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门问题
时间线
聊天
视角
阿爾及利亞戰爭
1954年至1962年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Remove ads
阿爾及利亞戰爭（法語：Guerre d'Algérie），亦稱阿爾及利亞革命或阿爾及利亞獨立戰爭，是1954年至1962年法屬阿爾及利亞發生的大規模衝突，交戰雙方分別是法國政府和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主導的獨立勢力。這場戰爭被視為是最重要的去殖民化戰爭之一，雙方在作戰期間均實施大量非常規戰術與戰爭罪，最終法國總統夏勒·戴高樂因國際壓力與不得民心決定停戰，導致阿爾及利亞脫離法國殖民統治。
戰爭源自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陣線於1954年在法屬阿爾及利亞各處發動的恐怖襲擊，導致法國政府與阿爾及利亞民族自治人士的矛盾激化，而法軍殘酷的平叛作戰與獨立份子殘暴的恐怖襲擊，進而將戰爭擴大，導致法軍於1958年時已有40萬兵力用於綏靖。儘管法蘭西第四共和國清剿阿爾及爾的叛軍，並多次在「莫里斯防線」重創民族解放陣線，但最終仍於1958年因政治危機垮台，被夏勒·戴高樂領導的第五共和國取代。
戴高樂上台後，莫里斯·沙勒將軍執行的「沙勒計劃」成功地重創各地的民族解放陣線部隊，結束大型軍事衝突。然而法軍雖在軍事上取得優勢，但其殘酷鎮壓手段未能在阿爾及利亞贏得人心，疏遠了法國本土的支持，並損害了法國在國外的聲望[15][16]，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法國盟友在聯合國關於阿爾及利亞的辯論中從支持法國轉為棄權[17]。戴高樂遂決定與民族解放陣線談判，導致部分法軍高級將領成立秘密軍事組織，試圖發動軍事政變與暗殺戴高樂，以將法屬阿爾及利亞留在法國。然而雙方仍於1962年3月簽署埃維昂協議，正式停戰。法國就協議在1962年4月8日進行公投，91%法國選民贊成批准埃維昂協議[18]。7月1日，該協議在阿爾及利亞進行了第二次公投，其中99.72%選民投票支持獨立，只有0.28%反對[19]。
1962年阿爾及利亞獨立後，由於擔心民族解放陣線的報復，90萬歐裔阿爾及利亞人 (黑腳) 逃往法國，約9萬曾為法國軍隊提供協助的阿爾及利亞穆斯林亦在法國軍官的協助下逃到法國本土。法國政府對接收如此龐大的難民毫無準備，這在法國引起了社會動盪。
Remove ads
戰爭歷程
1954年7月25日，在阿爾及爾穆斯林區Clos Salambier（馬達尼亞）的一座簡陋別墅里，22名阿爾及利亞人（最初的「五人」，穆斯塔法·本布萊德、穆罕默德·布迪亞夫、拉爾比·本姆希迪、穆拉德·迪杜什和拉巴赫·比塔特招募了許多人）宣布「支持無限革命，直到完全獨立」。正是在這一天，阿爾及利亞戰爭才真正開始。地區領導人被任命為：奧雷斯-內門沙：本布萊德，北君士坦丁省：拉巴赫·比塔特，卡比利亞：克里姆·貝爾卡塞姆，阿爾及爾-奧爾良維爾：穆拉德·迪杜什，奧蘭：拉爾比·本姆希迪。10月底，這五位領導人決定成立「民族解放軍」（ALN）。
1954年10月15日，C.R.U.A.（團結和行動革命委員會）轉變為F.L.N（民族解放陣線）。該組織的要求包括：承認阿爾及利亞國籍、開始談判、釋放政治犯。居住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人可以選擇自己的國籍，法國人和阿爾及利亞人享有平等權利[20]。確定了10月31日至11月1日夜間攻擊的目標。經外部代表團同意，他們計劃在革命爆發當天在開羅電台宣布這一消息。
1954年10月31日至11月1日夜間，阿爾及利亞境內不同地點發生了30多起襲擊。死亡人數：8人死亡，其中一半是平民，還造成了財產損失。公眾輿論尤其對起事的主要焦點奧雷斯山脈的比斯克拉-阿里斯汽車襲擊感到憤怒：兩名乘客，前法國陸軍中尉指揮官哈吉·薩多克和教師居伊·蒙內羅被槍殺。媒體發布的一份公告以一個神秘組織的名義聲稱這些行動——民族解放陣線。其目標是「在伊斯蘭原則框架內建立一個主權、民主和社會的阿爾及利亞國家」，並是「以任何方式」[21]。但在法國或阿爾及利亞，沒有人認為戰爭剛剛開始。
自1954年6月18日起擔任理事會主席的皮耶·孟戴斯-弗朗斯對阿爾及利亞的起義感到驚訝。他立即強調，「在捍衛國家內部和平、共和國統一和完整方面，我們不會妥協。」1954年11月12日，內政部長法蘭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在訪問阿爾及利亞時做出了殘酷的反應：「阿爾及利亞是法國的！與叛軍的談判就是戰爭。」增援部隊被派去，數千名民族主義者被捕。但其中99%與FLN無關。密特朗和幾乎所有責任人一樣，是錯誤的：他認為襲擊與舊民族主義者梅薩利·哈吉的政黨MTLD（爭取民主自由勝利運動）有關，他們的思想領袖是身處開羅的賓·貝拉。
皮耶·孟戴斯-弗朗斯還提出了一項有利於穆斯林的改革計劃，導致他於1955年2月6日垮台。他的繼任者是君士坦丁議會議員勒內·梅耶（RenéMayer），他是黑腳強硬派的代表：改革的乾草，首先是鎮壓[20]。當眾議院投票反對時，被趕下台的孟戴斯-弗朗斯說：「在北非……要麼有和解政策……要麼是武力和鎮壓政策——以及所有可怕的後果。」
在早期，民族解放陣線的人主要針對與歐洲人關係密切的穆斯林。1954年11月至1955年4月，414起襲擊造成104名穆斯林死亡，86人受傷。這些行動的目的是恐嚇土著親法人口，並將兩個人口分開。[22]歐洲人並非主要目標，而是作為殖民秩序的代表，如警察、民選官員和公務員。然而，平民也很快成為伏擊的受害者。[22]
幾個月後，起義軍陷入困境，被更多的警察部隊包圍。在北君士坦丁省城外，相對顯得平靜。[22]
Remove ads
1955年8月20日至26日，戰爭的面貌發生了巨大變化，北君士坦丁省發生了血腥事件，尤其是菲利普維爾（現在的斯基克達）市，那裡發生了可怕的平民屠殺事件。
大屠殺是在北君士坦丁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優素福·齊古德（Youcef Zighoud）的倡議下爆發的，目的是重振一場正在失去動力的運動，並通過不分青紅皂白的屠殺在阿爾及利亞人和法國人之間挖一條不可逾越的血溝，挫敗法國政府駐阿爾及利亞總代表雅各·蘇斯戴爾（Jacques Soustelle）的進程。
在科洛-菲利普維爾-君士坦丁-蓋勒馬地區，不到300名解放軍戰鬥人員襲擊憲兵和警察局，但沒有取得多少成功。他們監督數千名武裝不良的農民，他們自願或強行動員起來，襲擊大約30個城鎮和村莊，並用斧頭和（土著或者歐式）鎬殺人。117名歐洲人被殺，100名親法穆斯林和47名警察被殺。媒體對哈利亞的暴行感到憤怒，其中39名歐洲人被割喉，其中包括10名兒童和3名兩歲以下嬰兒。[22]
法國當局的反應不成比例，牽連到無辜人士[22]。飛機轟炸了附近的鄉鎮，特別是貝尼·馬利克的小村莊。武裝平民在盲目的鎮壓中進行報復。受害者人數躍升至數千人：3500至7500人死亡。[23]
對這些屠殺平民的憤怒引起了國際輿論對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的鬥爭的關注，這場鬥爭實現了民族解放陣線追求的目標之一，民族解放陣線還想在敵人、定居者及其穆斯林協助者的隊伍中散播恐懼，並使和平的任何希望破滅。
對許多歷史學家來說，1955年8月的大屠殺，而不是塞蒂夫的大屠殺（1945年5月），標誌著從起義到全面戰爭的真正轉變，是讓法國殖民當局傾聽的唯一途徑。
皮耶·孟戴斯-弗朗斯任命雅各·蘇斯戴爾為阿爾及利亞總督。這位著名的左翼戴高樂主義者用「融合」一詞定義了他的政策：穆斯林和歐洲人之間的平等權利。這種改革願望並不妨礙軍事活動的加劇。蘇斯戴爾注意到政府的軟弱和惡意，發明了由年輕軍官領導的專門行政部門（SAS），旨在改善穆斯林的物質生活。這是社會政治參與的第一步。[24]
他希望儘快實施改革，特別是使1947年的法規生效，該法規仍然是一紙空文。因此，它必須執行一項融合穆斯林人口的政策，穆斯林人口必須享有與阿爾及利亞或大都市歐洲人社區相同的權利。這項政策將引起許多黑腳人的反對，特別是因為蘇斯戴爾提議重組阿爾及利亞政府，從而再次對他進行反擊。新總督最終必須克服另一個障礙：他是由皮耶·孟戴斯-弗朗斯任命的，他在阿爾及利亞歐洲人社區中非常不受歡迎，他們懷疑他實施了拋棄阿爾及利亞的政策，正如他被指責對法屬印度支那、突尼西亞和摩洛哥所做的那樣。然而，蘇斯戴爾成功地獲得了人氣，1956年2月他離開時，一大群黑腳人陪伴他登上飛機，將他帶回法國。
Remove ads
1956年1月29日，立法選舉後，國民議會任命居伊·摩勒政府，該政府於1956年2月1日就職。1956年1月30日，喬治·卡特魯將軍被任命為阿爾及利亞常駐部長，接替雅各·蘇斯戴爾，後者的離開在阿爾及爾時引起了強烈的支持動員：人群跟隨他來到機場，並超越了秩序服務；蘇斯戴爾被迫借用一個飛行梯子登上一艘飛機，將他帶回法國本土。在接下來的幾天裡，由尚-巴蒂斯特·比亞吉（Jean-Baptiste Biaggi）領導的Ultras為即將到來的部長會議主席做準備。[25]
1956年2月6日，居伊·摩勒前往阿爾及爾，用他的話來說，「實地研究局勢」，引發了一場被稱為「番茄之日」的事件。當官方遊行隊伍前往阿爾及爾的死難者紀念碑時，由退伍軍人協議委員會領導的敵對人群對其進行了圍攻，該委員會向其投擲番茄和公文包，以表示對卡特魯將軍的任命不滿。阿爾及爾市長的聲音在當地媒體上流傳，這是《阿爾及爾回聲報》的著名公式：「卡特魯將軍的留任將意味著阿爾及利亞的崩潰」[26]，對此，社會主義報紙《人民報》回應說，「極端勢力的壓力、武力和暴力的展示將無效」。在番茄之日之後，喬治·卡特魯向勒內·科蒂提出辭職，以避免「在一個重大國家問題上與他的前戰友發生概念和行動衝突」[26]。卡特魯將軍被羅貝爾·拉科斯特取代。
Remove ads
根據拉塞勒聖克盧協議，法國政府於1956年3月12日承認摩洛哥獨立，同年3月20日承認突尼西亞獨立（及其「超越」）。不可避免的是，這兩個新國家為FLN提供了兩個「避難所」後方基地。
1954年萬聖節起義兩年後，法國司令部擔心民族解放陣線在卡比利亞地區的活動，並決定組建突擊隊，以清除克里姆·貝爾卡塞姆的游擊隊。1955年，總督雅各·蘇斯戴爾辦公室的技術顧問亨利·保羅·埃杜（Henry Paul Eydoux）有了在卡比利亞海上建立「反馬基」的想法。「K行動」通常被稱為「藍鳥行動」，旨在從卡比利亞招募人員，為他們配備武器（約300人被交付），並對民族解放陣線發動反叛亂。它被委託給DST，然後是作戰情報局（SRO）。但行動完全失敗，資金和武器被轉移到FLN。
1956年10月9日至12日，第27國防軍在阿德拉爾森林發起的「傑納德行動」使比雅爾將軍的第三海軍空降兵連隊能夠擊退130名叛軍。
經過十個月的平靜，大卡比利亞地區被點燃，部分原因是法國提供的武器、設備和資金。
大屠殺發生在1956年5月11日，由法國陸軍第四步兵營（4e BCP）的一個單位實施，該營屠殺了79名阿爾及利亞村民，他們來自貝尼·烏傑哈內（Beni Oudjehane）的小村莊，該村莊有300名居民，位於吉傑勒省（前君士坦丁省）米利耶附近的科洛半島。
2013年，歷史學家克萊兒·莫斯-科波（Claire Mauss Copeaux）和兩位博主在法國和阿爾及利亞聯合進行了一項調查，安德烈是第四BCP的前法國士兵，努爾（Nour）是來自米利耶地區的阿爾及利亞教師，他們試圖重建1956年5月11日這一天發生的事情。[27]
1956年5月18日，在阿爾及爾以東70公里的帕萊斯特羅（拉赫代里耶）附近，19名特遣隊士兵在伏擊中喪生。媒體呼應了這場血腥衝突。殘缺的屍體引起了公眾的關注。「帕萊斯特羅將仍然是戰爭中最著名的伏擊，象徵著最糟糕的事情：突然襲擊、無法自衛、屍體殘缺。此外，軍事等級將知道如何利用這種創傷來克服不情願」。在發現法軍士兵屍體後的下午，「44名阿爾及利亞人被立即清算」，而「軍事當局承認，大多數人是試圖逃離伏擊北部法國軍隊組織的包圍的逃犯」。[28]
與此同時，居伊·摩勒向阿爾及利亞發出了更多的呼籲。在大都市，情緒非常強烈。衝突以新的視角出現。阿爾及利亞不再像印度支那那樣是一場由專業人士領導的遙遠衝突，而是一場法國內政，每個人都將通過兒子、兄弟或丈夫參與其中。因此，大都會輿論可能成為這場戲劇的主角。
1955年5月，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阿巴內·拉姆丹與那些希望參加獨立戰爭的人舉行了會議。阿爾及利亞共產黨（PCA）和民族解放陣線之間的協議由巴希爾·哈吉·阿里和薩迪克·哈吉雷斯談判達成。它只承認共產黨人作為個人而不是作為一個團體加入FLN。然而，PCA和FLN之間的合作遠非無縫。共產黨起義軍和解放軍起義軍在地面上進行了不同的戰鬥。」在戰爭期間，PCA將逐漸被FLN邊緣化。
阿爾及爾的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特別是其中的阿巴內·拉姆丹，很早就考慮召集一個龐大的代表大會，使民族解放陣線能夠確認其凝聚力，澄清其理論，並具體界定其組織結構。1956年3月底，薩阿德·達赫拉卜在君士坦丁省秘密會見了2區負責人優素福·濟古德和他的副手 拉赫達爾·本圖巴勒，並向他們提交了這一想法，受到了歡迎。拉爾比·本姆希迪（Larbi Ben M'hidi）當時正在開羅執行任務，他向「民族解放陣線外部代表團」通報了該項目，該代表團原則上接受了民族解放陣線官員在阿爾及利亞領土上舉行大規模秘密集會的原則，甚至在會議之前向阿爾及爾特使提交了一份政治文本，稱為「海德爾報告」。然而，直到1956年春末，蘇馬姆河代表大會的籌備工作才進入積極階段。阿巴內·拉姆丹和克里姆·貝爾卡塞姆向所有地區負責人發送信息，要求他們派遣代表參加在卡比利亞邊界比班斯山區森林舉行的「初步會議」。對「政治綱領草案」的討論使阿巴內能夠強調激勵其計劃的基本原則。[29]
- 第一原則——政治優先於軍事——更容易被地區「老闆」接受，因為他們既是政治和軍事領導人，也是民族解放陣線和民族解放軍的武裝分子，因此「黨指揮槍」指令非常適合他們。
- 第二原則——內部優先於外部——也得到了一致同意，因為在場的所有馬基領導人都抱怨沒有收到從埃及運來的武器和資金，並讚揚賓·托巴爾對開羅小組援助不足的指控。在這種情況下，阿巴內·拉姆丹不反對將外部代表團的作用實際上減少到在國外代表民族解放陣線的大使館。新的統治力量將是阿爾及利亞抵抗運動在國家土地上建立的力量。只有他有權與法國打交道。[29]
作為蘇馬姆河代表大會的主要組織者，拉姆丹概述了革命運動的主要路線，包括建立一個政治因素優先於軍事因素的國家。
Remove ads
1956年，法國懷疑埃及的納賽爾在手段和武器上支持民族解放陣線，開始了蘇伊士運河遠征，凍結了與阿拉伯國家和蘇聯的關係[30]。此外，以色列國家與法國特別服務機構密切合作。兩國特勤局官員定期舉行會議，交流有關埃及向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提供軍事支持的重要信息。
在以色列和英國的幫助下，法國傘兵擊敗了埃及人，重新控制了蘇伊士運河，但蘇聯總統尼基塔·赫魯雪夫威脅說，如果英法遠征軍不撤出埃及，他將對倫敦和巴黎使用核子武器[30]。美國隨後向英國首相安東尼·艾登（Anthony Eden）施壓，威脅說，如果他的軍隊不撤出埃及，他將貶值本國貨幣，他們和他們的法國盟友也會這樣做（遠征軍艦隊由英國最高指揮）。[30]
1956年10月22日，在拉巴特，民族解放陣線（FLN）的五名領導人坐在阿特拉斯航空公司的DC-3飛機上。艾哈邁德·本貝拉（Ahmed Ben Bella）、海珊·艾特·艾哈邁德（Hocine Aït Ahmed）、穆斯塔法·拉什雷夫（Mostefa Lacheraf）、穆罕默德·海德爾（Mohamed Khider）和穆罕默德·布迪亞夫（Mohamed Boudiaf）最初計劃乘坐摩洛哥蘇丹穆罕默德五世（Mohammed V）的飛機。這五人將前往突尼西亞參加哈比卜·布爾吉巴（Habib Bourguiba）組織的峰會。
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知道這次旅行的確切日期，並組織劫持這架屬於摩洛哥蘇丹的飛機[31]，這可能會產生外交後果。這項行動是在沒有通知理事會主席SDECE的法國特勤局知道這次旅行的確切日期，並組織劫持這架屬於摩洛哥蘇丹的飛機[31]，這可能會產生外交後果。這項行動是在沒有通知理事會主席居伊·摩勒或阿爾及利亞常駐部長羅貝爾·拉科斯特的情況下進行的。
當局直接扣押FLN領導人和相關文件，正式證明埃及向FLN提供了援助。但這種支持的揭示不足以平息遊戲，恰恰相反。在摩洛哥，暴力反法暴亂造成約60人死亡，受害者都是歐洲人，他們被屠殺。就蘇丹而言，他通過召回駐巴黎大使來強化自己的立場。[31]哈比卜·布爾吉巴採取了類似的立場，在阿拉伯世界，法國受到嚴厲的評判。法國左翼媒體出言惡毒，摩洛哥和突尼西亞事務國務秘書阿蘭·薩瓦里辭職。法國駐突尼西亞大使布呂諾·德勒斯也離職。
對FLN來說，本貝拉和他的同伴被捕並不是一個不可挽回的損失，因為這五個人是很容易被取代的政治家。然而，與法國關係的破裂對雙方都是一個打擊。雖然民族解放陣線現在肯定會得到埃及、突尼西亞和摩洛哥的大力援助，但它不再與法國直接對話。居伊·摩勒對此感到憤怒。行動是在他不知情的情況下進行的，在羅馬與民族解放陣線的秘密談判破裂。法國注定要取得全面軍事勝利或徹底放棄阿爾及利亞。
1957年，阿爾及爾戰役爆發。在馬絮將軍的指揮下，第10傘兵師負責維持首都的秩序。傘兵（8000人）成功地消滅了炸彈手。FLN輸掉了這場戰鬥，其在首都的結構被摧毀。
其他行為將繼續與法蘭索瓦·密特朗有關，1957年2月11日對費爾南·伊弗東（Fernand Iveton）的定罪，審判時擔任印章保管人的法蘭索瓦·密特朗拒絕了伊弗東律師的上訴，給出了不利的意見。[32]
與此同時，薩朗將軍通過網格技術組織反游擊隊。經過較少訓練的特遣隊人員和許多年齡較大的預備役人員通常駐紮在軍營或建立監視任務，而流動部隊則在實地組織根除馬基。在直昇機的幫助下，他們不斷進行搜索和銷毀行動。特種部隊橫掃數百個村莊，尋找獨立游擊隊的武器藏匿處，導致大量失誤。
自1954年以來，布雷德發生了一系列衝突和伏擊。注意力集中在農村，特別是在奧雷斯山脈和卡比利亞地區。但從1956年起，民族解放陣線的領導層轉向城市攻勢，決定將首都變成一場實力競賽的舞台。目標是以更壯觀的方式打擊殖民機器的核心。這是為了在法國和外國輿論眼中展示FLN的力量。民族主義領導人：拉姆丹·阿巴內、克里姆·貝爾卡塞姆、拉爾比·本姆希迪、薩阿德·達赫拉布和本優素福·本赫達在阿爾及爾的卡斯巴秘密定居。這五人創建了阿爾及爾自治區（ZAA），並開始按以下方式分配任務：本赫達保留與歐洲人和阿爾及爾新自治區領導層的聯繫，該自治區現在脫離了第四省、達赫拉布、政治宣傳和《解放戰士報》的領導層，賓·姆希迪選擇負責阿爾及爾的武裝行動（因此他是雅塞夫·薩阿迪的直接上級），克里姆·貝爾卡塞姆負責與所有省的聯絡，使他成為武裝鬥爭的參謀長和戰略家；拉姆丹·阿巴內最終成為了政治和金融領袖，也就是說，儘管「五人」想要合議，但事實上還是排名第一。
阿爾及爾是阿爾及利亞首都，擁有近100萬居民，是法國在阿爾及利亞取得成功的象徵。阿爾及爾是政府的神經中樞，是主要的商業中心、第一個港口和最大的機場。最重要的是，它是阿爾及利亞大部分法國人的家園，也是法國和國際媒體獲取信息的地方。這座城市也象徵著這個國家的情況。儘管阿爾及爾大部分是法國人，但它一直保留著一個「阿拉伯」地區，即著名的卡斯巴。此外，影響穆斯林人口的人口爆炸導致居住在貧民窟越來越多的無產者定居在郊區。
民族解放陣線的戰鬥機制依賴於少數2000多名武裝分子，他們通過信念或恐懼建立了一個龐大的支持和共謀網絡。成立了一個名為「炸彈網絡」的小組，負責製造預設炸彈（稱為「定時炸彈」）。為了提升成功率，他們選擇了不太可能引起懷疑的年輕女性，她們都依賴於另一位名叫亞塞夫·薩阿迪（Yacef Saadi）的阿爾及利亞首領，他出身於卡斯巴。警方記錄了1956年期間FLN發動的26,515起襲擊。[33]
自1956年5月以來，這些襲擊造成了真正的精神衝擊。致命武器在整個大城市造成傷亡。FLN將這些行動作為回應，先是針對民族解放陣線武裝分子在著名的巴巴羅薩監獄被判處死刑和斷頭台的第一次處決，以及8月10日在卡斯巴的底比斯街發生的致命襲擊的回應，該襲擊造成15至70人死亡，至少40人受傷[22]。這次襲擊是由紅手——法屬阿爾及利亞抵抗組織（ORAF）的黑腳「極端武裝分子」實施的。
FLN的目標是通過增加旨在殺害歐洲平民的個人襲擊和炸彈襲擊，營造普遍不安全的氣氛。[33]
總的來說，在大阿爾及爾，FLN在14個月內的官方襲擊記錄為751起襲擊，造成314人死亡，917人受傷。[22]
法國政府決定作出反應，並指示馬絮將軍恢復秩序。他召集了第10傘兵師。它的四個團加入當地人員，特別是警察、憲兵和第九佐阿夫兵團的步兵，他們守衛著卡斯巴。總共有近10,000人。4,000名傘兵訓練有素，監督良好，專門打擊游擊隊。他們的軍官感到深深捲入衝突，對衝突的政治和軍事層面非常敏感。他們中的許多人思考了反叛亂的技術，特別是從印度支那的經驗中。[34]
1957年1月7日，傘兵進入阿爾及爾，阿爾及爾戰役開始。每個團在傘兵將軍雅各·馬絮的領導下控制一個地區，他被授予整個阿爾及利亞城市的所有警察權力。通過情報總局的檔案，馬絮的人建立了與秘密組織有關的「嫌疑人」名單。他們被審問，要求提供他們繳納會費的FLN籌款人的姓名。有了這些信息，軍方將向更重要的領導人靠攏。隨後，軍方逮捕越來越多的阿爾及利亞人，從可能掌握非常重要信息的武裝分子到簡單的同情者[34]。逐街區進行的大規模控制行動證明非常有效。
作為回應，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計劃於1957年1月28日舉行大罷工。這一日期恰逢聯合國大會就阿爾及利亞問題展開辯論。這是引起國際輿論關注的最佳時機。這次罷工可能是對法國事業致命的大規模叛亂運動的開始，或者至少是一次總彩排。
為了獲得情報，法國軍隊使用嚴厲的審訊、道德壓力和對家庭的威脅。但是，炸彈的威脅促使人們要求迅速作出反應，以防止未來的襲擊。它鼓勵使用野蠻的方法，特別是因為一些警察和軍事情報機構已經在使用這些方法。在涉案人員家屬面前的簡單推擠、暴力和酷刑行為是日常操作的一部分。關於人的錯誤，有時是由於簡單的同音異義詞，並不罕見[34]。在法國大都市，酷刑的使用很快遭到了主要新聞機構和亨利·阿萊格（Henri Alleg）等法國共產黨活動家的譴責。
與此同時，軍官們正在努力控制穆斯林人口，使其脫離民族解放陣線的控制。卡斯巴被劃分為建築群或「小島」。每個人都被分配了一名負責的居民，由管理局指定，負責充當聯絡人和告密者。[34]城市網格也有助於阻止歐洲人的反恐行動。[22]
所取得的成功是不可否認的。1月28日，被稱為「八天罷工」的總罷工企圖被倉促的方法打破：工人和雇員被強迫上班。仍然關閉的商店的百葉窗被撕掉，商品被交付搶劫。
許多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被捕：拉比·本姆希迪於2月23日被捕。1957年2月27日，同樣受到逮捕威脅的民族解放陣線（阿爾及爾自治區）領導人阿巴內·拉姆丹和其他三名民族主義者克里姆·貝爾卡塞姆、薩阿德·達赫拉布和本優素福·本赫達一起離開阿爾及爾前往國外。
「炸彈網絡」也被清除。襲擊次數從1月份的112起減少到3月份的29起：法國司令部認為他們已經取得了勝利。然而，這只是一個喘息的機會。6月3日，一枚炸彈在公共汽車站附近爆炸。6月9日，一次襲擊襲擊了科爾尼什賭場的一個舞廳。但「扭轉」前FLN武裝分子的行動已經到位[34]。
9月24日，「炸彈網絡」和城市游擊隊領導人亞塞夫·薩阿迪被捕，他最後的據點在卡斯巴的藏身處被第10傘兵師炸毀。這一武器事件標誌著阿爾及爾戰役的結束。
總的來說，FLN的「城市戰爭」以慘敗告終。阿爾及爾自治區的部分網絡被清除。起義者被迫進入陰影，並持續了很長時間。1957年10月，法國軍隊消滅了1827名民族解放陣線戰士，其中200多人被殺，253人被捕，還有322名籌款人、985名宣傳人員和267名小組成員。繳獲812件武器、88枚炸彈和200公斤炸藥。[22]
民族解放陣線（FLN）和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MNA）之間的矛盾導致了邁盧扎大屠殺。
1956年，位於君士坦丁省和卡比利亞交界處的姆西拉北部高地上的邁盧扎村被移交給民族解放陣線（FLN）[35]。然而，貝尼-伊萊曼的大量人口追隨「將軍」穆罕默德·貝盧尼斯的MNA（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他是民族解放陣線對手梅薩利·哈吉的支持者。這些MNA部隊受益於中立，甚至是法國軍隊的謹慎支持，法國軍隊從他們身上找到了對抗FLN的方法。邁盧扎地區具有重要戰略意義，正逐漸被淘汰。[35]一些交涉者被槍殺。文化分歧加劇了衝突，大部分人口講阿拉伯語，無法滿足卡比利亞游擊隊的要求。
1957年5月28日黎明，400名ALN士兵包圍了村莊。中午，由於缺乏彈藥，貝盧尼斯派停止抵抗。ALN的抵抗戰士將男子帶出村莊，在婦女和兒童的呻吟聲中，用棍棒將他們推進村莊上方的一個小村莊梅赫塔卡斯巴赫。所有囚犯都被用槍、刀和鎬射殺。[35][36]
在被改造成屠宰場的房屋和小巷中，法國軍隊在兩天後抵達現場時，統計出315具屍體。[36]
對於民族解放軍戰士來說，武器和彈藥的供應是一個至關重要的問題。截至1954年12月，他們只有400支獵槍。
1955年，情況幾乎沒有變化，因為駐紮在摩洛哥和突尼西亞的法國軍隊負責邊境監視。1956年3月，隨著兩國宣布獨立，一切都發生了變化。ALN藉此機會在那裡建立基地，接收從國外購買的武器。
最困難的是讓他們越過邊界，因為法國海軍密切監視阿爾及利亞海岸，而撒哈拉以南非常不適宜居住的地區經常被飛機飛越。東部和西部的陸地邊界仍然存在。山區地形對ALN相當有利，一些地帶橫跨突尼西亞邊境。
1956年7月，他們有多達1200名男性士兵，其中大多數在突尼西亞。1956年10月，阿爾及爾第二局估計在摩洛哥東部建立了四個基地，兩個在西部，三個在南部。它們既是中轉中心，也是訓練營、游擊隊甚至正規部隊。當時，邊界相當容易滲透，1956年至1957年間，15000件戰爭武器從摩洛哥和突尼西亞進入阿爾及利亞。
法國司令部很清楚，為了擊敗民族解放軍（ALN），必須阻止來自外部的增援。
問題在於，這些邊界很難監測：一方面，它們非常廣闊，另一方面，跨越山區和沙漠高原。此外，必須避免為這項任務投入太多人員，因為在阿爾及利亞境內，軍隊必須投入大量人員進行地形網格和和平建設。
最初，這不是一個建立連續屏障的問題，而是簡單地指派高度機動的分遣隊監視通常的ALN過境點。但這一策略很快就達到了極限，1956年，在摩洛哥邊境建立了一個4米寬的鐵絲網。法國軍隊意識到，不向ALN戰鬥人員開火就不可能阻止他們通過，即使他們還沒有越過邊界，他們自己也不介意從摩洛哥領土向法國軍隊開火。
為了避免事件增加，屏障向內移動了幾公里。在隔離邊界的同時，確保更好地保護瓦赫蘭-邁舍里耶、艾因塞弗拉-科隆貝沙爾鐵路，這是許多破壞的目標。
路壩本身由許多設防的了望台加固。用混凝土板錨定在地面上的礦山被放置到位。對手不可能像印度支那戰爭期間的越盟那樣占據它們並重新使用。
在摩洛哥邊境的馬格尼耶地區，一名工程師迪爾上校正在試驗一座長達10公里的電氣化路壩。結果具有決定性，這種障礙將成為常態。因此，出現了梯形帶刺鐵絲網，其中2500伏的電流通過。在第一個障礙物後面，第二條5000伏的電線在一堆鐵絲網之前通電，隨後是雷區和金屬樁。這是向記者展示的東西，因為在1956年路壩尚能完工，直到1957年9月15日，900公里的西部邊界才得到有效保護。[37]
在東部，防禦長期依賴於陸軍干預小組，但民族解放軍在突尼西亞活動的發展將很快迫使修建類似的路壩。突尼西亞的地理位置甚至比摩洛哥更有利，因為民族解放軍從國外購買的武器可以自由通過利比亞過境。與西部一樣，這個路障將保護邦納-泰貝薩-奈格林鐵路。
在1957年6月26日的一項指令中，國防部長安德烈·莫里斯（André Morice）優先考慮了這座路壩，分配了來自法國大都市的大量天才資源。通往泰貝薩的電氣化路壩必須在1957年10月完工，然後在14日決定將其延伸至奈格林，首先是通過一個非電氣化網絡，但與雷達輔助的火砲監視相結合，這使得南部平坦和開闊的地形成為可能。
1957年8月開始，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邊境的「莫里斯線」由兩個2.40米高的中央電籬組成，高壓5000伏，將於1957年9月15日宣布與佩德羅線同時運行，佩德羅線是摩洛哥邊境西部路壩的名稱。這不是一個不可逾越的障礙，但軍方十分欣賞它，因為它可以為他們提供警報，發出信號並定位交叉口。然後，部隊可能在裝甲和航空的支持下進行干預。在允許機電工程師維護和維修電籬的技術跑道後面，有一條戰術跑道，用於監視裝甲車的快速移動。人們很快就會稱這種設備為「耙子」。由於莫里斯線的重要性至關重要，1958年底修建了第二座路壩；它增強了安裝在其前方的「莫里斯線」。[37]
從1958年到1962年，東部路壩（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邊界的莫里斯線）共埋有330多萬枚地雷，全長1200公里，是西部路壩的兩倍多。據雅各·韋爾內上校稱，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累計總數為620萬枚地雷（人員殺傷地雷、40萬枚「S型地雷」和23萬枚「照明地雷」）。結果：ALN在東壩損失了3000人，在西壩損失了600人，法國軍隊有146人和109人死亡，路壩上有人和動物的碎片，這些碎片是由鐵絲網上的地雷爆炸投射出來的。[38]
在阿爾及爾的高地上，烈士紀念碑自1984年11月1日起在一個專門用於展現「沙勒線和莫里斯線」空間中提供了所有這些狡猾機器的樣本。獨立後，在阿爾及利亞西部和東部邊界，與泥石流沖刷的雨水混合的地雷繼續襲擊人和動物。
2007年11月，在對阿爾及利亞進行國事訪問期間，尼古拉·薩科吉總統向阿爾及利亞總統提交了東西路壩雷區計劃。
1957年2月底，民族解放陣線（FLN）在阿爾及爾戰役中被擊潰，經歷了一段艱難的時期。對於最後一位在世的創始人克里姆·貝爾卡塞姆來說，組織的生存也是如此。因此，「歷史」聽起來像是民族解放軍（ALN）領導人反對「政治家」的集會，他們站在革命新星拉姆丹·阿巴內身後。圍繞克里姆·貝爾卡塞姆形成了一個多元化的聯盟，包括拉赫達爾·本托巴爾（Lakhdar Bentobal）和阿卜杜勒哈菲德·布蘇夫（Abdelhafid Boussouf），他們習慣於警察在移民人口和戰鬥人員中散布恐怖。在1957年7月的協調和執行委員會（CCE）會議上，阿巴內堅持政治優先於軍事的原則，再次殘酷地譴責布蘇夫。在他的一些對手眼中，這一次太多了。1957年8月，阿爾及利亞革命全國委員會（CNRA）會議見證了克里姆·貝爾卡塞姆的勝利，通過的第一項決議指出：「政治不高於軍事，內部和外部之間也沒有區別。」現在，FLN的軍事化已經完成：除了ALN之外，它將不復存在。歷史學家穆罕默德·哈爾比（Mohammed Harbi）指出，因此，軍閥時代開始了。「在領導層，」他寫道，「不再有政治傾向，而是部族。個人利益的聯繫取代了政治親緣關係。沒有人對現在和未來有一致的戰略。問題是要持續下去。每個人都對每個人都持謹慎態度，最關心的是對任何倡議作出反應，以便可能使其失效。[39]
拉姆丹·阿巴內在失勢後繼續阻撓，因為他堅持譴責「封建」對革命構成的危險，並威脅很快回到馬基，重新控制內部抵抗。1957年12月27日，以阿卜杜勒哈菲德·布蘇夫為首的對手在摩洛哥伏擊他，並在烏季達附近的一個農場用鐵絲勒死他。這起暗殺事件被其領導人偽裝成光榮的戰鬥死亡，開啟了獨立後統治者之間謀殺的傳統。[39]
「藍色行動」有時被稱為「藍色陰謀」，是1957年由SDECE（對外情報和反間諜局）發起的大規模滲透和心理戰行動。這項行動包括起草據稱與法國軍隊合作的阿爾及利亞人名單，並將其發送給民族解放軍武裝派別民族解放軍（ALN）的領導人，以引發內部清洗。
1957年底，阿爾及爾戰役後，首都的民族解放陣線遭遇重創，其領導人死亡或入獄。卡比利亞第三省的ALN領導人阿姆魯什上校與阿爾及爾自治區最後一名倖存的FLN武裝分子罕德里什取得了聯繫，他被稱為「純潔者」薩菲。他指示他與另外兩名男子，阿爾及爾的拉尼·穆罕默德和馬基的卡馬爾一起重建他的網絡。但薩菲和哈尼是「加熱藍軍」團隊的「返回者」，該團隊由一名傘兵軍官保羅·阿蘭·勒熱（Paul Alain Léger）操縱，他是阿爾及爾-薩赫爾總參謀部SDECE的一個分支，在阿爾及爾戰役中在阿爾及爾自治區的解體中發揮了重要作用。
這種中毒操作將導致第三省和第四省的卡迪巴人的重大損失。阿赫錢尼·馬希烏茲是第三省1區的負責人，也是阿姆魯什上校的副手，他被誤導到處都是叛徒和間諜（包括加入馬基的年輕知識分子、學生和醫生），並折磨和清算了數百名男女。他成功地說服了阿米魯什上校，叛國罪無處不在，必須大規模清除，後者於1958年8月3日寫信給其他地區的領導人，警告他們。[40]
「藍色行動」造成數千人死亡。民族解放軍（ALN）的卡迪巴人被嚴重削弱，長達數月無法行動。一些聲音，如之後的第三省領導人莫昂·烏爾哈季的聲音，試圖讓阿姆魯什上校聽到正確的聲音。據估計，第三省（卡比利亞）清洗的損失為3000人，第一省（奧雷斯）為2000人，第四省（阿爾及爾）為1500人，第五省（奧蘭）為500人。在不同地區進行的清洗的一個更遙遠的後果是獨立後的阿爾及利亞失去這些年輕知識分子。
處於摧毀和沮喪中的ALN馬基只能等待政局變化。當法國司令部決定啟動沙勒計劃下的重大行動時，他們看到了機會。
從1958年1月起，民族解放軍（ALN）在莫里斯防線的電氣化路障和法國軍隊的傘兵部隊的正面衝突中遭受重大損失，試圖儘可能多地將戰鬥部隊和武器帶回阿爾及利亞，這些部隊和武器是為指揮該國內部與法國軍隊作戰的ALN領導人準備的。面對日益微妙的局勢，法國軍隊正在尋求有效的防禦措施，以應對自1956年突尼西亞獨立以來越來越多的阿爾及利亞-突尼西亞邊境滲透。1957年秋，每月有2000多件武器越過邊境，分發到第一、第二和第三省。法國政府對突尼西亞施加了巨大壓力，甚至威脅說，如果繼續過境，將進行報復，但結局是徒勞的。解決辦法只能是軍事行動。法國軍隊的主要任務是攔截和摧毀跨越莫里斯防線路壩的武裝團伙，該防線從地中海延伸至撒哈拉沙漠邊界，長達460公里。
意識到邊境「莫里斯線」的電氣化和地雷壩對他們構成窒息的危險，特別是將他們與突尼西亞隔離的大壩，ALN領導人努力尋找突破口。從1957年底開始，他們多次破壞電氣化柵欄，挖掘隧道穿過障礙物，並試圖從南部越過路壩。
邊境戰役始於1958年1月，一直持續到5月，對ALN的卡蒂巴派造成了致命打擊。這一失敗導致了民族解放陣線內部前所未有的政治危機。這場戰役是阿爾及利亞戰爭中規模最大的一場戰役，標誌著有利於法國軍隊的轉折點。
法軍損失慘重：273人陣亡，800人受傷。ALN更加慘重：近4000人陣亡，590人被俘。繳獲了大量個人和集體武器。最重要的是，阿爾及利亞被嚴格地「封閉」。在邊境戰役中失敗後，民族解放軍（ALN）再也無法從外部獲得補給。在軍事上，法國幾乎贏得了邊境戰役。[41]
費利克斯·加亞爾（Félix Gaillard）卸任後，政府首腦職位空缺，4月15日發生了嚴重的部長級危機，軍隊於1958年5月13日在阿爾及爾掌權。
18時，向法蘭西共和國發動叛亂的學生領袖兼預備役指揮官皮耶·拉加亞爾德（Pierre Lagaillarde）率領他的七人集團組織襲擊阿爾及爾總督府大樓，這是國家權力和法蘭西共和的象徵。18時30分，由拉科斯特（SFIO）主持的「總督府（GG）」落入叛軍手中。在巴黎，為了應對「阿爾及爾政變」，皮耶·弗林姆蘭政府（MRP）成立，持續到1958年5月28日。法國在世界上，特別是在西歐的形象嚴重惡化。
與此同時，在阿爾及爾，阿爾及爾戰役第10傘兵師指揮官馬絮將軍擔任公共安全委員會主席，並通知共和國聯盟（UR）總統勒內·科蒂，他正在等待組建「公共安全政府」。
5月16日，歐洲和穆斯林之間的「兄弟情誼」示威在阿爾及爾的論壇廣場舉行。關於這些事件，戴高樂部長理事會主席在1958年6月6日首次訪問阿爾及利亞奧蘭省穆斯塔加奈姆時宣布：
從阿爾及利亞這片壯麗的土地開始，這是一場革新和博愛的模範運動。他從這片久經考驗和傷痕累累的土地上升起，一股令人欽佩的氣息從海面上掠過整個法國，提醒他在這裡和其他地方的使命是什麼……我以他的名義宣布，我向你們保證，擁有自主權的法國人、同鄉、同胞公民和兄弟，他們現在手牽著手生活。
6月1日，在科西嘉島的復活行動宣布巴黎即將發生政變後，總統宣布將權力下放給「最傑出的法國人」——戴高樂將軍。他組成了一個公共安全政府，並宣布制定新憲法。法蘭西第四共和國就此終結。
1958年9月28日的公民投票由總統勒內·科蒂和戴高樂領導的政府提出，要求法國批准新憲法文本，為第五共和國奠定基礎。在超過五分之四的選票支持下，憲法於1958年10月4日頒布，第二天宣布成立第五共和國。在法國殖民地，公投還旨在建立法語社區。
關於阿爾及利亞公投的意義，戴高樂將軍於1958年8月30日宣布：
通過投票，阿爾及利亞人民將為自己的命運問題提供答案。他們放入投票箱的選票在一個關鍵點上具有明確的意義。對每個人來說，在目前情況下回答「是」至少意味著一個人希望表現得像一個完全成熟的法國人，並相信阿爾及利亞的必要演變必須在法國框架內完成。[42]
96%的阿爾及利亞人、歐洲人和穆斯林，即4,412,171名登記選民中的75%，對新憲法投「是」，儘管民族解放陣線呼籲抵制。這是阿爾及利亞婦女參加的第一次選舉。阿爾及利亞公投結果公布後，戴高樂於10月3日在君士坦丁宣布：
來自阿爾及利亞的350萬男女，不分社區，完全平等，來自所有地區的村莊和所有城市的社區，為法國和我帶來了他們信任的公告。他們在沒有任何人強迫的情況下這樣做，儘管狂熱分子對他們、他們的家人和他們的財產構成威脅。這裡有一個事實，就像天空的明亮光芒一樣清晰。這一事實至關重要[……]，以為它表示阿爾及利亞和法國將永遠聯結在一起。
它還宣布了一項廣泛的阿爾及利亞投資計劃，即君士坦丁計劃，表明法國對阿爾及利亞的持久承諾，但新憲法第53條規定，在有關人民同意的情況下，可以通過一項簡單的法律割讓法國領土的一部分。
1959年9月16日，戴高樂在一次演講中為自決鋪平了道路。他宣布，所有阿爾及利亞人都必須決定自己的未來。有三種選擇：[43]
戴高樂並沒有掩飾他對前兩種解決方案的敵意。據他說，第一種的風險是導致貧困和共產主義獨裁。關於第二個方案，他在1959年3月向阿蘭·佩雷菲特解釋說：「[……]穆斯林，你去見他們了嗎？你看著他們的頭巾和吉拉巴長袍，你可以看到他們不是法國人！那些提倡整合的人有蜂鳥大腦，即使他們非常聰明。可以試著加入油和醋搖動瓶子。過了一會兒，他們又分開了。阿拉伯人是阿拉伯人，法國人是法國人。你認為法國軍團可以吸收1000萬穆斯林，明天將是2000萬，後天將是4000萬？如果我們實現融合，讓阿爾及利亞的所有阿拉伯人和柏柏爾人都被視為法國人，我們怎麼能阻止他們在生活水平非常高的大都市定居？我的家鄉將不再被稱為科龍貝雙教堂村，而是科龍貝雙清真寺村！[…]」。
9月16日的講話和普選的使用開啟了分離的可能性，這讓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支持者感到擔憂。
1958年8月，本土法國人發現戰爭已經越過地中海。26日晚，在幾個地區發生了15起襲擊，目標是軍事場所、警察局、鐵路、加油站和煉油廠。8月的襲擊造成17名警察死亡，6名士兵死亡。[22]
這些襲擊旨在向法國公眾輿論表明，民族解放陣線仍然活躍。然而，阿爾及利亞組織的大部分軍事努力都是針對在法國更為根深蒂固的阿爾及利亞民族運動（MNA）。兩個獨立組織之間的內戰極其血腥。造成4300人死亡，其中4055人是阿爾及利亞人，只有152名法國平民、16名士兵、53名警察和24名穆斯林輔助人員死亡。[22]
因此，FLN法國協會通過消滅梅薩利·哈吉的支持者，成功地控制了在法國建立的阿爾及利亞社區和來自大都市的重要籌款活動。
1959年3月6日，阿米魯什上校想前往突尼西亞會見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成員，他在40名戰士的陪同下出發。他的行程很可能是在阿卜杜勒哈菲德·布蘇夫（Abdelhafid Boussouf）的命令下，由一名MLAG無線電操作員傳達給法國司令部的，他希望排除兩名過於笨重的「抗議者」。
在伏擊中，這小股部隊被法國軍隊的重要人員包圍。經過一場暴力的戰鬥，阿爾及利亞人有35人死亡，5人被俘。屍體中有阿米魯什上校和西·豪韋斯。
直到1958年底，主動權屬於民族解放軍（ALN）的游擊隊。12月被任命為阿爾及利亞武裝部隊總司令的沙勒將軍負責扭轉這一趨勢。他和他的合作者一起提出了以他的名字命名的計劃。它必須使法國能夠充分利用其軍隊的力量給他們帶來的優勢，這支軍隊裝備精良，補給充足，由475,000人組成，來對抗民族解放軍的50,000名游擊隊。即使他基本上看起來像一名參謀長，沙勒將軍也會很快給軍隊幹部帶來信心，他們長期以來一直覺得自己缺乏總體前景。[44]
之前，法國軍隊更喜歡「網格化」：固定部隊負責控制該國的敏感地點。而特別包括傘兵團在內的「一般預備役」機動部隊往往被縮減為臨時任務。「沙勒計劃」包括儘可能多地釋放這些預備役部隊，並系統地與他們接觸，將他們的戰力依次集中在一系列特定地區。目標是一個接一個地削弱和破壞ALN單位。事實上，它們無法重建，因為自1958年以來，嚴密守衛的電氣化路壩封鎖了通往摩洛哥和突尼西亞邊境的通道，海軍幾乎對海岸線進行了全面監視。在這一解散階段結束後，網格部隊將足夠強大，能夠通過小型輕型機動部隊「狩獵突擊隊」獨自面對武裝團體的殘餘人員。
該計劃的執行基於兩個基本要素：情報和部隊機動性。情報由CCI（聯合協調中心）負責，在區域一級由DOP（作戰保護系統）代表，與各單位的情報官員（OR）合作。在審訊囚犯期間獲得的信息使他們能夠仔細研究ALN單位的流離地點和避難區。干預部隊將儘快派遣，特別是通過直昇機運輸。而由哈基人組成的「狩獵突擊隊」——與法國正規軍並肩作戰的阿爾及利亞穆斯林——將能夠在最困難的地形上追捕對手。
沙勒將軍非常依賴這些輔助人員，他們自願短期服務六個月或十二個月，但可以續約。「沒有阿爾及利亞人支持，我們不會安撫阿爾及利亞，」他在1959年寫道。除了60,000名哈基人（1960年的數字），他還指的是20000名莫哈茲尼人和9000名流動安全小組（GMS），這是GMPR（流動農村保護小組）的新名稱。或者被稱為「自衛團體」（GAD）的小型民兵，或多或少自發地在敵視民族解放軍戰士的村莊組織起來。他們的兵力將達到6萬人，其中3萬人由法國武裝。
法國士兵將在他們的土地上搜尋ALN游擊隊。1959年2月至1960年9月，「沙勒計劃」規定的軍事行動從西向東席捲阿爾及利亞北部。從最簡單的奧蘭省到最困難的北君士坦丁省，主要由ALN控制。1960年4月沙勒離職後，克雷潘將軍接管並完成了「蟬」、「普羅米修斯」、「火花」和「三叉戟」行動，直到1961年4月。法國軍隊的領導人建立了禁區，他們清理了人口。因此，他們希望將民族解放軍戰鬥人員與援助、照顧和藏匿他們的平民隔離開來。居民聚集在軍事哨所附近的村莊。1960年，200多萬人受到影響。貧困加劇、價值觀喪失以及人類、經濟和社會後果對這些被切斷土地的平民來說是巨大的。
通過公路、空中還是海上，25000人派過來增援「沙勒計劃」的15000名士兵。1959年2月6日至4月6日，它開始於第五省，這是和平道路上最先進行的一次，然後在4月18日至6月19日，在第四省阿爾及利亞薩赫爾和瓦爾塞尼斯山的「皮帶」行動中繼續，5月15日至10月15日期間在奧蘭省南部行動規模較小。為了避免卡比利亞部隊向東撤退，「火花」行動於7月8日至20日進軍霍德納山脈，連接第三省和第一省，然後「雙胞胎」行動於1959年7月22日至1960年3月底在第三省展開。此後不久，「寶石」（紅寶石、藍寶石、綠松石、祖母綠和黃玉）行動在1959年9月6日至11月9日期間襲擊了第二省，直到1960年4月；然後，第二系列「寶石」行動在同一地區進行了幾個月，直到1960年9月。
沙勒將軍於4月離開後，他的繼任者克雷潘將軍再次返回奧蘭省（「蟬」行動，1960年7月24日至9月24日）和撒哈拉阿特拉斯山脈（「普羅米修斯」行動，1960年4月至11月），但他將主要精力集中在第一省：5月21日至31日在霍德納山脈的「火花」行動，以及1960年10月至1961年4月的「三叉戟」行動。在所有這些地區，狩獵突擊隊接管了一般保護區。與此同時，軍隊繼續以一切手段解散控制人口的OPA。這是普通軍事等級之外的情報官員和專門機構的任務：1957年作為聯合協調中心（ICC）的一部分成立的DOP和1959年成立的行動情報中心（CRA）。
「沙勒計劃」使法國軍隊能夠在很大程度上恢復行動主動權。它給民族解放軍（ALN）造成了巨大損失，可能是其估計潛力的一半，即25,000人。他們的士氣受到了更大的打擊，因為他們覺得自己沒有得到突尼西亞和摩洛哥運動領導人的支持。相當多的戰士進入了法國營地。一些官員甚至同意與法國當局聯繫，以結束戴高樂「勇敢者的和平」提議的戰鬥。1960年6月10日，第四省首領西·薩拉赫在愛麗舍宮受到秘密接見。他最終將在他的省被否決。但一些士兵甚至公開指責戴高樂將軍的隨行人員利用這些人的口實，並協助扼殺了西·薩拉赫（本人在1961年7月的一次伏擊中喪生），以壓制一名尷尬的證人。
毫無疑問，軍隊宣傳部門以「槍殺歹徒」、「繳獲武器」或「集結人口」的方式呈現「平衡」，就好像這些都是對敵人的決定性打擊一樣，過於樂觀。但現實不太令人滿意。因此，1959年8月在賽伊達接待戴高樂將軍的馬塞爾·比雅爾上校在展示了一系列非常輝煌的結果後宣布：「隨著時間的推移，儘管取得了無可爭議的進展，但和平似乎像海市蜃樓一樣消失了。[…]邪惡是深刻的，癌症是根深蒂固的。」ALN卡蒂巴派的解散，分裂成少數不太脆弱的武裝小團體，尤其帶來了問題[44]。
此外，雖然「幫派」的軍事效力幾乎為零，但所謂「恐怖」行動的能力仍然存在。1959年9月16日，戴高樂將軍宣布，一年內「伏擊和致命襲擊」的數量少於200起時，恢復和平可以被視為理所當然，但到1960年底，每月對平民的襲擊數量約為300起。僅法國一方的死亡人數就達3700人。其中一半是平民。最重要的是，這場戰爭遠未在政治上取得勝利。在阿爾及利亞，能夠繼續宣傳和監督行動的民族解放陣線武裝分子網絡得以生存。1960年12月在阿爾及爾舉行的穆斯林示威突出了獨立思想的流行。在法國，戰爭越來越分裂輿論，特遣隊新兵參與行動越來越不被接受。在國外，GPRA（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不僅在阿拉伯世界和東方國家（蘇聯及其衛星國、中國），而且在第三世界，甚至在法國的盟友（如美國甚至德意志聯邦共和國）都有越來越多的受眾。1959年10月，沙勒將軍告訴他的參謀部：「他們的宣傳比我們的好。」[44]
然而，法國軍隊控制了阿爾及利亞；在沙勒計劃結束時，馬基（游擊戰）地區的民族解放軍戰士人數減少到約10,000人。這些游擊隊中的一些人以及領導人不得不逃到鄰國，其他留在阿爾及利亞的人在行動中被迫躲藏起來。阿爾及利亞的主要戰鬥已經結束，游擊隊網絡被摧毀。這就是為什麼多位作者認為這場戰爭是法國的軍事勝利。
然而，戰爭的政治結果無疑是民族解放陣線的勝利。歷史學家莫里斯·瓦伊斯（Maurice Vaïsse）分析了這場衝突「不是一場經典戰爭，而是一場非殖民化戰爭」，他在2002年2月於全知識大學（Université de Tous les Savoirs）舉行的一次會議上以微妙的方式總結了這場衝突，指出了使他能夠對提出的兩個問題做出肯定和否定回答的因素：「我們是否體現法國的軍事勝利？這是外交上的失敗嗎？」[45]。
在1959年9月16日的一次演講中，戴高樂將軍提出了阿爾及利亞未來的三種選擇（分離、法國化或聯合），首次開啟了阿爾及利亞人民的自決權，這可能導致獨立。黑腳和許多軍人認為這種可能性是不可接受的。1960年1月，馬絮將軍被召回巴黎，這將成為被稱為「路障周」的騷亂導火索。
1960年1月24日，由皮耶·拉加亞爾德、居伊·福爾齊、讓·雅各·蘇西尼和約瑟夫·奧爾蒂斯領導的法屬阿爾及利亞極端分子組織了一次大規模抗議示威，期間發生了事件。拉加亞爾德和福爾齊與他們的支持者一起占領了學院區，而奧爾蒂斯則搶占了阿爾及利亞公司的大樓。在格利耶爾高地舉行示威的地方，人群規模不如1958年5月13日，但設置了路障。當憲兵介入清理街道時，發生了槍擊事件：14名憲兵死亡，約100人受傷，而抗議者有6人死亡，24人受傷。
拉加亞爾德仍然駐紮在學院區，由幾個武裝領土單位支持。米歇爾·德布雷命令德盧弗里耶在必要時使用武力結束阿爾及爾的騷亂。就穆斯林而言，他們沒有跟隨，在沒有軍隊被迫開火的情況下，黑腳選擇回家。拉加亞爾德和他的死忠仍然留在廣場上。1960年1月30日，傘兵上校迪富爾與福爾齊上尉進行談判。拉加亞爾德和他的手下進行沉默遊行，然後是那些希望加入第一外籍空降兵部隊阿爾卡塞爾突擊隊的人。
騷亂領導人被逮捕並由大都市的軍事法庭審判。所謂的「路障審判」於1960年11月在巴黎舉行。被告皮耶·拉加亞爾德和讓·雅各·蘇西尼在審判期間暫時獲釋，他們逃亡馬德里，在那裡他們成立了秘密軍事組織。
在灌木叢游擊戰受到嚴重考驗的背景下，自1959年5月以來，第三省代理負責人西·薩拉赫決定與法國當局展開直接談判。在最近的行動中，第四省損失了50%以上的武器和45%的人員。還剩下大約2500人。西·薩拉赫去了突尼西亞，他從那裡回來後表示「對在突尼西亞的GPRA（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領導人的陰謀詭計感到厭惡，遠遠超過了游擊隊的命運」。
1959年7月，他強調「人民對這項事業的不滿」。在這方面，國家元首戴高樂將軍於1958年10月21日提出的「勇敢者的和平」提議，以及隨後於1959年9月16日發表的為阿爾及利亞自決鋪平道路的講話，得到了游擊隊的積極回應。
1960年6月10日，他秘密前往愛麗舍宮，直接與戴高樂將軍談判可能的停火。據現場目擊者貝爾納·特里科（Bernard Tricot）稱，「將軍總結了他關於自決的公開建議。但是，他說，首先必須結束戰鬥。停火可以在每個人都體面的條件下結束。戰鬥人員提醒他們，他們不想看起來像虛假的兄弟；他們意識到，他們不可能一下子領導整個阿爾及利亞民族解放軍，但他們至少希望部分停火儘可能廣泛。為此，他們希望能夠聯繫卡比利亞的第三省負責人；他們還要求為前往突尼西亞提供便利，以便他們能夠讓GPRA承擔責任。」
一年後，西·薩拉赫在GPRA的召喚下，帶著少數護衛前往突尼西亞。1961年7月20日，他在布維拉（卡比利亞）地區馬約的一次法國陸軍狩獵突擊隊伏擊中喪生。他的遺言是：「戴高樂背叛了我們。他對我的命運負責。」[46]
一些法國軍官強烈批評戴高樂將軍未能利用這一機會與西·薩拉赫進行談判來與來自內部的ALN戰士（他們反對總部設在突尼西亞的GPRA）達成協議。這一「西·薩拉赫事件」將是1961年4月針對戴高樂的政變的原因之一。[46]
1961年6月28日，總理米歇爾·德布雷根據當時其他幾個國家（南非、德國、朝鮮、越南）的分裂經驗，正式宣布了最後手段，即阿爾及利亞的分割。應戴高樂的要求，副總統阿蘭·佩雷菲特（Alain Peyrefitte）研究了這一想法，戴高樂派副總統建議在阿爾及爾和奧蘭之間重新組合所有法國血統和親法穆斯林，將所有希望生活在民族解放陣線領導的阿爾及利亞的穆斯林轉移到其他地區，並在阿爾及爾建立一條分界線，就像柏林和耶路撒冷一樣，將歐洲區與穆斯林區分開。1961年11月，戴高樂拒絕了這一提議。莫里斯·阿萊（Maurice Allais）認為，如果說經常被描繪成「漫畫圖像」的分割解決方案沒有得到多少支持，那只是因為它遭到了雙方極端分子的強烈拒絕。據他說，這種劃分「也許是唯一合理的解決方案」。[47]
7月，在獨立的突尼西亞和法國之間關於比塞大法國戰略海軍基地的新緊張局勢之後，法國和突尼西亞之間爆發了一場短暫但致命的戰爭（1000至2000人死亡），突尼西亞是民族解放陣線的盟友，其領土是民族解放軍的避難所。
法國本土來自阿爾及利亞的大量移民社區主要傾向於不結盟運動，被民族解放陣線接管，他們消滅了民族主義領袖梅薩利·哈吉的大部分幹部和支持者。1961年夏天，阿爾及利亞戰爭進入了一個關鍵階段。法國政府和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GPRA）之間的談判，後者是民族解放陣線的一個分支，為即將到來的阿爾及利亞獨立做準備，但在雙方引起了分歧。在民族解放陣線內部，不同的內部潮流正在為未來阿爾及利亞國家的權力而鬥爭。8月底，民族解放陣線恢復了對法國警察的更強烈攻擊，加劇了警察的沮喪情緒，他們不贊成司法對先前逮捕的突擊隊的「緩慢」和「寬容」。
為了打擊這一新的暴力，部際理事會於10月5日決定只對阿爾及利亞人實行宵禁。宵禁嚴重阻礙了民族解放陣線的夜間活動，包括會議、徵收「會費」、準備行動、實施「制裁」和即時處決活動，這些活動大大減少。法國FLN聯合會威脅要進行反制。
作為回應，聯合會決定組織一次和平示威，反對巴黎警察局長莫里斯·帕蓬（Maurice Papon）於1961年10月17日晚實施的宵禁，因為她知道宵禁「從一開始就注定要受到嚴厲鎮壓」。聚集了20,000名阿爾及利亞人的示威活動響起了「阿爾及利亞萬歲」的口號。[48]
警察響應命令，進入並驅散了遊行隊伍。示威被警察暴力鎮壓：受傷者躺在路上。超過11,500人在夜間被捕，7800人被關押在體育宮，2800人在皮耶·德·古柏坦體育場，860人在萬塞訥的身份識別中心。最後，500名穆斯林被歸類為領導人或危險分子，於19日星期四乘飛機返回阿爾及利亞。
警察總部的官方數字是3人死亡，64人受傷。實際死亡人數備受爭議：根據尚-保羅·布呂內（Jean-Paul Brunet）的說法，10月17日和隨後幾天的死亡人數為30至50人，邦雅曼·斯托拉（Benjamin Stora）和林達·阿米里（Linda Amiri）認為是98人，吉姆·豪斯（Jim House）和麥克馬斯特（MacMaster）認為是120人，其中包括「兩個月的周期，在10月17號晚上達到最明顯的峰值」。
10月28日，當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特使再次在巴塞爾會晤時，法國和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都含蓄地承認，忘記17日的血腥事件符合雙方的共同利益，以便繼續前進。10月17日，GPRA設法加大了對法國政府的壓力，同時準備與法國政府談判。[49]
秘密軍事組織是一個秘密的法國政治軍事組織，成立於1961年2月11日，旨在通過一切手段，包括大規模恐怖主義，使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存在永久化。路障周失敗一年後，當公眾輿論和法國政府顯然希望脫離阿爾及利亞時，它在西班牙馬德里成立，由法蘭西斯科·佛朗哥將軍領導，在兩位重要活動家讓·雅各·蘇西尼和皮耶·拉加亞爾德的會晤中，隨後召集了包括拉烏爾·薩朗將軍在內的高級軍事人員。實際上，本組織既不是集中的，也不是統一的。它分為三個或多或少獨立的分支機構，有時相互競爭：「OAS馬德里」、「OAS阿爾及爾」和「OAS大都會」。
據估計，秘密軍事組織約有1000至1500名活躍成員，其中500名在阿爾及利亞西部，200名在法國本土，約20名在西班牙。文職人員約占部隊的2/3，其餘三分之一由軍事人員組成，其中大多數是應徵入伍的士官和軍官。
OAS的目標主要是攻擊法國合法政府傾向於與FLN簽訂協議的官員、團隊個人和媒體，不管是在阿爾及利亞還是在法國本土，以及涉嫌支持FLN的穆斯林團體。1961年9月8日，他們試圖在塞納河橋村暗殺戴高樂。他的突擊隊還將針對警察、教師、稅務官員和穆斯林商人。
此外，由於這些襲擊，秘密軍事組織成員本身也被戴高樂主義勢力無情地追捕。秘密軍事組織表示，它得到了阿爾及利亞法國人的支持，但其多次襲擊引發了本土輿論的憤怒。
為了反對戴高樂1962年3月18日宣布的停火，秘密軍事組織的活動人士在阿爾及爾被稱為「歐洲區」的Bab el Oued（河橋）據點站穩了腳跟。隨後的戰鬥引發了三角洲突擊隊極端分子和法國機動警衛之間的戰鬥，隨後法國軍隊的戰車進入該區域。
1962年5月2日，阿爾及爾港一枚卡車炸彈爆炸，造成110人死亡，150人受傷，其中大部分是碼頭工人和求職者。 在法國本土，秘密軍事組織聲稱史特拉斯堡-巴黎火車襲擊事件，造成25人死亡。
秘密軍事組織的各種襲擊造成1700至2000名受害者。[50]
官方稱，119名秘密軍事組織成員被殺。1962年，635名秘密軍事組織成員被捕。224人隨後受審，其中117人被判無罪，53人被判緩刑，38人被判無期徒刑，3人被判處死刑並被槍決（羅熱·德蓋爾德爾、克勞德·皮耶格茨和阿爾貝·多維卡爾）。
1962年3月18日，在埃維昂協議之後，夏勒·戴高樂向RTF（當時的廣播電視管理局）宣布停火，停火於1962年3月19日生效，並於1962年4月8日舉行了關於阿爾及利亞自決權的全民公決，獲得90%的贊成票。隨後於1962年7月1日在阿爾及利亞舉行了第二次公民投票。
為了對抗埃維昂協議，秘密軍事組織領導人薩朗將軍呼籲其組織的戰士「騷擾阿爾及利亞主要城市的所有敵方陣地」。該組織決定禁止法國安全部隊進入巴布瓦德街區。1962年3月23日，六名拒絕交出武器的新兵被秘密軍事組織槍殺。同一天，法國軍隊對該地區發動了進攻。秘密軍事組織成員設法趁夜逃跑。軍隊隨後封鎖了該街區，並挨家挨戶搜查。3月26日，秘密軍事組織呼籲街區內的歐洲人社區發動對封鎖的抗議遊行。遊行者主要是平民，但他們撞上了法國軍隊的路障，在不明原因的槍聲之後，法軍向平民發動射擊，根據官方數據造成46人死亡，150人受傷。
1962年6月，雅各·舍瓦利耶（Jacques Chevallier）擔任秘密軍事組織理論家讓·雅各·蘇西尼（Jean-Jacques Susini）和臨時行政機構主席阿布德-拉赫曼·法雷斯（Abderrahmane Farès）之間秘密接觸的中間人，以達成一項協議，制止秘密軍事組織的暴力行為，以換取對其成員的大赦。然而，這些協議遭到了民族解放陣線領導人的譴責，而與此同時，秘密軍事組織領導人拒絕了此類協議的原則，指控蘇西尼叛國並威脅要殺死他。
1962年7月3日，埃維昂協議簽署三個月後，阿爾及利亞7月1日自決公投兩天後，戴高樂總統正式宣布法國承認阿爾及利亞獨立，他與臨時行政當局主席之間的換文確認主權移交。臨時行政機構是根據《埃維昂協定》設立的一個機構，負責在停火和主權移交之間的過渡時期以及阿爾及利亞制憲會議選舉之前管理國家。
1958年5月13日之後，戴高樂將軍上台，強化了人們對法屬阿爾及利亞可能未來的信念。但是，戴高樂將軍連續迅速宣布阿爾及利亞政策的演變，在法屬阿爾及利亞的支持者中灌輸了懷疑，然後是反抗，最後是一種絕望。這一時期的亮點是阿爾及利亞自決公投（1961年1月）、阿爾及爾政變失敗（1961年4月）、停火（1962年3月），這些步驟導致阿爾及利亞陷入相互暴力的惡性循環。1961年5月初，由士兵和平民（來自阿爾及利亞和法國本土）組成的秘密反獨立組織秘密軍事組織在阿爾及爾重新成立，並開始了「付款和壯觀」的行動（拉烏爾·薩朗），即搶劫、武器盜竊、襲擊警察、密探和機動憲兵。1962年3月19日後，秘密軍事組織在阿爾及利亞使用恐怖主義手段，還組織了針對阿爾及利亞人和支持獨立的歐洲人的襲擊。與此同時，民族解放陣線加強了不分青紅皂白的襲擊（1961年5月至8月單方面休戰期間），並決定從1961年11月起進一步針對秘密軍事組織[51]。1962年初，恐怖主義空前升級，到1月中旬[51]，秘密軍事組織的襲擊數量超過了民族解放陣線，民族解放陣線的襲擊在1962年3月19日左右停止了一段時間，有選擇地針對秘密軍事組織成員，然後迅速針對任何歐洲人，無論是誰，特別是以綁架的形式，民族解放陣線不適用埃維昂協議，法國允許這樣做。
但暴力也有法國人內戰的一面。1962年3月23日，歐洲區巴布瓦德發生暴亂，隨後反獨立的歐洲黑腳人和被稱為特遣隊的法國本土人之間發生了一場戰鬥。為了打破對巴布瓦德的封鎖，秘密軍事組織的傳單呼籲平民在沒有武器和懸掛法國國旗的情況下進行示威。路障被強行設置，第四步兵團被迫向遊行隊伍開火，造成80名平民死亡，200人受傷。在接下來的幾天裡，許多傷者將在穆斯塔法醫院死亡。
在自決公投之前，秘密軍事組織突擊隊在6月離開阿爾及利亞之前發起了「1830年行動」；這包括通過實行焦土政策，將阿爾及利亞恢復到殖民前的狀態，以消除法國存在的所有痕跡：奧蘭港口和阿爾及爾大學圖書館被燒毀。[52]
正是這種情況導致100萬法國人在幾個月內離開阿爾及利亞。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前的5月和6月，約有40萬人移民；在隨後的幾個月里，這一運動仍在繼續，1962年7月至12月期間約有6萬人。他們中的一小部分人感到被法國政府背叛，移居國外，特別是西班牙阿利坎特周圍（奧蘭省許多家庭的歷史家園）或阿根廷。
100萬阿爾及利亞難民返回阿爾及利亞。歷史學家讓·雅各·若爾迪（Jean-Jacques Jordi）談到了種族清洗。[53]
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是在自決公投結果後宣布的，這次是在阿爾及利亞各省舉行的。[52]
至於嚴格意義上的定居者（即當時阿爾及利亞普遍使用的農業所有者），他們的離開比大量黑腳人的離開更為分散。1962年9月，在估計22000名定居者中，仍有15000名定居者在阿爾及利亞耕種土地。1963年10月，所有屬於歐洲人的土地都被國有化，定居者及其家人的最終離開將於1964年完成。
埃維昂協議的文本規定：「任何阿爾及利亞人不得被迫離開阿爾及利亞領土或被阻止離開」。然而，法國政府不允許許杜哈基人以與歐洲人或猶太人相同的方式被遣返，或者在沒有民族解放陣線阻礙的情況下被阿爾及利亞人阻止遣返。非法抵達該市的難民被重新運送到阿爾及利亞，而幫助他們的法國官員（不服從官方指示）受到懲罰。《埃維昂協定》中關於戰爭期間所犯罪行大赦和給予歐洲人的保障的條款沒有得到分離主義者的尊重。1962年3月19日宣布停火後，30000至80000名哈基人，通常與家人一起，在民族解放陣線不干涉的情況下，儘管簽署了協議，但遭到民族解放陣線分子的酷刑和屠殺。[54]
在1962年7月5日宣布獨立的當天，針對歐洲人和哈基人出現了很多私刑和暴力行動（包括在武器廣場、塞凡堡大道、產業大道等地），主要是採取了把人吊殺在屠宰鉤上等方式，法國軍隊等了幾個小時才進行干涉，最終死傷人數高達709人。
在阿爾及利亞的戰爭
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三個主要社區在阿爾及利亞的法國省共存：被稱為「穆斯林」的多數社區由阿拉伯人（包括西班牙摩里斯科人的後裔）、卡拜爾人、其他柏柏爾人和鄂圖曼人的後裔組成。她與其他兩個社區混居。這兩個社區中數量最多的是所謂的「歐洲人」（主要來自亞爾薩斯-洛林、朗格多克、瑞士）和「地中海人」（來自科西嘉、馬爾他、普利亞、薩丁尼亞島、巴利亞利群島、安達魯西亞）血統的社區，他們稱為黑腳（名稱來源不確定），而最古老的是該國土著猶太人（猶太人在阿爾及利亞的存在非常古老，可以追溯到3000年前）。幾個世紀以來，他們在不斷遷入，特別是在收復失地運動後來自西班牙和利沃諾，其起源於1830年法國征服之前。
每個社區的群體多樣性也反映在每個社區內政治承諾的多樣性和矛盾性中；從這個意義上說，這場戰爭，至少在阿爾及利亞，可以被視為內戰。每個社區都成為不同交戰方的利害關係，他們試圖激發人們對其鬥爭的興趣，並團結人民支持其事業。
根據1959年的羅卡爾報告，為了防止人們幫助民族解放陣線，軍隊將100萬平民（其中一半是兒童）從農村地區集中在「集結營」。1959年2月，在阿爾及利亞實習的ENA（國立行政學院）學生米歇爾·羅卡爾（Michel Rocard）向駐阿爾及利亞總督保羅·德盧弗里耶（Paul Delouvrier）的一位親戚提交了一份關於重新集結營地的報告，後者於3月31日命令軍事當局暫停重新集結，並將資源集中於改善現有營地。這個命令將被相當溫和地遵循。直到1959年7月22日，《費加羅報》（Le Figaro）以皮耶·馬凱涅（Pierre Macaigne）的一篇報道登上頭版，這篇報道震驚了讀者，聚集營的存在及其狀況在大都會人口中普遍被忽視。一場輿論運動正在展開。提到了與集中營的比較。
軍隊用凝固汽油彈和燃燒彈對奧雷斯山的村莊和小村莊進行大規模轟炸，以平息沙維亞人的叛亂。
就FLN而言，它使用有針對性的襲擊、暗殺和屠殺對手，特別是MNA。
獨立後，法國軍隊拒絕干預以確保其穆斯林代理人的安全，正如1962年7月5日晚些時候在奧蘭干預以保護歐洲人一樣。[55]
據報道，15,000至150,000名哈基人被民族解放陣線屠殺，30,000名哈基人在法國避難，根據政府命令，他們被關押在拘留營。根據其他歷史學家的工作，這一數字在15,000到50,000之間變化，但沒有真正準確的數據，因為這一問題已經發生了以激情為標誌的黨派意識形態轉變，特別是在法國。
「[……]戴高樂將軍在世界全景圖中可能認為將三千多名哈基人帶回法國是多餘的。部長會議宣布：我們將帶回三萬人。在下一次部長會議上，我們意識到三萬哈基人或摩加茲尼人意味著三十萬人，因為我們必須考慮婦女、母親和孩子！每個哈基人或者摩加茲尼大約帶著十個人。於是路易·若克斯先生做出了決定，帶著他總是有點生氣的表情和疲憊的禮貌，他說：「讓我們減少到三千人吧。」。「四千五百人回來了，因為海軍有一個特殊的特點，有船隻可以運輸，有傳統可以尊重。」
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阿爾及利亞猶太社區普遍傾向於中立態度。社區組織表現出極端的克制，拒絕採取政治立場，因為他們認為這不屬於他們的職權範圍，但儘管發生了多次襲擊，一些組織支持民族解放陣線的事業，另一些組織則協助秘密軍事組織。
一些猶太知識分子，如亨利·阿萊格，是支持民族解放陣線（FLN）的阿爾及利亞民族主義者。其中一位名叫皮耶·格納西亞（Pierre Ghenassia）的人加入了ALN，死在了法國軍隊進攻的戰場上。[56]
相反，猶太人主要在阿爾及爾和奧蘭同情秘密軍事組織（他們在奧蘭特別活躍）。這些組織聚集在「山地突擊隊」中，與埃利·阿祖萊和賓·阿塔爾領導的「法蘭西起義」網絡有聯繫，他們殺害了一些穆斯林民選官員，試圖放火焚燒關押民族解放陣線士兵的監獄，並槍殺了法國軍官（包括朗松中校）。
此外，阿爾及利亞龐大的猶太社區人數超過13萬，是當時阿拉伯穆斯林世界最大的社區之一，這引起了以色列的注意，以色列認為這是其殖民政策的潛在蓄水池。為了確保對當地以色列人的保護，以色列特勤局將在培訓和監督猶太自衛民兵方面表現出色，有時直接參與對阿爾及利亞穆斯林的報復，特別是在君士坦丁。
阿爾及利亞的猶太人也是秘密軍事組織的受害者（1961年11月在阿爾及爾的威廉·萊維、1961年12月的莫伊斯·舒克龍等）。
在法國本土的戰鬥
法國廣播電視（RTF）是法國唯一的視聽組織，由五個廣播頻道和兩個電視頻道組成。根據1945年《國家壟斷國家廣播條例》，它由國家直接控制。因此，愛麗舍宮完全控制信息並擁有審查權，本土只從國家的角度看待阿爾及利亞的事件。
在阿爾及利亞，在大地主資本的控制下，印刷媒體在整個衝突過程中每天都會發布一些信息，這些信息更類似於極權獨裁政權的勝利公報，穆斯林平民受害者首先被系統地同化為亡命之徒，然後被同化為叛軍戰士。不過情報部門提供的死者人數仍然很重要。
阿爾及利亞戰爭是戰後審查和信息控制的主要事件。第四共和國和第五共和國政府使用它不僅是為了軍事安全，也是為了保持士氣和防止有組織地反對戰爭。鎮壓和恐嚇也被使用，逮捕記者，並指控編輯部是國家的叛徒。報紙被沒收是很常見的，一些標題，如《法國觀察家》、《人道主義報》或《自由報》在法國經常被取消銷售，在阿爾及利亞，《快報》、《解放報》和《人道主義報》被完全禁止。緝獲對印刷機有經濟影響，因為緝獲發生在印刷後，增加了生產成本。這一時期審查制度引起的最大醜聞與《問題》一書有關，該書講述了阿爾及利亞禁止《阿爾及爾共和報》、逮捕其主任以及軍方對其施以酷刑的故事。有關這本書的文章和這本書本身一樣被扣押，據其出版商稱，這是自18世紀以來法國第一次出於政治原因扣押一本書。正是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被鎖的鴨子》成為了我們今天所知的調查報紙，在一個名為「比達斯朋友的路線圖」的專欄中披露了被稱為特遣隊的士兵的日常生活，以及機密軍事信息。法國軍隊正在積極尋找棕櫚足的線人，將嫌疑人歸類為「be」（「可能的比達斯」）或「bp」（「很可能的比達斯」）。這種新的定位，加上原始敘述的自由，使《被鎖的鴨子》在1962年發行了30萬份。[57]
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法國內政部於1957年再次行使集體行政拘留。在法國大都市的軍事地點建立了幾個軟禁中心： 拉爾扎克（阿韋龍省）、里沃薩爾特（東庇里牛斯省）、聖莫里斯·拉杜氣體（加爾省）、托勒營地（安省）、瓦德奈（馬恩省）。近14,000名被懷疑是民族解放陣線（FLN）成員的阿爾及利亞人被拘留在那裡。
作為對《快報》一篇譴責法國軍隊在阿爾及利亞實施酷刑的文章的回應，組織了一次抗議活動，指控民族解放陣線實施酷刑。1956年7月22日，負責土著事務的穆羅上尉在摩洛哥的布伊扎卡爾內被綁架，並被移交給民族解放陣線，民族解放陣線對他進行了一年的酷刑；一名法國突擊隊發現了他，應他的要求減輕了他的痛苦。
1957年4月3日，向FLN俘虜穆羅上尉致敬的示威活動在星形廣場舉行，並演變為在香榭麗舍大街與巴黎警方的衝突。
1958年5月13日，在香榭麗舍大街舉行了一次示威，紀念被FLN俘虜的三名法國士兵，FLN於5月9日處決了他們。
非暴力公民行動（ACNV）是一個多元化的團體，由依良心拒服兵役者、拒絕履行在阿爾及利亞服務義務的逃兵、非宗教人士、教士和穆斯林組成，他們在本土進行了和平示威。
1960年9月6日，在對讓松網絡的「手提箱搬運工」進行審判後，知識分子和藝術家發表了《121宣言》。作為回應，陸軍元帥阿爾方斯·朱安（Alphonse Juin）發起了「340人的反宣言」。
埃維昂市長卡米耶·布蘭科先生於1961年3月31日被秘密軍事組織暗殺，因為他正式接待了前來與法國代表團談判的民族解放陣線代表。
1962年初，在安德烈·卡納爾（André Canal）的領導下，第三特派團（秘密軍事組織的本土分支機構）在巴黎地區發動了多次襲擊。1月4日，一名汽車突擊隊員在科蘇特廣場的共產黨大樓開火，在二樓陽台重傷一名武裝分子。
1月6日至7日晚，尚-保羅·沙特的家被塑膠炸彈襲擊。1月24日，塞納河省發生了21起爆炸，目標是據稱敵視秘密軍事組織意識形態的人士或組織。[58]
巴黎成立了一個警察網格，但這並沒有阻止2月7日下午，10個塑膠炸彈在不同人物的家中爆炸：兩名法律教授羅熱·潘托和喬治·韋德爾，兩名記者，費加羅報的皮耶·布龍貝熱和嚴重受傷的弗拉迪米爾·波茲內，兩名警官，共產主義參議員雷蒙·居約，他的妻子受傷。最後一次針對安德烈·馬爾羅的襲擊打傷了一名4歲女孩德爾菲娜·勒納爾的臉。[58]
總結
長期以來，鑑於兩國承認的官方歷史差異，很難確定人員傷亡[59]。法國歷史學家邦雅曼·斯托拉（Benjamin Stora）通過收集他認為最嚴謹的來源，確定了近50萬人的死亡人數，其中包括：
- 阿爾及利亞穆斯林，超過40萬
- 哈基人，15000-30000人
- 法國軍事人員，30000人
- 阿爾及利亞歐洲人，4000人
關於阿爾及利亞的損失問題，消息來源分歧很大，由於缺乏對阿爾及利亞所有地區的調查，很難準確評估[59]。邦雅曼·斯托拉提到了計算平民傷亡人數的困難：在偏遠地區被殺，法國軍隊武裝行動或轟炸的受害者，被ALN處決的人，以及在捲入交火中被殺的人。[60]
戴高樂將軍表示，1958年10月有78,000名受害者，1959年11月有145,000人。
根據阿爾及利亞作家和活動家賈米拉·安拉納（Djamila Amrane）的說法，在總共336,748名聖戰者（132,290名民族解放陣線游擊隊和204,458名支持民族解放陣線的平民）中，152,863人被殺，這一數字與第二局的評估大致一致。
平民占穆斯林人口傷亡的大部分。根據邦雅曼·斯托拉的說法，阿爾及利亞提出了100萬人（《解放戰士》報紙，1959年）和150萬人死亡的數字，但沒有任何嚴肅的歷史依據[60]。阿爾及利亞估計，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的受害者人數超過150萬，包括直接或間接死亡的人（抑鬱症、自殺、創傷、疾病、因恐懼、失蹤和飢餓而逃離而死亡），以及因父母死亡而被遺棄而死亡的兒童。
法國歷史學家和人口學家研究了這個問題：
- 居伊·佩爾維萊（Guy Pervillé）認為，「與阿爾及利亞公認的神話相反，[……]戰爭沒有造成100萬或150萬阿爾及利亞人死亡[……]，即使1962年前後的人口普查比較不能確定死亡人數不到30萬，甚至25萬。
- 格扎維埃·亞科諾（Xavier Yacono）在1982年發表的一項研究中，仍然根據人口普查，估計阿爾及利亞的損失略低於30萬人死亡，這一數字接近克里姆·貝爾卡塞姆（Krim Belkacem）的估計。
- 邦雅曼·斯托拉（Benjamin Stora）利用研究人員的工作，使用相同的經典科學方法比較人口普查和分析年齡金字塔來計算「戰爭超額死亡率」，據他說，損失赤字在35萬至40萬之間，占阿爾及利亞人口的3%。
世界和平基金會估計，全球有30萬阿爾及利亞人死亡，其中包括戰鬥人員。馬丁·埃文斯（Martin Evans）概述了來源，並討論了衝突造成的死亡人數。埃文斯引用歷史學家夏勒·羅貝爾·阿熱龍（Charles Robert Ageron）的工作，指出民族解放陣線和法國軍隊之間的暴力呈上升趨勢，從1954年11月開始，到1958年4月達到頂峰。秘密軍事組織的暴力在停火期結束後達到頂峰。1962年7月，反哈基人大屠殺升級。
根據法國歷史學家居伊·佩爾維萊（Guy Pervillé）的說法，民族解放陣線（FLN）和梅薩利·哈吉運動（MNA）之間的自相殘殺戰爭在法國造成4300人死亡，9000人受傷，在阿爾及利亞造成約6000人死亡，4000人受傷。[61]
居伊·佩爾維萊認為，1954年至1962年3月19日期間，民族解放陣線對16,378名阿爾及利亞平民的死亡和13,296名失蹤者負有責任。[61]
根據歷史學家尚-雅各·若爾（Jean-Jacques Jord）的說法，停火後，哈基人被屠殺的人數違反了埃維昂協議，根據該協議，阿爾及利亞和法國雙方都不會進行報復或清洗，估計在15,000至100,000人之間。
死亡人數仍有爭議，因為這是基於全國各地的當地證詞，這是不可能的。然而，根據尚-夏勒·若弗雷的說法：「似乎法國歷史學家在這個問題上逐漸達成了共識，並選擇了60,000至80,000名受害者的評估。」對輔助人員的屠殺始於1962年3月，並在秋季達到高潮。他們是由於敵對部族之間的和解、復仇，但也由於「馬爾人」的熱情，他們聚集在FLN的第25小時，希望展示他們的愛國主義外表。
此外，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法國軍隊和阿爾及利亞起義者都實施了酷刑。遭受酷刑的人數尚不清楚，但據信涉及數十萬土著人和數百名法國囚犯。[62]
失蹤人數不得而知。有些人被處決並埋葬在秘密亂葬坑或市政體育場。
關於法國在阿爾及利亞的軍事損失，1986年8月4日的官方公報給出了以下數字：
徵聘人員：1,419,125名軍事人員，其中317,545名現役人員（22.4%）和1,101,580名特遣隊人員（77.6%）。
總損失：23,196人死亡（加上4,362名輔助人員）[63]，60,188人受傷，包括：
- 現役軍人：11,283人死亡，占總死亡人數的48.6%；
- 特遣隊新兵：11,913人死亡，占總死亡人數的51.4%。
死亡原因：
- 戰鬥死亡：12,954人（加上3,200名輔助人員）[63]，包括5,605名現役軍人（43.3%）和7,349名特遣隊新兵（56.7%）；
- 事故死亡：8,057人（加上1,095名輔助人員）[63]，包括4,595名現役軍人（57.0%）和3,462名特遣隊新兵（43.0%）；
- 疾病死亡：1,185人，包括621名現役軍人（52.4%）和564名特遣隊新兵（47.6%）；
- 失蹤：1,000人，包括462名現役軍人（46.2%）和538名特遣隊新兵（53.8%）。
現役軍人死亡人數：317,545人中有11,283人死亡，占3.6%。
特遣隊新兵死亡人數：1,101,580人，其中11,913人死亡，即1.1%。
1962年7月2日之後，阿爾及利亞有500多名士兵「為法國犧牲」，其中一半以上被民族解放軍殺害或綁架。
根據國防部的歷史服務數據，發現：
- 1962年：1,039名士兵死亡（540名應徵入伍，209名入伍）；
- 1963年：122名士兵死亡（74名應徵入伍，18名入伍）；
- 1964年：46名士兵死亡（15名應徵入伍，17名入伍）。
就法國平民而言，總共有2,788人死亡。[61]停火後，還必須加上3,018起綁架事件，其中1,282起被發現（1964年11月24日的《布羅伊宣言》，1994年11月9日的桑蒂尼信證實了這一點），這一數字接近佩爾維萊的數字，佩爾維萊提到3000名被綁架者中有2000人死亡。[61]
在1962年3月19日停火前的戰鬥中死亡的人中，有12,954名新兵、士兵、外籍軍團士兵和非洲人，加上3,200名「法國穆斯林」輔助人員，共有16,154人在戰鬥中喪生。在應徵入伍者中，949名應徵入伍者和396名應徵入伍的「法國穆斯林」在戰鬥中喪生。總共有9,899名（61%）歐洲血統的法國人（應徵入伍和入伍）在戰鬥中死亡，另有4,545名（28%）法國穆斯林（應徵入伍，入伍和輔助）、1,200名（7%）軍團士兵和510名（3%）非洲人。[63]
法國軍隊實施酷刑的做法是一個現實，許多證詞和報告都是針對皮耶·孟戴斯-弗朗斯和夏勒·戴高樂等政治領導人的。然而，尚不清楚決策者對這些做法的了解程度。根據拉法埃萊·布朗什的說法，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的酷刑至少有兩個起源。一方面，在殖民時期，它是維持秩序的警察工具，另一方面，它源於法國軍隊的緊張局勢，法國軍隊不想在印度支那戰爭後經歷第二次非殖民化。[64]第二個論點涉及為1780年以來在法國被廢除的行為辯護的嘗試。
法國政府對民族解放陣線的襲擊、其在阿爾及利亞輿論中的進步及其好鬥感到驚訝，將採取特別措施，特別是加強訴諸軍事司法和限制集會自由等某些自由。1955年5月，「集體責任」的概念開始傳播。它首先適用於奧雷斯山區，帕朗什將軍命令離破壞或襲擊地點最近的鄉鎮對事件負有集體責任。所採取的措施可能包括通常修復損壞的集體苦役，或「劫持人質」或轟炸有關鄉鎮。因此，集體懲罰原則很快成為集體責任的必然結果。
1955年，內政部長莫里斯·布爾熱斯-莫努里（Maurice Bourgès-Maunoury）和國防部長柯尼希（Koenig）將軍起草了一份「關於對阿爾及利亞叛軍採取態度的指示」，主張「更殘酷、更快、更全面」的軍事反應。該案文確認，戰爭不僅擴大到武裝叛軍，而且擴大到可能支持叛軍的阿爾及利亞人民。成為武裝部隊國務秘書的馬克斯·勒熱納（Max Lejeune）在談到1955年8月20日被鎮壓的君士坦丁地區人民起義時說，談論「盲目鎮壓」是正確的。[64]
民族解放陣線主要秘密控制阿爾及利亞人口，包括通過暗殺。最著名的是邁盧扎大屠殺，據報道，該村被梅薩利派（民族解放陣線的對手）控制。然而，薩朗將軍指出，周圍鄉鎮的居民指責法國軍隊對大屠殺負責。民族解放陣線正在對法國軍隊進行激烈的游擊戰，並對基礎設施和歐洲平民進行襲擊。然而，FLN造成的損失對軍事人員的影響大於平民。
關於死刑，1956年3月17日在《官方公報》上公布了第56-268號和第56-269號法律，允許法國軍事法庭在沒有事先調查的情況下對手持武器的民族解放陣線成員適用死刑。對於阿爾及爾的劊子手來說，地獄般的節奏開始了，多次處決一直持續到1958年。在他的回憶錄中，劊子手費爾南·梅索尼耶（Fernand Meyssonnier）報告說，「在歷史上，這是非常罕見的[……]在阿爾及利亞，1956年至1958年期間，有16次雙重處決、15次三重處決、8次四重處決和1次五重處決。是的，在FLN期間，這是連鎖的〔…〕要達到這樣的大屠殺，需要政治動盪時期，如大革命時期的恐怖時期、1944年5月1日有9人被一次處決的占領期，以及……阿爾及利亞的「事件」。1956年至1962年期間，共有222名阿爾及利亞人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被正式處決，其中142人在第四共和國時期被處決：45人在法蘭索瓦·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擔任印章保管人期間，平均每10天被處決一次。最頻繁的是莫里斯·布爾熱斯-莫努里政府，在該政府時期，三個月內執行了29次死刑（即每三天執行一次）。戴高樂統治下執行了80次死刑（即每20天執行一次），儘管他在1959年1月赦免了209名死囚，將他們的刑期減為無期徒刑。
戰爭期間和戰後頒布了大赦法。
第一部大赦法涉及民族解放陣線成員，並於1959年1月13日由第五共和國第一任總統夏勒·戴高樂在勇敢者和平的框架內在部長會議上提出；這是戴高樂總統的第一次部長會議。
《埃維昂協定》規定，1962年3月19日之前衝突各方在阿爾及利亞犯下的所有行為均不受起訴。這一政策在戰後繼續存在（1962年[65]1966年、1968年、1974年、1982年和1987年的法律或法令）。1966年6月17日通過了一項具體法律，赦免對奧丹事件負責的人。1962年雙重法律之後，唯一可以起訴的行為是法國軍隊對秘密軍事組織成員實施的酷刑。[65]
法國最高法院在2003年6月17日的判決中認為，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不存在危害人類罪，因此排除了對保羅·奧薩雷斯將軍提起訴訟的可能性。在不否認酷刑行為或根據現行《刑法典》（1994年3月1日生效）將其定性為危害人類罪的情況下，現行判例法排除了根據當時的《刑法典》，將其定性為危害人類罪：由於事件發生在1994年3月1日之前，只有軸心國實施的行為才有資格被定性為危害人類罪。
捍衛人權的協會，如FIDH，呼籲扭轉局面。
1982年，在莫魯瓦政府的領導下，繼先前的大赦之後，進行了「最終行政正常化」、「職業改革」和政變將軍的平反。
2005年2月23日的法律（僅刪除了第4條）向「與阿爾及利亞事件直接相關的……被定罪或赦免制裁的人」（第13條）[66]，且不屬於1982年12月3日法律（第82-1021號）中提到的受益人之列提供了「一次性賠償」。阿塔納斯·耶奧戈普洛斯（Athanase Georgopoulos）是秘密軍事組織（OAS）的前成員，在返回法國之前在西班牙避難，他被任命為負責執行這些賠償的委員會成員（2005年12月29日的命令）[66]。
博拉迪埃將軍因譴責酷刑而被判60天監禁，但沒有平反。他是當時唯一譴責酷刑的法國高級軍官。因此，只有遭受酷刑的法國和歐洲黑腳才能要求法國政府承擔責任。
1962年3月18日在埃維昂簽署的協議中包含一項條款，根據該條款，協議的共同簽署方（而不是阿爾及利亞共和國臨時政府（GPRA），獨立阿爾及利亞的權威保證人，但不是正式簽署人）FLN承諾遵守大赦，正式保證不起訴犯下血腥罪行的法國士兵。[67]
對戴高樂總統來說，這項協議的目的是確保法國軍隊和歐洲人口的某些部分，理論上，他們必須選擇是否留在阿爾及利亞，以及與法國軍隊為將阿爾及利亞保留在法國國家領土內而戰鬥的穆斯林部分。因此，關於獨立與合作的第二章/A）阿爾及利亞獨立/II-個人權利和自由及其保障的共同條款規定：[67]
任何人不得因以下原因受到警察或司法措施、紀律處分或任何形式的歧視：
- 就自決投票日之前阿爾及利亞發生的事件發表的意見
- 在宣布停火之日之前與同一事件有關的行為
- 不得強迫或阻止任何阿爾及利亞人離開阿爾及利亞領土。[67]
民族解放陣線違反《埃維昂協定》一方面導致了孤立的事件，如1962年7月5日宣布獨立後在奧蘭（隸屬歐洲共同體）發生的大屠殺，另一方面，開始對哈基人及其之間（穆斯林社區）進行報復和清算。總的來說，戰後沒有起訴任何一方的戰犯。
後續政治問題
阿爾及利亞戰爭的官方檔案仍然只有部分可用，法國的研究人員可以訪問，但阿爾及利亞人無法訪問。2008年7月15日關於檔案的法國法律縮短了公共檔案的傳播時間，包括某些被歸類為「國家機密」的檔案，這些檔案在50年後可以傳播。2008年，在議會討論該文本期間，法國參議院通過了一項修正案，旨在規定「可能侵犯隱私」的文件的時限為75年。這項規定受到歷史學家的強烈批評，因為它延長了與阿爾及利亞戰爭有關的檔案的限制傳播時間，最終在國民議會審議期間從文本中刪除。
儘管衝突的目擊者早在20世紀50年代末就寫下了事件，但直到20世紀70年代，學者們才開始處理這一歷史，並將阿爾及利亞戰爭置於法國殖民歷史的更廣泛背景下。1992年部分檔案館的開放使歷史學家能夠更深入地研究阿爾及利亞戰爭，並揭示法國軍隊實施酷刑的程度。還對大都市發生的衝突和暴力事件更感興趣。最近的歷史著作集中於這場戰爭對法國和阿爾及利亞社會的長期影響，以及這場衝突的歷史在家庭圈子中的傳播。[68]
在阿爾及利亞，這場戰爭被稱為「阿爾及利亞革命」，類似於美國、法國和俄羅斯的革命。它將在發動後不久被稱為「民族解放戰爭」或「獨立戰爭」。「革命」一詞自1956年在卡比利亞舉行蘇馬姆河大會以來被民族解放陣線廣泛採用。在獨立的最初幾年，這個詞將具有堅定的社會主義含義。對整個阿爾及利亞人民來說，這是一場「戰爭」。
出於相當複雜的原因，法國在1999年雅各·席哈克總統時期承認這是一場戰爭。然而，特別是在立法文本中，官方表達仍然是「阿爾及利亞事件」。這一事實在近代史仍然是獨一無二的，是法國的例外。
1958年12月13日，聯合國不承認阿爾及利亞的獨立權，因為法國唯一的反對票認為阿爾及利亞問題是一個內部問題。[69]
隨著法國國家代表正式承認戰爭，第一個立場正在消失，特別是因為自衝突爆發以來，「阿爾及利亞戰爭」一詞已經被法國和外國歷史學家和記者使用，公眾也承認這一表達。
當時，法國政府和大部分公眾輿論（在戰爭期間也發生了變化）認為這不是一場戰爭，而是對公共秩序的干擾，更重要的是，是對既定秩序的干擾。這些話產生了重要的實際後果：叛亂分子（起義者）無法獲得戰俘身份，直到戰後，支付給法國士兵或其遺孀的養老金才與官方戰爭中支付的養老金保持一致。[70]
關於FLN的法國囚犯，最近的研究表明，由於法國當局不承認戰爭，FLN俘虜與其作為合法交戰方的戰略有關。
在阿爾及利亞方面，在蘇馬姆河大會和菲利普維爾（現斯基克達）大屠殺50周年之際，阿卜杜勒-阿齊茲·布特弗利卡總統在2006年8月20日的一封信中承認，「我們的民族解放戰爭是由男男女女發動的，解放的勢頭往往使他們達到了崇高的道德水平，但它確實有陰影區，就像人類社會的所有暴力和快速轉型過程一樣。」阿爾及利亞政府承認存在迄今為止禁忌和隱藏的事實，如阿米魯什上校的死亡和遺囑的真相，甚至是出賣阿里·拉·普安特的人……2009年，它聲稱革命尊重「國際公約，包括日內瓦公約」。
在法國方面，在2017年2月第二次訪問阿爾及爾期間，作為法國總統選舉候選人的艾曼紐·馬克宏將法國殖民（作為一個整體）定性為「危害人類罪」。[71]
阿爾及利亞戰爭已成為法國和阿爾及利亞之間紀念戰的主題，每個國家都試圖將自己對事實的看法強加給對方。從這場「記憶之戰」中，法國方面在2005年就當地媒體所稱的「殖民的積極作用」法案和選擇3月19日紀念戰爭結束的日期引發了爭議。
歷史學家居伊·佩爾維萊（Guy Pervillé）認為，儘管近代史做出了種種貢獻，「武裝分子和堅定的記者對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看法……與1962年非常接近」。在法國和阿爾及利亞，「阿爾及利亞戰爭的記憶遠遠沒有平息下來，看到激情消退」[72]。
然而，這場記憶之戰與其說是基於對歷史事實的分歧，不如說是拒絕承認某些歷史因素，特別是在法國方面：自1962年以來，法國政府一直否認殺害了阿爾及利亞抵抗戰士拉爾比·賓·姆希迪，到2024年最終承認對他的死亡負有責任。
愛麗舍宮還表示，「對這起謀殺案的承認證明，共和國總統與阿卜杜勒馬吉德·特本總統共同發起的歷史真相工作將繼續下去。這是由兩位國家元首設立的歷史學家聯合委員會的作用，共和國總統最近證實了該委員會的結論」。
阿爾及利亞戰爭的紀念問題在法國經常被用於政治目的，特別是極右翼和一些傳統右翼成員。1962年法國戰敗和阿爾及利亞獨立後，一部分人口，主要由歐洲定居者和來自秘密軍事組織的恐怖分子組成，試圖保持對戰爭的特殊記憶。
該組織，包括國民聯盟（前國民陣線）創始人尚-馬里·勒龐（Jean-Marie Le Pen），經常利用這一記憶傳達種族主義、仇視伊斯蘭教、助長大替代理論和種族主義政治方法的言論。
勒龐本人被指控在阿爾及利亞戰爭期間遭受酷刑，他利用自己的軍事歷史和自己對戰爭的看法使自己的政治參與合法化，同時保持著專注於「打擊恐怖主義」和「殖民秩序」的戰爭記憶。這種對歷史的改寫助長了一種受害感，特別是在黑腳定居者和哈基人（為法國作戰的穆斯林群體）中，他們在阿爾及利亞的勝利和獨立面前感到被法國拋棄。勒龐和其他極右翼人物利用這一「背叛」概念，將阿爾及利亞戰爭視為與野蠻敵人的「正義」鬥爭，並經常將非殖民化問題與國內政治問題混為一談，加劇種族緊張局勢，培養對他人的恐懼。
因此，阿爾及利亞戰爭成為種族主義言論合法化的工具，特別是針對法國馬格里布人口的言論，並成為動員這些群體反對融合和平等政策的基礎，加強了社會分裂和排斥他人的氣氛。[73]
此外，在法國被驅逐出阿爾及利亞後，前定居者和秘密軍事組織恐怖分子的怨恨很快就被極右翼政黨，特別是國民陣線動員、培養和鼓勵，用於選舉目的；自1962年以來，阿爾及利亞問題一直是極右翼怨恨和痴迷的對象。[74]
「自1962年以來，回返者的環境一直是極右翼的問題。早在1958年5月13日之前，中央情報總局（DCRG）就認為，「由於其人數和領導人的活力，從北非遣返的法國人可能會發揮積極的政治作用，這將是危險的最小化。「武裝分子和回返者部門實際上被安全部隊團結在一起，目前估計極右翼和民族主義回返者的『震驚武裝分子』人數為7,500人，武裝分子總數為179,530人。1961年，隨著回返者人數的增加，「主要民族主義組織和AFN回返者」的假定人數下降到138,630人，但有7,600名「震驚武裝分子」。當然，這種環境提供了必要的政治空間的想法也存在於秘密軍事組織的高管中。負責秘密軍事組織-大都會的皮耶·塞爾讓上尉以他的名義，一方面命令必須控制的組織對他們進行政治監督，另一方面命令那些希望繼續秘密行動的人向組織情報行動網絡（ORO）付款。」[74]
「在法國方面，阿爾及利亞和戰爭史學的主要問題在於，我們看到了一種令人不安的缺席、健忘症、壓抑和大量自傳體作品，這些作品在大約20年的時間裡侵入了編輯領域。在某種程度上，歷史的缺失部分被警惕的記憶守護者所填補，他們禁止所有其他人說一句話。另一方面，在阿爾及利亞，我們面臨著一種歷史的泛濫，或者更準確地說，是對戰士想像的高估，其目的是通過戰爭而不是政治來解釋民族國家的崛起。」
在阿爾及利亞，紀念問題非常重要，自1962年以來對法國戰爭罪行缺乏承認導致了強烈的紀念：反對法國「無名者」（種族主義、不平等、酷刑、戰爭罪行、對抵抗者的系統性強姦、領土掠奪、土地盜竊、「阿拉伯」稅收），反對阿爾及利亞記憶的普遍存在。阿爾及利亞在法國的獨立將伴隨著長期的放棄和拖延。這一領域的學術工作將在幾十年內處於休眠狀態。1962年後，大多數法國知識分子對阿爾及利亞失去了興趣。皮耶·布爾迪厄關於阿爾及利亞的最後一部偉大作品可追溯到1963年。奇怪的是，阿爾及利亞獲得了自己歷史上的演員地位，不再引起人們的興趣。因此，在法國，人們目睹關於阿爾及利亞和馬格里布的知識生產的枯竭，而見證書和關於苦難的整個文學作品正在席捲法屬阿爾及利亞的餘燼。
在阿爾及利亞，獨立後，與歷史的關係變得更加複雜，其特點是創始事件和基本斷裂，如與戰爭的關係：當政治領域的行動者也是歷史的行動者時，如何將其納入長期歷史和直接歷史？另一方面，關於獨立戰爭的歷史，阿爾及利亞當局在1962年7月危機後作出了若干選擇。特別是，建立一個虛構的戰士作為最終參考。這使得戰鬥、行動者和事件的政治層面得以隱藏。戰爭參照物主導了知識領域和政治領域，產生了不可能的遺忘。最重要的是，不可能的遺忘的存在使阿爾及利亞社會在與這場戰爭的關係中具有特殊性。這一旨在使阿爾及利亞建立的權力合法化的掩蓋行為現在在歷史上已經達到了極限。一段時間以來，在阿爾及利亞大學的機構內部，歷史學家的工作打破了對歷史領域的包圍。[75]
自獨立以來，紀念戰爭一直是法國-阿爾及利亞關係中的一個不變因素，每次阿爾及利亞政府希望向法國施加壓力時都會重新發動紀念戰爭。[72]它在1971年撒哈拉碳氫化合物國有化引發的危機中再次出現，特別是在兩國外交寒冷時期，胡阿里·布邁丁（Houari Boumédiène）希望回應吉斯卡爾·德斯坦（Giscard d'Estaing）對摩洛哥鎮壓波利薩里奧陣線的支持，阿爾及爾在前西班牙撒哈拉衝突（1975-1978年）中支持波利薩里陣線。[72]
影視
參考文獻
外部連結
Wikiwand - on
Seamless Wikipedia browsing. On steroids.
Remove ad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