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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相關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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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北京舉辦的2022年冬季奧林匹克運動會出現一系列的相關爭議,引起了媒體和公眾的關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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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申辦宣傳歌曲的質疑
一些網友和評論家指出,本屆冬奧會申辦過程中由孫楠和譚晶合唱的宣傳歌曲《冰雪舞動》疑似抄襲了2013年迪士尼的動畫電影《冰雪奇緣》中的歌曲《放開手》。部分媒體刊文提出,這兩首歌均使用鋼琴作為主要樂器,擁有相似的前奏且都為八拍子,且兩首歌的節奏幾乎完全相同。[1][2]
環境及氣候問題
本屆冬季奧運會延慶賽區的高山滑雪和雪橇場館選址在北京市延慶區境內的小海坨山,位於松山國家級自然保護區的核心區域。這在2015年曾經引發中國生態學者和環境保護人士的擔憂和批評[3][4][5]。對此,延慶縣副縣長回應稱,該保護區的範圍已經調整,新建比賽場館的選址位於調整後的保護區範圍外[6][7]。然而有的環境保護人士認為這一調整並不符合中國的自然保護區相關法律規定,將對未來中國的環境保護造成不良影響[5]。
另一方面,華北地區冬季時降水偏少,致使室外場地自然降雪量嚴重不足,需要大量依賴人工造雪以滿足比賽需求。同時,近年冬奧亦越來越依賴人造雪,其中2014年索契冬奧有約80%的雪為人造雪,2018年平昌冬奧的人造雪則占所有比賽用雪的90%,此次北京冬奧預計幾乎所有的雪均為人造雪,成為人造雪比例最高的冬奧[8]。觀察家報引述World Weather Online的數據稱,延慶賽區2021年1月至3月間自然降雪量僅2厘米,另外根據估算,該屆冬奧預計共需4900萬加侖的水用於人工造雪。[9]外界擔憂人工造雪龐大的用水量以及其對土壤的破壞會影響比賽場地周圍的環境[10],史特拉斯堡大學教授卡門·德容(Carmen de Jong)稱用於冬奧場地的山幾乎沒有天然雪,並認為該屆冬奧可能是有史以來最不可持續發展的冬奧[9]。挪威《Nettavisen》評論員凱薩琳·倫德·索爾布拉(Kathrine Lunde Solbraa)亦表示,北京奧運會就像是「國王的新衣」,中國希望在距離北京僅一小時車程的地方維護一個人工冬季村莊。然而,代價是會排乾周邊地區的水,使用大量電力,破壞土壤並導致侵蝕風險增加[11]。另外,國際奧會曾在該屆冬奧的申辦地評估報告中也提到張家口及延慶賽區的降雪問題,稱「由於缺乏自然降雪,比賽場地看上去並不太美觀。」[12]
除此之外,部分運動員和教練也對人造雪的危險性表示擔憂,愛沙尼亞冬季兩項選手Johanna Taliharm稱在人造雪場地比賽存在風險,指出人造雪更接近於冰,因此滑行速度也更快,且更為危險,如果選手在堅硬的人造雪地摔倒,造成的傷害也比天然雪要大;美國越野滑雪隊教練Chris Grover指出,在人造雪地上摔倒如同在混凝土製地面上摔倒。美國越野滑雪選手傑茜·迪金斯也表示,每當世界盃分站賽在人造雪賽場上進行,她都會感到害怕,因為與其說在雪面上滑行,不如說是在冰面上滑行。對於人造雪的安全問題,擔任雲頂滑雪公園顧問的前加拿大自由式滑雪運動員Joe Fitzgerald在接受中國日報的採訪時,稱人造雪更危險屬「謬論」,並表示使用人工造雪能確保雪面的平整,這樣可以減少傷害。[13]
北京冬奧組委承諾「綠色辦奧」,為應對水資源緊張的問題,主辦方提出「海綿賽區」的構想,在室外場館內建設塘壩、蓄水池等設施收集地表水、天然降水、融雪水等,用於人工造雪,並通過一系列的水資源處理流程爭取確保水資源的可持續利用,減少水資源的浪費。[1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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冬奧期間比賽場地的氣溫問題也遭投訴。在比賽開賽的第一天,瑞典選手弗麗達·卡爾松在越野滑雪女子雙追逐15公里項目剛跨過終點不久便幾乎昏倒。根據國際滑雪聯合會規則,當氣溫低於−20 °C(−4 °F)時便不允許進行比賽,儘管主辦方測得的比賽時氣溫為−13 °C(9 °F),符合國際滑雪聯合會規則,但瑞典隊領隊Anders Bystroem表示,如果考慮風的因素,比賽的氣溫大約為−31 °C(−24 °F)。[16]賽後瑞典隊也請求國際滑雪聯合會調整之後進行項目的開賽時間,以保護運動員免受寒冷威脅[17]。
費用問題
中國官方宣稱該屆冬奧的總預算僅39億美元,然而根據美國《商業內幕》的報道稱,該屆冬奧實際上至少花費約385億美元,是官方公布數字的約十倍。《商業內幕》分析認為,包括國家速滑館在內的一些大型項目實際上並未計入官方帳單,其原因是部分項目被列為「基礎設施改善」類別而未被算入冬奧帳單。同時還進一步分析稱,北京新建造的國家雪車雪橇中心和國家高山滑雪中心的大約花費是4.429億美元,除此之外,還花了7.735億美元用來建設冬奧地鐵線路(即北京地鐵11號線)。而新華社提及的兩家匿名的公司向延慶開發項目捐贈的5.141億美元,也被記為該地區的開發投資。另外,中國還花費92億美元修建用於聯通三大賽區的高鐵(即京張城際鐵路);又花費了約150億美元用於建設相關的高速公路。[18]
政治爭議
由於奧運會推廣人人平等、人類友誼的政治目標,主辦國的人權一向受到注視。[19]中國外交部一直以來否認所有與人權相關的指控,並指責這是體育政治化的行為。[20][21]
美國體育主持人鮑伯·柯斯塔斯批評國際奧會將奧運會再次授予中國的決定,並稱「國際奧會應該為這個決定受到蔑視和厭惡」。[22]而國際特赦組織警告國際社會絕不能允許中國政府將北京冬奧當成「體育洗白機會」,並擔憂中國政府會利用北京冬季奧運會轉移各界對中國當局涉嫌侵犯維吾爾少數民族和香港民眾人權的注意力。[23]
部分運動員對於中國是否適合擔任主辦國也表示質疑,英國自由式滑雪選手蓋斯·柯沃西指出,如果一個國家在人權問題上的立場令人不齒,就不應該有機會主辦比賽;美國花式滑冰教練、前奧運選手亞當·里彭(Adam Rippon)認為,選擇北京作為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主辦單位,就像是國際奧會對中國在人權方面的不良行為進行獎勵;前美國越野滑雪運動員霍夫曼(Noah Hoffman)稱,他為那些可能在北京奧運會期間就人權問題發言的運動員人身安全感到擔心。[24]北京冬奧競速滑冰雙料金牌的瑞典選手尼爾斯·范德普爾,2月13日回到瑞典後,被媒體問及有關中國人權問題,他直言,讓中國主辦冬奧是一件很糟糕的事。[25]
中國異議人士艾未未批評國際奧會「從未」保持過中立,因為他們總是站在獨裁者或企業旁邊:「自2008年奧運會以來,他們一直在配合政府的宣傳工作,這次他們(這樣做)更甚。他們無視(中國)運動員的安全和福祉。[26]
對於主辦國的選擇,國際奧會高級委員龐德認為把2022年冬奧會主辦權交給中國「無可指摘」,是當時最佳選擇,並對當時許多歐洲國家退出申辦該屆奧運感到失望。[27]
2022年9月9日,在聯合國人權高專辦公室於8月31日公布一份關於新疆地區的報告,當中涉嫌反人類罪。國際奧會主席托馬斯·巴赫對此不予置評,但堅持奧委會與中國2022年奧組委的合作,是要確保「履行主辦城市合約中的所有義務」,並堅稱奧委會尊重聯合國關於商業和人權的指導原則[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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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年10月18日,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的聖火燃點儀式在希臘雅典舉行,因中國的人權記錄問題,人權活動人士在火炬燃點儀式上展示一條寫有禁止種族滅絕遊戲的橫額,並呼籲抵制北京冬奧;17日彩排時,前香港大專學界國際事務代表團成員邵嵐和18歲西藏學生Tsela Zoksang在雅典衛城攀爬到正在布置的鷹架上面,分別舉起「雪山獅子旗」與「光復香港,時代革命旗」,呼喊「解放西藏」、「抵制北京2022」、「無自由,無奧運」等口號。之後示威者們遭到雅典警方逮捕。[29]
2022年2月3日,來自歐洲至少8個不同國家的數百名藏族、維吾爾族和其他活動人士在國際奧會瑞士總部外抗議,指責冬奧會組織者參與了針對中國少數民族的「暴行」。抗議者在為150多名藏人因為「西藏的大量鎮壓」而自焚的「先烈」默哀一分鐘,然後沿著日內瓦湖開始和平遊行。許多抗議者身著傳統長袍,或身著紅色、黃色和藍色的衣服,揮舞著標有「拯救西藏」和「不再有血腥遊戲」等信息的旗幟,沿途高喊口號包括「北京奧運會、種族滅絕運動會」、「西藏在燃燒」和「達賴喇嘛萬歲」,並向國際奧會安全人員提交了一份由歐洲10個藏族社區主席簽署的請願書[30][31]。
2022年2月3日,在中國駐溫哥華領事館外聚集了來自不同族裔的約兩百人,抗議冬季奧運會在北京舉行,並批評讓北京舉辦冬奧違反奧運精神,是一個種族滅絕運動會;4日中午,在渥太華的中國駐加拿大大使館前也有一百多名來自各族裔的民眾抗議北京舉辦奧運。[32]
多個港人、藏人和維吾爾人組織在英國倫敦舉行一場稱為「種族滅絕運動會」的「開幕式」,旨在諷刺國際奧會幫助中國「洗白」全球形象和反對北京的體育盛會。這活動還模仿奧運會分發模擬金牌,將「破紀錄的人權暴行」而不是「運動能力」的獎牌頒給中國領導人。多名英國國會議員出席支持,抗議中共打壓人權,並反對國際奧會和中共同流合污,呼籲民衆不要收看冬奧賽事。[33][34][35]
2022年2月3日,紐約、洛杉磯和舊金山舉行示威活動,共同呼籲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抵制北京冬奧會。[36][37]
2022年2月4日開幕當天,香港社運人士古思堯原定當天前往中聯辦抗議,但尚未出發就被港警國安處以涉嫌「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上門拘捕。[38]
據美國之音報道,2015年北京申辦冬奧會期間,有受中華民國政府資助的政治團體及民進黨籍立法委員田秋堇反對北京申辦2022年冬奧會,原因是中國近幾年人權狀況惡化。[39]北京申辦成功後,人權觀察對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選擇由中國主辦2022年冬季奧運會提出質疑,認為違背其公開表達的人權承諾。[40][41]2018年,據英國體育網站Insidethegames報道,美國國會及行政當局中國委員會以中國「人權狀況嚴峻」、「與奧林匹克精神不符」為由呼籲國際奧會取消北京2022年冬奧會的舉辦資格[42][43]。
2020年8月13日,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透過英國人權大律師波拉克,正式向國際奧會提出書面申訴,稱中國政府在新疆的行為涉及種族滅絕,違反《奧林匹克憲章》,要求不得在中國北京舉辦2022年冬季奧運。[44]
關注新疆維吾爾穆斯林人權的美國共和黨籍參議員瑞克·史考特在致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的一封信中說:「只要習近平總書記繼續堅持這一無法辯護的道路,共產中國絕對不應該獲得2022年奧運會的舉辦權。」英國外交大臣多米尼克·拉布也暗示,英國可能會抵制這次冬奧會[45][46]。首相鮑里斯·詹森則指,英國會在聯合國領導國際行動,要求中國就人權問題承擔責任,但英國通常不傾向杯葛體育活動,並稱這是英國政府長久以來的立場。[47]
中國與澳洲關係在2020年的惡化也令澳洲國內抵制該屆冬奧的呼聲日漸高漲。2020年11月,兩名澳洲參議院議員正式提案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但最終提案被否決[48]。
2021年2月3日,全球180個國際人權組織發表公開信,集體向各國政府呼籲抵制中國主辦的冬季奧運會。信中提及中國國內的人權狀況在習近平主政下日益惡化,並以新疆、西藏、內蒙古和香港為例子,亦提及中國對台灣的威脅,在南海和中印邊境的軍事擴張。[49][50]
加拿大下議院於2021年2月通過一項無約束力決議,認定中國對新疆維吾爾族的行動構成種族滅絕,同時表明如果中國維持當前對維吾爾族的待遇,便會呼籲國際奧會取消北京主辦冬奧的資格。[51]另外,根據Research Co.在2021年3月進行的一項調查,加拿大國內有54%的民衆認爲該國應該抵制北京冬奧,反對抵制的佔24%,另外21%稱不確定[52]。2021年6月10日,捷克參議院通過決議,稱中國存在侵犯人權等問題,要求該國政府和政要不出席該屆冬奧[53]。
在多個國際人權組織於2021年2月3日發表呼籲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的公開信後,中國外交部回應稱出於政治動機,干擾、阻礙、破壞該屆冬奧的籌辦和舉行是非常不負責任的做法,得不到國際社會的支持[54]。同年3月4日,全國政協委員郭衛民在中國政協第十三屆委員會第四次會議的新聞發布會針對冬奧抵制問題也回應稱,個別政客將體育運動政治化、企圖干擾破壞該屆冬奧的籌辦及舉行的做法有違奧林匹克憲章精神,「注定不會得逞」[55]。
部分國家奧委會也明確反對抵制該屆冬奧。澳洲奧委會主席約翰·科茨曾在2020年10月向參議院外交、國防和貿易委員會提交了一份24頁的信件,他在信件中稱澳洲奧委會不支持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並反對任何會令該組織一切活動受到限制的修正案[56]。加拿大奧委會主席表示該會對賽事主辦國正在發生的一些事有所擔憂,但認為抵制奧運會帶來反效果[57]。美國奧運及帕運委員會也於2021年2月發表聲明,稱該會反對抵制運動會,因為事實證明這將對運動員產生負面影響,而不能有效處理全球問題[58]。英國奧委會亦表示不相信抵制該屆冬奧是正確的解決方法,又指運動員努力訓練只為參賽一刻,應讓他們代表國家出賽,該會又以抵制1980年夏季奧林匹克運動會的做法為例,證明抵制北京冬奧的做法行不通,既令運動員受到懲罰,又未能解決政治問題[47]。
2021年7月8日,歐洲議會通過一項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動議。歐洲議會認為,除非香港、新疆、西藏、內蒙古以及中國其他地區人權得到改善,否則歐盟以及成員國領導人不要出席2022北京冬奧會[59][60]。7月15日,英國下議院同樣通過了一項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的動議,建議英國政府及其代表拒絕參加北京冬奧會。英國下議院認為,除非中華人民共和國政府結束在新疆的暴行,解除對英國議員、公民和實體的制裁,否則2022年冬奧會不應在一個被指控犯有大規模暴行的國家舉辦[61]。
2021年9月7日,多個人權團體發表一封公開信,呼籲包括美國國家廣播公司在內的世界各大電視台取消轉播北京冬季奧運會的計劃[62]。
2021年11月3日,多個人權組織於美國洛杉磯全國廣播公司總部前舉行示威,要求全國廣播公司取消2022年冬季奧運會的轉播計劃[63][64]。
2021年12月6日,美國白宮宣布不會派官員出席2022年北京冬季奧運會,理由是中國鎮壓穆斯林少數民族群體和犯下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65][66]。紐西蘭與澳洲隨後同樣宣布不派外交官出席北京冬奧。澳洲強調決定與中國人權問題與雙邊緊張關係有關,不過紐西蘭態度保守,強調其決定與美國無關[67],紐西蘭副總理羅伯森還稱,主要是考慮疫情因素,且稍早已經知會中方[68]。12月8日,英國和加拿大以中國人權狀況惡化為由不派官員參加冬奧會。[69]
此外全球超過200個團體向企業寫信並在企業辦公室外舉行抗議活動,要求企業中止對北京冬奧的贊助,但企業大多對此沉默,應者寥寥。[70]
對於部分國家及團體指責國際奧會漠視中國人權狀況,國際奧會反覆強調稱,該組織必須在政治問題上保持中立。國際奧會發言人曾在2020年回應部分媒體的詢問時稱:「將奧運主辦權授予一個國家奧委會並不代表國際奧會認同該國的政治制度、社會環境和人權標準。」[71][72]國際奧會主席托馬斯·巴赫也於2021年3月表示,國際奧會非常嚴肅地看待人權問題,該組織也在密切監察主辦方在供應鏈、勞工權益、新聞自由等方面的情況,他也表示國際奧會並非超級世界政府,不能解決連聯合國、七國集團、二十國集團都無法解決的問題[73]。另外,在抵制參賽的問題上,國際奧會持明確的反對態度。該組織主席巴赫在2020年7月的一次線上會議中,稱其相信中國會信守該國在人權上的承諾,並稱抵制奧運更多地只會懲罰運動員,同時不會帶來多少政治上的改變[74];國際奧會高級委員龐德認為,外交抵制冬奧會令人遺憾,但是比起1980年和1984年全面抵制奧運會有了一定進步[27]。針對異議人士的抗議,北京冬奧會協調委員會主席小薩馬蘭奇表示:人人都有權利擁有自己的觀點、立場和原則,對這些抗議活動發表評論,有些人可能會同意,可能不同意某些事情,奧運就是要試著團結所有人。[29]
2021年11月29日,知情人士向中國環球時報透露,中國從未邀請過任何美國政治人物出席該屆冬奧,當前也無相關邀請計劃,並表示「沒有這些西方反華政客的摻和,北京冬奧會只會更精彩。」[75]
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於2021年12月9日表示:「中方原本就沒有向相關國家發出邀請。他們的官員來或不來,都一樣將看到北京冬奧會的成功舉辦。」法國總統馬克龍稱,奧林匹克運動不應被政治化,外交抵制北京冬奧會僅具象徵效果,意義不大。俄羅斯副總理車爾內申科稱,美國企圖將北京冬奧會政治化,但奧林匹克運動不會受此影響。[76]韓國外交部發言人則於12月7日稱該國始終支持該屆冬奧會取得圓滿成功,並一貫希望該屆冬奧能為東北亞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穩定與韓朝關係發展作出貢獻。[77]阿根廷外交部也於12月9日稱阿根廷政府堅定支持北京冬季奧運會[78]。12月22日,冰島外長祝賀北京冬奧會籌備工作進展順利,並表示世界應當弘揚奧林匹克精神[79]。2022年1月5日,朝鮮奧委會和體育省向中國奧委會、北京冬奧組委、國家體育總局致信函,稱「因敵對勢力的陰謀活動和全球傳染病大流行而不能參加本屆奧運會,但將全方位支持和聲援中國同志舉辦一屆隆重精彩的奧運盛會。」[80]德國則選擇不派出高級別政治代表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81]瑞典宣布不派遣任何政府代表參加北京冬奧,但強調是受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影響,而非外交杯葛。[82][83]聯合國秘書長古特雷斯、聯合國大會主席[84]、波蘭、俄羅斯、阿根廷總統、巴基斯坦總理、韓國國會議長、前中國國民黨主席洪秀柱、前聯合國秘書長潘基文等將出席北京冬奧會開幕式。[85][86][87][88][89][90]捷克總統米洛什·澤曼支持北京冬奧會,並表示反對奧運會政治化。[91]希臘奧委會表態支持和期待北京冬奧會。[92]
在冬奧會開幕式前幾個小時,中共中央總書記兼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與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丁會談後,兩國發表聲明反對北約擴張和呼籲該聯盟「放棄冷戰意識形態化」的聲明[93],同時在冬奧會開幕式上,中國選擇有維吾爾族血統的運動員點燃奧運聖火,回應以新疆種族滅絕指控為主要原因而發起外交抵制的國家[94]。有評論認為,這些行為都被視為與中國強調不應將奧運會用作「政治姿態和操縱的舞台」的聲明背道而馳[93][94]。
對於有人質疑運動員參加完奧運後才呼籲抵制,而非利用自身影響力在中國發聲?西藏流亡政府、藏人行政中央西藏政策研究中心主任達瓦才仁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認為,沒有身歷其境的人很難設身處地,只有正義,有失同理心,並認為真正該為正義發聲的是有權勢的政治人物。[25]
台灣人權促進會秘書長施逸翔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表示,人權團體雖然抵制北京舉辦奧運,但是並不反對奧運,而是認為侵害人權的中國政府不配舉行冬奧。[25]
世界維吾爾代表大會發言人迪里夏提(Dilxat Raxit)接受自由亞洲電台採訪表示,瑞典冬奧雙金選手提中國嚴重侵犯人權不應主辦冬奧,是在維護奧林匹克的精神,所有去北京參加冬奧的選手,都會遭到中國政府嚴密的監控,並期待有更多有良知的運動員們,在自我認為安全的條件和環境下,能發出正義的聲音。[25]
2021年12月24日,香港《南華早報》引述消息人員稱,美國政府在明確宣布「外交抵制」後,仍擬派主要來自美國國務院和國防部的18名低級官員前往中國,以便在冬奧會期間「為美國運動員提供安全和醫療支持」,也可能會為另外近40名官員遞交簽證申請。
針對這一信息,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12月27日表示,中方已經收到美方有關人員的簽證申請,中方將根據「國際慣例、有關規定和對等原則」進行處理。並指責美國不派官員出席冬奧會是「自導自演的鬧劇」。[95][96]不過《南華早報》消息人士對此表示,兩國政府對外交抵制的定義是有很大的落差。對於北京來說,美國此舉與之前宣布抵制的言論相牴觸。而華盛頓則認為名單上的人並非官方代表,僅是為了支援安全和醫療而前往參加冬奧[97]。
12月27日,美國國務院與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對此發表聯合聲明,宣布將為前往中國的運動員、教練員、訓練員、工作人員,以及所有海外美國公民提供領事和外交安全服務,任何簽證申請都是針對領事和外交安全人員,讓這些人員在當地工作是標準的做法,不構成是奧運會的官方或外交代表。聯合聲明重申,美國政府在本月初宣布以新疆維吾爾人大規模被拘留的現象所進行的外交抵制的立場不會改變。鑑於中華人民共和國在新疆正在進行的種族滅絕和反人類罪,以及其他侵犯人權的行為,美國將不會有任何外交或官方代表。任何其他說法都是錯誤的[98][99]。
2022年1月19日,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承認中方已經為46名美國政府官員頒發了簽證。[100]
作為冬奧會主辦國,中國按慣例提出奧林匹克休戰決議草案。2021年12月2日,第76屆聯合國大會協商通過北京冬奧會奧林匹克休戰決議,不過在193個國家中,共只有173個國家參與共提,因今屆決議美國、澳洲、印度、加拿大和日本等20個國家均拒絕共同提出該決議[76]。而俄羅斯於2022年2月24日入侵烏克蘭,成為本屆奧運會和帕運會期間第一個公然違反休戰協議的國家,也是該國第三次違規。[101]戰爭爆發後,《紐約時報》隨即指出戰爭爆發前中國政府建議俄羅斯在本屆奧運會結束後再開戰以維護本屆奧運會的聲譽。[102]中國駐美國大使館隨即發表聲明,將《紐約時報》的報道為「毫無根據的猜測,旨在指責和誹謗中國」。[103]
中國網球運動員彭帥於2021年11月2日透過新浪微博自我披露同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張高麗的性關係後突然「失蹤」,引發國際體壇、國際體育組織及聯合國等的關注[104][105]。儘管中國官媒隨後公布了其近照,國際奧會主席托馬斯·巴赫也與彭帥進行視頻通話,外界仍擔憂她的人身安全與自由受限,間接對該屆冬奧帶來衝擊。[106]
2021年11月2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為抗議立陶宛允許在當地建立「駐立陶宛台灣代表處」而宣布降級外交關係後,有17名立陶宛議會議員向立陶宛總統吉塔納斯·瑙塞達發公開信,要求抵制2022年北京冬奧,不派出代表團參加該比賽。[107]
《環球時報》英文版記者陳青青於2月2日在推特上發布2020年加勒萬河谷衝突中戰鬥並頭部受傷的中國人民解放軍團長祁發寶已被任命為冬奧火炬傳遞的火炬手,被多國媒體人、藝術家、政治家與人士譴責中國再次試圖挑釁印度,並將北京冬奧會「政治化」[108][109][110]。《環球時報》的推特在印度引起了批評北京冬奧會的聲浪,其中印度記者Abhishek Bhalla評論「中國侵略性的信息戰仍在繼續。他們花了一段時間才宣布死亡,但現在在加勒萬衝突中頭部受傷的解放軍團長祁發寶是北京冬奧會火炬傳遞的火炬手!」[111][112]。印度退役少將AK Siwach在訪談中評論,中國解放軍正在對印度進行心理戰,並質問「中國有沒有照顧那些失去生命的人?與印度在衝突中犧牲的20名士兵相比,他們甚至沒有向中國公眾告訴他們失去了100多名解放軍士兵。中國今天處於孤立狀態,北京冬奧會遭到20多個國家的外交抵制」[113]。美國參議院外交委員會吉姆·里施譴責中國挑選一名襲擊印度士兵並對維吾爾人實施種族滅絕的軍事指揮部的一部分軍官擔任北京冬奧會的火炬手是「可恥的」[114][115]。2月3日,印度政府宣布,其駐北京大使館的最高外交官不會出席奧運會的開幕式或閉幕式。 新德里外交部發言人阿林丹·巴奇(Arindam Bagchi)在新聞發布會上表示:「中方選擇將奧運會這樣的賽事政治化,這確實令人遺憾」[116]。印度公共廣播公司也宣布旗下全印電視台體育頻道不會播出開幕式或閉幕式[117]。對此,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趙立堅作出回應,「我注意到了你的有關表態。我想說的是,我們希望有關方面對火炬手予以客觀理性看待,不要做政治化的解讀[118]。」而在隨後的開幕式上,祁發寶參與在「國掌旗官手相傳」環節,引起印方不滿[119]。
2月17日奧運會例行記者會上,中國冬奧組委會發言人嚴家蓉數次介入奧委會發言人亞當斯的問答,將回答問題政治化。問答環節包括人權、新疆勞動營、台灣和香港等問題,奧委會發言人亞當斯都以「與國際奧會或新聞發布會無關,奧委會只關心在運動領域、奧運會和奧運會的舉辦中保護人權,保護運動員和所有奧運會參與者的權利」來迴避問題。不過中國冬奧組委會發言人嚴家蓉則針對每個問題作出反應,提出「台灣是中國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新疆強迫勞動是謊言、反對將奧運會政治化」的想法。奧委會發言人亞當斯隨後被問及嚴家蓉的評論是否屬於政治聲明,這與國際奧會自我宣布的不介入國內問題和外部政治的立場不一致,但奧委會沒有直接回應。亞當斯在最後感謝媒體的問題並結束會議起身離開後,嚴家蓉對已經準備離開的記者喊道「等一下」,在完成她發表的感謝言論之前,亞當斯已經離席了[120]。中華民國外交部2月18日發表聲明稱,「中國官員公然利用奧運場域進行不當的政治宣傳,已嚴重違背奧會憲章有關「奧運不得政治化」相關規定[121]。中華台北奧委會亦對嚴家蓉的言論表示抗議,稱她利用運動場合趁機發表政治言論的行為嚴重違反奧林匹克憲章與奧運精神,並要求國際奧會約束及監督組委會發言,確保未來的奧林匹克賽事不會發生類似事件[122]。事後,國際奧會主席巴赫稱,國際奧會沒有忽視這些問題,並在記者會後立即與冬奧組委會取得聯繫,並再度重申國際奧會與冬奧組委會絕對會保持政治中立的承諾[123]。
政府官員缺席
以下國家(含有限承認國家,下同)宣布不派政府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部分國家以政治問題為由拒絕派官員出席,另一部分國家則未給出具體理由或僅給出疫情等與政治問題無關的理由。對此,中國外交部表示,根據奧運規則,各國官員出席奧運會應由本國奧委會邀請,而中華人民共和國從未邀請相關國家政府官員出席北京冬奧會。[124][125][126][127]
立陶宛:外交抵制[128]
美國:外交抵制[129],但以「在冬奧會期間為美國隊提供安全支持」為理由計劃派遣18名低等級官員來華[130]
紐西蘭:一系列因素,主要是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131]
澳洲:外交抵制[132]
英國:外交抵制[133]
加拿大:外交抵制[134]
科索沃[註 1]:外交抵制[135]
日本:官方未明確提及外交抵制[136],政府消息則指與宣布外交抵制的國家保持一致[137],該國奧委會(山下泰裕)、帕委會及東京奧組委官員(橋本聖子)計劃出席[136]
奧地利:強調基於公共衛生的考慮[138]
比利時:與美國等國保持一致[139]
愛沙尼亞:基於政治因素[140]
拉脫維亞:由於各種情況,包括疫情原因,與外交抵制保持距離,該國計劃派駐華大使出席[138]
北韓:聲稱因「敵對勢力陰謀煽動和全球性傳染病大流行」而無法參加,但支持中方活動[141]
丹麥:外交抵制[142]
瑞典:以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為由不出席,強調非外交抵制[143]
荷蘭:稱在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下針對人權問題與中國進行有意義對話的機會有限[144]
中華民國[註 2]:稱中華台北隊參賽人數有限,且出於對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矮化台灣的顧慮,比照往屆冬奧不派政府官員隨行[145][146]
瑞士: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之不確定性[147]
印度:因印中邊境衝突中中方「衛國戍邊英雄團長」祁發寶獲安排做冬奧聖火傳遞手,印度外交部宣布印度駐北京外交使節將不會出席冬奧開幕和閉幕儀式[148]
個人基本權利保障問題
北京冬奧主辦方要求所有相關人員安裝一個名為「冬奧通」(My 2022)的手機應用程式,以記錄個人健康狀況。公民實驗室於2022年1月18日發表報告稱該APP存在安全漏洞,未對敏感數據加密,同時還會不當收集用戶信息,並內置關鍵詞審查(截至報告發布時暫未激活),實驗室擔憂該屆比賽的相關人員會成為黑客入侵、隱私洩露及大規模監控的受害者。[151]
包括荷蘭、英國、美國、德國等國家的奧委會都建議各自代表團的人員不要攜帶各自私人電子設備前往中國,其中荷蘭隊計劃在代表團出發前為每一名成員分發未使用過的設備,供代表團在中國停留期間臨時使用[152]。《法新社》1月20日最新的消息指,冬奧技術部官員表示,相關漏洞已經得到修復,而對於內置政治敏感詞匯表一事,官員表示官方並無提出相關需求,是軟體開發商擅自加入。[153]
在2022年1月19日的中國駐美大使館新聞發布會上,有記者詢問如果運動員在冬奧會期間就人權等敏感問題發表看法,會有什麼後果。北京奧組委對外聯絡部副部長楊舒表示:「任何符合奧運精神的言論,我相信都會受到保護。而任何行為或言論違背奧運精神,特別是違反中國法律規定,也會受到一定的懲處。」[154]
針對楊舒對冬奧會參賽選手的言論限制警告引發各界的不滿,德國運動員聯合會對《明星》週刊表示,楊舒的講話印證了各方長期以來的擔憂,即運動員的言論自由目前是得不到保障的,並認為中國應允許運動員自由表達他們對自由民主價值觀的認同,即便是在比賽場館中,也應允許舉行和平抗議。《法蘭克福匯報》發表評論稱,北京發出這類威脅並不出乎意外,這就像德甲每個賽季開賽之前,人們總會預料拜仁慕尼黑將奪冠一樣。[155]澳洲體育部長理察·科爾貝克反駁楊舒,稱澳洲運動員在冬奧會期間有權自由地表達他們的政治觀點。[156]美國聯邦議員1月25日致信美國奧委會,呼籲確保運動員的言論自由及個人數據隱私。[157]
維吾爾族和藏族活動人士鼓勵運動員、贊助商和其他國際比賽參與者利用此屆冬奧為人權發聲[158]。
對境外媒體採訪的阻撓
2021年11月2日,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發表聲明,指責中華人民共和國當局以各種方式阻撓中國大陸境外媒體實地報道2022年北京冬奧相關新聞,違反奧林匹克憲章第48條關於「確保為最廣泛全球觀眾提供最充分媒體報道」的規定。聲明中提到,境外媒體自2020年起基本上無法參加北京冬奧相關的記者發布會或活動,試圖報名採訪相關活動的境外記者也被賽事組委會以各種原因拒絕,部分境外媒體試圖前往冬奧場館報道時也遭警方或工作人員攔阻,賽事組委會對於向境外媒體發放記者證的條件也含糊不清。[159][160]
對於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指控,國際奧會回應稱其一直重視全球媒體報道奧運的工作,並承諾會向2022年北京冬奧組織委員會表達有關關切[161]。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內德·普萊斯於11月4日表示,美方敦促中華人民共和國不要限制境外媒體記者自由報道該屆冬奧的權利,並確保他們的人身安全[162][163],他也呼籲北京冬奧組委和國際奧會改善境外媒體在開賽前及比賽期間的採訪環境[164]。對於普萊斯的發言,中華人民共和國外交部發言人汪文斌在11月5日的記者發布會上回應稱,北京冬奧組委會一直以來都歡迎各國媒體在遵守該國相關法律法規及防疫規定的前提下,報道及採訪北京冬奧會及冬帕運會,同時他也表示該國反對以新聞自由名義歪曲抹黑該國及該屆冬奧[165]。北京冬奧組委會則在一份回應衛報諮詢的聲明中否認限制境外媒體採訪一事,稱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的指控不符事實,並不能代表駐華境外媒體記者的真實聲音[166]。
冬奧結束後,駐華外國記者協會再發表聲明,批評中國當局在冬奧期間依然有干擾境外媒體採訪。該協會提到,有境外記者嘗試在混合採訪區採訪一名香港滑雪運動員,但遭到冬奧組委會工作人員阻撓,國際奧會僅定性為孤立案件;該協會也提到法新社一名記者曾在2月4日被阻止透過私人住所拍攝開幕式現場的案例,指出安全人員似乎對於記者拍攝奧運相關的影像資料特別敏感,不少記者被告知所有在公共空間的採訪報道活動必須事先獲得官方批准;另外,境外記者在冬奧前後也難以採訪到普通民眾。最後,駐華外國記者協會督促中國當局維護自己對外公開的規定,即允許記者在沒有官方干預威脅的情況下自由報道。[167]
2月4日晚,荷蘭廣播聯盟(NOS)的記者,Sjoerd den Daas在北京體育館一旁的街道上,與在荷蘭新聞台主播連線報導時,一名身穿便衣、佩戴紅色徽章寫著「公共治安志願者」的男子突然闖進畫面,把Sjoerd den Daas推離鏡頭,並大聲吆喝:「往前走,哥們兒!」。Sjoerd den Daas用中文對這名保全人員解釋:「請等一會兒,我現在在新聞聯播。」但男子繼續驅趕,Sjoerd den Daas於是對鏡頭說:「你們已經看到了,我們現在正被趕走。我們才剛從另一個地方被趕走。恐怕只能晚點再連線了。」保全人員持續跟記者拉扯,鏡頭也被擋住。[168]其後記者在拐角處的一個停車場恢復連線。[169][170]荷蘭公共電視發布推文表示:「我們的記者在直播時被拉到鏡頭外,這樣被驅趕的不幸狀況逐漸成為在中國新聞工作的日常」,表示記者人沒事,最後也將順利完成報導。Sjoerd den Daas隨後接受荷蘭媒體訪問時表示,他仍然不知道為什麼工作會被打斷:「我們很早就去了那裡。警察說我們可以再在那裡待10分鐘,所以後來我們在200到300米外架起了工具,然後我們就去直播。不知道從哪裡來的一個不知名的人來到我們身邊。他把我們拉走了」。他向對方問是什麼事,但依然沒有得到答案:「那是一種奇怪的經歷。對方沒有說他為什麼要這樣做。那是一個安全志願者。他沒有進一步的權力。他不能告訴我們做錯了什麼,所以我到現在還是不知道」[171]。NOS總編輯Marcel Gelauff援引稱這是中國新聞自由狀況的又一「痛苦例證」,在中國做一名記者很困難,限制自由的趨勢影響深遠,而且由於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這種趨勢可能更加強烈。他希望Sjoerd和其他記者能夠自由地工作。[172][173]
中國《環球時報》報道稱,實際上記者當時所處的位置當時正處於開幕式時的臨時管制區,當時執勤保安以溫和的態度請記者離開封閉區,但記者沒有出示合適的身份證明下仍然自顧自地完成直播,雖然事後在Twitter的聲明中也提及了該點[174]。但中國官媒的上述說法無法得到獨立的證實,中國方面與國際奧會也沒有對「臨時管制區」作出回應[175]。
針對荷蘭記者被粗暴對待,以及阻撓媒體工作的擔憂,國際奧會發言人馬克亞當斯(Mark Adams)於2月5日表示,涉及一名「熱心人士」對NOS記者Sjoerd den Daas的事件是「不幸的情況」,他希望這是一起單獨事件,他已就此事與NOS保持聯繫,已取得NOS發言人聲稱已解決了事件。國際奧會一再發出保證聲明,承諾與中國東道主簽訂的合同將允許包括運動員和媒體在內的每一位參賽者在圈內自由發言,所有人可以在閉環內能夠繼續工作,並希望類似事情不會再次發生[176][177]。然而2月6日,NOS發表文告質疑國際奧會,對那位「發言人」感到好奇,NOS的管理層、新聞和體育編輯、北京奧運代表隊的領導和記者本人都沒有與國際奧會的任何人談論當天的事件[170]。Sjoerd den Daas也表示「在最近幾周,我們與幾位外國記者同事一樣,在報道與奧運會有關的話題時多次受到警察的阻撓或阻止。因此,昨晚發生的事件並不是一個孤立的事件,但這種情況很少在直播中發生」[178]。
2月7日,NOS主編Marcel Galauff與國際奧會傳播部負責人Christian Klaue交談後,兩者共同得出的結論是,「NOS駐中國記者Sjoerd den Daas在直播期間遭驅趕是一起不愉快的事件,NOS與IOC之間的溝通是誤會的結果。」NOS發言人表示,此案因此得到了解決[179]。
輿論操控
《紐約時報》和獨立調查新聞機構ProPublica的調查發現,在該屆冬奧期間,超過3,000個機器人、虛假帳戶、真實帳號和其他工具為中國選擇地編輯事件的呈現方式,試圖影響海外的冬奧敘事,並扼制所有批評的聲音。其中一個名為Spicy Panda的帳號使用者專門傳播指責美國試圖「玷污奧運會」的聲音,而該帳號與中國重慶的官方媒體宣傳平台iChongqing有關聯[180][181]。
ProPublica在對Spicy Panda的支持者分析中發現了861個帳戶,其中90%是在12月1日之後創建的。這些帳戶的第一則協調帖子是推動北京的立場,主張香港立法會選舉是合法的,儘管有批評者稱投票是假的,後來,這些帳戶將注意力轉向了奧運會。在《紐約時報》和ProPublica向Twitter詢問這些帳戶後,超過800個推廣Spicy Panda的帳戶被暫停,理由是違反了Twitter的操縱和垃圾郵件政策[180][181]。
而調查也發現,中國還試圖以更隱蔽的方式影響網絡討論。ProPublica確定了一個由3,000多個不真實的Twitter帳戶組成的網絡,這些帳戶似乎正在協調通過分享帶有相同評論的官方媒體帖子來宣傳奧運會。而此類帳戶往往是最近創建,關注者很少,發推文大多是轉發,沒有自己的內容,而且只是為了放大中國官方的聲音。其他類似機器人的帳戶推廣的主題標籤也旨在掩蓋對中國的批評[180][181]。
澳洲戰略政策研究所國際網絡政策中心的研究員Albert Zhang表示,即使是奧運會的官方吉祥物冰墩墩也被數以千個新創建或以前不活躍的帳戶和中國官方媒體一起幫助傳播,經營造奧運會的受歡迎程度。而在官方宣傳的「閉環」中,中國精心策劃了普通中國人看到或讀到的幾乎所有東西。其效果是今屆冬奧會沒有醜聞、批評或壞消息的奧運會。例子如當美國男子冰球隊迎戰中國隊的比賽沒有在主要的國家電視體育頻道CCTV-5播出,中國以0比8的失利在新聞報道中也只是粗略提及[180][181]。
奧運會最大的政治輿論操控也在中國的網際網路防火牆之外展開:職業網球運動員和三屆奧運選手彭帥,在指責共產黨高級領導人性侵她後引起了軒然大波,而這一切都沒有在中國國內出現,所有對她指控的提及都已被刪除。社交媒體監控公司Graphika也表示,觀察到另一個中國宣傳網絡組織使用包括Facebook在內的外國社交媒體平台,Graphika認定的一個虛假帳戶在Facebook上強調奧運會對環境友好、加強中俄關係,俄羅斯總統普丁出席了開幕式,發布視頻批評美國媒體對烏克蘭衝突的報道稱「挑釁中俄關係」。中國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曾為使用推特和臉書進行了辯護,稱這些網站是打擊西方負面形象的「額外渠道」,儘管這些平台在中國已被禁止使用[180][181]。
2019冠狀病毒病疫情的影響

2019冠狀病毒病在全球的大流行令2020年東京奧運被迫推遲,這也給該屆冬奧帶來壓力[182]。另一方面,包括2020年世界冰壺錦標賽、2020年世界冰球錦標賽在內的部分冬奧資格賽與測試賽也因疫情被迫取消或調整。
在中國嚴格的防疫政策下,不少原定於中國舉辦的比賽,包括2022年四大洲花式滑冰錦標賽、WTA巡迴賽總決賽、2021年中國杯花式滑冰賽等都被取消或者易地舉行。令外界質疑該屆冬奧能否順利舉辦。[183]
另外,國家冰球聯盟出於COVID-19病例的增加和越來越多的比賽延期導致常規賽日程被嚴重打亂,決定不允許聯盟旗下任何一名運動員參與該屆冬奧。[184]
對於疫情對該屆冬奧籌辦工作的影響,全國政協委員楊揚認為,部分工作因疫情的不確定性帶來挑戰,尤其因疫情導致的全球旅行限制,令關鍵技術崗位需要的國際人才的到崗保障帶來了不確定性。她建議推出「疫情防控期間保障北京冬奧會國際交流與技術人才來京工作相關政策」,以便組委會制定工作計劃,保障該屆冬奧順利進行。[185]
2021年12月13日,北京冬奧組委發布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奧會和冬帕運會防疫手冊》,規定只有獲醫學豁免者及入境中國大陸至少14日前完成2019冠狀病毒病疫苗全程接種者,方可免除隔離,直接進入閉環管理。不符相關條件的人員則須在指定地點接受21天集中隔離後,方可進入閉環系統。所有在閉環內的境內及境外相關人員須接受每日健康監測和核酸檢測,只能乘坐專用車輛往返比賽場館、冬奧村或入住酒店等,確保與閉環外一切非相關人員無任何接觸。[186][187]
交通運輸方面,冬奧相關人員只能乘坐專用車輛及專用高鐵列車來往冬奧各個場館。其中專用車輛貼有專用標識以供大眾辨認,北京市交通管理部門要求非相關人員注意與冬奧專用車輛及車內人員保持安全距離,如發生事故須等待專業人員到場處置。京張高鐵的沿線車站和冬奧專用列車亦在冬奧期間設立專供冬奧相關人員活動的區域,確保冬奧相關人員與外界間沒有任何接觸。[188][189]另外,承接大量冬奧相關人員出入境的北京首都機場亦劃設專用通道,確保普通旅客不會與出入境相關人員接觸[190]。航班方面,北京當局於2021年12月確定以包機和臨時航班為主,商業航班為輔的原則,來確保所有境外相關人員的入境,出境則僅能乘坐包機或臨時航班[191]。奧林匹克專用車道於2022年1月21日正式啟用。[192]
第139屆國際奧會全體會議的日程也因應疫情有所調整,定於2月3日、19日和5月20日進行,其中2月3日和19日的會議在北京進行,5月20日的會議則在瑞士洛桑進行。[193][194]
根據冬奧組委會官方公布的數據,1月23日至2月20日期間,機場內累計入境的相關人員人數為13690人,共檢測出265例陽性;冬奧閉環內共進行約185萬人次核酸檢測,累計檢測出172例陽性。[195]
2021年9月,國際奧會執行委員會會議決定北京冬奧會及冬帕運會不面向中國大陸以外的觀眾售票,僅面向中國大陸境內符合疫情防控相關要求的觀眾售票[196]。
2022年1月17日,鑒於疫情防控形勢依舊嚴峻複雜,除禁止外國觀眾現場觀看冬奧會,中國宣布大部分中國人也無法現場觀賽。北京冬奧組委會宣布將取消公開售票,以「保障涉奧人員和觀眾的健康安全」。[197]
早在2021年11月進行的雪橇測試賽之時,就有選手抱怨冬奧主辦方的防疫及隔離政策過於嚴格。當時有1名運動員檢測出2019冠狀病毒呈陽性,致使所有密切接觸者都被要求在酒店隔離。其中數名德國雪橇隊的選手也遭受波及,接受3天隔離的費利克斯·洛赫憶述當時狀況時表示:「我完全不能想像在那裡生活。」他稱酒店工作人員一直監看運動員,要求他們遵守防疫規定,令運動員沒有自由空間。雙人選手托比亞斯·阿爾特在一次和隊友上賽道準備出發前突然接到自身檢測結果呈陽性消息,結果他還未更換衣服便被迫上救護車,在酒店隔離兩天,所幸檢測結果為假陽性,他和隊友的比賽也未受耽誤,事後阿爾特也表達質疑,稱如果德國奧委會原則上提出建議要求運動員不要前往中國比賽,那麼他也不準備去。[198]納塔莉·蓋森貝格爾也在Instagram里抱怨隔離條件和飲食問題,她表示自己在整個測試賽期間都被隔離,不允許離開房間,事後她甚至一度考慮放棄參加該屆冬奧[199]。後來蓋森貝格爾在收到國際奧會向她保證會改善條件的回覆後,決定出戰該屆冬奧[200]。
冬奧期間,針對冬奧主辦方隔離條件不合理或過嚴格的投訴仍有出現:
- 比利時空架雪車選手金·梅勒曼斯(Kim Meylemans)在抵達北京後,被驗出感染了COVID-19後,被迫從選手村移往一座隔離設施。她於2月2日在Instagram哭訴,她原以為只需隔離3天,並連續兩次檢測呈陰性的情況下就可以離開隔離設施,但卻被轉到另一座隔離中心再隔離7天,可能無法參與11日開始的賽事,並對自己在北京的陽性結果感到震驚,因為她之前已經檢測出十幾次陰性結果。後來,在她情緒激動地請求幫助的數小時後,她在國際奧會的干預下得以從設施中離開[201]。
- 德國代表團團長Dirk Schimmelpfennig於2月6日向國際奧會奧運會投訴,其三屆奧運會北歐混合式滑雪金牌得主埃瑞克·弗倫策爾所住的隔離室描述為「不可接受」,要求將埃瑞克·弗倫澤爾搬到一個更大的房間,需要更好的網絡和食物質量。國際奧會奧運會執行董事克里斯托夫·杜比(Christophe Dubi)對受影響的運動員承認條件不夠好,但堅稱在持續改進,確保網際網路條件、食物、房間的大小和訓練設備[202][203]。
- 波蘭短道競速滑冰選手納塔利婭·馬利謝夫斯卡於2月6日向媒體描述她在冬奧會期間的隔離經歷。由於中國防疫人員對她COVID-19的測試結果相互矛盾,她被多次反覆來回隔離設施與奧運會。納塔利婭稱,她於2月5日凌晨3點突然被繫著相機的員工趕出隔離酒店:「他們在午夜時分告訴我,我可以出去,五分鐘後,我就不能出去了。他們告訴我,有很多你不會理解的政治內容。這就是中國」,並在隔離設施一直活在恐懼及情緒轉換之中,感嘆當時哭到沒有眼淚為止。納塔利婭表示,當天她被告知可以參加晚間預賽訓練,然後在準備熱身的半小時前收到消息,她的檢測結果再次呈陽性,中國防疫人員告訴她之前的結果搞錯了。然後到晚上她再次接受了測試,結果第二天早上收到了一個陰性結果[204]。納塔利婭也因此錯過2月5日的500公尺小項[205]。納塔利婭隨後在社交媒體發文形容自己當晚感到相當「恐怖」,深怕臨時又被人帶回去隔離。她說再也不相信任何病毒檢測結果,整起事件對她來說就是個大笑話,內心再也無法承受[206]。北京奧運醫學專家小組主席布賴恩·麥克洛斯基(Brian McCloskey)於2月8日指出理解這種沮喪和失望,正在努力改善這一點[207]。
- 芬蘭冰球隊總教練尤卡·亞洛寧為其冰球選手馬爾科·安蒂拉的隔離待遇表示不滿,並批評中國不會尊重運動員的人權。亞洛寧解釋,安蒂拉在抵達中國之前在芬蘭檢測結果呈陰性,但在1月18日抵達北京時檢測呈陽性,因此在中國當局的要求下,他被救護車送往隔離設施,被單獨隔離在一個隔離酒店[208]。據教練亞洛寧說「那裡簡直就是一個監獄。」,指安蒂拉在隔離期間沒有獲得好的食物,承受巨大的精神壓力。亞洛寧對安蒂拉的隔離提出質疑:「在我們來到這裡之前,馬爾科已經和我們的球隊待了大約一周,那一周他和球員和教練組在一起,沒有人從他或其他人那裡感染任何病毒。這就是為什麼我們認為中國出於某種原因不會尊重他的人權」[209]。亞洛寧也對中國在奧運會期間實施極其嚴格的防疫規定表示不滿:「如果中國當局不儘快採取行動,我們必須考慮其他方法。國際冰球聯合會已計劃與國際奧會會面,討論馬爾科和其他運動員的案件」。芬蘭隊的隊醫瑪麗特·瓦爾托寧(Maarit Valtonen)聲稱,這一規定更多的是為了保護中國的形象,而不是運動員:「看來這背後有文化和政治原因,而不是醫學原因」[208][209]。安蒂拉錯過了2月10日芬蘭對陣斯洛伐克的揭幕戰,直到11日才及時重返比賽[210]。
針對一系列相關批評,國際奧會運動員委員會與受影響的運動員保持聯繫,並承諾會改善條件。國際奧會也在2月中旬派遣工作人員穿防護服進入隔離設施當中,以理解受影響運動員的隔離條件。[211]
閉環內餐食及設施問題
該屆冬奧期間,閉環內的食物和設施都有被投訴。[212]有傳媒公開質疑隔離酒店的菜單,認為其價格不合常理。有南韓運動員指食物參差,競速滑冰運動員鄭在源表示北京冬奧選手村的食物比2018年平昌冬奧的難吃。亦有運動員表示北京選手村餐廳的食物太油膩,吃過一次已經不想再去。俄羅斯女運動員Valeria Vasnetsova在社交網上申訴隔離酒店食物難吃,令人倒胃口,身體難以適應。[212]德國隊克里斯蒂安·施威格(Christian Schwaiger)告訴記者,抱怨高山滑雪的滑降賽事上主辦方沒有提供熱食,只有一些薯片、堅果及巧克力就什麼都沒有,表明缺乏對高性能運動的關注。他補充說,他曾要求改善餐飲,但完全沒有任何改變。其它國家的運動員對此相呼應,例如美國代表隊發言人與奧地利代表隊馬蒂亞斯·梅爾坦言,會在上山前自備熱食[213]。不過在此期間也有運動員對奧運村餐食持正面評價,其中美屬薩摩亞選手內森·克倫普頓在採訪時說很喜歡奧運村的餃子,並人稱「餃子哥」[214],而馬爾他女單板滑雪運動員珍妮斯·斯皮泰里(Jenise Spiteri)因在比賽間隙吃豆包走紅網絡,許多網友稱她為「豆包小姐姐」,介紹採訪時也不忘拿出豆包吃幾口:「我第一天來就吃到豆包,然後意識到每頓飯都有,所以早中晚三頓飯都會吃」[215]。
芬蘭選手卡特麗·呂林佩雷於2月9日在IG上傳多則選手村影片,包括天花板漏水,在地板上形成了一個水池,工作人員穿著全套防護裝備來幫助清理的影片,讓她無奈發文寫下「救命!」(Help)。她表示,其實在入住前就已經發現漏水的問題,只是工作人員一直拖到整個宿舍大廳變成水池才處理[216]。一些芬蘭運動員也在推特和Instagram上發布了這一事件[217]。不過,相關視頻已經刪除[218][219]。
朝鮮族服飾爭議
開幕式上,表演者身著中國56個民族服裝的場面中,其中一名身穿的朝鮮族傳統服裝(中方稱朝鮮族朝鮮服)出現在國旗傳遞環節[220],引起韓國政治人物與民間的不滿(韓國認為是韓服),聲稱中國「剽竊」韓國傳統文化。[221]時任韓國文化部長黃熙雖然表示,他已經料到開幕式上會出現韓服的情況,所以才特地穿韓服參加活動,認為在開幕式上穿著韓服就是一種無聲的抗議。黃熙對韓國沒有對開幕式中出現韓服正式提出抗議而招致批評表示,他因為以韓國政府代表團團長身份訪華的情況下必須慎重,同時重申,韓國政府沒有計劃就服裝問題向北京正式投訴,因為中國政府從未主張韓服是中國的。但他補充說,這個問題「可能會在兩國之間造成誤會」[222]。也有韓國政治人物表示應理性看待,因為這代表了200萬中國朝鮮族。[223]
韓國國會文化體育觀光委員會全體成員強烈譴責中國政府在冬奧會進行文化盜用,並一致強調,文化盜用不僅是對主權的侵犯,也是中國利用韓國人民創造力創造的文化資產的一種策略,並回憶起中國領導人曾向美國總統告知「朝鮮半島是屬於中國」的言論是荒謬的。而中國正在奪走韓國人民的文化資產,並企圖精心製作其東北文化工程,將韓國文化歸屬為中國文化。最後,委員會敦促政府停止與中國的親中亡國外交,並立即實施強烈抗議措施,向國際奧會表示遺憾[224]。韓國全國經濟人聯合會亞太合作組組長李在洙表示,如果任由兩國的反中、反韓情緒蔓延,對兩國企業都沒有好處。[225]
中國駐韓國大使館發言人表示,朝鮮服為韓國和朝鮮民族固有的傳統文化,朝鮮族等中國少數民族有權利身穿傳統服裝參加北京冬奧開幕式,而朝鮮族傳統文化既是朝鮮半島的,也是中國朝鮮族的[226],中方尊重韓國的歷史文化傳統,希望韓方也能夠尊重包括朝鮮族在內中國各民族人民的感情[225]。韓國外交部發言人崔泳杉表示,外國使領館在對當地媒體報道和政客言論公開表態時,應尊重駐在國國情和國民情緒。中國駐韓大使館作為外交使節,公開批評韓國國內輿論和政界人士言論的行為是過度應對和越權[227]。
場地安全問題
波蘭雪橇選手馬特烏斯·索喬維奇於2021年11月8日14:15[228]在北京延慶國家雪車雪橇中心訓練時,在綠燈亮起時出發,然而在經過一個彎道時發現賽道前方閘門已關上,來不及反應的他直接撞上閘門,致使他左腿膝蓋骨裂,右腿亦被割傷至入骨。事故發生後他被送往醫院[229],並於當晚進行了手術[228]。索喬維奇事後批評了主辦方的應對不當,他稱場館工作人員在事故發生後反應遲緩、手足無措,有人甚至試圖用手套觸摸他撞傷後暴露出來的腿部骨頭[230]。國際雪橇聯合會和場館團隊事後全面檢查了賽道,並優化了訓練組織流程[228]。國際奧會2022年冬奧協調委員會主席小薩馬蘭奇表示此事件值得各方吸取教訓,並認為主辦方在開幕前有充足時間改善[231]。
判罰爭議
2022年2月7日進行的跳台滑雪混合團體普通跳台比賽期間,共有來自4支不同隊伍的5名選手遭裁判認定比賽服裝不合格,而被取消成績,受影響選手包括奧地利隊的Daniela Iraschko-Stolz、德國隊的卡塔琳娜·阿爾特豪斯、日本隊的高梨沙羅,及挪威隊的Anna Odine Stroem和Silje Opseth。一系列判罰影響了四隊的總成績,日本隊、奧地利隊、挪威隊、德國隊分別排在第四、第五、第八、第九位,前三名分別由斯洛維尼亞隊、俄羅斯奧委會隊和加拿大隊獲得。此次比賽的裁判基於2021年11月生效的國際滑雪聯合會新規來判定選手服裝是否合格。[232][233]
賽後阿爾特豪斯表示,自己在比賽期間所穿的服裝和兩天前進行的女子個人項目時的相同,同時自己此前11年來一直都有檢查比賽服裝,一次都沒有被判取消成績,並稱「國際滑雪聯合會毀了女子跳台滑雪」。挪威隊領隊Clas Brede Bråthen也稱「這是跳台滑雪史上最黑暗的一天」。Opseth對自己受罰表示震驚,並稱自己無法理解當天到底發生什麼。高梨則透過社交媒體向所有支持者道歉,稱「因為自己一個人的取消資格,改變了所有人的人生」。針對這一系列判罰,國際滑雪聯合會的Aga Baczkowska在接受挪威廣播公司採訪時稱,此次比賽的判罰均依據新規,所有隊伍都有責任確保各自隊員的比賽服裝符合規定。[232][233]
2022年2月7日白天的單板滑雪男子坡面障礙技巧決賽中,加拿大選手馬克桑斯·帕羅奪冠,中國選手蘇翊鳴摘得銀牌。然而賽後裁判的打分遭到質疑,例如英國廣播公司評論員埃德·利認為帕羅分數被高估,理由是轉播畫面顯示帕羅在比賽中沒有抓住滑雪板,而是抓住了膝蓋,這可能會被扣掉2至3分,足以影響最終獎牌歸屬,但現場裁判卻沒有發現這一點[234][235];澳洲七號電視網評論員米奇·湯姆林森(Mitch Tomlinson)和瑞恩·蒂恩(Ryan Tiene)也持類似觀點[236];與此同時也有聲音認為是加拿大裁判壓低了蘇翊鳴的分數[237]。有觀點指此次誤判風波堪比當年馬拉度納的「上帝之手」[238]。
2022年2月8日,滑雪運動資訊網站「Whitelines」刊登了一篇對北京冬奧會單板滑雪裁判長伊茲塔克·蘇馬蒂奇(Iztok Sumatic)的採訪。蘇馬蒂奇承認當時由於鏡頭角度問題,裁判組忽略了帕羅的失誤動作,稍後更為詳細的鏡頭公布,但為時已晚。他表示,如果第一時間看到失誤動作,「那肯定是不一樣的分數(It would be different scores yes)」。[239]但對於蘇馬蒂奇的言論,有不具名的國際雪聯有關人士表示,上述言論本意並非只針對於本次誤判,如果有更多角度的回放鏡頭供裁判觀看,可能會影響更多選手的分數[240]。
針對誤判風波,當事人之一蘇翊鳴表示並沒有過多在意網絡輿論和分數,對結果已經很滿意,對能與自己的「偶像」帕羅和馬克·麥克莫里斯(本場比賽銅牌得主)同場競技感到榮幸。[237]蘇翊鳴的教練佐藤康弘也發表公開信,請求輿論不要向裁判施壓[240]。事件另一主角、金牌得主帕羅承認自己有失誤,但仍配得上這枚金牌;而銅牌得主麥克莫里斯則表示自己當天發揮最佳,足以摘金。[241]
中國選手范可新在2022年2月7日進行的短道競速滑冰女子500公尺半準決賽時,疑似將場上標誌物推到前方選手、加拿大選手艾莉森·查爾斯腳下,試圖讓對方摔倒,不料自己也閃避不及同樣摔倒。賽後裁判認定查爾斯在摔倒前為第2名,將其判進下一輪。范可新則沒有晉級,但裁判並未認定其行爲構成犯規。[242]
2022年2月7日晚間的短道競速滑冰男子1000米比賽中,出現判罰爭議。在準決賽第一組較量中,韓國選手黃大憲因被判犯規取消成績,另一位韓國選手李俊瑞也因犯規導致成績取消;稍晚的A組決賽中,原本成績第一的匈牙利選手劉少林被判兩次犯規,取消成績之餘,領到一張黃牌,最後中國選手任子偉和李文龍分別獲得金牌和銀牌。賽後韓國隊和匈牙利隊均對判罰不滿並提出申訴。[243][244]稍後國際滑冰聯盟(ISU)在一份聲明中表示駁回申訴,並給出理由:黃大憲因「違規超越導致(身體)接觸」(illegal late pass causing contact)被判犯規,劉少林則因先後「在直道由內向外變道造成接觸」(in the straight lane change from inside to out causing contact)和「在終點時用手臂阻擋」(arm block at the finish)兩次犯規吃到黃牌,裁判通過視頻回放確認了上述情況。[245]
在ISU發表聲明後,韓國於2月8日就「判斷偏見」的爭議上訴至國際體育仲裁法庭(CAS),這是自2004年雅典奧運會相隔18年以來,韓國第2次在奧運會期間上訴CAS[246]。不過最終韓國方面撤回了上訴決定,該隊稱相關的判罰並非發生在決賽階段,即便贏得上訴也不會有任何收穫[247]。
2022年4月8日,ISU通過技術委員會審議了在北京冬奧會期間參與韓國代表團抗議活動的韓國籍裁判崔龍九的公開發言,對其做出紀律處分,取消了他的國際裁判資格。自此,韓國的ISU國際裁判只剩2位。[248][249]
日本選手平野步夢在2022年2月11日進行的單板滑雪男子U型場地技巧決賽第二滑期間成功做出高難度的外轉斜體空翻三周轉體1440度(frontside triple cork 1440)動作,然而其中一位裁判僅給出89分的分數,致使平野第二滑整體分數被壓低至91.75分,暫列第二位。儘管如此,平野步夢仍舊憑藉第三滑的出色發揮,成功反超至第一位,獲得金牌。數名解說對於裁判打分偏低表示不滿,其中擔任NBC解說員的美國前單板滑雪選手Todd Richards在看到分數後表示不敢相信,稱裁判自毀公信力。[250]賽後平野步夢也表示自己無法接受第二滑的打分,便在最後一滑盡情發揮宣洩憤怒[251]。
競速滑冰男子500米比賽於2022年2月12日進行,最後兩組均出現有選手被判起跑違規,需要重新起跑的情形,其中第15組出發的加拿大選手洛朗·迪布勒伊和日本選手新濱立也作為比賽奪牌熱門均受到波及,最終迪布勒伊以0.03秒之差無緣獎牌,新濱則在第二次起跑不久後一度失去平衡差點摔倒,以35.12秒名列第20位。對於最後兩組選手的搶跑判定,比利時前競速滑冰選手巴爾特·費爾德坎普表示非常可疑,稱最後兩組各自的第一次起跑都遠談不上搶跑。[252][253]迪布勒伊賽後並未將自己的錯失獎牌歸咎於搶跑判定上,稱這完全有可能克服,只是一個小困難,並不會帶來影響[254]。
在短道競速滑冰2000公尺混合團體接力半決賽熱身賽中,美國隊以微弱優勢落後於匈牙利獲得第二名,被取消資格。這使得排名第三的中國隊奪得第二名,晉級決賽,最終奪得金牌。[255]據賽事官員稱,該隊在重賽審查時因「在賽道內幹擾前來交換的選手」而被取消資格。[255]被認定造成處罰原因的滑冰運動員瑞安·皮維羅托(Ryan Pivirotto)表示,「接到一個電話是提到關於我做了什麼。我甚至不知道自己到底做了什麼,因為(他)和我沒有任何接觸」。[255]代表美國參加奧運但沒有參加接力賽的Maame Biney認為這項決定是一個「有趣的決定」。[255]
禁藥違規
截至冬奧閉幕兩天後,共出現五例與該屆冬奧選手相關的禁藥陽性案例。受波及選手包括伊朗高山滑雪選手海珊·薩韋·謝姆沙基、俄羅斯奧委會隊選手卡米拉·瓦莉娃、烏克蘭越野滑雪選手薇林特斯納·卡明斯卡婭、烏克蘭雪車選手Lidiia Hunko和西班牙花式滑冰選手Laura Barquero,當中瓦莉娃的案例備受關注。[256]
原定於2月8日進行的花式滑冰團體比賽的頒獎儀式未能按計劃進行,對此國際奧林匹克委員會發言人馬克·亞當斯(Mark Adams)解釋稱,推遲頒獎典禮是因為需要與國際滑冰總會進行「法律諮詢」[257]。2月11日,瑞典斯德哥爾摩反興奮劑實驗室發表了一份去年12月對俄奧委運動員卡米拉·瓦利耶娃實施的藥檢報告,稱其藥檢樣本疑似對禁藥曲美他嗪呈陽性反應[258][259]。這是在2021年12月25日俄羅斯花式滑冰錦標賽期間取得的血樣,直到2月8日該樣品還沒有被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WADA)實驗室分析檢測。[260]
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RUSADA)最初決定對瓦利耶娃實施臨時禁賽,在運動員提出上訴後,於2月9日取消了禁賽。[261]就在她被臨時禁賽的一天後,國際奧會、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和國際滑冰總會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抗議。2月12日,RUSADA和國際奧會宣布他們將拓寬各自的調查的範圍,包括她的隨從成員(如教練、團隊醫生等等)。[262]
2月13日晚上,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召集IOC、WADA、ISU、RUSADA、ROC代表和瓦利耶娃本人在北京的臨時辦公室召開視頻聽證會。一天後,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宣布駁回上訴,允許瓦利耶娃參加女子單人滑比賽。[263][264]國際體育仲裁法庭裁定,由於瓦利耶娃作為未成年人,在WADA的規則下被歸類為「受保護的人」,同時她在冬奧期間的藥檢樣本未檢測出陽性反應,另外,檢測結果通知不及時,「損害了運動員為自己的利益建立某些法律要求的能力」,「並非運動員的過錯」[265][266]。
在國際體育仲裁法庭公布判決結果後,國際奧會宣布,在瓦利耶娃的興奮劑陽性事件調查結果公布前,不會為團體比賽前三名的隊伍頒發獎牌,如果瓦利耶娃在女子單人滑項目上進入前三名,也同樣不會在調查結束前為該項目前三名頒發獎牌。另外,國際奧會還要求國際滑冰總會在瓦利耶娃進入女子單人滑短曲前24名的情況下,允許獲得第25名的選手參加長曲階段。[267]瓦利耶娃最終在女子單人滑長曲階段發揮失常,數次摔倒,獲得第四名,頒獎儀式也因此正常舉行[268]。
美國奧林匹克與帕拉林匹克委員會對於國際奧會無限期推遲團體比賽頒獎典禮的決定表示不滿,稱這對運動員並不公平[269]。美國隊曾一度向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提出申訴,要求為代表該國參加團體比賽的九名隊員頒發銀牌,然而申訴最終遭到駁回[270]。國際奧會考慮為分別位列團體賽第二和第三名的美國隊和日本隊贈送奧運火炬以臨時代替獎牌[271]。
2月15日,國際奧會資深成員丹尼斯·奧斯瓦爾德(Denis Oswald)透露,據瓦利耶娃自己解釋稱,藥檢陽性可能受到了祖父服用的某種藥物的影響。他的祖父在服用了治療心臟病的藥物之後,杯子裡的飲用水裡殘留了一些藥物,瓦利耶娃不慎使用了被藥物污染的水杯。[272]《紐約時報》的一篇報道表示瓦利耶娃的祖父錄製了一段視頻給聽證會,證實自己確實服用了曲美他嗪。[273]3月中旬,世界反運動禁藥機構要求俄羅斯反興奮劑機構在8月8日前提交和瓦利耶娃相關的報告[274]。
2024年1月29日,國際體育仲裁法庭正式對卡米拉·瓦莉娃禁藥事件作出判決,宣布維持2021年決定的對瓦莉娃禁賽至2025年的決定,至於俄羅斯奧委會隊在團體賽上獲得金牌是否被剝奪,以及瓦莉娃在女子單人滑小項的成績是否被取消則由國際滑冰總會決定。[275]不久後,國際滑冰總會決定取消瓦莉娃在未通過藥檢後所有在國際比賽上取得的成績,其中女子單人滑的成績全部取消,俄羅斯奧委會隊在團體賽上的成績則僅扣減瓦莉娃所貢獻的共計20分,團體賽積分重新計算後,俄羅斯奧委會隊最終失去該小項的金牌,獲得銅牌[276]。
注釋
參考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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