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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法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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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法租界（法语：Concession française de Tientsin），是法国于1861年6月在天津设立的专管租界，为近代中国四个在华法租界之一。其设立与1858年《天津条约》、1860年《北京条约》的签订密切相关，标志着法国在华势力正式进入天津。
天津法租界不仅是九国租界中第二个划定的租界，也是发展最为繁盛的区域之一。租界的建立使法国在天津获得了独立的行政、司法和警务权力，设有法籍领事主持的公董局及配套的巡捕房，形成了半殖民地色彩浓厚的城市治理体系。
在文化与社会层面，天津法租界见证了诸多历史事件，如天津教案、老西开事件等。租界内集聚了法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人员，既是宗教与文化交流的场所，也因冲突频发而引起广泛关注。法国在此修建了多座宗教和公共建筑，其中西开教堂最具代表性。
天津法租界内公共建筑密集，商业和金融活动活跃。劝业场、各类银行、旅馆及俱乐部均集中于此，使该租界逐渐发展为天津的近代商业中心之一。因与天津英租界毗邻，并共同位于紫竹林一带，两者又被称为“紫竹林租界”[1]。
自1861年设立至20世纪40年代相继被收回，天津法租界存在八十余年[2]。在此期间，它是法国在华北的重要据点，并对天津城市格局与近代化产生了长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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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立与扩张
1858年，英法联军进攻大沽口，清政府为避免英法在天津开设租界，派桂良与花沙纳在天津与联军谈判，并于6月先后与俄、美、英、法四国签订《天津条约》，开放牛庄、登州、汉口、九江等十个通商口岸。《天津条约》允许外国外交官进驻北京，但未涉及在天津开设租界和驻军的要求。清政府加强大沽口防务，外国公使需由北塘登陆换约。
1860年，英法联军再次进攻大沽口。清军主将僧格林沁因天津城外居民密集，拟在城周修筑土墙，总长约三十五里，后来的墙子河即源于此工事。该防御未能阻止联军，8月24日天津陷落，9月21日通州失守。10月，恭亲王奕䜣与英、法换署《天津条约》，并签订《中英北京条约》与《中法北京条约》，开放天津为通商口岸。
法国政府派遣哥士耆前往天津勘察租界范围，划定南接英租界、西临海大道、东与北临海河的地段，面积约306亩，作为法租界。1860年12月25日，天津知府石赞清将划界结果禀报总理衙门，称英国所划地界“自用地七成，分给法国三成”。
1861年6月2日，三口通商大臣崇厚与哥士耆签署《天津紫竹林法国租地条款》，明确法租界的地价与地税，确认法国在租界内的管辖权，并将原本的“永租”实质上转化为占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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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天津法租界签约划定的区域，法国当局在租界范围之外亦有侵占行为。1900年拓界后，法租界当局觊觎位于墙子河西岸的老西开地区。在法国驻天津领事的授意下，天津天主教会自1913年起在该地修建包括主教府和大教堂在内的教会建筑群。工程于1916年竣工后，法租界当局派出军警进入该地，引发了“老西开事件”。事件发生后，法方停止了对该地区的公开占领，但仍在暗中扩展势力。
自20世纪20年代起，特别是1931年后，老西开地区因邻近天津日租界，局势趋于不稳，当地部分业主为避免冲突，自愿向法租界当局缴纳捐税，以求保护。法租界当局遂在该地设立工部局分局，并实施行政管理，同时进行地形改造和拓展。1935年，张自忠主持天津市政，在该侵占区边缘开辟道路，并派警察驻守，阻止了法租界的进一步扩展。
老西开侵占区的范围为：北起墙子河（今南京路），东至圣鲁易路（今营口道）与英租界接壤，南至西小埝（今新兴路），西至西大捻（今四平西道），面积约500亩，是界外侵占区中规模最大的一处。[1]
历史
1858年《天津条约》和1860年《北京条约》相继签订。法国不仅将天津增设为通商口岸，而且获得在天津建立租界的权利，同时法国传教士可以在中国租地建造教堂[3]。
1861年6月2日，法国政府与清政府签订《天津紫竹林法国租界地条款》，划定法国租界在天津的范围：其北邻天津英租界，但位置较英租界更靠近天津城，面积为439亩[4]。
天津法租界刚开辟时，中国对外贸易并不活跃。在1861至1870年间，法租界一直处于荒废状态[5][6]。当时在天津经营的外国商人主要居住在天津城东门外三岔河口的宫北大街及天津英租界内的少量住宅[3]。这一时期，法国驻天津领事馆虽于1861年1月建立，但未设在法租界内，而是位于三岔河口的望海楼行宫旧址办公，并拆除旁边的崇禧观以建造教堂[3]。当时，法租界内甚至没有任何法国官方机构，只有一个供英美侨民使用的合众会堂[3]。1870年6月，天津教案爆发，外国侨民纷纷移居租界，天津英租界首先得到开发与经营。
天津法租界的较大发展始于1870年，但由于法国在普法战争中失败，国力衰弱，法租界虽然开始建设，却仍落后于天津英租界，直至1880年代才着手市政建设。1870年6月的天津教案中，愤怒的天津民众打死法国领事丰大业等人，并烧毁天津城东的外国教堂及法国领事馆。事后心存顾虑的外国侨民认为，居住在租界比在华界更安全，因而纷纷迁入租界，这在客观上促进了法租界的发展[1]。
天津法租界历史上共有两次扩展：1900年，向西扩展至墙子河（今南京路一带），面积增加至2360亩，为原来的四倍。1916年，法租界向老西开扩张，引发天津市民强烈抗议，爆发老西开事件。
1900年以后，由于海河航道疏浚，同时将挖出的泥沙用于填平各国租界中的大片沼泽，天津的投资环境得到明显改善。法租界的商务活动日益繁盛。民国初年，法租界内兴建了众多精美的欧式建筑。1912年壬子兵变期间，华界的北门外大街、宫南大街和宫北大街遭士兵抢劫与破坏，大量华人商业迁入法、日租界，主要集中在杜总领事路（梨栈大街，今和平路）。
在中国北方传教的天主教会各大修会，如遣使会的首善堂、耶稣会的崇德堂、比利时圣母圣心会的普爱堂，以及法国立兴洋行、英国先农公司、比利时仪品公司等企业，纷纷在这一带投资房地产，购地建房出租。1920年代，法租界内的杜总领事路与福煦将军路（今滨江道的大沽北路至南京路段）十字路口陆续建成天津劝业场、天祥商场、泰康商场等商业设施，以及国民、惠中、交通三大饭店和渤海大楼、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大楼等众多整齐美观的西式建筑，形成天津最繁盛的商业中心。当时，天津中外上流社会主要居住在天津英租界今五大道区域，而劝业场一带成为他们消费和娱乐的主要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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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10月10日，英国和美国发表废约声明，放弃其在华租界，并撤废治外法权。随后，蒋介石政府通知法国驻华大使馆，希望维希法国也发表类似声明。10月18日，维希政府外长皮埃尔·赖伐尔在致法国驻华大使安德烈·高思默的电报中谈及，法国在华及在越南的利益未受损，撤废治外法权将带来影响。
其间，日军已占领鼓浪屿。日本当局在上海公共租界内取代了英美的地位，天津英租界和广州沙面英租界被交付南京国民政府。英美在华的领事法庭已被撤销，侨民不再受本国司法管辖。10月22日，高思默在致重庆的电报中指出，法租界在客观上为重庆方面人员提供了保护和便利。
1943年1月9日，日本与汪伪政府签署《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规定将北京使馆区的行政权及日本租界交还汪伪政府，并撤废治外法权。1月14日，意大利发表类似声明，法国成为当时在华仍拥有租界和治外法权的最后一个国家。
1月16日，高思默致电法国外交部，建议发表废约声明，宣布法国政府打算将租界归还中国并放弃在华特权。2月23日，维希政府在征得日本同意后发表声明，宣布放弃在华司法特权，放弃北京使馆区、上海和鼓浪屿的公共租界，以及上海法租界、天津法租界、汉口法租界和广州法租界的行政管理权。
随后，维希政府与汪伪政府展开谈判。3月29日，汪伪外交部长褚民谊与法国驻南京领事萨赉德（Salade）互换照会，宣布法国放弃北京使馆区的行政管理权。4月8日，褚民谊与法国驻华使馆参赞柏斯颂（Boisséson）互换照会，宣布法国放弃鼓浪屿公共租界的行政权。
5月18日，双方签署《关于法国交还天津、汉口、沙面法国专管租界实施细目条款》及《附属了解事项》。至此，法国放弃了其在华所有专管租界的管理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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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划建设
天津法租界的整体城市规划体现了欧洲传统的古典主义手法，以轴线布局和街心公园作为控制要点。主要的轴线街道包括营口道、赤峰道和滨江道，这些街道至今仍是天津的重要商业中心。区内道路多为笔直宽阔，街道端部常以高大建筑作为视觉收束，沿街建筑体量较大，整体强调豪华与宏伟的氛围。公共建筑质量亦较高，其中包括大型饭店、银行和商场等。
法租界的中心为劝业场，其于20世纪30年代建成，逐渐取代旧天津的商业中心估衣街，并发展为全市新的商业枢纽。“劝业场”一词也由最初的建筑名称延伸为地名，用以指代位于滨江道与和平路交汇处的公共建筑群。该商业区的规划方式推动了天津现代商业中心的自然形成。在和平路与滨江道交口，惠中饭店、交通饭店、劝业场和浙江兴业银行天津分行等高层建筑林立，使这一地段成为当时天津高层建筑最为密集的区域。由此不仅形成了和平路自日本租界延伸至法国租界的空间高潮，也塑造了滨江道商业街的门户格局，其尽端以西开教堂为背景，成为街区空间的收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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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租界内的单体建筑多采用传统古典的比例和细部，增加了区内的法国情调，同时法租界内也有部分中西合璧的建筑样式。位于法租界海河岸边的天主教紫竹林圣路易堂，具有文艺复兴晚期建筑的典型风格，吸收了古希腊、古罗马建筑艺术的积极因素，建筑风格和谐开朗，布局条例次序，不仅雄伟有力，而且活泼轻松，给人以亲切悦目之感。……紫竹林教堂为青砖木结构，再饰以中华的传统砖雕，巍峨典雅。[7]
1920年代，天津法租界法国工部局主持修建开始在老龙头桥上游修建了宽19.5米、限载20吨的双叶立转开启桥跨——万国桥（今解放桥），因此法国人修建并沟通法租界与老龙头火车站，因此也曾叫“法国桥”。各国租界的工部局都作为董事会下设相应电务、水道、卫生处等。租界的市政导向促进了晚清乃至民国时期市政建设和管理体系的设立与发展。此后，由于民族实业家及外商不断投资市政和公用事业，使天津自来水、电灯、邮政事业等相继得到发展。这些公用设施的创办以及相应的管理，对天津城市的发展变化产生了推动作用，为天津形成近代化的城市提供了基本条件。[8]
政治
2015年拍摄的法国公议局旧址，是天津市文化广播影视管理局和天津市文物局的驻地
天津法租界的行政体制与天津英租界有所不同。当时法国的行政官员掌握较大的专断权力。主持租界日常行政事务的最高负责人为公议局局长，但天津的法国驻华总领事并无权任免该职，由法国外交部直接派任，并由局长直接指挥警察事务。总体而言，法租界的行政权力集中于领事之手，因此被称为“领事独裁制度”。
法租界的选举人大会既不具备立法权，也无行政监督权，其唯一职能是选举工部局董事。最初，大会可选举全部董事，后来仅能选举部分董事或大部分董事。选举完成后，当年的职能即告结束。董事任期两年，每年改选半数。董事会规模不一，其中天津法租界董事会连同总董（即领事）共九人，为各地法租界中人数最多者。[1]
天津法租界章程还规定，选举产生的四名外籍董事必须分别来自三个不同国家。由领事控制的董事会拥有广泛权限，包括决定预算与决算、确定捐税种类和税率、审批减免申请、任免工部局雇员、规划市政建设以及审议日常行政事务；其作为法人还可在诉讼中担任原告或被告。[1]此外，在侵占老西开地区后，法租界工部局亦在该地设立分局。[1]
目前，天津法租界遗存的政治活动相关建筑有法国公议局旧址、原法国驻天津领事馆和法国兵营。
经济
法租界是天津租界中经济较为繁荣的租界之一，在商贸、金融、航运等均有雄厚基础。
在天津法租界的劝业场一带，曾聚集了数量众多、类型各异的商店，使这里成为天津各租界中最为繁盛的区域之一。作为市区的繁华地段，法租界内饭馆、酒店、戏院和电影院分布极为密集。据统计，当时法租界内大大小小的饭馆多达六十余家，戏院和电影院亦有二十余处，占据了天津全市影剧院数量的一半以上。[1]
此外，盛锡福帽庄、天祥商场、泰康商场、美丰洋行、天津海关、启新洋灰公司、久大精盐公司、永利碱厂办事处、公懋洋行、兴隆洋行、安利洋行、慎昌洋行、巨利洋行、立兴洋行、美古申洋行、英国先农公司以及比商仪品公司等重要商业和工商机构也都设在法租界内。
虽然法商洋行的整体实力不及怡和洋行、太古洋行等英商洋行，但其多以铁路器材和高档奢侈品为主要经营领域，后期一度垄断了中国北方的奢侈品市场[2]。
近代天津的金融业在租界体系下迅速发展，金融街贯穿天津法租界和天津英租界，形成了近代中国北方最重要的银行业集中地之一。由于地处交通便利的区域，并毗邻各国领事馆及主要商业区，该地区逐渐成为中外金融机构设立分支机构的核心区域。
在中国本土银行方面，法租界内先后设有盐业银行、东莱银行、大陆银行、北洋保商银行、新华信托银行、中国农工银行、浙江兴业银行，以及裕津银行、聚兴城银行和中国垦业银行等。这些机构大多以民族资本为基础，体现了中国银行业在近代金融体系中的扩张和竞争。
在外国金融机构方面，日本的朝鲜银行在此设立分支，以便利其在华北的经济活动；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以及中法工商银行代表了法资金融在天津的重要地位。这些外资银行与本土银行并存，推动了天津法租界成为中外金融资本交汇的场所。
随着多家银行的集中设立，天津法租界逐渐发展为华北地区的金融中心，不仅在区域性贸易和资金结算中发挥作用，也在近代中国金融格局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由于清朝末年至民国初年，局势动荡，而法租界内则相对安定，因而法租界内成为诸多政客的避难场所之一，而法租界较天津其他国家专管租界相比，最突出的地方是如劝业场、渤海大楼等公共建筑密集。
文化
中国近代报业中具有重要影响的《大公报》和《益世报》均创办于天津法租界，并与教会背景密切相关。《大公报》由天主教徒英敛之于1902年创办，宗旨为“开风气，牖民智，挹彼欧西学术，启我同胞聪明”。《益世报》则由天主教天津教区副主教、比利时籍神父雷鸣远于1915年创办，其办报宗旨为“放世界眼光，谋人类幸福”。
至20世纪30年代，洋人在天津创办的报纸已达40余种，其中大部分具有教会背景[9]。这些报刊在报道新闻的同时，也传播了宗教思想与启蒙观念。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社会各阶层对“开民智”的认识逐渐增强，天津出现了大量供市民免费阅读报纸、杂志和书籍的阅报处[10]。
到20世纪30年代初，天津已有近30家中外通讯社，报纸种类超过30种，总发行量逾29万份，其中本地发行约18.7万份。若以具有阅读能力的人口估算，平均每2.5人即拥有一份报纸。此外，当时还存在数量众多的各类小报[11]。
从租界向外延伸的报刊事业的繁荣，使天津成为近代中国北方传媒的中心，同时对提高天津市民的文化素质也有所助益。报刊发行的繁荣昌盛，也极大地推动了文学的发展。《大公报·文艺》、《益世报·语林》等报纸副刊，为当时在天津的许多作家、文学青年提供了很好的平台，他们翻译西方的文学作品，进行自己的文学创作，形成一种“世界文学”的氛围。居住在天津意租界的剧作家曹禺创作的《雷雨》等作品便是以天津的租界生活作为背景的。曾获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的日本小说家谷崎润一郎在1918年到天津拜访时，被当时天津独特的城市空间与都市文化所感染，他的小说《一个漂泊者的身影》就是以天津的法租界为背景。[12]
天津法租界自开辟以来，陆续建立了多所学校，多数由教会创办，既为外籍侨民子弟提供教育，也向华人学生开放。1887年，法国圣母文学会在天津法租界圣路易路（今和平区营口道）建成圣路易学堂。该校为外侨子弟设置，开设法语及西方课程。少年时期的英若诚曾在此就读，其祖父英敛之为《大公报》创始人。1895年，法国修士在紫竹林教堂附近创办法国学堂，采用法国教育体系，教授法语和中文课程，服务于外侨子弟及部分华人学生。1902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赫立德博士在法租界海大道（今大沽北路与赤峰道交口）创办新学书院，开设英语、法语及西方科学课程，面向中英双语学生。1926年，法国天主教遣使会仁慈堂在法租界贝拉扣路（今哈尔滨道182号）建立圣若瑟女校，主要为女性学生设置课程。此外，法租界内还设有其他教育机构，如美国美以美会创办的汇文中学（原名成美学校），开设英语及西方科学课程，为外籍及华人学生提供教育。
天津法租界的娱乐业在民国时期呈现出高度繁荣的景象。法租界内的高档酒店，如国民饭店、裕中饭店、DD饭店、交通饭店和惠中饭店，不仅提供住宿服务，也常配套设有餐饮、酒吧和娱乐场所，成为中外商务人士和上流社会聚会的主要场所。与此同时，法租界的社交生活还依托各类俱乐部与剧院展开，其中法国俱乐部是法籍侨民和外国人士社交、休闲的重要场所，而中国大戏院、权仙电戏园等则提供戏曲和电影娱乐，满足华人及外籍观众的文化娱乐需求。
社会
- 天主教西开总堂
- 天主教紫竹林圣路易堂
- 卫理公会维斯理堂
- 伦敦会海大道教堂
现状
天津法租界所在区域，目前共有五片地区被列入天津历史文化街区，包括劝业场历史文化街区、中心花园历史文化街区、赤峰道历史文化街区、承德道历史文化街区和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这些区域保存了租界时期形成的建筑格局和多样化的近代建筑类型。
其中，解放北路历史文化街区集中分布有多座近代银行建筑，如盐业银行旧址、天津朝鲜银行大楼、天津东方汇理银行大楼等。根据《天津市关于深入推进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建设的方案》，解放北路沿线两侧区域被划定为“金融历史文化区”，在进行风貌保护的同时，被纳入天津市金融创新运营示范区的整体规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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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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