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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立憲會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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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國立憲會議(俄語: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Учредительное собрание,羅馬化:Vserossiiskoye Uchreditelnoye sobraniye)為1917年俄國十月革命中推翻臨時政府召開的制憲機構。它在1918年1月18日(儒略曆1月5日)16時召開,存在了13個小時後,於翌日凌晨5時被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解散,此後全俄蘇維埃成為新的俄國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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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源
在1905年俄國革命之前,民主選舉立憲會議以制定俄國憲法是所有俄國革命黨派的一個主要訴求。1906年,沙皇決定給予基本的公民權利,並選舉新成立的立法機構——國家杜馬。然而,杜馬並未獲得制定新憲法的權力,也不能廢除君主制。此外,杜馬主要被立憲民主黨人而不是社會主義者所控制。在1907年6月杜馬重新選舉後,沙皇政府依據自己1906年7月與杜馬的協議解散了杜馬。1907年6月16日(儒略曆6月3日),沙皇政府再次解散杜馬。最後,政府制定了一部有利於地主和統治階級的選舉法。
在1907年以後,杜馬能做的事很少,其決議經常被沙皇或帝國議會否決。因此,人們普遍認為杜馬不能代表社會底層的工人階級,並日益呼籲建立一個由普選產生的立憲會議。
背景
1917年俄國二月革命爆發,沙皇尼古拉二世宣布退位,俄羅斯帝國滅亡。國家權力隨後被移交給社會革命黨、憲政民主黨等黨派組建的俄國臨時政府,而布爾什維克為主的彼得格勒蘇維埃則與其相抗衡。臨時政府的成員主要是1912年最後選出的議會(即第四屆國家杜馬)成員。
沙皇的弟弟米哈伊爾大公認為新政府應該由全國民選產生的立憲會議組成,並拒絕在未經民選立憲會議同意的情況下登位。然而此時的俄國正捲入第一次世界大戰,臨時政府總理亞歷山大·克倫斯基表示決定在戰後再舉行立憲會議的選舉。然而不久之後,臨時政府屢次拖延立憲會議召開的態度,引起了左翼布爾什維克和右翼帝制擁護者的不滿。7月,克倫斯基不顧此前達成的初步協議,宣布俄國為共和國[1],這使得他同時被兩派所唾棄。布爾什維克支持者在七月事件中武裝遊行遭到鎮壓,9月民族主義右翼支持的科爾尼洛夫事件也被政府平定。但在政變中,臨時政府的實力被嚴重削弱,布爾什維克再度壯大。
布爾什維克對立憲會議的立場在1917年期間發生過變化。起初,布爾什維克和所有其他社會主義政黨一樣,支持選舉立憲會議。1903年,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將召開立憲會議列入自己的黨綱,其中明確提出:「建立人民專制,即國家整個最高權力掌握在立憲會議手裡。」「俄國社會民主工黨堅信,只有推翻專制制度,並召集由全民自由選舉的立憲會議,才能完全、徹底、鞏固地實現上述各種政治改革和社會改革。」
但是,自1917年4月列寧從瑞士回國後,布爾什維克就呼籲「一切權力歸蘇維埃」,以區別於其他社會主義者。從此時開始,布爾什維克反對臨時政府和立憲會議等「資產階級」的議會機構,而支持二月革命後產生的蘇維埃(由工人、士兵和農民直接選舉產生的革命議會)。
1917年11月7日(儒略曆10月25日),布爾什維克根據這一立場,發動十月革命推翻了臨時政府。起義發生時,全俄第二次工兵蘇維埃代表大會同時也正在召開,蘇維埃中的溫和派即孟什維克與右派社會革命黨的代表認為,布爾什維克推翻他們參與的「資產階級」政府為時過早,並退出大會以示抗議。
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里,布爾什維克控制了城市和幾乎整個大俄羅斯地區,但在農村和非俄羅斯民族的地區,奪權的進展卻不太順利。新的蘇維埃政府雖然限制了新聞自由[2],並迫害了持自由主義立場的立憲民主黨,但它還是按照臨時政府的安排,允許立憲會議的選舉在1917年11月25日(儒略曆11月12日)進行。
布爾什維克政府官方將自身定位於是一個「工農臨時政府」,該政府在十月革命起義爆發的10月25日當天晚10點於斯莫爾尼宮召開的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上被命名為人民委員會。列寧在第二屆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中曾多次提到立憲會議:「蘇維埃政權保證按時召開立憲會議」,「成立工農臨時政府,在立憲會議召開以前管理國家」。他還表示:如果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選舉中失敗,他們將服從人民群眾的選擇[3]。10月27日,人民委員會宣布於1917年11月12日進行立憲會議選舉。11月5日,列寧在《對農民問題的回答》的文告中宣布:「縣和省的農民代表蘇維埃在等待立憲會議召開期間,享有地方政府的全部權威[4]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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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結果
有60%以上的擁有投票權的公民參與了立憲會議選舉[5]。選舉結果如下:
由於國土太大,捲入一戰以及惡化的通訊系統等原因,具體選舉結果在當時並不能及時得到獲取。而一項由N. V. Svyatitsky於1918年出版中的政黨統計數據,被包括布爾什維克在內的所有黨派所接受[7]。其中的結果如下:
政黨 | 意識形態 | 選票 |
俄羅斯社會革命黨 | 農業社會主義、俄國民粹主義 | 16,500,000 |
布爾什維克 | 共產主義、馬克思主義 | 9,023,963 |
烏克蘭、穆斯林等非俄羅斯社會革命黨 | 農業社會主義、俄國民粹主義 | 4,400,000 |
立憲民主黨 | 自由主義、經濟自由主義 | 1,856,639 |
孟什維克 | 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 | 668,064 |
穆斯林 | 伊斯蘭教 | 576,000 |
猶太崩得 | 民主社會主義、社會民主主義 | 550,000 |
烏克蘭人 | 507,000 | |
人民社會主義者 | 社會民主主義、自由社會主義 | 312,000 |
其他右翼群體 | 保守主義 | 292,000 |
農村財產所有人和地主協會 | 保守主義 | 215,000 |
巴什基爾人 | 195,000 | |
波蘭人 | 155,000 | |
德意志人 | 130,000 | |
烏克蘭社會民主工黨 | 社會民主主義、民族主義 | 95,000 |
哥薩克 | 79,000 | |
舊禮儀派 | 舊禮儀派 | 73,000 |
立陶宛人 | 67,000 | |
合作社社員 | 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 51,000 |
德意志社會主義者 | 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 44,000 |
團結黨 | 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 25,000 |
芬蘭社會主義者 | 社會民主主義、民主社會主義 | 14,000 |
白俄羅斯人 | 12,000 | |
總計: | 35,333,666 |
布爾什維克得到了大量城市工人和前線士兵的支持,比如它在莫斯科得票率為 47.9%,而立憲民主黨的票 35.7%,社會革命黨僅 8.1%。儘管如此,布爾什維克總體上只得到近22-25%的選票[8]。而社會革命黨由於得到了占俄國人口約 80% 的農村農民的廣泛支持,總體支持率達到了57-58% 。而且,這個選舉結果是在兩個前提下產生的:烏克蘭社會革命黨沒有及時在立憲會議中出席,左翼社會革命黨已經從社會革命黨中分裂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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選舉至召開大會期間 (1917年11月至1918年1月)
总结
视角
布爾什維克逐漸發現自己將在立憲會議選舉中落選,這意味著立憲會議很可能不會同意將政權移交給蘇維埃,於是開始質疑立憲會議。1917年11月27日(儒略曆11月14日),列寧在全俄蘇維埃農民代表大會上呼籲,立憲會議不應該成為農民反資本主義鬥爭的阻礙:
農民希望有土地、希望禁止使用僱傭勞動、希望得到耕作的農具。但是,不推翻資本,就不能得到這些東西。我們對他們說:你們希望得到土地,但是土地已被抵押出去,屬於俄國資本和世界資本了。你們向資本挑戰,雖然你們走的道路和我們不一樣,但是,我們和你們都在走向而且應該走向社會革命,這一點是一致的,至於立憲會議,有一位報告人說,它的工作將以國內的民意為轉移;但我要說:依靠民意吧,可是不能忘掉步槍。
1917年12月4日(儒略曆11月21日),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頒布法令,賦予地方蘇維埃召回已選出的代表並組織改選的權力。海軍事務人民委員帕維爾·德邊科下令7000名親布爾什維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全面警戒」以防範原臨時政府規定11月26日的立憲會議召開。約20000名喀琅施塔得士兵、水兵、工人、農民舉行反對立憲會議的集會,他們決心只能支持一個「鞏固十月革命的勝利成果、遠離阿列克謝·卡列金等人和資產階級反革命領導人」的立憲會議[9]。 11月,社會革命黨的左派和右派正式分裂,布爾什維克與左翼社會革命黨組成聯合政府。1917年12月11日(儒略曆11月28日),蘇維埃政府宣布立憲民主黨為「人民的敵人」,取締了憲政民主黨,並逮捕了該黨的領袖[10]。同時,蘇維埃宣布延期召開立憲會議到明年1月。起初,蘇維埃政府將立憲會議的延期歸咎於敵人的陰謀破壞[11]。1917年12月26日(儒略曆12月13日),列寧在《真理報》發表了《關於立憲會議的提綱》,該文章稱:
從1917年革命一開始,革命的社會民主黨在提出召集立憲會議的要求的同時,就多次著重指出,蘇維埃共和國是比通常那種有立憲會議的資產階級共和國更高的民主制形式。[12]
列寧認為,立憲會議並不真正反映俄國民眾的意願,因為它的選票沒有考慮社會革命黨中左派和右派的分裂:
從5月到10月,在人民中特別是在農民中最受擁護的黨是社會革命黨,它在1917年10月中旬提出了統一的立憲會議代表候選人名單,但是在1917年11月,即在立憲會議選舉以後,會議召開之前,這個黨發生了分裂。
因此,列寧認為:
任何直接或間接地從正式的法律的角度、在普通的資產階級的民主框架內考慮立憲會議的問題,無視階級鬥爭和內戰,都是對無產階級事業的背叛,都採取了資產階級的立場。
列寧提出的方案是改選立憲會議,以更好地反映民眾當前的意志,[22]並接受臨時的蘇維埃政府:
由於立憲會議的選舉不符合人民的意志和被剝削勞動階級的利益,因而產生了危機。唯一可能無痛苦地解決這一危機的辦法是:讓人民儘量廣泛地、迅速地實際行使改選立憲會議代表的權利;立憲會議自己同意中央執行委員會關於選種改選的法令;立憲會議無條件地宣布承認蘇維埃政權、蘇維埃革命以及它在和平問題、土地問題和工人監督問題上的政策;立憲會議堅決站到反對立憲民主黨人和卡列金分子反革命勢力的營壘中來。
並非所有的布爾什維克代表都支持壓制立憲會議,12月初,布爾什維克的溫和派還一度占據多數,但在12月11日的布爾什維克中央委員會上,列寧的路線最終上占了上風[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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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議在彼得格勒召開 (1918年1月18-19日)
总结
视角
1918年1月5日上午立憲會議召開,當日彼得格勒發生了一場大規模支持立憲會議的和平示威,被忠於布爾什維克的軍隊開槍驅散,有人員傷亡[14]。遊行的規模並沒有像組織者所希望的那麼大,參加遊行的士兵和工人比預期的少得多,示威者主要是中產階級的學生、公務員和專業人士[15]。
當天下午4點,立憲會議在塔夫利達宮召開。大樓里到處都有武裝士兵,據說有人用武器指著發言的代表,當選為議會主席維克多·切爾諾夫擔心,自己如果過於強硬,就會發生「爭吵」[16]。據布爾什維克成員費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說,最開始發生的衝突是圍繞「誰有權宣布會議開幕」的話題的。儘管社會革命黨占多數議席,但雅科夫·斯維爾德洛夫要求依照中央執行委員會的授權來宣布會議開幕,這引起了非布爾什維克代表的憤怒。在談到《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時,他說道:「中央執行委員會希望立憲會議正確地表達人民地意願,並同意該宣言。」此後,一位著名的布爾什維克代表伊凡·斯克沃爾佐夫-斯捷潘諾夫發表講話,宣布布爾什維克反對資產階級民主,支持工農階級專政:
「你們怎麼能訴諸於全民意志這樣的概念呢?對於馬克思主義者而言『人民』是一個匪夷所思的概念:(因為)人民不是作為一個整體存在的。這不過只是一種虛構,這種虛構是為了迎合統治階級的需要。我們之間沒什麼可談的。你們屬於一個世界,與士官和資產階級在一起;而我們屬於另一個世界,與農民和工人在一起。」[17]
布爾什維克代表首先提出動議,要會議承認《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即按照人民委員會的要求,把權力交給蘇維埃並自行宣布解散立憲會議。這一動議被大會以多數票否決。而且社會革命黨黨魁維克多·切爾諾夫以244票對153票擊敗左派社會革命黨領袖瑪麗亞·亞歷山德羅夫娜·斯皮里多諾娃成為會議主席。布爾什維克再次提出動議,要求通過《被剝削勞動人民權利宣言》,被以237票對136票被否決。 布爾什維克見控制不了會議,明白右翼社會革命黨不會同意改選立憲會議。在休會時,布爾什維克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人召開了特別會議,決定解散立憲會議。於是布爾什維克的海軍人民委員費多爾·拉斯科爾尼科夫在會上宣讀了一個聲明,隨即率布爾什維克代表團與左派社會革命黨代表團退出會場。列寧在離開大樓時指示士兵不要對代表動用武力,等他們自己離開:
用不著驅散會議,讓他們去講個夠好了,他們總要散會的。等到他們明天回來時,我們不讓任何一個人進場就行了[17]。
會議一直開到次日凌晨4點鐘左右。立憲會議的警衛隊長,支持無政府主義的水兵阿納托利·格里戈里耶維奇·熱列茲尼亞科夫走上台對會議主席切爾諾夫說:
衛兵們都累了,我建議你結束會議,讓大家回家。[17]
右翼社會革命黨匆匆通過了他們在臨時政府執政數月中都未能實施的社會主義政策。作為對蘇維埃的《土地法令》與《和平法令》的回應,切爾諾夫宣布了社會革命黨擬定的「土地法」,承諾進行徹底的土地改革;規定俄國成為民主聯邦共和國,以批准臨時政府於1917年9月通過的決定;以及通過了一條呼籲協約國實現民主和平的倡議。
會議主席切爾諾夫宣讀了決議草案[18],然後讓代表們散會,並決定在當日(1月19日,儒略曆1月6日)下午5點再度集會。等到下午5點鐘再去,卻發現宮殿被鎖上了,門口貼著布爾什維克政府解散立憲會議的布告。
立憲會議遭到驅散引起了一些左翼知識分子的不滿,馬克西姆·高爾基為此寫下《從一月九日到一月五日》一文,將布爾什維克對立憲會議遊行的鎮壓與沙俄時代1905年1月9日發生的「血腥星期日」相比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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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對驅散立憲會議的反應
在立憲會議解散後不久,伏爾加地區的一位右翼社會革命黨成員呼籲到:「保衛立憲會議,保衛我們,保衛它的成員——這是人民的責任。」在托洛茨基所著的一本關於列寧的短篇小說中,他是這樣描述立憲會議的結局的:
(會議代表)帶了蠟燭,以防博爾切維基切斷電燈,還帶了大量的三明治,以防他們的食物被搶走。就這樣,民主派帶著三明治和蠟燭全副武裝地開始了與專政的鬥爭。他們自認為是人民選舉的代表,但人民根本沒有考慮支持他們,他們實際上只是已經過去的革命時期投下的影子。
Ronald W. Clark 指出,驅散制憲會議「引起的反應相對較少,甚至在政治界內也是如此」[19]。奧蘭多·費吉斯認為:「制憲會議的關閉沒有引起大規模的反應。……社會革命黨的知識分子一直錯誤地認為,農民與他們一樣崇尚制憲會議。……對廣大農民來說,它只是城市中一個遙遠的東西,由各黨派的『首領』主導,他們並不理解這些,這與他們自己的政治組織完全不同」[20]。
費吉斯認為,右翼社會革命黨對臨時政府的效忠使他們與廣大農民群眾隔離開來。「他們對國家的責任感(他們無疑對自己的新部長職位有一點驕傲)導致右翼社會革命黨拋棄了他們的曾經使用的恐怖主義的革命鬥爭手段,而完全依靠議會的手段」[20]。
學者愛德華·卡爾認為立憲會議未能適當地反映農民的意願。立憲會議的選票沒有區分反對布爾什維克的右翼社會革命黨和與布爾什維克結盟的左翼社會革命黨[21]。因此,許多支持左翼社會革命黨的農民把選票投給了右翼社會革命黨代表[40],奧利弗·亨利·拉德基在其對立憲會議選舉的研究中認為:
因此,選舉並不能衡量這個派系(即左翼社會革命黨)的力量。名單是在發生分裂之前很久就擬定的;名單上主要都的是老黨員,他們的激進立場到1917年已經消退了。人們不分青紅皂白地把票投給了社會革命黨。……到了11月12日,各地的左翼思潮無疑比擬定名單時更為強烈。[22]
……
具有決定性意義的是,雖然民主黨派對他(即列寧)的這一專制行為大加撻伐,但他們的追隨者卻不願意維護再一個俄國人民已不認為是實現他們訴求所必需的機構。因為立憲會議甚至在誕生前,就已經被捲入了革命發展的急流中,不再得到廣大人民的關心和效忠,而只有這種關心和效忠才能使它不至於暴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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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彼得格勒到薩馬拉 (1918年1月至6月)
由於立憲會議代表們被禁止進入塔夫利達宮,他們不得不尋找其他地點集會,同時他們也發現環境正變得越來越危險。有些人企圖轉移至烏克蘭基輔的中央拉達議會,但在1918年1月15日中央拉達軍隊被迫放棄城市,這使得立憲會議失去了凝聚力[23]。
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於1月舉行集會,會議反對採用武裝抵抗的做法,理由是:
布爾什維克和沙皇專制不同,它的基礎是被蒙蔽的工人和士兵,這些人還沒有對它喪失信心,也沒有看清它給勞動階級帶來的致命傷害。[24]
社會革命黨與孟什維克於是又決定重返蘇維埃體系,重新加入自己在1917年10月布爾什維克起義期間退出的蘇維埃全俄中央執行委員會、彼得格勒蘇維埃和其他蘇維埃機構。他們希望,當布爾什維克無法解決緊迫的社會和經濟問題時,他們便能依靠蘇維埃的選舉重新掌握權力。 他們在許多地方蘇維埃選舉中勝出,獲得多數支持。但布爾什維克政府不承認選舉結果,並多次解散反對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一位圖拉的布爾什維克領導N. V. Kopulov給中央委員會的信中寫道:
權力移交給蘇維埃後,工人們的情緒開始迅速地轉變。布爾什維克的代表們開始陸續被召回,總體情況很快將變得非常不樂觀。儘管社會革命黨發生了分裂,其左派曾一度和我們聯合,但我們和他們的關係正變得越來越不穩定。我們不得不阻止蘇維埃中新的選舉,甚至有必要在當他們使我們陷入不利時拒絕承認他們。[25]
對此,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獨立組建了工人代表會議,同布爾什維克控制的蘇維埃分庭抗禮。這個想法得到了工人的歡迎,但對布爾什維克政府影響不大。
1918年3月3日布爾什維克政府和德意志帝國簽訂了《布列斯特條約》退出一戰,喪失了大片國土,引起了國內民族主義者的強烈不滿。社會革命黨領導人將布爾什維克政府視為德國的代理人政權,於是他們重新考慮和自由主義黨派立憲民主黨聯合。雙方3月下旬舉行會談,決定在莫斯科建立一個統一的反布爾什維克聯盟。然而憲政民主黨要求重新選舉立憲會議(憲政民主黨在11月的大選中表現不佳),這和社會革命黨維護11月選舉結果的意見發生分歧,談判最終破裂[26]。
薩馬拉委員會 (1918年6月至9月)

1918年5月7日社會革命黨在莫斯科舉行第八次黨內會議,決定開始武裝起事反對布爾什維克,並重新召開立憲會議。5月下旬捷克斯洛伐克兵團推翻了布爾什維克在西伯利亞、烏拉爾和伏爾加河等地區的統治,不久後社會革命黨將活動中心移動到那裡。1918年6月8日,五名立憲會議成員在薩馬拉成立了全俄立憲會議委員會,並宣布它是最新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27]。
該委員會得到了捷克斯洛伐克兵團的支持,並能夠有效統治伏爾加和卡馬一帶的大部分地區。然而西伯利亞和烏拉爾地區主要被哥薩克等少數族裔、自由主義或右翼的地方政府所控制,它們和委員會不斷發生矛盾。9月,從伏爾加地方政府到太平洋的所有反布爾什維克勢力代表舉行了「國家會議」,組成了「全俄最高權力機構」全俄臨時政府(又稱「烏法五人執政」),決定一旦情況允許就重新召開立憲會議:
政府將堅定不移地由立憲會議的最高權利指導活動。將努力確保臨時政府的各機構不以任何方式侵犯立憲會議的權利,或妨礙其恢復工作。立憲會議一旦恢復運轉,政府將無條件地服從唯一的國家最高權力機構立憲會議。[28]
全俄立憲會議委員會作為「立憲會議成員代表大會」的形式來運作,但它沒有實權,儘管「烏法五人執政」承諾支持它:
盡一切可能援助「立憲會議成員代表大會」這個法定的國家機關,並確保立憲會議成員獨立運行和搬遷、促使和籌備立憲會議的恢復。[28]
最初,該協議得到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的支持,因為全俄臨時政府的五人執政中吸收了社會革命黨右派的兩名成員尼古拉·阿夫克森齊也夫和弗拉基米爾·晉季諾夫。但9月19日社會革命黨黨魁維克多·切爾諾夫抵達薩馬拉,他勸社會革命黨放棄對政府的支持,他認為這個政府過於保守,黨在其中所占的比例不足[29]。這導致右翼的不滿,使臨時政府陷入政治危機。1918年11月18日,右翼軍官支持海軍上將亞歷山大·高爾察克發動政變推翻了全俄臨時政府,並自封為「最高執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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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終崩解
烏法執政被推翻後,維克多·切爾諾夫主張走「第三條路線」,主張既反對布爾什維克又反對自由派和右翼的白衛軍運動。但社會革命黨人認為自己無法作為獨立的力量和兩方對抗,該黨於是走向分裂。偏右的尼古拉·阿夫克森齊也夫和弗拉基米爾·晉季諾夫被捕後在高爾察克的允許下流亡國外。偏左的黨員和布爾什維克達成和解。1918年12月,切爾諾夫鄂木斯克發動了針對高爾察克的武裝起事,但很快被平定,參與者遭到處決。1919年2月,社會革命黨中央委員會認為兩害相權,布爾什維克較輕一些,於是放棄了與布爾什維克的武裝對抗。1919年3月,布爾什維克同意社會革命黨委員會在莫斯科重建,並允許其出版黨報。但不久之後布爾什維克又將他們逮捕,使他們俄國內戰期間只能在監牢中渡過[30]。切爾諾夫秘密逃離俄國,而被監禁的委員會成員在1922年遭受審判,其領袖被判處死刑,但死刑暫緩實施[31]。
隨著國內最主要支持立憲會議的勢力社會革命黨的衰落,唯一支持立憲會議只剩下協約國盟軍。1919年5月26日協約國盟軍向高爾察克政府提出一系列條件,其中包括了各級政府的自由選舉和恢復立憲會議。6月4日高爾察克接受了大部分條件,但他拒絕再次舉行立憲會議,他宣稱1917年11月在布爾什維克控制下的立憲會議選舉是不自由的。協約國盟軍對高爾察克的回應基本感到滿意,於是放棄了恢復立憲會議的建議[32]。
高爾察克和俄國南部白軍的領導人安東·鄧尼金官方宣稱,在擊敗布爾什維克之前他們不會去決定俄國的政治制度。高爾察克和鄧尼金向公眾承諾:俄國的制度不會回到過去,將會產生一些代表人民的政治形式。然而正如一位俄羅斯記者所觀察到的:
鄂木斯克本身可以被視為一個政治團體,它可以隨時向不同盟友做出任何承諾。「當我們到達莫斯科時,我們可以用不同的腔調對他們說話。[33]
從白軍運動領袖的回憶錄來看,無法確認在白軍內部中哪一派勢力占據上風,也無法確認新的立憲會議選舉能否被召開,被限制到什麼程度。
1920年底布爾什維克在內戰中取得勝利。1921年38名立憲會議成員在巴黎組建了一個執行委員會,其中包括憲政民主黨領袖帕維爾·米留科夫,進步黨領導人亞歷山大·科諾瓦洛夫,烏法執政成員尼古拉·阿夫克森齊也夫和前臨時政府首腦亞歷山大·克倫斯基。但該組織像其他流亡組織一樣,對俄國政治影響甚微[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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歷史爭議
根據1975年 Marcel Liebman 所著的《列寧領導下的列寧主義》一書,布爾什維克及其盟友在蘇維埃中占多數,是因為其選舉制度不同。根據1918年蘇聯憲法,每個城市(通常是親布爾什維克的)蘇維埃每25000名選民有1名代表。每個農村(通常是親社會革命黨的)蘇維埃只允許每12.5萬選民有一個代表。布爾什維克以選舉沒有考慮到社會革命黨的分裂為由,解散了立憲會議。幾周後,左翼社會革命黨和右翼社會革命黨在農民蘇維埃中得到的票數大致相等。布爾什維克還認為,蘇維埃更民主,因為代表可以被選民隨時罷免,而不是像議會式的大會那樣,當選的議員要過幾年才能在下次選舉中被罷免。書中說,農民蘇維埃和城市蘇維埃的選舉都是自由的,然後這些蘇維埃選出全俄蘇維埃代表大會,選擇蘇維埃政府,第二次代表大會在議會之前舉行,第三次代表大會則在議會之後舉行。
最近,另外兩本引用解密的蘇聯檔案材料的書,即理察·派普斯的《1899-1919年俄國革命》和奧蘭多·費吉斯的《人民的一個悲劇》,給出了不同的版本。派普斯認為,第二次代表大會的選舉是不公平的,例如,一個擁有1500名成員的蘇維埃派出了5名代表,這比基輔還多。他說,社會革命黨和孟什維克都宣布這次選舉是非法的和沒有代表性的。書中說,布爾什維克在立憲會議解散兩天後,成立了一個與之對抗的議會,即第三次蘇維埃代表大會。他們給自己和左派社會革命黨提供了94%的席位,遠遠超過了這一時期俄國唯一的全國性議會民主選舉的結果。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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