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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安德羅波夫
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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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俄語：Ю́рий Влади́мирович Андро́пов，羅馬化：Yury Vladimirovich Andropov，發音：[ˈjʉrʲɪj vlɐˈdʲimʲɪrəvʲɪtɕ ɐnˈdropəf]；1914年6月15日[a]—1984年2月9日），蘇聯政治家、曾任蘇聯最高領導人。1982至1984年間擔任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總書記、蘇聯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蘇聯國防會議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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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至1957年，安德羅波夫擔任蘇聯駐匈牙利大使，他參與了平定1956年匈牙利革命的活動。1967年5月10日，他被任命為克格勃主席。在他的監督下，大規模壓制異議的行動展開，主要是通過大規模逮捕以及大規模對「在社會上不受歡迎」的人實施非自願精神病治療來進行。勃列日涅夫在其領導的最後幾年健康狀況下降，安德羅波夫與外交部長安德烈·葛羅米柯和國防部長德米特里·烏斯季諾夫開始組成三駕馬車，最終主導了蘇聯政策。
勃列日涅夫於1982年11月10日逝世後，安德羅波夫接任蘇共中央總書記一職，成為蘇聯最高領導人。任職期間，他致力於消除國內的腐敗和低效，他將玩忽職守定為職場刑事犯罪，並對長期違反黨紀的官員展開調查。在安德羅波夫的領導下，冷戰愈演愈烈，他的政權也無法妥善處理蘇聯經濟日益嚴重的危機。他的長期影響是使新一代年輕的改革者脫穎而出，包括葉戈爾·利加喬夫，尼古拉·雷日科夫以及最重要的米哈伊爾·戈爾巴喬夫。
在1983年2月患上腎衰竭之後，安德羅波夫的健康開始迅速惡化。1984年2月9日，他在領導該國僅15個月後去世，由康斯坦丁·契爾年科接任總書記職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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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身
關於安德羅波夫的家庭背景目前還存在很多爭議[1]。根據官方傳記記載，他於1914年6月15日出生於納古茨卡亞鎮（位今俄羅斯斯塔夫羅波爾邊疆區）[2]。其父弗拉基米爾·康斯坦丁諾維奇·安德羅波夫是頓河哥薩克裔鐵路工人，1919年因感染斑疹傷寒去世；其母葉夫根尼婭·卡爾洛夫娜·弗萊肯施泰因（蘇聯官方資料均未提及她的姓名）是一名教師，1931年去世[3][4]。
其中一種說法是葉夫根尼婭出生於梁贊的一個市民家庭，被遺棄在莫斯科猶太鐘錶匠、芬蘭公民卡爾·弗蘭采維奇·弗萊肯施泰因的住所門前。卡爾與其妻葉夫多基婭·米哈伊洛夫娜·弗萊肯施泰因收養並撫養了她[5]。
檔案記載安德羅波夫原名為"格里戈里·弗拉基米羅維奇·安德羅波夫-費奧多羅夫"，數年後改名為尤里·安德羅波夫[6]。他的原始出生證明已遺失，但據考證顯示其實際出生地為莫斯科——其母在1913至1917年間曾在此任教於女子中學[5]。
安德羅波夫對母親去世時間有過多種說法：1927年、1929年、1930年及1931年。葉夫根尼婭的收養經歷也屬刻意編造。1937年入黨審查時發現，他聲稱"母系親祖母的姐妹"（即所稱的姨母）實為弗萊肯施泰因家族雇用的保姆，該保姆早在安德羅波夫出生前就已在其家族服務，共同編織了"梁贊農民出身"的虛構背景[4]。
另有資料顯示其母出身商人世家。卡爾·弗萊肯施泰因生前經營珠寶生意，1915年在莫斯科反德暴亂中被誤作德國人遭殺害後，遺孀繼承產業。安德羅波夫將此次暴亂描述為反猶事件。若非其母在1917年另一場暴亂後棄店逃亡，編造無產階級出身並遷居斯塔夫羅波爾省，整個家族恐被劃為"被剝奪權利者"而喪失公民權。
對於生父命運，安德羅波夫也多次改口：一說是父母早年離異，另稱生父因病早逝。檔案中的父親弗拉基米爾·安德羅波夫實為繼父，該鐵路工人1919年在納古茨卡亞鎮死於斑疹傷寒。姓氏"費奧多羅夫"源於第二位繼父維克多·費奧多羅夫——一位轉行為教師的機械師助理。生父身份至今成謎，據安德羅波夫1932年簡歷記載或於1916年去世。1937年審查報告顯示其生父曾在沙皇軍隊任軍官。屬於其檔案有諸多漏洞，但安德羅波夫還是於1939年正式加入蘇聯共產黨[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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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期經歷
父親去世後，尤里·安德羅波夫隨母親移居莫茲多克，並在此生活至1932年。1924年至1931年安德羅波夫在莫茲多克一所七年制的鐵路廠學校學習（現安德羅波夫第108中學），期間還曾在伏爾加河當過水手[7]，電報局當過工人，還在火車站鐵路工人俱樂部電影做過放映員學徒。1930年安德羅波夫加入蘇聯共青團，1932年安德羅波夫考入雷賓斯克水運技術學院[8]，並於1936年畢業。1935年他與同校電子技術系學生尼娜·伊萬諾夫娜·恩加雷切娃結婚（其父時任切列波韋茨國家銀行分行經理）。婚後尼娜供職於雅羅斯拉夫爾蘇聯內務部檔案館。兩人育有一子一女葉夫根尼婭與弗拉基米爾。
1936年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雷賓斯克水運技術學院共青團委員會專職書記，後任雷賓斯克造船廠共青團中央委員會組織委員。1936年因糖尿病並伴有視力問題被免除兵役登記[9]。1937年安德羅波夫調任雅羅斯拉夫爾州共青團委員會學生青年部部長，不久後當選雅羅斯拉夫爾州共青團委員會書記；因在1939年動員雅羅斯拉夫爾州7000名共青團員參與雷賓斯克水電站與烏格利奇水電站建設中的突出貢獻，安德羅波夫在1944年獲頒勞動紅旗勳章[10]。
二戰前後
1940年6月安德羅波夫派往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擔任共青團中央為會員第一書記；其妻子因拒絕遷往北方寒冷地區和兩名子女留在雅羅斯拉夫爾定居[11]；同年安德羅波夫在彼得羅扎沃茨克結識了塔季揚娜·菲利波芙娜·列別傑娃，兩人於1941年結婚。
蘇德戰爭爆發，安德羅波夫在繼續戰爭中被芬蘭軍隊占領地區領導青年開展地下游擊破環活動，期間因多次向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最高蘇維埃主席團主席奧托·庫西寧匯報工作而受到他的關注，奧托·庫西寧也因此成為安德羅波夫日後仕途重要支持者[12]。1943年安德羅波夫原計劃調往莫斯科擔任共青團中央青工部部長，但在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第一書記根納季·庫普里亞諾夫要求下，轉為留任當地參與游擊運動指揮工作；儘管未直接參與前線作戰，但安德羅波夫仍於1943年獲頒「衛國戰爭游擊隊員」獎章（Медаль «Партизану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3]。
1944年9月，在蘇芬雙方簽訂莫斯科停戰協定後，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彼得羅扎沃茨克市黨委第二書記。期間他負責戰後城市重建工作。1947年1月升任為卡累利阿-芬蘭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黨委第二書記後，他開始主持整個共和國的恢復工作。1949年在列寧格勒案件波及到卡累利阿地區時任共和國黨委第一書記的根納季·庫普里亞諾夫稱當時的安德羅波夫竟然不肯為受到審查的原游擊隊員和地下工作者做擔保，這些人員安德羅波夫曾親自參與選拔、培訓和派遣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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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1年6月21日，在奧托·庫西寧支持下，安德羅波夫被調入蘇共中央機關工作。作為中央委員會檢察院，他負責監督波羅的海各蘇維埃共和國黨組織的運作。此外，他參與了處理參加朝鮮戰爭的蘇聯軍事人員的相關委員會工作，還曾到訪過中國東北的瀋陽市。
1953年3月24日，尤里·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蘇聯共產黨中央委員會工會和共青團工作負責人，但在該職位僅擔任了一個半月余。
1953年5月15日，他調任至蘇聯外交部。自1953年7月1日起，擔任蘇聯外交部第四歐洲司司長（主管波蘭、捷克斯洛伐克、羅馬尼亞事務）並在安德烈·米哈伊洛維奇·亞歷山德羅夫（Андрей Александров-Агентов）的指導下，在蘇聯外交部斯堪的納維亞司接受業務培訓。
匈牙利革命
1953年10月，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蘇聯駐匈牙利人民共和國大使館參贊。1954年7月6日至1957年2月21日期間擔任蘇聯駐匈牙利特命全權大使。曾任職於蘇聯駐匈使館的一位工作人員回憶："他的博學令對話者驚嘆，能輕鬆展開哲學討論，展現出對歷史文學的深厚造詣。每次會談都充滿真知灼見，從不流於形式主義"。
1956年匈牙利事件對安德羅波夫產生深遠影響，從根本上改變了他的政治觀念。據其自述，當年秋季最恐怖的日子始於蘇聯駐軍應匈牙利政府請求撤出布達佩斯後——全城被起義者控制，革命者甚至將匈牙利共產黨幹部和國安人員吊死在蘇聯大使館門前的樹上示眾。面對危機，安德羅波夫請求緊急飛抵的米高揚（蘇共中央主席團委員）和克格勃主席謝羅夫優先撤離外交人員家屬，但遭上級拒絕。安德羅波夫後來透露，這次事件導致其妻遭遇嚴重精神創傷且終生未愈，兒子也從此染上酗酒惡習[14]。
1956年10月下旬，安德羅波夫的外交車輛在布達佩斯郊區遭遇伏擊。大使本人在武官和司機的掩護下逃生，三人徒步兩小時穿越夜色中的巷戰區才返回使館[15]。同年11月，其辦公室遭狙擊手襲擊——藏身對面屋頂的槍手兩次開槍未中，兩發子彈均在距目標五厘米處落空[15]。
這段經歷讓安德羅波夫深刻認識到"看似堅不可摧的政權可能瞬間崩塌"。在鎮壓匈牙利事件中，安德羅波夫扮演關鍵角色：他通過與納吉·伊姆雷的談判，假意支持民主改革，同時暗中在烏日哥羅德組建了效忠莫斯科的卡達爾·亞諾什政府；設計誘捕布達佩斯警察局長科帕奇·山多爾等起義領袖。為誘使藏匿於南斯拉夫使館的納吉·伊姆雷現身，安德羅波夫親口承諾保證其安全離境，但最終背棄了諾言。
1957年初，憑藉在匈牙利危機中的突出表現，安德羅波夫獲得擢升，執掌蘇共中央新設立的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關係部，這標誌着其政治生涯進入快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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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共中央的鬥爭
1957年4月6日至1967年6月22日，尤里·安德羅波夫在蘇共中央書記奧托·庫西寧的支持下，擔任蘇共中央社會主義國家共產黨及工人黨聯絡部部長。任職期間，他頻繁出訪國外，尤其投入大量精力處理與中國相關的事務。1961年在蘇共二十二大上，他當選為中央委員會委員。1962年11月23日至1967年6月21日，他出任蘇共中央書記。
赫魯曉夫被政變下台後，安德羅波夫成為勃列日涅夫制定對西方政策的核心人物。他與顧問團隊共同設計了以緩和關係為導向的對西方針，勃列日涅夫自1969年起推行的政策實質上是安德羅波夫構想的延續與實踐。
該政策遭到時任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亞歷山大·謝列平的強烈反對。據蘇共中央國際部顧問格奧爾基·阿爾巴托夫回憶，1965年主席團部分成員曾激烈批評安德羅波夫提交的政策方案，指責其缺乏「階級立場」，批判方案制定者「對帝國主義過度妥協」，並批評他們缺乏加強與「天然盟友」「階級兄弟」中華人民共和國關係的舉措。
1967年，安德羅波夫聯合勃列日涅夫通過黨內博弈成功壓制了謝列平的政治勢力。這場鬥爭不僅鞏固了勃列日涅夫在領導層的地位，也為安德羅波夫此後主導蘇聯外交政策奠定了基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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執掌克格勃
1967年5月18日，安德羅波夫被任命為蘇聯國家安全委員會主席，1967年6月21日，當選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候選委員。1973年4月27日，安德羅波夫成為蘇共中央政治局委員這一任命通常被視為克格勃權力的強化，但對勃列日涅夫而言，其首要意義在於為自身外交路線提供保障——安德羅波夫始終是該戰略的核心推動者[16]。
1973年初，基於對匈牙利經濟管理模式的深入研究，安德羅波夫倡議在蘇聯境內推行經濟改革試點。時任格魯吉亞共產黨中央第一書記的愛德華·謝瓦爾德納澤（Эдуард Шеварднадзе）遂在格魯吉亞蘇維埃社會主義共和國的阿巴沙地區啟動實驗：大幅提高集體農莊成員的物資獎勵標準，使其與勞動成果直接掛鉤。試點範圍控制嚴格以避免「動搖社會主義基礎」的指控，最終成效顯著並持續至1985年。該實驗由古拉姆·姆格拉澤（Гурам Мгеладзе）直接領導實施。
安德羅波夫執掌克格勃期間，蘇聯國家安全機構全面加強了對國家和社會各領域的監控。重點任務包括鎮壓持不同政見運動及民族主義勢力。當局通過審判人權活動家、系統性壓制異見（如精神病院強制治療等法外手段）進行控制。安德羅波夫曾明確指示「不回應任何關於釋放政治犯的請願」，例如拒絕對奧地利總理布魯諾·克賴斯基（Bruno Kreisky）要求釋放尤里·奧爾洛夫（Юрий Орлов）的呼籲作出答覆。1973年7月29日，克格勃開始大規模驅逐異見人士。1974年，作家亞歷山大·索爾仁尼琴（А. И. Солженицын）被驅逐並剝奪蘇聯國籍；1980年，核物理學家安德烈·薩哈羅夫（А. Д. Сахаров）遭流放至高爾基市，全程受克格勃監視[17]。
在安德羅波夫執掌克格勃期間，各地普遍設立克格勃地區部門，配備專門編制人員，實現對境內幾乎所有企事業單位的全方位"監管"；較之內務部人員與現役軍人，克格勃官員享有更優厚薪資與特權待遇，如住房分配、商品供應等；安德羅波夫雖明令嚴懲下屬的直接腐敗和受賄行為，但通過掌控社會各領域權力網絡及系統內部的相互庇護機制，即使低階克格勃軍官也能利用職權解決如子女入學、職務調動等私人事務。儘管人事任免權名義上歸屬黨組織，但實際形成了"無克格勃審查意見則不得任命任何重要崗位"的潛規則——所有候選人的政治可靠性均需經克格勃出具背調結論[18]。
執政時期
在國內問題上，安德羅波夫主張重回集體領導，強調「加強社會主義法制」和「有條不紊的國家機器」，要將蘇聯建成「有高度組織性的社會」，對損害國家安全利益的事情「採取不妥協的態度」，並發起了反對貪污腐化和低效率的運動，打擊貪污受賄（處理了17名高級官員和31名第一書記），並整頓社會秩序。 經濟方面進行體制改革試驗，下放給工廠管理人員更多權力，放鬆中央經濟機構的管制，努力提高質量、提高效率。 對外政策方面繼續執行勃列日涅夫的基本政策，但更謹慎克制，不主動挑起對外事端，並且決定重新看待阿富汗戰爭。但此時蘇聯與美國的關係仍然惡化，尤其是1983年蘇聯擊落韓國飛機等事件的影響，美國認定蘇聯為「邪惡帝國」。
在對其他社會主義國家的國際關係和發展中國家向社會主義過渡問題上提出了新的觀點：
由於各國具體條件和起點不同，各國建設社會主義的道路和方式不可能「千篇一律」，而是「多樣的」；各國都有「自己獨特的創造」，不能「互相模仿」。「一體化的需求」同各國的利益之間「會產生矛盾」。認為過去把社會主義國家看成整齊劃一，處處一致是錯誤的。
這些觀點，與勃列日涅夫強調各國必須遵循「共同規律」和其他社會主義國家主權有限論相比，是個重大變化。
在其執政時期中，蘇中關係也開始破冰，由原來的對抗轉為緩和。（詳見「中蘇關係」段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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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年與逝世
1983年2月，安德羅波夫確診患有腎衰竭，開始需要進行定期洗腎，同年8月，他在莫斯科西部的中央臨床醫院留醫，1984年1月下旬，安德羅波夫的健康狀況急劇惡化，由於血液的毒性不斷增加，使他的意識不足及不能工作，同年2月9日下午，安德羅波夫病逝，終年69歲，死後的驗屍報告顯示，他患有間質性腎炎、腎硬化、高血壓、糖尿病以及慢性腎功能不全，國葬於1984年2月14日舉行，埋葬於克里姆林宮紅場墓園。
在中蘇關係方面，安德羅波夫任蘇共中央總書記期間主張「改善蘇中關係」，「恢復蘇中兩國人民的友誼」，繼承了勃列日涅夫去世前提出的要實現兩國關係正常化的方針，但因安德羅波夫執政時間短暫，沒有實質性進展，沒有消除鄧小平所說的「中蘇關係正常化的障礙」。安德羅波夫曾作為隨員先後四次造訪中國：1959年作為赫魯曉夫的隨員訪華，1963年率蘇聯最高蘇維埃代表團訪問越南路過北京，1965年作為部長會議主席柯西金的隨員訪問越南路過北京，1963年7月和1964年11月參加中蘇兩黨會談。
評價
安德羅波夫是蘇聯歷史上第一位在蘇聯情報領域的領導人升任蘇共和蘇聯最高領導人，在勃列日涅夫時代安德羅波夫被稱作「一個現代的有專業知識的、機智靈活的幹部」，在蘇共官員中是一個有教養的、具有學者風度的形象。他在任克格勃主席十五年中，強化了克格勃組織，建立了一個較穩固的權力基礎。他傾向於反對個人崇拜，儘量避開禮儀性活動。
安德羅波夫任蘇共中央總書記短暫的一年零三個月期間，進行了大膽的改革嘗試，大幅度地調整人事、肅貪反腐（其剷除的官員數量甚至超過戈爾巴喬夫時期），推動了國民經濟的發展和民眾福利，有效地整頓了勞動紀律，進行了完善經濟體制的試驗，獲得了群眾的支持。他的改革思路被認為跟中國鄧小平的相當類似。隨着他的去世，到1985年他信任的新人戈爾巴喬夫上台，但卻沒有改善蘇聯計劃經濟體制的弊病，反而由於政治改革導致了蘇聯解體等一系列事件，蘇聯再也不是超級大國，俄羅斯也沒有恢復往日的大國地位。
有俄國歷史學家認為，安德羅波夫在匈牙利事件後擁有了匈牙利「情結」，堅決反對任何形式的群體性事件，堅持體制內的改革，因此鎮壓了匈牙利事件和布拉格之春，甚至不惜讓克格勃故意營造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反共」的立場。
著作
- 《蘇聯60年》1982年12月
- 《安德羅波夫言論選集》1942-1983，中文版1984年世界知識出版社
個人興趣
安德羅波夫興趣廣泛，從爵士樂到美國小說都有興趣。他英語流利，喜歡看原版英文小說，還擅長寫情詩。他記性驚人，過目不忘，能幾乎一字不漏地複述剛看完的百頁文字。[19]
家庭狀況
安德羅波夫有過兩次婚姻。第一任妻子為妮娜·延加雷切娃，生有女兒熱涅奇卡（葉夫根尼婭的愛稱）和兒子沃洛佳（弗拉基米爾的愛稱）。第二任妻子為塔季揚娜·菲利波夫娜，生有兒子伊戈爾和女兒伊琳娜。[20]
榮譽
安德羅波夫多次受到蘇共和蘇聯的嘉獎：
注釋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參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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