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娼

公娼指公開登記營業，納稅並接受政府管理（例如定期體檢）的女性性工作者。與公娼相對，不對政府公開自己賣淫身份和收入的為私娼^[1]:108。公娼存在的前提是政府允許合法賣淫。

各地情況

中國大陸

清朝初年，清政府嚴禁官員嫖妓和逼良為娼，私妓活動因此有所收斂。中期以後，因經濟發展和法令松馳，性交易業重新興盛。鴉片戰爭以後，中國逐步淪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會。清朝政府在財政困難的情況下，對性交易產業實行「寓禁於徵」的政策，性交易業日漸發達^{[1]:107—108}。

《清稗類鈔·娼妓類》所記，「古有官妓，今無之，然有公娼、私娼之分。納捐於官中，略如營業稅，得公然懸牌，可以出而侑酒、設宴於家者為公，反是則私。至業此之鴇，所蓄錢樹子，悉為其假女，姓名皆偽托，閱時稍久，遂不可問，公私皆然，固不僅年齡之不能確計也。」^[2]:7亦有稱公娼為官妓^{[3]:96[4]:288}。官妓本是中國古代由各級政府直接和間接管理的女性倡伎，又稱公妓、官娼，相對的即私妓。官妓制度至明清已消亡^[2]:6。

1912年，中華民國建立，中華民國政府沿續清朝政策，性交易產業持續發達。1949年，中國共產黨取得第二次國共內戰勝利，建立中華人民共和國。中華民國政府遷台。至1951年底，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在中國大陸完全取締性交易產業。改革開放後，雖然性交易產業重新活躍，但仍處於非法狀態^[1]:108。

台灣地區

參見：台灣性交易產業

日治時期，總督府引進公娼制度、比照日本內地管理，臺灣各地取得執照的娼妓與業者可在特定區域，即「遊廓」，合法提供性交易。相較之下，「私娼」、「密賣淫」則淪為地方警察取締的對象。1896年，總督府陸續在臺中、臺南、高雄等主要城市設置遊廓，並實施公娼制度，以保護日籍男性做為統治者的健康與滿足其需求為目的。^[5] 為了避免男性日人感染性病，性工作者取得「合法營業執照」，必須定期接受性病檢診，不得隨意離開位處城市邊緣地帶的遊廓，並常有地方風俗警察抽檢居處。本就出於生計所迫而成為娼妓的婦女，透過官方身體檢查被公權力貼上標籤，劃設特定區域管理則侷限其身體自由，使得公娼在臺灣社會接受度極低，且私娼仍頻。

臺灣光復後，中華民國政府藉由《臺灣省各縣市特種酒家管理辦法》及《台灣省各縣市管理娼妓辦法^[6]》發放「妓女戶許可證」，仍變相允許公娼續存；直到臺北市議會在1997年通過廢除《台北市娼妓管理辦法^[7]》，而《臺灣省各縣市管理娼妓辦法》在2002年廢止，才終結合法性交易在台灣的歷史。此議案從而引發領有執照的性工作者出面抗爭，婦運分成主張性自主權的「性權派」、主張立法保護女性的「婦權派」，並與要求維護工作權、倡議性工作者的去汙名化的「妓權派」進行辯論。就臺灣的情況來說，合法性交易本身，形同助長了以性與勞力剝削為目的的人口販運，性工作者的身體健康與工作條件一再被忽視，而允許賣淫維生的政府本身，也未善盡「保障生存權」的職責。^{[來源請求]}

2011年11月4日，立法院通過「授權地方政府設置性交易專區」的法案。由時任中華民國總統馬英九簽署生效。法案「授權地方政府設置性交易專區，未來在專區內從事及媒合性交者皆不罰，專區外則娼嫖皆罰」。因無地方政府設置「性交易專區（俗稱紅燈區）」，故性交易在臺灣地區仍處於非法狀態^[1]:1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