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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
赫鲁晓夫演说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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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秘密報告」重新導向至此。關於其他用法，請見「秘密報告 (消歧義)」。《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俄語：О культе личности и его последствиях，羅馬化：O kulte lichnosti i ego posledstviyakh），也稱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上的秘密報告（俄語：секретный доклад Хрущёва на XX съезде КПСС），是一篇著名的演講，是時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的赫魯曉夫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最後一天（1956年2月25日）召開的秘密會議上所發表的演說[1][2][3]。該報告抨擊了前任蘇共領導人斯大林在位期間的嚴重錯誤以及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並首次披露了斯大林在蘇聯「大清洗」期間所進行的政治迫害和殺戮[1][2][3][4][5]。此後，赫魯曉夫等人在蘇聯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實行「去斯大林化」，蘇聯國內社會氛圍自此開始相對活躍，經濟形勢也開始好轉[6][7][8][9][10]。與此同時，赫魯曉夫的報告在世界範圍內產生重大影響，衝擊了東歐共產集團和中國共產黨原有的主導思想，即「斯大林模式」，引發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系列混亂[4][5][7][11][12][13]。
1956年3月，英國《觀察家報》最先公開報道了赫魯曉夫發表秘密演說的消息[13][14][15]。1956年4月，以色列情報機構自波蘭華沙獲得完整演講稿後，以色列官員將其轉送給美國中央情報局，在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批准下，美國政府將講稿披露給《紐約時報》[16][17]。1956年6月5日，《紐約時報》將赫魯曉夫的報告全文公開發表[1][2]。在蘇聯國內，直到1989年時任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將全文發表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直未得到公開[18][19]。依據蘇聯解體後的解密檔案，以及相關學者的研究，該秘密報告並非赫魯曉夫的個人行為，而是經過蘇共中央主席團和蘇共中央委員會同意的，早在1955年12月，蘇共就成立了一個委員會負責調查黨內高層領導人受迫害的冤案[8][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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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背景
1953年3月5日，蘇聯領導人斯大林去世[20]。當時蘇聯處於嚴重的危機狀態，農村日益貧困，糧食出現危機，住房短缺，日常生活必需品供應緊張，數百萬人被關在集中營和監獄之中（古拉格）[8][21][22][23]。與此同時，斯大林的去世導致了蘇共黨內的一系列權力鬥爭，直至1955年尼基塔·赫魯曉夫在政治鬥爭中鞏固了最高權力[16][24]。1955年4月7日，赫魯曉夫在擊敗其政治對手後，提議10個月後召開蘇共二十大，次日蘇共中央主席團通過了這項建議[11]。
1955年秋，關於1930年代蘇聯「大清洗」以及斯大林應該對這些冤假錯案承擔責任的各種申報材料已經堆積如山[11]。與此同時，得到平反的人開始從監獄、集中營和流放地重返莫斯科和其他大城市[11]。1955年12月31日，在蘇共中央主席團的會議上，根據時任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建議，成立了一個以蘇共中央委員會書記彼得·波斯別洛夫為首的專門委員會，負責調查蘇共十七大選舉產生的蘇共黨內高層領導人遭到迫害的冤案[1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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演講前後
1956年2月1日，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蘇共領導人第一次明確地、尖銳地談到斯大林和個人崇拜問題，並且在領導層內部展開了爭論[11]。2月9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審議了波斯別洛夫專門委員會所提交的一份長達70頁的詳細報告[11][12]；該報告提出的充分證據表明，不僅「大清洗」是斯大林直接推動的，而且其中許多重大案件也是他親自過問和決定的，甚至採取的酷刑和逼供也曾經兩次得到斯大林本人的批准或鼓勵[11]。2月13日，蘇共中央主席團召開會議，決定委託赫魯曉夫召集中央全會，向中央全會提交議案，說明主席團認為必須在蘇共二十大的秘密會議上作關於個人崇拜的報告，並確定了赫魯曉夫為報告人[11][12]。
1956年2月14日至25日，蘇聯共產黨第二十次代表大會在莫斯科召開[25][26]。赫魯曉夫報告的初稿由彼得·波斯別洛夫和阿韋爾基·阿里斯托夫於2月18日提交，赫魯曉夫作了補充和修改，又分發給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候補委員以及中央書記徵求意見，並在2月22日臨時召集的主席團會議上，決定於24日大會選舉結束以後宣讀最終版本的秘密報告[11][12]。
1956年2月25日，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舉行了最後一次全體會議，代表只能憑特別請柬參會，且外國代表團沒有獲准參加會議（但有部分老布爾什維克等獲邀成為例外）[11][12][25][26]。赫魯曉夫在此次「秘密會議」上作了《關於個人崇拜及其後果》的報告，赫魯曉夫的報告也被稱為「秘密報告」[12][11][25]。赫魯曉夫的報告近5個小時，列舉並批判了斯大林在位期間的嚴重錯誤，以及對斯大林的個人崇拜[1][2][3][11][12]。部分內容如下。
- 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利用《斯大林傳略》等肆頌揚個人功績，並用自己的名字來命名企業、城市以助長個人崇拜。赫魯曉夫提到列寧於1924年5月給俄共（布）十三大的信，信中批評了斯大林太粗暴、對同志關心不夠，任性和濫用職權，列寧提出應該研究改變斯大林的總書記職務問題，「斯大林同志當了總書記，掌握了無限的權力，他能不能永遠十分謹慎地使用這一權力，我沒有把握。」赫魯曉夫還公布了列寧於1923年3月5日給斯大林的信，信中列寧要求斯大林為他在電話中侮辱唾罵列寧的妻子克魯普斯卡婭的粗暴行徑向列寧夫婦賠禮道歉，否則列寧就要和他斷絕關係。[3]
- 赫魯曉夫揭露「大清洗」實際上首先從鎮壓蘇共黨內反對派開始的，斯大林首創「人民公敵」（或「人民敵人」）的罪名，將思想鬥爭轉變成對反對派肉體上的消滅。赫魯曉夫列舉諸多材料，證明是斯大林一直在推動階級鬥爭並批准違法的使用「肉刑」，還暗示基洛夫被暗殺的真正幕後黑手就是斯大林本人，斯大林借追查基洛夫案件的兇手為名發動「大清洗」。[3]
- 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在衛國戰爭中的錯誤，包括不相信諸多有關納粹德國即將進攻蘇聯的情報，再加上「大清洗」期間的政治運動殘害了蘇聯紅軍很多優秀的將領，以至於蘇聯紅軍在戰爭初期遭受慘敗。而在納粹德軍對蘇聯的突襲取得初步成功之後，斯大林又對蘇聯的最終勝利完全喪失了信心，認為「一切都完結了」，此後甚至停止做任何工作，直至一些政治局委員跑到他面前當面和他談話。此後在指揮戰爭的過程中，斯大林「按照地球儀制定作戰計劃」，造成哈爾科夫戰役折損幾十萬士兵。[3]
- 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在民族問題上的錯誤，譬如在衛國戰爭初期，斯大林強行將車臣－印古什，卡爾梅克等幾個民族集體遷徙到遠方，同時取消了這些民族的自治共和國，這種野蠻非人道的做法造成了嚴重的民族對立和民族矛盾，影響了蘇聯的社會穩定[3]。 另一方面，赫魯曉夫批判斯大林在經濟政策方面的錯誤，稱他完全不了解農村情況，幾十年不訪問農村、「只是從電影上看農村和農業」，而他的一系列錯誤政策導致了蘇聯的農業落後[3]。
- 赫魯曉夫還批判斯大林沒有按照蘇共黨章的規定按時召開黨代表大會，十八大和十九大之間相隔了13年，黨的中央全會和政治局會議也很少開。斯大林晚年不僅不開中央全會，連政治局會議也只是偶爾去幾次，同時架空了中央政治局，破壞了集體領導的原則，黨內重要事務被局內「五人小組」、「六人小組」、「七人小組」等小組取代，對此赫魯曉夫諷刺為「這簡直是玩撲克的人使用的語彙！」[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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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共二十大閉於1956年2月25日閉幕後，赫魯曉夫的報告內容最初只向蘇共各級黨組織的領導人透露，後來參閱範圍擴大到普通黨員、共青團員和積極分子，但報告內容作了認真修改、小冊子上加注了「內部材料」字樣[12]。在蘇聯國內，直到1989年時任蘇共總書記戈爾巴喬夫將全文發表前，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一直未得到公開[18][19]。
根據俄國解密檔案記載，1956年2月27日，蘇共中央對外聯絡部將報告和決議文本（共印製30份）交給了參加了蘇共二十大但未被邀請出席秘密會議的13個共產黨代表團團長，並要求「離開莫斯科之前應將材料交回」[11]。另一方面，2月26日，蘇共中央聯絡部中國處處長謝爾巴科夫便將赫魯曉夫秘密報告的俄文本交給了中共代表團，趙仲元、閻明智、周彥連等人連夜將報告譯成了中文[25]；匈牙利代表團團長拉科西也回憶稱，是於2月26日看到報告文本的[11]。中共代表團包括朱德、鄧小平、譚震林、王稼祥、劉曉五人，由朱德任團長[25]；2月27日和28日，赫魯曉夫和蘇共中央還邀請中共代表團舉行會談，主要內容就是通報蘇共反對個人崇拜的問題[11][25]。蘇共二十大之後，蘇共還為外國共產黨準備了赫魯曉夫演講的單行本[12]。根據蘇共中央的決定，報告只能散發給各國共產黨的最高層領導人，有時為了保密，在部分國家如瑞典、挪威、西班牙，只是把有關領導人請到當地的蘇聯大使館閱讀這份秘密文件[12]。
1956年3月，英國《觀察家報》最先公開報道了赫魯曉夫發表秘密演說的消息，這是由英國記者約翰·雷蒂從蘇聯方面獲得的消息[13][14][15]。同年4月，以色列情報機構自波蘭華沙獲得完整的演講稿後，以色列官員將其轉送給美國中央情報局[16][17]。據一些資料記載，當時中情局在世界範圍內對赫魯曉夫的講稿懸賞100萬美金[17][27][註 1]。此後中央情報總監艾倫·杜勒斯向其兄長、時任美國國務卿約翰·杜勒斯建議，將赫魯曉夫的講稿披露給媒體[16][17]。在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的批准下，美國政府將講稿披露給《紐約時報》[16]，後者於1956年6月5日將赫魯曉夫的報告全文公開發表[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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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影響
1956年2月蘇共二十大之後，赫魯曉夫等人在蘇聯國內推行了一系列改革、平反冤假錯案，實行「去斯大林化」，改變了諸多斯大林時期的政策[6][7][8][9][10]。蘇聯國內社會氛圍自此開始相對活躍，經濟形勢也開始好轉[6][7][8]，但赫魯曉夫的「解凍」政策十分有限度，改革亦有阻力[7][29]。與此同時，赫魯曉夫在蘇共二十大發表秘密報告，通過批判斯大林，削弱莫洛托夫、卡岡諾維奇、馬林科夫、伏羅希洛夫等蘇共黨內保守派的影響[30]。發表秘密報告前，赫魯曉夫在蘇共中央主席團會議上提出將對斯大林展開批判，獲得別爾烏辛、布爾加寧、米高揚等大多數人的支持，但遭到了少數黨內保守派一定程度的反對[11][30]；赫魯曉夫表示，保守派之所以反對揭露斯大林的罪行，是因為害怕自己在其中所扮演的角色被揭露，並威脅如果不同意他發表秘密報告，將把所有相關內容向整個大會公布，最終保守派被迫妥協、以推卸部分責任[30]。
1957年，蘇聯爆發「六月事件」，赫魯曉夫遭到蘇共黨內保守勢力的強力挑戰，但最終在與馬林科夫、莫洛托夫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鬥爭中獲勝[31]。1959年9月，赫魯曉夫訪美，與時任美國總統艾森豪威爾舉行峰會，宣揚和平共處路線，而赫魯曉夫的「三和路線」也改變了此前斯大林時期的蘇聯外交方針[32][33]。至1961年，蘇共二十二大作出決議，將斯大林的遺體移出列寧墓、進行火化，決議稱「大會認為在列寧墓中繼續保留斯大林的水晶宮是不適宜的，因為斯大林嚴重地違反了列寧的遺訓，濫用權力，大規模鎮壓正直的蘇維埃人，以及在個人崇拜時期的其他行為使他的靈柩在列寧墓中成為不可能。」[34][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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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到俄國「十月革命」成功所影響，20世紀的不少國家包括一些革命政權以及剛獨立的殖民地，在尋求資本主義市場經濟以外的制度時，都會模仿蘇聯斯大林式的政治經濟模式，即「斯大林模式」[36]。赫魯曉夫在斯大林死亡三年之後的1956年2月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期間，以秘密報告地形式強烈批評斯大林主義，並推行「去斯大林化」的政策[6][7][8][9]。赫魯曉夫的報告震驚了與會者，也震驚了世界，以致於部分與會人士當場暈厥[12][16][37]；其中，因肺炎住院的時任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博萊斯瓦夫·貝魯特在讀到赫魯曉夫的報告後，因為遭受強烈刺激突發心臟病於1956年3月12日在莫斯科猝死[38]。出席大會的中共代表團團長朱德看完秘密報告後說：「報告講的都是他們自己的事，我們是來這裡做客的，不便於講什麼」[25]；代表團副團長鄧小平私下表示：「斯大林是國際人物，這樣對待他是胡來」[25][39]。與此同時，在赫魯曉夫的演講結束後，美國政府認為「去斯大林化」的進程符合美國的利益，並預計政策轉變所引發的內部危機將使蘇聯陷入暫時的癱瘓，故艾森豪威爾政府沒有進行干預，任憑這次演講成為東歐國家一系列要求民主改革的草根運動的推動力[16]。
此後，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衝擊了東歐共產集團和中國共產黨等世界各地共產黨原有的主導思想，引發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的一系列混亂[7][12][41]。但不少曾經採納斯大林主義的國家，或多或少都跟隨蘇聯放棄了斯大林主義，轉而採納赫魯曉夫較開明的政策[36][41][42]。而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霍查領導下的阿爾巴尼亞勞動黨、金日成領導下的朝鮮民主主義人民共和國，以及印度尼西亞共產黨、越南勞動黨、新西蘭共產黨的某部分派別，卻是幾個顯著的例外[11][36][41]。毛澤東等人指責蘇共新領導層搞修正主義[43]，成為中蘇交惡的重要誘因，兩黨於1960年起展開論戰[4][5][11][41][44]；中共自行發展出「毛澤東主義」的意識形態，該主義仍然在很大程度上支持遺留下來的斯大林主義政策[45]。《人民日報》原總編輯吳冷西後來認為，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很亂，無條理，就聽到了一大堆關於斯大林破壞法制、殺人、靠地球儀指揮戰爭、對戰爭毫無準備等等，還講了一個南斯拉夫問題，其他政策性的錯誤無甚印象。」[46] 而之後在整個蘇東集團國家以及蒙古當中，霍查領導的阿爾巴尼亞是唯一支持中共立場的國家、堅守斯大林主義，導致1961年「蘇阿決裂」[41][42]。此外，金日成對朝鮮國內「去斯大林化」的支持者展開了政治清洗，進行處決、強制流放或關入勞改營[36]；但朝鮮及北越在中國、蘇聯之間「腳踏兩隻船」，其中朝鮮在1962年10月與中國簽訂《中朝邊界條約》、索要回長白山白頭峰和天池的部分領土後，才開始向中國靠攏[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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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後續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柯西金等人發動政變推翻了赫魯曉夫，進而上台執政，實行了「靜悄悄的斯大林化」，開始發表肯定斯大林歷史作用的言論，並於1966年初決定終止「去斯大林化」[47]；新領導層試圖在斯大林的功過評價問題上尋找平衡，此時儘管支持「去斯大林化」的力量還存在，但已無法對官方和民眾產生巨大影響[9][10]。在此期間，知名作家安德烈·西尼亞夫斯基、尤里·丹尼爾因在國外發表反斯大林的作品而被控犯有「誹謗罪 」投入勞改營，《古拉格群島》的作者、諾貝爾文學獎得主索爾仁尼琴被蘇聯官方驅逐出境，《讓歷史來審判》的作者羅伊·麥德維傑夫被開除出黨，《斯大林大清洗內幕》作者費爾德賓則受到克格勃特工的追殺[47]。勃列日涅夫還在1979年斯大林誕辰100周年時發行了照相紙年曆紀念冊，並且在1969年斯大林誕辰90周年時，在列寧墓背後的克里姆林宮城牆下中立起了斯大林的一座半身銅像，與基洛夫、伏羅希洛夫等人並列[47]。但勃列日涅夫並沒有重新把伏爾加格勒恢復為赫魯曉夫「去斯大林化」之前的名字——斯大林格勒。與此同時，勃列日涅夫也開始採取各類方法，樹立對其自身的個人崇拜，從1960年代末到1980年代初，勃列日涅夫陸續提出「發達社會主義」理論，以確立自己「馬克思主義理論家」的聲譽[47][48]。
國際上，在1964年赫魯曉夫被勃列日涅夫趕下台後，在毛澤東領導下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霍查領導下的阿爾巴尼亞、金日成領導下的朝鮮看來，蘇聯仍然是修正主義的延續，是「沒有赫魯曉夫的赫魯曉夫主義」[49]；其中朝鮮是在內部文件中譴責蘇聯為修正主義，但在公開場合中於蘇聯和中國之間左右逢源，來回搖擺，保證自身的最大利益[41][50]。但在西方各國和蘇聯國內的主流觀點看來，勃列日涅夫上台卻被視為是斯大林主義的恢復，主要體現在之後的勃列日涅夫主義和蘇聯共產黨官僚「幹部隊伍的穩定」，一直持續到1980年代戈爾巴喬夫實施改革開放政策[29][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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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6年，時任蘇聯領導人戈爾巴喬夫提出「民主化」、「公開性」和「輿論多元化」的口號[52]，而第二次「去斯大林化」的浪潮也是當時戈爾巴喬夫改革運動的一部分，且持續時間長、強度更大[9][10]。一批歷史檔案開始對外開放，為斯大林時期的受害者恢復名譽，大批持不同政見者和政治犯也逐漸從勞改營或國內流放地釋放回來，譬如1986年底，著名物理學家、持不同政見者安德烈·薩哈羅夫從流放地高爾基市返回莫斯科[52]。《星火》、《莫斯科新聞》等主流報刊連篇累牘地登載批判斯大林的文章[52]。在紀念「十月革命」勝利70周年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嚴厲批判了斯大林和斯大林主義，1987-1988年間批判斯大林的運動達到了高潮[52]。1989年4月，戈爾巴喬夫將赫魯曉夫的秘密報告全文首次在蘇聯境內發表[18][19]。
1990年7月，在蘇聯共產黨第二十八次代表大會的報告中，戈爾巴喬夫再次嚴厲批判了「斯大林一夥的罪行」，大會正式通過的決議中清楚地寫道：「極權的斯大林體制給國家、人民、黨、社會主義思想本身造成了巨大損失，這一體制正在被取消。」[52][53] 在其回憶錄中，戈爾巴喬夫高度評價赫魯曉夫時期召開的蘇共二十大「是對極權主義體制的第一次衝擊，是朝社會民主化邁進的第一次嘗試」，不過戈爾巴喬夫認為赫魯曉夫在揭露斯大林方面還有局限性，「不能也不願揭露他所抨擊的現象的深層基礎」，這個「深層基礎」就是「斯大林體制」[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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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1年蘇聯解體後，俄羅斯、東歐地區的原蘇聯加盟共和國和衛星國推行「去共產主義化」運動，並展開了民主化轉型[55][56][57]。2008年，梅德韋傑夫出任俄羅斯總統至2012年，「去斯大林化」出現第三次浪潮[9][10]。期間，喬治亞當局於2010年在斯大林出生地戈里拆除了斯大林銅像[58]。
2025年7月5日，俄羅斯聯邦共產黨第十九次報告和選舉代表大會通過一項決議，認定赫魯曉夫在蘇共第二十次代表大會上關於斯大林個人崇拜的報告是錯誤的，這是一份錯誤且帶有政治偏見的評價[59]。
參見
注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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