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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
中華民國情報頭領/ 中華民國秘密警察頭目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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關於與「戴笠」標題相近或相同的條目，請見「戴笠 (消歧義)」。戴笠[註 1]（1897年5月28日—1946年3月17日），國民革命軍中將，浙江省衢州府江山縣保安鄉保安村人，相傳原名春風，字雨農，後改雨濃（因五行缺水），號「芳洲」，主要情報化名金水、沈沛霖[1]，中華民國國民政府情報首長、國民政府秘密警察首長。長期從事特務與間諜工作，曾負責國民政府情治機關，創立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並擔任副局長（但為實際領導人）與中美特種技術合作所主任。其所領導的軍統局行動，處決許多異議分子、中國共產黨黨員及民主黨派人士、日本人及與日本人合作的漢奸，是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的核心情報首腦。
 | 此條目可能包含原創研究。 (2024年1月10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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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抗日戰爭中，戴笠和他領導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為中華民國立下卓著功勳，1946年3月17日，戴笠因從北平市起飛的專用飛機失事身亡，死後被國民政府追認為陸軍中將[2]。由於其行蹤不定、神出鬼沒，他被美國《柯萊爾斯》雜誌稱為「亞洲的一個神秘人物」、「中國近代歷史上最神秘的人物」[需要較佳來源][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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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平
1897年出生於浙江省衢州府江山縣保安鄉。
1915年與毛秀叢結婚。1915年考入浙江第一師範學習。被開除後到浙軍潘國綱師當學兵，後脫離部隊，浪跡寧波、衢縣、金華、杭州。投奔在上海的表親張冠夫，在上海股票交易所結識戴季陶、陳果夫、杜月笙等人。回到江山縣遇到小學同學毛人鳳（時在黃埔軍校潮汕分校就學），建議戴笠考黃埔。得到戴季陶的推薦信，1926年入黃埔軍校六期（已改名為戴笠），編入騎兵科。北伐戰爭開始後，就被派遣離校赴南京收集情報。得到蔣中正的賞識，在入伍生部主任胡靖安手下工作，又升國民革命軍總司令部上尉聯絡參謀。
1923年蔣中正從蘇俄考察後認為：「蘇維埃政治制度乃是專制和恐怖的組織，與我們中國國民黨的三民主義的政治制度，是根本不能相容的。」在做蔣中正副官之前，戴笠就具有反共思想。1927年4月12日國民黨清黨時，戴笠積極站出來揭發同學中20餘名共產黨員，此舉得到蔣中正的賞識，自此戴笠開始從事情報工作[4]。
1928年開始為蔣中正進行情報活動。
1930年任國民政府特務組織「調查通訊小組」成員。
1932年，蔣中正在軍事委員會下成立特務情報組，由戴笠領導。同年蔣中正密令戴笠與其他黨內成員秘密組織「力行社」（又稱藍衣社）、「中華復興社」，其中戴笠擔任中華復興社特務處處長，與CC系的中統局個別獨立，戴笠藉由力行社等機構發展特務網絡[2]。
1938年成立「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簡稱軍統），戴笠任副局長。
創建軍統時，每個培訓班戴笠都會當「班主任」，就像蔣中正對於黃埔軍校那樣。戴笠時常告誡部下，「軍統的歷史是用同志們的血汗和淚水寫成的。重要的是，死亡臨頭之時，要甘為事業獻出自己的生命。」戴笠常把軍統比作一個大家庭，並用傳統倫理以德相報，團結特務。戴笠向死亡的軍統特務父母支付喪葬費，有意地將軍統局塑造成一個講仁義的單位。
在忠義上，戴笠用自己的行動樹立了榜樣。戴笠的結拜兄弟王亞樵曾是10萬斧頭幫的幫主，後成為職業殺手，一心想殺蔣中正，而戴笠一心要保蔣中正，於是兩人決裂。1936年，戴笠首先逮捕了王亞樵的部下，利用部下的妻子在梧州約見王亞樵，埋伏的軍統特務以石灰撒面，繼而槍殺了王亞樵。然而對另一個忠於蔣中正的結拜兄弟胡宗南，戴笠將浙江警校美人葉霞娣送出國學經濟，推薦其任大學教授，把她培養成胡宗南期待的「像蔣夫人那樣」的妻子。
在軍統訓練班裡，學員要掌握射擊、爆破、下毒、電訊等多種技術，還必須接受三民主義等思想。戴笠從一開始就使軍統的嚴格紀律與三民主義思想結合在一起，從而營造出一種特殊的政治文化氛圍。在抗日時期，戴笠以「匈奴未滅，何以家為」、「針尖不能兩頭尖」為訓，規定戰時特務不許結婚。
戴笠稱他的一生所做的一切都是為了「繼續孫文和革命烈士未竟的事業」，他也一直要求自己和部下要忠於「國民革命的理想，不計個人名利得失」。在重慶軍統局山坡上有塊無字碑，戴笠經常要求部下「清除一切私心雜念，甘當無名英雄。……無名英雄就要隨時準備作出犧牲，他們是堅韌不拔忍辱負重的典範，他們是領袖的工具，只有領袖才能創造偉業名留青史。」[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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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6月13日，戴笠破獲了日本方面自導自演的藏本英明失蹤事件，使日本出兵陰謀在國際間顏面無存。
1936年7月，陳濟棠與李宗仁發動兩廣事變，不過戴笠早已從海、陸、空三方面暗中部署，一夕間多名將領被他策反，兩個月內兵不血刃地結束叛變。至於西安事變，戴笠一再向蔣中正匯報「西北軍心不穩」，蔣中正依然前往。待蔣中正被抓後，戴笠冒死陪同宋美齡赴西安救蔣中正。事後他自請處分，反而獲得蔣中正的信任，因為當時很多蔣中正的親信幹將都逃避責任，互相推諉。
1937年1月8日，復興社特務處處長戴笠偕王化一、吳瀚濤往見何應欽，何應欽向王化一、吳瀚濤二人表示，中央決意謀求和平，對西北絕不用兵；戴笠送王化一、吳瀚濤至張學良處，與張學良單獨談話，張學良稱：「如果發生衝突，必使抗日力量因內戰而受損失，和我初衷完全相反」[5]:5333。
1937年七七事變後，抗日戰爭全面爆發。淞滬抗戰之前，戴笠很堅定地對其他人說，這次我們一定要打了。國民黨元老吳稚輝問他，武器經濟都差得那麼遠，拿什麼打呢？戴笠說：「哀兵必勝，豬吃飽了等人家過年，是等不來獨立平等的。」這句話給其他人的震撼很大，後來成了軍統抗日的經典創見。據軍統大員沈醉回憶，抗日戰爭中軍統犧牲者達18,000人之多，而當時全部註冊人員僅為45,000餘人。
1937年戴笠負責成立的蘇浙抗日武裝別動隊（後稱為忠義救國軍），在敵後方起到了很大作用。淞滬大戰前，戴笠趕到上海，吩咐軍統的人從日本人的眼皮底下搶來了五六千隻軍火庫武器；戴笠還找到杜月笙，在短短一個月內成立了一萬人的「蘇浙別動隊」，在掩護正規軍撤退時，一萬人只回來了兩千人。當時戴笠白天忙於組織對日情報戰和武裝別動隊，晚上坐車從上海到南京，向蔣中正匯報戰況和分析情報。那時鐵路已經不通，汽車也只能熄燈行駛，日軍飛機不斷轟炸掃射，危險異常，他卻犯險如常。當時日本人對他頸上人頭的懸賞金額，遠在對毛澤東懸賞之上。
1938年1月，奉蔣中正手令，戴笠將敵前抗命退兵的軍閥、山東省主席韓復榘，以誘捕方式押送漢口軍事法庭審判槍決。並於同月在萬國醫院病房毒死與韓復榘同謀通敵的四川軍閥劉湘。當年7.7及8.13周年，別動隊還在上海發起全市大暴動，迫使日軍不得不在上海周邊留駐重兵，有效分散了日軍兵力。
1939年戴笠親自到越南河內，部署刺殺投靠日本的汪精衛，行動失敗後，戴笠又繼續部署，1944年汪精衛於日本就醫時，戴笠密令潛伏的中日混血日籍女傭以慢性毒物致汪精衛併發症死亡（然而汪精衛的死因亦有不同說法）。
1940年，高月保大佐來華北視察，11月29日被軍統特務擊斃。當時物資緊張，卻有不肖官商乘機走私囤積民生必需品，哄抬物價，大發國難財，軍統於是成立經濟檢察隊，將屯糧的成都市長楊全宇判處死刑，將走私貪污的財政部中央信託局經理林世良活埋。
1941年，為加強南亞抗日活動，戴笠兩次親赴緬甸建立情報網，在東南亞做到了「只要有華人血統的地方，就有戴笠的情報員」。他還通過孔雀公司領得商用大卡車牌照1,000張，保證了戰時國際物資的運輸。
1943年戴笠兼任國民政府財政部緝私總署署長和戰時貨物運輸管理局局長。1944年日軍發動開戰以來最大規模攻勢，國民政府由北至南除了緬甸之外全線潰敗。戴笠麾下的所有忠義救國軍及中美合作所游擊隊全線出擊，有效牽制了日軍的總攻擊[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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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7日，日本海軍偷襲珍珠港成功，使美國最終參戰。美國與日本隔太平洋相望，打擊日本必須主要依靠海軍及空軍，掌握足夠的氣象、地理及軍情資訊就成了重要的工作。而美國認為中國在地理位置上占有優勢，可以為美國提供這些資訊。為了戰勝日本，美國必須要同中國的軍情機構合作，在中國成立一個軍事情報機構，為中美共同打擊日本提供相應情報。1942年5月，美國海軍中校梅樂斯奉命來到中國，主要任務是「搜集情報和騷擾日本」。在中國駐美武官蕭信如的幫助下，梅樂斯與軍統戴笠取得了聯繫，並就合作事宜進行了磋商。
1943年4月15日中美雙方共同擬定了一份名為《中美特種技術合作協定》的條約。中美合作所的成立得到了羅斯福和蔣中正的批准，成立於1943年4月15日（一說為1943年7月1日），結束於1946年1月（一說為1946年5月）。中美特種技術所（簡稱「中美合作所」）直接隸屬於中美兩國最高軍事統帥部，總部設在中國重慶西北郊的歌樂山下楊家山。成立時，美國海軍部長諾克斯，中華民國外交部部長宋子文、杜諾萬少將、蕭信如上校和梅樂斯、戴笠先後簽名。中美合作所由戴笠擔任主任，由美國的梅勒斯出任副主任。[2]1943年7月美國陸軍方面改派魏今生為代表。參謀長中方兩人，為鄭介民和李崇詩，美方為貝利美。主任秘書中方為潘其武，美方為史密斯。
出任中美合作所主任，是戴笠生平唯一一次擔任正職。戴笠為了取得中美雙方人員至少對等的領導權，戴笠試以契約的方式約束他的美國部下。他堅持在中美合作所協議中寫明，「機構設置上，各層機關均設一中方組長、一美方組長」，「任何事務須經中美雙方組長共同決定」。[6]
戴笠的部下沈醉（時任軍統總務處處長），在投降中共後，用「主奴」一詞描述戴笠和美國人的關係。在戴笠與宋子文的電報往來中，戴笠多次提及相比「鄙視吾人而以狡猾名世」的英國人，美國人要有誠意得多。因技術上有求於美國，戴笠對美國人向來禮數周全。每到聖誕節，便宴請美方人員，由軍統中方人員作陪，有時還會招來若干女伴。亦成為各版本野史借題發揮的素材[2]。
雙方最終議定中美合作所的合作範圍限於：分享軍事情報，為配合美海軍在大平洋作戰提供氣象情報，裝備和訓練一支在中國淪陷區進行爆破、偵察等作業的突擊隊。作為條件，美方必須承諾放棄在華境內進行獨立的情報活動。
《中美合作所的成立》中有一則戴笠與梅勒斯在1943年7月12日的會談記錄。在談話中，戴笠向梅勒斯交涉，為什麼中美雙方交換的情報不成比例，而且中方截獲的情報也多由美方帶回華盛頓破譯。
梅解釋說：「每破譯一種秘電碼，需四十男人二女人，需時六月，及有龐大之機器，故無法供給此項技藝」。戴笠隨手就向華盛頓拍了份電報，要求美方派人「攜統計計算機若干架來華」。
大型電子計算機是1941年才列裝美軍的獨家專利，戴笠的要求堪稱奇想。美國漢學家費正清曾出此論：「中美合作所確曾部署了騷擾日軍後方的行動，並為美國海軍的登陸作了準備。但其弊端在於，它把美援全部用在了國民黨一邊，後為共產黨所深惡痛絕。」
美方的物資援助，通過滇緬公路源源不斷地輸入西南國統區。這也為後世指控戴笠以中美合作所為掩護，行走私之實留下了想像空間。重慶歌樂山烈士陵園前副館長楊順仁曾引述，魏德邁（駐華美軍指揮官史迪威的繼任者）諷刺戴笠：「你們是想趁此機會，多運些女人內衣內褲、浴缸到重慶來嗎？」
但這一幕的真實性有待商榷。從台灣解密的中美合作所檔案看，戴笠甚至不知道中美合作所的運輸車隊裝運的是什麼：「華方僅知若干箱數量，而每箱重量及物資之種類與數量則均未得美方之通知。」因華方只充當了美方越貨的工具，徒費燃料。
軍統「三巨頭」之一的唐縱，在日記中多次表達過對歡宴的厭倦，他冷眼旁觀戴笠，「臨席前，總是一個人忙於安排座席。」[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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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抗戰已經進入第七個年頭，隨著美軍在密支那地區重挫日軍，盟軍在太平洋戰場轉入了全面的戰略反攻。為收復東南沿海淪陷區，戴笠曾經想動用自己那支在江浙一帶蟄伏了多年的「忠義救國軍」，充任「接應美軍登陸的先頭部隊」。此情在《忠義救國軍》中，得以披露，戴笠曾下手令「准抽調安我華（忠義救國軍第五縱隊隊長）部隊，並由美方負責訓練與裝備」。
1944年9月，戴笠在重慶撞見穿粗布軍服的美國軍人時，神經高度緊張，因為這種服裝的來源只有中共蘇區。戴笠馬上責成軍統華北區「查明美方盟軍人員有無藉日偽協助華北淪陷區活動」。
戴笠在電文中提到，淪陷區的中國共產黨部隊已「有七十萬之眾」，使美「對匪宣揚之實力極其重視」。同年9月22日，戴笠即電胡宗南「有關日軍南洋部隊動向與共黨要求裝備配合反攻」，此節也收錄在《軍情戰報》中。
「敵寇（日軍）於明年（1945年）3月以前撤退其在南洋（東南亞）部隊，集結在黃河以北以鞏固其滿洲基地，但敵於黃河以南以匪軍（共產黨部隊）對付我中央軍之部隊，查敵與黃河以南之匪已形成互不侵犯之勢」。
戴笠和胡宗南交誼甚篤，早在胡擔任中學地理教員時，就和在江浙打流（無業，在外遊蕩）的戴笠相識。戴笠稱「兩人好像從沒有一場真正結束的談話」。發跡後，他曾把自己的女秘書葉霞娣嫁與胡宗南為妻；而戴笠手下最得力的電訊專家魏大銘，則是胡宗南的舊部。
胡宗南身為黃埔一期的老大哥，深得蔣的信任，堪稱黃埔學生得道的第一人。抗戰期間，他屯兵西北、封鎖陝甘寧邊區，是蔣中正「攘外必先安內」的軍事主力。直到國民政府最終潰敗，也是胡宗南部隊一路護送蔣離開大陸。
美國漢學家魏斐德評論說，戴與胡兩人身世和處境相似，都是早年生活在傳統理序尚未崩壞的鄉間，身受過其好處，因而認同維護傳統價值的必要。兩人在不同程度上相信顧炎武的「匹夫有責」論，又野心勃勃地想要「以天下為己任」，立志「侍當世之明主」。
據《忠義救國軍》「戴笠函劍萍速擬金華會議決定整編忠救軍計劃」中記載，日降在即，為在國內軍事和政治中為蔣中正占得先機，戴笠親令麾下「忠義救國軍」，開赴京滬、京杭鐵路沿線，以便搶在共產黨部隊之前接手長江下游的淪陷區。此次檔案解密，也給了一向背負污名的「忠義救國軍」一個相對公正的評價。中華民國國史館研究員吳淑鳳說：「『忠義救國軍』是一個有組織的反共游擊部隊，當時對整個江南地區的敵後游擊戰是有貢獻的，而並不像大陸方面所宣傳的，是烏合之眾。這個可以從檔案上面可以看得出來。」
戴笠唯恐活動在江浙丘陵地帶的「忠義救國軍」鞭長莫及，難於第一時間趕到上海、杭州、寧波等大城市接防，竟然特上書蔣中正，請求協調偽軍充任臨時受降部隊。《軍情戰報》所載戴笠於1945年8月16日呈蔣中正的電報中，向「領袖」表明心跡：「生因以有利於國家與民族，個人之毀譽成敗固非所計也。」
為此，他不惜與大漢奸丁默村合作，在1945年8月中旬再三致電時任偽杭州市長的丁默村，安排其與日軍交割寧波防務的進退。「如我方無部隊接訪寧波，則日軍不能先行撤退，因四明山一帶匪軍（共產黨部隊）正圖進入寧波也」。
戴笠的「盤外招」，使得共產黨部隊在從抗日戰爭轉向內戰的關頭，處處受到掣肘。對此，周恩來也承認：「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來源請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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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17日戴笠乘專機由青島飛往南京時，因南京上空烏雲密布、雷電交加，不得已轉飛上海，但這時上海的天氣也不適合飛機降落，只能改飛徐州降落，途中在南京西郊的岱山失事身亡[2]。
有懷疑戴笠飛機失事可能是人為，可能下手的包括[8]：
- 當時戴笠的對頭以及競爭對手，時任中國共產黨安全和情報部長的康生；
- 當時的美國戰略情報局，因為事件發生在美國的飛機上；
- 軍統北平站站長馬漢三指使心腹劉玉珠在戴笠專機上安放定時炸彈，炸彈爆炸造成飛機失事假象。戴笠曾經把乾隆的九龍寶劍交給馬漢三保管，後來馬漢三被日軍俘獲，交出九龍寶劍，此劍輾轉到川島芳子手中。後來戴笠提審川島芳子，得知此劍去向，又發現馬漢三有貪污行為，但戴當時焦頭爛額，因而戴笠決定，先施緩兵之機，待機再處理馬漢三的問題。於是戴笠放出風聲，要重用馬漢三。不過馬漢三看出這是煙幕彈，心中戒懼，按軍統紀律，他自己的下場必死無疑。無奈之際，他與親信劉玉珠密商，認為只有殺死戴笠，才可平安無事。馬漢三家屬則撰文澄清，馬沒有謀殺戴笠。[9]
- 蔣中正在戴笠的告別式中，聲淚俱下，讓旁人認為他真的是因為「痛失英才」而難過，之後國民政府退守台灣後，蔣中正感嘆「雨農不死，我們今天也不至於會撤到台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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戴笠死後被追選為中國國民黨第六屆中央執行委員。
戴笠死後，原來的特務機構發生劇變，3月28日蔣中正縮編戴笠原於中國各地佈置的特務處，由原本的2萬人縮編剩幾百人，為蔣中正所指揮，但戴笠死後，特務縮編與內部權力鬥爭，使得中華民國政府的情報單位日漸薄弱，而中共的地下黨組織轉為強勢。
他屬下的重要機關「中美合作所」、「忠義救國軍」等20餘萬人員，因不再協助盟軍在太平洋戰爭的需要。戰時受戴笠影響的交通、警察、緝私等公開部門，引發一輪的權力變更。而軍事方面，因戴笠把「耳目」派遣到前線戰鬥單位，在軍中素有積怨。在1938年的長沙大火後，戴笠曾致電蔣中正，說「長沙火災損害巨大張治中辦事不力」；又因「屬下援女求歡」一事打過顧祝同的小報告，並明電胡宗南，「第三戰區戰事失敗全因生活優裕軍紀渙散致無鬥志」，引起軍事委員會諸多高層將領的不滿。[2]
墓地與遇難地
戴笠遇難後，國府在1946年6月12日將戴的遺體暫厝東郊靈谷寺志公殿內，殿內並有各界輓聯，尤以章士釗所撰最有名——
生為國家 死為國家 平生具俠義風 功罪蓋棺猶未定
譽滿天下 謗滿天下 亂世行春秋事 是非留待後人評
之後由蔣中正擇定靈谷寺國民革命軍陣亡將士第三公墓作為戴笠墓址，由上海陸根記營造廠承建，而該廠曾承建不少著名民國歷史建築，比如南京的國民大會堂、國立美術陳列館（今之江蘇省美術館）和上海的百樂門娛樂場等。
戴笠墓墓道水泥建造，墓則以蘇州花崗岩建成，呈長方形，占地1,500平方米，墓前有3米多高花崗岩墓碑，正面有國民黨元老吳稚暉所題「戴雨農將軍之墓」，背面為章士釗撰文並書寫的墓志銘。
1947年3月26日，國民政府在靈谷寺舉行移靈暨公祭典禮，之後軍統局長毛人鳳跟特務沈醉一道找人用水泥攪拌的混凝土灌進戴笠墓穴內，以防有人掘墓盜墳。1949年國軍撤退前夕，蔣曾動念將戴笠墓遷到台灣以防解放軍掘墓毀屍，但因顧慮到只有用炸藥才能炸開墳墓，不過如此也屍骨不存，於是作罷。
後來解放軍占領南京，不久後在1951年動用十幾個民工花了一個星期便整個毀掉戴笠墓。墓碑被推倒，正面長期以來朝下壓在泥土裡；墓穴打開後，紅漆楠木棺材被破壞，戴笠遺骨被拋到墓前的池塘里，至於遺物，則除了一把被燒得變形得左輪手槍、一個皮鞋後跟，就是一把「九龍寶劍」——而且是當年清朝乾隆帝下葬時的隨葬寶物。後來該寶劍被沈醉從江寧農民手中尋回，他日後並在《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有提及。[10]目前，戴笠墓已被列為玄武區不可移動文物。
至於戴笠遇難之地岱山則位於南京雨花台和江寧縣交界處，一稱戴山，遇難處有立一碑，為吳稚暉所提，上款為「民國三十五年三月十七日午時」，中部為「戴雨農將軍殉難處」，下款「吳敬恆題」（吳敬恆字稚暉）。多年以後，碑上部約1/4被毀，但下面3/4仍保存完整，高1.3米，寬1米，雖有部分字跡被毀或漫漶不清，但仍能辨認。近年有部分軍情局（軍統即其前身）的退休情報人員組成的聯誼會獻花圈，以曾任軍情局長的忠義同志會理事長陳虎門的名義率全體會員敬獻，而該理事會成立之初為「三一七聯誼會」，1991年6月改今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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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與個人生活
早年喪父。母親藍氏。兄弟二人。弟弟戴春榜，在甘肅省當縣長、軍統少將。
戴笠與結髮妻子毛秀叢，1895年生。戴笠和毛秀叢最終因為戴笠的外遇而分居。1939年，因罹患子宮癌毛秀叢在上海的醫院病逝[11]。
戴笠與結髮妻子毛秀叢育有一子戴善武（戴藏宜），上海大同大學肆業。妻子鄭錫英。在江山縣「雨農中學」任校長。軍統少將。但未出家鄉做過事。1951年1月，江山縣人民政府在江山縣保安鄉槍決戴善武。
戴藏宜與妻子鄭錫英有三個兒子（戴以寬、戴以宏、戴以昶）和兩個女兒（戴眉曼、戴璐璐），其中戴璐璐早夭[12]1953年底，特務黃鐸偷渡到上海；1954年，因為能夠安排的假身分有限，因此只帶出鄭錫英偕二子戴以寬、戴以昶經香港去台灣，戴以宏被留在上海；戴眉曼寄養在戴笠生前的廚子家中，也無法離開中國大陸[12]。1990年代政府開放大陸親屬來台探親、探病後，兩人曾經來台，探望當時還健在的母親鄭錫英。2016年戴笠逝世70周年，由軍情局退伍人員組成的聯誼團體「忠義同志會」，也邀請兩人來台[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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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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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後世觀點來看，戴笠可以說是情報界少有的天才，他無師自通，一手建立軍統局這樣一個以他為核心的龐大情治機關，在抗日戰爭時期軍統局的敵後諜報偵搜以及中美情報合作對於戰爭的勝利有著無可抹滅的貢獻。在執行蔣中正一些無法公開解決的事情就必須藉由軍統執行，如1933年6月暗殺民權保障同盟副主席楊銓，次年在滬杭道刺殺上海《申報》主持者史量才。除了共產黨及其同情者外，戴笠對付的還有國民黨內作為蔣中正政敵的其他派系，日本人及與日人合作的漢奸。[15]
因戴笠善於利用黑幫關係（與上海青幫首領杜月笙關係良好），忠於國民政府主席蔣中正，因此蔣中正在抗戰結束前將戴笠視為其最重要的親信之一。[2]軍統為國民政府的情報單位之母，而軍統的後身－位於臺北市士林區芝山岩一帶國防部軍事情報局，附近地區有以戴笠的字命名的雨農路、雨聲街、臺北市士林區雨農國民小學、臺北市士林區雨聲國民小學、中華民國陸軍官校的雨農樓，以及在芝山岩上的雨農閱覽室。
中華民國國防部軍事情報局內設有「戴雨農先生紀念館」，二樓為忠烈堂[1]；2016年為紀念戴笠殉職70週年，在情報大樓一樓穿堂設立「無名英雄紀念碑」，背面為戴笠照片與其題字[13][16]。
- 蔣中正遷臺後曾說：「若雨農不死，不至失大陸！」，「春撫陽明望故里；秋臨寧岱思雨農」。
- 戴笠死後，章士釗題輓聯：「生為國家，死為國家，平生具俠義風，功罪蓋棺猶未定；名滿天下，謗滿天下，亂世行春秋事，是非留待後人評。」
戴笠殺害大量中國共產黨黨員，因此中共對他的歷史評價曾一度極低，稱其為「蔣中正的配劍」、「中國的蓋世太保」、「中國的希姆萊」、「中國最神秘人物」、「特工王戴笠」，在「文革」中不少「批劉批鄧」的大字報中，稱劉少奇和鄧小平是「戴笠的爪牙」 [2]；又有說法指周恩來曾表示：「戴笠之死，共產黨的革命，可以提前十年成功。[17]」
影視形象
| 演員 | 作品 | 年份 | 類型 |
| 苗僑偉 | 歲月風雲之上海皇帝 | 1993 | 電影 |
| 上海皇帝之雄霸天下 | |||
| 姚剛 | 潛伏 | 2008 | 電視劇 |
| 王偉華 | 上海，上海 | 2010 | 電視劇 |
| 吳鎮宇 | 大上海 | 2013 | 電影 |
| 關禮傑 | 梟雄 | 2015 | 電視劇 |
參見
註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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