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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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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經濟是沿襲自明代的傳統小農經濟。清兵入關至康乾時期，國家政治逐步安定，經濟發達，人口大增——乾隆後期已達兩億，相對使糧食作物的產量需要更加提升。清廷採取開墾荒地、移民邊區及推廣新作物以提高生產量。由於國內與國外的貿易提升，經濟農業也相對發達[參1]。手工業方面改工匠的徭役制為代稅役制。傳統手工業以紡織和瓷器業為重，棉織業超越絲織業，瓷器以琺瑯畫在瓷胎上，江西景德鎮為瓷器中心。清朝商業發達，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中國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參2]。清朝初期曾實施海禁政策，直到攻滅臺灣明鄭勢力後宣佈展界開海，沿海貿易放寬而變得更為活絡，貨幣方面採銀銅雙本位制。康熙晚期為防止民變，推行禁礦政策，在一定程度上阻礙工商業的發展[參3]。到18世紀中葉，徭役勞動力的動員已大大減少，清朝統治者通過財政改革減少了這種古已有之但令人厭惡的做法，獲得了民眾的高度讚揚[參4]。
《哈佛中國史》等著作將晚明到整個18世紀康乾盛世時期的發展稱為中華帝國的第二次商業革命，比宋朝時發生的第一次商業革命轉型幅度更大，其中商業化擴散至地方鄉村社會的情況達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到了清朝中葉，中國被認為大概是全世界最商業化的國家[參5][參6]。在18世紀，對中國風的狂熱追逐曾經是當時歐洲社會的普遍時尚。這種時尚滲透到了歐洲人生活的各個層面，如日用物品、家居裝飾、園林建築等[參7]。
嘉道中衰以後，外部世界巨變。在道光年間發生的第一次鴉片戰爭，是為中國近代史的開端，亦是中國經濟、政治格局開始產生本質變化的時代。面對現代化、工業化的西方列強的威脅，清政府試圖通過洋務運動，發展現代工業，重振國家經濟。雖未成功，卻也成為中國工業化的肇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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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類產業
與中國曆朝歷代社會類似，農業是清朝社會的重點，尤其是清朝人口為中國帝制時期之最的情況下。鴉片戰爭前，來源於農業的田賦，亦是國家財政收入的主要來源[參8]。
可耕地是農業的根本。清代的土地仍可分為官田和民田兩大類。清朝入關後，1644年順治帝頒布圈地令[參9]。有主與無主地被滿人圈占，統稱「官莊」。大量農民不得不棄家逃亡，或者淪為新主人的奴僕。圈地主要執行三次，以北京附近的順天、保定、永平、河間四府最為突出，直到1685年康熙帝宣布廢止而終。至於全國其他原明朝皇室或地主的土地，清廷稱其為「更名田」，分配給無地農民使用，或是被新地主霸占。據統計，這種土地的總數不下二十多萬頃[參10]。清代也擁有不少屯田，屯區多在新疆等邊疆地帶。清帝推行了令民墾荒的政策[參11]。使得華北、華中地區先後著令准墾，一些邊疆如新疆、青海、海南、台灣等地於清朝中葉先後實行開墾政策，而關外東三省地區直到清朝後期才准許大量漢人前往開墾[參12]。
清初，在康熙時期進行的多項水利興修。明末清初，黃河、淮河下游堵塞，京杭大運河也受阻塞。康熙帝時大力修治黃河，任靳輔為河道總督，採用疏導和築堤的辦法將黃、淮故道逐漸修復，使這一帶的農業生產在一段較長的時間裡減少了水患的威脅。1713年康熙帝成功修浚位於北京的永定河，使舊河兩岸的「斥鹵」變為膏腴良田。另外，雍正時修築江浙海塘也是保護農田的水利工程。由於明末戰亂，耕地遭到破壞大為減少，清朝的耕地總面積直至嘉慶初期達10.5億市畝，恢復到明代萬曆年間水平。在之後的道光年間，並逐漸反超，耕地面積達14億市畝[參13][參14]。江南、湖廣與四川等地的土地比中原地肥沃許多，湖廣更有「湖廣熟，天下足」之譽稱[參15]。
由於清朝人口成長超過可耕地發展速度，如何維持龐大人口有賴占城稻與一些新的糧食作物。占城稻在中國有一段長期的發展時間，到明清時期發展成五十日到三十日即可收穫的品種，使得二次收穫，甚至三次收穫變成可能。此外早熟稻耐旱，可在高原或山坡地種植。從宋朝初期到清朝道光年間，稻米產量以及耕種面積都增加一倍。一些從美洲引進的糧食作物也開發許多原先不擅種植的地形，以提高糧食生產面積。例如比較乾旱的高原有賴玉米與甘薯，更加崎嶇的山地則依靠馬鈴薯。到嘉慶年間，這些高原都種滿新一代的糧食作物。而河川沿岸的沙地則大量種植花生，約十八世紀到十九世紀才由南方推廣到北方[參1]。
清朝的經濟作物種植面積也逐漸擴大，促進商品經濟的活躍。棉花在清朝已是十分重要的經濟作物，其產地遍及全國，其中江蘇、浙江、河北、河南、湖北、山東等地都是著名的產棉區，甚至連農業發展較晚的奉天，也成了外輸地區之一。產棉量以河北保定一帶，長江中下游的松江、太倉與通州一帶，以及上海等地最大。菸草原產地是美洲，明中葉以後開始傳入中國，最早的種植地區是福建。種菸草獲利很高，重要產地以陝南漢中、城固，山東兗州，湖南衡陽等地為主。湖南的衡煙、陝西的蒲城煙、北京的油絲煙、山西的青煙、雲南的蘭花煙、甘肅酒泉的水煙（又名西尖），均負盛名。甘蔗產地以華中、華南為主，江南、四川與台灣等地的製糖業非常發達。蠶桑業以江蘇浙江的蘇州、湖州、嘉興、杭州和廣東的廣州最為發達，已成為當地農民的重要生產活動[參12]。
清朝的手工業在康熙中期以後逐步得到恢復和發展。至乾隆年間，江寧、蘇州、杭州、佛山、廣州等地的絲織業都很發達。江南的棉織業、景德鎮的瓷器都達到了歷史高峰。手工業分成官營與民營，由於工匠實行以銀代役，所以順治二年就下令廢除廢除工匠制度[參16]，官營缺乏必要的工匠而逐漸衰落。民間手工業興盛，例如雲南民間煉銅場十分發達[參17]。蘇杭一帶民間絲織中已有不少具有專門技術的人，站在一定的地方等待雇用[參18]。
瓷器製作技術改進，產量也大幅提升。例如江西景德鎮瓷窯所燒造的御瓷產量在雍正六年（1782年）時，一年之中生產了十數萬件御器[參19]。玻璃製造有較大的進步，清宮玻璃廠能生產透明玻璃和多達十五種以上的單色不透明玻璃，造型也豐腴美觀[參19]。絲織技巧也有了新的提高，出產的重要提花品種有妝花紗、妝花緞、妝花絹等[參19]。廣東的「女兒葛」是廣東增城的少女用一種葛藤的絲織成，質量極優[參20]。當時的棉織業以松江最為發達，技術最好，而染色、踹布業則以蕪湖、蘇州為最先進。
清朝勞動者與雇主之間的關係，主要是通過買與賣來體現的。不僅全部勞動成果全歸雇主，而且在人身上也很少自由[參21]。在這些行業中，勞動者的工資是「按件而計」的；而且按照工匠技術的高低和工作的繁簡論定工價[參22]。勞動者所得的工資，已經是根據勞動的熟練程度來規定。勞動者十分自由。工匠不但有辭雇的權利[參23]，而且還有罷工權與集體要求增加工資之舉動，例如，蘇州絲織業作坊中的勞動者，「倡眾歇作」，要求增加工價，可以「另投別戶」，追尋較好的待遇[參24]。
在明清時期的農業和手工業進一步發展的基礎上商業也很發達，商品貨幣經濟空前活躍。由於農業中商品性生產擴大，農產品越來越多地變為商品，出現了許多專門化的經濟作物地區，為手工業生產提供原料，或者直接供應消費者。例如養蠶地區為調劑桑葉的供需，出現專賣桑葉的「青桑行」和「葉市」。一些經濟作物如蔗糖行銷國內外，茶葉於十八世紀輸出激增。糧食作物除大量供給城市居民食用外，還有不小的部分用於釀酒、油和豆製品加工等。這些產品自然都是為了供應市場而生產的[參25]。
- 商業城市
商品性生產的發展，商品流通範圍的擴大，促使一些新的工商業市鎮的興起和發展，例如漢口鎮和朱仙鎮就是位處交通樞鈕點而興起，而佛山鎮和景德鎮專司生產如絲綢、瓷器等高價值產品的城鎮。至嘉慶年間，這四鎮並稱為「四大名鎮」。其他興起的尚有吳江縣的王江涇、震澤鎮等等[參25]。許多重要城市如北京、江寧（今南京）等地，也更趨發達。例如北京的居民已不下百萬，一切生活所需，都從商業渠道取得，不能一日無貿易。當時尚流行「天下四聚」的說法：「天下有四聚，北則京師（北京），南則佛山，東則蘇州，西則漢口。然東海之濱，蘇州而外，更有蕪湖、揚州、江寧、杭州以分其勢，西則惟漢口耳[參26]。」
- 商幫
與此同時，金融業與貿易業發達，商人分成十大商幫。其中晉商、徽商支配清朝的金融業，閩商、潮商掌握海外貿易[參2]。廣州的行商與揚州的鹽商都是最闊氣的商人，山西商人掌控全國銀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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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廷初年實行遷界令，對於民間海外貿易厲行海禁政策；對於外國來華貿易，仍沿襲明代的朝貢制度加以控制。最初與清朝發生朝貢關係的，主要還是南洋和東南亞諸國，但有許多限制，如貢期和隨貢貿易的監視等都作了嚴格的規定。對於西方殖民國家來華商船的限制就更嚴。只許它們停泊澳門，與澳門商人進行貿易，每年來華貿易的大小船隻，不得超過二十五隻。1683年清朝平定明鄭，宣佈開海展界，1684年設置以粵海關、閩海關、浙海關、江海關這四大海關機構管轄各自境內的數十個口岸，准許百姓對外貿易。1685年開始允許外商到前述口岸通商[參25]。
清廷放寬海禁後，准許外商在指定口岸通商後，逐步建立了一套管理外商來華貿易的制度，主要有公行制度和商館制度[參25]。浙江、福建與廣東地區盛行海外貿易，人民時常與日本、琉球、東南亞各國及葡萄牙、西班牙與荷蘭等西洋各國展開貿易。到十八世紀還有英國、法國與美國，其中英國幾乎獨佔對華貿易。西洋各國與日俱增的需要清朝的絲綢、茶葉與甘蔗，然而清朝對西洋事物需求不大，使得中國對外貿易呈現大幅出超的情形。大量銀元流入中國，增加貨幣流通量，刺激物價上漲，促進商業繁榮[參25]。在此期間，中國沿海以泉州、漳州、廈門、福州與廣州先後崛起，成為貿易大城，操控對外國際貿易[參25]。
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由於外商頻年不斷的掠奪和違法行為，清廷只保留粵海關提供給「西洋」商人作為通商地點。到十九世紀，英國在印度種植鴉片，並且大量銷往中國。這使得中國對外貿易逆轉為入超。鴉片的問題引爆鴉片戰爭，中國戰敗後門戶大開。南京條約不但開放廈門、上海、寧波、福州、廣州等五口通商口岸給外國人。隨後陸續的不平等條約使外國人大量來華投資，並且建立租界，加速對清貿易[參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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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5年，麗如銀行在香港設立分行，在廣州設立分理處，其後又在上海和福州等地設立分行，成為第一家進入中國的外資銀行，該行又稱金寶銀行和東藩滙理銀行。之後同樣為英國銀行的匯隆銀行於1851年，呵加剌銀行和有利銀行於1854年，麥加利銀行於1858年進入中國。[參27]:2-31860年，法國的法蘭西銀行在上海設立分行。接下來曇花一現的英商「小四行」匯川、利生、利華、利升分別進入中國。1865年，滙豐銀行在香港成立，其投資人主要是英國洋行，還有美國、德國、印度、丹麥等國的洋行。1866年，發生席捲全球的金融恐慌，四小行和呵加剌銀行、匯隆銀行都隨之倒閉。[參27]:4[參28]匯隆銀行曾印製有上海地名券，但已發現的僅有試印票，可能從未正式發行。[參28]利生銀行曾發行有1000元港幣樣幣。未見呵加剌銀行發行貨幣的記載[參27]:3。
德國的德意志銀行於1872年在上海設立分行。英國德豐銀行於1872年至1878年在上海、福州、漢口、廈門等地設立了分行。俄國對外貿易銀行於1876年，日本的東京第一國民銀行於1880年在上海設立機構。這些銀行存在時間較短，沒有在中國發行貨幣，沒能改變英國銀行獨霸中國金融市場的局面。[參27]:4
1889年，德國成立專門對華資本輸出的德華銀行。作為日本對外貿易銀行的橫濱正金銀行在1880年成立後在東北，特別是南滿發展迅速。英國惠通銀行和中華匯理銀行分布于于1890年和1891年在中國成立。同時，先期進入中國的滙豐銀行等英國銀行則繼續擴展分支機構。法國東方匯理銀行於1894年在香港設立分行，之後又在上海、北京、天津等地設立分行。1895年，名義上中俄合辦，實際上由俄羅斯控制的華俄道勝銀行成立。中國在甲午戰爭敗給日本，台灣成為日本殖民地。日本於1899年成立台灣銀行，該行於1911年在上海設立分行，之後又在福州、汕頭、廈門等地設立分支機構，主要面向閩粵兩省。1902年，美國的花旗銀行在上海設立分行，負責經理「庚子賠款」事宜，並為美國對中國和菲律賓貿易提供服務。同年，比利時的華比銀行在華設立機構。1903年，荷蘭的上海和囒銀行在華設立機構。1909年，朝鮮銀行在安東設立辦事處。[參27]:5-6
有清一代，進入中國的外國銀行有數十家，隨著一些銀行的倒閉和清理，到清朝覆滅時仍有12家，分別是英國的有利銀行、麥加利銀行和滙豐銀行，德國的德華銀行，日本的橫濱正金銀行、朝鮮銀行和台灣銀行，俄羅斯的華俄道勝銀行，法國的東方匯理銀行，美國的花旗銀行，比利時的華比銀行和荷蘭的上海和囒銀行。[參27]:6
政府財政
清朝貨幣大體上採銀兩與銅錢並用的銀銅雙本位制，大數用銀，小數用錢，但銀的地位更見重要。因海外貿易發達，白銀大量從國外輸入，康雍乾盛世流通的外國銀元除西班牙銀元外，還有葡萄牙銀元、威尼斯銀元、荷蘭銀元、法國銀元等。鴉片戰爭前後，需要固定形式的銀幣出現，正式使用機器鑄造銀幣則是鴉片戰爭以後的事。鴉片戰爭前，由於英國將大量鴉片銷入中國，導致中國白銀大量外流，需要更多的銅錢才能換取白銀。由於白銀是百姓納稅的固定貨幣，這帶動了通貨膨脹，嚴重惡化經濟。使得曾經於1651年順治帝發行紙幣，到1843年咸豐帝又發行大清寶鈔與戶部官票等紙幣，以穩定清朝經濟[參25]。
清代稅制以鴉片戰爭為界，分為前期、後期[參8]。在前期，奉行的是中國傳統封建稅收制度。田賦、人頭稅、礦稅、鹽稅、工商稅是國家主要稅種，亦是主要財政收入來源。在康、雍、乾三朝，清政府強力推行了一系列的稅制改革，完成了火耗歸公、攤丁入地，亦推行了官紳一體當差納糧。
清朝的海禁和前期的礦禁，對外貿稅收和工商稅收有嚴重影響。鴉片戰爭後，稅收制度出現本質變化。田賦在國家財政收入中的比例下降。五口通商後，各地陸續建立近代海關。海關的關稅，成為新的、主要的國家財政收入。但海關總稅務司一直由外籍人士撐控，直到清朝滅亡，中國海關的自主權喪失[參8]。
參考文獻
參考書籍
外部連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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