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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美國總統選舉
第24屆美國總統選舉 来自维基百科，自由的百科全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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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0年美國總統選舉於1880年11月2日舉行，是歷史上第24次美國總統大選。大選四年一辦，本次的競爭雙方主要是共和黨候選人詹姆士·艾布拉姆·加菲爾和民主黨候選人溫菲爾德·史考特·漢考克，最終加菲爾勝出當選美國總統，選民投票率在美國歷史上名列前茅。兩位候選人的普選票總數差距尚不足兩千，創下美國總統大選普選票最小差距紀錄並保持至今。但從選舉人票來看，加菲爾的優勢要大得多，人口眾多的北方州幾乎全部為他所得，以214張選舉人票戰勝155票的對手。漢考克贏得所有南方州，雖不足取勝，但黨派在這些州的主導地位更形鞏固並繼續保持數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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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任總統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遵守1876年競選期間的承諾，沒有競選連任。經過共和黨歷史上耗時最長的提名大會，四分五裂的黨派選擇又一位俄亥俄州人，聯邦眾議員兼內戰將領加菲爾作為旗手。民主黨的人選同樣是內戰將領，生於賓夕法尼亞州的職業軍人溫菲爾德·史考特·漢考克。綠背黨這一新興左翼政黨也提名內戰將領，愛荷華州聯邦眾議員詹姆士·B·韋弗出山，希望打破兩大主要黨派的支配地位。選戰主要圍繞內戰忠誠度、關稅和華人移民問題展開，加菲爾和漢考克贏得的普選票數均略超過總票數的48%，剩下的不到4%由韋弗和另外兩位候選人瓜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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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
早在內戰爆發前，共和黨和民主黨就已成為美國境內的兩大政黨，在全國選民中的支持率基本勢均力敵[9]。黨員通常只認同黨派的部分意識形態，選民的政黨通常反映其種族和宗教背景，以及他和家人在內戰中選擇忠於哪一方[10]。生活在北方的大部分新教徒和南方的黑人都支持共和黨，南方白人居民和北方的天主教徒則大多支持民主黨[b][11]。1877年妥協後，戰後重建逐漸淡出人們的視野，但內戰的傾軋及其餘波表明美國仍大致沿南北分界線分裂[12]。
關稅改革和金本位同樣在國家及主要政黨中引起分裂[13]。貨幣問題引起曠日持久的激烈辯論，各方針對美元的價值基礎爭執不下。內戰爆發前，美國的法定貨幣只有金幣和銀幣，但為了給戰爭融資，國會不得不發行人稱「綠鈔」的美元紙幣，其價值由政府債券擔保。[14]綠鈔一方面幫助支付戰爭成本，但另一方面也引發美國革命以來最嚴重的通貨膨脹[14]。戰爭結束後，債券持有人及其他債權人希望恢復金本位，這些人大部分屬於北方各州。與此同時，通貨膨脹對於債務人非常有利，因為這可以顯著減少他們欠下的債務額度，這些人大多來自南部和西部各州。此外，通貨膨脹還會令信貸標準相對寬鬆，因此受到工人和部分商人的歡迎。[15]各個黨派內部對這一議題無法達成共識，共和黨和民主黨內部都出現類似的分裂，1876年大選時，兩黨提名人選均為「硬錢派」（支持貨幣金本位的候選人被稱為「硬錢派」，鼓勵通脹政策的政治家則被稱為「軟錢派」），催生出第三黨綠背黨。1873年，國會通過法案有效將白銀貨幣化，並於1879年已經開始用綠鈔兌回黃金，進而限制其流通，貨幣問題的爭論也因此愈演愈烈。[16]到1880年大選前，美國的貨幣雖然只是由黃金提供價值保障，但貨幣問題還遠遠沒有得到解決[17]。
關稅問題在普選期間受到的關注更大。內戰期間，國會將保護性關稅的稅額提至歷史新高。這一方面是為了支付戰爭開銷，另一方面也是因為高額關稅是北方州民心所向。高額關稅會導致進口商品價格提高，促進美國本土產品在國內的銷量。[18]共和黨支持高關稅，將之作為保護美國就業和促進經濟繁榮的手段[19]。民主黨則總體認為這一措施會導致商品價格過於高昂，聯邦政府的財政收入會越來越高，由於內戰已經結束，政府並不需要這麼多的收入[18]。不過，北方州的許多民主黨人也像身邊的共和黨人一樣從經濟角度支持高關稅，所以在民主黨競選綱領中呼籲只對營收徵收關稅的情況下，其候選人卻會儘可能地迴避這個問題[19]。
1876年，來自俄亥俄州的共和黨人拉瑟福德·伯查德·海斯在大選中戰勝紐約州民主黨人塞繆爾·J·蒂爾登，競選激烈程度創下美國歷史上的新紀錄[20]。選舉結果起初顯示民主黨獲勝，但有多個州的選舉人票出現激烈爭議，直到新總統就職前幾天才塵埃落定。國會兩黨議員達成妥協，組建選舉委員會，委員會最終裁決海斯贏得大選[20]。許多民主黨人認為共和黨竊取了大選的果實，「偷來的大選」成為民主黨振臂高呼的口號，在眾議院占據多數的民主黨議員於1878年花了大部分時間展開調查，但未能找到任何足以打倒共和黨對手的新證據[21]。不過，蒂爾登仍被視為1880年大選極具競爭力的候選人[21]。共和黨方面，海斯1877年的就職典禮標誌著針對1880年大選提名各種暗箱操作的開始[22]。海斯在競選期間承諾，不會再尋求連任，這樣共和黨就必須另行提名人選在1880年接掌白宮[23]。他在選擇內閣成員時的做法疏遠了許多黨派領導人，還進一步加深了黨內兩大派系不斷增長的鴻溝，這兩大派系的一方以紐約州聯邦參議員羅斯科·康克林（Roscoe Conkling）為首，另一方則忠於緬因州聯邦參議員詹姆士·G·布萊恩[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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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名大會
1880年夏，各黨派分別召開提名大會，選派總統大選候選人並制訂黨綱。
6月12日，共和黨提名大會率先在芝加哥召開。大會上共有14人競爭共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其中最具實力的3位分別是前總統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聯邦參議員詹姆士·G·布萊恩和財政部長約翰·舍曼。[24]格蘭特是內戰時期北軍的總司令，曾於1869至1877年擔任兩屆總統，有意史無前例地第三次入主白宮，他擁有以康克林為首的共和黨強硬派支持。[25]布萊恩是緬因州聯邦參議員和前聯邦眾議員，擁有溫和派共和黨人的支持[26]。舍曼當時是海斯總統內閣的財政部長，還曾是俄亥俄州聯邦眾議員，他的哥哥是內戰將領威廉·特庫姆塞·舍曼。既不屬強硬派、又不屬溫和派的與會代表支持舍曼[27]。
舍曼在首輪投票中只得到93票，格蘭特和布萊恩分別有304和285票[28]。由於候選人都遠未達到勝出所需票數，大會繼續投票[29]，但經過35輪投票後仍未能決出勝負，最終布萊恩和舍曼的支持者轉為支持新的「黑馬」候選人，俄亥俄州聯邦眾議員詹姆士·艾布拉姆·加菲爾[30]，後者以399票贏得提名，其中大部分都來自舍曼和布萊恩的支持者。為了安撫格蘭特的派系，來自俄亥俄州的加菲爾支持者根據康克利的建議推舉列維·P·莫頓競選副總統，但莫頓沒有接受。大會接下來又推舉紐約州強硬派切斯特·艾倫·阿瑟，康克林希望阿瑟也謝絕，但阿瑟選擇接受，並以468票支持獲選為加菲爾的競選搭檔，有史以來耗時最長的共和黨全國大會隨後休會。[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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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利西斯·辛普森·格蘭特 -
詹姆士·G·布萊恩 -
約翰·舍曼 -
詹姆士·艾布拉姆·加菲爾
6月下旬，民主黨全國大會在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召開。大會一共正式提名了6位候選人，另外還有多人獲得與會代表的投票支持。這其中得票率最高的兩位分別是賓夕法尼亞州的溫菲爾德·史考特·漢考克少將和德拉瓦州聯邦參議員湯瑪斯·F·貝亞德。蒂爾登雖然不是正式候選人，但卻對這次會議有著很大的影響力。許多民主黨人都為蒂爾登1876年落敗感到不平，希望能在1880年大選中團結起來把他送上總統寶座。但蒂爾登對再度參選的態度模稜兩可，導致部分代表轉投其他候選人陣營，但還是有一些選擇忠於他們的老旗手。[32]
大會開幕後，部分代表支持保守派參議員貝亞德，也有部分支持內戰英雄、職業軍人漢考克。還有些人選擇倒向他們眼中蒂爾登的代言人，如俄亥俄州律師兼前聯邦眾議員亨利·B·佩恩（Henry B. Payne）；聯邦眾議院議長、來自賓夕法尼亞州的塞繆爾·J·蘭德爾。[33]會上的首輪投票未能決出勝負，第二輪投票開始前，蒂爾頓確定不會參加競選，於是許多代表倒向漢考克，後者也得以在第二輪投票中獲得提名[34]。來自搖擺州印第安納州的保守派政治家兼商人威廉·海登·英格利希成為副總統候選人[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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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菲爾德·史考特·漢考克 -
湯瑪斯·F·貝亞德 -
塞繆爾·J·蘭德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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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背黨提名大會於6月9日起在芝加哥召開，地點正是共和黨剛剛空出的芝加哥州際博覽會大廈[36]。綠背黨這時還是美國政壇的新面孔，主要是於1873年恐慌引發經濟衰退後在西部和南部發展壯大[37]。南北戰爭期間，聯邦國會授權發行「綠鈔」，這種新的法定貨幣可以兌換政府債券，但不能兌換成黃金這樣的傳統貨幣[38]。戰爭結束後，東部的民主黨人和共和黨人要求回復金本位，政府開始將綠鈔退出市場流通[39]。受貨幣供應量減少和經濟衰退的共同影響，債務人、農民和勞工的生活更趨艱難，綠背黨希望能吸引這部分選民支持[37]。除放寬流通貨幣供應外，綠背黨還支持八小時工作制，要求工廠設立安全規定並禁止僱傭童工[40]。
爭奪綠背黨總統候選人提名的有6位人選。其中勝算最大的是愛荷華州聯邦眾議員兼內戰將領詹姆士·B·韋弗，不過另外兩位聯邦眾議員，來自麻薩諸塞州的班傑明·巴特勒（Benjamin F. Butler）和賓夕法尼亞州的亨德里克·賴特（Hendrick B. Wright）都有相當數量的追隨者。韋弗很快就取得勝利，在第一輪投票中就得到850位與會代表中的多數支持。[41]德克薩斯州商人、邦聯退伍軍人巴西萊·傑弗森·錢伯斯（Barzillai J. Chambers）同樣在首輪投票中就贏得副總統候選人提名[41]。大會代表在黨綱內容上多有爭執，不同派系在女性選舉權、華人移民等問題上難以達成一致，但經過反覆討論，大會還是在黨綱中明確支持改善用工環境、自由鑄造銀幣、取締童工和囚犯勞役、以及貨幣只能由政府而非銀行發行等，還通過決議表態支持女性選舉權[42]。
禁酒黨的提名大會也於6月在俄亥俄州克里夫蘭召開[43]。禁酒黨與其說是政黨，倒更像是運動組織，禁酒才是黨員的主要關注點[44]。大部分黨員都來自虔敬教會，其中許多都曾是共和黨人[44]。只有12個州派出代表與會，會上通過的黨綱決定只關注「酒精的罪惡」，對其他議題一概不聞不問[43]。禁酒黨推舉的總統候選人是來自緬因州的內戰將領尼爾·道[45]。擔任波特蘭市長期間，道幫助通過《緬因法》（Maine law），禁止市內的酒類銷售，該法也成為全國各地禁酒法律的樣板[45]。重新興起的反共濟會黨提名約翰·W·菲爾普斯（John W. Phelps）競選總統，菲爾普斯同樣是內戰將領，競選綱領則是反對共濟會[45]。當時的政治預言家認為韋弗獲勝的可能很小，道和菲爾普斯則毫無勝算[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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候選人
詹姆士·艾布拉姆·加菲爾生於俄亥俄州一個不起眼的農場，家境貧寒，出生時就沒了父親，孤兒寡母相依為命。年輕時他到處打工，還曾在運河船上工作。[47]17歲那年，他進入麻薩諸塞州威廉斯敦的威廉士學院學習，於1856年畢業[48]。次年，加菲爾以共和黨人身份步入政壇。1858年，他和盧克麗霞·魯道夫成婚，再於1859至1861年當選俄亥俄州參議員[49]。加菲爾反對南方脫離聯邦，於內戰期間加入北軍，先後參與中央溪戰役、希洛戰役和奇卡莫加戰役，官拜少將[50]。1862年，他首度當選聯邦眾議員，代表俄亥俄州第19國會選區[51]。加菲爾在內戰結束長年擔任國會議員，在此期間堅定支持金本位，並以演講技巧純熟聞名[52]。他起初認同激進派共和黨人對重建的看法，但後來開始偏向以更加溫和的方式保障自由人的公民權利[53]。
獲得提名後，加菲爾同多位黨派領導人會面，希望能讓強硬派和溫和派握手言和[54]。根據黨派領袖的建議，他在正式接受提名的信中表態支持高關稅和穩健的貨幣政策，同時提請黨派特別留意華人移民和公務員制度改革問題[55]。在後兩個問題上，加菲爾都持溫和立場，他呼籲對華人移居美國設立部分限制，並同中國政府重新談判締結條約[55]。加菲爾跨過公務員制度改革問題中兩大共和黨派系的立場鴻溝，稱他也認為共和員制度應該改革，但又承諾會在任命官員時聽取黨派領導人的意見，20世紀的傳記作家艾倫·佩斯金（Allan Peskin）對此表示，加菲爾的立場「前後矛盾」[56]。競選期間，加菲爾遵循傳統回到家裡，把競選事項交給代理人打理[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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溫菲爾德·史考特·漢考克在賓夕法尼亞州出生並長大[58]，他曾就讀西點軍校，並在陸軍服役長達40載，曾參與美墨戰爭，還是內戰期間的北軍少將。他以1863年在蓋茨堡之役中親自領軍對抗皮克特衝鋒而聞名，被戰友稱為「卓絕的漢考克」。內戰後他繼續服役，不但參與了南部的軍事重建，還駐守著西部邊疆。重建時期，漢考克支持當時總統安德魯·詹森的立場，致力於儘快結束對南方的軍事占領，「恢復各民政部門自然而正當的主權地位」[59]。背負蓋茲堡戰爭英雄光環的同時，漢考在政治上獨樹一幟，一方面信仰民主黨州權至上、有限政府的根本原則，另一方面又堅持著無懈可擊的反分裂立場，這些因素共同影響，讓他成為爭奪總統寶座的有力人選[60]。
漢考克於1880年7月正式獲知自己得到提名，然後按傳統回信表示接受[61]。正如加菲爾所做的那樣，民主黨候選人同樣力圖避免因聲明引發爭議，漢考克的傳記作者大衛·M·喬丹（David M. Jordan）覺得這段聲明「平淡無奇」[61]。信中先是嘲笑共和黨過去多年的統治，然後力圖打消人們對民主黨執政的顧慮，承諾他即使當選，也不會像共和黨一直鼓吹的那樣徹底推翻內戰結果，推翻重建的影響[62]。與政治老手加菲爾相比，漢考克沒有從政經驗，接受提名的信里也沒有對自己的政治傾向作進一步說明[62]。漢考克在競選期間一直堅守軍事崗位，留在紐約港的加弗納斯島接見來訪人士[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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詹姆士·貝爾德·韋弗生於俄亥俄州，但童年時遷居當時屬邊境州的愛荷華州，他的家人在這裡取得了一片宅基地[64]。他很年輕時就積極參與政治，是農民和勞工權益的倡導者。他堅信進步主義思潮，並為此先後加入並退出過多個政黨。南北戰爭期間，韋弗進入北軍服役，之後返回愛荷華州以共和黨人身份競選多份公職。[65]由於連遭敗績，並且對共和黨保守派的作為日益感到不滿，韋弗於1877年轉投綠背黨，該黨支持增加貨幣供應量並管制大型企業[66]。成為綠背黨人後，韋弗藉著民主黨的支持於1878年首度當選聯邦眾議員[66]。
與共和、民主兩大黨派候選人不同，韋弗積極投身競選，在全國各地發表演說[67]。他的競選搭檔錢伯斯在提名大會結束後回家的路上從火車上摔下來導致骨折，所以無法四處競選拜票，對競選的貢獻僅限於出版報紙[68]。這年各黨派提名的候選人中只有綠背黨有來自南方州的政治家參選，所以韋弗期望能在南方搶占制高點[69]。弗韋取勝的希望本來就很小，再加上他拒絕在民主、共和兩黨基本平分秋色的州中與民主黨人攜手，使得綠背黨又失去了這些本來很有希望的州選民支持[70]。隨著競選繼續，韋弗支持種族融合的觀點在南方引起暴力抗議，綠背黨面臨的障礙與共和黨如出一轍：黑人的公民權利被逐漸剝奪[71]。
競選
漢考克和民主黨都將南方視為票倉，而北方大多數州則被視為加菲爾和共和黨人的安全地帶。那個年代全國性選舉中決定勝負的往往都是兩黨基本平分秋色的州，所以這次總統大選的競選也主要是在這些州展開，其中包括紐約州和中西部的幾個搖擺州。[72]兩大黨派候選人的實際差異很小，因此共和黨又開始採用煽動報復的標準戰略，他們提醒北方選民，正是民主黨導致祖國分裂和4年內戰，該黨一旦掌權就會竊取內戰的勝利果實，讓北軍退伍將士蒙羞，用聯邦國庫中的錢去支付南方邦聯退伍軍人的養老金[73]。由於戰爭已經過去15年，兩黨總統候選人都曾是北軍將領，因此這一策略也就不再像過去那麼有效[74]。
民主黨的競選則著眼於抨擊共和黨候選人的品格，指責包括加菲爾在內的許多國會議員曾在19世紀70年代初的動產信貸公司事件中涉嫌腐敗和假公濟私[75]。加菲爾在這起事件中的確切牽涉程度仍無定論，但多位現代作傳記作家都認為，他在這起事件中的做為或多或少存在不當之處[76]。民主黨人以此事為突破口，凸顯漢考克身為職業軍官，一直同國會及遊說分子保持距離的形象。許多共和黨人不願直接批評「蓋茲堡的英雄」，但他們指稱漢考克對多個競選議題一無所知，還有一些將軍昔日的戰友站出來發表演說，批評漢考克的人品[77]。民主黨人始終沒有說明，如果他們的提名人當選，能夠給美國帶來何等程度的改善，喬丹之後表示，民主黨表明的態度很簡單，即：「我的人就是比你的強」[19]。
綠背黨人需要爭奪南方選民的支持，所以內戰忠誠度對他們的影響更大。韋弗於7至8月在南方各州巡迴演說，雖然當地的綠背黨人不久前有獲得一些勝利，但作為全國綠背黨代表推舉的候選人，韋弗在內戰期間是統領北軍的共和黨將領，所以面臨的阻力要大得多[71]。再加上綠背黨對黑人選民頻頻示好，威脅到當地民主黨白人的根基，導致韋弗的集會上出現暴力事件，他的支持者也受到威脅[71]。9至10月，韋弗到北方競選，共和黨人指控他有意攤薄選票，幫助民主黨人拿下那些兩大黨派勢均力敵的搖擺州[70]。雖然韋弗拒絕在總統大選中同民主黨攜手，但綠背黨候選人經常在州級選舉中與民主黨人合作並最終擊敗共和黨候選人[70]。這年9月，綠背黨候選人哈瑞斯·普萊斯特德（Harris M. Plaisted）就通過與民主黨人合作而在緬因州州長選舉取勝，將在任共和黨州長趕下寶座[c][79]。緬因州經常被視為共和黨自家後院，這次州長選舉結果令加菲爾的競選團伙倍感震驚，開始反思之前煽動報復的競選策略[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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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對緬因州的失利，共和黨開始更多地強調兩黨在政策上的分歧。他們同民主黨人的一個顯著差異表現在民主黨黨綱中提倡的「只對營收徵收關稅」，歷史學家赫伯特·J·克蘭西（Herbert J. Clancy）認為，這一說法「有意要模稜兩可」，旨在吸引盡可能多的選民支持[81][19]。加菲爾的競選團隊據此宣稱，民主黨人對工人的困境缺乏同情，保護性高額關稅會令外國商品價格偏高，有利於國內商品的銷售，當時北方的工人都因此受益。對於民主黨人來說，要爭取過半選舉人票，北方的工業州非常重要，但這一關稅議題導致他們無法獲得足夠支持。[82]漢考克試圖對議題保持溫和立場，稱「關稅問題屬地方議題」，令情勢雪上加霜[74]。從現實角度而言，漢考克的說法並非完全荒誕無稽，關稅優惠政策往往能夠體現出地方的關注範圍，但這種立場明顯同民主黨黨綱不符，表明候選人對這個議題缺乏了解[75]。
這種戰術上的調整似乎頗具成效，俄亥俄州和印第安納州在10月舉行的州級選舉都以共和黨人獲勝結束，民主黨則對下個月的勝算憂心忡忡[83]。民主黨之所以選擇英格利希人作為副總統候選人主要是看中他在印第安納這一搖擺州的人氣，隨著黨派在該州選舉中失利，黨派領導人甚至一度考慮另覓人選取代英格利希，但後者說服他們，10月的失利更多是因為地方性議題，11月的大選中民主黨即便失去俄亥俄州，也仍然能夠贏得印第安納州[83]。
選舉前的最後幾周里，華人移民問題進入視野。共和黨、民主黨和綠背黨都在黨綱中承諾會限制華人移民美國，避免西部本土出生的工人薪資被攤薄。但是，某家支持民主黨的報紙於10月20日刊出一封信，據稱是加菲爾寫給一些企業主，承諾將移民流入量保持在現有水平，確保企業主無需提升工人工資。[84]加菲爾譴責這封信不過是民主黨人的陰謀詭計，但這時已有約10萬份報紙寄往加利福尼亞州和奧勒岡州[85]。加菲爾的傳記作者佩斯金認為，信件經證實為偽造後，共和黨有可能因此在東部獲得了更多的選票支持，但還是很可能導致加菲爾在西部的得票數降低[86]。
結果
所有選票點算完畢後，加菲爾和漢考克的普選票差距還不到2000票，截至2012年大選，這仍然是美國所有總統大選中普選票差距最小的一次[a][3]。選民也對這場選舉投入極大熱情，全美有資格的選民中78%投了票，這在美國歷史上也屬最高之列[87]。兩大主要黨派的候選人贏得的普選票數均略超過總票數的48%，韋弗略超過3%，是綠背黨4年前大選中所得票數的3倍。相比之下，其他候選人的表現遠遠不及，道和菲爾普斯獲得的普選票數分別只占到總票數的0.1%和0.01%。[88]總統大選中的微小差距同樣在國會選舉中體現，共和黨人在聯邦眾議院贏得的議席數只比民主黨人多12席，聯邦參議院則是兩黨勢均力敵[89]。加菲爾以兩萬票的優勢拿下有110萬選民投票、地位至關重要的紐約州[90]，其他多個州的差距還要小得多，漢考克以僅22票的優勢贏得加利福尼亞州[89]。
從選舉人票來看，雙方的差距要大得多。漢考克正如之前預期的那樣席捲南部，加菲爾則贏得除紐澤西州以外所有的北方州（紐澤西州以僅2000票落敗）[89]。兩位候選人都贏得19個州，但由於加菲爾獲勝的北方州人口更多，因此選舉人票也更多，以214票遠超僅155票的對手取勝[89]。這樣的投票結果也表明，北方結束重建撤出南方後，南方和北方的政治立場鴻溝還在進一步擴大[87][91]。韋弗拒絕同民主黨聯手之舉沒有對結果產生影響，即便把民主黨和綠背黨獲得的普選票合併，共和黨也只會失去印第安納州，選舉人票上共和黨人仍然占優[88]。漢考克深信共和黨人是通過欺詐手段奪得紐約州，但由於缺乏證據，並對4年前大選引發的爭議記憶猶新，民主黨沒有深究[92]。
| 加菲爾和阿瑟獲勝的州 |
| 漢考克和英格利希獲勝的州 |
餘波
1881年3月，加菲爾正式就職，選舉前短暫團結起來的共和黨很快就再度變得四分五裂。加菲爾任命布萊恩進入內閣，康克林領導的強硬派對他們掌控的職位太少感到惱火，甚至在康克林的紐約州大本營也缺乏足夠控制權。[91]加菲爾提名公務員制度改革的倡導者威廉·H·羅伯遜（William H. Robertson）就任紐約州最有利可圖的政府職位，並且面對康克林的抗議也拒絕收回提名；康克林和盟友還以顏色，令兩黨基本勢均力敵的聯邦參議院在所有立法運作中都無法取得任何進展[94]。5月，康克利和另一名紐約聯邦參議員湯瑪斯·普拉特（Thomas C. Platt）辭職以示抗議[94]。兩人本期望紐約州議會再度推舉兩人回到聯邦參議院，但州議會的僵局卻持續了幾個月，最終兩人均未當選[95]。就在這場權力之爭塵埃落定以前，悲劇發生了：精神上很不穩定的律師查爾斯·J·吉特奧因謀求官職不成，於1881年7月2日行刺加菲爾，子彈打中總統肩膀和背部[96]。
中槍後，加菲爾又堅持了兩個半月，於1881年9月19日與世長辭[97]。紐約州強硬派共和黨人、副總統切斯特·艾倫·阿瑟與當晚宣誓繼任總統職務[97]。在任總統死於謀求公務員職務者之手，這一事件激起全美範圍內的公務員制度改革，曾是康克林派系政治機器成員的阿瑟也加入進來，積極推動改革[98]。1883年，國會以跨黨派多數通過《彭德爾頓公務員制度改革法案》，經過阿瑟簽署，法案正式生效成為法律，對公務員任用制度進行改革[99]。
國會還解決了華人移民問題，於1882年通過排華法案。阿瑟起初否決了一項在他看來違背美國和中國已簽訂條約的類似法案，但最終還是在修改後的折衷法案上簽字，該法案禁止今後10年華人移民美國。[100]關稅雖然是1880年大選期間的重大議題，但在隨後的4年裡基本沒有任何變化，國會雖有通過修訂法案調低關稅，但平均降低的稅率尚不足2%[101]。1884年，阿瑟半心半意地嘗試競選連任，但未能成功，於退休兩年後謝世[102]。
大選過後，漢考克繼續坐鎮大西洋戰爭部[103]。他出席了加菲爾的就職典禮，在兩任新總統在職期間忠於職守[104]。1885年，他還回到蓋茨堡舊地重遊[105]。1886年，漢考克在糖尿病和癰的雙重折磨下逝世[106]。韋弗在19世紀80年代重返國會，又擔任了4年眾議員，並於1892年接受人民黨提名再度競選總統[107]。
注釋
參考文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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