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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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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日语：天津日本租界），存在时间为1898年至1945年，是日本政府于清朝晚期在天津的九国租界之一，同时也是近代中国日本在华租界中最大和惟一较繁荣的日租界。租界内建筑的繁华程度“已经超过部分日本内地的中等城市”[1]。天津日租界位于天津老城东部、海河以南，最初面积0.34平方公里，后经多次扩展，至1938年总面积达1.5平方公里左右。天津日租界是在《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天津日本租界续立条款》等不平等条约基础上设立的，是日本在中国境内最重要的租界之一，也是当时日本在华北政治、经济与军事影响力的重要体现[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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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拥有独立于中国政府的司法和警察权，设有完整的行政机构。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的领导下，日租界的治理体系由日本警察署、日本驻屯军以及天津日本居留民团、天津共益会等侨民自治机构共同构成。经济方面，日租界高度依赖日本投资与贸易，洋行及工业企业迅速扩张，金融业则以资本输出直接介入日资企业对中国民族工业的兼并，较为发达。同时，天津日租界成为走私和转运私货的中心，大量日本商品充斥华北市场，严重了打击中国民族工业和海关收入。天津日租界内设有日本银行、学校、医院、佛寺、商会等设施，不仅是日本侨民在华北的聚居和活动中心，还吸引了一批亲日权贵居住，如溥仪、段祺瑞、陆宗舆、曹汝霖、郑孝胥、高凌霨等，使其成为逊清皇室流亡小朝廷所在地。1931年11月，为扶持满洲国傀儡政权，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日租界策划并实施了天津事变，将居住在张园的溥仪秘密护送至东北[3]。
1943年1月9日，为抢在英美之前主动交还租界以争取政治主动权，日本签署《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将天津日租界形式上交还汪精卫政权，改名为“兴亚第一区”[4]。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收复沦陷区并宣布收回天津日租界，并组织清理敌产[2]。1949年之后，原天津日租界的房产转为公有，重新分配为政府、企业，亦有院落由居民杂居。原天津原日租界虽然地处城市中心地带，但在城市发展的同时长期未获足够重视，面临衰落的困境，2011年，原天津日租界区域被纳入鞍山道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部分建筑被列入重点保护与特殊保护风貌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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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定与扩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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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天津设立租界的历史始于甲午战争之后。1896年10月19日，清朝总理各国事务大臣荣禄、钦差大臣张荫桓与日本特命全权大臣林董在北京签订《公立文凭》。该文凭第三款规定：“中国政府亦允，一经日本政府咨请，即在上海、天津、厦门、汉口等处设日本专管租界”[5]:686。这一条款为日本在天津设立租界提供了法律依据。
同年11月22日，日本驻华公使矢野文雄抵达天津，与北洋大臣、直隶总督王文韶商议设立租界事宜[6]。此后，两国围绕租界问题展开了近两年的交涉。1897年10月17日，日本政府正式照会清政府，提出日租界的具体范围[6]。
1898年8月29日，中日双方签订《天津日本租界条款》和《另立文凭》，其中第三款明确规定：“允许日本在天津设立专管租界。”[5]:798所划定的范围为：“东界以福音堂之北界起，沿河至溜米厂、邢家木厂之北横街河沿止，计长八十五丈；南界由福音堂之北界起，划一直线向西至土墙止，距英新界一百五十丈；北界由溜米厂、邢家木厂之北横街河沿起，现有道路绕出屋后空地计零丈，向西直至现有道路，迤逦向西至海光寺东南角河沟外，顺路抵土墙止。所有沿路之界址，均留地三丈，以备筑路展宽之用。再由该处土墙迤下至南界计零丈。西南两界，遂均以土墙为止，然须留出五丈道路。"[5]:798
另据《另立文凭》规定：“中国允将溜米厂至朝鲜公馆南墙路外，沿一直线西接日本既定界址，作为日本预备租界。”同时，第二款还规定：“中国允在德国租界以下划一地段，为日本轮船停泊码头。”[5]:798
同年9月21日，日本驻天津领事郑永昌与津海关道李珉琛在天津签订《天津日本租界续立条款》，并附《续立文凭》。其中对租界及预备租界内的道路建设、税关事务、地价与房价，以及警察与治安管理等作出规定。日本据此取得在租界内的司法与警察权[7]:194-195[8]。
1901年1月5日，郑永昌又擅自宣布扩大租界范围，拟将原日本租界向天津府城东南方向扩展。其界限为：东北自闸口起，沿海河向下延伸至法租界；西北自闸口向西，沿城濠蜿蜒至南门外；西南自南门向南延至海光门；再由海光门沿土墙画直线至海河，与法租界相接[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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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
天津日租界所处的区域，原为天津城东南部的一片沼泽地。由于开发难度较大，天津英租界和天津法租界在19世纪60年代设立时均避开了此地[6]。在天津日租界划定之后，由于日本国力有限，主要精力仍集中于国内发展，未能对租界进行充分开发。加之早期旅居天津的日本侨民多为小商人，经济实力薄弱，自身生计亦颇为艰难，难以承担大规模开发这片荒芜沼泽地的重任[6]。因此，天津日租界在初期几乎无人问津，甚至“设立后的两年间，无一日本人定居于此”。大多数日本侨民仍选择在天津英租界和法租界内租用民房开设店铺。
1899年，日本政府采纳时任天津领事郑永昌的意见，制定了租界经营方针[8]。1900年3月，日本政府发布了《租界经营事务所官制》及相关法令，设立日本专管居留地经营事务所，地址位于天津闸口大街。事务所由领事郑永昌兼任所长，长崎武夫任工程师，西古小吉、增田又七任技术员，大枝义祜任书记，负责土地收购、设计及第一期填埋工程[6]。
1902年，由于日租界财政实力不够雄厚，委托东京建物株式会社负责租界的填土垫地和修建房屋等工程[2][9]。1903年以后，日本方面陆续在租界内开展大规模填筑工程，使该地区逐渐具备开发与建设条件。
1911年辛亥革命以后，华界频繁发生战乱与动荡，大批市民和商人纷纷迁入各国租界，其中日租界因地理位置临近华界，成为最早的主要迁居地[6]。与此同时，天灾人祸导致大量政治难民与灾民涌入天津，这不仅刺激了城市建设，也推动了各国租界的发展[6]。由于天津日租界与中国街区接壤，更成为重要的避难所。1913年，《天津日租界居留民会议事录》记载：“自1911年辛亥革命以来，移居到我租界的中国人日渐增多，且我侨民的人数也在稳步增加，未来我租界无疑会更加发展。”[10]:3到1913年，天津日租界已有近二十家企业，涵盖印刷、食品、卷烟、制皂等行业[11]。
1931年11月，因应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中国东北的侵略行动，天津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在天津日租界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秘密行动，意在将居住于张园的溥仪秘密护送至东北，史称天津事变[3]。这些行动包括情报布控、护送路线安排及与关东军的协调，旨在掩盖溥仪行踪并确保其安全转移[3]。最终，溥仪于当月脱离天津前往东北，并于翌年在日本扶植下成为满洲国的傀儡皇帝[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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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日本提出“中日经济提携”的政策，一方面为了缓和国际和中国国内的仇日情绪，一方面为了加强掠夺华北经济资源，日本各大财团开始在天津投资兴办纺织、面粉、造纸、钢铁等产业[11]。此时期创办的工厂已不限于日租界，大部分选址在租界以外的有利区域[11]。
1935年5月，天津日租界《国权报》社长胡恩溥与《振报》社长白逾桓先后遭到刺杀，史称河北事件[12]。事发后，日本支那驻屯军参谋长酒井隆与驻华使馆武官高桥坦会见国民党军委会华北分会代理委员长何应钦，声称此次事件属于“排外行为”，并威胁称若中国政府不采取有效措施，日方将被迫采取自卫行动[12]。随后，支那驻屯军天津部队在河北省政府门前举行武装示威，并进行巷战演习，最终，该事件成为促成《何梅协定》签订的重要因素[12]。
此时，天津日租界范围内的土地已无法满足日本侨民的需求。日本洋行及商人遂以各种名义在租界外非法购地，截至1937年已累计购得土地逾万亩[13]:99。
在天津出生并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八木哲郎，在其回忆录《天津的日本少年》中回忆这一时期的日租界时写道：“带有日本名字的街道整齐划一，日语广告牌日益增多。砖砌的洋馆和公寓虽不及英法租界的繁华美观，但已超过日本内地部分中等城市。”[1]: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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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30日，日军完全占领天津，日本对天津的政治控制由日租界迅速扩展至华界，并扶持天津市治安维持会作为傀儡政权对华界进行统治。在宗教方面，日方加强了对天津的控制，压制本土佛教活动[14]，并通过日本传教士干预和掌控基督教会[15]。随着日本在天津的主导地位确立，部分洋行逐渐由英租界向日租界转移，形成了“英租界中街—日租界旭街”的双中心格局[16]。
日本侵华战争期间，日军将天津英租界视为建立“东亚新秩序”的障碍[17]。1938至1939年，日军曾多次施压英租界，要求引渡抗日人士，并于1939年6月14日全面封锁天津英、法租界，迫使英国放弃亲华政策[17]。封锁期间，日本严格搜查英国人，制造压力，引发英方强烈反应[18]。在德意支持下，日本迫使英国妥协，最终1940年签订天津协定，解除对租界封锁[17]。
在1941年以前，虽然与英国存在外交矛盾，但日军总体上仍尊重各国在天津租界享有的治外法权，因此天津并未完全被其直接占领。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占领天津英租界并将其移交给亲日的汪精卫政府[2]。同时，日方接管了英美教会的系统以及其附属的医院、学校等教产，并将英美侨民与传教士押送至山东潍县集中营[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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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月，英国与美国相继宣布将其在华租界归还给中华民国政府。为抢在英美之前主动交还租界以争取政治主动权，日本于1943年1月9日与汪精卫政权签署《日华关于交还租界及撤废治外法权之协定》，宣布将其在华租界的行政权“返还”中华民国政府[4]。 根据该协定，日本于1943年3月30日形式上将天津日租界交由汪精卫政权管理[2]。1943年4月8日，天津特别市市政府发布命令，将原天津日租界改名为“兴亚第一区”[20]，并任命市政府参事张同亮（北洋政府财政总长张弧之子）为该区区长。尽管如此，天津日租界原有的天津日本居留民团体制仍基本维持，兴亚一区的实际行政权仍掌握在日本人手中，区署官员需听命于民团团长臼井忠三。因此，天津日租界虽名义上“归还”，但事实上仍由日本控制[2]。
直到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10月6日，天津日军受降仪式在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三军团司令部（旧天津法租界公议局大楼）门前举行。国民政府行政院于11月24日公布《接受租界及北平使馆界办法》，正式收回天津日租界[21]:1286。同年12月，河北平津区敌伪产业处理局在北平（今北京）成立，并在天津设立办事处，负责接收和管理天津地区包括日租界在内，由日本政府、日军及日本侨民持有的各类公私产业[13]:432。翌年12月，天津对各租界进行全面清理，并于1947年5月完成[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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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界治理
清光绪元年（1875年），日本政府在天津设立领事馆，1902年升格为总领事馆，是日本在华北地区的重要外交据点[6]。总领事馆在20世纪上半叶积极参与对中国北方事务的干预与操控，1935年、1937年曾先后主持召开驻华总领事会议与华北领事会议，密切关联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成立及卢沟桥事变的爆发。总领事馆设有多个职能部门，并广布情报网络，搜集政治、军事、经济等情报。其辖区覆盖青岛、济南、张家口等地，成为日本在华北的统辖与情报中心。
该馆领事馆早期设于美侨住宅，后几经迁址，于1915年迁入宫岛街新馆办公[6]。1943年，天津日租界名义上交还汪精卫政权后，日本居留民团接管馆务。日本领事馆原有馆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被拆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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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天津设立的警察机构可追溯至清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当时仅在日本领事馆内部设有小规模警务力量[24]:855-856。1898年，日本依据《天津日本租界续立条款》取得在天津日租界内的警察权[25]。
义和团运动爆发后，日本政府派遣警部2人、巡查30人，驻扎在紫竹林日本领事馆前的野战邮局内，随后又在日租界闸口街设立警察分遣所，隶属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6]。1915年，警察分遣所随日本总领事馆迁入宫岛街新址，正式更名为日本警察署，俗称“白帽衙门”[24]:855-856，负责维持租界治安、管理户籍、处理纠纷及执行领事裁判权。天津日租界日本警察署由日本警察官组成，并聘用部分中国巡捕辅助执勤[6]。其司法部由日本警部担任检事，行使领事裁判权，对在津日本侨民和中国籍民众拥有较大干预权力[25]。
尽管向租界以外通商口岸乃至非开放地区派遣警察属非法行为，1930年代初，为扩大治安控制范围，总领事以“保护日、韩侨民”为由，陆续设立多个警察分署。日本警察署的势力不仅遍及天津日租界及部分华界，还逐步扩展至铁路沿线地区，先后在秦皇岛、山海关、唐山、丰台、玉田、东光、沧州、歧口、石家庄、保定等地设立警察分遣所或派出所，形成覆盖华北的警务控制网络[24]:855-8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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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二十八年（1902年），日本驻天津领事馆设立“天津日本租界局”，在旭街管理日租界。1907年施行《居留民团法》，日侨民组建“天津日本居留民团”取代了天津日本租界局，管辖范围包括租界及周边二里（1938年起扩展至三里）[22]。1914年，民团迁入大和公园内新建的“天津日本公会堂”[26][26]。作为20世纪上半叶旅居天津的日本侨民自治组织，居留民团是天津日租界的主要权力机构，兼具立法与行政职能，接受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领导[22]。民团负责日租界内法规选举、财务税务、基础设施建设、电力管理、医疗防疫、环境清洁、教育管理及调查协调等事务[26]。
民团初期主要依靠征收船车税作为经费来源，但此税项仅面向中国经营者，而日本侨民、中国人及租界内的其他外国居民均无需缴纳[6]。随着道路修缮及其他公共事业的扩展，经费日渐不足，居留民团于1905年1月开始向特殊行业征收特许税，包括艺妓、料理店、旅馆、戏院及落子馆等，并推行了码头税则[6]。由于抵制日货运动的兴起，特别是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居留民团的财政收入受到严重影响，甚至向日本外务省请求延期偿还债务，通过精简人员和削减开支来应对困境[6]。
天津日本居留民大会是民团的最高权力机构，负责审议预算、税收、教育、卫生等事务，行政委员会负责民团日常行政事务，由大会选举产生，职能类似天津英租界工部局董事会。1934年，委员会缩编为7人，并改名为“参事会”。1936年实行“团长制”，进一步集中权力[26]。委员会还设有调查委员会作为咨议机构，如课金、教育、码头建设、法规等特别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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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日租界共益会由日本驻天津总领事加藤外松、天津日租界行政委员会会长臼井忠三以及天津日本居留民团理事中岛德次于1927年筹划设立，直到1930年1月经日本外务省审议批准，正式成立[6]。共益会旨在维护和促进天津日本侨民的共同利益，开展祭祀、教育、卫生以及其他必要领域的事务[27]:2。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随着日本在华北势力的扩张，共益会与天津日租界日本警察署及天津日本居留民团等机构的联系愈加紧密，并逐渐介入宣传引导、思想控制和资源动员等事务[6]。
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共益会部分职能被整合进新成立的日本居留民团，并配合日军推行战时体制建设。1943年1月，天津日租界名义上“交还”汪精卫政权，更名为“兴亚第一区”，共益会在新的行政架构下继续存在，负责协助管理侨民并维持所谓“兴亚秩序”[2]。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后，天津共益会与其他日本在华侨民机构一同解散，其资产和档案由中华民国政府接收[2]。
中国驻屯军，原名清国驻屯军，是1901年4月22日抵达天津的日本驻军，最初约有1,700名士兵，至1901年底兵力增至2,600人[6]。其设立初衷是维护日本在清朝的利益，并协助控制清政府。日军最初驻扎在天津的英租界，并在海光寺地区修建了兵营和司令部，因司令部设在天津又被称作天津驻屯军[28]。 随着清廷回銮，自1902年起，各国驻华军队逐步缩减兵力，日本驻屯军也分两期撤退。至1908年10月，驻天津的日军规模已减至两个步兵中队[28]。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土肥原贤二于10月29日到天津先走访海光寺的司令部，并与驻屯军协商，在获得日本驻屯军支持后，又借助驻屯军司令官香椎浩平在租界发布戒严令之机，将溥仪秘密带离[6]。日本侵华期间，驻屯军曾配合关东军以军事行动扩大日本在华北的侵略势力，收买汉奸、扶持傀儡政权，进行经济资源掠夺[28]。
天津日本驻屯军在侨民教育与卫生事业方面亦有所涉入。例如，第三任司令官秋山好古于1903年离任时，将日本侨民赠送的700美元全部捐赠给日本居留民小学[29]:86。1917年9月天津遭遇水灾，海光寺兵营被淹，日本驻屯军与租界当局及日本侨民合作排水并资助东亚医院[29]:132。
由于日本驻屯军维护侨民安全方面的作用，强化了海外侨民的帝国臣民意识，租界内的日本侨民普遍认为“天津日本租界的兴衰离不开驻屯军”[30]:142-143。居留民团在各类事变中也多遵从总领事馆与驻屯军的指示，例如“九一八”事变时，侨民组织按照军队与总领事馆的指导，全力保护租界和侨民安全[6]。
经济
天津开埠后，大批外国商人及商业机构进入，轮船与货物相继抵达天津港。早期天津的对外贸易多经上海转口，但与日本和暹罗之间亦存在直接贸易[31]:3。1878年，三井物产曾租用法国商船“圣玛丽号”向天津输入面粉，并在天津设立办事处，经销煤炭、米粮及灯具。这一举措被视为日本开展华北贸易的开端[32]:439。然而，在开埠后二十余年间，日本商船始终未曾驶入天津港，直到1884年才首次有两艘日本轮船抵津[6]。1886年，《津海关贸易年报》记载：“日本于天津与长崎间新辟之航路，俾日船之吨数加至9195吨”[31]:140。同年，日本邮船会社开通天津—仁川—长崎的直运航线，吸引部分日本商人来津定居，日本侨民人数随之逐渐增加，同时一些日资银行亦开始洽谈在天津设立分支机构[31]:141。
然而，在日租界开辟之前，日本船舶平均每年抵津不足18艘，从事杂货及药品贸易的日本商人多散居于天津城厢一带。日租界设立后，天津对日贸易迅速增长。1905年，大阪商船公司开通了大阪至天津的航线，每六天一班，途经神户、门司、下关、芝罘，最后抵达天津紫竹林租界地河岸[33]:106。1906年津海关年报记载：“本年径由外洋运来货物价值总数，合计关平银400万两，内约有120万两由日本船运来。而各种杂货，以日本为最巨”，显示日本在津贸易规模已与英国相当[31]:250。
天津日租界的走私问题几乎伴随着其设立而生[6]。早在20世纪初，日本人便开始在天津收购白银、铜元等物资，秘密运回本国[6]。随着日本在华势力的扩张，走私逐渐从零散的个人行为发展为组织化、系统化的活动[6]。
1933年塘沽协定签订后，日本在华北的政治、军事势力进一步坐大，走私贸易随之进入高潮[6]。天津因有日租界作为庇护所，成为华北最为猖獗的走私集散地。大量日本商人，甚至包括三井、三菱等大财阀所属洋行，纷纷参与其中，遍及砂糖、人造丝、呢绒、煤油，到卷烟、西药乃至麻药等商品[6]。
1935年至1936年间，天津走私规模急剧扩大。1936年5月，经由天津的砂糖走私量达到五万吨，是正常进口量的四倍，导致天津港的对日正常贸易锐减，海关收入大幅缩水[31]:503。与此同时，天津日租界内聚集了两三百家“洋行”均销售走私货物。走私商品不仅充斥天津市场，还经铁路、公路源源不断地输往全国各地[34]。低税甚至免税的日货以低价倾销，致使民族工业难以为继。天津本土的纺织业、制革业等行业大批倒闭，华商企业接连破产，天津日租界已被时人称作“走私与贩毒的大本营”[6]。
尽管日本国内也有批评声音，指出走私行为有损国家信誉，但由于其中牵涉军部与财阀的共同利益，最终无人能够加以遏制[29]:207。实际上，走私与军事占领相互配合,已成为日本在经济上统治华北的重要手段[6]。
天津日租界的零售商业在当时主要集中于旭街以及天津南市一带。 1926年，在日本驻天津总领事的劝说与利诱下，先施香港总公司和上海分公司的部分管理者共同出资三万余元在旭街购得千余平方米土地，用于兴建中原百货[22]。大楼由基泰工程司设计并承建，总投资达47万银元，1928年元旦黎元洪剪彩揭幕正式开业[22]。
由于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严格约束侨民着装，天津日本侨民在公共活动中普遍穿西装，仅在庆祝日本重大节日时才穿传统和服[35]。促使天津日租界内的西装产业迅速发展，曾拥有井筒屋西装店、鹤野西装店、山下西装店、木下洋行、横滨商行、和田西装店等三十余家，形成颇具规模的本地服装业聚集区[22]。
日本在天津设立金融机构始于1899年横滨正金银行天津支店的设立[6]。此后，日本资本在津金融活动逐渐扩展：1912年铃木敬亲、平林仪左卫门、冲天介次郎等人创办天津商工银行，1920年与北京实业银行合并为天津银行，正隆银行（1915年）、朝鲜银行（1918年）、大东银行（1922年）相继设立支店，北洋官僚与日本合资的中华汇业银行亦于1924年在津设立分行[6]。由此，天津的日资主要银行形成了以横滨正金、朝鲜、正隆、大东为核心的体系[6]。
横滨正金银行与朝鲜银行侧重于大额国际贸易融资，是支持日商在华贸易的主要金融支柱，其他机构则侧重于小额信贷[6]。三井、武斋、日信等洋行在进出口贸易中，也依赖横滨正金银行的资金支持。1915年至1931年间，横滨正金银行通过多种方式推动日本洋行在天津扩展贸易和掠夺资源[6]。1930年，因银元暴跌、购买力下降及进出口不振，天津金融业一度陷入困境，日本商人普遍受挫[36]:216。但在1932至1936年间，日本银行业重新借助金融资本力量向华北大量倾销商品，并通过资本输出直接介入中国民族工业的兼并。在天津裕大、裕元、华新、宝成等纱厂的收购过程中，日资银行发挥了关键作用[6]。与此同时，日本侨民还设立小规模金融机构，如天津信托兴业公司、中日共益储蓄会等，主要服务于在津日侨[6]。
日本在华设厂的特权来源于《马关条约》，其中规定“日本臣民得在中国通商口岸城邑，任便从事各项工艺制造”[5]:616。此后，日本逐渐扩大在华投资，着手设立工厂[6]。天津最早的日资工厂出现于1896年，由桑茂洋行的桑困兴创办石碱厂，是天津最早的造胰工厂，主要生产“美人牌”肥皂，受到在华日本人的欢迎[6]。
此后，日资工业逐步扩展至硝子、洋灯等轻工业[6]。1909年，永信料器厂在天津日租界福岛街创立，由成濑新三出资经营，专门生产洋灯及灯罩[37]:14-15。1911年，有日本商人在天津创设工厂，每日可加工出净棉花5,000斤[31]:300。1912年底，日本商人经营的制造业已包括2家硝子工厂，以及肥皂制造业和制轴业各1家[38]:497。1913年，日本在天津设立的工厂进一步扩大，包括茂泰洋行、三井铁工厂、轧花厂等共8家[39]:13。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日本经济实力增强，本国资本大规模进入中国，推动在华轻纺、食品、化学、面粉及火柴等行业发展[6]。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及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在天津投资进一步加速，工厂数量和资本规模迅速扩大，到1937年前，日本在天津主要工厂达72家，总资本约7,405万元，逐渐形成占据天津工业主导地位的格局[6]。
甲午战争后，日本棉纱产量大幅增加，国内供给过剩，遂积极开拓海外市场。最初出口地为上海，但未能形成稳定销路，继而转向天津，随着进口数量激增，天津逐渐成为华北的纺织品集散地[33]:371。一战期间，天津本地纺织工业开始兴起，日货抵制运动兴起，令日商长期难以直接进入生产环节，直至九一八事变前，仍无日人经营的纺织厂，日资仅以借款形式投资华商纱厂[6]。1922年《津海关贸易报告》甚至称“日人在棉业上所占之地位，日行减色，有江河日下之势”[31]:492。
此后，随着华商纱厂陷入资金危机，日商开始借机渗透。1925年，裕大纱厂因债务被迫折价出售，成为中日合办企业[6]。1931至1936年间，裕元、华新、宝成等厂相继被收购，其中裕元和华新于1935年被钟渊纺织株式会社并入，并于1936年设立天津纺织会所，与裕大纱厂一道成为东洋拓殖在华北的重要纤维企业。至1937年事变爆发时，日商已控制天津棉纺织厂约七成[6]。与英资多分散于商业、不动产和租界建设不同，日资集中于棉纺织、炼铁等关键行业，不仅控制生产，还凭借市场、技术和政策优势，建立类似“满洲”的排他性势力范围[6]。
市政建设
天津日租界的道路呈现“窄街巷、密路网”的特点[40]，其命名则体现出浓郁的殖民色彩[20]。1902年，天津日租界修筑了三条边界主干道，分别沿海河、华市和法租界设立，命名源自当时驻津的三位日本军官，沿海河的山口街（今张自忠路） 以第五师团长山口素臣中将命名，与华市分界的福岛街（今多伦道）以临时派遣队司令福岛安正少将命名，与法租界分界的秋山街（今锦州道）以天津驻屯军司令官秋山好古少将命名[20]。松岛街、宫岛街取自日本著名风景地，吾妻街、兴津街、三岛街等源自日本内地地名，反映了海外日本侨民对祖国的思念[20]。大和街的命名彰显日本国威[20]。曙街、荣街、常盘街、蓬莱街等与花草树木相关，例如曙街源自曙草，即樱花，寓意对故乡的怀念[20]。松岛、桥立、扶桑、吉野则是甲午战争时期日本的军舰名称[20]。
日租界时期的许多街道名称在日本战败后进行了去殖民化更名。比如，原山口街如今为张自忠路的一部分，寿街与新寿街分别改为兴安路的不同段落，旭街则成为现代的和平路[20]。此外，一些原有街道已不复存在，如闸口街和曙街的部分路段[20]。
天津日租界中大量东西向长街廓的分布，是规划初期对道路间距与整体格局控制的直接结果[41]。日租界选址之初即重视与天津老城的衔接，总体规划中强调增设横向道路，以确保居留地与老城的便捷联系。这使横向道路间距小于纵向道路间距，导致东西向街廓数量明显多于南北向街廓[41]。
从街廓长宽比看，不同时期的规划亦呈差异。原日租界建设可分为三个阶段：初期街廓尺度小而均一，长宽比多在 3:2 至 2:1 之间；中期东侧街廓比例维持 3:2，西侧街廓明显增大，呈现突变；后期街廓则分化明显，形态复杂多样[41]。
天津日租界初期规划中即明确划定公园用地，体现了公园在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理念中的重要地位[42]。大和公园的建造与设计始于1908年，作为天津日租界内的重要文化景观，其设计受到了日本传统园林艺术和城市规划理念的影响。公园内的天津神社建于1915年，供奉的祭神为天照大神与明治天皇，神社建筑采用了日本传统的“神明造”建筑风格[43]，体现了当时日本文化对天津日租界的影响[44]。大和公园不仅是日侨的娱乐与休闲场所，也成为了展示殖民主义力量和文化象征的平台[9]。
1945年，随着日本战败，日租界的收回，大和公园的性质发生了重大变化。国民政府决定将公园改建为忠烈祠，成为纪念革命烈士的场所[44]。1949年，该地区的历史遗址被拆除，原有的神社与园林建筑不再存在[44]。1960年，天津市政府在原址上修建了“八一礼堂”，作为新的文化设施与历史象征[44]。
天津日租界区域内坑洼较多，因此重视排水问题，自建设初期便开始借鉴英法租界的做法，铺设现代混凝土下水道网络，用水泵地势较低、排水困难的区域排水[45]。
旭街以东地区的下水道管径较小，所有沟道的污水最终汇集至桥立街排入海河，同时配备抽水房以便在海河涨潮或大雨时协助排水[45]。旭街以西的区域，从松岛桥至宫岛桥之间的墙子河河道设置了三个出水口，并在住吉街建造了抽水房，以应对墙子河涨潮及雨季排水需求。墙子河以西的拓展区人口较少，管道铺设较晚，且下水道管径较大，两个出水口设在墙子河河道，由于出水口高于河道，废水可以通过高差自然流入河道，因此未设置抽水房[45]。
社会
天津日租界设立后，驻屯军陆军宪兵队长隈元实道认为“我日本兵强国当之基，亦实存于教育之普及而已矣”[46]:1，强调在中国推广教育的重要性。同时，“日出学馆为军道开辟之余波所及”，日本的军事施工对民房造成了破坏，期望通过兴办学校缓解居民的负面情绪，淡化当地居民对日本的仇恨[46]:1。日本驻屯军则认为，庚子事变，日军占领中国街市，有必要建立学校向中国人教授日语[47]:237-238。1900年12月，经隈元实道提议，日本租借天津日租界白河河岸的怙佑祠地块兴建“日出学馆”[46]:3，专门为居住在日租界内的华人子弟提供教育，是日本在天津建立的第一所学校[46]:3。1906年，日出学馆更名天津高等学堂，1908年，设立了附属共立小学堂[48]。1913年1月，共立小学堂与天津高等学堂合并，改名共立学校[49]。
天津日本高等女学校创办于1921年4月，获日本外务省和文部省认定为“在外指定高等女学校”[6]。1930年更名为“天津日本高等女学校”，1931年5月迁入松岛街与淡路街交口新建校舍，至1936年已有学生135人[50]:443–444。1941年，学校再次更名为“天津松岛日本高等女学校”[51]:328。
天津日租界内的宗教活动主要包括佛教、基督教和日本神道教等。1899年，西本愿寺将开教事务局改为布教局，法主大谷光瑞开始“清国巡游”，曾到访天津等地考察教务扩展情况，并拜会李鸿章等人[52]。1903年，大谷光瑞派遣的海外布教师将净土真宗传入天津日租界，该宗派成为在津日侨主要宗教，负责大部分日侨的“身后事”。其宗教设施为净土真宗大谷派本愿寺天津别院（东本愿寺）[53]:351。
1936年4月，天津佛教联合会在本愿寺内成立，成员包括在日租界设立的六个寺庙：净土真宗大谷派本愿寺天津别院（东本愿寺）、净土真宗本派本愿寺（西本愿寺）、天津曹洞宗观音寺、日莲宗妙法寺、真言宗高野山金刚寺及净土宗知恩院天津寺。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后，日本佛教各派号召动员僧俗两界支持战争[14]，日军占领天津的战斗中，西本愿寺布教僧甚至直接参战。日占时期，只有日本佛教各派可以在天津地区合法公开活动，而天津本土佛教会受到压制，直至日本战败后才恢复[54]。战后，日本净土真宗等佛教因曾辅助或直接参与战争，其战争责任也受到中日两国学者关注[14][55]。
1903年，日本基督教会开始在天津活动[15]。日本教会长期仅在日本侨民中开展活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及日本教会接管英美教会系统及医院、学校等教产，并将英美侨民及传教士送入山东潍县集中营[19]。日本陆军天津特务机关长雨宫巽等人通过中村三郎等日本传教士控制天津本土的中华基督教团，要求其向日本政府靠拢[56]。因此，战后日本基督教会在战争中的行为与责任受到中日两国学者关注[15][57][58]。1967年3月，日本基督教团承认并反省该教团曾支持和参与侵华战争的错误[59]。
日本神道教随日本侨民进入天津日租界。1915年，天津日本居留民团为庆祝大正天皇“即位礼”，决定在天津日租界大和公园设立天津神社。因洪灾影响，神社建设延期，直至1920年天津神社才正式建成[60]。天津稲荷神社创立于1926年4月27日，位于伏见街，现已不复存在。神奈川大学研究者稲宫康人推测，该神社可能是原京都伏见地区日本侨民迁居天津后设立，用以供奉稻荷神社[61]。
在天津的日租界内，日侨试图构建一种本土化的生活空间，使日本人能够维持与本土相似的生活方式[9]。因此，他们的社会生活和休闲娱乐都带有浓厚的日本色彩[9]。
在天津日租界开辟初期，日本侨民常穿和服与木屐，引来西方人及中国市民的嘲讽与非议，也引起了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的不满[2]。为规范侨民形象，1909年，日本领事馆发布《领事馆令》，规定凡外出穿着不体面者，将被处以拘留或罚款，并建议男性在正式场合穿西服，女性则穿西方或中国服饰[2]。1917年，领事馆再次发布告示，禁止日本侨民在道路及公共场所穿着裸露脚踝的服装，女性必须穿袜遮盖脚踝，此后，对外出着装的限制不断加强，包括禁止在公共场所穿木屐和和服等传统服饰[2]。受此影响，天津日侨普遍改穿西装，仅在庆祝日本重大节日时才穿和服[2]。
日本侨民的文化生活以阅读日文图书和期刊为主，为此建立了图书馆[9]。此外，日侨还举办各种传统娱乐活动。浪花座是天津唯一的日本剧场，其舞台结构和观众席设计均为日式，经常从日本或“满洲国”邀请演员以及相声、讲坛、浪花节等表演艺人演出[9]。曾在日军任飞行员的古野直在书中描述当时的场景，“天津白河河畔的日本酒馆和咖啡馆，霓虹灯点缀着华丽的夜色，播放的唱片响起《东京音头》和《海光寺音头》。”[29]:2011941年，日本武德会天津支部兴建武德殿，作为日本驻军及日本侨民习武、健身的场所[53]:351。
天津租界中外国家庭雇佣中国佣人的现象普遍存在，天津日租界的侨民亦不例外。曾在天津担任小学校教师的松本正雄回忆道：“当时老师的家中几乎都雇佣中国少年和妇人”[62]:14。在天津度过童年的近藤久义也在回忆录中写道：“（中国）伙计一家三代都在我家工作”[63]:177。
天津最早出现首位日本艺妓或娼妓的时间已无法考证，但有记载称早在1884年，就已有日本艺妓和娼妓在津活动[64]。1904年，天津日本租界局将日租界内的曙街（今嫩江路）指定为“花街”[64]。1905年，天津设立了专门的天津艺妓管理所，负责管理该区域的艺妓及相关行业活动[64]。与此同时，开始新设“特许税”，该税种后来改名为“杂种税金”，即从艺妓、酌妇、料理店、常设或临时演出中征收的税款，成为天津日租界的重要财政收入来源[65]。
1906年，天津所有的日本料理店集中到曙街。至清末民初，天津日租界内的娼妓日益增多[66]。到1936年，天津日租界内共有200多家有执照的日本妓院、朝鲜妓院和中国妓院，正式营业并纳税的妓女超过1,000人[66]。1937年，日军占领天津时，在日租界四面钟对面设一妓院，捕获妇女作为慰安妇[67]。
天津日租界开辟之初并未设立卫生医疗机构。1902年天津出现霍乱疫情后，天津总领事伊集院彦吉联合有志之士于创立共立医院，最初为私立医院。1909年，改为公立医院，由天津日本居留民团下属的卫生部管理，负责日租界内的公共卫生和传染病的防治[2]。此外，在日租界内，还有井上医院、同仁医院、千秋医院、中和医院、爱仁医院、盐谷医院以及专门的牙科诊所[2]，租界内的医院数量已经超出了侨民的需求[68]:71。1937年，在日军侵略天津的战争期间，医疗队尚未到达之时，日租界的一些妓女率先临时承担了当时急需的护理任务[64]。
日租界实行了较为严格的卫生管理制度，也对中国政府在公共卫生管理领域产生了一定影响[69]:202。美国学者罗芙芸（英语：Ruth Rogaski）指出，清朝第一个市级卫生局于1902年在天津成立，反映出日本（以及德国）在卫生现代化方面的模式对中国的影响[69]。从卫生管理的角度来看，日租界可能是天津地区卫生监督最为全面的区域之一[69]:284。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也曾占领了英美教会系统的医院设施[19]。
1898年，日本驻天津领事就曾表示，天津日本侨民中七成从事吗啡等违禁品的买卖，几乎所有药铺、饭店、杂货店皆涉及毒品交易[6]。1913年，天津日本居留民团会议上曾有人指出，毒品贩卖活动已从法租界逐渐转移至日租界。根据日本关东厅官员藤原铁太郎的调查，1920年代初天津日租界内开设烟馆70余家，贩卖烟土商店接近百家，约七成日本侨民与毒品贸易有关。尽管日本驻天津总领事馆多次表态打击毒品，但实际不仅纵容，还参与毒品贸易，通过征收“公益费”与贿赂机制放任烟馆经营。战后财政困难时期，甚至曾试行烟馆制度，公开向中国人经营的旅馆征税，加剧了毒品泛滥。毒品经济形成了以居留民团、青帮、警察、不良日本人为纽带的黑色产业链。1917年，《益世报》曾披露，日租界表面上禁止吗啡，实则有吗啡公司统一销售，利润更甚以往[70]:1532。
至1930年代，日租界内的毒品交易继续扩张。仅1933年9月，日本侨民中已有73人被确认吸毒成瘾，实际人数远高于此。租界内流通的不仅有鸦片，还包括吗啡、海洛因等加工毒品，相关设施由军方特务机关直接管理。天津日租界内的旭街成为毒品核心区域，一些药房和洋行表面经营日用品，实则从事毒品制造与贩卖。根据禁毒组织的调查，到1937年，天津日租界已有248家洋行出售吗啡和海洛因，137家烟馆、烟店，以及大量隐藏在住宅区的秘密毒品场所。不仅日侨参与毒品贸易，部分军方人员亦牵涉其中[1]:73。
日军控制华北后，天津成为毒品从波斯、日本、伪满洲国转运的关键节点。日本媒体虽偶有报道毒品案，但多语焉不详。1937年，《密勒氏评论报》主笔约翰·本杰明·鲍威尔访问天津时指出，日租界内多条街道实际上已成海洛因贩卖所，毒品厂则伪装为住宅。尽管中国政府采取严厉打击措施，包括处死被捕毒贩，但收效甚微[6]。
研究与建筑遗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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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日本在华租界的研究，主要围绕其设立、扩张及中国收回租界的历程展开，并与日本对华侵略的进程密切相关。在六个在华日租界中，学界最为关注的是天津日租界的研究[71]。研究内容方面，包括舆论反应、外交交涉，以及在中国抵制日本侵略背景下，租界的政治与法律制度、相关侵华事件和社会问题，均成为学界关注的重点[71]。
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张利民认为，日本之所以能够在天津成功设立日租界，一方面在于其事先制定了详尽的划界计划，并采取了强硬且具有压迫性的外交策略[72]。另一方面，则由于中国政府在交涉中处于被动地位，采取妥协与退让的立场[72]。尤其是部分中国官员态度暧昧，主动让步，甚至存在欺上瞒下的行为，为日本提供了可乘之机[72]。尽管如此，天津日租界的设立过程仍历时两年，期间经历了两轮正式谈判，方才最终敲定[72]。
1949年以来，天津的历次城市规划未将这些区域纳入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范畴，而仅以一般城市建设的方式进行规划与开发，导致许多具有价值的历史街区和建筑遭受不可挽回的损失[73]。原天津日租界的部分房产转为公有，不仅有政府机关和国有企业入驻用于办公，普通居民也通过分配进入原租界建筑居住。原天津日租界历史街区位于城市中心地带，保留有6处重点保护及特殊保护风貌建筑，具有较高的历史价值和城市记忆[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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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日本近代城市规划理念影响，该街区整体街巷格局呈现“窄街巷、密路网”特征，街道尺度紧凑，空间布局严谨。街区内现存建筑多为日租界时期建设的二至三层里弄住宅，以及1949年以后建成、现已老化的四至五层民居。狭窄街道与老旧建筑相结合，形成独特的市井空间氛围[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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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该区域位于市中心，但长期未受到充分重视，街区呈现衰落态势。近年来，随着周边现代商业迅速发展及地价持续上升，部分街区已被大型商业、办公及住宅开发项目替代，原有街道肌理及历史空间结构受到破坏[40]。街区内建筑风貌复杂多样，涵盖日式建筑、民国时期建筑、西式建筑及建国初期代表性建筑，整体质量参差不齐。大量历史建筑因年久失修而存在结构损坏、建筑材料剥落等安全隐患，部分院落还存在私搭乱建问题[40]。
伴随1990年代天津工业结构调整，传统工业萧条、倒闭或外迁，原日租界区域内的工业遗存均已拆除，不复存在[11]。 2006年，天津公布的《天津市城市总体规划（2005-2020）》中，明确将原日租界中以鞍山道为核心，由多伦道、陕西路、万全道、南京路、四平道、新华路围合的区域划定为鞍山道历史文化保护区[73]。这是天津总体规划自1949年以来首次对日租界历史街区予以关注。虽然保护范围不大，但标志着天津日租界保护工作出现了积极转机[73]。
2011年，天津市首批公布了解放北路等13个历史文化街区保护规划。原天津日租界中，仅以鞍山道鞍山道历史文化街区为核心的一小部分地区被纳入历史风貌保护范围[74]。该区域集中保存了武德殿、静园、张园、汇文中学、段祺瑞故居等重要历史建筑。然而，这些建筑在呈现日租界整体生活面貌方面存在局限性[73]。相比之下，那些长期被忽视的里弄与小巷，更能真实反映当时日租界居民的社会生活与居住状态，对研究租界时期的城市社会历史具有重要价值[73]。而其余历史风貌建筑缺乏系统性保护[40]。 同时，区域内部分建筑虽经外立面整修，但施工过程中未充分尊重历史文脉与风貌特征，常以统一涂料进行简单粉饰，导致原有建筑风貌受损甚至难以恢复，造成严重的文化遗产流失[40]。此外，街区中仍有大量具有历史价值的建筑处于废弃或空置状态，部分虽有产权人，但因建筑年久失修，长期无人居住[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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