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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 (1959年)
1959年到8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擴大會議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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廬山會議，是指1959年7月2日到8月1日中國共產黨中央政治局在江西廬山召開的擴大會議，以及緊接著於8月2日到16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1]。擴大會議前期，7月2日-15日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1]。7月14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元帥彭德懷針對當時「大躍進」運動中客觀存在的問題，給中國共產黨中央委員會主席毛澤東寫了一封信，陳述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引發毛澤東的不滿，擴大會議後期遂展開對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鬥爭[1][2][3][4]。隨後於8月2日-16日召開的中共八屆八中全會，通過了《中國共產黨八屆八中全會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和八屆八中全會公報[1]，「反右傾運動」隨即展開，加劇了全國範圍的經濟困難和大饑荒[3][4][5][6][7]。
關於與「廬山會議 (1959年)」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請見「中共九屆二中全會」。Remove ads
會議經過
據官方史料記載，廬山會議前期的議題是總結經驗，糾正錯誤，着重討論中共中央主席毛澤東提出的19個問題，包括形勢、任務、體制、宣傳、綜合平衡、群眾路線、協作區關係、公共食堂、農村初級市場、以生產小隊為核算單位等問題[1]。在本次會議上，毛澤東動員全黨儘快完成「大躍進」生產任務[8]。毛澤東於6月29日前往廬山途中和7月2日講話認為總的形勢是成績偉大，問題不少，前途光明[8]；他要求與會者在充分肯定成績的前提下，總結經驗教訓，統一全黨認識[9]:109。毛澤東指出大躍進的主要教訓之一，就是沒有搞綜合平衡，過去安排國民經濟的次序是重、輕、農，沒有執行《論十大關係》確定的序列[1]。應當反過來，以農、輕、重的次序安排國民經濟計劃，重工業要為輕工業和農業服務[1]。當時的記錄員李銳認為，廬山會議一開始確有點像「神仙會」的味道，「白天開會遊山，晚上散步跳舞」[10]。
7月10日下午，毛澤東講話，談了形勢、團結等問題。強調總路線是正確的，從全局來看，成績與缺點錯誤還是九個指頭與一個指頭的關係，批駁了得不償失的說法[11]:541-542。7月14日，會議印發了《廬山會議諸問題的議定記錄》（草稿），「三面紅旗」政策再次受到肯定，同時指出了「大躍進」中政策的一些偏差[11]:5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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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時任國務院副總理、國防部長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被稱為「萬言書」，信中首先肯定了1958年「大躍進」的方針是正確的，但接著彭德懷指出了「大躍進」的問題：「浮誇風氣較普遍地滋長起來」、「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2]。信中提到：「現時我們在建設工作中所面臨的突出矛盾，是由於比例失調而引起各方面的緊張。就其性質看，這種情況的發展已影響到工農之間，城市各階層之間和農民各階層之間的關係，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糾正這些『左』的現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傾保守思想還要困難些，這是我們黨的歷史經驗所證明了的。」[2][13]:98-101 彭德懷還在信中說：「1958年的基本建設，現在看來有些項目是過急過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資金，推遲了一部分必成項目，這是一個缺點」、「1959年就不僅沒有把步伐放慢一點，加以適當控制，而且繼續大躍進，這就使不平衡現象沒有得到及時調整，增加了新的暫時困難」[2]；最後他指出：「我覺得，系統地總結一下我們去年下半年以來工作中的成績和教訓，進一步教育全黨同志，甚有益處。其目的是要達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個人責任。反之，是不利於團結，不利於事業的。」[2][14]:363-366 彭德懷的批評意見與一年前蘇共中央第一書記赫魯曉夫的意見十分相近，而當時中蘇關係已經出現分歧[15]。
7月16日，毛澤東以「彭德懷同志的意見書」為標題，印發給與會全體成員，要求「評論這封信的性質」，本人未對這封信做任何評論。會議便轉入對這封信的討論[16][11]:544。同日，毛澤東又調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中國人民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上山參加會議。
7月17日下午5點到夜裡10點，毛澤東找周小舟、周惠、胡喬木、田家英、李銳談話，說：「關於總路線，真有70%擁護就不得了。真正骨幹有30%也不得了，大部分人是隨大流的。昨天晚上，我在組長會上談了，現在的情況，實質是反冒進，我是反冒進的頭子。」「1300萬噸鋼來之不易，就是完不成，也不要如喪考妣。只要真正鼓足了幹勁，成績講夠很重要。」他又從彭德懷的信講到了1937年8月的洛川會議，說華北軍分會不同意中央的游擊戰方針[17]。
7月19日，時任解放軍總參謀長黃克誠在小組會上發言說，工作中的缺點除了議定記錄上講到的之外，還有對農業生產成績估計過高、經濟各部門比例失調和1959年計劃指標過大等，並談到了可能造成的後果。黃克誠還說，對人民公社，搞與不搞都可以，長遠上有利，短時期內不搞更主動些。他還指出，現在一些地方作風上的突出問題，是只講成績不講缺點；有缺點不可怕，可怕的是有缺點不講。[16][18] 同一天，中共湖南省委第一書記、中央候補委員周小舟發言支持彭德懷，稱彭德懷的信總的精神是好的，個別詞句可以斟酌。他認為，這次會議應該在肯定成績後着重總結經驗，把缺點講透很有必要，只有如此，才能正確總結經驗教訓。他說，基層幹部的強迫命令、浮誇作風，與上層計劃偏高偏大有很大關係[16][14]:369。他認為，總的成績是偉大的，但從具體來說，得多於失、得失相等、失多於得都有，要分別講[16][11]:545。
7月20日凌晨，中共中央辦公廳主任楊尚昆向毛澤東匯報各組討論的情況時，毛澤東講了四點意見：「一、欠債是要還的，不能出了錯誤，一推了之。去年犯了錯誤，每個人都有責任，首先是我。二、缺點還沒有完全改正，現在腰杆子還不硬，這是事實。不要迴避這些事情，要實事求是。三、有些氣就是要泄，浮誇風、瞎指揮、貪多貪大這些氣就是要泄。四、準備和那些『左派』，就是那些不願意承認錯誤，也不願意聽別人講他錯誤的人談一談，讓他們多聽取各方面的意見。」[16][19]
7月21日下午，時任外交部副部長張聞天作了三個小時發言，用了更精確的理論術語，支持彭德懷。他的講話涉及13個問題：「大躍進」的成績、缺點、缺點的後果、對缺點的估計、產生缺點的原因、主觀主義和片面性、政治和經濟、三種所有制的關係、民主和集中、缺點講透很必要、光明前途問題、關於彭德懷的意見書、成績和缺點的關係。他不光指出「大躍進」的種種缺點，還從哲學高度指出缺點錯誤的產生主要在於「對於主觀和客觀、精神和物質關係的了解有片面性」，批評一段時間來在政治和經濟關係「指導思想上的錯誤和含混不清」，揭示「對生產關係理論認識的偏頗」的危害，並從「黨內民主作風」問題方面來探討「產生缺點的原因」。張聞天強調應多從思想觀點、方法、作風上探討產生缺點錯誤的原因，反對不講條件、不合乎實際的「主觀主義、片面性」，「一定要按經濟規律辦事，不能光憑主觀願望，光憑政治上的要求」，在黨內民主作風上，「要造成一種生龍活虎、心情舒暢的局面，才會有戰鬥力」，為此領導上要「造成一種風氣、環境，使得下面敢於提意見」。在張聞天的發言中，有人表示不同意他的觀點，但他仍然堅持講出自己的意見。[16][20]:413-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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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於1958年高指標政策造成的後果，1959年廬山會議的與會者在認識上出現了分歧，柯慶施等強調「大躍進」的成績是主要的，雖然承認出現了一些問題，但並不嚴重，並認為通過第一次鄭州會議以來的工作，問題已經解決。應當鼓足幹勁，繼續躍進。但黨內中下層幹部也多有懷疑和埋怨，認為大煉鋼鐵得不償失，人民公社搞砸了，黨外民主人士多有非議，也被蘇聯「老大哥」認為是錯誤的。而在毛澤東看來，這些以及彭的信在挑戰「三面紅旗」，動搖全黨、全國繼續躍進的信心。7月22日，柯慶施等人向毛澤東提出「頂住這股風，不然隊伍就散了」，認為彭德懷的信是對着總路線和毛澤東的[9]:111。於是，毛藉此信，發動了一場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以再次激起人們的「革命幹勁」，實現工農業的生產大躍進，從而扳回1958年的敗局[21]。
7月23日，毛澤東在廬山會議上講話，會議主題從糾「左」轉到反右[13]:103-108。毛澤東在全體會上發表長篇講話，說：現在黨內外夾攻我們，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反黨綱領，稱他們「碰了一些釘子，頭破血流，憂心如焚，站不住腳，動搖了，站到中間去了。究竟中間偏左偏右，還要分析。重複了一九五六年下半年、一九五七年上半年犯錯誤的同志的道路。他們不是右派，可是自己把自己拋到右派邊緣去了，距右派還有三十公里，因為右派很歡迎這種論調。」毛澤東還提出了解放軍跟誰走的問題：「解放軍不跟我走，我就組織紅軍去，另外組織解放軍。我看解放軍會跟我走。」從此，廬山會議由反左轉為反右，開始對彭德懷等人進行批判。[22]:1950-1956 當天夜裡，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聚在一起發牢騷，他們懷疑毛澤東的這篇講話是否經過常委討論，按照講話精神發展下去，很像斯大林晚年，只有個人獨斷專行，沒有真正的集體領導，這樣終將導致黨的分裂。還說，毛澤東不應在一線指揮經濟建設，應該退到第二線，等等[23]。此前，張聞天於7月12日同住在旁邊的彭德懷說「毛澤東同志很英明，整人也很厲害，同斯大林晚年一樣」，這成為了彭、張談話一個重要把柄。胡喬木說，毛主席有點像斯大林晚年這個話，用意顯然是專門說斯大林錯誤方面，這是嚴重的原則問題，這是對毛主席和黨中央很大的侮辱和惡毒的污衊；胡喬木引述恩格斯《論權威》中的相關文字，說明黨需要領導者個人的威信，是黨和人民寶貴財富，必須保衛，決不能破壞[24]。
7月26日，會議傳達毛澤東的指示：事是人做的，對事也要對人。要劃清界線，問題要講清楚，不能含糊。同一天，會議又印發了毛澤東對李雲仲來信[25]的一個很長的批語：「現在黨內黨外出現了一種新的事物，就是右傾情緒、右傾思想、右傾活動已經增長，大有猖狂進攻之勢。」「反右必出『左』，反『左』必出右，這是必然性。時然而言，現在是講這一點的時候了。」[22]:1957-1958 在這之後，對彭德懷等人的批判明顯升級，批判內容由會議發言轉到包括清算「歷史舊賬」在內的全面揭發與批判。許多人在發言中指責彭德懷等人要在廬山掀起一場鬥爭，反對「總路線」。彭德懷等人在高壓之下不得不在小組會議上檢討[11]:548-549。
7月31日、8月1日開兩次政治局常委會，林彪說彭德懷是「野心家，陰謀家，偽君子」[13]:114。會議對彭德懷進行批判。會議認定彭德懷的信是「右傾機會主義」綱領，宣稱彭黃張周四人結成反黨集團，進行有組織有目的的活動。毛澤東說彭德懷歷史上與他「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從哲學問題上稱彭德懷是資產階級世界觀，方法論是經驗主義的[14]:380-381；林彪指責彭德懷「只有毛主席能當大英雄，別人誰也不要想當英雄，你我離得遠得很，不要打這個主意」。兩次常委會後，毛澤東把列席的黃克誠、周小舟、周惠、李銳留下來，又談了一陣。說讓他們列席會議，是為了受教育，不要再受彭德懷和那封信的影響。毛澤東對爭取周小舟看得更重一些[26]。毛澤東說，彭德懷他們是要瓦解黨，是有計劃、有組織、有準備，從右面向正確路線進攻；又說：彭德懷出身勞動人民，感情站在革命方面，對群眾有感情；問題是經驗主義[13]: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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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日至16日，中共八屆八中全會在廬山召開。毛澤東在全會開始時的講話中說明這次全會的兩個議題：改指標問題和路線問題。「我們反了九個月『左』傾了，現在基本上不是這一方面的問題了，現在廬山會議不是反『左』的問題了，而是反右的問題了。因為右傾機會主義在向着黨，向着黨的領導機關猖狂進攻。」[22]:1965 會前，毛澤東給張聞天寫了一封信，寫得很挖苦，首次提出了「軍事俱樂部」[20]:422。
8月4日晚，根據毛澤東的意見，由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兼國家主席劉少奇主持，中央政治局常委向沒有參加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的中央委員和中央候補委員介紹了前一階段開會的情況。林彪第一個發言，指責彭德懷想當大英雄，因此就要反對毛澤東，這是事情的規律，從長遠說他是黨內的一個隱患。其他常委有的也在發言中提到彭德懷有篡黨思想。此後，小組會和大會進一步揭發批判彭德懷等人，清算他們的歷史，宣稱他們是混入黨內的投機分子，指控他們「裡通外國」，組織「軍事俱樂部」，「要分裂黨」「逼毛主席下台」[14]:384[11]:549。
8月11日，八中全會召開全體會議。毛澤東再次講話，從哲學的角度，對彭德懷等人做分析。毛澤東認為，這些人是經驗主義的世界觀、人生觀同方法論，這個問題，幾十年都沒有解決，自己也不願意解決。這些人「是以資產階級民主主義者的資格參加共產黨的」、「犯錯誤的同志，或者是主要的領袖，比如彭德懷同志，他這三十幾年，資產階級立場沒有變動過。」[22]:1967
8月13日至15日，連續召開全體會議，由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作檢討。與會者對他們的問題進行揭發批判，批判更加升級，主要集中在揭發批判所謂「軍事俱樂部」成員之間的聯繫，以及追查說毛澤東有些像「斯大林晚年」的問題[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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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會通過會議公報和《為保衛黨的總路線、反對右傾機會主義而鬥爭》、《關於開展增產節約運動的決議》、《關於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反黨集團的錯誤的決議》、《關於撤銷黃克誠同志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最後彭德懷與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等人被打成「彭黃張周反黨集團」；決定把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分別調離國防、外交、省委第一書記等工作崗位，分別保留中央委員會委員、中央政治局委員、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以觀後效」[14]:388。8月16日，毛澤東在八屆八中全會閉幕會上講話：「人總是要有一條出路，不要逼得人家沒有出路。希望同志們回去傳達的時候，無論是中央各部門的同志，還是地方的同志，都注意這一點，不要抹殺他們的好處的一面。」[13]:125-127 撤銷黃克誠中央書記處書記的決定，直到1962年才予以公布，而彭德懷反黨集團的決議則遲至1967年才公布。
關於「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決議中寫道：「右傾機會主義已經成為當前黨內的主要危險。團結全黨和全國人民，保衛總路線，擊退右傾機會主義的進攻，已經成為黨的當前的主要戰鬥任務。」[29] 毛澤東總結說：「廬山出現的這一場鬥爭，是一場階級鬥爭，是過去十年社會主義革命過程中資產階級與無產階級兩大對抗階級的生死鬥爭的繼續。在中國，在我黨，這一類鬥爭，看來還得斗下去，至少還要斗二十年，可能要斗半個世紀，總之要到階級完全滅亡，鬥爭才會止息。」[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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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續影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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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9年8月18日至9月12日，以批判彭德懷、黃克誠為內容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在北京舉行[31]，其中9月5日，高級將領萬毅、洪學智、鄧華、鍾偉亦遭到降職查辦、被稱為小「彭黃張周」[32][33][34]。該會議認定彭德懷、黃克誠是「高崗集團」的重要成員，他們這次在廬山會議上就是要篡黨篡軍，會議還追逼彭德懷交代所謂反黨「軍事俱樂部」的組織、綱領、名單和所謂「裡通外國」的問題，並通過了《中共中央軍事委員會擴大會議決議》，要求全軍「徹底肅清彭黃在軍隊中所散布的毒素和惡劣影響」[31]。9月17日，時任中國國家主席劉少奇發布主席令，免去彭德懷的國防部部長和黃克誠的解放軍總參謀長職務，任命林彪兼任國防部部長，羅瑞卿為總參謀長[27]。9月26日，中央軍委被改組，毛澤東繼續擔任軍委主席，林彪、賀龍、聶榮臻為新設立的軍委副主席，羅瑞卿為軍委秘書長[11]:551-552[32]。與此同時，8月下旬，全國外事會議召開，展開了對張聞天的批判，並攻擊了其所謂「裡通外國」等問題[35]。9月12日，時任外交部長陳毅在外事會議上的會議總結髮言中說，外交政策上存在兩條路線的鬥爭，一條是以毛主席為首的黨中央的正確路線和做法，另一條是以張聞天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的外交政策路線和做法[36]。
1959年夏的廬山會議原本是為了「糾左」（糾正左傾錯誤），結後卻在全國引發了大規模的「反右傾運動」，超300萬名中共黨員遭到整肅批判[5][37]。「反右傾運動」持續約半年，運動影響波及到廣大農村、工廠甚至高等院校，繼而加劇了全國範圍的經濟困難和大饑荒[5][6][7][37]。至1962年「七千人大會」前後，大部分在反右傾運動中遭到整肅的人士獲得到平反，但毛澤東設下底線：「誰都能平反，唯獨彭德懷不能平反。」[38][39][40] 1962年6月16日，彭德懷給毛澤東和中共中央寫了封約八萬字的信要求平反，即「八萬言書」，申述自己遭受錯誤批判的冤屈[39][41][42][43]；同年8月22日，彭德懷再次上書懇請中央審查，以確定自己錯誤的性質[39][41][42]。但是，這兩封信後被當作彭德懷搞翻案的證據，使其受到更嚴重的批判[41][42][43]。當年7月，毛澤東在北戴河中央工作會議上，指責彭德懷翻案，提出要批判「翻案風、黑暗風、單幹風」，並在9月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一說於8月5日在武漢的談話中[39]）明確表示：「我對彭德懷這個人比較清楚，不能給以平反。」[38][41][44][45] 全會還決定成立「彭德懷專案審查委員會」，對他進行全面審查[38][44][45]。
1965年9月，中央決定分配彭德懷到四川「三線建設」總指揮部擔任副總指揮，對此國防大學教授林蘊暉等人認為，在1965年越南戰爭升級的大背景下，毛澤東認為彭德懷、黃克誠、習仲勛等人不宜留在首都北京，遂提議把他們掛職下放，分配到外地去[39][48][49]。文化大革命期間（1966年-1976年），彭德懷遭到批鬥迫害，於1974年病逝，骨灰盒只能寫化名「王川」、保留在四川成都4年[43][50][51][52]。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時期，1978年12月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後結束後，中共中央為彭德懷等人平反，召開追悼會、恢復其名譽[43][50]。1981年6月，中共十一屆六中全會通過《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中共中央宣布關於「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革命集團」的決定是完全錯誤的，為四人完全恢復名譽，其中提到[53][54]：
從1958年底到1959年7月中央政治局廬山會議前期，毛澤東同志和黨中央曾經努力領導全黨糾正已經覺察到的錯誤。但是，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八屆八中全會關於所謂「彭德懷、黃克誠、張聞天、周小舟反黨集團」的決議是完全錯誤的。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一九五九年到一九六一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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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相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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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官方史料記載，1956年11月，時任中國國防部長彭德懷在視察某部時，看到牆上《軍人誓詞》第1條是「我們要在毛主席領導下……」，隨即說道：「這個寫法有毛病，現在的軍隊是國家的，不能只說在哪一個人領導之下。我們是唯物主義者，毛主席死了誰領導？今後要修改。」[55][56][57] 1958年「大躍進」發動後，毛澤東在5月的八大二次會議上，針對彭德懷不點名地提出「要準備對付黨的分裂」[55][58]；6月，在中央政治局常委會上，周恩來提出辭去國務院總理一職，彭德懷提出辭去國防部長一職，但均未獲批准[55][56][57]。至廬山會議前夕，1959年3月-4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在上海舉行[31][55][56]。會上，彭德懷再次向毛澤東提出不再擔任下一屆國防部長時，毛嚴厲地說：「副總理兼國防部長還不夠嗎？」彭噤然無語，此後毛與彭的關係驟然緊張，衝突也公開化[55][56][57][59]。同在上海會議上，毛還在批評國家計劃委員會的工作時，對在場的彭說：「彭德懷同志，你是恨死我了的，因為我批評過你。批評你是為你好，我沒有偏心。... 你彭德懷是一貫反對我的。我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我年紀大了，要辦後事，也是為了挽救你。」[55][56][57]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在7月初分組討論時發言提到：「1957年整風反右以來，政治、經濟一連串的勝利，黨的威信高了，得意忘形——說得意忘形可能重了點，總之是腦子熱了點。... 要找經驗教訓，不要埋怨，不要追究責任。人人有責，人人有一份。包括毛澤東同志在內。... 人民公社我認為早了些。高級社的優越性剛發揮，還沒有充分發揮；就是公社化，而且未經過實踐。... 過日子，國家也要注意風景區，人工湖可以慢點，浪費很大。好多省都給毛主席修別墅，這總不是毛主席讓搞的。」[62][63] 7月14日，彭德懷針對當時「大躍進」運動中客觀存在的問題，給毛澤東寫了一封信，被稱為「萬言書」，陳述了他對1958年以來左傾錯誤及其經驗教訓的意見，批評「小資產階級的狂熱性，使我們容易犯左的錯誤」，但引發了毛澤東的不滿[1][2][3][4]。據史料記載，7月23日，毛澤東發表了被認為是其反擊彭德懷「萬言書」的第一篇講話[64][65][66][10]：
小資產階級狂熱性有一點，但不那麼多。... 總不能說全是小資產階級狂熱性吧，我看不能那樣說。有一點小資產階級狂熱性，的確是狂熱，無非是想多一點、快一點，好省那時談不到。..... 主要責任應當說在我身上。過去說別人，現在別人說我，應該說我。過去說周恩來、陳雲同志，現在說我，實在是有一大堆事情沒有辦。你們看，「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我無後乎？中國的習慣，男孩叫有後，女孩不算。我一個兒子打死了，一個兒子瘋了，我看是沒有後的。一個大煉鋼鐵，一個人民公社。大躍進的發明權是我，還是柯老？我同柯慶施談過一次話，我說還是我。
有觀點認為，毛引了孔子的話「始作俑者，其無後乎」，憤恨自己的「無後」，他有可能認為彭德懷在朝鮮戰爭時期沒有照顧好他的兒子毛岸英，使毛岸英戰死、導致他「無後」[67]。此外，《歷史的真言——李銀橋在毛澤東身邊工作紀實》一書把毛岸英的罹難，歸罪於彭德懷拒不執行毛澤東要他轉移司令部駐地的電令，其中記載：毛澤東得知志願軍總部被炸後，「這個彭德懷！」毛澤東生氣地說，「我拍了電報讓他轉移的麼！」[68][69] 但該說法遭到「抗美援朝」期間志願軍總部參謀王亞志的反駁，「據我所知毛澤東並沒有發過這一電報指令。」[68][69]
還有史料記載，廬山會議期間，彭德懷跟毛澤東當面起了衝突[70]。毛澤東在會上對彭德懷說：「去年八大二次黨代會上講過，準備對付分裂，是有所指的，就是指你。」[58] 7月23日，毛在大會上講話，認為彭德懷的信表現了「資產階級的動搖性」，是向黨進攻、是右傾機會主義的綱領[1]。7月27日，情緒激動的毛澤東以一種高亢洪亮的語音配以有力的手勢，對彭德懷講道[70]：
我曉得你彭德懷從延安整風以來就不服氣，憋了那麼久，這次就發到廬山上來了。好傢夥，簡直要把漢陽峰推下去！你我共事30年，你是三分合作七分不合作。有意見為什麼不在鄭州會議上提出來？不在成都會議上提出來？廬山會議快結束了，怕是沒有了機會，是不是？所以，就下了戰書。你罵了20天，指名道姓，喋喋不休，還要怎麼樣了？
彭忍不住粗言頂撞：「在延安你操了我四十天娘，我操你二十天娘不行？」[70][71][72] 毛澤東小聲回應：「哦，你要操娘？」說罷還把手裡的大半截香煙用力戳滅在煙灰缸里[70]。也有當時在場的秘書、衛士長以及衛士回憶稱，毛澤東看過彭德懷的「萬言書」後，把煙蒂擰入煙灰缸然後苦笑說：「彭德懷送給我看的儘是消極材料，盡給我送消極材料。彭真、王任重、陶鑄、柯慶施送的材料積極。」[62][63][73] 吸燃香煙後，毛還說過兩句：「這個人敢講真話。容易得罪人。」[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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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8年11月30日，時任蘇聯領導人赫魯曉夫在與波蘭領導人哥穆爾卡會談時稱：「中國人現在正在組織公社。在我國這在30年前就曾有過，對這個我們膩了。可是中國人嘛，就讓他們去嘗試吧。當他們碰得頭破血流時，就會有經驗了。」[4] 同年12月4日，赫魯曉夫在克里姆林宮與美國參議員休伯特·漢弗萊的談話時，稱中國的人民公社制度「是反動的」[4][75]。據彼得·瓊斯等著《中蘇關係內幕紀實》記載，赫魯曉夫於1959年5月至6月正式訪問阿爾巴尼亞期間會見了彭德懷（當時彭德懷正在率團出訪歐洲7國以及蒙古[74]），期間讓赫魯曉夫看了一份強烈抨擊「大躍進」和「人民公社」運動的備忘錄，此後彭德懷在廬山會議上提交了這份備忘錄[76]。但另有史料記載，彭德懷在阿爾巴尼亞與赫魯曉夫的會面屬禮節性交談，時間是1959年5月29日、30日下午和晚上，當時幾乎所有的軍事代表團成員都在場，還有翻譯，並非「秘密會面」[32][77][78]；在廬山會議後舉行的中央軍委擴大會議上，彭德懷也曾申辯說自己根本不懂外語，怎麼和赫魯曉夫內外勾結，但是當時會上沒有人回應[32]。
1959年廬山會議期間，就在彭德懷、張聞天等人發言批評大躍進的同時，7月18日，赫魯曉夫在波蘭訪問期間對中國大陸的人民公社化運動進行了公開批判，隨後7月21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7月22日美國《紐約時報》等媒體對此作了公開報道[4][75][79]。此時廬山會議正在召開，赫魯曉夫的講話激怒了毛澤東，他決定向赫魯曉夫公開反擊[4][75]。8月1日，毛澤東將赫魯曉夫講話材料批給中聯部部長王稼祥時說:「我寫了幾句話，其意是駁赫魯曉夫的。將來我擬寫文宣傳人民公社的優越性。一個百花齊放，一個人民公社，一個大躍進，這三件，赫魯曉夫們是反對的，或者是懷疑的。我看他們是處於被動了，我們非常主動，你看如何？這三件要向全世界作戰，包括黨內大批反對派和懷疑派。」[80][4] 與此同時，彭德懷也被指控「裡通外國」、「在國外攻擊誣衊國內大好形勢」[15][78][8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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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評價
悉尼大學學者弗雷德里克·泰韋斯認為，1949至1957年時期，「毛澤東顯然是中共的不容挑戰的領袖」[83]:60，並且毛澤東基本上遵守集體領導的意願，在1950年代初期和中期毛總的做法是通過廣泛的討論來決定政策，在幾次失誤出現後，毛甚至遵守尊重少數派權力的原則，領導內部持有不同意見的人可以保持他們的觀點，黨內也鼓勵對於重大問題比較公開地爭論，而不用擔心受到懲罰，政策的制定過程相對民主[83]:63。然而在這次廬山會議之後，毛的權威遭到了嚴重的挑戰，美國漢學家馬若德、費正清評價，廬山會議對毛澤東的思想實質、對待同事們的態度上都產生了重大的影響[84]：
| “ | 廬山會議上的這場衝突影響之大，無論怎麼樣估計也不算過分，不僅是在毛對待他的同事們的態度上，而且在他的思想實質上。正如1957年一樣，他犯了判斷錯誤，但這番經歷不僅沒有使他吸取教訓，相反卻使他對自己的尊嚴變得更加敏感起來。結果，從心理角度看，廬山會議以後，毛澤東不僅力圖打擊每一個同他意見不一致的人，而且愈發認為他提出的任何一個想法都是正統的標準。換句話說，任何與毛所規定的正統標準相左的意見，即使不是徹頭徹尾的反革命，也是「修正主義」。 | ” |
中國大陸學者胡鞍鋼在《中國政治經濟史論1949-1976》針對1959的廬山會議給出四個觀點：[85]:282-284
- 第一，廬山會議使中國共產黨領導人開始走向政治分裂。此次會議上毛澤東破壞民主決策的機制而嚴重壓制了黨內的不同意見，因而這次廬山會議也並未真正統一思想和路線。毛澤東個人與其革命同事在國家建設的政策方面的深刻分歧成為日後文化大革命的重要誘因。
- 第二，彭德懷作為中央政治局委員給黨中央主席寫信反映自己的意見是符合黨的組織原則的，也符合中共八大《黨章》第26條有關規定，理應得到鼓勵和保護。毛澤東拒絕與彭德懷私下交換意見，而且上升為階級鬥爭，是巨大的失誤。
- 第三，廬山會議開了個人凌駕中央委員會、個人凌駕於全黨上的先例，開了個人專斷、個人決策的先例。廬山會議後，毛澤東逐漸成為黨內的「特殊人物」，無人敢直接提出批評意見。
- 第四，毛澤東把黨內的不同意見「階級鬥爭化」，將其政治對手判了「政治死刑」。
另外，胡鞍鋼特別指出，「從歷史發展的角度看，毛澤東在大躍進的失敗為鄧小平後來的成功提供了很好的借鑑」[85]:2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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參見
參考文獻
延申閱讀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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