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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德羅波夫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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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俄語：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Андро́пов，羅馬化：Yury Vladimirovich Andropov，發音：[ˈjʉrʲɪj vlɐˈdʲimʲɪrəvʲɪtɕ ɐnˈdropəf]；1914年6月15日[a][2][3]—1984年2月9日），蘇聯政治家、黨和國家領導人。歷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1962—1967年），蘇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1967年）、委員（1973年起），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1967—1982年），蘇共中央書記處意識形態書記（1982年起），蘇共中央總書記（1982—1984年），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1983—1984年）。此外，他還曾任蘇聯最高蘇維埃第三屆和第六至第十屆代表。1974年獲「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先後四次獲列寧勳章（1957、1964、1971、19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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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至1957年，安德羅波夫擔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他參與了平定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活動。1967年5月10日，他被任命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監督下，大規模壓制異議的行動展開，主要是通過大規模逮捕以及大規模對「在社會上不受歡迎」的人實施非自願精神病治療來進行。勃列日涅夫在其領導的最後幾年健康狀況下降，安德羅波夫與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和國防部長德米特里·烏斯季諾夫開始組成三駕馬車，最終主導了蘇聯政策。
勃列日涅夫於1982年11月10日逝世後，安德羅波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任職期間，他致力於消除國內的腐敗和低效，他將玩忽職守定為職場刑事犯罪，並對長期違反黨紀的官員展開調查。在安德羅波夫的領導下，冷戰愈演愈烈，他的政權也無法妥善處理蘇聯經濟日益嚴重的危機。他的長期影響是使新一代年輕的改革者脫穎而出，包括葉戈爾·利加喬夫，尼古拉·雷日科夫以及最重要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在1983年2月患上腎衰竭之後，安德羅波夫的健康開始迅速惡化。1984年2月9日，他在領導該國僅15個月後去世，由康斯坦丁·契爾年科接任總書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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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關於安德羅波夫的家庭背景目前還存在很多爭議[4]。根據官方傳記記載，他於1914年6月15日出生於納古茨卡亞鎮（位今俄羅斯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5]。其父弗拉基米爾·康斯坦丁諾維奇·安德羅波夫是頓河哥薩克裔鐵路工人，1919年因感染斑疹傷寒去世；其母葉夫根尼婭·卡爾洛夫娜·弗萊肯施泰因（蘇聯官方資料均未提及她的姓名）是一名教師，1931年去世[6][7]。
其中一種說法是葉夫根尼婭出生於梁贊的一個市民家庭，被遺棄在莫斯科猶太鐘錶匠、芬蘭公民卡爾·弗蘭采維奇·弗萊肯施泰因的住所門前。卡爾與其妻葉夫多基婭·米哈伊洛夫娜·弗萊肯施泰因收養並撫養了她[8]。
檔案記載安德羅波夫原名為「格里戈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費奧多羅夫」，數年後改名為尤里·安德羅波夫[9]。他的原始出生證明已遺失，但據考證顯示其實際出生地為莫斯科——其母在1913至1917年間曾在此任教於女子中學[8]。
安德羅波夫對母親去世時間有過多種說法：1927年、1929年、1930年及1931年。葉夫根尼婭的收養經歷也屬刻意編造。1937年入黨審查時發現，他聲稱「母系親祖母的姐妹」（即所稱的姨母）實為弗萊肯施泰因家族雇用的保姆，該保姆早在安德羅波夫出生前就已在其家族服務，共同編織了「梁贊農民出身」的虛構背景[7]。
另有資料顯示其母出身商人世家。卡爾·弗萊肯施泰因生前經營珠寶生意，1915年在莫斯科反德暴亂中被誤作德國人遭殺害後，遺孀繼承產業。安德羅波夫將此次暴亂描述為反猶事件。若非其母在1917年另一場暴亂後棄店逃亡，編造無產階級出身並遷居斯塔夫羅波爾省，整個家族恐被劃為「被剝奪權利者」而喪失公民權。
對於生父命運，安德羅波夫也多次改口：一說是父母早年離異，另稱生父因病早逝。檔案中的父親弗拉基米爾·安德羅波夫實為繼父，該鐵路工人1919年在納古茨卡亞鎮死於斑疹傷寒。姓氏「費奧多羅夫」源於第二位繼父維克多·費奧多羅夫——一位轉行為教師的機械師助理。生父身份至今成謎，據安德羅波夫1932年簡歷記載或於1916年去世。1937年審查報告顯示其生父曾在沙皇軍隊任軍官。屬於其檔案有諸多漏洞，但安德羅波夫還是於1939年正式加入蘇聯共產黨[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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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經歷
- 莫茲多克七年製鐵路工廠學校（今安德羅波夫第108中學）（1924—1931年就讀，完成全課程）。
- 雷賓斯克水運技術學院（1932—1936年就讀，畢業，專業為「內河運輸運營技術員」）。
-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高級黨校函授[c]畢業（1947年）。
- 1946—1951年在卡累利阿-芬蘭國立大學歷史語言系函授學習（修完四年課程，因調往莫斯科而中途離校）。[10]
早期經歷與政治生涯
父親去世後，尤里·安德羅波夫隨母親移居莫茲多克，並在此生活至1932年。1924年至1931年安德羅波夫在莫茲多克一所七年制的鐵路廠學校學習（現安德羅波夫第108中學）。此後，他曾在伏爾加河上當水手，後來常常重複自己大副的一句話：「尤拉，生活就像一條濕漉漉的甲板。為了不滑倒，你必須慢慢走，而且每一步都要仔細選擇落腳的地方！」[11]
1930年，安德羅波夫加入蘇聯共青團。1930年8月至12月，他先在電報局當工人；自1930年12月至1932年4月，在莫茲多克車站鐵路工人俱樂部擔任電影放映學徒和助手。1932年考入雷賓斯克水運技術學院，[12]並於1936年畢業。1935年他與同校電子技術系學生妮娜·伊萬諾夫娜·延加雷切娃結婚（其父時任切列波韋茨國家銀行分行經理）。婚後妮娜供職於雅羅斯拉夫爾蘇聯內務部檔案館。兩人育有一子一女葉夫根尼婭與弗拉基米爾。
鮮有人知他與第一任妻子、與前一段婚姻所生兒子之間的問題，以及他究竟是如何進入政治局的。據說，每當有人問起他的第一任妻子，或是1933—1935年那段時期的自傳情況時，他都會臉色煞白，如同一張白紙。
1936年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雷賓斯克水運技術學院共青團委員會專職書記，後任雷賓斯克造船廠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組織委員。1936年因糖尿病並伴有視力問題被免除兵役登記[14]。1937年安德羅波夫調任雅羅斯拉夫爾州共青團委員會學生青年部部長，不久後當選雅羅斯拉夫爾州共青團委員會書記；因在1939年動員雅羅斯拉夫爾州7000名共青團員參與雷賓斯克水電站與烏格利奇水電站建設中的突出貢獻，安德羅波夫在1944年獲頒勞動紅旗勳章[15]。
总结
视角
1940年6月安德羅波夫派往新成立的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從事共青團工作。[16]1940年6月3日，他當選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其妻子因拒絕遷往北方寒冷地區[17]和兩名子女留在雅羅斯拉夫爾定居。[18][19]結合蘇芬戰爭的經驗，安德羅波夫大力推廣滑雪運動，使卡累利阿-芬蘭的共青團員在這一領域躍居蘇聯前列。他還組織共青團對北方艦隊開展對口支援。[10]
同年，安德羅波夫在彼得羅扎沃茨克結識了塔季揚娜·菲利波芙娜·列別傑娃，並在戰爭初期與她結婚。1941年8月，他們的兒子伊戈爾出生。[20]
蘇德戰爭爆發，安德羅波夫化名「莫希干人」，在繼續戰爭中被芬蘭軍隊占領地區領導青年開展地下游擊破環活動，期間因多次向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奧托·庫西寧匯報工作而受到他的關注，奧托·庫西寧也因此成為安德羅波夫日後仕途重要支持者[21]。
1943年，安德羅波夫原計劃調往莫斯科擔任共青團中央青工部部長，但在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根納季·庫普里亞諾夫要求下，轉為留任當地參與游擊運動指揮工作；儘管未直接參與前線作戰，但安德羅波夫仍於1943年獲頒衛國戰爭游擊隊員獎章。[22]在未發表的回憶錄《北方的游擊戰爭》中，庫普里亞諾夫寫道：
「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本人從未要求把他派往前線、地下組織或游擊隊，而許多比他年長的幹部卻不斷堅持要去。更何況，他經常抱怨腎臟有病，身體虛弱。另外還有一個理由不把他送入地下或游擊隊：他的妻子住在白海運河沿岸的別洛莫爾斯克，剛剛生了孩子。而他的第一任妻子住在雅羅斯拉夫爾，不斷寫信給我們，抱怨他說他很少接濟他們的孩子，孩子們挨餓、沒鞋穿、衣服也破了（於是我們不得不強迫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去幫助他與第一任妻子所生的孩子）。……所有這一切加在一起，使我在道義上沒有權利……僅僅依照黨的紀律就把尤·弗·安德羅波夫派往游擊隊。你總不能開口就問：『要不要去打仗？』他躲在自己的幹部身份、疾病，還有妻子和孩子的理由背後。」[23][24][25][26]
1944年9月，在蘇芬雙方簽訂莫斯科停戰協定後，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彼得羅扎沃茨克市黨委第二書記。期間他負責戰後城市重建工作。1947年1月升任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黨委第二書記後，他開始主持整個共和國的恢復工作。1949年在列寧格勒案件波及到卡累利阿，當時的第一書記庫普里亞諾夫在回憶錄中寫道：
「1949年7月，當列寧格勒的領導幹部已被逮捕時，馬林科夫不斷派遣一個又一個的檢查委員會到彼得羅扎沃茨克，搜集材料，企圖逮捕我和其他曾在列寧格勒工作過的同志。我們受到的指控是：我們這些卡累利阿共產黨（布）中央的工作人員——庫普里亞諾夫和弗拉索夫——都是政治上目光短淺的人，吹捧地下工作者並頌揚他們的功績，還請求授予他們勳章。其實，凡是在敵後工作過的人都必須徹底審查，絕不能讓他們擔任領導工作，有的甚至要逮捕！我回答說，我沒有任何理由不信任這些人，他們都是誠實的、忠於黨的同志，他們的忠誠已經通過在艱苦條件下冒着生命危險的工作得到了證明。這個談話是在卡累利阿黨中央進行的，所有書記都在場。我希望得到同志們的支持，於是說：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是我的第一副手，他非常了解這些人，因為當他擔任共青團中央第一書記時，曾親自參與他們的挑選、培訓並派往敵後工作，他可以證明我說的是實話。結果讓我大為驚訝的是，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站起來說：『我從未參與過任何地下工作的組織。不知道地下工作者的情況。對任何一個在地下工作過的人我都不能作保證。』」[23][24][26]
多年後安德羅波夫出任克格勃主席時，他讓助手去查閱「列寧格勒事件」的檔案，因為他自己不便親自從檔案館調閱。案卷中也提到了他的名字，但有批示要求將這部分材料單獨立卷。對他提出的指控大多沒有得到證實。[27]
因在戰爭年代動員共和國青年、戰後恢復被戰爭破壞的國民經濟，以及參與組織卡累利阿的游擊運動，尤里·安德羅波夫獲頒兩枚勞動紅旗勳章和一枚一級衛國戰爭游擊隊員獎章。[16]
1946—1951年間，他先後就讀於彼得羅扎沃茨克的卡累利阿-芬蘭國立大學歷史語言系，以及蘇共中央高級黨校。[28][29]
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奧托·庫西寧常年住在莫斯科，只在黨代會、最高蘇維埃會議和選舉時才到卡累利阿，因此安德羅波夫成了他與共和國黨政領導層聯繫的中間人。戰爭期間，他積極宣傳游擊隊員和情報員的事跡——這些人多為芬蘭人、卡累利阿人和維普斯人。二戰結束後，由於將「卡勒瓦拉的全部土地」（芬蘭、瑞典和挪威境內的芬蘭人世居地區）併入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的計劃失敗，當局曾決定將所有芬蘭-烏戈爾族群從列寧格勒州和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遷出，把他們比作「當地的克里米亞韃靼人」。這一決定甚至由共和國政府正式下達。但在庫普里亞諾夫和安德羅波夫的努力下，這項秘密決定又被秘密撤銷。此外，共和國土著居民中的合作者比例，比俄羅斯人和其他民族在被占領地區的比例都要低得多。更重要的是，安德羅波夫不斷推動中央媒體報道芬蘭人、維普斯人、卡累利阿人的共青團員——游擊隊員、地下工作者、偵察員的英勇事跡，因此他們的名字傳遍全國，這與克里米亞韃靼英雄的情況不同。再者，列寧格勒州的芬蘭-烏戈爾族群和有芬蘭-烏戈爾血統的俄國人，並未像原先計劃那樣全都被遷往西伯利亞，而是僅限於英格里芬蘭人。而且，這些人還被允許從西伯利亞遷到卡累利阿-芬蘭共和國，以增加當地的芬蘭人口並推動經濟發展。即便在這一遷徙決定正式廢除之後，所有遷往卡累利阿的英格里芬蘭人仍被允許在當地定居。[30]
他曾當選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代表（1947—1955）。同時，他還是蘇聯最高蘇維埃第3屆及第6—10屆代表：在第3屆（1950—1954）中代表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進入民族院；[31]在第6屆（1962—1966）中代表拉脫維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進入聯盟院；[32]在第7屆（1966—1970）中代表愛沙尼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進入聯盟院；[33]在第8—10屆（1970—1984）中代表莫斯科州進入聯盟院。[34][35][36]在第9屆最高蘇維埃中，他是莫斯科州卡希拉選區第29號的當選代表。[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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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21日，在奧托·庫西寧支持下，[37]安德羅波夫被調入蘇共中央機關工作。作為中央委員會的監察員，他負責監督波羅的海各蘇維埃共和國黨組織的運作。此外，他參與了處理參加朝鮮戰爭的蘇聯軍事人員的相關委員會工作，還曾到訪過中國東北的瀋陽市。[38]
1953年3月24日，尤里·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會和共青團工作負責人，但在該職位僅擔任了一個半月余。
1953年5月15日，他調任至蘇聯外交部。自1953年7月1日起，擔任蘇聯外交部第四歐洲司司長[39]（主管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事務）並在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亞歷山德羅夫的指導下，在蘇聯外交部斯堪的納維亞司接受業務培訓。[40]
1953年10月，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蘇聯駐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參贊。1954年7月6日至1957年2月21日期間擔任蘇聯駐匈牙利特命全權大使。曾任職於蘇聯駐匈使館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他的博學令對話者驚嘆，能輕鬆展開哲學討論，展現出對歷史文學的深厚造詣。每次會談都充滿真知灼見，從不流於形式主義」。[41]正如格奧爾基·阿爾巴托夫所指出的，安德羅波夫發回莫斯科的報告「在當時顯得異常坦率，甚至帶有鋒芒」。他對拉科西·馬加什及其他匈牙利領導人持批評態度，並警告說，如果蘇聯領導層繼續依賴他們，將會帶來嚴重後果。[42]
匈牙利十月事件對安德羅波夫產生深遠影響，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政治觀念。據其自述，當年秋季最恐怖的日子始於蘇聯駐軍應匈牙利政府請求撤出布達佩斯後——全城被起義者控制，革命者甚至將匈牙利共產黨幹部和國安人員吊死在蘇聯大使館門前的樹上示眾。面對危機，安德羅波夫請求緊急飛抵的阿納斯塔斯·米高揚（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克格勃主席伊萬·謝羅夫優先撤離外交人員家屬，但遭上級拒絕。安德羅波夫後來透露，這次事件導致其妻遭遇嚴重精神創傷且終生未愈，兒子也從此染上酗酒惡習。[43]
1956年10月下旬，安德羅波夫的外交車輛在布達佩斯郊區遭遇伏擊。大使本人在武官和司機的掩護下逃生，三人徒步兩小時穿越夜色中的巷戰區才返回使館。[41]同年11月，其辦公室遭狙擊手襲擊——藏身對面屋頂的槍手兩次開槍未中，兩發子彈均在距目標五厘米處落空。[41]
安德羅波夫親眼目睹了一個原本看似牢不可破的政權如何在短時間內轟然倒塌。他後來對奧列格·特羅揚諾夫斯基說：「你無法想象那是什麼情景——幾十萬人的人群，完全沒人能控制，就那樣湧上街頭……」在鎮壓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羅波夫扮演關鍵角色：他與納吉·伊姆雷的談判，勸說對方相信蘇聯支持民主改革，同時暗中在烏日哥羅德組建了效忠莫斯科的卡達爾·亞諾什政府；設計誘捕布達佩斯警察局長科帕奇·山多爾等起義領袖。為誘使藏匿於南斯拉夫使館的納吉·伊姆雷現身，安德羅波夫親口承諾保證其安全離境，但最終背棄了諾言。[44]
此後，安德羅波夫的仕途迅速上升。1957年初，憑藉在匈牙利危機中的突出表現，安德羅波夫獲得擢升，執掌蘇共中央專門為他新設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關係部。[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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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7年4月6日至1967年6月22日，尤里·安德羅波夫擔任蘇共中央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工人黨聯絡部，直屬蘇共中央書記奧托·庫西寧領導。任職期間，他頻繁出訪國外，尤其在對華事務上投入了大量精力。[46][47][48]1961年在蘇共二十二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62年11月23日至1967年6月21日，他出任蘇共中央書記。
赫魯曉夫被政變下台後，安德羅波夫成為勃列日涅夫制定對西方政策的核心人物。他與顧問團隊共同設計了以緩和關係為導向的對西方針，勃列日涅夫自1969年起推行的政策實質上是安德羅波夫構想的延續與實踐。[49]
該政策遭到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亞歷山大·謝列平的強烈反對。據蘇共中央國際部顧問格奧爾基·阿爾巴托夫回憶，1965年主席團部分成員曾激烈批評安德羅波夫提交的政策方案，指責其缺乏「階級立場」，批判方案制定者「對帝國主義過度妥協」，並批評他們缺乏加強與「天然盟友」「階級兄弟」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舉措。[50][51]
1967年，安德羅波夫聯合勃列日涅夫通過黨內博弈成功壓制了謝列平的政治勢力。葉夫根尼·恰佐夫回憶道：
「1967年上半年，我經常與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羅波夫見面，能感受到他們對與謝列平鬥爭的勝利充滿信心。謝列平在複雜的權力鬥爭曲折中顯得不夠老練，也缺乏手腕。」[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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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结
视角
1967年5月18日，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1967年6月21日，當選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選委員。羅伊·梅德韋傑夫回憶說：
「我清楚地記得，當時謝米恰斯內被撤職、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這一變動在知識分子圈子裡，尤其是在持不同政見者當中，引發了積極的反響和期待。人們稱安德羅波夫是個聰明、知性、頭腦冷靜的人，並不把他看作是個斯大林主義者。」[53]
在安德羅波夫出任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之前曾擔任其顧問的格奧爾基·沙赫納扎羅夫在回憶錄中寫道：「勃列日涅夫當然會看到一些外國雜誌上的文章，那些文章把安德羅波夫稱為蘇聯政壇的新星，預測他很快會成為領導人。這不可能不讓那位狡猾多疑的總書記感到戒備。於是，他用自己一貫慣用的權術手法，找到了一個既能排除潛在對手、又能從中獲得最大好處的辦法——把安德羅波夫調去國家安全委員會。鑑於他絕對的正直，列昂尼德·伊里奇可以放心高枕無憂：最重要的崗位交給了聰明人，同時又『委婉地』把他擠到了一邊。」[54]弗拉基米爾·謝米恰斯內則指出：「勃列日涅夫手裡掌握着庫普里亞諾夫的兩本『沉重的卡累利阿筆記』，裡面記載了安德羅波夫在所謂的『列寧格勒事件』處決案中過度賣力的情況。」[55]
就在中蘇珍寶島衝突前不久，安德羅波夫指出：
| “ | 毛澤東集團的反蘇活動構成了嚴重威脅，尤其危險的是，他們還用『左派』的言辭作掩護。[56]
國家安全委員會採取了一系列措施，加強打擊中國分裂派的反蘇活動，並確保蘇中邊境的可靠防衛。為此，組建了外貝加爾邊防區，成立了新的邊防部隊分隊、海上分遣隊、邊防哨所和政府通信部隊營。在與中國接壤的加盟共和國、邊疆區和州的克格勃機構中設立了情報部門，在邊境地區建立了若干新的城市和地區級國家安全機關。……邊境防衛部隊的兵力密度幾乎增加了三倍。[57] |
” |
1973年4月27日，安德羅波夫成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一任命通常被視為克格勃權力的強化，但對勃列日涅夫而言，其首要意義在於為自身外交路線提供保障——安德羅波夫始終是該戰略的核心推動者。[58]
1973年初，基於對匈牙利經濟管理模式的深入研究，安德羅波夫倡議在蘇聯境內推行經濟改革試點。時任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的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遂在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阿巴沙地區啟動實驗：大幅提高集體農莊成員的物資獎勵標準，使其與勞動成果直接掛鉤。試點範圍控制嚴格以避免「動搖社會主義基礎」的指控，最終成效顯著並持續至1985年。該實驗由古拉姆·姆格拉澤直接領導實施。
安德羅波夫執掌克格勃期間，蘇聯國家安全機構全面加強了對國家和社會各領域的監控。重點任務包括鎮壓持不同政見運動及民族主義勢力。[59]當局通過審判人權活動家、系統性壓制異見（如精神病院強制治療等法外手段）進行控制。安德羅波夫曾明確指示「不回應任何關於釋放政治犯的請願」，例如拒絕對奧地利總理布魯諾·克賴斯基要求釋放尤里·奧爾洛夫的呼籲作出答覆。[60]1973年7月29日，克格勃開始大規模驅逐異見人士。[61]1974年，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被驅逐並剝奪蘇聯國籍；1980年，核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遭流放至高爾基市，全程受克格勃監視。[62]檔案文件還表明，安德羅波夫親自參與了追捕異見者。[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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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德羅波夫特別重視對社會主義陣營各國安全機構工作的掌控。他主張對那些試圖在內政和外交上擺脫蘇聯影響的社會主義國家採取最為果斷的措施。1968年8月，他對華約國家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決策產生了重要影響。[64]
1972年慕尼黑奧運會恐襲事件後，在安德羅波夫的倡議下，蘇聯成立了一個專門的反恐部隊，後來被稱為「阿爾法小組」。
1973年12月，安德羅波夫被授予上將軍銜。
1974年，他被授予「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1976年，他晉升大將軍銜。
1979年底，安德羅波夫是蘇聯入侵阿富汗並剷除哈菲佐拉·阿明的主要倡議者之一。[65]政治上，這對他極為有利——軍隊捲入一場無前景的戰爭，長時間無法參與國內權力爭鬥，[66]同時戰爭也削弱了沙拉夫·拉希多夫的政治地位。[67]
安德羅波夫曾在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第一總局的「S局」（地下情報部門）登記在案。[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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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德羅波夫執掌克格勃期間，各地普遍設立克格勃地區部門，配備專門編制人員，實現對境內幾乎所有企事業單位的全方位「監管」；較之內務部人員與現役軍人，克格勃官員享有更優厚薪資與特權待遇，如住房分配、商品供應等。[69]安德羅波夫雖明令嚴懲下屬的直接腐敗和受賄行為，但通過掌控社會各領域權力網絡及系統內部的相互庇護機制，即使低階克格勃軍官也能利用職權解決如子女入學、職務調動等私人事務。[69][需要非第一手來源]儘管人事任免權名義上歸屬黨組織，但實際形成了「無克格勃審查意見則不得任命任何重要崗位」的潛規則——所有候選人的政治可靠性均需經克格勃出具背調結論。[69]
在蘇聯外交中的影響
在1968年布拉格之春期間，安德羅波夫是蘇聯對捷克斯洛伐克採取武裝干預措施的主要支持者和推動者。根據克格勃叛逃特工瓦西里·米特羅欣公布的機密信息「克格勃大肆渲染捷克斯洛伐克可能淪為北約侵略受害者或遭遇政變陰謀的恐慌」。在布拉格事件結束之後，正常化時期安德羅波夫還下令對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者採取多項措施，統稱為「進步行動（operation PROGRESS）」[70]。
1979年3月，安德羅波夫與蘇共中央政治局最初反對對阿富汗實施軍事干預。他們擔心國際社會或將譴責蘇聯的「侵略行徑」，以及即將與美國總統吉米·卡特舉行的《第二階段限制戰略武器條約》（SALT II）談判可能因此受阻。這一立場在努爾·穆罕默德·塔拉基遇刺及哈菲佐拉·阿明奪權後發生轉變。安德羅波夫深信美國中央情報局已收買阿明，企圖構建一個親西方擴張主義的「新大奧斯曼帝國」，進而染指蘇聯中亞地區[71]。基於「決不能讓阿富汗脫離掌控」的底線考量，安德羅波夫最終推動政治局於1979年12月24日發動入侵。此次軍事行動不僅導致長達十年的蘇阿戰爭，還引發66個國家聯合抵制1980年莫斯科夏季奧運會，這一外交危機自1979年以來一直困擾着安德羅波夫。
1981年12月10日，波蘭團結工會運動時，安德羅波夫和時任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的米哈伊爾·蘇斯洛夫與波蘭統一工人黨第一書記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一同說服了勃列日涅夫不出兵干預波蘭，他們成功讓勃列日涅夫相信若效仿蘇聯在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鎮壓「布拉格之春」一樣出兵波蘭，將會產生適得其反的效果[72]。這實質上標誌着勃列日涅夫主義的終結[73]。最終波蘭問題交由波蘭人民共和國自己處理，沃伊切赫·雅魯澤爾斯基則通過開展波蘭戒嚴行動，波蘭局勢得以暫時穩定。
最高領導人（1982—1984年）
总结
视角
1982年5月，安德羅波夫因當選為蘇共中央書記處書記（接替逝世的蘇斯洛夫）而辭去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職務。[69][d]由於直接從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職位上升為總書記在政治上存在困難，專家們認為此次人事調整實際上是在為接班人問題作鋪墊，而這一切都不可能在沒有勃列日涅夫同意的情況下進行[69][74]。勃列日涅夫去世後，1982年11月12日的蘇共中央特別全會上，安德羅波夫當選為蘇共中央總書記。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在回憶錄中寫道：
如果從安德羅波夫的言論來看，他拯救社會主義的計劃大致如下：在全國自上而下實施鐵的紀律，協調一致地打擊異見，加強反腐鬥爭，對已固化的官僚體系進行整頓；在嚴格控制下進行適度的財富再分配，開展黨內清洗。所有不受國家安全委員會歡迎的官員將被排除出官僚體系……例如，他提出的『關於在戰爭時期對國家構成特別危險的人員』的方案令我震驚。安德羅波夫提前準備了逮捕和勞改營的名單。[75]
安德羅波夫為改善國家經濟狀況而開展的鬥爭，從一場大規模的加強勞動紀律運動開始。在蘇聯一些城市，執法機關採取了措施，其嚴厲程度在1980年代令民眾感到異常。例如，在列寧格勒及其他大城市，工作時間裡會在電影院、大型百貨商店及其他人群聚集場所開展警方突擊檢查，以查找曠工者並核查身份證件。[76]一些地方上級甚至嚴苛到對自己的下屬進行突擊檢查，針對那些「在工作時間逛商店」的員工。
與此同時，開始了一系列引人注目的反腐案件，全面打擊非勞動收入和投機行為。在貿易領域的反腐行動規模尤為龐大。莫斯科市執行委員會原貿易總局局長尼古拉·特列古博夫被送上法庭；隨後，莫斯科總貿局的25名負責人及主要大型食品商店的店長被拘留調查。烏茲別克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棉花黨」案也被立案調查；克拉斯諾達爾邊疆區黨委第一書記謝爾蓋·梅杜諾夫、內務部長尼古拉·曉洛科夫及其副手尤里·丘爾巴諾夫均被提出指控。[77]
在安德羅波夫執政期間，刑事定罪人數明顯增加。1982年，俄羅斯蘇維埃聯邦社會主義共和國（除軍事法庭外）的各級法院共判處747,865人；1983年增至809,147人；1984年則達到863,194人。[78]
安德羅波夫開始對黨政機關，包括國家安全機構，進行清洗。在他執政的十五個月內，蘇聯更換了18位部長，重新選舉了37位州黨委第一書記。安德羅波夫同時開始組建自己的核心團隊，將一些地區領導人提拔到最高層，包括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葉戈爾·利加喬夫、維塔利·沃羅特尼科夫、尼古拉·雷日科夫、維克托·切布里科夫、蓋達爾·阿利耶夫、格里戈里·羅曼諾夫等人。
1983年，在安德羅波夫的倡議下，達尼洛夫修道院歸還給俄羅斯正教會，政府對信教群眾和神職人員的態度，比勃列日涅夫時期更為尊重，也超過後來契爾年科時期的態度。[79]
據阿爾卡季·沃爾斯基稱，安德羅波夫曾籌劃一項蘇聯行政區劃改革方案，計劃將各民族加盟共和國改為按經濟區劃原則設立的「州」。[80]
1983年初，安德羅波夫指示戈爾巴喬夫和雷日科夫着手準備經濟改革。在蘇共中央成立了由雷日科夫領導的特別經濟部門。為制定黨和國家的經濟路線，邀請了多位知名學者和院士參與，包括阿貝爾·阿甘別吉揚、格奧爾基·阿爾巴托夫、塔季揚娜·扎斯拉夫斯卡婭 、奧列格·博戈莫洛夫，以及經濟學博士列昂尼德·阿巴爾金、尼古拉·彼特拉科夫等人。[81]
尼古拉·雷日科夫後來回憶說：「我認為，改革的起點可以追溯到1983年初，那時安德羅波夫委託我們——包括我和戈爾巴喬夫在內的一組蘇共中央負責人——準備關於經濟改革的原則性建議。」[82]
米哈伊爾·涅納舍夫指出：「我贊同尼·伊·雷日科夫及其他一些人的看法，即改革的主要原則性內容早在1983年和1984年就已由尤·弗·安德羅波夫發起並準備。」[83]
阿納托利·盧基揚諾夫回憶說：「早在那次廣為宣傳的1985年4月蘇共中央全會前兩年，尤·安德羅波夫就得出結論，認為有必要制定工業管理乃至整個國民經濟的改革方案。當時，我親眼看到，戈爾巴喬夫、雷日科夫、弗·多爾吉赫……以及一些知名的科學和生產界人士都參與了這項工作。」[84]
經濟學家塔季揚娜·科里亞吉娜，當時在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下屬的科學研究經濟院工作，她回憶道：「勃列日涅夫去世兩周後，經政治局決定成立了一個工作小組，目的是理論上制定經濟改革方案……我們在研究經互會成員國經驗的部際委員會下工作，而且所有工作都貼上了『機密』標籤。」[85]這次改革的核心任務是在經濟中建立私營部門。科里亞吉娜還指出：「當時已經確立了股份制和私有制方向，確定了價格放開和向混合型市場經濟過渡的路線。」[86]
尼古拉·雷日科夫回憶道：「正是在83年初，這些『離經叛道的想法』開始具象化，成為徹底重組國民經濟管理的長期規劃的基礎。安德羅波夫關心的問題包括企業的經濟核算與自主權、特許經營與合作社、合資企業與股份公司。」[87]
1983年5月，亞歷山大·雅科夫列夫出任世界經濟與國際關係研究所（ИМЭМО）所長後，該所向蘇共中央提交了一份備忘錄，主張在蘇聯建立有外國資本參與的企業；同時又向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遞交了一份備忘錄，指出經濟危機正在逼近，蘇聯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差距正在不斷加大。
經濟學家斯坦尼斯拉夫·緬什科夫回憶說，安德羅波夫上台後，「作出了為蘇共綱領準備新版本的決定」，而負責這一工作的籌備小組則由ИМЭМО所長雅科夫列夫領導。[88]
參與改革方案工作的人員非常多。塔爾圖大學教授M·L·布龍施泰因回憶說：「1983年底，我有機會親自結識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按照安德羅波夫的指示，他召集了一批市場派學者進行意見交流。」[89]尼古拉·雷日科夫也回憶稱，安德羅波夫在《共產黨人》雜誌（1983年第3期）上發表了綱領性文章《卡爾·馬克思的學說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問題》，在其中闡述了對蘇聯社會主義和社會公有製發展前景的看法。文章的基石是關於節約、合理利用物質、金融和勞動力資源的論斷。而且，正是在這篇文章中首次清晰地提出了加快「生產力進步」的思想。[90]
安德羅波夫在1983年6月15日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以重要講話明確了自己的改革路線。他指出，必須真正認識國家與社會，對蘇聯數十年來所經歷的複雜現象進行科學的診斷：「黨的在完善發達社會主義方面的戰略應當建立在堅實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基礎之上。而說實話，我們至今還沒有充分研究我們所生活和勞動的社會，沒有完全揭示其固有規律，尤其是經濟規律。因此有時不得不採取所謂經驗主義的方式，用非常不理性的試錯方法行事。」[91]在講話中，安德羅波夫特別提到要擴大社會主義民主與公開性。[92]在這次全會上，他還提出了最新科學技術革命的主要方向，強調其推進能夠帶來「許多生產領域的技術性飛躍」。值得注意的是，安德羅波夫在會上提出蘇聯經濟應當走向「集約型發展」，真正把「社會主義制度的優越性與科學技術革命的成果結合起來」。[93]
1983年6月16日，安德羅波夫當選為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年底，主席團通過了一系列旨在加強打擊反國家活動的決議。
安德羅波夫改革思路的方向，可以從當時隨後展開的主要社會經濟改革中看出來。[94]
1983年6月17日，《勞動集體法》獲通過。此後，勞動集體成員可以參與討論企業的計劃、集體合同，以及工資基金的支出原則。勞動集體的意見在大多數情況下被定性為諮詢性意見。立法者設想，在討論過程中，普通工人的積極性能夠發揮出來，提出建設性的想法。然而，法律並未具體規定如何激勵勞動集體，或如何落實哪怕是諮詢性的權利。[94]
1983年7月14日，政府通過了《關於在計劃和經營活動中進一步擴大工業生產聯合體（企業）權力並加強其對工作成果責任的補充措施》的決議，由此拉開了所謂「大規模經濟試驗」的序幕。[94]
1983年8月1日，蘇聯部長會議通過決議，成立了專門的委員會來領導這項經濟試驗。自1984年1月1日起，聯盟層面的重型和交通機械製造業部、電工行業部，以及加盟共和國層面的食品工業部（烏克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輕工業部（白俄羅斯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和地方工業部（立陶宛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開始轉入新的運行體制。[94]自1985年1月1日起，試驗條件又推廣到另外20個部，而到1986年1月1日，幾乎所有國民經濟部門都轉入了新的經營模式。
這項試驗的核心在於，真正並大幅度地擴大企業（聯合體）在計劃、勞動與工資，以及利用自有資金進行技術改造方面的權力。衡量最終成果的主要指標是產品的實現情況，同時要考慮合同義務的履行。[95]試驗中進行了「經濟核算」的嘗試——賦予企業、車間和生產小組以自主權，並允許他們支配自己的收入，以此增強對生產最終結果和超額完成計劃的積極性與責任感。與探索企業在自籌資金條件下運作可能性的實驗也具有重要意義。
這項試驗的成果原本計劃作為第十二個五年計劃（1986—1990年）期間全國各企業工作的基礎。安德羅波夫在1983年12月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上寫道：「我們十分重視在若干部委開展的經濟試驗，即擴大企業權力、加強其對工作成果的責任。在這一過程中，一些新的管理要素將接受檢驗。其結果將成為為整個國民經濟制定相應建議的基礎。其他行業也必須提前為此做好準備。」 1984—1986年的經濟試驗成果，後來成為1987年出台的經濟改革決議的基礎。[96]
1983年8月18日，蘇共中央和蘇聯部長會議通過了《關於加快國民經濟科學技術進步的措施》的決議。決議要求停產凡是未能通過最高或一級質量認證的產品，並由此確立了「加速戰略」（1985—1986）。[97]在1985—1986年，計劃對生產進行大規模的現代化改造。此外，還「認定有必要在1985—1987年，將農業、建築、交通、通信、地質和物資供應等領域的聯合體、企業和組織，轉入以經濟核算為基礎的體制，來組織新技術的研製、掌握與推廣工作」。[97]
1983年，蘇聯制定了《列寧格勒和列寧格勒州國民經濟發展區域—行業綜合規劃》，其核心是推進自動化並廣泛應用計算技術（即「強化-90」計劃）。該規劃的實際制定工作於1983年完成，1984年7月由蘇聯國家計劃委員會、國家科學技術委員會、蘇聯科學院主席團批准，並得到了蘇共中央的支持。1986年，計劃的擴展版本出台，並被要求向其他地區推廣其經驗。
安德羅波夫十分重視把蘇共二十六大及隨後幾次中央全會所制定的方針付諸實施，這些方針包括：全面推進生產的強化，加快科學技術進步，完善國民經濟管理，加強幹部的責任感、組織性和紀律性，並不斷提高人民物質和精神生活水平。
1983年秋，安德羅波夫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11月7日，在紀念十月革命周年的閱兵和遊行中，他沒有出現在陵墓觀禮台上。[98][99][100]經過一番準備工作後，安德羅波夫決定將經濟改革的議題提交到1983年12月召開的蘇共中央全會。
1983年11月28日，蘇聯國家經濟與數學研究所向安德羅波夫遞交了一份題為《關於制定國民經濟發展與管理體制完善綜合規劃》的備忘錄。這一構想也體現在安德羅波夫寫給全會代表的致辭中：「已經到了必須制定一項全面完善整個國民經濟管理機制的規劃的時候了。」 在遞交給蘇共中央全會代表的講話稿中，安德羅波夫提出了全面完善國民經濟管理機制規劃的主要方向。[101]全會提出要走上集約化發展的道路，並推進經濟的根本性改革。1983年12月的蘇共中央全會，根據安德羅波夫的提議，選舉沃羅特尼科夫和索洛緬采夫為政治局委員，任命切布里科夫為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候選人，任命葉戈爾·利加喬夫為中央書記。此後的1983年12月全會，安德羅波夫僅以書面形式「出席」，從那以後，他的工作活動急劇減少。
在對外政策方面，安德羅波夫力求與蘇聯的外交對手達成合理的妥協，但在蘇美互不信任公開化的背景下，這樣的妥協未能實現。此時，因蘇美雙方在歐洲部署中程導彈而爆發了危機，阿富汗戰爭仍在持續。1983年3月8日，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在講話中稱蘇聯為「邪惡帝國」，同年3月23日又宣布了「星球大戰計劃」理論。
緊張局勢的頂點是1983年9月1日發生的慘劇：一架大韓航空公司的波音747客機在進入蘇聯領空後，被蘇聯防空部隊的一架蘇-15戰鬥機擊落，機上246名乘客和23名機組人員全部遇難。美國總統羅納德·里根稱這一事件是「一起反人類的罪行，絕不能被遺忘」，「是野蠻和非人道殘酷的行徑」。[102]事件發生後，尚未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的韓國國內更是掀起了強烈的憤怒與抗議。在首爾，成千上萬的人舉行了反對蘇聯行動的集會和遊行，並焚燒蘇聯國旗。[103]
在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關係和發展中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觀點：
由於各國具體條件和起點不同，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和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而是「多樣的」；各國都有「自己獨特的創造」，不能「互相模仿」。「一體化的需求」同各國的利益之間「會產生矛盾」。認為過去把社會主義國家看成整齊劃一，處處一致是錯誤的。
這些觀點，與勃列日涅夫強調各國必須遵循「共同規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論相比，是個重大變化。
1983年，美國在西德、英國、丹麥、比利時和意大利部署了中程彈道導彈「潘興Ⅱ」，可在5—7分鐘內打到蘇聯歐洲地區的目標，並部署了各種基站型巡航導彈。作為回應，蘇聯於1983年11月退出了在日內瓦進行的歐洲導彈談判。安德羅波夫表示，蘇聯將採取一系列反制措施：在東德和捷克斯洛伐克部署戰術核導彈運載系統，並將蘇聯核潛艇推進到更靠近美國海岸的位置。
在中蘇關係方面，安德羅波夫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期間主張「改善蘇中關係」，「恢復蘇中兩國人民的友誼」，繼承了勃列日涅夫去世前提出的要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方針，但因安德羅波夫執政時間短暫，沒有實質性進展，沒有消除鄧小平所說的「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障礙」。安德羅波夫希望從長遠來看，將與東亞大國的聯盟作為對抗美國和北約的力量，但實際上，這一策略僅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蘇中貿易發展，並停止了宣傳戰，其餘方面未取得實質進展。
安德羅波夫曾作為隨員先後四次造訪中國：1959年作為赫魯曉夫的隨員訪華，1963年率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越南路過北京，1965年作為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隨員訪問越南路過北京，1963年7月和1964年11月參加中蘇兩黨會談。
死亡與葬禮
1983年7月和8月，安德羅波夫的健康狀況持續惡化，他大部分時間在郊外別墅工作，經常整天臥床不起。當西德總理赫爾穆特·科爾抵達莫斯科時，蘇共中央總書記前往克里姆林宮，但下車時只能在保鏢的協助下完成。醫生強烈建議他注意保養——哪怕是輕微感冒，也可能引發嚴重後果。
1983年9月1日，安德羅波夫主持了政治局會議後前往克里米亞休養。事實證明，這次會議成為他的最後一次工作：在克里米亞他感冒加重，最終臥病在床——患上了脂肪組織瀰漫性化膿性炎（蜂窩織炎）。手術雖然成功，但術後傷口遲遲不愈。身體非常虛弱，無法抵抗體內毒素的侵襲。[104]
在去世前一個月，尤里·安德羅波夫與羅納德·里根共同被《時代》雜誌評為1983年度「風雲人物」。
1984年2月9日16時50分，安德羅波夫病逝，終年69歲，官方說法稱，死亡原因是長期痛風導致的腎功能衰竭。
安德羅波夫的葬禮於1984年2月14日12時，在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舉行。[105]許多國家的國家元首和政府首腦出席了悼念儀式，包括英國首相瑪格麗特·撒切爾和美國副總統老布什。
1984年2月13日，在蘇共中央特別會議上，新任總書記康斯坦丁·契爾年科在講話中表示：
安德羅波夫同志在我們黨和國家領導崗位上工作的時間雖短，短得令人惋惜。我們每個人都將懷念他。他離開人世時，正值推動國民經濟快速發展、克服國家在70—80年代交替之際面臨的困難的關鍵時期。但我們都清楚，在這短短的時間裡，黨取得了多麼多的成就，有多少新的、富有成效的措施獲得了公民權利的認可並在實踐中得到落實。繼續推進安德羅波夫同志主持下開始的工作，並通過集體努力推動其發展，是對他最好的紀念，也是保證政治延續性的最佳方式。
榮譽
- 「社會主義勞動英雄」稱號（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1974年6月14日命令，「因對黨和國家作出重大貢獻，並慶祝誕辰六十周年」）。
- 四枚列寧勳章
- 1957年7月2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發，以表彰他在匈牙利事件期間模範履行公務的表現（未公開發表）；
- 1964年6月13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發，以表彰他對黨和國家的貢獻，並紀念其五十歲生日；
- 1971年12月2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發，以表彰他在確保完成1966—1970年國民經濟五年計劃任務方面的貢獻（未公開發表）；[106]
- 1974年6月14日，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頒發，以表彰他對黨和國家的卓越貢獻，並紀念其六十歲生日，同時授予列寧勳章及鐮刀與槌子獎章。
- 十月革命勳章（1979年6月14日）；
- 下級紅旗勳章（1944年7月14日）[e]；
- 三枚勞動紅旗勳章
-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1944年9月23日命令[f]；
-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1948年7月24日命令；
- 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1961年2月15日命令，因「完成蘇共中央的重要任務」而獲獎（未公開發表）。
- 紀念列寧誕辰一百周年獎章（1970年）；
- 一級衛國戰爭游擊隊員獎章（1943年6月10日）；
- 守衛蘇聯國界有功獎章；
- 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戰勝德國獎章；
- 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二十周年獎章；
- 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勝利三十周年獎章；
- 1941-1945年偉大衛國戰爭中忘我勞動獎章；
- 蘇聯武裝力量五十周年獎章；
- 蘇聯武裝力量六十周年獎章；
- 列寧格勒建城兩百五十周年獎章；
- 基輔建城一千五百周年獎章；
- 光榮的國家安全工作人員獎章（1973年）。[107]
- 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英雄（1983年）；
- 格奧爾基·季米特洛夫勳章（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
- 一級保加利亞人民共和國勳章；
- 蘇赫巴托爾勳章（蒙古人民共和國）；
- 紅旗勳章（蒙古人民共和國）；
- 自由太陽勳章（阿富汗民主共和國）；
- 星星勳章（阿富汗民主共和國）；
家庭狀況
安德羅波夫有過兩次婚姻。第一任妻子為妮娜·延加雷切娃（1914—1994），生有女兒葉夫根尼亞（1936—2018）[18][19]和兒子弗拉基米爾（1940—1975）。[108][109]長子弗拉基米爾·尤里耶維奇命運坎坷——因盜竊入獄兩次。出獄後，他去了蒂拉斯波爾，[110]不再觸犯法律，但開始酗酒，逐漸沉淪，也不工作。安德羅波夫一直隱瞞兒子曾坐牢的事實——在政治局成員中，沒有誰的直系親屬曾是服刑罪犯。[來源請求]按照規定，如果家庭成員中有被定罪者，克格勃幹部便無法錄用。弗拉基米爾·尤里耶維奇·安德羅波夫於1975年6月4日去世，年僅三十五歲。他曾希望能在臨終前見到父親。然而，安德羅波夫既沒有去醫院（儘管知道兒子病危），也沒有出席葬禮。[97]
第二任妻子為塔季揚娜·菲利波夫娜（婚前姓列別傑娃，1917—1991），生有兒子伊戈爾（1941—2006）[111]和女兒伊琳娜（1947—）。伊戈爾·尤里耶維奇·安德羅波夫的妻子是蘇聯人民藝術家柳德米拉·丘爾西娜。伊琳娜·尤里耶夫娜·安德羅波娃的丈夫是馬雅可夫斯基劇院的演員米哈伊爾·菲利波夫。
評價
安德羅波夫是蘇聯歷史上第一位在蘇聯情報領域的領導人升任蘇共和蘇聯最高領導人，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安德羅波夫被稱作「一個現代的有專業知識的、機智靈活的幹部」，在蘇共官員中是一個有教養的、具有學者風度的形象。在信任的圈子裡，他能夠允許自己發表相對自由的看法。與勃列日涅夫不同，他對奉承和奢華無動於衷，無法容忍貪污受賄和徇私舞弊。然而，在原則性問題上，安德羅波夫始終堅持嚴格的保守立場。[74]克格勃上將菲利普·博布科夫回憶道：
| “ | 他繼承了老一代革命家的最佳品質……是真正的新社會建設者……學識淵博，酷愛閱讀並密切關注文學，喜歡音樂，還曾寫過詩。[112] | ” |
安德羅波夫在與家人談話時常強調，他的一切成就都是靠自己爭取來的，沒有依靠任何人的提攜，不欠任何人情，從來不聽家人的勸告，也不會去聽。可實際上，正是因為女兒伊琳娜的關照，這位克格勃主席才把哲學家、文學理論家米哈伊爾·巴赫京接回莫斯科，還為他謀得了國家獎等等。或許，巴赫京提出的「狂歡化理論」——它既能解釋、又能聯繫起伊凡雷帝的「百丑大會」、彼得一世的宮廷狂歡，以及蘇維埃政權的各種狂歡式表演——正是克格勃主席所需要的；而在後來，他作為蘇斯洛夫的接班人、蘇共中央的首席意識形態家，也可能需要藉此來推動蘇聯意識形態與沙皇俄國的意識形態以及傳統價值觀的某種更深層次的融合。[113][與來源不符]
關於安德羅波夫試圖扭轉局面、謀劃更新國民經濟管理、推動民主發展、改革社會生活各個領域的意圖，安德羅波夫的助手阿爾卡季·沃爾斯基，以及曾擔任奧托·庫西寧和安德羅波夫顧問的費奧多爾·布爾拉茨基，在採訪和文章中都有不少論述。他們還透露，安德羅波夫希望自己的接班人是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布爾拉茨基聲稱，雖然安德羅波夫曾批評戈爾巴喬夫不懂得當代真實的國民經濟和社會實際，但安德羅波夫本人當年也曾受到同樣的批評——尼基塔·赫魯曉夫就曾把他列為潛在接班人之一，同時指出自己不可能在安德羅波夫還未從老一輩同志那裡積累足夠經驗和經濟知識前就卸下職務。[114]不過，布爾拉茨基和沃爾斯基在安德羅波夫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期間，並非他的核心親信，因此他們的推斷其實只是基於推理——主要是基於在契爾年科去世後，戈爾巴喬夫最終當選總書記這一事實。例如，沃爾斯基提到安德羅波夫曾委託戈爾巴喬夫代為主持政治局會議，但戈爾巴喬夫本人直到讀到沃爾斯基的採訪才聽說過這件事。1982—1984年擔任蘇共中央總書記助理、時任特命全權大使的維克托·沙拉波夫在回憶中也確認，安德羅波夫確實支持上述改革方針，但他同時記得安德羅波夫在政治局會議上乃至私下與他交談時，都嚴厲批評過戈爾巴喬夫作為農業書記的工作。他強調，與當年赫魯曉夫把安德羅波夫稱為自己的接班人不同，安德羅波夫本人，[115]完全不像沃爾斯基和布爾拉茨基所說的那樣，把戈爾巴喬夫設想為黨和國家的領導人，他從未委託戈爾巴喬夫主持政治局會議等事務。與此同時，一些專家，包括政治學家謝爾蓋·加夫羅夫，則認為安德羅波夫本有可能成為「俄羅斯的鄧小平」，推行必要的改革，從而避免蘇聯的解體。[116]
據A·加莫夫的說法，尤里·安德羅波夫的兒子伊戈爾也曾回憶說，在去世前的最後幾個月里，每當談到戈爾巴喬夫時，安德羅波夫都會「流露出對他作為蘇共中央書記主管農業工作的表現並不滿意」。「父親的想法是把一些年輕的州委書記調到中央來，從他們當中可以挑選出未來的領導人。」在伊戈爾·安德羅波夫未完成、未出版的回憶錄中寫道：「1983年，『市場』一詞在黨中央的走廊里還只是低聲耳語。但通向市場經濟的道路已經隱約可見。」又寫道：「……父親越清楚地認識到根本性改革和深刻變革的必要性，他行事就越謹慎，改革的藍圖在他眼中就越呈現為漸進而多層次的過程。」類似的觀點後來也由鄧小平的接班人江澤民表達過。他在採訪中說，中國真正符合當代路線的改革，並不是鄧小平一上台就立即啟動的，而是在受到安德羅波夫路線影響後才逐漸展開。江澤民強調，中國的經濟發展走的是「安德羅波夫式的道路」，正因如此才避免了像蘇聯那樣的崩潰與解體。實際上，安德羅波夫團隊推行的改革確實帶來了一定的經濟效果。官方數據顯示，1983年經濟增長率為4.2%（1982年為3.1%）；國民收入增長3.1%；工業生產增長4%；而在當時蘇聯領導層眼中最關鍵的指標——農業產量，則提高了6%。[117][118]
記者列昂尼德·姆列欽則持相反觀點，他並不認為安德羅波夫有什麼積極作用。在他看來，安德羅波夫留給人們的印象是：「高調罷免內務部長曉洛科夫（後來自殺）；對烏茲別克斯坦腐敗案的調查（『烏茲別克事件』最終不了了之）；在商店、澡堂和電影院進行突擊檢查，以抓出曠工和遊手好閒之人（後來成了笑話的素材）；還有一種新出的廉價伏特加，被叫做『安德羅波夫卡』；以及在一次中央全會發言中，由一名助手替他加上的一句話：『坦率地說，我們至今還沒有真正深入研究我們所生活和工作的這個社會……』。」[97]
近年來，人們可以明顯看到一些讓安德羅波夫關於俄羅斯經濟發展的觀點重新進入公共討論的嘗試。比如，2009年9月，在安德羅波夫誕辰95周年之際，俄羅斯自由經濟學會舉辦了一場圓桌會議，全國知名經濟學家們在會上廣泛討論了安德羅波夫的文章《卡爾·馬克思的學說和蘇聯社會主義建設的若干問題》。會議最後得出的結論是：有必要對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的思想遺產進行公正客觀的研究。[119]
正如當代研究安德羅波夫的學者所指出的那樣，如今人們對他的形象無疑表現出濃厚興趣。這不僅是因為，正如布爾拉茨基強調的那樣，弗拉基米爾·普京和安德羅波夫一樣，都是在擔任國家安全機構負責人之後才成為國家最高領導人；也不僅是因為在安德羅波夫的領導下，安全機構的工作人員（包括退休人員）首次開始注重、或者至少公開展示健康、運動的生活方式；還因為他在擔任總書記期間尤其強調反腐鬥爭。[46]人們指出，他的「政治遺產在後蘇聯俄羅斯顯得非常有現實意義」。[120]
著作
- 《蘇聯60年》1982年12月
- 《安德羅波夫言論選集》1942-1983，中文版1984年世界知識出版社
個人興趣
安德羅波夫興趣廣泛，從爵士樂到美國小說都有興趣。他英語流利，喜歡看原版英文小說，還擅長寫情詩。他記性驚人，過目不忘，能幾乎一字不漏地複述剛看完的百頁文字。[121]
參見
注釋
參考文獻
延伸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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