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評蘇共

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簡稱「九評」或「九評蘇共」，是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9月6日至1964年7月14日以《人民日報》、《紅旗》雜誌編輯部名義，在《人民日報》和《紅旗》雜誌上發表的九篇評論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7月14日《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的社論^[1][2][3]。「九評蘇共」是中蘇論戰的一部分，也將中蘇論戰推向頂點^[1][2][3][4]。「九評」由1963年2月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執筆，由組長康生主持起草（一說是副組長吳冷西領頭^[5]），經時任中共中央書記處總書記鄧小平認可後，最終交由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審定^{[3][4][5][6][7]}。有學者認為，「九評」和中蘇論戰是導致此後中國大陸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重要原因之一^[3][8][9]；還有學者認為，「九評蘇共」是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導致了社會主義陣營的破裂^[3][10]。

歷史背景

中蘇交惡

參見：中蘇交惡

1953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11]。1956年2月，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發表《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秘密報告，全面否定斯大林，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提出了社會主義與資本主義兩大陣營的「三和路線」（即「和平共處、和平競賽、和平過渡」的思想）^[12][13][14]。同年4月5日，中國共產黨方面發表《關於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討論斯大林、個人崇拜等問題^[2]。 11月11日，時任南斯拉夫領導人鐵托發表演講，提出要反斯大林主義、反斯大林主義分子^[1]。12月29日，中共方面發表《再論無產階級專政的歷史經驗》，討論匈牙利事件，以及蘇聯、蘇共、斯大林的評價等問題^[2]。毛澤東等中共高層對赫魯曉夫的「去斯大林化」等做法感到不滿^{[15][16][17][18][19]}。1958年起，中蘇之間發生了一系列導致關係惡化的事件^[19][20][21]。

社會主義陣營分裂

1960年6月，喬治烏-德治（前左）和赫魯曉夫（前右）在羅馬尼亞首都布加勒斯特。

1960年4月，中共方面發表三篇文章《列寧主義萬歲》、《沿着偉大列寧的道路前進》、《在列寧的革命旗幟下團結起來》，批判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的「修正主義」^[1][2][22]。1960年6月，蘇共代表團在布加勒斯特的羅馬尼亞工人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會議期間向中共代表團提交信件、反駁這三篇文章的觀點，並組織「圍攻」彭真率領的中共代表團，同時抨擊中國的「大躍進」等政策，中蘇論戰公開化、中蘇兩黨關係公開破裂^{[1][4][22][23][24]}。1960年的布加勒斯特會議，第一次在社會主義陣營和國際共產主義運動內部暴露了中蘇兩黨之間的嚴重分歧^[24]。

1962年11月初至1963年1月下旬，保加利亞共產黨、捷克斯洛伐克共產黨、匈牙利社會主義工人黨、意大利共產黨、東德統一社會黨分別在各自的黨代表大會上批評中共^[1]。1962年12月至1963年1月，中共中央派出了以伍修權為團長的代表團，參加東歐四國共產黨召開的黨代會，但會議期間中共代表團與蘇聯東歐國家的代表團都發生了爭論^[4]。期間，12月3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陶里亚蒂同志同我们的分歧》，批判時任意大利共產黨領導人帕爾米羅·陶里亞蒂及其「結構改革」^[25]。歷史學家沈志華認為，毛澤東此前的核戰言論驚嚇了一些東歐國家的領導人，導致很多東歐國家不再跟着中國走，他們認為毛澤東提出的政策太具冒險性、太具戰鬥性^[26][27][28]。

另一方面，在所有蘇東集團國家以及蒙古之中，阿爾巴尼亞是唯一支持中方的國家，以霍查為首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支持中共的立場，反對赫魯曉夫領導下的蘇共的做法、指責蘇共搞修正主義，以致1961年「蘇阿決裂」^{[29][20][30][31]}。而在東亞、南亞地區，日本共產黨一度支持中共立場^[32]、直至1966年文革前後中共日共關係破裂^[33]，朝鮮、北越則在中國和蘇聯之間「腳踏兩隻船」^[20]；其中朝鮮在1962年10月與中國簽訂《中朝邊界條約》、索要回長白山白頭峰和天池的部分領土後，才開始向中國靠攏^[20]。

事件經過

1963年2月，中共中央成立了「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康生任組長、吳冷西為副組長，實際由鄧小平領導^[3][4][6][7]。3月30日，中共中央收到蘇共中央來信^[34][35]。4月3日，毛澤東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會議，決定發動對蘇共中央的全面批判，4月4日《人民日報》公開發表蘇共中央來信，公開了雙方分歧^[35]。6月14日，中共中央致信蘇共中央，標題為《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對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1963年3月30日來信的覆信》，6月17日《人民日報》全文刊載此信^[35]。值得注意的是，5月，時任朝鮮領導人金日成曾親自率團訪問中國，參與了文章的修改和討論^[20]。

1963年7月21日，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從蘇聯回國，包括毛澤東本人在內的5000餘人到機場迎接^[36][37]。

1963年7月6日至20日，鄧小平率領中共代表團赴莫斯科參加中蘇兩黨會談^[5][36]。會談期間，7月14日蘇共中央在《真理報》上發表《給蘇聯各級黨組織和全體共產黨員的公開信》，這封公開信主要就國際共運所涉及的一系列問題，對此前中共發表的文章《關於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總路線的建議》進行了全面的反駁與回擊^[5][36]。中蘇兩黨一共舉行了九次會談，但雙方分歧較大並發生了激烈爭論，談判最終破裂，沒有取得任何結果^[5][36][37]。

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中共中央以《人民日報》和《紅旗》編輯部的名義，相繼發表了9篇評論蘇共中央公開信的文章，即「九評蘇共」，批判「赫魯曉夫修正主義」^[1][2][36]。「九評」的文章均出自此前成立的「中央反修文件起草小組」之手，國際關係研究所參與起草^[38]，經鄧小平認可後，交由毛澤東最終審定^[3][5][6][7]。「九評」將中蘇論戰推向頂點和高潮^[4]，而與此同時，蘇共也發表文章進行還擊^[2]。有學者認為，「九評」和中蘇論戰是導致文化大革命發動的重要原因之一，是文革的輿論準備^[3][8][9]；其中，第九評《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提出了「防止資本主義復辟」十五條，並引了一段毛澤東1963年5月7日的一段批示，成為文化大革命理論（繼續革命論）的思想根源^[8]。

1964年10月16日，赫魯曉夫下台，勃列日涅夫就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11月中國共產黨派周恩來率團參加十月革命慶祝活動，欲試探蘇共中央對華政策是否會有改變^[36][39][40]。當時《十評》也有定稿，但由於赫魯曉夫下台而沒有發表^[36]，《紅旗》和《人民日報》轉而發表了《赫魯曉夫是怎樣下台的》^[41]，為中蘇論戰畫上了句號^[9]。

「九評」內容

這九篇評論分別如下^[1][2][36]：

• 一評發表於1963年9月6日：《蘇共領導同我們分歧的由來和發展——一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 二評發表於1963年9月13日：《關於斯大林問題——二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 三評發表於1963年9月26日：《南斯拉夫是社會主義國家嗎？——三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 四評發表於1963年10月22日：《新殖民主義的辯護士——四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 五評發表於1963年11月19日：《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的兩條路線——五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 六評發表於1963年12月12日：《兩種根本對立的和平共處政策——六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 七評發表於1964年2月4日：《蘇共領導是當代最大的分裂主義者——七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 八評發表於1964年3月31日：《無產階級革命和赫魯曉夫修正主義——八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 九評發表於1964年7月14日：《關於赫魯曉夫的假共產主義及其在世界歷史上的教訓——九評蘇共中央的公開信》

事件評價

• 1981年6月，《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稱：「蘇聯領導人挑起中蘇論戰，並把兩黨之間的原則爭論變為國家爭端，對中國施加政治上、經濟上和軍事上的巨大壓力，迫使我們不得不進行反對蘇聯大國沙文主義的正義鬥爭。」^[42]
• 1989年5月，鄧小平在中蘇關係恢復正常後說：「多年來，存在一個對馬克思主義、社會主義的理解問題。從一九五七年第一次莫斯科會談，到六十年代前半期，中蘇兩黨展開了激烈的爭論。我算是那場爭論的當事人之一，扮演了不是無足輕重的角色。經過二十多年的實踐，回過頭來看，雙方都講了許多空話。...... 一九六三年我率代表團去莫斯科，會談破裂。應該說，從六十年代中期起，我們的關係惡化了，基本上隔斷了。這不是指意識形態爭論的那些問題，這方面現在我們也不認為自己當時說的都是對的。真正的實質問題是不平等，中國人感到受屈辱。」^[43]
• 2006年3月，美國之音發表文章認為，「後來中共和蘇共公開決裂，雙方從內部爭論發展到公開論戰，最後導致國際共運的分裂和瓦解。回顧起來，整個蘇東共產主義集團的垮台，當年中蘇兩黨公開論戰是一個極為重要的事件。有些黨史研究人員甚至說，中共的九評是國際共運由盛而衰的轉折點。」^[10]

參見

• 中蘇關係
• 中蘇交惡
• 九評共產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