜成坤被日治政府委任为华民各界协议会委员；[42]同年10月，日治政府指令包括中巴和九巴在内的香港所有公共运输企业合组香港自动车运送会社，并安插日本人担任顾问，而颜成坤则被指派到新公司担任司理一职。[41][43]虽然如此，香港的公共交通服务依旧因为战乱而停滞不前。[43]1943年底，颜成坤索性托病辞任自动车运送会社的职务，并成功与家人避居澳门，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在1945年结束为止。[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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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8月香港重光后，颜成坤重返香港，设法重整中巴业务。[1]战前原拥有108部巴士的中巴，经点算后一共失去75%的巴士车队，余下的巴士大多也因为战乱而需要维修、甚至报废。[44][45]不过，在英国临时军政府要求下，中巴旋即于1945年9月起逐渐恢复服务，但早期需要借用货车权充巴士。[44]同时间，颜成坤着手从英国购入新车，巴士数量到1947年回升至47辆，[46]到1948年的总乘客量也恢复至2,000多万人次。[44]
随着香港人口急增，中巴战后在颜成坤主持下积极扩充业务，并在港府提供核准回报率的有利条件下带来可观收益。[2][47][48][49]中巴每年纯利由1949至1950年度的110万港元，[50]增至1956至1957年度的248万元、[37]1964至1965年度的360万元、[46]以及1974至1975年度的730万。[51]此后中巴每年纯利连年维持在千万港元以上，1980至1981年度和1989至1990年度更分别录得超过3,300万元和超过7,000万元的纯利。[52][53]在载客人次方面，中巴在1956至1957年度的总乘客量达6,700万人次，[37]踏入六十年代每年乘客量平均维持在1亿人次以上，[46]到1984至1985年度录得3亿6,400万人次的高峰。[47][5][54]1962年1月，中巴更首次公开配售股份，正式成为上市公司。[25]
同时间，中巴在颜成坤带领下也作出不少革新，当中包括在1962年为香港岛引入首辆双层巴士、[55]1972年开始引入载客量特大的“珍宝巴士”、[56]1976年全面推行“一人控制巴士”模式以淘汰巴士售票员、[57]1981年引入载客量更大的三轴双层巴士、[58]以及在1990年引入配备空调的双层巴士等。[59]此外，贯通香港岛和九龙半岛的海底隧道在1972年通车后，中巴与昔日在九龙的竞争对手九巴分别开办过海隧道巴士，中巴的路线网络也再一次覆盖九龙地区。[60]在全盛时期，中巴拥有过百条巴士路线，旗下车队更拥有超过1,000辆巴士，车厂遍及北角、柴湾和黄竹坑等地，[54][61][46][62]堪称为“中巴王国”。[63][64]
除了中巴的业务，颜成坤早于战前已开始涉足其他商业范畴，职务包括《大光报》和嘉华人寿保险公司董事长，以及新亚酒店董事。[7]战后，他于1955年参与由殷商周锡年（后为爵士）牵头创立的香港华人银行，除了成为创行永远董事外，又获选为副董事长，直到华人银行在1980年被香港和东南亚合资财团收购为止。[65][66][67]作为香港的潮州侨领，颜成坤还于1962年获同属潮商的廖宝珊家族邀请，加入曾经于前一年发生挤提事件的廖创兴银行出任董事长，[68]其后进一步于1972年获邀到新成立的廖创兴企业有限公司兼任副董事长。[69]他在廖创兴银行和廖创兴企业两个董事局任职多年，直到1984年才宣告退任。[70][71][72]此外，颜成坤是香港中华总商会会董和顾问、中华厂商会名誉会长、浅水湾兴业有限公司董事，并于1962年获邀出任马来亚银行香港区董事；[21][20][73]他也曾于多家家族公司担任要职，当中包括港岛运通企业有限公司董事长、坤梅有限公司董事长和永兴隆总经理等。[21][20][74]
然而，中巴历年来的发展也不是一帆风顺，例如早于1950年就曾经发生因为解雇14名学徒而引发司机怠工的事件；[36]而员工退休金和薪酬问题更是一直缠绕中巴。[75]1967年六七暴动期间，颜成坤除了要应对劳方就工时过长和薪金过低等指控展开斡旋，还要处理暴动对巴士服务带来的影响。[76][77]其中，在左派阵营策划下，港九巴士司机于1967年6月发动大罢工，期间中巴只能维持有限度服务。[78]有见及此，颜成坤着手在短时间内招聘大批新入职司机填补空缺，并向没有参与罢工的员工发放特别津贴，以及一度增聘护卫员驻守巴士，使得巴士载客量到同年12月得以回升至暴动前的92%。[78]
1981年，颜成坤对中巴的控制权更加是首度受到严峻挑战，当时由罗旭瑞拥有的百利保集团认为中巴旗下的多幅厂房和宿舍土地拥有相当庞大的发展和升值潜力，于是对中巴展开狙击。[79]原本已拥有中巴11.1%股权的百利保，在当年成功购入中巴另一创办人黄耀南以及另一董事黄仁手上合共8.1%股权，换来两人退出中巴董事局，并使股权增至20.4%，成为拥有最多股权的独立股东。[79]随后，百利保宣布作价每股35港元收购中巴股份，迫使颜成坤寻求另一潮商叶谋遵的新昌地产出手协助，合组新公司以每股38.5元提出局部反收购中巴7%股权，并且承诺日后向股东派发高息，最终才能成功击退百利保的敌意收购。[79][80][25][81][82]
经过百利保收购一役后，颜成坤虽然保住中巴控制权，但却因此耗费大笔金钱，相反百利保却因为中巴的反收购行动而乘机售出股权，获利3,000万港元。[82]自从黄耀南退出中巴董事局后，颜成坤成为唯一一位仍然在任的永远董事，中巴大局由颜成坤及其子女掌控下，作风更是变得日益保守。[2][83][81]为了控制成本，中巴在1984年至1988年间从未为车队添置新车，使到服务水平每下愈况，再加上地下铁路港岛线于1985年通车后对中巴构成直接竞争，导致中巴客源显著下降；[82][84][85][48]到1987年，中巴约100条巴士路线当中，更有53条录得亏蚀，对中巴的专利巴士业务前景蒙上阴影。[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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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政府于1933年向中巴发出港岛区公共巴士专营权的时候，原规定有效期为15年。[87]战后，港府于1947年重新向中巴批出10年专营权，其后延长三年。[88]1960年，港府向中巴批出15年专营权，到1975年再发出10年专营权，并于1978年提早批准把专营权延长至1987年。[87]不过，踏入20世纪八十年代，中巴被指服务水平倒退，经常被市民批评巴士误点和脱班、车队老化残旧和巴士车厢卫生恶劣，促使港府开始检讨中巴的服务和管治问题，而且把中巴的专营权缩短为每两年延续一次。[25][2][75]不少舆论把中巴的管治问题归咎于颜成坤及其子女对中巴的家族式管治，认为他们作风保守、抗拒变革，未能追上时代的步伐。[2]有运输署官员曾经私下批评，中巴管治犹如一盘古老的家族生意，看不见将来；[2]而立法局民选议员刘千石更曾批评中巴位于北角的总部日久失修，内部仿佛时光倒流返回五十年代，质疑颜成坤及中巴管理层缺乏现代巴士营运的概念。[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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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颜成坤踏入20世纪九十年代虽然已届90岁高龄，但思路清晰的他仍然对中巴大权在握，每天亲自返回总部打理业务，有时还会工作11小时。[2]不过，随着中巴管治问题日益恶化，舆论批评他的为人变得低调、固执和斤斤计较；[2]在五、六十年代受到港府重用的他，在这个时候已经卸下大部分公职一段时间，与港府的关系不如昔日般密切，传闻曾经拒见运输署官员的他甚至被形容犹如“活在自己的幻想”。[2][注 3]此外，颜成坤委任女儿颜洁龄担任中巴执行董事，但颜洁龄却被认为与劳方和政府关系欠佳。[91]有传言曾指颜洁龄喜爱在深夜时份约见运输署官员，[81]而且以隔夜西饼款待他们；[91]又曾经在工潮谈判中以铁尺敲打水杯的方式吓退劳方代表。[91]也有传言指出，港府曾经私下点名要求颜洁龄辞任中巴执行董事，但被拒绝。[91]外界对中巴管理层的不利传言，可见中巴的种种管治问题已经为港府终止中巴的专营权埋下伏线。[91]
中巴被港府撤销专营权，某程度上也跟中巴内部的劳资纠纷有关。[2]长久以来，中巴劳方一直批评薪酬福利待遇欠佳，员工每年只获发相等于半个月薪酬的年终奖金；[2]服务满20年的巴士司机，月薪比新入职司机仅仅多出1,000元；[2]服务满30年退休的员工，更只可领取20,000元的退休金；[2]中巴为员工设立的休息站，甚至没有水电供应。[2]颜成坤十分紧张中巴的薪酬福利开支，每年定必亲自主持与劳方就薪酬调整而召开的闭门会议，有时更为少至两毫的调整争论一番。[2]员工长期的不满，最终触发中巴司机在1989年11月一连两日以集体放取“补假”的形式发起罢工，抗议中巴的退休金福利政策，结果造成港岛交通瘫痪。[75]虽然颜成坤事后于同年12月与劳方达成新的退休金协议，让员工所得退休金比以往多出数倍，但事件充分曝露出中巴长久以来的管治问题，促使港府责成中巴就内部管治展开检讨。[92][93]
1990年，由颜成坤委托的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完成对中巴管治的内部检讨，但毕马威的报告书只建议增聘部分职级人手和适当调升内部工作人员的职级。[94][2]尽管如此，立法局交通事务小组却认为中巴应该推动进一步改革，建议中巴增设总经理和其他中层管理人员职位，长远把董事局和管理层分离，以淡化家族管治色彩。[94]可是，颜成坤辩称毕马威的报告书没有作出有关建议，又认为中巴现有的管理层已具足够经验应付中巴的日常营运，对立法局的建议一一予以反对。[94]当时社会上已开始有声音建议港府可考虑向主力经营非专利居民巴士服务的城巴有限公司（简称城巴）发出专营权，经营港岛区的部分巴士路线，从而引入良性竞争，但颜成坤却表示当初于1933年夺得专营权的时候，并不知到会有新竞争者加入，认为建议侵犯中巴权益，予以坚决反对。[53]然而，港府考虑到中巴态度不合作，加上服务水平持续没有明显改善，于是在1992年首次透过展开公众咨询的方式，以决定中巴专营权于1993年8月届满后是否获得延续。[2]事后，港府虽然同意延长中巴专营权两年，但首度把中巴其中26条巴士路线交由城巴接办。[75]26条路线当中，还包括16条最赚钱的南区路线，这个新安排直接导致中巴总乘客量由1992至1993年度大约2亿5,000万人次，急降5,000万到1993至1994年度大约只有2亿人次。[75][95]
这时候，身体健康倒退的颜成坤已逐渐淡出，只余下颜洁龄、担任中巴副监理的颜杰强和担任中巴董事的颜亨利三姐弟负责主理中巴的日常运作。[81]然而，颜家三姐弟被指无心经营父亲的专利巴士业务，中巴的服务水平也未见起色，结果港府于1995年9月延续中巴专营权三年的同时，再把中巴14条路线交由城巴接办，使中巴总乘客量再减5%，到1996至1997年度的总乘客量进一步降至大约1亿7,750万人次。[75][95]另一方面，中巴的劳资关系未有因为落实毕马威报告书的建议而得到改善，劳资纠纷在颜成坤淡出后更加是此起彼落，例如中巴在1993年8月被削减26条巴士路线后即时宣布裁减170人，员工因为不满补偿安排一度酝酿罢工，后经劳工处介入调停才告平息。[75]1996年10月，中巴劳方不满加薪幅度太少，酝酿罢工两天，最终迫使资方和解。[75]1997年11月，中巴又突然解雇45名员工，劳方一度警告发起大罢工，其后要由港府斡旋下召开劳资谈判，才得以化解危机。[75]
踏入九十年代中期，中巴的服务持续未见改善，再加上劳资关系欠佳，终于为其专营权响起警号。[75]1997年4月，中巴未有按法例规定在限期届满前提交专营权的续期申请，港府首度声言考虑终止中巴专营权和把中巴所有路线作公开招标。[75]尽管中巴后来补交续期申请，但当时临近香港主权移交，传媒谣传颜家已无心经营中巴车队，甚至计划在1997年6月30日随英国管治结束后提早停止营运。[96]香港特别行政区成立后，中巴未有如外界谣传般停止营运，但特区政府却迟迟未有公布是否延续中巴专营权。1998年1月6日，运输署透露原则上同意延续中巴专营权，也不会把旗下巴士路线作公开竞投；[75]但到1月19日，运输局改称已向行政会议建议有条件延续中巴专营权，并可能削减多23条巴士路线。[75]然而，运输局于同年2月17日突然宣布，行政会议已决定不再延续中巴专营权，并即时将中巴其中88条路线作公开招标，另外13条路线交由九巴和城巴接办，而余下11条客量太低的路线则会随专营权届满而停办。[90]
在随后的公开招标，中巴虽然与英国捷达集团合作入标，试图重夺专营权；[96]但专营权最终由新世界发展有限公司与英国第一集团共同夺得，这两家公司合资成立的新世界第一巴士服务有限公司（简称新巴），于1998年9月1日凌晨随着中巴专营权届满而正式接手中巴的专利巴士业务，中巴前后65年的专利巴士服务自此成为历史。[97]其实，颜家早在丧失专营权以前，已经把注意力集中于香港和英国的地产发展业务，不少中巴原先拥有的车厂和员工宿舍土地，都被重建为住宅屋苑或商业楼宇出售；[98][25]在1997年度，中巴纯利高达8亿3,300万港元、市值高达31亿，但收益其实大部分都是来自地产发展项目，而专利巴士业务净资产只占7.4%，带来的盈利也只占总收益的25.8%，可见专利巴士业务已不为颜家所重视。[99][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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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成坤自创立中巴以后，已开始活跃于社会公益事务。原居于九龙的他早于1926年至1927年获街坊推选为广华医院丙寅年总理，1927年至1928年复当选该院丁卯年主席，任内推动为广华医院增设产房。[8]1927年至1928年，他出任东华东院筹建委员会委员，促成东华东院于1929年落成启用。[8]1931年，东华医院、广华医院和东华东院合并为东华三院，结果颜成坤以13票对12票压倒对手陈廉伯，获推选为东华三院辛未年主席，是为三院首任主席。[101]任内，他除了兴办女子义学，又为广华医院增设肺痨疗养病房和手术室，并主持遣送失业华侨等工作；[8]三院提供的社会服务更录得盈余17,000多港元。[8]此外，当时中国大陆的华北和粤北地区先后水灾为患，于是在颜成坤主导下，三院一共筹得善款44万港元作赈灾用途。[8]1932年卸任东华三院主席后，他连同罗文锦（后为爵士）和陈廉伯一同于1933年获香港政府委任为三院特别总理，负责检视和整顿三院院务。[102]颜成坤与三院深具渊源，促使他多年后于1950年获委任为东华三院永远顾问。[103]
除了东华三院以外，颜成坤也热心于保良局的工作，并于1939年至1940年出任保良局己卯年主席。[104][105]任内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大陆不少难民为逃避战乱南逃，抵港难民骤增，再加上港府修订法例对妹仔和婢女展开登记工作，导致保良局收容妇孺人数创下新高。[105]当时该局平均每月的入局人数多达250人，最高月份更录得270人。[105]同时间，由于二战爆发造成物价飞涨，颜成坤需要依赖政府增加特别拨款，以及向各界发起募捐，才得以维持该局的服务。[105]为肯定颜成坤在任保良局主席期间的工作，他在战后于1951年获聘任为保良局永远总理，[106]1975年获进一步委任为保良局顾问局顾问。[107]
颜成坤在战前担任的其他公职还包括于1932年至1933年奉委团防局绅、[108]1932年至1941年担任四环更练委员会委员、以及于1937年至1941年出任港府牌照局委员；[109]另外又获国民政府邀请于1937年出任救国公债香港分会常务委员。[110]此外，信奉基督教的颜成坤早于1932年参与创立香港中华基督教青年会，除了出任创会会董，也在战前担任副主席一职；[1]他也曾任中华基督教会全国总会广东协会第六区会主席、香港圣约翰救伤会副赞助人、华人后备警队财政委员、基督徒报纸《大光报》董事（自殷商王国璇1974年逝世后，成为最后一位在世的前任董事）、及于1940年至1941年出任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主席。[1][5][7][111]1932年4月27日，颜成坤更获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以肯定他在参与社会公职方面的表现。[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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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战结束后，颜成坤曾经在20世纪四十至六十年代获得港府重用，他于1946年5月奉委为市政局战后首批非官守议员之一，[112]任内于1951年2月接替辞职的罗文惠成为市政局首席非官守议员。[113]在市政局内，他特别关注小贩和街市管理，以至是夜香收集等市政民生议题，并提出增建公共浴室和改善公厕等利民建议。[114][115][116]他在市政局任职前后七年，到1953年4月才以公务繁重为理由提出请辞。[116]除了市政局，颜成坤于1951年7月获时任香港总督葛量洪爵士委任为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时有“华人代表”之称；[117]任内他比较关注社会民生，并多番主张港府增建廉价屋宇和扩充中小学学额。[118][119][120]事实上，对教育事务拥有特别兴趣的颜成坤曾认为“投资教育可获最丰厚的回报”，[121]因此他早于战前已担任英华书院、英华女学校、民生书院和汕头港商义学校董，以及广州济时中学名誉校董。[1][7]战后，他于1951年至1953年出任香港仔工业学校校董、也历任香港培英中学、香港真光中学、九龙合一堂学校和树仁书院校董。[1][106][20]1951年和1952年，他更分别获港府奉委香港大学校董和教育委员会委员，其后于1959年获邀在新成立的青年教师会出任名誉会长。[106][122]香港中文大学于1963年创校后，他也历任该校联合书院和崇基学院校董。[123]
除了房屋和教育等民生议题，颜成坤在立法局内对经济议题也尤其感到兴趣，且曾多番以香港代表身份出席联合国亚洲及远东经济委员会的地区经济会议，其中包括在1952年与另一立法局非官守议员罗文惠一同前赴缅甸仰光出席该会第八届会议、[124]1955年前赴日本东京出席该会第七届工商委员会会议、[109]1956年以香港首席代表身份联同另一立法局非官守议员C·E·M·泰利（C. E. M. Terry）等人前赴印度班加罗尔出席第八届工商委员会会议、[125]以及在1959年与担任秘书的副财政司郭伯伟（后为爵士）前往泰国曼谷参与第二届贸易委员会会议。[126]1959年7月，颜成坤接替卸任的周锡年成为立法局首席非官守议员，身为“潮州帮”之首的他更是与局内其他华人议员分庭抗礼。[106][109][63]1959年5月，颜成坤进一步获港督柏立基爵士委任为行政局非官守议员，一时身兼行政立法两局议员之职，[106][109]直到1961年5月和6月，他才分别卸下行政局和立法局的职务。[127][1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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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市政局和行政立法两局任职期间，颜成坤积极推动香港的慈善公益事务，他于1948年参与创立香港防痨会，并任该会董事；[129]1951年参与成立国际痳疯救济会香港分会，历任委员和总干事等职；[130]1956年至1958年担任雅丽氏何妙龄那打素医院主席；[131][132]以及在1956年至1959年出任英国红十字会香港分会会长，其后曾任该会顾问委员会委员，多年后更于1990年至1997年获委任为该会副赞助人。[133]颜成坤在五、六十年代还历任香港保护儿童会副会长（战前已任执行委员会委员）、香港游乐场协会副会长、湾仔街坊福利会理监事及副理事长和北角街坊福利会名誉会长等。[1][134][109][135][7]他也曾参与香港东区扶轮社，并于1947年出任副社长一职；[5]虽然他于1953年因公务繁重退出，但于1955年获东区扶轮社邀请成为名誉社员。[136]身为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的教友，颜成坤多年来更是对该会事工予以积极支持，1957年创立的九龙合一堂和学校、以及1984年创立的北角合一堂，都是由他主持下筹建而成的。[137][20]
颜成坤在两局以外也获港府委以多项公职，当中计有在1946年至1953年再度担任牌照局委员、1947年任港府公务员薪俸调查委员会委员、1951年至1958年任交通咨询委员会委员、1953年任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加冕总务委员会委员、1951年至1961年担任华人游乐场委员会委员（其后改任名誉会长）、1952年至1964年任华人永远坟场管理委员会委员、以及由1959年至1961年任英联邦国会协会香港分会副主席等。[1][134][106][4][138]其他由港府委任的公职还包括自1946年起担任华人庙宇委员会委员及旗下华人慈善基金委员会委员、1947年起担任香港国殇纪念基金委员会委员、1955年起担任蒲鲁贤信托基金委员会委员，并历任华人咨议局委员、租务法庭委员和禁毒咨询委员会委员等。[1][134][106][109][5]
作为香港的潮州侨领，[106]颜成坤早于1933年已加入香港潮州商会，历任会董和名誉顾问等职，1962年起出任该会永远名誉会长。[63][109]他也曾任香港九龙潮州公会名誉顾问，1960年当选永远名誉会长，[109][139][140]该会由他主持下于1955年在旺角洗衣街筹建港九潮州公学。[1][121]1957年创校后，颜成坤获公推担任校董会主席，1960年又荣任永远校董会主席。[140][141]1961年，他进一步推动为该校增设中学部，除了亲任筹款委员会主席，又率先捐出十余万港元，使中学部得以在同年成立，是为港九潮州公会中学。[141]除了上述机构，颜成坤还担任过不少其他与潮州社团相关的职务，当中包括在1959年获新成立的潮侨食品业商会邀请出任永远会名誉顾问，[142]以及历任香港零售米商联合总会永远名誉会长、香港潮阳同乡会顾问及永远名誉会长和潮州八邑商会会董等。[20][143][7]
为肯定颜成坤历年来在推动社会公益慈善和担任公职等多方面的表现，颜成坤曾经多番获得英廷授勋，他除了在1955年和1961年分别荣获OBE勋衔和CBE勋衔，[144][145]也先后于1953年和1977年获授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加冕奖章和英女皇伊丽莎白二世银禧奖章。[146][147]不过，自从颜成坤在1961年退出行政立法两局后转趋低调，他担任的公职数目逐渐减少，也不再跟过往一样活跃于公开场合，与昔日的作风有明显分别。[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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颜成坤自少热爱足球，当琳琅幻境社和孔圣会两支足球队在1916年重新复合为南华游乐会（简称南华会，1920年改称南华体育会）后，尚在求学阶段的他即加入成为当时南华甲组B队队员，自言在球场上“怪脚频挥”，达一年之久。[11]后来，颜成坤因为升学和工作等原因退出，但他对足球仍然充满兴趣，因此当他在1923年创办中华巴士后，早于1926年已成立由中巴员工组成的中巴足球队，该球队后来更曾于1959年至1960年参与本地甲组足球联赛。[148][149]另一方面，随着颜成坤的巴士业务自二十年代中期初具规模，他也开始活跃于体育事工，而且在1926年至1927年和1934年至1935年先后出任南华体育会副主席和副会长，[150][151]战前又历任香港中华体育协进会（简称香港体协）主席和学界运动联合会会长等职，负责推动本地的体育事业。[1]
1935年，颜成坤首次当选南华会主席，任内他以香港体协会长名义，出任1935年中华民国第六届全国运动会（简称全运会）香港区代表总领队，同时兼任该届全运会大会顾问一职。[1][152]该届全运会于上海举行，最终港队获得总锦标第三名，而香港足球代表队由同样南华出身的“球王”李惠堂担任队长，更在全运会足球赛事中夺冠，凯旋归来。[152]
港队在全运会的突出表现，促使国民政府在1936年初派遣时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外交委员会主任王正廷博士来港会见颜成坤，商谈组织中华民国国家足球队，前赴德国柏林参加将于同年举行的第11届奥林匹克运动会。[153]在这个背景下，颜成坤和李惠堂随后分别获委任为中国队教练和队长，而经理一职则由另一南华会成员黄家骏出任，这次也是中国队历来首次参与的奥运足球比赛。[154][155]可是，鉴于经费所限，中国队需要提前两个月出发，期间先后到访南洋六个国家比赛筹款，结果在27场赛事中，中国队取得24胜3和的成绩。[155]同年8月，中国队在柏林奥运初赛中迎战劲敌英国队，最后中国队仅以零比二落败，[155]尽管无缘晋级，但仍获舆论形容为“虽败犹荣”。[156]
在筹备中华民国国家足球队参加柏林奥运的过程中，其实也曾经发生一场政治风波。[157]1936年4月，主要来自香港和广东的中国队队员获安排乘搭日本邮轮“龙田丸”前赴上海集训和作赛，但由于当时日本正积极侵略中国，所以消息被传媒加以报导后，一时引起舆论反弹，参与统筹和决策的颜成坤更被指要就事件负责。[157]事后，中国队放弃乘搭“龙田丸”，大部分成员改乘德国邮轮“波茨坦号”，或自行前往上海，事件才告平息。[157]同年7月，南华会周年改选，当时正准备出国会合中国队的颜成坤虽然当选连任主席，但是旋即因“龙田丸”事件一度决定引咎辞职，以示清白，他其后获得多番挽留，才打消辞职的念头。[158][159]
颜成坤在任南华会主席期间除了参与全运会和奥运会的工作，也十分重视该会会务，因此他得以在1937年改任南华会会长，翌年当选连任，以及于1939年再度当选主席，而且连任一届，直到1941年12月香港沦陷为止。[160][161][151]在南华会主席和会长任内，他于1935年把该会会址正式由华人行迁往加路连山，另外又更集中地发展体育工作，并于1941年为该会增设足球委员会，由他和另外八人担任委员，负责加强对足球队的管理。[162][151]为了改善南华会的财政，颜成坤任内还续办马彩，同时采取一系列节流措施，成功使该会的财政状况转亏为盈。[163][151]
香港沦陷期间，南华会的会务被迫中止，一直到1945年8月香港重光后，颜成坤重新于1946年当选为南华会战后首任会长，并于1947年连任。[164][151]任内，他着手负责复兴会务和收回该会产业和场地，设法减轻该会的损失，使该会业务得以从战后初年的困境逐步重上轨道。[163]在他的主持下，南华会又着手计划扩建南华会运动场，有关扩建工程随后于1953年完成。[163]颜成坤由战前到战后连任南华会主席和会长合共八届，为该会的发展奠下基础，因此他在1948年正式卸任会长一职后，旋于翌年起获南华会委任为名誉会长，以答谢他在战前和战后初年为该会所作的各种工作。[163][151]
二战后，颜成坤逐渐淡出体育事工，但战后初年仍于1947年3月至12月出任香港体协理事长，以及于1949年至1950年出任五陵会会长。[165][166][134]为肯定其对香港足球事业的工作，颜成坤又于1958年与周埈年爵士一同当选中华体育会名誉会长、[167]同年当选香港华人足球员联谊会名誉会长，[168]以及于1962年当选杰志足球队顾问。[169]1956年7月，香港足球总会会长郭赞卸任，外界一度盛传会由颜成坤接任；[170]但在随后举行的选举当中，时任香港赛马会主席宾臣在郭赞支持下取得27票当选，而颜成坤仅得12票，另一候选人陈树垣也只得九票。[171][172]不过，宾臣后来因故于同年8月放弃担任足总会长一职，结果改由雷瑞德接任。[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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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的颜成坤虽然辞任了几乎所有公职和商界职务，但唯独继续出任中巴董事局主席和监理，也继续担任家族旗下其他公司的职务。[2][20]即使踏入90岁以后，他仍然坚持每天返回中巴总部指挥业务，还亲自主持每年一度召开的中巴股东大会。[2]不过，他在1992年主持最后一次股东大会后，就因为视力问题和健康倒退，没有再公开露面，但初时仍旧每天多次致电公司过问业务。[90][63][81]其后，颜成坤因为健康恶化而据闻长期入住养和医院，虽然他继续留任中巴主席和监理之职，但实际上已无力再亲自打理中巴业务，日常营运都交由他的子女负责；[81]即使中巴后来被港府终止专营权，颜成坤也已经无力作出指示。[81]
由于年事已高，颜成坤住院后期据称肺功能倒退，后来心脏和肾脏功能也出现倒退情况。[81]2001年4月14日凌晨四时，住院已有三年半的颜成坤终于在养和医院病逝，终年100岁。[81][174]颜成坤身后，家人在同年4月27日在香港佑宁堂为他举行葬礼，出席致悼者包括时任政制事务局局长孙明扬、运输署署长霍文、香港中华总商会会长陈有庆和殷商李东海等人。[175]遗体随后移送往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墓园，与亡妻合葬。[175]
颜成坤由1923年创立中巴，到2001年逝世，前后合共78年。他身后，中巴主席和监理一职由原本担任执行董事的女儿颜洁龄接任，这时候的中巴虽然没有更改公司名称，但实际上已经由一家巴士公司变成一家纯以地产发展为核心业务的地产公司。[74][25][81]2002年，中巴曾经被禹铭投资展开敌意收购，但最终被颜家成功击退。[25]此外，中巴于1998年失去专营权后把绝大部分巴士售予新巴，但仍保留了数辆单层巴士行走往来北角和旗下物业港运城的一条非专利穿梭巴士路线，这条仅余的路线在2015年停办后，才标志着中巴正式结束所有巴士载客服务。[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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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人生活
颜成坤信奉基督教，1927年6月25日迎娶黄亦梅（Wong Yick-mui, Rose／Mamie，1903年[10]－1989年）为妻。[13][177]黄亦梅是港绅黄炳纯（约1848年－1936年）五女，即中华巴士另一创办人黄耀南（1894年－2002年）的胞妹。[27][178]两人的婚礼在中华基督教会合一堂举行，同日两人于坚尼地道64号的大宅举行酒会，晚上再于南唐酒家设婚宴，不少官绅名流出席，场面盛大。[13]婚后两人选择到澳门渡蜜月。[13]
与丈夫不同，黄亦梅信奉罗马天主教，也是意大利婴堂（嘉诺撒圣心书院前身）毕业生。[1][179]活跃于公开场合的她从中巴成立初年开始，已协助丈夫处理社交应酬和文案工作，[8]后来还积极参与社会事务，并历任香港复康会创会委员、港九潮州公学校董和南华体育会女子部顾问等职。[179][180]在商业事务上，她也曾任香港商业银行董事达21年之久。[179]黄亦梅晚年因病淡出公众场合，[181]1989年7月17日在养和医院逝世。[179]身后，家人在7月24日于花园道圣若瑟堂为她举行安息弥撒，扶灵人士包括两任前布政司姬达爵士和锺逸杰爵士、前任民政司黎敦义和医学家何鸿超教授、大律师胡礼（Leslie Wright）、富商李东海、刘世仁和单家传医生，遗体随后移送往香港华人基督教联会薄扶林道坟场墓园安葬。[179][182]
颜成坤和黄亦梅生前育有一名女儿和两名儿子，包括：
- 颜洁龄（1928年－[注 4]）：1950年获香港大学文学士学位，其后分别在香港和英国的律师事务所担任实习，并于英国伦敦大学获得荣誉文学士学位。[185][186]1955年和1956年，她分别于英国和香港获取执业事务律师资格，是香港首位获执业事务律师资格的华人女性。[186]颜洁龄自1968年起出任中巴执行董事，1971年获港府奉委非官守太平绅士，随后于2001年接替逝世的父亲出任中巴主席及监理，至2019年由颜亨利接任主席，但留任监理和执行董事。[187][74][188]2020年，她退任监理和执行董事，正式退出董事局，同时获邀出任新设的荣誉主席一职。[189]此外，中巴亦不再委任监理一职，改由中巴总会计师阮耀达出任署理首席执行官，直到2022年由前任总会计师翁顺来正式接任，两人都是不是颜成坤家族成员。[189][190]1960年，她于英国伦敦嫁给时任奥地利驻香港商务专员的奥国外交官夏文富（Fritz Helmreich，1930年－2022年[183][191]），其夫由1993年起任中巴非执行董事，直到2022年去世为止。[192][191]喜爱驾驶的颜洁龄曾于1950年参与香港首届汽车大赛，获女子组冠军。[186]
- 颜杰强（1935年5月24日－2020年8月15日[123][193]）：早年于美国南加州大学获工程学士学位，其后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获交通管理硕士学位。[123]他自1961年起出任中巴董事，1967年起兼任副监理，直到2020年去世为止。[74][194]1983年，他涉嫌非法收受回佣被廉政公署起诉，最后获法院裁定罪名不成立。[82]颜杰强原本于1963年与马来西亚富商颜丽泽拿督的女儿颜质仪订婚，[195]惟后来婚事告吹后，他于1967年迎娶香港商人苏裕第女儿苏雪文为妻。[196]
- 颜亨利（1937年12月20日－[197]），又名颜杰文：[198]1962年获伦敦大学内外全科医学士学位，[199]身为执业医生的他曾任香港大学医学院放射诊断学系主任和教授，[200]并自1976年起出任中巴董事，及于2019年接替胞姊颜洁龄出任主席。[74][188]他于1969年在英国伦敦娶左雪芬（Josephine A. Baker）为妻，[201]两人育有一名女儿，名颜淑娴（1973年－[202]）。[203]颜淑娴是英国肿瘤科医生，毕业于伦敦大学以及巴特和伦敦医学及牙科学校，并自2025年6月起出任中巴董事。[202]她在2000年嫁给印巴裔英国矫形及创伤外科医生普拉莫德·阿赞（Pramod Achan）。[204]两人是大学同学，并育有两子。[204][205]
颜成坤早年原居于九龙，[12]婚后与妻子黄亦梅定居于香港岛湾仔坚尼地道64号的大宅。[13]该片土地由黄亦梅于1924年购入，建有三层高大宅，揉合意大利文艺复兴风格和装饰艺术风格，并设有私人花园。[206]颜成坤自2001年逝世后，颜家后人于翌年成功向城市规划委员会申请，获得许可把宅重建为不高于120米的住宅大厦。[207]屋宇署及后于2004年批出建筑图则，准许在原址兴建两幢15层高的住宅大厦，总楼面面积达14万平方呎。[207]然而，由于计划引起保育团体关注，有关工程一直未有动工。[207]一直丢空的颜成坤大宅于2010年获香港古物古迹办事处确认为三级历史建筑。[207]
显赫一时的颜成坤生前曾经是香港的华人代表，并拥有“12”号和“3333”号车牌。[208][63]不过，外界传闻他的生活朴实平淡，据闻他从不赌博，兴趣是每星期日上教堂、每天工作和视察旗下的巴士业务、每天晚上数算从巴士车队收集得来的辅币、以及到银行打存折。[25][2][63]外界甚至于有传言指身家丰厚的他连一件苹果批和西饼也不舍得买，身上的毛衣破旧穿孔也不会换，为人异常节俭。[63][25]
荣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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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注
注脚
参考资料
外部链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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