蕭關道

蕭關道是絲綢之路的一部分。廣義的蕭關道，既是中原通西域的交通要道，又是一個區域的泛稱。大致包括兩條走向：一是由長安出發，沿涇河，過固原，海原，在靖遠縣北渡黃河，經景泰直抵武威，歷史上以此線路為主，屬絲綢之路東段北線；一是沿涇河，過六盤山，走隆德，靜寧，達會寧，沿祖厲河而下，在靖遠縣附近渡河。^[1]

歷史變遷

秦漢時期

《史記·秦本紀》載：「秦惠文王后五年,王游至北河」。秦惠文王北行的通道,即蕭關古道。^[2]

秦始皇三十二年(公元前215年)派蒙恬率三十萬大軍北擊匈奴,一舉收復「河南地」，秦自榆中(今甘肅蘭州以東)向北，黃河以西，陰山以南的廣大地區內設置三十四縣(有說四十四縣)，史稱「新秦中」^[2]。當時軍隊的往還、北地郡與新秦中的驛站聯絡，一部分即由蕭關出入，走蕭關古道。

漢文帝十四年(公元前166年)，匈奴老上單于十四萬騎侵入朝那蕭關，殺北地都尉，走的也是這條古道。^[1]

漢武帝元鼎三年(公元前114年)，為加強對北方少數民族防禦，由北地郡再折置安定郡(郡治設在今固原縣城)。及武帝元封四年(前107年)回中道的開通，始將整個長安通往西域的蕭關古道貫通。形成了長安——安定郡北通大漠的要道，為絲綢之路東段北道的開拓奠定了基礎，兼軍事與商貿功能於一身。^[1]

東漢建武八年(公元32年)，劉秀親征天水隗囂，曾會師高平第一城(固原)。時竇融率河西五郡及羌、小月氏兵數萬，輜重五千多輛往會高平。由今甘肅景泰渡河，經寧夏海原抵安定，走的同樣是蕭關古道。^[1]

東漢孝靈帝劉宏建寧元年(公元168年)，漢將段熲將萬餘人，由原州彭陽縣直趨高平，與先零羌戰於逢義山(須彌山)、清水河一線。之後又向銀川平原包抄，在靈武谷(今青銅峽林泉堡西賀蘭山谷)大敗先零羌，往返走的都是這條通道。^[1]

隋唐時期

隋代與漠北突厥多次發生戰爭，無論突厥入侵，或是隋兵反擊，多走蕭關古道，由原州(固原)出兵，出蕭關再抵各關隘。

唐代是歷史上對外開放的時期之一，交通運輸極為發達，此時蕭關道擔負長安——涼州北道線的繁忙運輸，與靈州道南北呼應。唐代設置蕭關縣，連接著靈州和原州兩個政治、軍事中心。^[3]

宋夏金元時期

西夏與宋之間先後征戰近200年，蕭關道是此時期的重要軍事幹線。北宋的鎮戎軍(固原)至西夏的靈州一線成為宋夏交戰的前沿。宋太宗時以鎮戎軍為樞紐，及宋真宗即位，蕭關道被擱置，鎮戎軍棄而不守，直到咸平四年(公元1001年)再築城駐軍。大中祥符七年(公元1014年)，西夏攻占西涼後，蕭關古道被徹底阻絕^[4]。

金代鑿通六盤山，改走現今的六盤山道，無需再繞越固原。^[5]由此蕭關道路線變為：西安出發過醴泉（今禮泉），渡過涇水，西北通過乾縣、長武、涇州（今甘肅涇川）、平涼，近抵六盤山，即隴山；再橫渡涇水至隆德，西走靜寧、會寧、安定（今甘肅定西安定區），到達蘭州，繼續前進到達武威，與秦漢時期的蕭關古道匯合，走河西走廊，形成民國時期西蘭公路及現今312國道的主要方向。

元代蒙哥於公元1251年即蒙古大汗位，開始對南宋大舉進攻，派忽必烈征服大理的行軍路線即為蕭關道^[6]。由此六盤山下的開城得以提升規格，並建起安西王府^[7]。元代建立起橫跨歐亞大陸的蒙古帝國，恢復並加強了中西交通，商業貿易得以繁榮發展，此時的蕭關道是元朝政府與察合台汗國聯繫的主要驛路。^[3]

明清時期

明朝時期陝甘統為一省，為保持設於西安的陝西布政使司與設於甘州(今甘肅省張掖市)行都指揮使司的信息通暢，基於金代以後的蕭關道路線開闢了西安府至甘州長達2645里的大驛路，沿路軍事衛所林立^[3]，這時期的官馬大道也叫陝甘驛路^[1]，屬絲綢之路東段中線。由於與漠北的北元勢力一直處於對抗狀態，此時的蕭關道既是明朝軍隊的出擊路線，也是蒙元韃靼、瓦刺等部南下侵掠的通道。

清代陝甘兩省分治，省間驛路沿襲明代路線。為鞏固統治，清廷多次西北軍事行動基本均沿陝甘驛路。

康熙三十六年(1697)，新疆發生準噶爾部汗王噶爾丹叛亂，其子去哈密征糧，清政府派兵前去圍剿堵截，所走即為陝甘驛路。^[3]

雍正元年(公元1723年)，青海發生和碩特部汗王羅卜藏丹津叛亂，清政府派兵走陝甘驛路前去平定。^[3]

乾隆二十年(公元1755年)，準噶爾之役爆發，清廷發兵走陝甘驛路攻入伊犁，準噶爾汗國滅亡。^[3]

乾隆二十二年(公元1757年)，清廷平定阿木爾撒納叛亂，設伊犁將軍、參贊大臣、領隊大臣、都統等官職，其間通過陝甘驛路不斷向京師傳遞軍情急報、驛送官員、往來使臣。^[3]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陝甘回亂爆發，同治三年(公元1864年)新疆回亂爆發，同治六年(公元1868年)十月陝甘總督左宗棠坐鎮西安，後調集湖湘大軍開始平亂，經陝甘驛路出兵新疆，對陝甘驛路大力修治^[3]，沿途栽種左公柳。

清代承襲歷代「榷茶」制度，將漢中、四川、湖北、湖南等地出產的茶葉集運於陝西涇陽縣，經加工後，通過陝甘驛路運至蘭州盤驗，再行銷西北各地。^[3]

清代很多人物前往新疆、甘肅、青海時均沿陝甘驛路，並留下著述：

道光二十一年(公元1841年)五月兩廣總督林則徐以釁起銷煙被道光帝革職褫銜，從重發往伊犁效力贖罪，去疆路線即為陝甘驛路。^[8]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十一月初九董醇受戶部尚書祁寯藻函諭同行前往蘭州查辦離任陝甘總督布彥泰貪贓案。^[9]

光緒十七年(公元1891年)陶保廉隨父陶模調往新疆侍行途中，著有《辛卯侍行記》記錄沿路見聞。^[10]

光緒二十八年(公元1902年)四月初九葉昌熾自西安前往蘭州任甘肅學政，沿途見聞風土記載於《緣督廬日記》。^[11]

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三月二十七日裴景福因貪污被兩廣總督岑春煊貶往新疆，寫有《河海崑崙錄》記錄沿途地理風情。^[12]

宣統三年(公元1911年)時任天津《醒俗報》總編輯的溫世霖因代表學界同志會向政府請願迅開國會，縮短預備立憲年限，觸怒直隸總督陳夔龍，以擾亂地方遣戍新疆，著有《崑崙旅行日記》記載沿途風情。^[13]

民國時期

民國五年(公元1916年)畢業於日本早稻田大學政治經濟學的謝彬奉國民政府財政部命令沿陝甘驛路前往新疆調查阿爾泰財政，寫有《新疆遊記》留世。^[14]

民國二十三年(公元1934年)國民政府全國經濟委員會決議修建西蘭公路，與明清時陝甘驛路基本重合。

民國二十四年(公元1935年)5月1日，西蘭公路主體工程竣工，西安至蘭州土路通車。張恨水受南京《民生報》與《世界日報》邀約，赴西北採風，記述民風民俗，並陪同劉如松總工程司由西安出發勘察西蘭公路全線^[5]，寫有《西遊小記》^[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