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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殖民地时期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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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殖民地时期历史始于15世纪末欧洲对北美洲的殖民活动，一直延续到1776年英属十三殖民地宣布独立，脱离大英帝国统治，成立美利坚合众国，标志著美国革命战争的开始。这段历史涵盖了欧洲多国在北美建立各个殖民地，以及这些殖民地最终形成一个独立国家的历程。从16世纪末开始，英格兰、法国、西班牙、瑞典和荷兰等国家相继在北美展开殖民活动[1]。早期移民的死亡率极高，许多初次尝试甚至完全失败，例如英格兰在罗阿诺克建立的“失落殖民地”。尽管如此，在数十年内仍有若干成功的殖民地逐渐建立起来，例如维珍尼亚的詹姆斯敦（1607年）和麻萨诸塞的普利茅斯（1620年）。
殖民活动对北美原住民人口造成重大影响，主要由于欧洲人带来的疾病，天花与麻疹等欧亚传染病在缺乏免疫力的原住民中迅速传播，导致人口急剧下降，许多部落因疾病瓦解[2]。殖民者与原住民的关系复杂，早期有贸易合作，但土地争夺引发冲突，如1675年至1676年的菲利普国王战争，造成双方重大损失。殖民地时期也发生武装叛乱，如1676年维珍尼亚的培根叛乱，边疆农民因不满政府对原住民政策而反抗；以及1689年至1691年纽约的莱斯勒叛乱，与英国光荣革命相关，反映荷兰裔对英国统治的抗拒。这些叛乱均迅速失败。随著时间推移，密西西比河以东的非英国殖民地逐渐被英国接管，荷兰的新尼德兰（1664年更名纽约）和瑞典的新瑞典（1655年被荷兰吞并，后被英国接管）居民大多被同化。17世纪末至18世纪中叶，英国与法国为争夺北美土地、贸易和原住民联盟反复交战，这些冲突统称为北美殖民地战争。1754年至1763年的英法北美战争尤为关键，英国迫使在加拿大新斯科舍的数千法裔阿卡迪亚人迁往法属路易斯安那，史称1755年“大驱逐”。1763年的《巴黎条约》结束战争，英国夺取法国在北美的大部分领土，确立主导地位。
在东部沿海地区，英国殖民地分为四个独特的区域：新英格兰殖民地、中部殖民地、切萨皮克殖民地（上南部）和南部殖民地（下南部）。新英格兰（马萨诸塞）以清教徒文化和商业著称。中部殖民地（纽约、纽泽西、宾夕法尼亚、特拉华）以多元族群和粮食生产闻名。切萨皮克湾殖民地（马里兰、维珍尼亚）依赖烟草种植园。南部殖民地（卡罗来纳、乔治亚）依赖大西洋奴隶贸易，建立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农业经济[3]，种植稻米和靛蓝等作物，数十万非洲人被贩运至北美，支撑了切萨皮克和南部殖民地的经济。
来到十三个殖民地的欧洲移民来自不同的社会和宗教背景，包括冒险家、农民、契约仆人、工匠，以及少数贵族。他们拥有各种出身，包括新尼德兰的荷兰人、新瑞典的瑞典人和芬兰人、宾夕法尼亚省的英国贵格会成员、新英格兰的英国清教徒、维珍尼亚殖民地的骑士党成员、马里兰省的英国天主教徒与非国教派成员、佐治亚省的“贫苦者”移民、中大西洋殖民地的德意志人，以及阿巴拉契亚山脉的阿尔斯特苏格兰人。这些来自不同地区的殖民者，建立了具有独特社会、宗教、政治和经济特色的殖民地。这些群体在1776年美国独立时，共同成为新国家的一部分。
1776年，十三殖民地联合宣布独立，组成美利坚合众国。革命期间及之后，原新法兰西的部分地区被纳入美国，如西北领地。新西班牙的领土（如佛罗里达）通过1783年《巴黎条约》和后续协定分阶段并入。俄属美洲（阿拉斯加）则于1867年被美国购买。殖民地时期的遗产在现代美国随处可见，地名如纽约、波士顿、查尔斯顿，节日如感恩节，以及地方自治与宗教自由的传统，均源于此时期。这些多元文化与历史记忆，塑造了美国的国家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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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殖民的尝试
自16世纪初以来，多个欧洲国家陆续尝试在今日美国领土上建立殖民地，但多数早期尝试以失败告终。当时的殖民者所面临的环境极为艰困，他们必须承受疾病肆虐、粮食短缺、水源污染与补给不足等挑战，同时也时常遭遇原住民的抵抗与敌对欧洲势力的袭击。这些因素导致殖民者的死亡率极高，许多定居计画在短时间内便走向瓦解。然而，这些探索与尝试却也奠定了欧洲人持续进入美洲的基础，他们不仅将马、牛、猪等牲畜引入，还在无意间重塑了当地的生态与农业。同时，欧洲人也将玉米、番茄、烟草、火鸡、豆类和南瓜等美洲作物带回本土，为欧洲的饮食结构与经济资源注入新的元素。
西班牙帝国是最早在北美展开殖民尝试的国家之一，但其多次行动皆以失败告终。1513年，胡安·庞塞·德莱昂发现并登陆佛罗里达半岛[4]。1526年，西班牙人在今日南卡罗来纳建立了圣米格尔－德瓜尔达佩殖民地，但很快便因粮食短缺与疾病而放弃。1528年至1536年间，潘菲洛·德·纳尔瓦埃斯率领远征队试图在今日佛罗里达州坦帕湾一带建立据点，结果因补给不足与环境险恶而全军覆没。1559年至1561年间，西班牙人尝试在西佛罗里达的彭萨科拉建立殖民地，但仅维持两年被迫放弃。随后的1567年至1568年间，他们在北卡罗来纳修建圣胡安堡，最终亦遭当地原住民攻击而失败。1570年至1571年间，西班牙人在维珍尼亚建立阿哈坎传教站，但传教士遭遇原住民反抗而全数遇害。
法国在北美的早期殖民尝试同样困难重重。1540年代，法国胡格诺派在今日佛罗里达的杰克逊维尔附近建立卡罗琳堡，成为法国最早的北美殖民据点之一。1562年至1563年间，他们在南卡罗来纳的帕利斯岛建立殖民点，却因内部分裂与补给困难而迅速瓦解。1564年至1565年间，卡罗琳堡遭到西班牙攻击并彻底毁灭。在北部地区，法国于1604年至1605年间在缅因的圣克罗伊岛设立据点，却因严寒与疾病造成大量殖民者死亡而被放弃。1685年至1689年间，法国又在德克萨斯建立圣路易堡，但因与当地原住民冲突及内部困难而最终消亡。
英格兰的早期殖民亦充满挫折，其中最著名的是北卡罗来纳的罗阿诺克“失落的殖民地”。从1583年到1590年间，英格兰人在该地建立定居点，并迎来了维珍尼亚·戴尔──第一位在美洲出生的英格兰婴儿[1][5]。然而，殖民地最终毫无踪迹地消失，其居民下落至今不明，成为历史悬案。另一个失败的尝试是1607年至1608年间在缅因州建立的波普汉殖民地，因严冬与资源不足而迅速被废弃。这些失败并未阻止英格兰继续尝试，反而成为后来成功建立詹姆斯敦与新英格兰殖民地的前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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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殖民地：西属美洲
西班牙帝国在16世纪击败阿兹特克帝国并控制加勒比海与南美地区后，逐步将其势力版图扩展至北方，涵盖今日美国境内的广大土地。透过探险与远征，西班牙意图在北美建立宗教与经济上的据点，进一步巩固帝国的霸权。然而，这一进程充满挑战，许多早期的尝试并未成功，殖民地往往因环境恶劣、资源不足或与原住民冲突而难以持续。
随著殖民秩序逐渐成形，西班牙在新大陆设立了新西班牙总督辖区，其范围极为广阔，不仅包括今日墨西哥与中美洲地区，还延伸至北美洲的佛罗里达、亚拉巴马、密西西比，以及密西西比河以西的大部分土地。新西班牙的版图亦涵盖加勒比的波多黎各，以及西太平洋的西属东印度群岛，其中包括关岛与北马里亚纳群岛。经由1762年的《枫丹白露条约》，路易斯安那地区也归属于西班牙，不过在1800年的《第三次圣伊德方索条约》中又归还法国。
随著美国在1776年独立后的扩张，大量原属西班牙的领地逐步成为美国版图。这一过程主要透过战争与条约实现，包括1803年的路易斯安那购地、1819年的《亚当斯—奥尼斯条约》、1846年至1848年的美墨战争，以及1898年的美西战争。在这些事件之后，美国逐步将新西班牙的旧有领土纳入自己的国家版图。
在殖民活动中，西班牙亦曾派遣探险队前往太平洋西北地区，试图扩大在北美的势力范围。然而，根据《亚当斯－奥尼斯条约》，西班牙最终放弃了对太平洋西北的主张，将相关权益交予美国。另一方面，在新墨西哥与加利福尼亚等地，已有数千西班牙移民家庭于1848年后直接成为美国公民[6][7][8]，其馀地区虽殖民人口不多，但其语言、宗教与文化的影响已深植于美国西南部，并在今日的地名、社会风俗与传统中留下了显著的印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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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班牙在16世纪初期开始于佛罗里达展开殖民活动，试图在北美东南角建立据点，以巩固帝国在新大陆的势力。1559年，特里斯坦·德·卢纳·亚雷亚诺率领远征队在彭萨科拉建立首个殖民地，但因补给困难与环境恶劣而迅速失败。然而，1565年建立的圣奥古斯丁却成为西班牙在佛罗里达最重要的据点。它最初以“天主圣名传教站”的名义设立，后来发展为美洲大陆最古老的持续有人居住的欧洲殖民城市。尽管如此，圣奥古斯丁在数百年间屡遭海盗、私掠者与英国军队的袭击与焚毁。1763年《巴黎条约》签订后，西班牙将佛罗里达割让给大英帝国，几乎所有西班牙居民都随之撤离。今日佛罗里达仍留存一些“第一西班牙时期”的建筑，其中以当地特有的贝壳石灰岩（coquina）建造的建筑最为明显。
英西之间的对抗使佛罗里达成为战略要地。早在1687年，西班牙政府便开始向英属殖民地的逃亡奴隶提供庇护，并在1693年由西班牙王室正式颁布法令，宣布逃往佛罗里达的奴隶只要改信天主教并服役四年，便可获得自由。这一政策不仅成为西班牙对抗英国北方殖民地的重要战略工具，也吸引了大批逃亡黑人聚集于圣奥古斯丁附近，形成以莫塞堡为核心的自由黑人社区。这个社区既是英西冲突前线的防御据点，也是西班牙意图动摇英国南部种植园经济的一种方式[9]。1702年，南卡罗来纳总督詹姆斯·摩尔率领英军袭击圣奥古斯丁，虽未能彻底夺取该地，但对西班牙殖民者造成重大破坏。1740年，佐治亚殖民地的创建者詹姆士·奥格尔索普率军再度围攻圣奥古斯丁，虽然持续数周，但最终未能攻下该城。
1763年七年战争结束后，西班牙与英国签订《巴黎条约》，以哈瓦那的控制权换取佛罗里达的割让。当时佛罗里达约有3000名西班牙居民，他们几乎全数撤离。英国接管后并未大规模移民至当地，但却在1768年尝试由安德鲁·特恩布尔于新士麦那建立殖民地。该计画因劳动条件恶劣而失败，不过1777年部分梅诺卡人、希腊人与义大利人移居至圣奥古斯丁，并在当地留下持续影响。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东佛罗里达与西佛罗里达均保持对英王的忠诚，成为保皇派的避风港。
1783年，《巴黎和约》结束美国独立战争，西班牙重新获得佛罗里达的控制权，这段时期被称为“第二西班牙时期”。然而，西班牙并未再派遣新的移民或传教士前往当地。1810年，西佛罗里达的居民起义，建立“西佛罗里达共和国”，不久即被美国迅速吞并。最终，美国与西班牙于1819年签署《亚当斯－奥尼斯条约》，并于1821年正式接管东佛罗里达[10][11]。
16世纪，西班牙从墨西哥出发，开启了对北美西南地区的探索与殖民活动。1538年，埃斯特万尼科（Estevanico）等早期探险者已进入该地区，为后续殖民奠定基础。1539年至1542年，弗朗西斯科·瓦斯克斯·德·科罗纳多率领一支大规模远征队，从墨西哥北上，深入今日的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地区。1540年，他的队伍抵达新墨西哥，探索了普韦布洛人居住的村落，并寻找传说中的“黄金七城”。虽然未找到传说中的财富，这次远征标志著西班牙对该地区持续探索与影响的开端。
随著探索的推进，西班牙人逐步在格兰德河上游流域建立聚落。1598年，胡安·德·奥尼亚特带领殖民团在新墨西哥建立了第一个永久定居点圣胡安。1610年，西班牙人在圣达非创建了殖民首府，作为行政和宗教中心。圣达非至今仍是美国西南最古老的欧洲人持续居住城市之一，其圣达非}等建筑见证了西班牙殖民的深远影响。与此同时，西班牙在亚利桑那的殖民活动起步较晚，主要集中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由传教士埃乌西比奥·金诺推动。他在现今亚利桑那南部建立了多个传教站，例如位于图森的圣哈维尔传教站，促进了当地原住民与西班牙文化的接触。
西班牙的殖民统治并非一帆风顺。当地普韦布洛人因宗教强制改宗、劳役剥削和土地侵占等压迫，于1680年发动了普韦布洛起义。这场由领袖波·依组织的起义成功将西班牙人驱逐出新墨西哥，殖民者被迫撤至格兰德河南岸的埃尔帕索。直到1692年，西班牙在迭戈·德·瓦尔加斯领导下，通过一场几乎未流血的行动重新控制圣菲[12]。此后，西班牙加强了对新墨西哥的统治，并逐渐恢复与普韦布洛人的关系，允许一定程度的宗教与文化自主。
西班牙对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的统治从1598年持续至1821年墨西哥独立，共约223年。墨西哥独立后，该地区由墨西哥统治约25年，直到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美国西部军团在战争中进入并接管新墨西哥和亚利桑那，1848年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正式将这些领土纳入美国，结束了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统治。
如今，西班牙殖民遗产在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仍清晰可见。当地许多居民为西班牙殖民者的后裔[1]，西班牙语在日常生活中广泛使用。宗教方面，天主教传统通过节庆如圣达非节（Fiesta de Santa Fe）得以延续。建筑方面，圣菲的总督府和亚利桑那的圣哈维尔传教站等历史遗迹展现了西班牙殖民时期的特色。此外，西班牙殖民影响还融入当地饮食、艺术和社会习俗，与原住民和后来的美国文化交融，形成美国西南部独特的多元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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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世纪初，西班牙开始探索北美西海岸，开启了对今日加利福尼亚的殖民历程。1542至1543年，胡安·罗德里格斯·卡布里略（Juan Rodríguez Cabrillo）率领船队沿加利福尼亚海岸航行，成为首位系统勘察该地区的欧洲人。他探索了圣地牙哥湾等地，并为多个地点命名，但因浓雾和崎岖海岸未深入内陆[13]。从1565年至1815年，西班牙的马尼拉大帆船定期从菲律宾航行至加利福尼亚海岸，通常在门多西诺角或更南地区靠岸，然后沿海岸南下至墨西哥阿卡普尔科[14]。由于海岸地形复杂和浓雾笼罩，船队往往避免登陆，未能发现如旧金山湾等天然良港.[13]。
后续探险进一步扩展了对加利福尼亚的认识。1585年，弗朗西斯科·加利（Francisco de Gali）绘制了旧金山湾以南的海岸地图[15][16]。1587年，佩德罗·德·乌纳穆诺（Pedro de Unamuno）探索了蒙特雷湾[13]。1594年，塞巴斯蒂昂·罗德里格斯·索罗门霍（Sebastião Rodrigues Soromenho）在德雷克湾遭遇船难，随后乘小船南下，途经半月湾和蒙特雷湾，并与当地原住民交易食物[13]。1602年，塞巴斯蒂安·维斯卡伊诺（Sebastián Vizcaíno）进行了最全面的勘察，绘制了从下加利福尼亚到门多西诺角的海岸地图，并深入内陆考察。他高度推荐蒙特雷作为定居点，但西班牙王室因优先考虑将资源投放到菲律宾周边的殖民和贸易，推迟了加利福尼亚的定居[13]。
直到1769年，西班牙才开始在加利福尼亚建立永久定居点，部分动机是为了对抗俄国和英国在北美西海岸的扩张。从1769年至1820年墨西哥独立，西班牙派遣传教士和士兵进入上加利福尼亚，建立了由方济各会修士管理的传教站系统。胡尼佩罗·塞拉（Junípero Serra）神父于1769年创建了第一个传教站——圣地牙哥德阿尔卡拉传教站（Mission San Diego de Alcalá），标志著殖民活动的开端。最终，西班牙建立了21个传教站，通过“皇家大道”（El Camino Real）连接，涵盖加利福尼亚南部和中部海岸。
除了教堂外，每个传教站通常包括要塞（presidios）、定居点（pueblos）和牧场（ranchos），旨在传播天主教、巩固西班牙领土主张，并引进欧洲的农业技术、牲畜和作物。传教站的主要目的是将当地原住民转化为天主教徒，同时为西班牙殖民提供劳动力。传教站的强制劳动和文化同化改变了原住民的生活方式。印第安人集中化政策将原住民转化为传教站印第安人团体，他们在在传教站和牧场从事农业和手工业。此外，西班牙还建立了军事要塞如旧金山要塞、平民定居点如洛杉矶，这些设施支撑了殖民经济，并吸引了少量来自墨西哥和其他地区的移民。
1821年墨西哥独立后，加利福尼亚成为墨西哥的一部分。1830年代，墨西哥政府推行世俗化政策，解散传教站，将土地分配给加利福尼奥人（Californios）。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西班牙殖民活动对加利福尼亚原住民造成深远影响，他们带来的疾病如天花导致原住民人口急剧下降，世俗化政策令许多原住民失去土地，沦为牧场的劳工。据历史学家估计，1769年至1830年间，加利福尼亚原住民人口从约15万减少至5至7万[17]。
1846年美墨战争爆发，美国占领加利福尼亚，1848年的《瓜达卢佩-伊达尔戈条约》将加利福尼亚正式纳入美国，结束了西班牙和墨西哥的统治。如今加州所见的许多地名如圣地牙哥、洛杉矶和旧金山均源自西班牙时期，当地还保存了不少西班牙建筑风格的传教站建筑如圣塔芭芭拉修道院，成为著名历史地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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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93年9月，基斯杜化·哥伦布自西班牙加的斯率领17艘船展开第二次远航，并于11月19日抵达波多黎各岛。他将该岛命名为“圣胡安·包蒂斯塔”（San Juan Bautista），以纪念施洗者圣约翰[18]。1508年8月8日，哥伦布的副手胡安·庞塞·德莱昂建立了首个欧洲殖民据点——卡帕拉，当时他受到了泰诺族首领阿圭班纳一世的接待。庞塞·德·莱昂后来成为岛上的首任总督，并曾于1503年参与波多黎各的哈拉瓜大屠杀行动。1508年，西班牙王室授权他领导对泰诺人的征服与奴役，以推动黄金采掘的殖民事业[19]。
1509年后，卡帕拉因地势不利而被废弃，殖民者转移至沿海一处更适合停泊的港口地区，将其命名为“波多黎各”（Puerto Rico），意为“富饶的港口”。随后整座岛屿逐渐被称为波多黎各，而港口本身则改名为圣胡安。1511年，西班牙人在岛的西南部建立了第二个重要定居点圣赫尔曼。由于殖民拓展与开发的需要，1513年非洲奴隶被引入波多黎各，以补充劳动力。随著泰诺人因疾病与劳役而大幅减少，非洲奴隶逐步成为劳动支柱。然而，相较于加勒比其他岛屿，波多黎各的奴隶人数并不算多。1514年与1521年，加勒比的加勒比人部族沿达瓜奥河与马里考河对西班牙殖民据点发动袭击，但由于西班牙掌握火器优势，攻击均被击退。随著欧洲列强逐渐意识到加勒比尚未被完全殖民的土地潜力，波多黎各的地位愈加凸显，成为西班牙殖民网络中的一个关键据点。自16世纪至19世纪，波多黎各始终维持在西班牙的统治之下。
进入19世纪后半叶，波多黎各社会开始出现日益高涨的自治与主权诉求。1860年的人口普查显示，岛上人口达583,308人，其中白人约300,406人，占51.5%；有色人种约282,775人，占48.5%，包括非洲裔、混血与印欧混血人口[20]。当时大多数居民处于文盲状态，文盲率高达83.7%，并普遍生活在贫困之中。农业仍是主要经济来源，但因道路基础设施不足、工具与设备落后，以及飓风与干旱等自然灾害频繁，经济发展受到严重限制[21]。另一方面，西班牙王室对波多黎各征收的关税与税负日益增加，进一步压缩了岛上的经济空间。同时，西班牙当局对支持自由改革的人士进行流放或监禁，加剧了社会的不满情绪。
1898年，美西战争因缅因号战舰在哈瓦那港爆炸事件而爆发。随著战争迅速结束，美国于同年击败西班牙，并根据战后的和平条约取得对波多黎各的控制权。此举结束了长达四个世纪的西班牙统治。1900年，美国国会通过《福瑞克法》，确立波多黎各作为美国“未合并领地”的法律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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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殖民地：新法兰西
16世纪以来，欧洲列强相继踏足美洲大陆，展开殖民活动。西班牙早期成功掠夺中南美洲的资源，引起法国等其他强权的关注。法国虽受宗教改革及内部战争困扰，仍积极投入对新世界的探索与经营。法国在美国历史上的殖民活动，主要集中于圣劳伦斯河、五大湖、密西西比河及其他主要支流为中心的广大区域，统称为“新法兰西”（Nouvelle-France）。自17世纪初期起，法国探险家、商人与传教士沿著这些湖泊和河流展开探索与开拓，最终形成一个庞大的殖民网络。这一体系包含北美洲的阿卡迪亚、加拿大、纽芬兰岛、路易斯安那、皇家岛（即今日布雷顿角岛）与圣让岛（即今日爱德华王子岛）等殖民地，并在巅峰时期成为当时世界第二大殖民帝国的一部分[22][23]。
新法兰西的起点可追溯至1608年，当萨缪尔·德·尚普兰建立魁北克城时，法国正式在北美扎根。随后，毛皮贸易成为经济的核心驱动力。来自蒙特利尔的法国毛皮猎人和传教士沿著大湖西进，逐渐进入所谓的“上游地方”（Pays d'en Haut）。至1660年，法国人在绿湾、圣伊尼亚斯、苏圣玛丽及密西根湖附近建立前哨站。1701 年，凯迪拉克爵士安托万·德·拉·莫特创建底特律，进一步巩固法国在内陆的据点[24]。这些地区后来在英法北美战争期间（1754年—1763年）被英军占领，随著1763年《巴黎条约》的签订，法国将加拿大与密西西比河以东的广大领地割让给英国，仅在加勒比海保留小部分岛屿。
在美国中西部的伊利诺与阿肯色，同样留下法国探险活动的印记。义大利裔探险家昂里科·托蒂（Henri de Tonti）作为拉萨尔的重要同伴，参与了对大湖区与密西西比河流域的探索。1679年，他协助建立伊利诺地区的首个欧洲人定居点，并于1683年在阿肯色建立“阿肯色堡垒”（Poste de Arkansea），因此被誉为“阿肯色之父”[25][26]。托蒂也参与沿伊利诺河与密西西比河的探险，协助法国正式宣示对整条密西西比河流域的主权[27]。他在卡斯卡斯基亚、卡霍基亚和圣热讷维耶沃等地的定居推动，使得到1752年伊利诺地区已有约2500名法国殖民者，成为重要的农业与贸易中心[28]。
路易斯安那是新法兰西最广阔的部分。拉萨尔于1682年率探险队抵达密西西比河口，并以法王路易十四之名将整个流域命名为“路易斯安那”。这片领地范围自今日路易斯安那州一路向北延伸至中西部，并向西达落矶山脉。最初的定居始于1700年前后的莫比尔与比洛克西，随后在1718年创建纽奥良，逐渐发展成为密西西比河的重要港口。然而，由于缺乏富庶的腹地，经济发展相对缓慢，移民人数至法国统治末期仅有数千人[29]。
随著七年战争的结束，法国于1763年将密西西比河以西的路易斯安那割让给西班牙，密西西比以东的地区则归属英国。美国独立后，其疆域于1783年的《巴黎条约》中确立至密西西比河东岸[30]。1790年代，美国与西班牙签署协议，获得密西西比河的航行权。然而情势在1800年出现逆转，因拿破仑迫使西班牙归还路易斯安那给法国，并有意限制美国船只航行，引起美方不安。1803年，拿破仑因需要资金对抗英国，决定放弃这块难以防守的广大领土，遂将整个路易斯安那以1500万美元售予美国[31]。这笔“路易斯安那购地”使美国的国土面积倍增，彻底改变了其未来的发展格局，也使法国在北美的殖民时代走向终结。
除了上述主要领地外，法国在大西洋沿岸亦曾控制过纽芬兰与阿卡迪亚。阿卡迪亚地区涵盖今日加拿大新斯科舍与新不伦瑞克一带，原本由法国渔民与农民定居，但在1713年《乌得勒支和约》后转入英国之手。法国居民中有部分被强行驱逐，史称“阿卡迪亚大迁徙”，后裔部分南下路易斯安那，成为今日卡津人（Cajuns）的祖先。至今，法国文化在路易斯安那与美国中西部仍留有痕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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荷兰殖民地：新尼德兰
荷兰帝国在美国历史上的殖民活动集中在在“新尼德兰”（New Netherland）的建立与发展。自17世纪初期起，荷兰探险家与商人便在北美东岸展开探索，并逐渐形成殖民据点，对今日美国纽约、新泽西、康乃狄克与特拉华等地的历史产生深远影响[32]。
1602年，七省联合共和国成立荷兰东印度公司（VOC），主要负责亚洲贸易。然而在寻找通往亚洲新航道的过程中，公司雇用英国探险家亨利·哈德逊进行航行。1609年，他驶入现今纽约湾，溯河而上，探索了后来以他命名的哈德逊河，并为荷兰宣称对该地的主权。这一发现为日后的新尼德兰殖民地奠定基础。
1614年，荷兰议会颁布特许状，鼓励国民自由探索与开发新大陆。同年，探险家阿德里安·布洛克航行东河与长岛湾，成为第一位进入该水域的欧洲人。布洛克绘制的新地图首次使用“新尼德兰”一名，并确立荷兰在英属维珍尼亚与法属加拿大之间的势力范围。1615 年，荷兰人在哈德逊河上游建立拿骚堡，作为毛皮贸易前哨站。虽然该堡不久因水患而被放弃，但其后的奥兰治堡（即今奥尔巴尼）成为殖民的重要据点。
1621年，荷兰政府另行成立荷兰西印度公司（GWC），获得负责在美洲与西非殖民与贸易的垄断权。1624年，首批殖民者抵达，主要是来自现今比利时瓦隆地区的移民。他们分散到奥兰治堡、哈德逊河下游以及康涅狄格河口的据点。1626年，殖民地总督彼得·米纽伊特（Peter Minuit）自当地的蒙西族人手中“购买”了曼哈顿岛，并建立阿姆斯特丹堡，成为新尼德兰的首府。
殖民地的范围随后向外扩展，涵盖今日布鲁克林、布朗克斯、长岛与新泽西沿岸。1633年，荷兰人在康涅狄格河畔建立好望堡，但很快遭到新英格兰殖民者的压力。1650年《哈特福条约》确认边界，使荷兰势力被限制在康涅狄格西部。在特拉华河流域，荷兰起初在此设立了拿骚堡与比弗瑞德堡。1638年，瑞典人在此建立克里斯蒂娜堡，形成新瑞典殖民地。1655年，新阿姆斯特丹总督彼得·斯泰弗森特特率兵攻下该地，将其纳入荷兰殖民地版图，并改名阿尔特纳堡（Fort Altena），新尼德兰的疆域因此扩大。
然而，荷兰的殖民统治并未持久。1664年，英国舰队进入新阿姆斯特丹港口，迫使斯泰弗森特投降。殖民地随即被英国以约克公爵詹姆斯二世改名为纽约。奥兰治堡亦改称奥尔巴尼，哈德逊与特拉华之间的地区则被划为新泽西。这一损失引发第二次英荷战争，1667年《布雷达条约》最终确认荷兰放弃新尼德兰，换取南美洲的苏里南。
1673 年，第三次英荷战争爆发，荷兰短暂收复新尼德兰，改名新奥兰治（New Orange）。但翌年《威斯敏斯特条约》再度将其归还英国，荷兰从此彻底失去在北美的殖民据点[33][34]。虽然新尼德兰仅存在数十年，其影响却延续至今。新阿姆斯特丹的规划成为纽约市的雏形，荷兰法律、宗教宽容与多语环境塑造了当地社会的特色，许多地名如哈林、布鲁克林与扬克斯等皆源自荷兰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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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殖民地：新瑞典
17世纪的欧洲正值海外扩张的时代，西班牙、英格兰、荷兰与法国等强权相继在新大陆建立殖民地，追求贸易利益与国际声望。瑞典帝国国力在此时期因参与三十年战争而达到高峰，也渴望在大西洋彼岸分得一席之地。1637年，瑞典、荷兰与德意志商人共同组成“新瑞典公司”，获得瑞典王室的特许，开始筹划前往北美建立殖民据点。
1638年3月，由前新尼德兰总督彼得·米纽伊特率领的探险队抵达特拉华河口。他们在今日特拉华州威明顿附近建立了一座木制堡垒，以当时年仅十二岁的瑞典女王克里斯蒂娜命名为克里斯蒂娜堡。这是瑞典人在北美建立的第一个永久性据点，也是欧洲人在特拉华河流域最早的稳固殖民设施。随后数年间，瑞典与芬兰移民陆续抵达，共有约六百人来到新大陆，在特拉华河两岸建立了农场与聚落，范围涵盖今日的特拉华州、宾夕凡尼亚州、新泽西州及部分马里兰地区。瑞典移民除了带来北欧的生活习俗，也引入了实用的木屋建筑技术。这种由整根原木堆叠而成的小木屋，既坚固又便于建造，很快成为北美拓荒者的典型住宅，对美国后来的边疆文化影响深远。此外，瑞典殖民者与当地原住民部族保持相对和平的关系，并与苏斯克哈诺克人建立了盟友关系，在其与马里兰殖民者的冲突中提供支援。
1643年，约翰·比约恩松·普林茨（Johan Björnsson Printz）被任命为新瑞典的总督。在他十年的统治下，殖民地达到发展高峰。他强化军备，在特拉华河南岸建造了新埃尔夫斯堡堡，用以封锁英国与荷兰商船。他还推动殖民地向北拓展，建立更多农庄与小聚落。普林茨时期的新瑞典，社会生活逐渐稳定，并与周边的荷兰殖民者及莱纳佩人保持一定程度的合作。然而，他专制的统治方式也引发了部分殖民者的不满，最终选择辞职返回瑞典。
1654年，约翰·瑞辛（Johan Risingh）接任总督。他上任后即采取强硬政策，驱逐荷兰在特拉华河的势力，并成功夺取位于今日特拉华州纽卡素的卡西米尔堡，将其改名为三一堡（Fort Trinity）。这一举动激怒了荷兰新阿姆斯特丹的总督彼得·斯泰弗森特。翌年夏天，斯泰弗森特率领七艘战舰与三百多名士兵沿河进攻，瑞典殖民地兵力有限，难以抵抗。克里斯蒂娜堡与三一堡相继陷落，瑞典在北美的殖民活动至此结束。
虽然新瑞典仅维持十七年，但其影响仍持续存在。当1664年英格兰征服新尼德兰时，新瑞典的聚落也一并纳入英国统治。然而，当地的瑞典与芬兰移民仍被允许继续居住，并保留其宗教、语言与建筑传统。许多移民逐渐融入英属殖民地社会，但仍对当地文化留下印记。新瑞典传统的木屋建筑，最终演变成美国象征性的拓荒者小屋。
俄国殖民地：阿拉斯加
俄罗斯帝国在美洲的殖民活动主要集中于阿拉斯加及太平洋北岸地区。自16世纪中叶开始，俄国不断向西伯利亚扩张，最终到达太平洋海岸。彼得大帝在1725年下令展开太平洋航行，以寻找新领土与资源。由丹麦裔航海家维图斯·白令率领的远征队进行了两次航行。第一次因恶劣天候无法发现美洲大陆。1741年第二次远征则抵达阿拉斯加海岸与阿留申群岛，并代表俄罗斯帝国宣告主权。俄国人与当地原住民接触后，开始使用来自阿留申语的“阿拉斯加”（Аляска）来称呼这片地域。18世纪下半叶，俄国的商人与猎人开始活跃于阿留申群岛及阿拉斯加沿岸。他们主要从事毛皮贸易，大规模捕猎海獭与其他毛皮兽类。由于当时西伯利亚毛皮资源已近枯竭，阿拉斯加的新资源被视为极具经济价值。然而，俄国人与当地原住民的关系并不稳定，1760年代起俄罗斯人与阿留特人之间多次爆发冲突。
1784年，在叶卡捷琳娜二世的支持下，商人格里戈里·伊万诺维奇·舍利霍夫于科迪亚克岛建立了“三圣徒湾”定居点，成为俄罗斯在阿拉斯加的第一个殖民据点[35]。1790年代，第一批俄罗斯东正教传教士抵达，开始向阿拉斯加原住民传教。此后数十年间，成千上万的原住民皈依东正教。1799年，俄罗斯皇室颁布诏令，将北纬55度线定为俄属美洲南界，并授予新成立的俄美公司垄断经营权。这家公司同时兼具商业与殖民管理功能，负责毛皮贸易、建立殖民据点，以及推动原住民的“俄罗斯化”政策。俄美公司的首府最初设于科迪亚克，但随著特林吉特族在1802年攻陷圣米迦勒堡等据点，俄罗斯决定转移重心。1804年，经过锡特卡之战后，俄罗斯重新控制当地，并在此建立“新阿尔汉格尔斯克”，成为俄属美洲的首府，即今日的锡特卡。
除阿拉斯加外，俄罗斯亦一度尝试向南扩张。1812年，俄美公司在今日加州北部索诺马县建立“罗斯堡”。此地既是毛皮贸易据点，也是供应阿拉斯加殖民地粮食的重要基地。然而，当地毛皮资源有限，加之与墨西哥殖民地的矛盾，罗斯堡的发展并不顺利。最终在1841年，俄罗斯将其出售给瑞士移民约翰·萨特。
进入19世纪中叶，俄罗斯在美洲的殖民逐渐走向衰退。过度捕猎导致毛皮动物大幅减少。与英国哈德逊湾公司的竞争，使俄罗斯殖民地的经济压力更为沉重。同时，原住民反抗、克里米亚战争的军事消耗，以及俄罗斯本土难以持续投入大量资源，使得维持北美殖民地的代价过于高昂。在这种背景下，俄罗斯决定撤出美洲。1867年，美国国务卿威廉·亨利·西华德与俄国签署协议，以720万美元购得阿拉斯加，史称“阿拉斯加购地”[36]。交易完成后，俄罗斯在美洲的殖民历史正式结束。
英国殖民地：英属美洲
英格兰在北美的殖民活动，根源于16世纪后期国内外多重因素的交织。1558年伊丽莎白一世登基后，英格兰进入所谓的“黄金时代”，国力逐渐巩固。当时的英格兰政府奉行重商主义政策，强调借由国家与商人的合作，垄断贸易并增加国库收入[37]。在西班牙垄断美洲财富的背景下，英格兰积极探索海外市场，私掠活动和探险航行得到王室特许，这些行为逐渐成为日后殖民事业的基础。
殖民动力不仅来自经济考量。16世纪末的英格兰，贵族财富增加但社会矛盾尖锐，无地农民与失业人口问题日益严重。殖民倡议者将美洲描绘成一片能吸收过剩人口的乐土，认为可以为贫困者提供新的生计。1584年，李察·哈克卢伊特在《西方殖民论》（Discourse Concerning Western Planting）中，具体阐述了英格兰应该投身殖民事业的理由。他指出殖民活动可彰显新教的荣耀，对抗西班牙在新世界的天主教霸权；同时藉“黑色传说”强调西班牙的残暴，将英格兰描绘为带来文明与正义的力量。除了宗教与道德诉求外，殖民还可以带来资源开采、贸易拓展与发展海军的实际利益。
在伊丽莎白时代，英格兰并未形成完整的殖民帝国体系，但王室亦曾经颁发特许状，支持沃尔特·罗利等人尝试建立殖民据点。虽然早期的罗阿诺克殖民计画以失败告终，但它象征著英格兰在北美立足的初步尝试。进入17世纪，英格兰与西班牙的竞争更为激烈。在成功抵御西班牙无敌舰队之后，英格兰的民族意识与新教自信心大幅提升，这进一步推动海外拓展。早期的殖民活动呈现多元动机，并非统一由政府主导，而是由不同团体基于各自需求发起。例如，商业公司寻求获利机会，农村人口希望摆脱贫困，宗教少数群体则渴望自由信仰。
17世纪的殖民浪潮中，许多清教徒因逃避迫害而远赴美洲。1620年，分离派清教徒在普利茅斯建立据点；随后二十年间，大批清教徒在查理一世的统治下迁往新英格兰。同时，1630年代建立的马萨诸塞湾殖民地，逐渐成为清教文化的中心。而马里兰殖民地则由天主教贵族建立，部分目的在于为英格兰天主教徒提供避难之所[38]。
在殖民活动的社会背景中，契约劳工制度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跨大西洋航行费用高昂，许多无力负担的年轻人以劳务契约换取前往新世界的机会。他们在殖民地工作数年，以抵偿船费，之后获得自由[39]。经济史学者普遍认为，这是一种因资本市场不完善而产生的制度性解决方案，使移民得以凭借未来劳动力换取当下的迁徙机会[40]。此外，从1610年代至美国独立前，英国估计流放了五万至十二万名罪犯至美洲，这些流放者与契约仆役共同构成殖民地早期劳动力的重要部分[41][42]。
随着殖民规模的扩张，英国逐步在经济政策上加强控制。1660年代开始，《航海法案》和其他贸易规定确立了重商主义框架，殖民地成为英格兰输出的市场与原料供应地。殖民地的对外贸易受到限制，英格兰商人享有垄断地位，殖民地的经济利益往往被纳入大英帝国整体利益之中。
英国在美洲的切萨皮克殖民地以维珍尼亚与马里兰为核心，其历史始于1607年詹姆斯敦的建立。当时，维珍尼亚公司获得国王詹姆斯一世的特许状，组织殖民探险，企图在新世界寻找黄金与贵重资源。然而，最初的定居并不顺利。疾病、粮食短缺与与原住民的冲突，使詹姆斯敦初期死亡率极高，殖民地一度濒临崩溃[43]。直到殖民者转向种植烟草，才逐渐找到经济支柱。烟草在欧洲需求殷切，成为殖民地最主要的出口商品。至17世纪末，维珍尼亚与马里兰的经济已高度依赖烟草种植与对英贸易。这种经济模式促成大型庄园的出现，富裕移民占有广阔土地，并引进契约劳工与非洲奴隶，形成以劳动力密集型农业为核心的社会结构。
1676年的培根叛乱是殖民地早期的重要事件。许多贫困移民与边境居民不满殖民政府对印第安人政策与土地分配，追随纳撒尼尔·培根起事，短暂控制詹姆斯敦。叛乱最终被王室任命的官员镇压，但其影响深远。此后，殖民地精英更倾向依赖非洲奴隶，因为奴隶被视为更稳定且无限期的劳动力来源，而契约劳工逐渐式微[44][43]。在政治制度方面，切萨皮克殖民地实行代议与王权共存的结构。维珍尼亚众议院作为殖民议会，与国王派任的总督共同掌握立法与行政权。地方层级则由县法院负责，其成员通常由当地菁英自我补充，并未透过普选产生。在社会阶层方面，殖民地缺乏欧洲传统的世袭贵族，社会结构整体上以地主菁英而非贵族爵位为主。
切萨皮克地区河流纵横，使庄园能直接利用水运出口烟草，殖民者无须依靠港口城镇，因此殖民地缺乏大型城市，社会生活分散于各地庄园之中。这种模式虽便利于贸易，但限制了城镇与工商业的发展。至18世纪，烟草种植与奴隶制已经成为切萨皮克殖民地最具代表性的经济与社会特色。
17世纪初，英国在北美东北部的新英格兰地区开启了殖民活动，以清教徒为主要移民群体，建立了宗教虔诚与地方自治的文化，对后来的美国产生深远影响。朝圣先辈是一小群清教分离派，认为英格兰教会无法彻底改革，寻求完全脱离其影响。他们于1608年迁往荷兰，寻求宗教自由，但因文化差异和经济困难，决定前往美洲建立新家园。1620年，约100名朝圣者乘坐五月花号抵达北美，在现今麻萨诸塞州普利茅斯登陆。他们制定《五月花号公约》，确立自治原则，建立普利茅斯殖民地，由威廉·布拉德福领导。随后，更多英格兰移民加入，殖民地逐渐稳固[45]。
与朝圣者相比，非分离派清教徒规模更大，于1629年创建麻萨诸塞湾殖民地，首批约400人抵达。他们希望在新世界建立纯净的教会，作为英格兰的榜样。1630年代的“大迁徙”带来约2万移民，尽管早期因疾病和严酷环境导致高死亡率，幸存者适应了当地气候，并受益于充足的食物供应。麻萨诸塞湾殖民地以波士顿为中心，孕育了其他清教徒殖民地，包括纽黑文、塞布鲁克和康涅狄格殖民地。17世纪中叶，纽黑文和塞布鲁克被康乃狄克合并，形成更大的区域影响力[46]。清教徒致力打造“山巅之城”，一个宗教虔诚、道德高尚的社区，成为欧洲的典范。他们建立了地方自治议会制度和哈佛学院（1636年创建），奠定了民主与教育传统。
新英格兰的经济以自给农场为基础，农户生产粮食和日常用品，与切萨皮克地区的烟草种植园形成对比[47]。殖民地居民从事农业、渔业、伐木和造船，波士顿和塞勒姆成为重要的商业与造船中心。新英格兰的渔业以鳕鱼出口为主，与南部殖民地和欧洲的贸易形成三角贸易网络，促进了经济繁荣[48]。相较于切萨皮克地区，新英格兰的经济条件和生活水平普遍较高，吸引了更多家庭移民。
1636年，罗杰·威廉斯因主张宗教自由和政教分离被逐出麻萨诸塞湾殖民地。他在纳拉甘西特部落领袖卡诺尼卡斯提供的土地上创建普罗维登斯种植园，制定平等宪法，保障宗教自由和公民事务的多数决原则[49]。1637年，安妮·哈钦森因宗教争议被驱逐，与他人共同创建了阿奎德内克岛定居点，即后来的罗德岛。1663年，罗德岛获得皇家特许状，成为宗教宽容的典范，吸引了不同信仰的移民。
其他殖民者向北迁移，与冒险家和商业移民混合，建立了新罕布什尔和缅因等较多元化的殖民地。但在1640和1650年代，麻萨诸塞湾殖民地的大规模领土主张使其影响扩大，这些小型定居点先后并入麻萨诸塞。后来，新罕布什尔于1679年获得独立特许状，缅因则直到1820年才成为独立的州。清教徒与原住民的关系复杂，早期与万帕诺亚格人合作确保了普利茅斯的生存，但后来因土地争夺引发一系列冲突，如1675年至1676年的菲利普国王战争，导致双方重大损失。
1686年，英王詹姆斯二世将新英格兰殖民地、纽约和泽西合并为新英格兰自治领，由埃德蒙·安德罗斯爵士治理。安德罗斯取消地方议会、撤销土地所有权，引发殖民者不满。1689年，英国光荣革命推翻詹姆斯二世，波士顿居民受此启发发动起义，逮捕安德罗斯及自治领官员，恢复原有特许状[50]。1684年，麻萨诸塞特许状被撤销，1691年新特许状将麻萨诸塞与普利茅斯合并为麻萨诸塞湾省。威廉三世试图通过任命贝洛蒙特伯爵同时治理多个殖民地并统领康涅狄格和罗德岛的军事，但统一管理计划因殖民地自治传统而失败。
新英格兰的清教徒文化对现代美国影响深远[51]。其地方自治传统奠定了民主基础，哈佛等教育机构促进了知识传播。地名如波士顿、普利茅斯，以及感恩节等节日，均承载了清教徒的历史记忆。
中部殖民地包括今日的纽约、纽泽西、宾夕法尼亚和特拉华，以其宗教、政治、经济和族群的多样性在北美殖民地中独树一帜[52]。这些殖民地受益于温和气候和肥沃土壤，萨斯奎哈纳河、特拉华河和哈德逊河等可通航河流促进了贸易与定居，使其成为英国在北美的重要据点。
17世纪初，该地区首先由荷兰和瑞典人开拓。1625年，荷兰西印度公司为控制毛皮贸易，在曼哈顿岛建立新阿姆斯特丹，作为新尼德兰殖民地的核心。虽然荷兰政府采取宗教宽容政策，吸引了来自欧洲的多元移民，但人口增长缓慢。同时，瑞典人于1638年在特拉华河畔创建新瑞典，专注于农业与贸易。1655年，新瑞典被新尼德兰吞并，但荷兰殖民地本身在1664年被英国夺取。英国将其更名为纽约，以纪念约克公爵詹姆斯（后为詹姆斯二世）。1667年，荷兰短暂夺回该地，但最终于1674年通过《威斯敏斯特条约》确认英国统治。荷兰裔居民继续主导纽约市与奥尔巴尼之间的农村地区，而纽约市则吸引了包括英国人、德国移民和新英格兰“洋基人”在内的多元人口，以及大量非洲奴隶，成为族群混合的商业中心[53]。纽约的族群与阶级紧张关系在1688年至1689年的光荣革命期间显露无遗。莱斯勒叛乱由荷兰裔商人雅各布·莱斯勒领导，反抗英国当局的统治，反映了殖民者对英国同化的抗拒。英国圣公会成员甚至抱怨纽约“更像被征服的外国省分”。尽管如此，纽约逐渐融入英国殖民体系，成为中部殖民地的经济与政治中心。
纽泽西最初为纽约的一部分，1664年，约克公爵将哈德逊河与特拉华河之间的土地授予两位英国贵族，分为东泽西和西泽西两个专属殖民地[54]。东泽西吸引了清教徒和苏格兰移民，西泽西则由贵格会成员主导，包括威廉·佩恩。1702年，两地合并为纽泽西皇家殖民地，直接受英国王室管辖。特拉华作为宾夕法尼亚的下属地区，在殖民时期由费城管理，但于1704年获得自己的议会，保持一定自治。
宾夕法尼亚于1681年由贵格会领袖威廉·佩恩创建，作为宗教异见者的避难所，包括贵格会、卫理公会和阿米什人。佩恩以宗教自由和平等原则治理，吸引了大量移民。首府费城凭借优越的港口和地理位置，迅速发展为殖民地最大的城市，18世纪中叶人口已达3万[55]。宾夕法尼亚的族群结构多元，费城以贵格会为主，内陆地区有大量德意志移民（后称“宾夕法尼亚德意志人”），西部边疆则由苏格兰人和爱尔兰人开拓[56][57]。
中部殖民地的经济以农业为基础，肥沃土壤使其成为北美的小麦、玉米和其他谷物出口中心，被誉为“美洲粮仓”。茂密的森林资源支持了木材和造船业，费城和纽约成为重要的造船与贸易港口，与加勒比海和欧洲形成活跃的贸易网络。宾夕法尼亚的纺织和铁器制造业也蓬勃发展。殖民者与原住民如莱纳佩人，早期通过毛皮贸易合作，但土地争夺逐渐引发冲突，影响了地区稳定。
自17纪初期开始，来自英格兰的殖民者陆续抵达大西洋沿岸，逐渐在切萨皮克湾及其以南地区建立据点。他们的社会结构、经济制度与文化传统，深深影响了后来美国南方的发展。在最初的定居过程中，大多数殖民者并非富裕人士，而是以契约劳工的身分前来。他们与殖民地的地主签订契约，以若干年的劳役换取横渡大西洋的船费。完成劳役后，契约仆人可获得自由，并在某些情况下取得土地。然而，能自行负担航费的富裕者，则可凭借“头权制”获得土地奖励，成为庄园主[58]。这种制度推动了大庄园经济的形成，并逐渐导向社会阶层分化。
在经济发展上，烟草成为最早的重要经济作物。尤其在维珍尼亚和马里兰，烟草种植推动了殖民地的出口贸易，带来庞大利润。但烟草种植极度耗损土壤，迫使庄园主不断开垦新地，导致土地需求持续扩张[59]。随著18世纪来自英国的契约劳工减少，庄园主转而大量引进非洲奴隶，成为主要劳动力来源。自此，奴隶制度深深扎根于南部社会，并与经济结构紧密结合。除烟草外，南卡罗来纳的稻米种植也成为另一大出口产业。许多学者认为，来自西非低地的奴隶携带了稻作技术与经验，对殖民地的水利工程与稻田管理作出一定贡献。英国殖民者对稻米种植方式知之甚少，而奴隶的专业知识使得南卡稻米种植能在18世纪迅速扩展，并成为殖民地财富的来源之一[60]。
18世纪中后期，来自苏格兰与北爱尔兰的移民大量涌入[61]。他们大多定居于阿帕拉契山区与皮埃蒙特地带，形成与沿海种植园社会不同的文化环境。这些苏格兰-爱尔兰移民以务农、打猎及边境贸易为生，并与切罗基、乔克托及穆斯科吉等原住民族有接触与交流。他们在边境地区的存在，不仅促进了文化互动，也造成更多的冲突[62]。在教育与政治方面，位于维珍尼亚的威廉与玛丽学院创建于1693年，是南方最早的高等学府，对政治经济学的教学有重要贡献，并培养了众多杰出的政治人物，包括日后的美国总统汤玛斯·杰弗逊、詹姆斯·门罗与约翰·泰勒。此外，佐治亚大学于1785年获得设立宪章，为美国最早的公立大学之一，而北卡罗来纳大学则于1795年正式创立。
殖民地的社会与政治文化逐渐形成鲜明的区域特征。切萨皮克地区（上南方），包括维珍尼亚与马里兰（按某些分类或包括特拉华），以烟草经济和奴隶劳动为基础，社会结构呈现庄园主与奴隶的强烈分化。更南方的卡罗来纳与佐治亚（下南方），则以稻米与后来的棉花种植为主，延续了高度依赖奴隶的经济模式。这些殖民地虽在地理与作物上有所不同，但皆共同奠定了南方社会的经济与文化基础。此外，南部殖民地在美国早期政治舞台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美国建国初期的五位总统中，有四位来自维珍尼亚。南部在第一政党体系时期的政治影响力尤为突出，成为新兴国家的权力核心之一。
英国在北美大西洋沿岸的南部殖民地中，维珍尼亚与马里兰是最早建立的据点。在经济发展上，两地气候温和，土地肥沃，为农业发展提供了有利条件[63]，烟草是维珍尼亚与马里兰最早的重要经济作物。它为殖民地带来了巨额出口收入，但也造成土地迅速贫瘠，迫使不断开垦新地。随著18世纪契约劳工减少，非洲奴隶逐渐取代成为主要劳动力来源，奴隶制度因此在两地深深扎根。在社会结构上，到18世纪中叶，维珍尼亚与马里兰的白人社会形成了鲜明的社会阶层分化。约百分之五的白人属于种植园主，他们掌握大量土地与奴隶，拥有日益增长的财富，并在政治与宗教生活中居于主导地位。这些庄园主控制地方圣公会的运作，负责选择牧师、管理教会财产与分配慈善资源。他们亦积极参与政治，竞选殖民地议会的下议院——维珍尼亚的市民院，或争取被任命为治安官与地方司法官，以巩固社会影响力[64]。
广大的中层群体占人口的六成左右，多为拥有中等规模农场的农民[65]。随著殖民地在17世纪末至18世纪初逐渐稳定，当地的死亡率因卫生环境改善而下降，家庭结构趋于稳固，这使得农民能够建立较为长久的家族经营基础。这一层群体成为殖民地社会的支柱，既不是贫困者，但也无法与种植园主的权势相比。而在社会底层，约三分之一的白人并无土地，多数接近贫困。他们之中不少人是刚刚获得自由的契约劳工，或是刚自英国远道而来的新移民。在靠近现今华盛顿特区一带，土地集中尤为明显，少数家族掌握多数土地，导致大部分白人无力拥有农地。许多贫困人口向内陆地区迁徙，与来自爱尔兰及德国的新教移民一起，发展出以大麻、谷物、畜牧及铁矿业为主的经济模式，这与沿海地区依赖烟草种植的经济模式有所不同[66]。
娱乐与体育活动在殖民社会中同样扮演重要角色。与英格兰不同，美洲土地广阔，野生动物资源丰富，狩猎成为各阶层普遍参与的活动。无论是庄园主还是仆人与奴隶，都能透过射击展现技艺。1691年，总督弗朗西斯·尼科尔森甚至专为维珍尼亚的青年绅士举办竞技比赛，项目包括射击、摔跤、剑术与赛跑[67]。赛马则是殖民地最具代表性的运动，它主要属于绅士阶层的活动，透过昂贵的马匹饲养与公开赌注，展现种植园主的财富与地位[68]。观赛群众则来自不同社会阶层，赛马活动因而成为公共娱乐与社交的重要场合[69]。
至1700年，维珍尼亚的人口已达七万，并因高出生率、低死亡率、来自加勒比的奴隶输入，以及来自英格兰、德意志与宾夕凡尼亚的移民持续快速增长。马里兰则在宗教方面有其特殊性。最初它由巴尔的摩家族建立，作为英国天主教徒的避风港，但随著英格兰国内宗教与政治变局，马里兰逐渐转向由圣公会掌控，最终在制度与社会结构上与维珍尼亚趋于一致。
17世纪中叶，英格兰逐步将势力向北美南部扩张。1663年，查理二世将维珍尼亚以南的广大土地赐予八位贵族，作为偿还政治与财务债务的奖赏，这些人被称为卡罗来纳的领主（Lords Proprietors of Carolina）。他们获得建立殖民地的专有权，期望能仿效维珍尼亚的成功，并开发出新的贸易与农业收益。
虽然1663年即获得特许状，但直到1670年才真正建立定居点。最初的一批殖民者多来自巴巴多斯，他们熟悉以奴隶劳动为基础的种植园制度，并将此模式引入北美大陆。他们选择在阿什利河与库珀河口附近建立据点，命名为查理二世之城（Charles Town）。这一选址兼具防御与交通优势，也公然挑战了西班牙对佛罗里达北部的主权声索。1680年，定居点迁至现今查尔斯顿所在之处，逐渐发展为南方最重要的港口之一。
南卡罗来纳的经济起初主要依赖向加勒比海诸岛输出粮食与木材，为当地的甘蔗种植园提供补给。然而自1690年代起，随著水稻的引入与成功种植，稻米迅速成为殖民地的主要出口作物[70]。18世纪初，靛蓝染料的推广进一步扩大了出口收益。查尔斯顿港因而成为南方对外贸易的枢纽，与大西洋世界紧密相连。这一经济模式高度依赖非洲奴隶的劳动力，而来自巴巴多斯的定居者携带大量奴隶，确立了种植园经济的基础。与南卡相比，北卡罗来纳的发展较为缓慢。由于缺乏良港，且地形以丘陵与森林为主，该地难以形成大规模商业与城市。北卡罗来纳上层精英规模很小，最富有的一成白人仅拥有约四成土地，与维珍尼亚及南卡罗来纳相比明显偏低，大多数居民为自给自足的小农，而四分之一白人则完全没有土地[71][72]。北卡罗来纳社会以分散的农庄与乡村为主，城市化程度极低，缺乏壮大的商人阶级。
社会结构上，卡罗来纳除英格兰移民与巴巴多斯来的殖民者外，还有法国胡格诺派新教徒，他们逃避欧洲的宗教迫害，在当地建立社群并积极参与商业与农业。殖民地内部也充满矛盾：商人与种植园主之间因战争与利益分配产生裂痕。1715年爆发的亚马西战争更使殖民地陷入危机，大量定居点遭到攻击，殖民者几近撤离。这场战争后，领主的统治威信大大受损，引发长达十馀年的政治混乱。最终在1729年，卡罗来纳的领主将殖民地割让给王室，南北卡罗来纳由此确立为王室直辖殖民地。1712年，卡罗来纳因行政管理困难而出现分治，北卡与南卡分别设有总督，虽然名义上仍属同一殖民地，但运作上已呈现独立状态。直到1729年，英国王室正式接管，将其划分为王室直辖的北卡罗来纳省与南卡罗来纳省。
1732年，英王乔治二世颁布宪章，将位于美洲殖民地南方边境的一片土地授予一群受信托人管理，其中最具影响力的人物是下议院议员詹姆士·奥格尔索普。次年，奥格尔索普率领首批移民抵达萨凡纳，正式展开殖民事业。佐治亚的设立兼具战略与社会实验的双重目的：一方面，它作为英属卡罗来纳与西属佛罗里达之间的缓冲区，以巩固英国在北美东南部的势力；另一方面，它原本被构想为一处安置贫困人口与债务囚犯的殖民地，借此减轻英国本土监狱的压力。然而，实际抵达的移民大多并非真正的债务犯，而是来自英格兰及其他欧洲地区的移民。
在最初的规划中，佐治亚以道德与人道原则为核心。殖民地禁止奴隶制度，亦禁止酒精与其他被视为不道德的行为。这种安排旨在建立一个自给自足、勤勉节制的社会，同时避免重蹈加勒比与卡罗来纳种植园的覆辙。然而，这些理想在实践中面临挑战。由于劳动力不足，殖民地无法与邻近南卡罗来纳的稻米与靛蓝种植园竞争，经济长期停滞不前。许多移民对严格的限制感到不满，并强烈要求引入奴隶制度与商业活动的自由。到1750年代，殖民地的禁令陆续被撤销。奴隶制度正式引入，佐治亚逐步转型为以种植园为核心的经济体系，并在农业生产中大量依赖非洲奴隶。与此同时，殖民地原本的社会改革理念逐渐淡化，取而代之的是南方典型的社会结构：庄园主掌握经济与政治优势，而奴隶人口比例不断上升，成为劳动力的基础。
在宗教方面，佐治亚并未像新英格兰殖民地那样设立单一国教，而是容纳了多种宗教群体[73]。虽然英格兰国教在政治与社会层面仍享有优势，但殖民地内亦出现了路德宗、摩拉维亚弟兄会、苏格兰长老会的社群，甚至还有早期的犹太移民。这种多元信仰的格局，使佐治亚成为南部殖民地中宗教环境较为开放的地区之一。
1762年，七年战争期间，英军攻占西班牙的重要据点哈瓦那。次年，西班牙为换回古巴，不得不依据《巴黎条约》将佛罗里达割让给大不列颠。英国在接收后，将该地依阿巴拉契科拉河分为两个殖民地：东佛罗里达以圣奥古斯丁为首府，涵盖佛罗里达半岛大部分；西佛罗里达以彭萨科拉为首府，领土范围不仅包括原属西班牙的地区，还扩展至原法属路易斯安那的一部分。随着政权更替，部分西班牙殖民者与依附的印第安人迁往古巴，但佛罗里达人口基数本就有限，迁离规模相对不大。
英国接管后，积极推动移民与开发。政府将土地授予曾参与北美战争的军官与士兵，并在英格兰宣传佛罗里达的资源优势，以吸引定居者。移民来源以英格兰本土、南卡罗来纳、佐治亚以及百慕达为主，他们成为今日佛州东北部最早的英语居民群体。殖民地经济以木材出口为基础，同时引入甘蔗、靛蓝与水果种植。英国还修建国王之路，使圣奥古斯丁与佐治亚相连，促进了交通与军事防御。
1775年美国独立战争爆发，东、西佛罗里达始终效忠英国，并接纳大量保皇党难民。两地未加入反叛的十三殖民地，而是成为英国在北美南方的重要据点。随着战争结束，英国于1783年与美国签署《巴黎条约》，承认美国独立，并在附带的《凡尔赛条约》中将东、西佛罗里达归还给西班牙。此后，多数英国移民离开佛罗里达，返回加勒比或北美其他殖民地。西班牙重新接管后，对佛罗里达治理相对消极。虽然佛罗里达再度纳入西班牙领土，但人口稀少，西班牙殖民者有限，发展缓慢。另一方面，条约未清楚规定西佛罗里达的北界，引发美国与西班牙之间的领土争议。直至1795年签署《平克尼条约》，才确立以北纬31度线为美国与西属佛罗里达的边界，结束了双方多年争执。
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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